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通议》读后感,急用谢谢
王小鹃布置的?
梁启超写的《变法通议》的简要评价
变法通议》是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夕撰写的一组政论文章，主要内容是论证中国社会变则存，不变则亡；只有改良现行的腐朽官官僚体制和科举取士制度，兴办新式学校培养变法人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制度的弊端，维护清朝的政治统治。
本书是近代中国最为系统全面的向国民宣扬维新变法主张的著作，从理论上深入阐述了维新变法的必要性及其保种、保国、保教的作用，成为晚清政坛上名声最大的宣传著作，是维新变法时期宣传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帜。
《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使《时务报》在众多报刊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维新派刊物，梁启超本人也因此得到了“舆论之骄子，天纵之天豪”的美誉。
《变法通议》内容及影响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省新会县人。
我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宣传家。
梁启超出生于小地主家庭，其父以塾师为生。
梁启超自幼在家接受启蒙教育。
11岁至广州应学院试，中秀才。
后在“学海堂”就读，于经史子集无不涉猎，17岁中举人。
18岁购得《瀛环志略》，从此开始接触西学。
不久，以弟子礼拜见康有为，并于1891年受业于万木草堂，其“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1895年，中日甲午战败，遂随其师康有为并各省1300名举人联名上书，此即著名的清末“公车上书”。
从此开始了他鼓吹变法，高倡改革的政治活动。
1896年，任上海《时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为传播变法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当时知名的风云人物。
1897年11月，赴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教学中积极宣传变法思想，培养出蔡松坡等高材生。
1898年，入京协助康有为等促成“百日维新”。
其间，梁启超活跃非凡，为变法事业鞠躬尽瘁，显示了卓越的宣传和组织才能。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等地，耳闻目睹西方之学，思想又有新变。
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继续鼓吹变法维新。
从1901年至1903年短短的三年间，撰写了近百篇文章，广泛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其人物涉及霍布士、斯宾诺莎、卢梭、培根、笛卡儿、达尔文、盂德斯鸠、康德等、其领域遍及历史地理、教育、政治，名人等各个方面，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被誉为“舆论界骄子”。
1905年以后，国内革命形势继续发展，但梁启超对清廷心存幻想，思想逐渐落后于时代，成为保皇立宪的积极鼓吹者和参与者。
1920年以后，梁启超息迹政坛，专事著述和讲学，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任教，还曾任北京图书馆馆长。
陆续写成《墨经校释》、《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专著，在学术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
1929年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梁启超学识超群，才华横溢，一生极其勤奋，虽身在政坛不忘笔耕，因而著述极其丰富。
据初步估计，其著述约有1400万字!其著作的结集，最早为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饮冰室文集》，其后至1937年，共有大约40种不同版本的文集行世。
其中，以1932年由林志均编、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收录最完富，体例最佳。
近年，中华书局又将此本影印出版。
梁启超的主要教育著作和论文有：《变法通议》(1896年)、《倡设女学堂启》(1897年)、 《湖南时务学堂学约》(1897年)、《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1898年)、《教育政策私议》(1902年)、《论教育当定宗旨》(1902年)、《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觉》(1917年)、《教育与政治》(1922年)等，均收录于《饮冰室合集》之中。
《变法通议》是梁启超担任上海《时务报》主笔时发表的早期政论文章的结集，发表的起止日期为1896年至1899年。
《变法通议》共有14篇，其中，《自序》、《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学会》、《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学校余论》、《论译书》、《论金银涨落》等12篇，刊于1896年至1898年的《时务报》，《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等两篇，刊于1898年底至1899年初的《清议报》。
《变法通议》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的第一卷、入选时，编次略有更动。
梁启超说：1896年，“启超创一旬刊杂志于上海，曰时务报。
自著《变法通议》，批评秕政，而救弊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亦时发民权论，但微其绪，未敢昌言。
”可见，《变法通议》是为“批评秕政”，为救清廷政治之弊而作的。
因此，《变法通议》全篇都是在鼓吹变法，倡言维新。
由于梁启超和其他维新派人士一样，是教育救国论者，因此，在《变法通议》中，教育救国思想非常明显，其中，教育思想比较集中的篇目为《学校总论》、 《论科举》、《论师范》、《论女学》和《论幼学》等。
1．在《自序》、《论不变法之害》和《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梁启超指出，变为自然和社会之普遍法则，自然由变而成，社会也由变而生，“借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
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
梁启超上引历史，下及现实，左观印(度)日(本)，右览俄(国)德(意志)，极言变法之必要，他大声疾呼：“变亦变，不变亦变。
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
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这些话的确如春雷惊天，确乎震聋发聩，惊世骇俗，惊心动魂，使人们从古国甜梦的沉睡中惊醒过来而直面当时的严酷现实，这无疑是封建帝国里的第一声资产阶级爱国启蒙。
梁启超继而进一步回答了法之如何变的问题：“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变法之本在育人才，在开学校，在变科举，所有这些最终又需依靠体制的变革，这即是说，育人才，开学校，变科举必须在政治体制变革的前提下，并通过政治体制的变革来实现。
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远见灼识
2．在《学校总论》中，梁启超指出：“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
”而民智开于学，兴学立于教，因此，教育是系乎国家兴亡的大事
那么，为什么会有学校不兴，教育不立的现实呢
梁启超指出，这都是长期以来的愚民政策所使然。
统治者为箝制思想，便用制义、诗赋、楷法作为学校教育的内容，如此便使学校存其名而无其实。
学子除了科举一途无由自进，这样，即使是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奇才异能之士”，为了取得中第升迁，也“不得不辍其所学，以 焉而从事矣。
其取之也无定，其得之也甚难，则倜傥之才，必有十年不第，穷愁感叹，销磨其才气，而无复余力以成其学矣”。
所以，梁启超愤慨地揭露道，明太祖之设制艺，同秦始皇之燔诗书，“遥遥两心，千载同揆”，戕民害族，罪不可逭。
梁启超进一步指出，国民分士、农，工、商、兵五等，而农而不士，农业不兴；工而不士，工业不兴；商而不士，商业不兴；兵而不士，兵业不兴。
不惟中国之农、工、商、兵四业不士，即便是士也不士，“聚千百帖栝卷折考据词章之辈，于历代掌故，瞠然未有所见，于万国形势，瞢然未有所闻”，如此而欲富国强兵，安内御外，无异于缘木求鱼，未可得也。
所以，要举兴百业，就需要对百业之民实行职业教育，广设学校育才。
但是，当时培养官吏的国之大学，省之学院，郡县之学官，乃至书院，教学内容陈旧过时，愚腐不堪，不教以历代政术，不教以本朝掌故，不教以天下郡国利病，如此则“当其学也，未尝为居官之地，其得官也，则当尽弃其昔者之所学，而从事于所未学，“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如此治国，岂有不败者乎
”而且，即使是如此空疏无用的教育，真正“泽及”者也不在多数。
虽号称受教之人有四百兆，但实际上，妇女不读书，已去其半数，农工商兵不知学，终去其十之八九。
梁启超于此不由得感慨系之：“故号为受教者四万万人，而究其实能有几人，则非吾之所敢言也。
” 梁启超还对当时的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和实学馆之类洋学堂提出了批评。
本来，作为专门之学，洋学堂对于振兴百业，培养专才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洋学堂的教育内容也同样是隔靴搔痒，不及实事，“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
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
”另外，洋学堂还受到以下三个方面的不利因素的制约：其一，科举不改，就学乏才；其二，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难称其职；其三，专门之业不分、难于造就专才。
所以，梁启超说，这种学校培养出来的人、顶多也只能“任象 之事”，当个翻译了事，于实事实业无补。
所以，必须设立新型学校以应时需，若“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
新型学校应该“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
”其总纲有三：“一日教，二日政，三日艺”，其分目有十八项：“一日学堂，二日科举，三日师范，四日专门，五日幼学，六日女学，七日藏书，八日纂书，九日译书，十曰文字，十一日藏器，十二日报馆，十三日学会，十四日教会，十五日游历，十六日义塾，十七日训废疾，十八日训罪人。
” 在《学校总论》的最后，梁启超专门论述了教育经费问题。
梁启超指出，没有教育经费，学校之议无异空纸，所以，“今国家而不欲自强则已，苟欲自强，则悠悠万事，惟此(指筹措教育经费)为大，虽百举未遑，犹先图之”。
有感于英、法、德、俄、美、日诸国教育经费之充足，更感于中日甲午海战失败之沉痛教训，梁启超指出，假如中国能早一点拿出甲午海战的战败赔款二万万两白银的百分之一二用于兴学育才，则二十年间人才大成，那么，甲午海战便不致于落得如此之惨痛结局。
所以，只看到敌人的坚船利炮，而看不到其所以有坚船利炮的原因，只不惜重金以治海军，而舍不得拿出薄金以营学校，如此便是知末不知本，治末不治本，最终必是一无所成。
梁启超沉痛地疾呼：如果今日仍不图举，则“恐他日之患，其数倍于今之所谓二万万者，未有巳时。
” 3．在《论科举》中，梁启超专门讨论了科举改革问题。
梁启超指出，国家作育人才，皆为有用，教而不用，不如不教；学生学习，唯在效用，学不见用，不如不学。
但是，科举网尽举国上才之人，专事空疏无用之学，使学生“悉已为功令所束缚、帖括所驱役，鬻身灭顶，不能自拔。
”所以，“故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
”那么，科举如何变
共有上、中、下三策。
何谓上策
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自京师以讫州县，以次立大学小学，聚天下之才，教而后用之。
入小学者比诸生，入大学者比举人，大学学成比进士；选其尤异者出洋学习，比庶吉士。
其余归内外户刑工商各部任用，比部曹。
庶吉士出洋三年，学成而归者，授职比编检。
学生业有定课，考有定格，在学四年而大试之；以教习为试官，不限额，不糊名，凡自明以来，取士之具，取士之法，千年积弊，一旦廓清而辞辟之，则天下之士，靡然向风，八年之后，人才盈廷矣。
” 何谓中策
中策是：“多设诸科，与今日帖括一科并行。
”分设明经、明算、明字、明法、使绝域、通礼、技艺、学究、明医、兵法诸科，使诸科广涉经书、中外算术、中外语言文字、法律、外交、大清掌故、格致制造、教学法、医学、兵法等各个领域。
至于取士之法，或特诏举试，或按省附考，给予出身，示以荣途。
如此“则岩穴之间，乡邑之内，与夫西学诸馆，及出洋学习之学生，皆可因此以自达。
其未有成就者，亦可以益厉于实学，以为天下用，则其事甚顺，而其效亦甚捷。
” 何谓下策
下策是：“一仍今日取士之法，而略变其取士之具”。
也即试科不变，但具体内容应有新的要求。
童子试“必试以中外政治得失、时务要事、算法格致等艺学。
乡会试必三场并重，第一场试四书文、五经文、试帖各一首；第二场试中外史学三首，专问历代五洲治乱存亡之故；第三场试天算、地舆、声光、化电，农矿、商兵等专门，听人自择一门，分题试之，各三首。
殿试一依汉策贤良故事，专问当世之务，对策者不拘格式，不论楷法。
” 总之，科举之变是必然的，完全率由旧章显然有悖于时代的要求，问题只是大变还是小变的问题，“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上策必强，中策可安，下策尚存。
4．在《论师范》中，梁启超指出，国之兴，在于兴学，学之兴，系乎教师，教师是学生心目中的上帝，其道德文章对学生影响很大，因此，教师的作用举足轻重。
但是，当时府州县学官及蒙馆学究多系不学无术，滥竽充数之辈，其误人子弟，势所必然。
而洋学堂中的西洋教习，亦每每存在有言语不通，翻译失真。
西人幼学，异于中土，故教法亦每不同“等五大不利因素，而且，西人不懂中华经典，“每拨弃本原，几成左衽”，任用西人，授人以柄，究非长策，所以，“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
那么师范学校之制又如何确立呢
梁启超参考日本寻常师范学校之制提出了如下主张：“一须通习六经大义，二须讲求历朝掌故，三须通达文字源，四须周知列国情状，五须分学格致专门，六须仞习诸国言语，”至于教学法，学习《札记·学记》而循而用之，殆庶几矣”。
梁启超进一步指出，必须将师范学堂的设立同小学堂的设立结合起来。
从京师到各省府州县，遍设小学堂，同时辅之以师范学堂。
小学堂之教师由师范学堂之学生充任，以小学堂教学之效果，来检验师范学堂教学之效果。
如此，“则天下之士，必争自鼓舞”，“十年之间，奇才异能，遍行省矣。
” 5．在《论女学》中，梁启超提出了“欲强国必由女学”的惊人之论。
梁启超列举了世界诸国之女学状况，指出，女学最盛者，其国也最强，美国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也次强，英、法、德、日诸国是也；女学衰微者，则其国得存已为辜事，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
梁启超说，到了太平之世，国界、种界、兵事全无，男女也无有分别，男女“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而无或能或不能之别，故女学与男学必相合”。
因此，梁启超于当时中国妇女并受身心二重戕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指出，中国妇女不仅深居闺阁，足不出户，以致“独学无友，孤陋寡闻”，未可作诗填词，无论实学，而且要蒙缠足毁体之害，所以，“缠足一日不变，则女学一日不立”。
6．梁启超极为重视儿童教育，认为“人生百年，立于幼学”，所以，在《论幼学》中，他详细地阐述了儿童教育的内容和方法问题。
他对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先进的儿童教育方法充满了赞美之情，认为这些国家所实行的“先识字，次辨训，次造句，次成文”的教学程序，循序渐进，学不躐等，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而中国当时的未尝识字即先授经，未尝辨训、造句即要作文的儿童教育程序无疑是本末倒置。
正是痛感于当时的儿童教育方法对儿童的戕害，梁启超为八岁至十二岁的儿童拟定了一个功课表。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梁启超虽不一定能称得上是一位深刻的教育思想家，但称之为著名的教育思想宣传家却是当之无愧的。
在《变法通议》中，梁启超以东渐之西学为思想武器，用不同于当时文坛的新文体，即用更为痛快淋漓，剀切锐利，富有情感，不避俚俗的语言，大声疾呼变法之迫切性与必要性，因而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加之《变法通议》主要是发表于当时“举国趋之，如饮狂泉”的《时务报》，其影响之巨大更是可以想见的。
梁启超是一位教育救国论者，因此，他所鼓吹的变法也主要的是指教育变法。
梁启超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窥测到了当时中国变法的迫切性，他在《变法通议》中的变法主张，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也反映了时代的强烈呼声，因而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但是，《变法通议》之所以倡言变法，鼓吹改革的理论依据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西方进化论，这种以自然万物之进化与人类社会之发展作自然比附的思想方法无疑是形而上学的。
《变法通议》把兴学校、育人才作为变法的根本，把教育作为开民智、兴民权的基础。
它所表达的重视教育的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但是，它只揭示了造成中国人才缺乏、民智未开的教育原因，却没有从更深一层看到造成中国教育落后的政治原因，这是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所表达的教育思想的局限性之所在。
《变法通议》涉及到了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改革的方方面面，从教育外围的改革，诸如女子教育改革和连接育人和用人的枢钮——科举改革，到教育内部的改革，诸如教师、学生、育人规格、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方面的改革，无处不着笔墨。
于今看来，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所表述的思想恐怕是平谈无奇的，其中甚至还有失当之处，但是，作为大潮的先声，《变法通议》在当时的确起到了震聋爰聩、开启民心的重要作用，不论是清末的兴学校，还是科举由改革到废止，所有这些，都无疑受到了来自《变法通议》的重要影响
梁启超变法通议的核心主张是什么
梁启超变法通议的核心主张是改良现行的腐朽官官僚体制和科举取士制度，兴办新式学校培养变法人才。
《变法通议》是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夕撰写的一组政论文章，《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使《时务报》在众多报刊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维新派刊物，梁启超本人也因此得到了“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的美誉。
变法通仪自序的读后感。
。
谢谢
变法通仪自序的读后感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颇为经典：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伊尹曰： “用其新，去其陈。
”病乃不存。
夜不炳烛则昧，冬不御裘则寒，渡河而乘陆车者危，易证而尝旧方者死。
今专标斯义，大声疾呼，上循土训诵训之遗，下依蒙讽鼓谏之义，言之无罪，闻者足兴，为六十篇，分类十二，知我罪我，其无辞焉。
这里虽为初篇，但已经可以窥见梁任公的文风和风采了，彰显其潇洒、急迫、热情。
此文实为议论文之典范，从首段对变法必要性的论述，其以大到小历列我们生活中切实的例子。
到中段论述变法的重要作用，以古为证。
而第三段则以现实状况的陈述表现了变法的紧迫性。
实在是严谨而又文风清新。
列举一位维新派的代表人物
梁启超（1873年～1929年），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
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
汉族，生于广东新会，清光绪举人。
[1] 青年时期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事败后出逃，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
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一度加入段祺瑞政府。
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
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
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2] 人物关系纠错中文名梁启超外文名Liang Qichao别 名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子、哀时客国 籍中国民 族汉族出生地广东新会出生日期1873年2月23日（癸酉年）逝世日期1929年1月19日职 业思想家信 仰中国进步党主要成就公车上书，戊戌变法代表作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目录1人物生平▪ 早年求学▪ 公车上书▪ 戊戌变法▪ 逃亡海外▪ 退出政坛▪ 生病逝世2个人作品3学术成就▪ 赋税思想▪ 目录学贡献4家庭成员5人物评价6轶事典故7后世纪念8影视形象1人物生平编辑早年求学1873年出生于广东新会。
1889年广东乡试中举人。
1890年始受学于康有为。
1891年随康有为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革维新的道路，世人合称“康梁”。
同年与其妻李蕙仙结婚。
公车上书梁启超先生梁启超先生梁启超第一次投身政治运动，是1895年参与“公车上书”。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康有为联合3000举人上书请求变法，作为康最得力的弟子，梁启超积极参与了这桩震动中国的大事。
[3]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
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
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公车上书第二年，黄遵宪在上海办《时务报》，梁启超任主笔，撰写了大量呼吁变法的文章。
两湖总督张之洞很欣赏《时务报》，说这是“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报纸”。
后来，张之洞邀请梁启超到武昌一游，打开中门迎接，甚至问下属“可否鸣炮”。
在当时，这是接待钦差大臣的礼节。
[3] 戊戌变法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他在学堂中极力宣扬变法救亡的思想，还不时发表斥责专制、赞誉民权的言论，引起了旧势力的攻击。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协助康有为组织保国会。
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开始了“百日维新”。
五月十五日（7月3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赏给六品衔，命他办理译书局事务。
梁参与了康有为策动袁世凯推翻慈禧太后的密谋，但被袁出卖。
光绪帝被慈禧太后幽禁。
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宣布再出“训政”，随即捕杀维新志士，变法失败。
梁启超在当日避入日本公使馆，次日化装到天津，东渡日本。
[4] 是年冬，梁启超曾代表康有为与兴中会领导人孙中山、陈少白等在东京商谈合作救国，梁十分赞成兴中会的革命主张，终因康有为的反对，合作未成。
十一月十一日（12月23日），梁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旬刊），却仍鼓吹“斥后保皇”。
[4]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
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光绪二十五年（1899）夏秋间，梁启超与孙中山往还甚密，一致主张革命排满，有孙、梁两派合作组党的计划，拟推孙为会长、梁为副会长。
梁遂草拟了《上南海先生书》，由梁启超、韩文举、欧榘甲、唐才常等康门弟子13人署名，略谓非行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劝康有为退休，由梁启超等继往开来。
康有为阅后大怒，勒令梁速离日本，往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
行前，孙中山写了一封信，介绍梁抵美后找孙的哥哥孙眉。
檀香山华侨久闻其名，所到之处无不热烈欢迎，踊跃捐助，共筹得“勤王”军费八九万元。
[4]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梁启超回国，准备就近指挥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勤王起义，但刚抵上海，即闻唐才常等遇害，起义失败。
他在上海停留10日后，南下香港，与陈少白商谈合作，意见比较一致，随后，往新加坡会晤康有为。
康痛骂他竟背叛光绪帝，倾向革命，梁被迫跪下认罪。
[4] 逃亡海外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
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
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
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02年11月《新小说》创刊。
1913年，进步党“第一流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之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
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
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
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退出政坛1917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
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
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
生病逝世1923年春由于妻子癌症复发病逝，梁极为伤悼，此后尿中开始带血。
因不愿增 梁启超（1899年）梁启超（1899年）(2张)家人之累，秘不告人。
到1926年1月，怀疑自己得的是癌症，才同意到德国医院检查。
经名医克礼诊察后，发现是尿血症，但始终找不出病原所在。
此时的梁启超还未意识到病情的严重，对病情还比较乐观。
他在2月9日给长女令娴的信中说：“其实我这病一点苦痛也没有，精神气体一切如常，只要小便时闭着眼睛不看，便什么事都没有，我觉得殊无理会之必要。
”1926年初他发现尿中有血，到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诊断出一个肾病变.协和医院的大夫检查了好几天，最后判定是右肾生瘤，于是在3月16日动手术将右肾全部割去。
但割去右肾后，尿血仍未能完全停止，协和医生只能做消极性防治，不能做积极治疗。
后发现由于实习医生之误，为误将健康右肾切除。
经名中医唐天如医治，渐康复。
1927年由于恩师康有为去世，爱徒范静生去世，王国维投湖等大悲之事，梁启超遭受严重打击，11月12日他已不能伏案工作了。
由于他知名度高，当时主要报纸《申报》对他的病情给予了高度关注。
1929.01.18《申报》快讯《北平》第7版云：梁启超今日病状弥笃，医生诊断为重病，殆无生望云，（十七日）梁启超病势埀危。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第二日《申报》第4版刊载《梁启超昨在平病故》一文：北平 梁启超今午后二时病故于协和医院，年五十六，遗骸运广惠寺。
梁启超病逝后，京沪之间悼念他的人很多。
[5] 2个人作品编辑梁启超被公认为是清朝最优秀的学者，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
辛亥革命前，他在与革命派论战中发明了一种新文体，介乎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使得士子们和普通百姓都乐意接受。
同时，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他还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非常多的新词，“经济”，“组织”，“干部”等，皆始于梁启超先生。
[6]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
梁启超像梁启超像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
他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备。
《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
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
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
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
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
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
主要作品： 《少年中国说 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敬业与乐业》、《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民说》、《饮冰室主人自说》、《中国文化史》、《饮冰室主人全集》、《李鸿章传》、《曾国藩传》、《王安石传》、《饮冰室合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
3学术成就编辑赋税思想梁启超塑像梁启超塑像(15张)梁启超是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我国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名宣传鼓动家。
他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
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
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
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
”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
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
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目录学贡献1918年与张君劢至欧洲游历，各处讲学。
一生于目录学贡献卓越，代表著作有《西学书目表》在分类、著录上有创新，类分学、政、教，实有“西学”、“政学”两类，这个分类体系，突破了被订为“永制”的四部分类体系，为近代西方图书分类法的输入和我国新分类法的产生开辟了道路。
该目著录西学书籍400种，西政书籍168种，1896年成书。
其他目录学著作有《西书提要》、《东籍月旦》、《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读书分月课程》、《东原著书纂校书目考》、《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佛经目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汉书艺文志渚子略考释》等10余种。
为学无所不窥，对图书馆学有独到见识。
他认为应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以现代西方的图书馆学理论施之于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改造，即是目录学的科学化。
积极倡导图书馆事业，1922年，发起建立“松坡图书馆”，出任馆长。
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任董事部部长，并发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提出了他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方向的见解。
后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馆长。
欲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相当于中国图书古今总志，“作古今典册总汇之簿录”，惜未完成而逝。
其藏书颇丰，“海棠书屋”、“饮冰室”有书44470余册，2830余种，还有未刊稿本、私人信札、笔记等。
梁廷灿等人编有《饮冰室藏书目初编》，著录古籍13000余种。
1929年全部移交给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特辟“梁启超纪念室”以志纪念。
[7] 4家庭成员编辑梁启超梁启超先祖及父母梁启超祖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熊子乡茶坑村。
梁氏的先祖为中原南逃的难民。
在梁启超曾祖父之前，梁氏家族世代耕田。
梁启超祖父名镜泉，是一位秀才；祖母名黎。
梁启超的父亲名莲涧，也是一位秀才，在乡里教书；梁启超的母亲为赵氏。
婚恋传奇梁启超的生活中，主要有李蕙仙、何蕙珍和王桂荃等几位女性。
闺中良友李惠仙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梁启超17岁。
在当时广东的最高学府学海堂苦读4年后，他参加了这一年的广东乡试，秋闱折桂，榜列八名，成了举人。
主考官李端棻，爱其年少才高，将堂妹李惠仙许配与他。
惠仙比梁启超长4岁。
两年后，二人完婚。
次年夏天，梁启超偕夫人李氏南归故里。
梁家世代务农，家境并不宽裕，新婚不久的梁启超夫妇只好借用梁姓公有的书室的一个小房间权作新居。
广东的气候溽热难当，这使久居北方的李惠仙很不适应。
这位生于官宦之家、从北京来的大小姐，并没有嫌弃梁家的贫寒，她看中的是夫君的才华。
梁启超的生母赵太夫人早已仙逝，继母只比李惠仙大两岁，李惠仙仍极尽孝道，日夜操劳侍奉，深得梁家喜爱，在乡里也博得了贤妻良母的美名。
百日维新失败后，慈禧命令两广总督捉拿梁启超的家人，梁家避居澳门，逃过了一场灭门之灾。
梁启超只身亡命东瀛，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流亡生涯，李惠仙成了整个梁家的支柱。
在几个月内，梁启超给她写了六、七封家书，高度赞扬她在清兵抄家时的镇定表现，鼓励她坚强地活下去，并告诉她读书之法、解闷之言，万种浓情凝于笔端。
1924年9月13日，李惠仙因不治之症溘然而逝。
梁启超写下了一篇情文并茂的《祭梁夫人文》。
文曰： 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於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天涯知己何蕙珍1899年底，梁启超应康有为之请，赴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
一日，檀香山一位加入保皇派的侨商设家宴招待梁启超，引来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纠葛。
梁启超进入何家大院，出迎的除主人外还有一年轻女子。
她是侨商的女儿，叫何蕙珍，芳龄二十，从小接受西方教育，16岁便任学校教师，于今已有4年，英文极好，因今天有西洋人参加宴会，由她做梁启超的翻译。
宾主落座，何蕙珍便挨着梁启超坐下，不时有一股淡香飘入梁启超的心腑。
多年来，除了妻子李氏外，他还没有与一个女子这样接近过。
席间，何小姐颇为活跃，她广博的学识，不凡的谈吐，尤其是她对梁启超著述的熟稔，使在座者大感意外。
整个宴会仿佛成了何小姐与梁启超的对语，而他们两人，也如相知多年的忘年交一般。
席将罢，何小姐又将她在报上替梁启超辩护的文章原稿拿来给他看，并说：这是我代先生笔战起草的英文中译稿，请先生惠存并予指教。
接过何小姐的手稿，梁启超吃了一惊，他多日的疑惑顿时冰释。
原来，梁启超刚到檀香山时，到处奔走演说。
清廷驻檀香山领事馆买通了一家当地的英文报纸，不断写文章攻击梁启超。
梁启超心中不服，苦于不懂英文，不能回击，只好置之不理。
不料此后不久，竟出现一桩怪事，另一家英文报纸上连载为梁启超辩护的文章，文字清丽，论说精辟。
显然，作者对梁启超的经历和著述了若指掌，但文章未署作者姓名。
今日真相终于大白，原来那些为自己辩护的文章，竟都出自眼前这位华侨小姐之手。
临别时，何蕙珍含情脉脉言道：“我十分敬爱梁先生，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一小像，即遂心愿。
” 数日后梁启超践约将照片赠与何小姐，何小姐亦投桃报李，回赠亲手织绣的两把精美小扇。
梁此时已坠入情网，几近痴迷。
不久，一位好友前来拜访梁启超，婉劝梁娶一懂英文的女子做夫人，说这样会给他的事业带来极大的帮助。
梁启超沉思片刻，随即言道：我知道你说的是谁。
我敬她爱她，也特别思念她，但是梁某已有妻子，昔时我曾与谭嗣同君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不能自食其言；再说我一颗头颅早已被清廷悬以十万之赏，连妻子都聚少散多，怎么能再去连累人家一个好女子呢﹖又过了数日，何小姐的英文教师宴请梁启超。
席间见到何蕙珍，梁启超心情极为复杂，不敢触及敏感话题。
倒是何蕙珍落落大方，谈吐自如。
分手之时，何小姐说：“先生他日维新成功后，不要忘了小妹。
但有创立女学堂之事，请来电召我，我必来。
我之心惟有先生懂”世上难道还有比这更直接的表白吗﹖梁启超心醉了。
他不忍再呆下去，轻轻说了声“珍重”，便连忙离去，其情景有如逃奔。
他在理智上克制了自己，但内心深处的感情却不能自欺。
这期间，他陆续写了24首情诗，以记述对何蕙珍的赞美、思念和无奈之情，把对何蕙珍的深深爱慕融入诗篇之中，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
梁启超不愿把这件事绕开自己的结发妻子。
他在1900年5月24日的一封家书中，把檀岛奇遇说与李惠仙知。
在信中，他煞费苦心地讲述著对何蕙珍的态度，表示自己忍痛做出万万有所不可的决定。
李惠仙读了梁启超的信，自然气恼，她给梁启超写了一封回信，大意是说：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如果真的喜欢何蕙珍，我准备禀告父亲大人为你做主，成全你们；如真的像你来信中所说的，就把它放在一边，不要挂在心上，保重身体要紧。
李惠仙要把问题交给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