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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功利主义读后感

时间:2018-03-08 13:55

功利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

功利(utilitarianism)认为人应该做出能“达到最大的行为,所谓最大善算则必须依靠此行为所涉每个个体之苦乐感觉的总和,其中每个个体都被视为具相同份量,且快乐与痛苦是能够换算的,痛苦仅是“负的快乐”。

不同于一般的伦理学说,功利主义不考虑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与手段,仅考虑一个行为的结果对最大快乐值的影响。

能增加最大快乐值的即是善;反之即为恶。

边沁和密尔都认为:人类的行为完全以快乐和痛苦为动机。

密尔认为:人类行为的唯一目的是求得幸福,所以对幸福的促进就成为判断人的一切行为的标准[2]。

什么是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的开山祖师边沁对功利原理的表述是这样的:“功利逻辑在于在一切判断过程中都坚定地从痛苦和快乐的计算或比较出发,以及不允许任何其他观念的干扰。

”(边沁:《立法理论》)。

也就是说,这种原则可以进一步表述为,我们行为选择的判断点在于行为之前对此行为将会引起的效果的计算:如果完成此行为将会引起的效果是快乐大于痛苦,则应当去做;如果完成此行为将会引起的效果是痛苦大于快乐,则不应当去做。

“一方面在计算一切快乐的总值,另一方面在计算一切痛苦的总值。

如果在快乐方面有结余,这种结余就会给行为带来好的趋向,……如果在痛苦方面有结余,这就会带来坏的趋向。

”\\r但是我们要着手实行这种计算时却总是发现真正要遵循这一条原则恰恰是极难的,因为我们恰恰是不能真正地找到实在的效果本身的。

我们所预见的未来的效果是实在的吗

不是。

我们所审查的过去的效果是实在的吗

也不是。

一方面,未来行为的效果的实在性需要判断选择之后的主体通过行动去赋予,另一方面,面对过去的效果时我们只能置身于自己当下的时代和角度而对它进行评价,而这种评价却恰恰完全没有把握到这项历史行为的效果本身。

甚至这种量化的苦乐计算本身也是不实在的,因为一方面人没有能力对这种时时变化的效果进行定量,另一方面在现实判断当中,往往是关键时节一转念的冲动和立时的情绪促使着人们动手开始一次行动。

我们可以想见到,完全根据边沁的功利原则所进行的选择判断虽然给予以人一种关涉于现实和效果的不容置疑的必然性观感,但是其实际上由这种判断却并不能确实达到他所意想的目的,因为这种由他的功利原则指引之下的人类活动恰恰是立足于不实在的效果研判之上的。

由此,这种理论延伸之处所表现出来的“跟着感觉走”的倾向正是与其本身提出的客观科学前提彻底冲突: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边沁以张扬人的理性本能的起点出发构建他的学说,却最终不得不对人类理性大加贬斥,他认为,人和动物走兽是没有分别的。

\\r边沁进而希望由全都遵循着功利主义原则的人共同建立起来一个“最大多数人的善”的理想共和政体,但是边沁却没有想到,由群氓组成的社会是否能够达到的“最大善”恰恰是他作为一个他自己所设想的粗鄙的人本身所没有资格了解的。

\\r可想而知,边沁的法学家身份多少限制了他对人类行为判断的理解。

法学家的所更多关注的是对现实诉讼案件进行裁判的那一刻的问题。

“三审定谳,到此为止”,案件由做出判断之处而得以完结,而于案件的审理所不同的是,人的选择和社会的建构恰恰是从做出判断之处得以展开。

边沁在做出功利判断的时候,事实上是站在类似于法官的第三方的位置上而做出价值无涉的决策,但是在自己行为的决策和社会整体的构造方面,我们恰恰是当事人,对它的判断确实关乎着在时间之流上我们个体生命的大体走向。

\\r动机的价值但是边沁所提出的这一种粗糙的功利计算模式却相反地向人们揭示,人类行为的效果固然难以度量,但是具有理性的人在行为选择时确实都是依据的一定动机而行的,在这一点上至少是固定的、不变的、可知的。

功利主义第二位代表人物小穆勒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而修正了边沁的哲学。

我们行为的根本动机(也即人性)在于寻求更高的满足(是质而不是边沁所说的量),为此我们寻求自保,进而为此我们总是趋利避害:“人类有能力把自己的欲望提升得比动物的欲望更高,并且一旦意识到这一点,它们就不把任何不包含它们的满意的东西看作幸福的了。

”\\r小穆勒的这个转向不可不谓之重大。

他把功利主义的基础彻底地返归到个人本身这里来。

“它们就不把任何不包含他们的满意的东西看作幸福的了”,所谓国家、所谓民族、所谓社会共同体的现实福祉我们怎么会知道呢

它们幸福不幸福我们怎么知道呢

首先我们只知道自己的幸福,因为动机和欲望是绝对在我身上的,它们首先指向自身,并且通过我们个人的努力,我们可以把它们真正地实现出来。

但是人的欲望和动机又与动物不同,它们总是有一种崇高的憧憬,这种崇高的憧憬和动机理想性指向我之外的群体,人们也是基于这种理想性的崇高而走到一起建立起社会和城邦(“Justice is a name for certain moral requirements,which,regarded collectively,stand higher in the scale of social utility and are therefore of more paramount obligation than any others.”J.Mill Utilitarianism)。

正是因为它是理想性的,所以不必然完全尘世地得以实现,如果真的胶柱鼓瑟、照葫芦画瓢地完全经验性地实现出来了就不免成为全人类的一大害;但这又同时警惕了人们用尘世的现实来对它加以否认,因为它是一种理想,虽然它关涉着尘世,以此来实现其自身的超越的现实性。

进而小穆勒的集体不再是“少数服从多数”的集体道德,他的集体道德是纯粹的集体道德,他立足于普遍的人性之上,而把所有社会共同体之内的个人都容纳进来进行长远的考虑,而代议制政府的建议也恰恰由此而自然展开。

\\r所以我认为小穆勒和康德、亚当斯密在这一点上完全一致:他们的理论体系大体上都严格地服从理性和秩序,但是在至高的理想的层面都必须诉诸于神秘和独断(想想那个小穆勒的名句:“做一个不满足的人总比做一只满足的猪要好。

”)。

许多人用理想层面未曾言明来批判古典主义者的思想,我看他们反倒是不通的很:理想怎么可以言明呢

如果他们把理想言明了,你信吗

理想真正的理会在于人们本觉的体验,宗教正是在这一层下的功夫。

古典主义者所做的只不过是给人们提供一个个不同的“法相”,以此为饵引人们去做进一步的体会。

现在许多粗鄙的自由主义者和非自由主义者,每每谈必“制约”“平衡”等等,以为中国三千年来所缺不过如是,我看真可谓欺人太甚。

中国何尝少过“制约”“平衡”

若说“制约”“平衡”,中国人真可谓是鼻祖宗师了。

但是三千年的“制约”“平衡”下来,中国还是这般模样:我们现实所缺的正是一个真理想之下重构起来的新的“制约”“平衡”,现代性的“制约”“平衡”。

如何评价功利主义的观点

《文化苦旅》分篇读书笔记  曹治国  1.《道士塔》  余秋雨在这篇充满了个人臆想、近似小说化了的散文中所写和表达的内容只消三个字即可说明,便是那带着琼瑶阿姨的粉泪声腔而仿佛在几卷线装古书前,对着死朽者的尸骨却竟把无缚鸡之力的臃肿全身绷紧,举轻若重、绘声绘色的泣涕道:“我好恨

”  他的“恨”一如他结尾处的虽说“默默地”但实际仍“好激动”一样,都对我够不成任何透彻肺腑的情感冲击力和感染力。

他的“恨”实在恨得肤浅,竟能把几乎所有毁损敦煌文物的罪过和仇恨的矛头都加诸于这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道士身上

余秋雨在百年之后裹着一身“文化学者”的知识优越感,坐在茶香四溢的书案前遥遥对视着世纪之初的暗夜里那焚尽生灵的硝尘,像一个深宅大院里的公子哥儿申斥着他从未真正了解、认识过的看门老仆——你为何如此败家

那时侯余先生从这老奴身上是颇找回了些道德优越感的自我满足的。

《道士塔》的实质作用也仅限于此。

  聪明的作者没有忘记在最后借某个日本学者的话“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

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来挽回中国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来,而以往那些他刚刚咬牙切齿描写的中国的愚昧、荒蛮、落后、病态都集中处理算在了王道士一个“个人”的身上,并且这本应该切入审思、深思中国各种根深蒂固之病态与愚劣以及展开对影响产生了像王道士这样“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深层文化传统的批判之可能,都在“过去时”与“现在时”的泾渭分明的割裂式划分中被完完全全的消解掉了;于是,中国只要一有了坏事,便据说总是因为某几个“小人”作乱的缘故,而中国一旦有了好事,便肯定是证明了整个中华民族“向来优秀”的集体荣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上之“自尊”与“自信”便是这样得以实现和得到满足的。

正是这种阿Q式的毫无自我批判、解剖与忏悔的“胜利法”,让余秋雨笔下的中国文人与文化在矫柔造作的“痛楚”和自我麻醉式的超脱中无往而不胜,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会是一副貌似自信的“胜利在握”的模样。

但我知道,他心虚得紧。

  但是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都愿意退回进所谓“灿烂文明五千年”的故纸堆里重拣起传统士人情怀的人格面具戴上,何况“到处可以遇见的中国平民”则更需要从尚未捂无热乎的“我们的文化”中找回鲁迅先生所讽刺的那种“合群的自大”式的“自尊”与“自信”来。

余秋雨很好的为庸众们做成了此事,所以我认为他的散文本质上是一种“媚俗”,并不冤枉他,只不过他这回所卖的,乃是“文化”这剂高雅体面的春药。

  2.《莫高窟》  《莫高窟》所运的文字是唯美而稍显绮靡多姿的,辞藻富繁而无雕琢的赘感,将静态的敦煌壁画用活的线条和气势舞动起来,既合人与背景的内容,又能赋予横亘时空的强烈的生命与美学意义,人随画动,画从心转,幻境与当下交织,历史与色彩共升,细腻入微又磅礴挥洒,悄然无语而乐章交响。

  作者的立意很清楚:想要追求一种超越了宗教、道德的敦煌艺术之“美”来。

你可以取别的视角,但“美”这个视角是合适的,同时又兼顾到了莫高窟的多层意蕴,也就是“层次丰富的景深(depth of field)”,像敦煌的意义与价值显然是“说不能尽”的经典,余秋雨是在“美”的艺术心理观照下截取他想要和欣享的敦煌片段,从这一层面来讲,应该说作者的眼界不乏大气、开阔、高远,这是其独到的地方。

但问题是,伴随着“多方面生命”的呈现、聚会、狂欢、释放,余秋雨渐渐走入了他实则认知较浅薄的“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的叙述之中,“人性”“生命”“人格”都成了反复歌咏却苍白空泛的符号,我们看到了浓墨重彩的一幅幅曼妙醉神的画,却见不着更深厚的对生命或人性本身的诠释与穿越,最终,又是顶礼膜拜式的表达了对盛唐这一个时代的无限憧憬与自豪,于是说“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个体的生命艺术之美被宏大的历史主题与廉价的民族自尊遮蔽了,于是“我们曾经拥有”“我们一千多年层层累聚”,这中间只有机械的堆叠,大失立体多维度的穿越审思,所以余秋雨的审美只能浮在表面的装修上,却无法扣问灵魂,力透出生命的本色来。

莫高窟的“美”,也因此减色不少,单薄不少。

  3.《阳关雪》  阳关“终成废墟,终成荒原”。

那么这原因何在呢

作者极其隐晦的表达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当权的统治者似乎没有给艺术家们以足够的地位和尊重,所以限制了艺术家们的创作,然而艺术家们可是足够优秀足够天才足够好的。

  “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这句话很有意味,很能够透视出余秋雨在拿着古代知识分子暗中自比的同时,他的双眼始终没离开过“长安的宫殿”为其所开的“门”,余秋雨性格中深刻烙印着对“权力”的心理依附,在此文中已有较深隐的体现。

他通过对古代文化名人的悲叹、哀痛、伤悼乃至鸣不平,甚至常常要挤出几滴酸度超强的枯泪来,其实正是欲寄托他自己希望当权者能施舍给像他这样的文化人以生存的空间甚或重用之的企望,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人的情结,是没有或缺乏独立人格,始终活在权力话语的阴影下谋求自我的定位,余秋雨借此将他作为这种知识分子的虚荣表现得淋漓尽致,荒原

千万别侮辱艾略特的经典大作,那不过是无奈的看着自身终入尘土的垒起的坟而已。

  余秋雨仍没忘了拿唐代的造像去向文艺复兴时的西方艺术大师那里寻回一点可怜的“骄傲与自豪”,但他却不愿也不肯再继续追问:为什么如此辉煌的唐朝艺术却无法避免走向退步衰落的宿命

而西方的文艺复兴为什么却偏偏能开出一个史无前例的近现代人类文明呢

  那些至今依然坐在“四大发明”之类国故上高唱凯歌颂谣的孝子贤孙们,自然是想不明白的。

  4.《沙原隐泉》  此文的文笔流畅,余秋雨的文字工夫确是很强很吸引人的,其叙事往往带有鲜明的戏剧性,这是他行文的优点。

有论者因此批评他在散文里“编故事”,走金庸小说的套路,已经偏离了散文“真我”“写实”的文体要求等等,我以为这种局限性很大的批评并没有多高的价值,文学艺术上的打破文体自身或先前的定义要求与局限而进行创新、开拓、尝试是一件更应该注目和鼓励的事情,在形式上我对余文没有多少批评,尽管他自己后来把自己的拓展写作给模式化了,为人所诟病。

但是艺术上你可以做不到或者不去做“事实上”的真实(其实我们传统所谓“真实”也并不真的真实,也只是心理认识的结果),但我一直认为写作的主观“态度”必须是真诚的,失却了真诚则一切休论。

  努力攀爬着才刚刚自比“高加索山头上的普罗米修斯”,旋即“哑然失笑”,竟以所谓“康德所说的滑稽”作评价,康德讲了那么多精深的哲学,他偏要选用这个“滑稽”。

我的感觉是,余秋雨不具备真正的悲剧精神和意识,虽然他最会煽情掉泪。

  述老尼处简直是文人式的矫情造作,一个老人几十年的生存经过和精神情感历程竟被“眼光又转向这脉静池。

答案应该都在这里。

”一句轻轻作结带过,那这是怎样“神奇”的一脉泉啊,竟然超过涵盖了一个衰老生命的丰富与厚度

  “老尼的孤守不无道理”,但不知余秋雨本人愿不愿意也这样“很有道理”的活着,尊重不应只是一种浅薄的认同,更需要一种穿透人生苦难的愿力与慧力。

  5.《柳侯祠》  倘若读懂了作者“借古人的尸,还自己的魂”的深隐之意,便会觉得这是一篇作呕指数很高的“文化散文”,与其说通篇都在兜售着“文化”这个已被其弄得俗得不能再俗的空泛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化人急于想做官的心灵告白,整篇文字都流露出作者浓厚的“官本位”的思想意识,甚至十分露骨的用“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

”这样肉麻的话来直接会通今古,就差从棺椁中拉出柳宗元来现场讲几句了,并且说“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的乃是因了“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柳州当代的开放和崛起是否真是“从根子上”靠了千年之前的南下贬官们的文化遗产,我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余秋雨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没忘记格外强调了这位副市长“也是个文人”,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余秋雨也是个“文人”,而且是级别更高的大文人,那么中国若想“从根子上”好起来,实在只有起用这群大文人、小文人们来做大官、小官这一条不二法门了

可以说透过此文,我们完全看得出余秋雨骨子里几乎全然未消化现代法治社会、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他或许知道一些理论,但他接受的却是比当代新儒家还要保守的政治文化意识,这样的结果,是做官的附庸风雅操控着文化,文化人附势权力卖弄着文化,可笑的是余在文中竟还哀叹柳宗元失去了“个人的意义”,在官本位的专制体制下,个体当然无法独立或倍受压制,余既然看到了这点,却不向制度问责,而把希望寄托在“文人作官”的“人治”上,殊不知他岂是真在替古人鸣冤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罢了

  6.《白莲洞》  “桃花源”千百年来竟成中国人时时梦寐以求的人间乐土之所在,“桃源”所乐者何

无战乱与征赋,平等而富足,如是而已矣,并无精神之超越,无对人性本具之罪恶与生命本有之苦难的复杂性之认识,“桃源”人也是人,就算避世再远,也逃不开罪的钳制。

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么向王权低头,要么就隐遁超脱,并无为爱为公义为超越性之真理而独立奋争的精神。

不是遮与盖,就是逃与避,在苦与乐之间徘徊不止,走向“桃源”的同时,也走向了精神价值的虚无,难道这竟是陶渊明和千百士人所向往的乐土

  7.《都江堰》  这依然是一篇借着都江堰写李冰,借着李冰写“官本位”的文章,我在《柳侯祠》的评述中已有所论,只不过此番他给“官本位”注入的不是碑文诗赋而是专业的科学技术,都江堰的伟大被浓缩在了“李冰的精魂”里,作者所盼望的乃是这样的人可以子子孙孙无穷尽,于是对李冰的充满民间宗教色彩的膜拜和人而神的民间戏剧中很作了一番文章,颇为赞赏,并且说“轰鸣的江水”便因此成了“至圣至善的遗言”。

  余文惯于在对山水的膜拜式夸大定位和抒写中行矫情与煽情,但他肯定不是真的要跪倒在山水文物前,他不过是做这么一个虚假的姿态而已,他的重点仍是利用这种情感的煽动去消弭理性的冷峻思考,从而使读者认同他、跟着他的观点走。

此文对“能臣干吏”的崇拜与对“清官”的崇拜一样,都是“人治”思路的认识,要知道仅凭“清官”“能臣”是无法帮助中国摆脱“人治”带来的历史循环的,但这种理性认知在作者故意营造的宏大主题与取媚民众的民粹主义气氛下,被抽空殆尽了。

  余秋雨在文中说:“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我虽不知道这是否为其真心话,但通览整部《文化苦旅》,你都能感受得到这种甜腻腻的肤浅的“乐”观,而书名竟贯之以一“苦”字,什么叫做惺惺作态

什么又是矫情

看罢。

  8.《三峡》  李白的诗飘逸灵动、超拔纵横、吞吐山河有余,而沉郁练达、忧患深情、悲心苦难不足,读其作品如阅其人,羽化超脱而心向隐遁的仙道气始终伴随着这位才华横溢的天之骄子,在世事的艰辛、恶劣和仕途的坎坷不顺中他选择了以桀骜不逊的风骨出入自我精神的狂欢,这与杜甫的始终不弃不舍,执著当下,痛入心髓而犹深怀抱负与忧悲进入民众、国家的苦难大有不同。

中国的多数人可能大抵都更爱读李白,因为从李白那儿能读出一种速度和快感来,但我却偏爱老杜,老杜的字句不止是用灵气泼洒的音符,更是一种血泪沉淀的生命的精魂。

他不超脱,所以他超越了那时代的每一个神往超脱的诗人。

  9.《洞庭一角》  “贬官文化”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很重的一笔,贬官们仕途兴隆、官运亨通时不见有特别优异的文章出世,只是被贬外放了,才“只好与山水亲热”,有了悲戚哀愤的常情,文采竟也飞扬起来,“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

”可见贬官们的写作与抒情岂能不暗怀着盼主上查阅而重起用之的功利心思

既被“贬”了,就无奈的写写东西,这写出的东西便恰好印证了贬官的“文品”,既是别有深意和目的而写,则这制造出的“文品”确也和其“人品”相映成趣——都虚伪得紧。

那么,倘若中国文化“极其夺目”的一笔竟是如此被文化官员们弄出来的,就不晓得到底是中国的贬官们太有才了,还是中国文学创作的自我评价“太有才”了。

  不过文学在此文只是装裱,重要的是“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的“声名”效应,贬官们都化了灰,山水亭阁也仍是这样的山水亭阁,还理会他什么“文学”作甚

重要的是靠文章赚得的“声名”才是眼睁睁的取之不竭的实利,文学既“帮衬”了贬官的官运又“帮衬”了旅游景点的声名,大约可以名垂青史,不朽于后人了。

读懂了余秋雨的“帮衬”,也就读懂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半。

  10.《庐山》  文人因其对山水景致的吟咏而招引来世俗的拥挤,从而失去了此山此水,于是“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

  但中国文人真的有叙述的这么高尚超拔吗

“苦旅”之“苦”会因为“世俗的拥挤”而消失飘散

其实,恰恰是世俗的打破山水原貌才能使精神贵族们感到苦涩,而文人在面对山水世俗化后反觉其“不苦了”,欲别寻苦境,这说明无论“苦”或是“乐”实际都未进入文人的精神深处,皆非精神加工品味后沉积转变成的苦与乐,而停留在感官层面;倘若不是这样,进入了精神层面而犹言世俗化的“不苦”与原貌之“苦”,则说明中国文人的精神较之我等俗辈凡夫实也无特异超绝之处,可以不必扬起文化优越感的架子,要独占这山那景观的,而且非得和“大官人”“大商贾”站成一线凑这很抬身价也很势利很虚荣的热闹。

  11.《贵池傩》  “迷信”这个词本身充浸着一种粗暴的判断情绪,也交织着从中古甚至原始文化向祛魅的现代理性文化过度的激烈挣扎和矛盾心理。

尊重一种哪怕是荒蛮的文化是否就真的可取呢

谈尊重的大抵都是置身于其外的人,而为此荒蛮文化所深深影响的族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也许才是更大更需要思索的问题。

价值真的可以是多元的

诚如文中所言,今日乡民的重演傩戏究竟还保留几分诚意

或许内里都怀着现代商业功利的心思罢。

而这种“诚意”的保留真的需要吗

传统文化在现代性中的融解是一个大智慧的疑难问题,我个人相信真理一元,“多元”只能是形而下的多元,无论如何,“迷信”的文化不该是用强制暴力去推倒砸烂的,因为只有在“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谈尊重人的权利与尊严。

何况人类尚有太多的未知,尚需更广阔的胸襟,透过一个傩戏,可以窥视当下整个中华民族转捩期的文化困境。

  16.《风雨天一阁》  “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这是余秋雨对中国历史黑暗的又一盲点,本文中提出了所谓“健全人格”,后来这个可笑的词又被他送给了康熙皇帝。

中国文人好讲“健全”“圆满”,也擅长把这些完美的修饰词留给自己和捧送掌权者。

“健全的人格”服从着包括“禁止妇女登楼”的封建族规,“健全的”皇帝及其继承者也开始了漫长的“文字狱”和闭关锁国。

这是怎样畸形的“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

连阿Q这种瘪三都晓得要在纸上很认真的画一个完满胜利的圆圈,何况中国的文人呼

  17.《西湖梦》  一切宗教都要到西湖来展览,“展览”这个词妙极,中国人做惯了看客,无论什么,最要紧的便是“看”,始于看而终于看,过足了眼瘾和感官玩乐,就像灵魂已被抽干了一样。

  18.《狼山脚下》  余秋雨完全不解鲁迅的深意,鲁迅岂是在改良为自然风景命名的方式吗

余文所谓“但一切都调理得那么文雅,苍劲的自然界也就被抽干了生命”,这纯粹是文人的臆想,其实他的“平和一点”同先人的“古池好水”“萧寺清钟”“远村明月”一样,都是琢磨着怎样在“命名”上下功夫,用文字自欺视听,只不过方法不同罢了。

鲁迅先生所批判嘲讽的,恰恰是这种专好在“名”上弄虚作假、自欺欺人的虚伪、麻醉的民族文化心理,而作者却正好最爱耽著在“名”上做文章。

  19.《上海人》  这是余秋雨在本书中写得最好最精彩的文章,也许因为作者本身是上海人,对上海的了解、体会很深也较为全面。

  徐光启是一个值得特别书写的开端,他能在一个愈趋封闭、衰朽、宋明新儒学占统治上峰的封建时代坦然开放的接受、传播西方文明,甚至受洗皈依基督宗教,他的影响决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文化交流者,他给古老的中国注入了完全异质的文化血液,也树立了一个“新人”的榜样。

光启,宿命般的人如其名。

但职员心态而缺少生命热源和创劲的上海人并未得着他的精髓,而只是神似而已。

  20.《五城记》  兰州牛肉拉面的醇香横亘千里,飘入了关外我的鼻舌中。

  21.《牌坊》  牌坊大约是中国文化里最可憎恶的物事之一了,它见证着中国道德的虚伪、残忍、吃人的本性,而且是公开的被表彰的邪恶,而从中做帮凶写文章造理论大肆颂扬宣传的不是别人,正是文人。

父母的一面立牌坊一面偷偷送女儿出家逃生,把“贞操”“守节”残害人性的荒谬暴露无遗。

“圣女”是男权意识在女性身上的体现,“圣女”“节妇”既不“圣”也不“美”,而是对女性形象的扭曲,女性在这里只是体现纲常道德的工具和男权变态逞欲的对象罢了。

封建中国的文化,充满了触目惊心的变态性。

  25.《信客》  仅靠一个“信”字谋生,为一件极小的“失信事件”而被彻底放逐、抛弃,服务乡里大半辈子的老信客就这样轻易的被推到命运的深渊,乡民的不宽容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在对“信”字的极端功利化的索取中,信客作为“人”自身的尊严、权利已经被淡化漠视了,落后的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伴随着信客高强度的生存压力,最后年轻信客的“成功”不过来自于一个近乎传奇的事件,而老信客悲惨的身影却蜷缩在无人关注的角落里瑟瑟发抖。

信客仿佛是被“崇高化”了的,但正如中国无数的“贞女节妇”无数的牌坊一样,本质上是对人性的歪曲、异化、践踏,鲜活的个体生命在“道德”的虚幌下被压扁成一个个供人膜拜的符号,中国封建时代形成的这种非超越性的“信”观念,决不能照搬、移植进现当代社会来,封建道德建立在非人道非理性非超验信仰的历史中,其充满局限性的伪善不言自明。

中国人喜欢“大团圆”“大圆满”的结果,本文也不例外,在文尾喜气洋洋的氛围中,我却分明感受到了寒意逼人的颤栗。

  26.《酒公墓》  在客上教英文We all love Chairman Mao ,这是一个饱蘸了政治严肃和政治迷狂的例句,love在这里早已失却了它本有的真义,“伟大领袖”取代了上帝坐上了神的宝座供他的子民love,love只属于领袖一个人,一个人中的领袖剥夺了几亿子民自由love的权利,love像一个被化肥催生被空气鼓胀被毒品兴奋了的劣质种子,干瘪苍白,浸不得半点儿油腥,以至于当酒公在黑板上很自然的写下“爱是人的生命”时,全班竟然会大笑,而女生则红脸低头。

一个羞于把爱同生命联系在一起的年代,我们还指望它能够不酝酿制造出骇人听闻的黑暗来吗

  27.《老屋窗口》  老屋只属于作者个人,何必要自命不凡的加诸自负的渲染呢

作者太爱慕虚荣了,此文可与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集做对比,鲁迅的怀旧散文从来没有这些自命不凡的虚饰之笔,先生所写的乃是切切实实的人和人生,却不是名和声名。

余文实在相形见拙,品低一等。

  28.《废墟》  并非所有的废墟都能体现“悲剧精神”,也并非所有的悲剧都讲化为废墟。

废墟是一种常态,废墟中走出的人才值得关注。

  29.《夜雨诗意》  夜雨未必与安逸水火不容,安逸在夜雨中顾影自怜,自哀自叹,于诗意中逍遥自适,甘愿被夜雨包围、吞噬,再无冲出的生命力和欲望,夜雨也便完成了摧毁行旅者前进的目的。

  30.《笔墨祭》  一个“祭”字,保守的心态流露笔间,笔墨书法是文化艺术的载体,也有情感融入,但笔墨何尝不在千年里时时更新着内容

拒绝更新就等于自毁生命的延续。

  31.《藏书忧》  藏书之“忧”实则出于读书人对“物化”了的知识的吝啬与自负上,文人相轻也相妒,慢条斯理、徐徐道来自己的藏书之富之精之珍贵,那种文人式的自得与虚荣表露无遗,这本也是人之常情,文人并非格外的鄙弃钱财,出手大方,当他像孔已己似的穷得排出几文铜钱买酒吃时便也一样要灰头土脸,最多不过吟几句“君子固穷”的圣言以备精神上对自我“文化优越”的文人身份制造几分超乎众群的幻觉,聊作麻醉而已。

所以文人的爱藏书,我认为无须上升到很“崇高”的境界位置,藏书的确一定程度的体现出藏书人特异的精神世界、治学面貌甚至是性情格调,但也仅此而已。

文人仍需将自身回归到平常心态中去,这是我的观点。

  32.《腊梅》  腊梅大约真的可以给人启迪、激励的情感萌发罢,也只有人才可存有这认识,或者耳耳相传,便给了某自然界之植物以特定的性格或象征,所以后人一定要从腊梅中看出生命力的坚韧、顽强的这面来,却见不到万物的复杂性和生命中许多悖论。

腊梅固然可以御寒,但未知是否也能御热呢

  33.《家住龙华》  禅味在历史的叙述和古老庙堂式建筑的烟尘中愈发显得泛黄脆软,凝固成衰朽的气色浸透在文人怀旧和超然自适的情感颓废中,家住龙华的人有很多,到头来,云在天空水在瓶,纵使老僧裁得布匹几十,喝破了柏树子的佛性有无,亦不过是家住龙华而已矣。

  36.《华语情结》  语言是文化强有力的载体,人类文明正属于语言性的存在,但人言异于神言(Word),人言存在的有限性、欠缺性、虚假性被一次次证明,或者不证自明。

人言不应该被过分迷恋、执著和沉陷,运用它并超越它,而不是戴着所谓“母语”的镣铐跳舞,应不为其所累所操控,才是现在文化人的使命和人言发展的方向。

华语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古老民族接受西方文明的脚步,过去是表现为白话文同文言文的空间争夺,现下却呈现出更趋复杂、深刻的民族性文化心理的彷徨、挣扎与整合之中。

  37.《这里真安静》  文章写到最后,也仅剩“安静”而已。

“军人、妓女、文人”这个模式被拔高起来赋予莫名其妙的涵义,人全都成了符号,包括那个被作者浓墨强调渲染的日本文人。

文人格外重要,仅仅因为是“文人”

历史的悲惨历程最终走向的是碑文的安静,草木的安静,一切重返自然的安静,当懦弱者不肯直面个体生命的深重罪苦和百病缠身的灵魂时,他就会一厢情愿的闭上自己的双眼然后说:安静罢,一切都回归清净了。

无声而黑暗的东方就是这样在麻木的自醉中失掉了旷野里为拯救的光呐喊的嘴巴。

  苦旅,便如是安静的化为恒久的无味和无聊。

《为什么读书》读后感10篇

I. 功利主义是什么

功利主义首先是一种道德哲学(伦理学)理论,其它方面的功利主义,比如法学和政治学上的功利主义应当视为这种伦理学理论在这些方面的应用。

功利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人的行为应当有助于达成“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围绕这一核心内容,功利主义理论有以下几个核心预设:1)这里的“幸福”可以是个体的主观感觉,但它应当是可以被计量的,比如我吃了一个汉堡带来的快乐数值大概是多少;同理,痛苦也是可以被计量的,它是“幸福感”的负值,比如我吃了汉堡又被人骂了一顿,吃汉堡带来的好心情顿时没了。

2)功利主义视每个个体为同质,也就是说,同一件事给不同个人带来的幸福感被视为是相同份量的。

比如我吃汉堡的快乐是5,那就不能假设你吃汉堡的快乐是50。

3)衡量一个人的行为应当只关注其结果是否带来幸福的增进,而不看他本来的动机为何。

(当然,某些功利主义者可能对以上原则作出修正,比如J.S.密尔)II. 把功利主义理解为“基于价值判断而作出的选择”合不合适

不合适。

每一种伦理学都是告诉人如何“基于价值判断而作出选择”。

比如一个人视“不能说谎”为最高价值,假设他掌握某种机密,恐怖分子获得了他掌握的机密就可以致数万人于死地,而如果他不说,恐怖分子并不确定他是否掌握该机密,也不会危及他的生命。

但这个人依然选择了向恐怖分子吐露机密,这依旧是他基于“不能说谎”的价值判断而作出的选择,但这绝对是功利主义不认可的选择。

III. 与“实证主义”、“历史主义”等相比,功利主义有哪些优势和不足

不明白题主为什么要把功利主义与这两个概念作比较,它们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概念。

“实证主义”首先是一种认识论,它相信对现实的认识只有靠特定科学及对寻常事物的观察(也就是经验)才能获得。

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并不矛盾,功利主义可以认为只有依靠实证主义的方法,我们才能认识“幸福”。

“历史主义”则是许多思想的杂烩。

笼统来说,历史主义相信诸如正义、平等、幸福这类价值是在与人类历史进程相伴相纠缠中诞生的,不存在超越历史进程的价值(请不要跟我扯波普尔这个没有阅读能力的学者)。

要注意的是,历史相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进步主义……都可能被称为“历史主义”,但它们的核心观点可能是相反的。

与“功利主义”相对应的概念其实是“义务论”。

那个脑子不太清楚的哈佛教授桑德尔曾经在他关于“正义”的公开课中举过很经典的例子:火车就要开过来,两个铁轨一个上面捆着1个人,一个上面捆着5个人,你掌控铁轨扳道,扳向哪边

功利主义认为让一个人死总好过让五个人死,义务论则认为让人死就是恶,不存在何者更正义的问题。

平凡的世界读后感2000字以上

[求《大国策》读后感

]读《大国策》有感中国要成为伟大强国,求《大国策》读后感

正如笔者前篇文章所陈述的观点:中国要准备承担起一个大国的责任,要准备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更要准备承担起改造现存世界体制,刷新人类文明的伟大责任

中国要承担这样伟大的历史使命,内因是决定性的因素。

具体地说,就是要立足国内,勇于改革,通过制度创新、体制创新,化解我们面临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构建包含有诸多人类新文明因素的和谐社会。

中国自身存在的问题解决好了,必然会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而世界,正需要一个崭新的榜样

中国都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呢?首先,贫富差距问题。

这个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沉重了

当我们的贫富差距超过了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候,这个危险信号是不言而喻的

任其发展,它的消极因素足以抵消经济发展的全部意义,它将直接动摇社会主义信仰的基础

所幸近几年来,党和国家已经开始扭转这种危险的势头,尤其是在农村取消农业税,在城镇通过第二次分配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并且已经开始向农村延伸,取得了明显的成就。

但,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头。

第二,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问题。

资源瓶颈问题,环境破坏问题,地区差别问题,管理模式问题,技术创新问题,教育问题,等等,国家太大了,问题太多了,哪个问题都不能掉以轻心

但这么多么问题的要害在那里?要我说,正在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

比如,一个面子工程问题,喊了多少年?就是解决不了,根子就在政治体制上。

再比如,竭泽而渔式的GDP崇拜,别看上上下下都在批判,其实至今阴魂不散,根子也在政治体制上。

第三,政治体制问题。

这些年,政治体制问题成了一个敏感的话题,我知道政治体制几个字可能已经成了某网站的必杀词

不知道此文在强国博客的命运如何?笔者愿意一试。

有些事情,我们可能陷入了两难,但必须两害相权取其轻,大胆尝试,并从善如流,读后感《求《大国策》读后感

》。

比如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但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方式,改革完善党内民主的形式;我们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必须要勇于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自身;人民公仆必须要由人民来选择,这是最大的原则。

是不是尝试一下将人民选举和组织选拔的制度结合起来?但最终决定权必须交给人民。

第四,腐败问题。

近20年来,腐败问题始终是中国最为严峻的问题

但笔者还能说些什么呢?腐败不除,国无宁日

不过,笔者还认为,最大的腐败并不是经济上的腐败,而是思想上的腐败

中国至少已经有一代人的时间,被功利主义所困扰,物质至上,经济至上,唯才是举(其实后来变成了唯亲是举),官场潜规则大行其道,一些鼓吹西方文化的文化精英占据了文化主流,月亮都是西方的圆,这一时期爬上去的人一旦掌了权,后果会怎样呢?解决腐败问题,有一个战略机遇期,时间已经不多了

第五,信仰问题。

这个问题带有根本性,因此才放到最后说。

从逻辑关系上来讲,只有解决好上述几个问题,才有可能解决好信仰问题。

解决信仰问题,就是要真正唱响主旋律,创新人民大众的先进文化,建设人民大众的精神家园,升华人民大众的价值观念。

我国人民的信仰曾经达到过高度的统一,但现在情况有点复杂。

解决信仰问题,要建立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要建立在立足解决中国现存社会问题的基础上,要建立在研究、借鉴、批判、超越西方文明的基础上,要建立在对人类历史文化系统反思、继承扬弃的基础上。

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说,中国承担起了一个大国的责任,承担起了领导世界的责任,承担起了改造现存世界体制,刷新人类文明的伟大责任

现代人类文明需要创新。

中国崛起的过程决不是跟在人家屁股后头亦步亦趋,后发优势要求我们必然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制度创新、文化建设等方面全方位的超越西方先进国家。

我们可以想象,到了本世纪中叶,当我们终于战胜一切的艰难险阻,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强国之时,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我想,我们可以自豪的说:伟大的中国要引领我们这个世界,创造出一个更加辉煌的人类文明

  〔求《大国策》读后感

〕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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