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音尘集读后感
当年在法国成立世界社，编刊《新世纪》杂志，大肆鼓吹无政府主义的吴稚晖曾经提出“线装书可以扔进茅厕三十年”，一时舆论哗然。
如今岁月已经流逝了3个“三十年”以上的时光，线装书却已成为往日文化的旧风景，只是在熹微中隐现着身姿，启人怀想了。
不必是少小由私塾读“四书五经”出身的秀才，只要是上个世纪的爱书人，在他那点古典情怀里都会留存一派“线装文化”的温情。
“白洋淀派”代表作家孙犁先生说，1949年参加革命成功，进入天津城以后，他开始“大量买书”：初期，还买一些新的文艺书，后遂转为购置旧书。
购旧书，先是买新印的；后又转为买石印的、木版的。
先是买笔记小说，后买正史、野史，以后又买碑帖、汉画像、砖、铜镜拓片。
还买出土文物画册，汉简汇编一类书册……石印书、木版书，一般字体较大，书也轻便。
这些往日的线装书，磁青书面，扉页素净，题署多名家书法，绿锦包角，白丝穿线，放在眼前，即刻心旷神怡。
无论印刷技术如何进步，中国的线装书籍，总有人爱好，花颜永驻不衰。
日前读到一套《新文学线装珍本丛书》，是浙江富阳华宝斋书社的新出品。
丛书由薛冰、王稼句策划———他们于前年秋专程赴京，求得现代文学藏书家姜德明先生藏本付梓影印，姜先生就所印各书还专有一序，单独排印，亦线装为一册，以为全套各册的导读。
《新文学线装珍本丛书》经姜德明先生慎重评鉴，选定的是如下十种： 《志摩的诗》，徐志摩著，中华书局1925年8月印行；《忆》，俞平伯著，朴社1925年12月印行；《扬鞭集》，刘半农著，北新书局1926年6月印行；《燕知草》，俞平伯著，开明书局1930年6月印行；《水仙辞》，梁宗岱译，中华书局1931年2月印行；《初期白话诗稿》，刘半农编，星云堂1933年春手迹影印本；《爱眉小札》，徐志摩著，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6年4月手迹影印本；《音尘集》，卞之琳著，北平东琉璃厂文楷斋1936年9月作者自印本；《冬眠曲及其他》，林庚著，北平东琉璃厂文楷斋1936年11月作者自印本；《题石集》，王统照译，1941年春作者于上海“孤岛”时期自费印行本。
综观上述各书，不难发现木版毛边纸印刷丝线装订的线装书，完全胜任承载翻译、讲义乃至情诗、情书等任何一种文体的复制传播。
试以卞之琳先生的《音尘集》为例一说。
姜先生在《新文学线装珍本丛书》序文中鉴赏道： 诗集为木刻雕版，丝线装订，宣纸墨刷印，外有金黄色的锦套，手工精致，古雅非凡，纯是一件新古董。
书内收作者一九三零年至一九三五年的诗作二十首，如《影子》、《破船屋》、《音尘》等。
诗人对新诗的语言口语化，以及新诗形式的格律化作过长期的探索，早期的作品具有淡雅、含蓄的风格，他的处女诗集是《三秋草》。
在新文学书目中，人们却难以找到这本《音尘集》，因为它印数绝少。
其实在他一九四二年五月桂林明日出版社出版的《十年诗草》第一部分，已全部收入《音尘集》的作品，题后并附作者的声明：“本集曾于一九三六年夏雕木版试印于北平文楷斋。
”本书只印十余册，莫怪有关书目中全都失记了。
《音尘集》扉页有“一九三○至一九三五”的副题，依次收录《影子》、《月夜》、《投》、《破船片》、《几个人》、《登城》、《墙头草》、《寄流水》、《芦叶船》、《古镇的梦》、《秋窗》、《道旁》、《对照》、《水成岩》、《尺八》、《圆宝盒》、《断章》、《寂寞》、《航海》和《音尘》，凡二十篇。
卞之琳先生曾在姜先生面前补充说明过当年在文楷斋印行这本诗集的缘由，原来“也是为了送给一位异姓友人的”。
既有如此说法，那就不能视之为此乃《音尘集》“印数绝少”的“次要原因”了。
因为当姜先生在厂肆觅得此书以后，先曾投书诗人。
当时获得的卞先生的第一个答复是，“出书后，常有不满意处，以至意兴索然。
《音尘集》试印后，以为过足了书瘾，‘这是我不再正式印它的主要原因’”。
将前后两个说法对照着看，那第一种解释不免是某种托词了，它才该是“次要原因”了。
大抵“当一个年青人”一番钟情甚至痴情却被“无情”所“恼”以后，“意兴索然”便是唯一可能的情感反应了。
或如姜先生所感悟到的：“这里寄托了诗人青年时代的一个旧梦，虽然美丽，终归幻灭。
” 我想如果带着知悉诗人情感底蕴的那种“幻灭”感，再来细读青年诗人彼时的“美丽”诗篇，尤其是这本用了象征热烈奔放的红色所印的诗集，是不难多得到一层“凄美”的观感的。
不妨再读《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异姓友人”在桥上闲看着风景，寂寞的诗人却只能咫尺天涯地“在楼上”看着她，她最终“装饰”的终究只能是“别人的梦”了，于是《断章》也就成为了作者人生历程中一段情爱小品的纪念“断碑”。
然而，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
正是由当年新诗人的春情所激发的浪漫主义情怀，成就了现代中国书史上这部“刻工手艺好，工费很便宜”（卞之琳晚年语）的《音尘集》。
作者的诗情竟然依托的是中国线装文化的载体，岂不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一段风雅一段佳话
姜德明先生在《新文学线装珍本丛书》序文最后说：从“五四”时期到建国以前，新文学的线装版本当然不限于是上述十种，似乎也没有人进行过总数统计，就我个人的见闻，也不过三四十种吧；如果从够得上珍本的角度来考虑，数量就更少了。
因此，这里选辑的十种书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至于从保存古籍印刷技术、弘扬民族文化的意义上讲，一次能影印十种新文学的珍本书，这也是我以前不敢奢想的事。
从这个侧面也可看到当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这是令人十分喜悦和欣慰的。
” 如今回想当年吴稚晖扬言“线装书可以扔进茅厕三十年”之时，其实尚在他那个时代的人跨入新世纪的躁动之中，尤其是吴先生本人更在意气风发、激扬文字的“反潮流”年岁。
他不仅对于线装书是如此绝情，还曾预言过“中国文字，迟早必废”，“当舍弃之而用世界语”，更曾惊呼“新文化若不竭力发挥自然科学和物质文明，简直是复古的倾向，不是革新的倾向”等，虽曾招致社会人士的口诛笔伐，但已不免淆乱了一代青年的价值观。
要是考镜源流，那么远的不去说了，百余年间将线装书“扔厕”之事，若以吴先生为一中点，则此前有太平军兵士做过，此后更有红卫兵学生做过。
而历劫幸存的古书丛残，至于三四十年后的今天，竟成为了中外拍卖场上的珍品了。
面对这一息仅存的线装文化香火，能不令人同声一叹吗
“历史的天空”如此颠来倒去，能不“苍茫”吗
赏析卞之琳的《音尘》
卞之琳推崇旧体格律诗。
细味《音尘》（十四行诗），一层是李白“咸阳古道音尘绝”的中式格律，另一层据说是交错押韵与扣押阴韵的西式格律。
《音尘》内容的意蕴，则是优美如画的历史感——收取信件出现今昔之比较。
送信的方式变了，等信的心依旧充满鱼传尺素、飞鸿传书的诗意怀想。
诗扣好几层，最后扣到“咸阳古道音尘绝” （李白《忆秦娥》）——“我等到了一匹快马的蹄声”——显然意味古代信息传递方式的终结。
但诗人并不特别满怀戒心，也并不特别被动或不安，仍然沉浸在古典的审美惯性中。
惟有那不见的“绝”字，仿佛让人看见曾经有尘土飞扬…… 扣。
到那里都是能使的大法，也是一般的大法。
尽管不足为奇的扣太多，好的扣难得，好像用完了。
事实上，再好的扣又怎么样呢
这个大法，好像渐渐一般化了。
丝丝入扣的严谨，有时却只到达“拘谨”。
新诗的真正“自由”，是不那么“紧扣”，就像衣纽扣，最上面的一颗不扣，最下的一颗也不扣，真正自由诗了。
结果不那么丝丝入扣，并不损害诗，生活，思维，原也不是总一环扣一环。
诗的扣“弛”了，扣的断裂，甚或不扣，却给人强势的张力，原因在于对严谨的耐性已然破戒了。
卞之琳写的所有现代诗 - 百度
1939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