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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验主义者读后感

时间:2018-07-28 20:31

文化苦旅的废井冷眼读后感怎么写

《文化苦旅》分篇读书笔记  曹治国  1.《道士塔》  余秋雨在这篇充满了个人臆想、近似小说化了的散文中所写和表达的内容只消三个字即可说明,便是那带着琼瑶阿姨的粉泪声腔而仿佛在几卷线装古书前,对着死朽者的尸骨却竟把无缚鸡之力的臃肿全身绷紧,举轻若重、绘声绘色的泣涕道:“我好恨

”  他的“恨”一如他结尾处的虽说“默默地”但实际仍“好激动”一样,都对我够不成任何透彻肺腑的情感冲击力和感染力。

他的“恨”实在恨得肤浅,竟能把几乎所有毁损敦煌文物的罪过和仇恨的矛头都加诸于这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道士身上

余秋雨在百年之后裹着一身“文化学者”的知识优越感,坐在茶香四溢的书案前遥遥对视着世纪之初的暗夜里那焚尽生灵的硝尘,像一个深宅大院里的公子哥儿申斥着他从未真正了解、认识过的看门老仆——你为何如此败家

那时侯余先生从这老奴身上是颇找回了些道德优越感的自我满足的。

《道士塔》的实质作用也仅限于此。

  聪明的作者没有忘记在最后借某个日本学者的话“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

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来挽回中国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来,而以往那些他刚刚咬牙切齿描写的中国的愚昧、荒蛮、落后、病态都集中处理算在了王道士一个“个人”的身上,并且这本应该切入审思、深思中国各种根深蒂固之病态与愚劣以及展开对影响产生了像王道士这样“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深层文化传统的批判之可能,都在“过去时”与“现在时”的泾渭分明的割裂式划分中被完完全全的消解掉了;于是,中国只要一有了坏事,便据说总是因为某几个“小人”作乱的缘故,而中国一旦有了好事,便肯定是证明了整个中华民族“向来优秀”的集体荣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上之“自尊”与“自信”便是这样得以实现和得到满足的。

正是这种阿Q式的毫无自我批判、解剖与忏悔的“胜利法”,让余秋雨笔下的中国文人与文化在矫柔造作的“痛楚”和自我麻醉式的超脱中无往而不胜,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会是一副貌似自信的“胜利在握”的模样。

但我知道,他心虚得紧。

  但是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都愿意退回进所谓“灿烂文明五千年”的故纸堆里重拣起传统士人情怀的人格面具戴上,何况“到处可以遇见的中国平民”则更需要从尚未捂无热乎的“我们的文化”中找回鲁迅先生所讽刺的那种“合群的自大”式的“自尊”与“自信”来。

余秋雨很好的为庸众们做成了此事,所以我认为他的散文本质上是一种“媚俗”,并不冤枉他,只不过他这回所卖的,乃是“文化”这剂高雅体面的春药。

  2.《莫高窟》  《莫高窟》所运的文字是唯美而稍显绮靡多姿的,辞藻富繁而无雕琢的赘感,将静态的敦煌壁画用活的线条和气势舞动起来,既合人与背景的内容,又能赋予横亘时空的强烈的生命与美学意义,人随画动,画从心转,幻境与当下交织,历史与色彩共升,细腻入微又磅礴挥洒,悄然无语而乐章交响。

  作者的立意很清楚:想要追求一种超越了宗教、道德的敦煌艺术之“美”来。

你可以取别的视角,但“美”这个视角是合适的,同时又兼顾到了莫高窟的多层意蕴,也就是“层次丰富的景深(depth of field)”,像敦煌的意义与价值显然是“说不能尽”的经典,余秋雨是在“美”的艺术心理观照下截取他想要和欣享的敦煌片段,从这一层面来讲,应该说作者的眼界不乏大气、开阔、高远,这是其独到的地方。

但问题是,伴随着“多方面生命”的呈现、聚会、狂欢、释放,余秋雨渐渐走入了他实则认知较浅薄的“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的叙述之中,“人性”“生命”“人格”都成了反复歌咏却苍白空泛的符号,我们看到了浓墨重彩的一幅幅曼妙醉神的画,却见不着更深厚的对生命或人性本身的诠释与穿越,最终,又是顶礼膜拜式的表达了对盛唐这一个时代的无限憧憬与自豪,于是说“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个体的生命艺术之美被宏大的历史主题与廉价的民族自尊遮蔽了,于是“我们曾经拥有”“我们一千多年层层累聚”,这中间只有机械的堆叠,大失立体多维度的穿越审思,所以余秋雨的审美只能浮在表面的装修上,却无法扣问灵魂,力透出生命的本色来。

莫高窟的“美”,也因此减色不少,单薄不少。

  3.《阳关雪》  阳关“终成废墟,终成荒原”。

那么这原因何在呢

作者极其隐晦的表达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当权的统治者似乎没有给艺术家们以足够的地位和尊重,所以限制了艺术家们的创作,然而艺术家们可是足够优秀足够天才足够好的。

  “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这句话很有意味,很能够透视出余秋雨在拿着古代知识分子暗中自比的同时,他的双眼始终没离开过“长安的宫殿”为其所开的“门”,余秋雨性格中深刻烙印着对“权力”的心理依附,在此文中已有较深隐的体现。

他通过对古代文化名人的悲叹、哀痛、伤悼乃至鸣不平,甚至常常要挤出几滴酸度超强的枯泪来,其实正是欲寄托他自己希望当权者能施舍给像他这样的文化人以生存的空间甚或重用之的企望,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人的情结,是没有或缺乏独立人格,始终活在权力话语的阴影下谋求自我的定位,余秋雨借此将他作为这种知识分子的虚荣表现得淋漓尽致,荒原

千万别侮辱艾略特的经典大作,那不过是无奈的看着自身终入尘土的垒起的坟而已。

  余秋雨仍没忘了拿唐代的造像去向文艺复兴时的西方艺术大师那里寻回一点可怜的“骄傲与自豪”,但他却不愿也不肯再继续追问:为什么如此辉煌的唐朝艺术却无法避免走向退步衰落的宿命

而西方的文艺复兴为什么却偏偏能开出一个史无前例的近现代人类文明呢

  那些至今依然坐在“四大发明”之类国故上高唱凯歌颂谣的孝子贤孙们,自然是想不明白的。

  4.《沙原隐泉》  此文的文笔流畅,余秋雨的文字工夫确是很强很吸引人的,其叙事往往带有鲜明的戏剧性,这是他行文的优点。

有论者因此批评他在散文里“编故事”,走金庸小说的套路,已经偏离了散文“真我”“写实”的文体要求等等,我以为这种局限性很大的批评并没有多高的价值,文学艺术上的打破文体自身或先前的定义要求与局限而进行创新、开拓、尝试是一件更应该注目和鼓励的事情,在形式上我对余文没有多少批评,尽管他自己后来把自己的拓展写作给模式化了,为人所诟病。

但是艺术上你可以做不到或者不去做“事实上”的真实(其实我们传统所谓“真实”也并不真的真实,也只是心理认识的结果),但我一直认为写作的主观“态度”必须是真诚的,失却了真诚则一切休论。

  努力攀爬着才刚刚自比“高加索山头上的普罗米修斯”,旋即“哑然失笑”,竟以所谓“康德所说的滑稽”作评价,康德讲了那么多精深的哲学,他偏要选用这个“滑稽”。

我的感觉是,余秋雨不具备真正的悲剧精神和意识,虽然他最会煽情掉泪。

  述老尼处简直是文人式的矫情造作,一个老人几十年的生存经过和精神情感历程竟被“眼光又转向这脉静池。

答案应该都在这里。

”一句轻轻作结带过,那这是怎样“神奇”的一脉泉啊,竟然超过涵盖了一个衰老生命的丰富与厚度

  “老尼的孤守不无道理”,但不知余秋雨本人愿不愿意也这样“很有道理”的活着,尊重不应只是一种浅薄的认同,更需要一种穿透人生苦难的愿力与慧力。

  5.《柳侯祠》  倘若读懂了作者“借古人的尸,还自己的魂”的深隐之意,便会觉得这是一篇作呕指数很高的“文化散文”,与其说通篇都在兜售着“文化”这个已被其弄得俗得不能再俗的空泛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化人急于想做官的心灵告白,整篇文字都流露出作者浓厚的“官本位”的思想意识,甚至十分露骨的用“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

”这样肉麻的话来直接会通今古,就差从棺椁中拉出柳宗元来现场讲几句了,并且说“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的乃是因了“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柳州当代的开放和崛起是否真是“从根子上”靠了千年之前的南下贬官们的文化遗产,我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余秋雨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没忘记格外强调了这位副市长“也是个文人”,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余秋雨也是个“文人”,而且是级别更高的大文人,那么中国若想“从根子上”好起来,实在只有起用这群大文人、小文人们来做大官、小官这一条不二法门了

可以说透过此文,我们完全看得出余秋雨骨子里几乎全然未消化现代法治社会、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他或许知道一些理论,但他接受的却是比当代新儒家还要保守的政治文化意识,这样的结果,是做官的附庸风雅操控着文化,文化人附势权力卖弄着文化,可笑的是余在文中竟还哀叹柳宗元失去了“个人的意义”,在官本位的专制体制下,个体当然无法独立或倍受压制,余既然看到了这点,却不向制度问责,而把希望寄托在“文人作官”的“人治”上,殊不知他岂是真在替古人鸣冤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罢了

  6.《白莲洞》  “桃花源”千百年来竟成中国人时时梦寐以求的人间乐土之所在,“桃源”所乐者何

无战乱与征赋,平等而富足,如是而已矣,并无精神之超越,无对人性本具之罪恶与生命本有之苦难的复杂性之认识,“桃源”人也是人,就算避世再远,也逃不开罪的钳制。

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么向王权低头,要么就隐遁超脱,并无为爱为公义为超越性之真理而独立奋争的精神。

不是遮与盖,就是逃与避,在苦与乐之间徘徊不止,走向“桃源”的同时,也走向了精神价值的虚无,难道这竟是陶渊明和千百士人所向往的乐土

  7.《都江堰》  这依然是一篇借着都江堰写李冰,借着李冰写“官本位”的文章,我在《柳侯祠》的评述中已有所论,只不过此番他给“官本位”注入的不是碑文诗赋而是专业的科学技术,都江堰的伟大被浓缩在了“李冰的精魂”里,作者所盼望的乃是这样的人可以子子孙孙无穷尽,于是对李冰的充满民间宗教色彩的膜拜和人而神的民间戏剧中很作了一番文章,颇为赞赏,并且说“轰鸣的江水”便因此成了“至圣至善的遗言”。

  余文惯于在对山水的膜拜式夸大定位和抒写中行矫情与煽情,但他肯定不是真的要跪倒在山水文物前,他不过是做这么一个虚假的姿态而已,他的重点仍是利用这种情感的煽动去消弭理性的冷峻思考,从而使读者认同他、跟着他的观点走。

此文对“能臣干吏”的崇拜与对“清官”的崇拜一样,都是“人治”思路的认识,要知道仅凭“清官”“能臣”是无法帮助中国摆脱“人治”带来的历史循环的,但这种理性认知在作者故意营造的宏大主题与取媚民众的民粹主义气氛下,被抽空殆尽了。

  余秋雨在文中说:“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我虽不知道这是否为其真心话,但通览整部《文化苦旅》,你都能感受得到这种甜腻腻的肤浅的“乐”观,而书名竟贯之以一“苦”字,什么叫做惺惺作态

什么又是矫情

看罢。

  8.《三峡》  李白的诗飘逸灵动、超拔纵横、吞吐山河有余,而沉郁练达、忧患深情、悲心苦难不足,读其作品如阅其人,羽化超脱而心向隐遁的仙道气始终伴随着这位才华横溢的天之骄子,在世事的艰辛、恶劣和仕途的坎坷不顺中他选择了以桀骜不逊的风骨出入自我精神的狂欢,这与杜甫的始终不弃不舍,执著当下,痛入心髓而犹深怀抱负与忧悲进入民众、国家的苦难大有不同。

中国的多数人可能大抵都更爱读李白,因为从李白那儿能读出一种速度和快感来,但我却偏爱老杜,老杜的字句不止是用灵气泼洒的音符,更是一种血泪沉淀的生命的精魂。

他不超脱,所以他超越了那时代的每一个神往超脱的诗人。

  9.《洞庭一角》  “贬官文化”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很重的一笔,贬官们仕途兴隆、官运亨通时不见有特别优异的文章出世,只是被贬外放了,才“只好与山水亲热”,有了悲戚哀愤的常情,文采竟也飞扬起来,“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

”可见贬官们的写作与抒情岂能不暗怀着盼主上查阅而重起用之的功利心思

既被“贬”了,就无奈的写写东西,这写出的东西便恰好印证了贬官的“文品”,既是别有深意和目的而写,则这制造出的“文品”确也和其“人品”相映成趣——都虚伪得紧。

那么,倘若中国文化“极其夺目”的一笔竟是如此被文化官员们弄出来的,就不晓得到底是中国的贬官们太有才了,还是中国文学创作的自我评价“太有才”了。

  不过文学在此文只是装裱,重要的是“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的“声名”效应,贬官们都化了灰,山水亭阁也仍是这样的山水亭阁,还理会他什么“文学”作甚

重要的是靠文章赚得的“声名”才是眼睁睁的取之不竭的实利,文学既“帮衬”了贬官的官运又“帮衬”了旅游景点的声名,大约可以名垂青史,不朽于后人了。

读懂了余秋雨的“帮衬”,也就读懂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半。

  10.《庐山》  文人因其对山水景致的吟咏而招引来世俗的拥挤,从而失去了此山此水,于是“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

  但中国文人真的有叙述的这么高尚超拔吗

“苦旅”之“苦”会因为“世俗的拥挤”而消失飘散

其实,恰恰是世俗的打破山水原貌才能使精神贵族们感到苦涩,而文人在面对山水世俗化后反觉其“不苦了”,欲别寻苦境,这说明无论“苦”或是“乐”实际都未进入文人的精神深处,皆非精神加工品味后沉积转变成的苦与乐,而停留在感官层面;倘若不是这样,进入了精神层面而犹言世俗化的“不苦”与原貌之“苦”,则说明中国文人的精神较之我等俗辈凡夫实也无特异超绝之处,可以不必扬起文化优越感的架子,要独占这山那景观的,而且非得和“大官人”“大商贾”站成一线凑这很抬身价也很势利很虚荣的热闹。

  11.《贵池傩》  “迷信”这个词本身充浸着一种粗暴的判断情绪,也交织着从中古甚至原始文化向祛魅的现代理性文化过度的激烈挣扎和矛盾心理。

尊重一种哪怕是荒蛮的文化是否就真的可取呢

谈尊重的大抵都是置身于其外的人,而为此荒蛮文化所深深影响的族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也许才是更大更需要思索的问题。

价值真的可以是多元的

诚如文中所言,今日乡民的重演傩戏究竟还保留几分诚意

或许内里都怀着现代商业功利的心思罢。

而这种“诚意”的保留真的需要吗

传统文化在现代性中的融解是一个大智慧的疑难问题,我个人相信真理一元,“多元”只能是形而下的多元,无论如何,“迷信”的文化不该是用强制暴力去推倒砸烂的,因为只有在“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谈尊重人的权利与尊严。

何况人类尚有太多的未知,尚需更广阔的胸襟,透过一个傩戏,可以窥视当下整个中华民族转捩期的文化困境。

  16.《风雨天一阁》  “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这是余秋雨对中国历史黑暗的又一盲点,本文中提出了所谓“健全人格”,后来这个可笑的词又被他送给了康熙皇帝。

中国文人好讲“健全”“圆满”,也擅长把这些完美的修饰词留给自己和捧送掌权者。

“健全的人格”服从着包括“禁止妇女登楼”的封建族规,“健全的”皇帝及其继承者也开始了漫长的“文字狱”和闭关锁国。

这是怎样畸形的“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

连阿Q这种瘪三都晓得要在纸上很认真的画一个完满胜利的圆圈,何况中国的文人呼

  17.《西湖梦》  一切宗教都要到西湖来展览,“展览”这个词妙极,中国人做惯了看客,无论什么,最要紧的便是“看”,始于看而终于看,过足了眼瘾和感官玩乐,就像灵魂已被抽干了一样。

  18.《狼山脚下》  余秋雨完全不解鲁迅的深意,鲁迅岂是在改良为自然风景命名的方式吗

余文所谓“但一切都调理得那么文雅,苍劲的自然界也就被抽干了生命”,这纯粹是文人的臆想,其实他的“平和一点”同先人的“古池好水”“萧寺清钟”“远村明月”一样,都是琢磨着怎样在“命名”上下功夫,用文字自欺视听,只不过方法不同罢了。

鲁迅先生所批判嘲讽的,恰恰是这种专好在“名”上弄虚作假、自欺欺人的虚伪、麻醉的民族文化心理,而作者却正好最爱耽著在“名”上做文章。

  19.《上海人》  这是余秋雨在本书中写得最好最精彩的文章,也许因为作者本身是上海人,对上海的了解、体会很深也较为全面。

  徐光启是一个值得特别书写的开端,他能在一个愈趋封闭、衰朽、宋明新儒学占统治上峰的封建时代坦然开放的接受、传播西方文明,甚至受洗皈依基督宗教,他的影响决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文化交流者,他给古老的中国注入了完全异质的文化血液,也树立了一个“新人”的榜样。

光启,宿命般的人如其名。

但职员心态而缺少生命热源和创劲的上海人并未得着他的精髓,而只是神似而已。

  20.《五城记》  兰州牛肉拉面的醇香横亘千里,飘入了关外我的鼻舌中。

  21.《牌坊》  牌坊大约是中国文化里最可憎恶的物事之一了,它见证着中国道德的虚伪、残忍、吃人的本性,而且是公开的被表彰的邪恶,而从中做帮凶写文章造理论大肆颂扬宣传的不是别人,正是文人。

父母的一面立牌坊一面偷偷送女儿出家逃生,把“贞操”“守节”残害人性的荒谬暴露无遗。

“圣女”是男权意识在女性身上的体现,“圣女”“节妇”既不“圣”也不“美”,而是对女性形象的扭曲,女性在这里只是体现纲常道德的工具和男权变态逞欲的对象罢了。

封建中国的文化,充满了触目惊心的变态性。

  25.《信客》  仅靠一个“信”字谋生,为一件极小的“失信事件”而被彻底放逐、抛弃,服务乡里大半辈子的老信客就这样轻易的被推到命运的深渊,乡民的不宽容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在对“信”字的极端功利化的索取中,信客作为“人”自身的尊严、权利已经被淡化漠视了,落后的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伴随着信客高强度的生存压力,最后年轻信客的“成功”不过来自于一个近乎传奇的事件,而老信客悲惨的身影却蜷缩在无人关注的角落里瑟瑟发抖。

信客仿佛是被“崇高化”了的,但正如中国无数的“贞女节妇”无数的牌坊一样,本质上是对人性的歪曲、异化、践踏,鲜活的个体生命在“道德”的虚幌下被压扁成一个个供人膜拜的符号,中国封建时代形成的这种非超越性的“信”观念,决不能照搬、移植进现当代社会来,封建道德建立在非人道非理性非超验信仰的历史中,其充满局限性的伪善不言自明。

中国人喜欢“大团圆”“大圆满”的结果,本文也不例外,在文尾喜气洋洋的氛围中,我却分明感受到了寒意逼人的颤栗。

  26.《酒公墓》  在客上教英文We all love Chairman Mao ,这是一个饱蘸了政治严肃和政治迷狂的例句,love在这里早已失却了它本有的真义,“伟大领袖”取代了上帝坐上了神的宝座供他的子民love,love只属于领袖一个人,一个人中的领袖剥夺了几亿子民自由love的权利,love像一个被化肥催生被空气鼓胀被毒品兴奋了的劣质种子,干瘪苍白,浸不得半点儿油腥,以至于当酒公在黑板上很自然的写下“爱是人的生命”时,全班竟然会大笑,而女生则红脸低头。

一个羞于把爱同生命联系在一起的年代,我们还指望它能够不酝酿制造出骇人听闻的黑暗来吗

  27.《老屋窗口》  老屋只属于作者个人,何必要自命不凡的加诸自负的渲染呢

作者太爱慕虚荣了,此文可与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集做对比,鲁迅的怀旧散文从来没有这些自命不凡的虚饰之笔,先生所写的乃是切切实实的人和人生,却不是名和声名。

余文实在相形见拙,品低一等。

  28.《废墟》  并非所有的废墟都能体现“悲剧精神”,也并非所有的悲剧都讲化为废墟。

废墟是一种常态,废墟中走出的人才值得关注。

  29.《夜雨诗意》  夜雨未必与安逸水火不容,安逸在夜雨中顾影自怜,自哀自叹,于诗意中逍遥自适,甘愿被夜雨包围、吞噬,再无冲出的生命力和欲望,夜雨也便完成了摧毁行旅者前进的目的。

  30.《笔墨祭》  一个“祭”字,保守的心态流露笔间,笔墨书法是文化艺术的载体,也有情感融入,但笔墨何尝不在千年里时时更新着内容

拒绝更新就等于自毁生命的延续。

  31.《藏书忧》  藏书之“忧”实则出于读书人对“物化”了的知识的吝啬与自负上,文人相轻也相妒,慢条斯理、徐徐道来自己的藏书之富之精之珍贵,那种文人式的自得与虚荣表露无遗,这本也是人之常情,文人并非格外的鄙弃钱财,出手大方,当他像孔已己似的穷得排出几文铜钱买酒吃时便也一样要灰头土脸,最多不过吟几句“君子固穷”的圣言以备精神上对自我“文化优越”的文人身份制造几分超乎众群的幻觉,聊作麻醉而已。

所以文人的爱藏书,我认为无须上升到很“崇高”的境界位置,藏书的确一定程度的体现出藏书人特异的精神世界、治学面貌甚至是性情格调,但也仅此而已。

文人仍需将自身回归到平常心态中去,这是我的观点。

  32.《腊梅》  腊梅大约真的可以给人启迪、激励的情感萌发罢,也只有人才可存有这认识,或者耳耳相传,便给了某自然界之植物以特定的性格或象征,所以后人一定要从腊梅中看出生命力的坚韧、顽强的这面来,却见不到万物的复杂性和生命中许多悖论。

腊梅固然可以御寒,但未知是否也能御热呢

  33.《家住龙华》  禅味在历史的叙述和古老庙堂式建筑的烟尘中愈发显得泛黄脆软,凝固成衰朽的气色浸透在文人怀旧和超然自适的情感颓废中,家住龙华的人有很多,到头来,云在天空水在瓶,纵使老僧裁得布匹几十,喝破了柏树子的佛性有无,亦不过是家住龙华而已矣。

  36.《华语情结》  语言是文化强有力的载体,人类文明正属于语言性的存在,但人言异于神言(Word),人言存在的有限性、欠缺性、虚假性被一次次证明,或者不证自明。

人言不应该被过分迷恋、执著和沉陷,运用它并超越它,而不是戴着所谓“母语”的镣铐跳舞,应不为其所累所操控,才是现在文化人的使命和人言发展的方向。

华语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古老民族接受西方文明的脚步,过去是表现为白话文同文言文的空间争夺,现下却呈现出更趋复杂、深刻的民族性文化心理的彷徨、挣扎与整合之中。

  37.《这里真安静》  文章写到最后,也仅剩“安静”而已。

“军人、妓女、文人”这个模式被拔高起来赋予莫名其妙的涵义,人全都成了符号,包括那个被作者浓墨强调渲染的日本文人。

文人格外重要,仅仅因为是“文人”

历史的悲惨历程最终走向的是碑文的安静,草木的安静,一切重返自然的安静,当懦弱者不肯直面个体生命的深重罪苦和百病缠身的灵魂时,他就会一厢情愿的闭上自己的双眼然后说:安静罢,一切都回归清净了。

无声而黑暗的东方就是这样在麻木的自醉中失掉了旷野里为拯救的光呐喊的嘴巴。

  苦旅,便如是安静的化为恒久的无味和无聊。

瓦尔登湖写作背景

<<瓦尔登湖>>(瓦尔登湖——林中生活散记) 1846年2月4日,梭罗按计划前去康科德城(Concord)讲课,题目是“关于马斯·卡莱尔及其著作”(Thomas Carlyle and H is Works)。

讲课结束了,听众却意犹未尽,要求主讲人谈谈自己在林中的生活,相对而言他们似乎对这个更感兴趣。

为满足大家的要求,梭罗准备了一个“我自己的历史”(Th e History of Myself)的课题,在当月10日开讲。

没想到听众热情空前高涨,纷纷要求他在下一周的课程上再讲一次,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前来听讲。

受这次讲座的启发,梭罗将自己讲课提纲加以整理,又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写作,终于完成了Walden,or Life in Woods(《瓦尔登湖,又名林中生活散记》)这部传世的名著。

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瓦尔登湖》出版于1854年,这是19世纪美国文学非小说著作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书籍。

到目前为止,此书已经出现了将近两百多个版本,并被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

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在作者有生之年里这部书一直被认为是模仿之作,而且还倍受冷遇。

初版的2000册用了五年多的时间才卖完。

直到作者去逝以后,这本书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对它的评价也开始发生了变化,梭罗的思想意义才被我们认识到。

1817年 7月12日,梭罗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

183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

毕业后他回到家乡以教书为业。

1841年起他不再教书而转为写作。

在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支持下,梭罗在康科德住下并开始了他的超验主义实践。

这时期,梭罗放弃诗歌创作而开始撰写随笔,起先给超验主义刊物《日规》(Dial)写稿,其后各地的报纸杂志上都有他的文章问世。

1845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这天,28岁的梭罗独自一人来到距康科德两英里的瓦尔登湖畔,建了一个小木屋住了下来。

并在此之后根据自己在瓦尔登湖的生活观察与思考,整理并发表了两本著作,即《康考德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 Rivers)和《瓦尔登湖》。

在瓦尔登湖生活期间,因为梭罗反对黑奴制(Negro Slavery)拒交“人头税”而被捕入狱。

虽然他只在狱中蹲了一宿就被友人在未经他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替他代交了税款保其出狱,但这一夜却激发他思考了许多问题。

出来后曾有一些市民问他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许多人宁愿坐牢也不愿意交税。

为解释这一问题,他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写成了著名的政论《抵制国民政府》(Re sistance to Civil Government,后改名为Civil Disobedience)。

他所宣传的这种依靠个人的力量,“非暴力抵抗”的斗争形式对印度的甘地和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47年,梭罗结束了离群索居的生活,回到原来的村落。

他仍然保持着自己简朴的生活风格,将主要精力投入写作、讲课和观察当地的植物动物。

有时候为了得到极其微薄的生活费用,才偶尔离开村子到父亲的铅笔厂工作一些日子。

梭罗卒于1862年5月6日,时年44岁。

当时在同时代人的眼中,他只不过是一个观念偏执行为怪异的人,一个爱默生的追求者而已。

一直到世纪之交他及其著作才得到了广泛和深刻的认识。

作为他的主要著作之一,《瓦尔登湖》是梭罗在瓦登湖林中二年零二个月又二天的生活和思想纪录。

鉴于他的第一部书《康科德和梅里马列克河上的一周》的失败,这一次他格外慎重,没有仓促出版而是静下心来重新写作,使之更加完美。

在此后的五年里,他一次又一次地反复修改、补充、完善,有时为了使内容更加和谐统一,甚至将整个段落改动。

现代主义艺术观念是什么?

“现代主义”这个术语常常被用来谈论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文学艺术。

它标明了一种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文学精神气质或“现代的感受性”,是象征主义、未来主义、意象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等诸种流派的总称。

与许多文论术语的演变相似,最早的“现代主义”也是一个带有批评和嘲讽意味的贬义词。

根据卡林内斯库的研究,1755年,塞缪尔·约翰逊把现代主义作为斯威夫特创造的新词收入《英语语言词典》里。

斯威夫特在致蒲柏的一封信中说:“蹩脚文人以拙劣的减省和古怪的现代主义,带给我们这些用散文和诗写成的垃圾。

”到19世纪末,这个词的使用从贬义转向中性化,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被广泛接受并获得了合法性。

鲁文·达里奥是把“现代主义”作为褒义词使用并用以指称现代美学革命的第一人,早在1888年,他就用“表现手法彻底现代主义”来赞扬墨西哥作家卡里多·贡特雷拉斯。

[1]在现代西方的文论与批评中,现代主义这个术语大致有五种用法:①一种美学倾向;②一种创作精神;③一场文学运动;④一个松散的流派的总称;⑤一种创作原则或创作方法。

这些用法有各自的偏重,但共同之处均把现代主义的含义界定为现实主义的反动。

正如彼得·福克纳所说:“现代主义是艺术摆脱19世纪诸种假定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那些假定似乎随着时光移易已经变为僵死的常规了。

”[2]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曾经出现四次引进与发展现代主义文学的高潮:即五四时期、30、40年代、50、60年代台湾时期和80年代的新时期。

五四时期没有“现代主义”这个语词,甚至“现代”一词也很少见。

人们普遍用“新”字来表达现代性的诉求,如《新青年》、《新潮》或者“新文学”、“新文化”等等,而最初现代主义正是以“新浪漫主义”的名义进入中国文论的视野和论域的。

周作人、茅盾、郭沫若、田汉和胡适等人都不约而同地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神秘主义等文学流派统称为“新浪漫主义”。

这个命名有三点值得注意:①它显然是五四进化论文学史观的一个产品。

在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1918)里,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学史被描述为:从重情思的第一传奇主义到偏重理性的第一古典主义(Classicism);从十九世纪初,传奇主义的复兴到写实主义的反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出现的自然是反写实主义的“新传奇主义”了。

茅盾同样把西洋文学史概括为:古典——浪漫——写实——新浪漫……的变迁。

在《我对于介绍西洋文学的意见》中,茅盾在文学进化论的框架里找到了“新浪漫主义”的位置:“西洋古典主义的文学到卢骚方才打破,浪漫主义到易卜生告终,自然主义从左拉起,新表象主义是梅德林开起头来。

一直到现在的新浪漫派,……从主观到客观,又从客观变回到主观,却已不是从前的主观,这期间进化的次序不是一步可以上天的。

”在他的视野中,新出现的事物就是进步的好的,所以“能帮助新思潮的文学该是新浪漫的文学,能引我们到真切人生观的文学该是新浪漫的文学。

”[3] ②五四文论把现代主义看作浪漫主义的现代变奏,认为两者都偏重主观,但时人对新浪漫主义的“新”并没有深刻的理解。

田汉有些含糊地说:“新罗曼主义的文学,是不执着于现实,而又离不开现实的文学。

”与旧浪漫主义相比,它“不在天国,而在地上;不在梦乡,而在现实。

”[4] ③从个性主义与人的解放的启蒙语境出发关注新浪漫主义。

在鲁迅的早期文论《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中,拜伦、雪莱等浪漫主义精神和尼采、叔本华、施蒂纳以及基尔克郭尔的新浪漫哲学融为一炉,都被视为重振“社会元气”、“立人”然后“立国”的重要思想支援。

总之,在五四文论中,现代主义大抵被置于启蒙现代性的框架里给予理解与阐释。

同时,现代主义的诸种流派和表现方法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为美主义、心理分析等得到较为充分的关注。

却忽视了现代主义反启蒙现代性以及抽象超验的一面。

人们对“新浪漫主义”神秘、空虚和脱离社会现实也有所警惕。

胡适曾经提醒人们注意,西方新浪漫主义只有经过写实主义的洗礼才不会产生“空虚的坏处”;鲁迅在《热风》中也对尼采产生太过渺茫的感觉。

“事实上,在20年代的中国,现代主义各流派所挣得的不过是某种方法或技法的地位。

”[5] “现代”一词在20年代出现,30至40年代流行。

如陈西滢编的《现代评论》、叶灵凤、穆时英编辑的《现代小说》、《现代文艺》和施蛰存的《现代》杂志等等。

陈源的《闲话》一书的广告言“徐丹甫先生在《学灯》里说:‘北京究是新文学的策源地,根深蒂固,隐隐然执全国文艺界的牛耳。

’究竟什么是北京文艺界

质言之,前一两年的北京文艺界,便是现代派和语丝派交战的场所。

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

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

现在我们特地和西滢先生商量,把《闲话》选集起来,印成专书,留心文艺界掌故的人,想必都可以先睹为快。

”鲁迅为此写了《革“首领”》予以回应:“现代派的文艺,我一向没有留心,《华盖集》里从何提起。

只有某女士窃取‘琵亚词侣’的画的时候,《语丝》上(也许是《京报副刊》)上有人说过几句话,后来看‘现代派’的口风,仿佛以为这话是我写的。

”[6]在陈源和鲁迅的论争中,“现代派”一词已经正式出现。

施蛰存在谈到《现代》中的诗歌时说:“他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行。

所谓现代生活,这里面包含着各式各样独特的形态:汇集着大船舶的港湾,轰响着噪音的工场,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Jazz乐的舞场,摩天楼的百货店,……甚至连自然景物也与前代的不同了。

”[7]从“新”到“现代”的语词转换表明人们对现代主义概念有了进一步的理解:①现代主义被看作“现代情绪”、“现代感兴”和“都市感性”的表征,它与现代人对现代都市生活和物质文明的主观体验相关;②对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特征和产生的社会背景有了较深入的了解。

现代主义“对科学渐起怀疑,而趋向到主观的感觉上去求一切的解决。

”“世纪末,一般小有产者愈受资本主义发达及都市发展的威胁,而在生活上诱起了极端的神经行,这种不安的神经性遂幻想出背后另有一种不可抗衡的力量在支配着他们,而使他们无法摆脱……”因此产生出与自然主义色调不同的新浪漫派来;[8] ③施蛰存的“现代的诗形”、穆木天的“心境主义”、梁宗岱的“纯诗”、穆时英的“都市蒙太奇”以及徐訏的“唯美主义”等论述都从各个层面具体阐释了“现代”概念。

1935年孙作云《论“现代派”诗》把新诗发展分为三个阶段:郭沫若时代,闻一多时代和戴望舒时代。

他把《现代》杂志的诗歌称为“现代派诗”:戴望舒、施蛰存等代表的“这一派的诗还在生长,只有一种共同的倾向,而无显明的旗帜,所以只好用‘现代派诗’名之,因为这一类的诗多发表于现代杂志上。

”[9] 四十年代的“九叶诗派”自称为“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

陈敬容说“目前中国新诗还在捡拾浪漫派、象征派的渣滓”,这显然表达了九叶诗人超越象征主义而向成熟的现代主义推进的自我期许;九叶的诗论家袁可嘉提出“新诗现代化”的主张,从诗的本体论、有机综合论、诗的戏剧化等方面阐释诗歌现代主义的内涵。

后来他这样理解中国新诗史:从浪漫主义经过象征主义然后推进到“中国式的现代主义”。

[10]的确,这一时期的现代主义要更贴近中国现实融入更多的中国传统因素,如钱钟书的《围城》以及张爱玲的小说等等。

然而,50年代以后,这种有益的探索完全停止了,现代派被称为“资产阶级颓废主义”而遭到了排斥和批判,人们普遍把现代主义视为资产阶级的洪水猛兽。

袁可嘉1960年发表《托·史·艾略特――美英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等文从政治上否定现代派就是其中一个个案。

茅盾的《夜读偶记》不仅确立了现实主义的绝对权威,而且把现代主义彻底打入冷宫。

在他看来,现代主义的形式是“抽象的形式主义”,哲学基础则是非理性的“主观唯心主义”,而且是19世纪末以来“主观唯心主义”中最反动的流派。

这代表了那一时期人们对现代主义概念的基本态度。

但“现代主义”却在海峡彼岸获得了充分的发展。

《现代》杂志诗人之一的路易士易名为纪弦从大陆带去现代派的种子,50年代在台湾创办《现代诗》和现代派诗社,提出了现代主义的“六大信条”,并宣称:“我们是有所扬弃并发扬光大地包含了自波德莱尔以降一切新兴诗派之精神与要素的现代派之一群。

”[11]《与现代诗派“横的移殖”和知性主义相对,覃子豪领导的“蓝星”则摄取了现代派较温和的一面,合并大陆当时较抒情的新月派的风格。

从纪弦的西化现代主义到“创世纪”的超现实主义与禅宗美学的结合以及80年代后的大中国诗观,“现代主义”概念的中国化在现代诗领域有了更深入的实践。

在小说领域,1960年创刊的《现代文学》强调艺术实验和创新,认为旧有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不足于表现现代人的艺术感情,所以必须实验、摸索、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

白先永、王文兴推进了中文小说的现代主义进程,前者延续了张爱玲古典与现代结合的传统,后者是一个艺术的世界主义者,并且把现代主义的实验精神推向某种极端。

在70年代中后期的乡土文学论战中,海峡彼岸的现代主义概念也受到广泛的置疑和批判,许多人认为现代主义脱离现实、民族传统,是对西方现代派模仿的模仿、亚流的亚流,陈映真甚至嗅出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意味。

80年代以后,现代主义概念融入多元化的文学思潮中逐渐消退,却又在大陆新时期文学中重新登场亮相并在激烈的论争中获得了美学合法性。

在与世界隔绝了多年以后,人们急切地把目光投向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的现代派文学,许多作家也开始引进一些新的表现形式。

这些开放的尝试必然触动整个美学意识形态,引发关于现代主义的论争。

徐迟的《文学与“现代化”》(1978)和《现代化与现代派》(1982年)提出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文学现代化”概念,认为现代派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道路:“不久将来我国必然要出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最终仍将给我们带来建立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两结合基础上的现代派文艺。

”[12]这是使“现代主义”合法化的最初尝试,它把“中国要不要现代主义”问题摆在人们面前。

谢冕、孙绍振的“崛起”有力地挑战了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诗学成规;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和冯骥才、李陀、刘心武关于现代派的通信共同认为:“现代派是历史的反映和时代的产物”,“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现代派具有文学革命的意义。

尽管这些观念受到现实主义美学意识形态的猛烈抵抗,但现代主义这个概念还是在“朦胧诗”大潮和意识流小说的实践中感性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随后的一些争论,如现代主义的技巧与内容是否可以剥离、“伪现代派”之争等等都是80年代初论战的余韵与深化。

当刘索拉被一些人称为“真正的现代派小说”《你别无选择》发表,残雪把非理性超现实推到极端,而马原开始玩弄“叙述圈套”时,现代主义概念也就完全合法化、正典化了。

它已经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一脉传统”后现代主义的概念:理论界一般认为:它是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文化思潮,在哲学、宗教、建筑、文学中均有充分的反映。

它与现代主义有本质的区别: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出现自然有其历史的、文化的背景。

一般认为, 后现代主义文学兴起的直接导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西方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的骇人昕闻的暴行以及原子弹爆炸给人们以极大的震动, 使人们对昔日一贯遵从的社会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

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进一步激化。

以美国为例, 黑人抗暴斗争、妇女解放运动、反对越战的学生运动、肯尼迪总统被杀……社会愈来愈动荡不安, 人们的精神也越来越困惑。

“我们有一个富裕的社会, 我们也有着混乱的价值观念, 我们面对的美国再也不是早期的美国”。

这个社会是“一个相对来说舒适的、半福利半兵营的社会”;“全体居民变得被动、冷漠,分裂成原子”;“传统的忠诚、相互关系的纽带、社团的联系都松弛了, 甚至分解了”;“人成为消费者,他自身就像他所享用、摄取、汲取的产品、娱乐和价值观念一样被成批地生产出来”。

这样一个“非人化”社会的出现同西方社会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科技的发展使得社会信息化、程式化、电脑化, 社会越来越像一架精密的大机器, 将每一个人都变成了有固定位置的小齿轮、小螺丝钉。

昔日过度激化的劳资矛盾转化为技术和管理矛盾。

20世纪以来大众传播媒介和交通、通讯的发展使整个人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空间的障碍被迅速地跨越, 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人类共同居住在“地球村”上。

现代出版业、新闻业、影视业的巨大发展, 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

人类历史上一个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的国际间的文化传播时代已经开始, 这便是所谓“信息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不再是“知识就是力量”,而是“信息就是效益”,“效益就是目的”。

由于现代世界的日新月异, 现代知识的瞬息万变, 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 知识和事物的存在不是由永恒的本质决定的, 而是由它们各自的样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决定。

高科技的发展还必然带来大规模的机械复制和数码复制, 从此不再有真实和原作, 一切都成为类像和虚假。

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最终使文化也成为机械复制的产品, 而这些产品随后又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

录像、录音、书籍、光盘、软盘等产品无穷复制, 使我们失去了个性、风格乃至私人生活。

原稿、原件不复存在, 一切都是类像, 整个世界漂浮在表面上, 没有了真实感。

到处都是互文性和超文本。

人们突然悲哀地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还同结构主义, 尤其是后结构主义的兴盛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后结构主义揭露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偏见和自相矛盾, 打破既定的文学标准, 将意义和价值归之于语言、系统和关系等更大的问题。

后结构主义认为, 文本不是作者和读者相遇的固定地点, 而是一个表意关系所在。

意义是不确定的, 一切意义都在延异中发生变化。

受后结构主义影响的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文化思潮进一步将这种解构中心、消解权威的精神扩展到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方方面面。

显然, 以上后现代主义哲学为后现代主义文学提供了理论基础。

后现代主义文学是后现代主义精神的形象表达。

谁知道爱因斯坦和小板凳的故事

我的答案是:深情不及久伴 厚爱无需多言的意思是就是说两个人如果感情特别好的话,不需要总待在一起或者说太多的话,意味着很默契而且很舒服.以上就是答案,请采纳

关于顾城《提示》的看法

不能替换为其他名字。

首先我们要明白这首诗的意境。

这首诗营造的意境的所在地在欧洲的海边。

主要原因来自“和一个女孩子结婚 在琴箱中生活 听风吹出她心中的声音”这三句。

欧洲老教堂通常都设有管风琴,有风时风琴随风而鸣,发出悦耳动听的声音。

用三句点明了诗歌描述的地点——欧洲。

“看她从床边来走到窗前 海水在轻轻移动 巨石还没有离去”这三句显示出这是新婚后的一个生活片段,新娘轻轻地走到窗前,海风柔柔地吹着,我们甚至可以设想海风吹动了窗帘,吹起了她披散的长发。

远处窗外是起伏的海浪,海浪不断的拍打着岸边的岩石,的心情也在起伏着。

他告诉自己,我是约翰,是我的妻子,她像谜一样难解像风一样轻盈,我要用一生来发现探索她。

第二,和约翰是英国常用的名字字,音节简单,朗朗上口。

约翰在中是有名的,代表着虔诚忠诚。

是由annemarie转化来的 古英格兰语言中“石楠”的意思 一般写作annie anni是简化形式 做女性的名字很合适。

石楠花属杜鹃科,花色鲜艳,很受欧洲人喜爱。

e.g的女主角死前就渴望再一次看到石楠花。

第三,这首诗也有着淡淡的哀伤的气息。

琴箱是一个封闭的空间,石楠花的花语又是孤独,背叛;我们可以想像在感到幸福的同时也感到些许的孤寂和隐忧。

由此他才需要用独白的形式告诉自己“你的名字叫约翰 你的道路叫安妮”,也只有这样他才能坚定信念赶走忧愁。

提示这首诗的名字也说明了这点,提示什么

的自我提示,提示自己的身份及应该尽到的责任。

第一次看到这首诗,第一次写诗评,希望不要见笑。

本人对于了解甚少,对现代诗歌更是一点不通,只能写这么多了,如被采纳不胜荣幸。

经典笑话为什么小鸡要过马路?是什么意思?

因为小鸡要到马路对面去事实上这个冷笑话,“为什么鸡过马” 是一个常见的谜语笑话,答案是“ 因为小鸡要到马路对面去”。

这是反幽默的一个例子,因为这个笑话的奇怪设置引导听众期待一个传统的妙语,但他们却给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陈述。

拓展资料:由这句话引申出了一丝丝哲学的意义,被网友恶搞。

1、老子:马路者道之动。

2、孔子:鸡所不欲,勿施于鸡。

3、孙武:不过马路而屈人之鸡,善之善者也。

4、赫拉克利特:鸡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马路。

5、巴门尼德:鸡过马路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

6、德谟克利特:一切过马路的本原是小鸡和母鸡。

尼玛,有人认真看过《Nature》原文么

Nature 艾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论自然》,是关于超验主义的。

超验主义代表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巅峰。

以下是我个人总结的笔记的一部分,楼主可参考:In this essay, Emerson put forth the foundation of Transcendentalism(超验主义), a belief system that espouses a non-traditional appreciation of Nature. Transcendentalism suggests that the divine, or God, suffuses Nature, and suggests that reality can be understood by studying Nature. In short, Nature is the outfit of Deiity, which is omnipotent and omnipresent. Within the essay, Emerson divides Nature into four usages: Commodity, Beauty, Language and Discipline. These distinctions define the ways by which humans use Nature for their basic needs, their desire for delight, their communication with one another an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文书巴图比英语读后感

麦尔维尔因受圣经和水手经历的影响,从Moby Dick到其他作品都传达了许多人与上帝、人与自然的探讨,对人的生存以及人力天力的反思,穿插着许多圣经的世界观和反超验主义的哲学观点,即,上帝用自然来惩罚和震慑人间,个人的人力(individualism)是不足以抗衡和挑战自然力的。

无论是ishmael的捕鲸历险,还是巴图比书记的随笔沉思,都在告诉我们任何的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都将在自然受到原始力的猛烈回击和惩戒,这和梭罗爱默生的东西是很不同的。

当然,说到超验主义,麦尔维尔也是十分矛盾。

一方面,美国独立早期麦尔维尔深受爱默生self-reliance的观点的影响,鼓吹人力,积极赞同“自立”的价值观。

然而,麦尔维尔自己的海上经历又让他对自然充满了敬畏,不敢大肆张扬individualism,认为人力不胜天力。

他早期和中期的作品总与自然有关,捕鲸者的覆亡既说明了人的自然性,对自然好奇探险,又说明了自然力对人的毁灭性。

相比,他晚期的作品总与工业社会有关,比如《巴图比文书员》,就讲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存与挣扎。

大三学习文论的时候用的是这本书:Wilfred L. Guerin, Earle Labor, Lee Morgan, Jeanne C. Reesman, John R. Willingham-A Handbook of Critical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2004)。

这本经典入门书介绍了很多文学理论approaches,其中一个就是Marxism。

如果从马克思的理论来看《巴图比文书员》这篇小说,核心词就是“异化”。

工业革命后,不管是工厂里的工人还是办公室里的文员,所有人都变成了机器生产时代的机器,如果您看过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就能懂其中的讽刺。

在高楼林立的华尔街,巴图比一个小小文员如同蝼蚁。

仰望遮天蔽日的大厦,人就如同站在阴森压抑的犹太墓地。

华尔街叫做Wall Street(墙街),最后巴图比死时“墙”的意象也正是在讽刺华尔街这个掌握着工业社会金融命脉的地方。

人人忙忙碌碌川流不息,都只是为大机器时代运转的机器。

工作日复一日的简单重复,人性也在异化,而巴图比只有默默在心中反抗。

这种反抗以第一人称碎碎念的方式在小说中一一叙述出来。

加上资本主义社会天然的贫富分化,底层小人物的酸楚更添艰辛。

这样的大环境下,个人的力量实在渺小,这也是为什么麦尔维尔后期并不赞同超验主义的乐观美好。

什么上帝仁慈,什么自然是上帝的化身,什么环境对人都会怜悯仁慈,什么万物美好,在浩浩荡荡的工业革命中,小人物不过只能疲于奔命罢了。

Melville due to the impact of the Bible and experienced sailor, from Moby Dick to other works are communicated to explore many of man and nature and God, as well as human days of reflection on human existence, interspersed with many biblical worldview and Transcendentalism overtake philosophical notion that God uses nature to punish and deter human, individual human (individualism) is insufficient to counter and challenge the forces of nature. Whether ishmael whaling adventure, or Batu secretary of essays than contemplation, they are telling us any of individualism and heroism are naturally primitive forces in fierce comeback and discipline, something that Emerson and Thoreau is different.Of course, when it comes to transcendentalism, Melville also very contradictory. On the one hand, the American early Melville influenced by Emerson's view of self-reliance, preached human, actively endorsed the self-reliance values. However, Melville own offshore experience make him the natural awe, not havoc individualism, that human victorious Tianli. He always works early and mid related with nature, whalers described the fall of both human naturalness of natural curious adventure, and illustrates the destructive forces of nature to human. Compared to his later work related to the total of the industrial society, such as Batu members than instruments, it tells the story of capitalist society and the underlying ordinary people struggle to survive.Literary junior learning time with this book: Wilfred L. Guerin, Earle Labor, Lee Morgan, Jeanne C. Reesman, John R. Willingham-A Handbook of Critical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2004 ). This classic primer introduced a lot of literary theory approaches, one of which is Marxism. If Marx's theory point of view, Batu members than instruments, the novel, is the key word alienation. After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whether it is factory workers or office clerks, everyone becomes the era of machine production machine, if you read Chaplin's Modern Times, which will be able to understand irony.In the skyscrapers of Wall Street, Batu clerk than a little like ants. Looking at the clouds of the building, just as the people stood dark repressed Jewish cemetery. Wall Street called the Wall Street (Wall Street), and finally death when compared Batu image wall is also ironic that hold Wall Street financial lifeblood of industrial society place. Everyone busy stream, just as the era of big machines operation of the machine.Routine work day after day, humanity also alienation, while Batu only silently in their hearts than revolt. This resistance to the first-person novel way annoying chatters going to describe it. Plus capitalist society naturally rich-poor divide, the underlying sour little gift hardships. Under this environment, the power of individuals is really small, which is why the late Melville did not agree with optimism for a better Transcendentalism. What kind of God, what nature is God incarnate, what environment people will have mercy mercy, what better things in the mighty industrial revolution, but only little exhausted B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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