沈从文的短篇小说《山鬼》 读后感
杰作，可惜只完成第一卷，易使人想起断臂的维纳作者以辰河流域一个小小的水码头为背景，写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
自然景物的明朗，小女儿性情的天真纯粹以及牧歌谐趣的点染，增加了生活的光亮。
但面对现实，更造成了作者和读者无法排解的隐忧。
作品形式的精美与情感的深致，使一切介绍均属多余。
内容提要：《长河》为沈从文名作，是作者一九三七年回到湘西，并且在沅水中部一个县城里住了约四个月之后有感而写的一篇随记。
是他继《边城》之后，关于湘西人物、风情的又一曲挽歌。
跟随作者叙述的目光，我们可以感受到湘西在战争发展中的种种变迁。
作者简介：沈从文，沈从文（1902-1988），京派小说代表人物，原名沈岳焕，荒僻神秘的湘西凤凰县，有苗汉土家族的血统。
14岁高小毕业后入伍，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厌恶心理。
接触新文学后，他于1923年寻至北京，欲入大学而不成，窘困中开始用“休芸芸”这一笔名进行创作。
至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边城》、《长河》等。
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反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
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
早期的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基本主题已见端倪，但城乡两条线索尚不清晰，两性关系的描写较浅，文学的纯净度也差些。
30年代后，他的创作显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
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
“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
关于沈从文的论文
浅议《边城》的人性美摘要：沈从文对中国现代文学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作品里所构建出来的“湘西世界”折射出来的人性美。
“湘西世界”如诗如画，恬静淡远。
《边城》是沈从文湘西小说的代表作，是“湘西世界”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的深刻表现。
《边城》正是通过抒写生活中常见的亲情、友情、爱情及文章本身所蕴含的内涵品质来表现人性美的。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代表作人性美人性美是对人的本性的赞美和歌颂。
人性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基本特质，既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
在人类生活中，我们只有不断地完善自我的人性，人性美才能得到充分实现和肯定。
人性，作为支撑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在沈从文笔下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读过沈从文《边城》的人，都会被作品中所展现的人性美所震撼。
这种力量使人对“爱”和“美”的人性更加珍惜，更加向往。
在《边城》中，作者赋予他笔下的所有人以一种淳厚、质朴的人性，《边城》也被许多读者看作是“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著作”。
他的作品游离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在文学的大道上另辟蹊径，不沉溺于当时阴沉、郁闷的社会大背景之下反而以抒写平实、自然、质朴的人及人性为题材，从而寄托作者对社会、对人生的反思。
《边城》中人性美主要体现在爱情、亲情、友情三个方面：一、“平淡无奇”的爱情彰显人性美爱情，本身就是浪漫的代名词。
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有许多以爱情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但它们大多单纯地写主人公之间感天动地的爱情或
边城人物详细分析 沈从文简介
（1）翠翠： 翠翠是一个天真善良、温柔清纯、聪明乖巧的少女。
自幼父母双亡的她和外公相依为命，对外公关心备至。
因为外公不理解她的心事，虽然有外公无微不至照顾自己，但是并不能真正理解她作为一个青春少女的情怀，内心无比孤独。
她情窦初开，爱上了傩送，感情纯洁真挚。
但少女的羞涩又使她难以明确表达。
面对爷爷的委婉引导，旁敲侧击的询问，虽心知肚明，却又闪烁其辞地表明态度。
最后天保闯滩而死，傩送离家出走，外公为她的婚事忧愁而亡，她只能凄凉地守着渡船，等待着心上人的归来，没有人能告诉她要孤独地等到什么时候。
但她仍矢志不渝地等待着心上的人的归来，表现了她爱的执著。
总之，翠翠是一个善良聪慧温婉多情的少女，外表的温婉羞涩与内心的炽热多情融为一体，是一个成功而又独特的人物形象。
（2） 爷爷爷爷是中国传统美德的典范。
他善良纯朴、热心好客、甘守清贫、尽职尽责。
对孙女无比疼爱。
为翠翠的亲事操心担忧，尽力促成翠翠爱情的实现。
在生活上，对翠翠也是无比关怀，不让翠翠坐热石头，惟恐翠翠生病；在感情上尽力体谅翠翠的心思，翠翠忧伤寂寞时为她讲故事、说笑活、唱歌。
外公因为女儿和女婿的悲剧，在他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
翠翠害怕地痛哭让他觉得莫名其妙，他给孙女讲母亲的故事，更让孙女感触不已。
对于天保兄弟的选择，他却没有直接告诉翠翠，反而让孙女“心中不免有点乱”。
他对翠翠“温和悲悯地笑”，表现了他内心的矛盾，既爱孙女，又害怕她再走母亲的老路，却不能直接说出来。
节选部分以后因天保的死造成孙女的悲剧，他又无能为力，不能向任何人求助诉说，只能撒手而去。
可以说他是在孤独中死去的。
（3） 天保兄弟 天保个性豪爽、慷慨。
他是船总的大儿子，却爱上了贫苦摆渡人的孙女。
他喜欢翠翠，托媒被糊里糊涂地拒绝回来，他不知道翠翠喜欢傩送傩送也喜欢翠翠，在不知情中踏入了爱情的矛盾中。
后来他知道弟弟也爱翠翠，两人唱歌“决斗”，他却因为自己先提了亲，“作哥哥走车路占了先”，一定要弟弟先唱“一开口”，他知道自己不是“敌手”，就很大度地成全了弟弟，充分表现了他的手足之情，后来他外出闯滩，一是为了弟弟的幸福，也是为了自己心中的失望和难过，“好忘却了上面的一切”，最后意外遇难，可以说是为了亲情和爱情而死。
也正是他孤独的归宿。
傩送也可以说孤独地追求爱情，和哥哥的“决斗”，夜半唱情歌，却并不为心上人所知。
最后也孤独地出走，不知道飘泊到什么地方。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凤凰县沱江镇人。
1902年12月28日生。
从小聪明过人，记忆力特强。
6岁入私塾，12岁入模范国民学校（今文昌阁小学）。
因爱逃学，小学刚毕业，就被送到当地预备兵技术班，当补充兵。
15岁就离开家乡，跟随土著部队，在沅水流域漂流了5年，那时正是中国最黑暗的军阀统治时代，他同士兵、农民、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底层人士生活在一起，亲身体验到他们悲惨的生活，亲眼看到军队杀害无辜的百姓。
过着难以设想的痛苦怕人的生活，认识了中国一小角的好坏人事、风土民情，为后来的创作打下了丰富的生活基础。
1922年〃五四〃运动余波未息，他受到报刊影响，毅然离开湘江，只身来到陌生的北京。
“开始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到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
在北京，他想进大学读书。
到北大，说他是“小学文化”，连报名费也退了回来。
他很生气，又去报考燕京大学，又认为学历太浅，不够资格读大学。
他决心拿起笔来写文章，依靠自己来谋生活，从而开始了人生的拼搏。
后来到北大当图书馆馆员，拼命读书，拼命写作，得到郁达夫和徐志摩支持和鼓励。
1922年开始以“休芸芸”的笔名，在北京《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和《小说月报》等报刊发表作品，还与胡也频等编辑《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
1934年，发表著名中篇小说《边城》和散文《湘行散记》，并先后编辑北平和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了“京派”作家代表人物之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返回湘西，居住沅陵，写散文集《湘西》。
不久，赴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先后主编北平和天津《益世报》等报副刊。
北京解放前夕，在我地下党帮助下，拒绝国民党反动派拉拢，没去台湾。
建国后，先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馆工作。
研究历史文物，著有《龙凤艺术》、《中国丝绸图案》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1987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任全国文联委员会及全国政协委员。
沈从文一生中出版各种作品70多种，500多万字。
《边城》、《长河》、《从文自传》是他的代表作。
晚年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填补了我国物质文化史上的一个空白。
在国内外享有盛名。
1988年5月10日，病故于北京，享年86岁。
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
早期的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基本主题已见端倪，但城乡两条线索尚不清晰，两性关系的描写较浅，文学的纯净度也差些。
30年代后，他的创作显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
中篇小说《边城》是他的代表作，寄寓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表现人性美最突出的作品，通过湘西儿女翠翠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反映出湘西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涂的人生，寄托了作者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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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西世界是他以自己一个乡下人份来写的 他的湘西世界人物是中国的国民性的一个方面。
他和鲁迅的国民性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人的国民性。
所以，沈和鲁迅不愧是对中国的重新塑造的伟大的文学家. 沈从文是京派文人中最激烈的一位了。
可以参看《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高恒文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在他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时曾和海派有过激烈的争论，也和新月遗老进行过，他的为人不是和他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平和，而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而且是一个眼睛里容不下沙子的人。
至于他和湘西的关系，不如说是沈从文再造了湘西世界。
正如李敖的《上山·上山·爱》，他在讨论这本书的时候他就说，这里的女人都是不真实的，是我把自己这一生所经过的女人的优点揉和在一起，创造出了这十七个女人的形象，他接着说，小说中的世界是作者心中的世界，是他想象中应该是的世界，所以不要把这十七个女人，哪怕是死去的和还在世的人，对号入座，否则的话是找不到这样的人，因为我是创造出了这十七个人而不是简单写出了这十七个人。
相比较，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也是他心目中的湘西世界，而不是他眼中的湘西世界，和它优美的风景、平和的山水世界相映衬的，是美丽的心灵和融洽的社会环境。
但是和他同一时代的成仿吾，（也是我们DS的首届校长）就对沈的世界做了精辟的论述，他说在湘西世界中并不是沈从文心中这么简单，要不然的话他（沈）也不会写出那么多的爱情悲剧，人生悲剧了。
比如（《边城》中最后凄凉的结尾）所以说，正是他把湘西描写的这么美，这么平和，正是因为它不平和，但是它美，美得犹如一个脆弱的花瓶，随时都有可能被打碎，而且在当时混乱的社会背景下，它正面临着被打碎的局面，所以他要拿起笔，记下那个曾经美丽的世界，留给后人怀念。
湘西，古老的苗民祖居地，数千年来，不断地遭到汉族统治者的入侵和同化，生存空间日趋缩小。
但封建化进程迟缓，封建主义只统治着城镇码头等汉族聚集地，广大的山寨村落，宗法制仍然占主导地位，其政治经济结构、伦理道德和社会风习，都与封建密网下的内地社会大相径庭。
特别是朴素的原始宗教信仰，简化了阶级关系，激发了苗民的狂热情绪和献身精神。
沈从文把湘西社会概括为：“人生情感的朴素，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性。
” 沈从文从广阔的文化——历史演变的角度，注视都市文明的推进和反动政治压迫在淳朴古老的湘西乡村社会所引起的历史变动。
一边用他那支细腻、优美、抒情的生花妙笔塑造那座带有几分幻想性的美丽“边城”，并且不停地赞叹。
同时，他又深刻感受到“边城“的非现实性和标志优秀传统的城堡不可避免的毁弃、荒芜。
而且，随着历史的进步和作家社会阅历的不断丰富，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于是，这些瑰丽的亮色，就逐渐被历史的“长河”冲刷尽去，裸露出他对乡村文明逐渐被腐蚀的历史哀痛：“美丽总令人忧愁。
”这是作家对社会过分热情、对人民过分热爱、对有生一切过分依恋的情感反应。
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即体现了“常”和“变”的对立。
一 经过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次侵蚀，湘西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然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山民却坚守着湘西世界中的“常”。
所谓“常”，即人性之“常”，指的是未被现代文明浸润扭曲的朴素美好的人性。
这是湘西本土历经数千年不变的恒定文化因素，是自古以来湘西以种地、行船为主的自然经济生活方式所孕育的文化内蕴。
湘西世界中的人性之“常”，在沈从文的笔下有很多典型： 新婚夫妇不避人的大白天做使谁看了都生气的事情，被人抓来，丝毫不羞愧，因为他们认为在这种好天气做这种事是极自然的事。
讨袁时代就是伙夫的会明，十年后，流氓都做了大官，他依然是伙夫，依然那样天真热情、忠于职守，向往再次把军旗插到堡上去。
痴汉恋慕死去的美丽女人，竟不相信死的事实，硬绑架医生去救治。
卖梨老妇在认钱不认人的世道，却遵循一分钱一分货的古训，坚持多收钱多给梨的诚实…… 湘西世界的一些人们像中世纪的最后一批骑士，得不到应有的欢呼和荣誉，相反却被人嘲笑和侮辱。
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湘西社会的变化，，或者意识到了而不改初衷，以山民特有的固执，坚持自己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坚守着湘西世界中的“常”。
这不是有意识的抗争，“理性”和“意志”都没有完善到这种程度。
他们只是无意识地延续祖先传统而已。
他们的行为属于那个时代、那个区域、那个特定历史环境。
二 随着社会朝现代转型，湘西的封建化、都市化，是在炮火的掩护下，以不容置辩、不可抗拒的方式，不断地向前推进的。
一切凡属于昨天的旧人旧事旧物都被同化、被取代、被吞噬，新的生活、观念、文化和习俗逐步建立和巩固。
在社会朝现代转型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利于社会发展之“变”，也必然会产生阻碍社会发展之“变”。
沈从文以一个“乡下人”的身份，把目光聚焦到了后者，他发现现代物质文明所挟带的“疾病”已经包裹着一些污浊泥水，冲进了乡村，促成了湘西世界中的“变”。
在这儿，“变”即人性之“变”，是指由社会历史之“变”造成的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
因为新的政治经济体制的确立，湘民们失去了原来的质朴、勤俭、和平、正直的典范。
如果说封建化后的湘西，尚保有某些小农经济互相协作和血缘认同基础上形成的超功利性的人际关系，那么，在都市文明数十年的侵蚀后，随着小农经济的普遍衰败，“农村社会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了”。
取而代之的是冷冰冰的金钱和赤裸裸的利益。
沈从文在1937年还乡时，看着湘西世界的“常”逐步被“变”侵蚀，便写下了《长河》。
这是作家第一次写重大题材。
虽然没有完成，但从第一卷里仍感受到作家对湘西世界的“常”逐步被“变”侵蚀的沉痛感慨。
《边城》中的翠翠对心上人的纯情，依然出现在《长河》的夭夭身上。
但军官和乡绅似乎都失去了往日的正直豪爽。
他们在政治上横行霸道，经济上敲诈勒索，精神上空虚无聊，是一群被现代文明腐蚀的乡村灵魂。
饱经风霜、见多识广的老水手，在具有象征意义的“新生活”面前，也失去了往日的稳重和自信，四处打听它的情状，并且断言：“好看的总不会长久。
”历史的“长河”在不停地奔涌向前，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疾病”。
虽然带来的都是“变”，但沈从文关注的是腐蚀乡村灵魂的“疾病”，是由社会历史之“变”而形成的人性之“变”。
三 正如前文所说，“常”即湘西世界中的人性之“常”，指的是未被现代文明浸润扭曲的朴素美好的人性。
“变”即湘西世界中的人性之“变”，是指由社会历史之“变”造成的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
湘西世界中的“常”与“变”存在着互相映衬的关系。
一方面，“变”使“常”具有了理想化的形态，以人性之“变”，映衬了乡间朴素美好的人性之“常”。
在沈从文的笔下，把“常”描写到最理想化的形态莫过于将“人性”上升为“神性”了。
“一切生命的呼唤，都有其庄严的意义。
”生理欲望、情感需求，只要发自内心，都应得到充分的肯定和赞颂，《雨后》、《神巫之爱》、《阿黑小史》中，青年男女自由地谈情说爱，没有封建礼教的束缚，没有父母兄长的干涉；爱，就是“抓住自己的心，放在爱人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不是装假的一切，只要有真实热情的歌。
”甚至爱就是一切，就是生命存在的价值。
《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的媚金和豹子，《月下小景》中的年轻情人，都愿意“向那个只能走去，不能再回来的地方旅行”，为的是获得永恒的爱。
这些便是最理想化的人性之“常”，即“神性”。
另一方面，“常”使“变”呈现出现实中的病态，朴素美好的人性之“常”使人性之“变”暴露了社会被腐蚀的一面。
例如，《柏子》中柏子与吊脚楼妓女的数月一会，《萧萧》中萧萧与花狗的偷情，《贵生》中贵生对老板女儿的单恋。
这些依附在封建经济关系上的儿女，自身也为封建毒素腐蚀得麻木不仁，他们的爱情已不像龙朱们、二老们那样热烈、那样纯净，不可避免掺合着杂质。
柏子的自满自足，萧萧的无所作为，贵生的烧房弃逃，都说明他们某种程度上染上了文明人的“阳痿症”。
四 湘西世界中的“常”与“变”，集中反映了沈从文对湘西世界传统文化因素的热爱与对湘西世界被腐蚀的无奈。
之所以有这样的热爱与无奈，是和沈从文个人的成长轨迹与心灵路程分不开的。
在理智上，每个人都知道“现在”是多么重要，但是，在感情上，有些人却又是那样地眷恋过去，总是克制不住地要一遍一遍地重温往事。
让人感觉最亲切且难忘的，常常并不是孩提时那母亲的温暖的怀抱，也不是开蒙时那师长的鼓励的目光——这些单纯的印象固然使人感到愉悦，但令人真正难忘的却是另一些复杂而又强烈的印象。
一闭上眼睛，总是首先记起自己十几岁时的经历。
如果恰巧在这个年龄上遭遇到环境的变迁，譬如由城市来到农村，那初次呈现在眼前的山坡、河道，田畦尽头的落日，村寨上空的炊烟，以及它们带给你的那种种新奇微妙的感觉，就永远刻在了你的心头。
沈从文却是从农村来到城市，这一迁移给了他复杂而又强烈的印象。
在“交织野蛮与优美”的湘西土地上长大的沈从文，童年时代就到“日光下去认识这大千世界微妙的光、稀奇的色、以及万江白物的动静”，接受大自然的感悟和启发。
这种独特的人生教育，形成他对自然万物的特别倾心，以至成年以后，仍然“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
沈从文总是用儿童的目光看世界，不计功利得失，只着眼于光和色的美丽，人之感官的愉悦，因此，他看见一个永远充满欢乐和生气的世界。
他名之曰：“常。
”虽然他也看到都市文明腐蚀下的疮痍人生，可他相信人们本性的善良，相信明天会比今天更美好。
童年的沈从文一方面看到了美好的湘西世界，另一方面，在漫长的民族发展过程中，也看到了苗族人民经受了残酷的压迫。
明清以后，中央统治者的血腥屠戮更是接连不断。
苗族人民是善良而热情的，但在这样长期的苦难折磨之下，他们也不免会形成一些特别的心理习惯。
据一位对苗族心理有研究的专家介绍，（如知道该专家，最好注明一下该专家的名字和著作）在沈从文那个时代，苗族人对现代意义上的政权，乃至由此产生的整个政治活动，都抱有一种固执的不信任情绪；他们虽是世居楚地，身体中奔涌着幻想的血液，但因为见多了流血成河的场面，也就不免会被逼出一种麻木和淡漠，仿佛已经不习惯于悲恸；他们避居在穷山僻壤之间，受大自然的保护，就在沉浸物我交融的恍惚状态的同时，那种理智的分析能力难免就显得薄弱多了；许多年来，他们一直被人称作是“蛮子”，也就渐渐习惯于自己的特殊身份。
这固然在许多苗人心中植下了某种不自觉的忍让和自卑情感，但同时，也常常会从另一面激起倔强执拗的反抗之心…… 童年的沈从文看到了湘西世界的美好，同时也看到了湘西世界所遭受的屈辱，那么成年以后的沈从文又有了怎样的经历呢
由湘西到北平，沈从文跨越了巨大的历史空间。
正当沈从文以一种眷恋偏爱的目光回首俯视时，发现一只无形却有力的手，正撕碎他朝夕膜拜的偶像，于是痛心疾首而又无可奈何。
历史是无情的，它的进步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传统中合理、美好的东西，在封建主义的步步进逼下，正在或将要无可挽回地失去，这种历史的相对退步，使得把生命系在“过去”碇石上的沈从文深深感受到世界变了，什么都得变，“好看的总不会长久”，“美丽总令人忧愁”，因此，“作品一例浸透了一种‘乡土性抒情诗’气氛，而带一份淡淡的孤独悲哀，仿佛所接触的种种，常具一种‘悲悯’感。
” 无可奈何的作家，面对无可逆转的蜕变，再无法不流露他的惋惜、他的忧郁、他的依恋，于是慨叹道：“如一颗星，如一道虹，一瞬间即消逝了。
留在后人心灵上的是一光明的符号。
” 过去对于沈从文描写湘西世界的文章，存在着两种批评：其中一个是说他的小说缺乏内容，认为他是“空虚的作家”；另一个则判定他对湘西社会的描写不真实，是歪曲了当时湘西农村的生活真相。
其实，这两种批评都是犯了同一个毛病，那就是没有看清楚沈从文是个什么样的作家，忽视了他那个独特的创作出发点。
如果他原就无意于描绘具体的社会运动，那就不能因为从他笔下看不到这方面的描绘便判定他是“空虚”；只要还没有对作家的题材范围作出非常苛刻的限制，就应该承认，在作家笔下，再缥缈的情绪也具有一种无可否认的价值。
同样，如果沈从文原就不是在描绘三十年代实际存在的那个湘西社会，而是在企图重现他自己头脑中对于昔日湘西世界中的“常”，又怎么能援引湘西的现实状况来责备他失真呢
那个真实的标准本来就和他的小说不相配。
在这里举出这两种批评意见，只是要想说明，即便是持一种挑剔的态度去评价作家——认为这无可厚非，也应该保持对那个作家的尊重，至少先应该去认明白，他大致是个什么样的作家。
沈从文真是一个复杂的作家。
他的大部分笔墨还是用在渲染湘西人民的朴素美好的人性之“常”上面的，可他也有不少的篇章，都或明或暗地在那里挑剔湘西社会的隐患和烂疮，它们和那些优美的牧歌图画常常形成那样尖锐的对比，简直不知道究竟哪一个才算是代表了沈从文的真心。
他是陷入一种行为和情感的深刻矛盾了。
不管他在笔下如何挑剔湘西世界中的“变”，赞美湘西世界中的“常”，甚至引申出一种对整个现代文明的怀疑和否定判断，他实际上却是湘西社会的逆子，他千里迢迢从湘西来到北平，此后虽也辗转迁流，却一直安心于城市的生活。
作为作家的沈从文，他始终是一个嘈杂都市里的居民，而并非沅水岸边的隐士。
人总是矛盾的。
沈从文的矛盾更是有几分必然。
在某种意义上，他对昔日湘西世界中“常”的向往之情，都是被他与北平文化生活的接触所激引起来的。
当他决意用现代小说的形式来抒发这种感情的时候，他就已经注定要陷入那行为和情感之间的矛盾了。
湘西世界中的“常”与“变”，除了和沈从文的的成长轨迹与心灵路程分不开以外，外部社会的“变”也是其形成的重要因素。
尽管湘西人久居化外，但整个社会的剧烈变化，仍极深刻地影响到湘西的人事安排：大的如乾嘉暴动、改土归流等；小的如儿女情长、个人恩怨等，这些都在湘西人的记忆里烙下了或深或浅的印痕。
过去与现实的层层堆积，古人与来者的互相守望，湘西人在深味对自己的处境和对未来的隐忧中，对整个湘西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作了理智的返顾。
30年代抗战前后连续不断的大小内战、国民党对苗汉民族实行的反动黑暗统治，腐蚀了自古以来自然经济运行的湘西世界，使得朴素美好的人性逐步被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所侵蚀，从而形成了自己关于“常”与“变”的历史观。
它浸润着浓浓的湘西风情。
这是造成“常”与“变”的直接原因。
这其中，还有内在的哲学因素。
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的发展总有惊人的相似。
”从湘西人的经验来看，在这条“日夜不断、千古长流的河水里，石头和沙子以及水面腐烂的草木、破碎的船板……百年前同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它指人类历史的可复制性，这是由人类不思进取的惰性和安于现状的惯性的合力促成的。
因而，这条“河”沉淀着“若干年来若干人类的哀乐”。
不过，与“一套用文字写成的……另一时代另一群人在这地面上相斫相杀的故事”相比，更容易“把我们带回到四五千年那个过去时间里去”“河船拍打水面的浆声，油坊里油锤与油榨相撞时爆发的回声，伴和着古老悠长而又悲凉的船歌与号子，沉沉的牛角声，水车飞转发出的‘咿呀’声……”总之，湘西人仿佛依然生活在过去的生存形态里。
实 质 上 讲 ， “ 历 史 是 一 次性的 ， 它一 经 过 去 便 永 不再现。
” “ 常 ” 不过 是一种历 史 表 象 ， 一 种 对 于 历 史 的 情 感逻辑，一 种 湘 西 人 安 于 现 实 的 自 慰 ， “ 变 ” 才是 历 史 的 真 正 本 质 。
“ 变 ” 本 是自然界的 普 遍 法 则 ， 指 事 物 内 部 矛 盾 对立的 双方 相 互 不 断 的 斗 争 ， 而 使 事 物 的性质 、状 态 或 情 形和 以 前 不 同 了 。
但 囿于湘 西少 数 民 族 在 历 史 上 的 特 殊 境 遇 (即历 代汉族 统 治 者 都 把 他 们 蔑 称 为 “ 蛮 ” 而加 以武 力 镇 压 )， “ 变 ” 渗 透 着 一 股浓重 的 悲凉 ： 联 系 着 整 个 社会的 “ 变 ” ， 他 们 身 不 由 己 又 无 力 拒 绝，如 面 对 历代 中 央 王 朝 对 他 们 的 同 化和征服 ， 他 们为 自 身 的 生 计 而 不 得 不 作反同 化 和 反 征服 的 困 兽 之 斗 。
几 乎 每 个朝代 都 有 着 这种 充 满血 腥 气 的 记 载 。
变动的 社 会 就 象 一个 旋 转 的 巨 大 石 磨 ， 辗碎了 许 多 人 的 灵魂 ， 如 政 治 上 的变色龙 、 走 私鸦 片 、 好 玩女 人的跳 脚 ，有 的甚至 用 颓 废 的 身心去 狂 嫖 滥 赌 … … “ 变 ” 是永 远 纠 缠 着历代 湘 西 人 的 历 史症结。
正是作家自身因素（沈从文个人的成长轨迹和心路历程）与外部世界因素（湘西世界所遭遇的社会历史之“变”）的综合，使沈从文的视角关注于湘西世界中人性之“常”与人性之“变”的冲突，并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不断影响文坛上学者的思考与探索。
沈从文说：“我是一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杆秤，和普遍社会总是不合。
”不合时宜又过分认真执著，正体现了沈从文独特的生命气质。
昨天的湘西，那个美丽而野蛮的世界，像一个动人的传说已经远去，余留的只有尚在作困兽之斗的乡村灵魂和业已腐蚀的乡村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