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香港之夜》的点评
我们搭小火轮去广州。
晚上10点钟船离开了香港。
开船的时候，朋友洪在舱外唤我。
我走出舱去，便听见洪说：“香港的夜很美，你不可不看。
” 我站在舱外，身子靠着栏杆，望着渐渐退去的香港。
海是黑的，天也是黑的。
天上有些星星，但大半都不明亮。
只有对面的香港成了万颗星点的聚合。
山上有灯，街上有灯，建筑物上有灯。
每一盏就像一颗星，在我的肉眼里它比星星更亮。
它们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像是一座星的山，放射着万丈光芒的星的山。
夜是静寂的，柔和的。
从对面我听不见一点声音。
香港似乎闭上了它的大口。
但是当我注意到那座光芒万丈的星的山的时候，我仿佛又听见了那无数的灯光的私语。
船在移动，灯光也跟着在移动起来。
而且电车汽车上的灯也在飞跑。
我看见它们时明时暗，就像人在眨眼，或者像它们在追逐，在说话。
我的视觉和听觉混合起来。
我仿佛在用眼睛听了。
那一座星的山并不是沉默的，在那里正奏着出色的交响乐。
我差不多到了忘我的境界…… 船似乎在转弯。
星的山愈来愈窄小了。
但是我的眼里还留着一片金光，还响着动人的乐曲。
1、总领全文的一个句子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从“灯光”的角度看，文中总写夜中香港特点的一个句子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文章运用了“移步换景”的写法，试找出其语言标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从文中任选一“点”内容，写几句赏析的话（不超过100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香港的夜很美 2.香港成了万颗星点的聚合(或:它们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像是一座星的山，放射着万丈光芒的星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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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之夜(巴金写的)主要内容
香港之夜巴金我们搭小火轮去广州.晚上10点钟船离开了香港.开船的时候,朋友洪在舱外唤我.我走出舱去,便听见洪说：“香港的夜很美,你不可不看.”我站在舱外,身子靠着栏杆,望着渐渐退去的香港.海是黑的,天也是黑的.天上有些星星,但大半都不明亮.只有对面的香港成了万颗星点的聚合.山上有灯,街上有灯,建筑物上有灯.每一盏就像一颗星,在我的肉眼里它比星星更亮.它们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像是一座星的山,放射着万丈光芒的星的山.夜是静寂的,柔和的.从对面我听不见一点声音.香港似乎闭上了它的大口.但是当我注意到那座光芒万丈的星的山的时候,我仿佛又听见了那无数的灯光的私语.船在移动,灯光也跟着在移动起来.而且电车汽车上的灯也在飞跑.我看见它们时明时暗,就像人在眨眼,或者像它们在追逐,在说话.我的视觉和听觉混合起来.我仿佛在用眼睛听了.那一座星的山并不是沉默的,在那里正奏着出色的交响乐.我差不多到了忘我的境界……船似乎在转弯.星的山愈来愈窄小了.但是我的眼里还留着一片金光,还响着动人的乐曲.表达了作者宁可轰轰烈烈地战死，也不愿意寒冷寂寞地偷生的战斗决心；还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对美好恬静生活的赞美，坚信美好的生活很快就会到来的
《香港之夜》一文中有哪些写得优美的句子
著作书目 《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理论，与他人合著)，1927，上海民钟社 《灭亡》(中篇小说)，1929，开明书店 《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理论)，1930，上海自由书店 《死去的太阳》(中篇小说)，1931，开明书店 《复仇》(短篇小说集)，1931，新中国书局 《雾》(“爱情三部曲”之一，中篇小说)，1931年，新中国书局 《海的梦》(中篇小说)，1932，新中国书局 《春天里的秋天》(中篇小说)，1932，开明书店 《海行》(散文集)，又名《海行杂记》，1932，新中国书局 《光明》(短篇小说集)，1932，新中国书局 《雨》(“爱情三部曲”之二，中篇小说)，1933， 良友图书公司 《砂丁》(中篇小说)，1933，开明书局 《电椅》(短篇小说集)，1933，新中国书局 《抹布》(短篇小说集)，1933，北平星云堂书店 《家》(“激流三部曲”之一，长篇小说)，1933，开明书局 《萌芽》(中篇小说，又名《雪》)，1933，现代 《新生》(中篇小说)，1933，开明书店 《旅途随笔》(散文集)，1934，生活书局 《将军》(短篇小说集)，1934，生活书局 《巴金自传》(传记)，1934，第一出版社 《电》(“爱情三部曲”之三，中篇小说)，1935， 良友图书公司 《点滴》(散文集)，1935，开明书店 《神·鬼·人》(短篇小说集)，1935，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短篇小说集》(1——3卷)，1936——1942，开明书店 《生之忏悔》(散文集)，1936，商务印书馆 《沉落》(短篇小说集，又名《沦落》)，1936，商务印书馆 《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合集）1936， 良友图书公司 《忆》(回忆录)，1936，文化生活出版社 《发的故事》(短篇小说集)，1936，文化生活出版社 《长生塔》(童话集)，1937，文化生活出版社 《雷》(短篇小说集)，1937，文化生活出版社 《短简》(散文集)，1937， 良友图书公司 《控诉》(散文集)，1937，重庆烽火社 《春》(“激流三部曲”之二，长篇小说)，1938，开明书店 《梦与醉》(散文集)，1938，开明书店 《感想》(散文集)，1939，重庆烽火社 《黑土》(散文集)，1939．文化生活出版社 《秋》(“激流三部曲”之三，长篇小说)，1940，开明书店 《利娜》(中篇小说)，1940，文化生活出版社 《火》(共三部，长篇小说)，1940—1945，开明书店 《星》(英汉对照，中篇小说)，1941，香港齿轮编辑社 《无题》(散文集)，1941，文化生活出版社 《龙·虎·狗》(散文集)，1941，文化生活出版社 《还魂草》(短篇小说集)，1942，文化生活出版社 《废园外》(散文集)，1942，重庆烽火社 《小人小事》(短篇小说集)，1943，文化生活出版社 《憩园》(中篇小说)，1944，文化生活出版社 《第四病室》(中篇小说)，1946， 良友图书公司 《旅途杂记》(散文集)，1946，上海万叶书店 《寒夜》(长篇小说)，1947，晨光 《怀念》(散文集)，1947，开明书店 《静夜的悲剧》(散文集)，1948，文化生活出版社 《纳粹杀人工厂—奥斯威辛》(散文集)，1951，平明出版社 《华沙城的节日—波兰杂记》(散文集)，1951，平明出版社 《巴金选集》(短篇小说、散文等合集)，1951，开明书店 《慰问信及其他》(散文集)，1951，平明出版社 《生活书局在英雄们中间》(散文通讯合集)，1953，人民文学出版社 《英雄的故事》(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53，平明出版社 《保卫和平的人们》(散文、通讯合集)，1954，中青 《巴金短篇小说选集》1955，人民文学出版社 《巴金散文集》1955，人民文学出版社 《谈契河夫》(理论)，1955，平明出版社 《大欢乐的日子》(散文集)，1957，作家出版社 《坚强的战士》(散文集)，1957，少年儿童出版社 《明珠和玉姬》(儿童短篇小说集)，1957，少年儿童出版社 《—场挽救生命的战斗》(报告文学)，1958，中国青年出版社 《巴金文集》(1—14卷)，1958—1962，人民文学出版社 《巴金选集》(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59，人民文学出版社 《新声集》(散文、短篇小说合集)，1959，人民文学出版社 《友谊集》(散文集)，1959，作家出版社 《猪与鸡》(短篇小说)，1959，作家出版社 《赞歌集》(散文集)，1960，上海文艺出版社 《李大海》(短篇小说集)，1961，作家出版社 《倾吐不尽的感情》(散文集)，1963，百花文艺出版社 《贤良桥畔》(散文集)，1964，作家出版社 《大寨行》(散文)，1965，山西人民出版社 《巴金近作》(第1、2集，散文集)，1978—1980，四川人民出版社 《海的梦》(中短篇小说合集)，1979，人民文学出版社 《烟火集》(散文集)，1979，人民文学出版社 《随想录》(散文集)，1979，香港三联书店 《巴金中短篇小说选》(上下册)，1980，四川人民出版社 《巴金选集》(上下卷)，1980，人民文学出版社 《探索集》(《随想录》第1集，散文集)，1981，香港三联书店 《巴金选集》(散文、短篇小说合集)，1981．香港昭明出版社 《创作回忆录》1981，香港三联书店 《探索与回忆》(《巴金近作》第3集，散文集)，1982，四川人民出版社 《巴金选集》(1—10卷，小说、散文等合集)，1982，四川人民出版社 《创作回忆录》(散文集)，1982，人民文学出版社 《序跋集》(散文集)，1982，花城出版社 《巴金散文选》(上下册)，1982，浙江人民出版社 《忆念集》(散文集)，1982，宁夏人民出版社 《真话集》(《随想录》第3集，散文集)，1982，香港三联书店 《巴金论创作》(理论)，1983，上海文艺出版社 《巴金散文选》1983，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文学回忆录》（与老舍等合著 ） 1983，四川人民出版社 《病中集》(《随想录》第4集，散文集)，1984，香港三联书店 《童年的回忆。
(回忆录)，1984，四川少儿 《愿化泥土》(散文集)，1984，百花文艺出版社 《控诉集》(散文集)，1985，海峡文艺出版社 《心里话》(《巴金近作》第4集，散文集)，1986，四川文艺出版社 《十年一梦》(散文集)，1986，人民日报出版社 《巴金六十年文选》(散文集)，1986，上海文艺出版社 《巴金全集》(1—26卷)，1986—1994，人民文学出版社 《无题集》(《随想录》第5集，散文集)，1986，香港三联书店 《巴金》(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86，香港三联书店 《当代杂文选粹·巴金之卷》1986，湖南文艺出版社 《寻找理想的少年朋友》(书信集)，1987，少儿出版社 《雪泥集》(书信集)，1987，三联书店 《巴金书简·新编》1987，四川文艺出版社 《随想录》（散文集）， 1987 ，三联书店 《巴金散文精编》，1991 ，浙江文艺出版社 《巴金书信集》， 1991 ，人民文学出版社 《域外小说》，1992 ，上海文艺出版社 《忆》(回忆录)，1994 ，中国华侨出版社 《短简》，1994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再思录》（散文集），1995 ，上海远东出版公司 《巴金自传》，1995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十年一梦》，1995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中华散文珍藏本丛书·巴金卷》，2001，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国外获奖作家出版社作品集·巴金卷》，2001，云南人民出版社 更多:
巴金的香港之夜“那一座星的山并不是沉默的,在哪里正奏着出色的交响乐”的含义
师生关系 著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长经，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 ================================== 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师生情 著名作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的成长经历时，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那么，在我国现当代文坛上相映生辉的这两颗双子星，究竟有着怎样的师生情谊呢? 西南联大拜沈从文为师 1939年夏，年仅19岁的汪曾祺怀揣着已读了多遍的《沈从文小说选》等书籍，告别了故乡高邮，千里迢迢辗转来到昆明，顺利考入心仪已久的西南联大中文系。
关于个中缘由，他后来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我到昆明考大学，报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还有沈从文先生。
” 实际上，自从汪曾祺深深地喜爱上沈从文小说的那一天起，他心中就深深埋下了一个沈从文情结。
进校伊始，他就渴望着尽快拜见这位作家老师。
初次在校园内见到沈老师时，他好像有些面熟，但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当旁人告诉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小说家沈从文时，他才恍然大悟。
他多么想走上去恭恭敬敬地鞠一躬，问一声好，因为羞怯而稍一犹豫，沈从文已经走了过去。
后来，他多次在校园中见到沈老师迎面走来，总是谦恭地与同学们一道礼貌地退立一旁让老师先过，他含笑点头。
直至大学二年级，由于选修了沈从文开设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汪曾祺才得以正式拜谒这位老师。
首次听沈从文讲课，汪曾祺激动万分。
如此近距离地端详着刚踏进教室的这位老师，他觉得与想象中的沈从文实在不同：那瘦小的身躯上罩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长衫，眉清目秀貌若女子，略显苍白的面庞上，却辉映着一双亮而有神的眼睛。
在紧张中沉默了几分钟之后，沈从文终于在同学们的笑声中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开讲了。
加之他讲课时不用手势，缺乏舞台道白式的腔调，且声音又低，因此有不少同学对沈从文的课热情日减，惟独汪曾祺越听越有味，并深有体会地告诉同学：“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课一样，‘举一隅而以三隅反’”。
沈从文教创作课主要是让学生“自由写”，他鼓励学生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即便有时在课堂上出两个题目，也非常具体，像“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记一间屋里的空气”等，意在让学生像初进厂的青年工人那样，先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会组装。
对于学生的习作，他除了仔细点评，写出很长的读后感而外，还将一些与这篇作文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作品介绍给学生阅读，使其在对比中找到差距，得到提高。
沈从文教的这些创作方法，让汪曾祺受益终生。
汪曾祺写过一篇名为《灯下》的短篇小说习作，沈从文读后，却从其稚嫩的文笔中欣喜地发现了汪长于白描，有能够抓住一个个富于特征性的细节，铺展开来罗织成一幅幅几乎和生活本身完全一样的图画的本领。
他遂特意到图书馆找来几篇类似于《灯下》写法的作品，其中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让汪曾祺认真品读、揣摩。
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经汪曾祺反复修改，将《灯下》改为《异秉》，由沈从文推荐发表在1948年3月《文学杂志》第2卷第10期上；汪曾祺的另一篇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好几年找不到地方发表，也是沈亲手帮助寄给上海的郑振铎、李健吾，在他们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上发表的。
由于沈从文很欣赏汪曾祺的文学才气，故而曾把他二年级的作业拿给四年级学生去看，还曾给他的一篇课堂习作打了120分。
这些对于初踏文学路的汪曾祺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沈从文在创作课上曾有一句口头禅——“要贴到人物来写”，对此一些同学要么不在意，要么领会不深，汪曾祺听了却如同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这天，沈老师有意让他对同学们谈谈自己对这句话的理解，汪即侃侃而谈：“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
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
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
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
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
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
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
小说要避免‘学生腔’。
”如此透彻的理解，不仅让同学们听得入了神，更使沈从文欣喜不已。
沈从文除了在课堂上认真讲，在课外热情辅导学生而外，还以其刻苦的创作精神、严谨的创作态度为学生们树立了好榜样。
有一个时期，他每月都要发表几篇小说，每年总要出几本书，被誉为“多产作家”。
由于他常常夜以继日地写作，以致辛劳过度，落下个爱流鼻血的毛病。
汪曾祺曾多次亲眼见过沈老师染有鼻血的手稿，引起他内心极大的震动，从而使他懂得了创作不仅仅需要才能，更需要老师的这种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耐烦”精神。
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后期，汪曾祺与沈从文往还密切，情同父子。
有一天，正患牙痛的汪曾祺去看望老师。
前来开门的沈从文一见汪的腮帮子肿得老高，便默默地出去买了几个橘子抱回来，看着汪吃下两个，又将剩余的塞到他怀中，叮嘱他多吃以便清火。
在老师扶掖下终有所成 1943年，汪曾祺因两门功课考试不及格而从西南联大肄业。
此后，他先是在昆明市郊的一所名叫中国建设中学的私立学校当了两年教员，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社会与人生；后毅然离开云南，辗转来到上海，原想通过熟人或朋友找一份职业，不料却连碰钉子，手头仅有的一点钱也快花光了，即将落魄街头，以致他情绪异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杀。
当他把这里的遭遇写信告诉沈从文之后，老师很快回信责骂他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枝笔，怕什么!”信中还举了沈从文当年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闯荡北京，战胜厄运发奋创作的例子，使汪曾祺既感动又惭愧。
沈从文还致信上海的李健吾，请其对汪多加关照，并让夫人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长信来安慰汪曾祺。
此前，从沈从文的多次推荐中，李健吾已了解了汪曾祺，并也很欣赏其才气。
现在汪曾祺找上门来，他便热情地给予鼓励，并举荐汪到一所私立致远中学任教，使汪在此度过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生活，且有幸结识了著名作家巴金。
由于沈从文分别于1942年、1947年和1948年三次遭到文艺界有关人士的围攻，甚至被斥骂为“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致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一度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并忍痛放弃了文学创作，转而从事文物考古研究工作。
老师的这种激流勇退，着实让汪曾祺感到惋惜，他担心老师能否在文物研究上搞出什么名堂来。
但没过几年，当读到沈从文那些既有见地又不乏文采的文物考古文章时，他就放心了。
许多年后，在为庆贺沈从文的80寿辰而写的祝辞里，汪曾祺还不无由衷地赞美道：“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
” 反“右”运动中，时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民间文学》编辑的汪曾祺因文获罪，在1958年夏被打为“右派”，撤了职务，工资待遇连降3级，并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
在这里，他不仅与农业工人一道起猪圈、刨冻粪、扛麻袋等，还热心参加并指导所里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
孤寂苦闷的时候，他就给家人、给老师沈从文、给老朋友写信，从那一封封充满亲情和友情的回信中，他得到了莫大的精神抚慰。
1960年年底，汪曾祺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宣布结束劳动改造，因原单位不接收，他遂暂留在农科所协助工作。
当时身患高血压病住在阜外医院治疗的沈从文从来信中得悉此情后，不禁欣喜万分，立即给汪曾祺复信。
因等不及家人为他找来信笺，他就从练习本上撕下几张纸急匆匆地写起来。
他全然不听夫人的劝阻，不怕因激动而使血压升高，洋洋洒洒，一气呵成长达12页、近6000字的回信。
在信中，沈从文对于汪曾祺下放劳动后的收获，感到由衷的高兴；而对于其在信中流露出的因一时回不了北京所产生的苦闷，则给予了语重心长的抚慰与鼓励：“得到你1月15日的信，应当想像得出我高兴的心情。
能保持健康，担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时代大，个人渺小如浮沤，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的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晴雨雪照顾的……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好好把有用生命，使用到能够延续生命扩大生命有效工作方面去……你应当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失去工作信心。
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
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
在许多问题上，理解有时其实还比才能重要!” 不久，沈从文出院回家后，还曾将此信用毛笔在竹纸上重写了一次，寄给远在沙岭子的汪曾祺。
从老师的这些谆谆教诲之中，汪曾祺获得了直面现实生活、战胜艰难困苦的极大勇气。
后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刻苦努力，至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汪曾祺终于以短篇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等而名扬中外，由此确立了他在我国当代文坛上的著名小说家的地位。
================================== 汪曾祺和沈从文的渊源 -----从<<边城>>和<<受戒>>的艺术特色看二人的契合 转载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与汪曾祺可谓两位重要的作家，同时他们也是一对情深意重的师生。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大弟子，也是以废名、沈从文、凌叔华、萧乾等为代表的“京派”文学的最后传人。
沈从文是“京派”文学成就最大的作家。
不管是从师生情谊还是文学风格与流派的传承、发扬上，汪曾祺都成为沈从文的继承和发扬的不二人选。
汪曾祺当仁不让地写出《沈从文和他的〈边城〉》、《又读沈从文》等多篇“沈从文”论。
汪曾祺当年随同祖父和父亲避战乱而由家乡高邮，经香港，到越南，再到昆明，最终报考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时随身带着的那本《沈从文小说选》，而在他拜读过《边城》之后，更加敬重沈从文，始终对沈从文执弟子之礼甚恭。
多年之后，汪曾祺的一篇《受戒》更是宣告了他对老师的继承和作为最后一名“京派”文学传人的身份。
因此，从〈〈边城〉〉和〈〈受戒〉〉的比较可以看出沈从文和汪曾祺的渊源。
对美的抒写的继承。
《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作品，代表了他重要的风学风格。
文中对美的抒写更是犹如一首抒情诗。
对人美的描写在于人性之善，纯净质朴，超功利而又不沾染任何世俗气。
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总是抱有善良的愿望在交往。
老船公和翠翠相依为命，一拉船为生，却不收坐船人的钱，生活得自由自在，心灵也不受任何羁畔。
甚至，老船公死后，乡亲们都帮助翠翠，杨马兵如父亲一般照顾翠翠。
汪曾祺也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受戒〉〉的主人公是饽荠庵里的小和尚，和尚们的世俗生活以及逾越“门禁”的杀猪，吃肉，打牌，搓麻将的描写，打破了人与宗教的隔膜，展示了人性最本真的自由，有一种反扑归真的美。
人之美还在于人情之美，人情之美在于爱情之美，亲情之美，乡情之美。
〈〈边城〉〉里的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少女之恋清新，纯净而又青涩。
而〈〈受戒〉〉用抒情的笔调描写了了一个小和尚和村姑的恋爱故事。
“字里行间，只觉得景美，情美，文美，宛如清澈的小溪漫过心头。
又如多年老酿，回味无穷。
”〈〈边城〉〉里翠翠与老船公的祖孙情以及老船公与女儿的父女情流露在“门外高崖上月光下”，“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着祖父身边”，听祖父时而讲着母亲的乖巧时而又吁一口气，“可是却无从把那东西挪开。
”天保和傩送都爱翠翠，但兄弟间的亲情超越了爱情，哥哥天保死后，傩送无法面对翠翠，兄弟情深深地压着他，以致淡淡的悲伤。
〈〈受戒〉〉里小和尚明海因为舅舅的关系得以到饽荠庵当和尚，也是一种出路。
小英子照顾姐姐赶嫁妆，田里的零碎生活小英子全包了。
最深刻的是乡情，忙活重活的时候，“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
”要是有“嫁闺女，陪嫁妆，磁坛子，锡罐子”，赵大娘“都要用梅红纸剪出吉祥的花样，贴在上面”，甚至“二三十里的人家都来请她”。
而〈〈边城〉〉里老船公死后，帮忙的人都来了，“家中人出出进进”，船总顺顺来了，带来了一口袋米，一坛酒，一腿猪肉，杨马兵为大家唱丧堂歌。
不可忽略的另一种美则是景美。
纯净的溪水，绿绿的翠竹，屋后的白塔上飘着“桃红色的薄云”，温柔，美丽，平静的黄昏，到“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
”〈〈边城〉〉的自然，纯净之美，正是犹如圆润的珠玉。
而汪曾祺展现给读者的也是一幅幅亲信隽永，没有任何浸染的纯然的宁静的境界。
文章结尾出更是把景美写到极致，“芦花才吐新穗。
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
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
青浮萍，紫浮萍。
长脚蚊子，水蜘蛛。
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
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飞远了……” 汪沈二人与水都有不解之缘。
他们的小说是水孕育出来了，水孕育出了他们优美的水乡小说。
〈〈边城〉〉是沈从文以家乡小城凤凰为背景描写的湘西边境靠近川东的小城茶峒。
故事以水城为背景，“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人家。
”祖孙两人就住在溪边的屋子里。
汪曾祺与沈从文相似，〈〈受戒〉〉是以汪曾祺的家乡高邮为背景的。
他的家乡是一个水乡，他从小生长在水边，“耳木之所接无非是水。
”文中饽荠庵门前是一条河，明海做了一只船才到达。
因此，他们师徒的缘分是“水”，他们描写的故乡的小说被称为“水乡小说”，他们的小说似水，“水性”构成了他们二人水乡小说的共同底色。
“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作品的风格。
”汪曾祺曾说。
他们的小说的语言如流水一般自由，有一种流动美，充满了水的随意性和散漫性。
表现出语言的散文化和诗化的特征，采取了白描了手法，并没有非常激烈的情节设置，犹如小溪一般宁静自然。
〈〈边城〉〉里的语言清新，自然。
“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这种散漫性的语言风格使得翠翠母亲的故事，妓女的故事得以自然地插入，形成统一的整体，文章柔美而连贯。
〈〈受戒〉〉里的语言简洁而有干净，节制而又有弹性，对景物的随意铺写，呈现出自然与随和，表面杂乱无章，繁杂无矩，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构成整体的水乡画面。
如对饽荠庵的描写，“过穿堂，是一个不小的天井，种着两棵白果树。
天井两边各有三间厢房。
走过天井，便是大殿，供着三世佛。
佛像连盒才四尺来高。
大殿东边是方丈，西边是库房。
大殿东侧，偶一个小小的六角门，百门绿字，刻着一副对联……” 从选裁方面看，汪沈二人都写的是水边普通人的平凡事，以水为联系，构成全文。
《边城》里的老船公一拉船为生，水手和妓女的爱情，翠翠母亲白喝冷水而死，天保溺水而死，他们的命运与水相关联。
《受戒》里的明海与小英子第一次相遇因为坐船过河，常常坐小英子家的船“给庵里买香烛，买油盐。
”小英子送明海去“受戒”，又在“散戒”之后接明海回庵。
最后，在船尾，小英子表达了对明海的爱。
他们的爱情与船密切相关，又怎能与水无关
沈从文一温爱的笔调描写了水边普通人的真实的生活状态，而汪曾祺同样以温润的笔调勾画出水乡人淳朴和善良。
三 同样浓重的乡土风俗风情的描写。
《受戒》中汪曾祺用心描写了风土人情，对故乡苏北水乡的风土人情的叙述游刃有余，当然与他师承沈从文密切相关。
《边城》中叙述了湘西边境小城的风俗，以唱情歌的方式表达爱情。
天保和傩送夜里给翠翠唱歌，歌声优美柔和。
当年杨马兵也是“牵了马匹到碧溪组来对翠翠母亲唱情歌”。
翠翠乐意听祖父唱歌，也“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玩——你大仙，你大神，睁眼看看我们这里人……”而《受戒》中唱歌得以延续，明海的三师父仁渡会放“花焰口”，却也情不过乡亲，唱起山歌小调。
此外，《受戒》中，融各种乡土风俗与作品里。
开头则写出“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猎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表明一个地方出一种职业，这已经是既成的风俗。
和尚们每天出门，扫地，烧香，磕头，念经，这是佛教的习俗。
对放“花焰口”的描写，以及“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了”的风俗，剪纸的名俗等的描写。
在文章中，风俗作为背景出现，不仅吸引人们对乡土风情的感受，而且对文章的整体美作铺垫，又不时地影响着人物的塑造和推动情节的发展。
《边城》里天保走车路失败又走马路，而走马路只有傩送有份，美妙的歌声使翠翠梦里摘虎耳草，这一走马路的风俗直接推动着他们爱情的发展。
《受戒》里小英子在明海受戒后对明海的关心，他们蒙胧的爱情更加突显，受戒这一佛教仪式推动了他们的恋爱。
四 汪沈二人共通的美学追求。
沈从文作为“京派”文学的最具代表作家，高度奉行着“京派”所倡导的尊从古典文学，吸收中国传统文学优秀的部分，崇尚一种静穆、和平隽永的审美观点，追求艺术的健康和纯正。
《边城》是充分体现他的审美趣味的作品。
作者把故事柔和化，表现出中国古典的中和之美，温柔敦厚。
汪曾祺深受他的影响，继承发展了“京派”的美学观点，其美学追总体趋于和谐。
《边城》里，沈从文对小说采取的是淡化处理，翠翠内心冲突的淡，只一心牵挂傩送，并非是十分激烈的复杂的心里冲突。
悲剧的成分淡化，翠翠母亲的爱情悲剧只在祖父口中提及，减轻了悲剧的壮烈性，使其变得柔和。
天保和傩送两兄弟都爱着翠翠，但有相互帮忙夜里轮流给翠翠4唱歌，深厚的兄弟情超越了爱情，也阻碍了爱情，表面上对兄弟情深的表达，其实也给爱情造成了淡淡的悲伤。
对少女之爱的描写，本来也是羞涩蒙胧，淡淡的感情，又融之于淡淡的悲剧故事，体现出整篇文章的柔和之美。
而把历史上一切惨烈的东西背景化，并没有影响到文章的柔和，而是留下淡淡的伤痛，却也是永久的痕迹。
美和愁相融，淡淡的愁和宁静的美绵远延长，中和之美跃然。
《受戒》之中汪曾祺对自然与人的和谐的描写，小英子一家人与和尚都自食其力，赵大伯是个“全把式”，荸荠庵的和尚也照样挑水，喂猪，租地收租，放债收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的相融相合，也有人与人之间真纯质朴和睦的相处。
小和尚和村姑的爱情，也是宗教和与世俗的和谐。
资深的老方丈，也在绣花房里藏了一个十九岁的小老婆，“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
”在这样和谐温婉的环境里，小英子和明海的恋情的诞生也就合乎情理。
汪曾祺似乎比沈从文多了些文人境界。
沈从文的悲愁情绪在汪曾祺那里化为了乐观感受，泯灭了深刻与尖锐，凸显了和谐，文章显得和平优美。
就如汪曾祺自己所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是和谐。
”全文并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宗教和世俗共存，人们并每哟指责和尚犯戒，二师父仁海的家眷“每年夏秋之间”去庵里住几个月，“因为庵里凉快”，“仁山、仁海叫他嫂子，明海叫她师娘。
”庵里不叫“方丈”，也不叫“主持”，却叫“当家的”，收租，放债，也有烧香，磕头，念“南无阿弥陀佛”，敲磬，念经。
和尚是出家人，也和普通人一样娶妻生活。
这样融宗教、历史、伦理、爱情为一体的生活十分和谐，在折中和谐的氛围里，人们喜欢纯洁的爱情，而不会深究其违背伦理的过错，人性之纯真自由撼动人心。
作为中国乡土小说重要支脉的“京派”，是与“海派”想区别的，“鲁迅认为乡土文学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而沈从文的作品更具有一种浪漫的气息。
鲁迅心目中的乡土文学像是杜甫的‘三吏’、‘三别’一类面对现实的作品，沈从文呢，写的是陶渊明。
”甚至有人认为“《边城》是《桃花源记》的现代版。
”沈从文抒情式的小说，对爱、美、自由的追求发出悲哀的声音，出于对“人性”的虔诚，通过对乡土的赞美，“以扩大中国文化来重造人心。
”即使“京派想像的社会图式和民族精神带着不轻的乌托邦的色彩。
”以审美为美学取向，也不可否认沈从文即“京派”给中国文学带来的重要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小说的重要的一支，有着很高的美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汪曾祺师承沈从文，连续了被中断和遗忘的小说风格，散文化小说的传统延续下来了，《受戒》洋溢着沈从文式的诗情，着力与情绪氛围的营造，对爱、美、自由的继续抒写，人性之美，人性之善，人性解放，呈现出《边城》一般唯美的感受，“京派”文学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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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繁星里海上的夜和香港之夜有什么特点? 急用
巴金的繁星里海上的夜是柔和的、静寂的、梦幻的，香港之夜是热闹的、嘈杂的、五彩的。
巴金的背景介绍
巴金背景介绍：1、总述：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
笔名巴金。
祖籍浙江嘉兴。
清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九日（1904年11月25日）生于四川省成都府城北门正通顺街。
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
2005年10月17日因病逝世于上海。
“巴金”这一笔名源自他一位在留学法国时认识的一位巴姓的同学巴恩波，以及这位同学自杀身亡时巴金所翻译的克鲁泡特金著作。
他把这二人的名字各取一字，成为了他的笔名。
2、生平：巴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家庭。
父亲曾在四川广元县做县令，为官清正，辛亥革命后辞官归隐。
1914年母亲去世。
1917年父亲也去世。
自幼在家延师读书。
五四运动中接受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
1920年旧历年底，祖父去世，巴金庆幸“家里再也没有人可以支配”他的行动了。
1920年至1923年在成都外语专门学校（四川大学前身之一）攻读英语，参加进步刊物的工作，参与组织“均社”，进行反封建的宣传活动。
1922年在发表等新诗。
3、创作：1923年赴上海，不久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1925年夏毕业后，经常发表论文和译文，宣传无政府主义。
1927年赴法国，翌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1929年在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
1928年冬回国，居上海，数年之间，著作颇多。
主要作品有、、、和著名的“激流三部曲”，《春》,《秋》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著名的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其中《家》是作者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卓越的作品之一。
1934年在北京任《文学季刊》编委。
同年秋天东渡日本。
次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文学丛刊”、“文化生活丛刊”、“文学小丛刊”。
1936年与靳以创办《文季月刊》，同年与鲁迅等人先后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抗日战争期间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重庆，曾任《呐喊》周刊(后改名《烽火》)发行人、主编，担任历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
1938年和1940年分别出版了长篇小说《春》和《秋》，完成了“激流三部曲”。
1940年至1945年写作了“抗战三部曲”《火》。
抗战后期创作了中篇小说《憩园》和《第四病室》。
1946年完成长篇小说《寒夜》。
短篇小说以《神》、《鬼》为著名。
抗战胜利后主要从事翻译、编辑和出版工作。
巴金的长篇小说创作在我国现代小说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他的译著也很多。
解放后，他写了许多优美的散文，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
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文联常委。
1950年担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
曾两次赴朝鲜前线访问，辑有《生活在英雄们中间》、《保卫和平的人们》两本散文通讯集。
1960年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副主席。
“文革”中，遭到了残酷的迫害。
1978年起，在香港《大公报》连载散文《随想录》。
由他倡议，1985年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馆。
读了巴金的书，对他的思想感情是什么
巴金，在他自己底那一条路上的确是伟大的。
他因为看到眼前许许多多不合理的事态，耳朵里听不惯民众底苦痛的呼声，所以，他也要求着革命。
而革命必会使一个伟大人物死亡的，所以他底杜大心死亡了(《灭亡》)，他底革命的人物毁灭了(《死去的太阳》)，以后他又为着正义而需要着《复仇》，为着一个民族底被践踏而作着《海底梦》，为着大众底不平而有着他底《沙丁》和《雾》。
总之，他底一切的著作都是感着人间底罪恶而苦恼，为着全世界底人类底不幸的命运而痛哭。
而且他底每一篇著作都可以给每一个青年人带来一种伟大的心情，一种向光明走去的心情。
自然，他底思想如何，当属另一个问题。
但可以保证的是：他绝没有一般所谓普罗作家底臭味，尤其很少“口号”和“标语”，和等等色色的所谓“正义意识”。
如象听见别人谈到民族，谈到国家，便斥为是思想落伍，这一类的下流习气，更可以说是绝对没有。
巴金，这么样一个伟大的作家，恐怕是谁也不敢加以否认而敬虔的吧? 但，惟其因为是伟大，一般地，所以总是苦痛着的。
但丁是这样，杜斯杜夫斯基是这样，而我们底巴金先生也是这样。
可是，我所说的关于他底苦痛，并不是物质的；在作为物质生活与发展中的巴金，他起先在东南大学附中出去，因以勤工俭学底名义到了法国后，便在一个平民底拉丁区内，嚼着冷硬的面包，忍耐着苦痛，一直过了两三年这样下贱人底生活；就是回国后到了上海，也仍然在开明书店作过极不相干的外国文底校对职务。
在这种境地里的巴金，当然为一般大人物们所不屑道及的。
但，这样看来在物质方面的巴金似乎也很苦痛的，可是实际上他底最苦痛的还是精神上的，譬如在《复仇》底序里面他说： “在白天里我忙碌，我奔波，我笑，我忘记了一切地大笑，因为我戴了假面具。
“在黑夜里我卸下了我底假面具，我看见了这世界底面目。
我躺下来，我哭，为了我底无助而哭，为了看见人类底受苦而哭，……” 又说： “……我底灵魂为着世间底不平而哭泣着。
” 这就是他底灵魂底自白，也就是他底苦痛的自白。
而且由这些看来，我们可以知道这位作家在精神上是怎样的苦痛。
在上海环龙路底一家花园底别墅底小屋里，他整天价地，日也写，夜也写，忘记了饮食，忘记了苦痛，忘记了自由。
在青岛底一个朋友家里，他底灵魂也是悲痛着，颤动着；在北平与沈从文同住一个屋子里时，也还是一样。
他显然地，没有过着安定的生活，而把他底一切的生活，完全建筑在信仰与理想上面。
他说： “为了信仰，为了理想，我是可以来牺牲我底一切的。
” 但他并不是没有享受的机会的，也并不是无享受的可能；然而，到现在为止，他还是在过着他底素朴的平简的生活，而且还不见他有过恋爱的事情。
虽然他也赞美女人底爱。
而有着他底“初恋”，但人家总不相信他是会爱女人的。
所以在《光明》底序里面他说： “……不仅是一个阶级，差不多全人类都要借我底笔来伸诉他们底苦痛了。
他们是有这权利的。
在这时候我还能够絮絮地象说教者那样说什么爱人，祝福人底话么?” 啊!你伟大的作家哟! 这伟大的作家永未抛弃过他底指斥罪恶咒诅横暴的笔，他永远用他底苦痛的灵魂来使青年感动，教每个青年去怎样爱人，救人；而且每个青年为了读他底作品真不知流过多少的眼泪，痛哭过多少次，但这是同情的激感的。
比方你谈他底《灭亡》，看到《杀头之盛典》，看到张为群底被杀的时候，那种凄凉的惨况，你能不流泪么? 巴金，这个大脑大眼，长脸短脚的作家，现在还在中国生存着，健长着，工作着的。
自然，一样地也还是苦痛的。
虽然在《给eg》信底最后他说：“现在天下太平，文章无用，以后决计搁笔。
”然而这却是他底绝望的哭泣。
本来一个人不能发展他底信仰，散布他底思想时，这是多么一场最苦痛，最悲哀的事情啊!何况我们底这个伟大的作家——巴金! 巴金，总之在觉悟一民族底灵魂，而使之“向上”“奋斗”这一意义上说，巴金是有着他底不可磨灭的功绩的。
1920年秋巴金进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读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大量阅读西方文学和社会科学著作，尤其受到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
1921年与朋友一起参与半月社和均社等社会团体的工作，1922年开始发表诗歌创作。
1923年4月离开成都，到上海、南京等地，并在东南大学附中读完中学。
1925年与朋友组织民众社，办《民众》半月刊，并从事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探索和社会运动。
1927年巴金赴法国巴黎求学，这期间积极参与营救被美国政府陷害的意大利工人领袖萨坷、凡宰特的国际性活动，并受其影响写作了中篇小说《灭亡》，歌颂为理想而献身的革命青年。
1929年回国后，因无政府主义运动已经失败，将绝望与愤怒的心情寄托于文学虚构。
所创作的小说有两大主题：一是探索青年人追求理想和信仰的道路，代表作有《新生》、《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等；二是揭露封建家庭制度的弊害，以影射社会专制制度的罪恶，代表作有《春天里的秋天》、《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热烈、真诚，文字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
巴金于20世纪30年代起在上海定居，又不断到南方和北方去旅游，写下了大量的散文游记。
1934年秋去日本，写作小说《神》、《鬼》、《人》，风格渐趋平和稳健。
1935年回国参加朋友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杜，任总编辑。
编辑了《文学丛刊》、《译文丛书》、《文化生活丛书》等大型丛书，在发现文学新人，推荐优秀作品方面，为20世纪30-40年代的新文学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抗战爆发以后，辗转于广州、桂林、上海、重庆等地，将理想融入知识分子的民间出版事业。
抗战后期创作风格转变，以描写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为主，表现出深厚的人道主义，代表作有中篇小说《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等。
1946年返回上海定居。
1949年以后，历任全国文联三、四届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主席，作协上海分会主席、名誉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收获》和《上海文学》主编，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现任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多次出国访问，创作了大量散文游记，以及反映朝鲜战争的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李大海》等，以歌颂新的时代和歌颂英雄为主调，并与作家靳以创办合编大型文学刊物《收获》。
1958年到1962年，《巴金文集》14卷陆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以致失去爱妻。
1973年起悄悄翻译俄国民主革命家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
1978年文革结束后，以沉痛的心情反思知识分子在20世纪所走过的道路和教训，并以个人为解剖对象，写作了五卷《随想录》(包括《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挖掘知识分子心理缺陷，提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文革博物馆，写得沉重、真诚、深刻，被文化界誉为是一部说真话的大书。
巴金1982年获意大利但丁国际奖，1983年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84年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85年获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外国院士称号，1990年获前苏联人民友谊勋章，1990年获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创设特别奖，1993年获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的资深作家敬慰奖，1998年获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
巴金晚年出版随笔集《再思录》、整理出版《巴金全集》(16卷)、《巴金译文全集》(10卷)等。
由于在思想上和文学上的突出成就，也由于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道路探索上的典型性，80年代以后一直成为学术界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和知识分子道路的重要对象，自1989年起，全国共召开过四届巴金国际研讨会，出版过十几种研究年谱、传记和理论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