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小窗日记》读后感，字数600
《小窗幽记》是明代著名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眉公)读史论经之余，编著的一本关于修身处世养性的格言小品集。
书中文字多出于古代的经史杂著，以及民间俗谚。
它与《菜根谭》、《围炉夜话》并称为中国人修身养性的三本必读之书，也有人称之为“处世三大奇书”。
《小窗幽记》是一部促人警世，言短旨远的人生哲言小集。
集中的内容涉及了修身，养性，经商，从政，处世等。
作者以哲人式的冷峻，对当时糜烂庸俗的世风做出了辛辣且不失客观的抨击，流露着“好为清态而反浊者，好为富态而反贫者，好为文态而反俗者，好为高态而反卑者，好为淡态而反浓者，好为古态而反今者，不如混沌为佳”的一种无所拘束，高远超脱的”难得糊涂”的自由人生境界。
很多声名卓著的文人雅士称誉《小窗幽记》的作者陈继儒是能够悟透生死关、看破名利场的智者。
陈继儒在集中写道:”昨日之非不可留，留之则根烬复萌，而尘情终累乎情趣。
今日之是不可执，执之则渣滓未化，而理趣反转为欲根”。
这充满智慧的格言，如一缕清远气息，在这初夏的凉爽
如何评价郭沫若
郭沫若的创作生活道路是多变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段落。
第一段落是“五四”时期。
主要作为浪漫主义的天才诗人，以《女神》喊出了时代的真声音，震醒了一代青年，释放了被压抑的社会心绪，满足了时代的精神需求。
这是郭沫若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他的个性得到充分的表现，自我实现的程度很高。
这当然跟“五四”时期特定氛围有关，那种宽松、自由、充满朝气的环境也有利于形成郭沫若浪漫的人格与创作风格。
第二个段落是三、四十年代，郭沫若变为“诗人—社会活动家”。
由“文学革命”、“两个口号”论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郭沫若常因其文名簇拥到政坛，虽然其浪漫的个性并不宜于政界，却也以相当多的精力投入社会活动。
他的创作告别了“五四”时期那种朝气，而逐步强化了现实感，而浪漫主义的想像力和激情也衰落了。
从文人普遍感时忧国的时代风尚看，郭沫若这种转变是必然的，甚至也是必要的，然而这种转变并不适合郭沫若那种天才型、文艺型性格。
郭作为浪漫诗人的心理、性格不能不被现实政治所扭曲、束缚，这一时期虽然也创作过《屈原》历史剧这样有影响的作品，但总的来说，郭沫若的创造力与时递减。
第三个段落是中国内地解放后，郭身居高位，杂务缠身，虽仍不时动笔，但多为应制之作，艺术上不足观。
综观郭沫若的一生，前后期有很大变化，但郭主要以诗名世，是诗人、文人，并非政治家。
他留给人们的也主要是诗。
所以评价这样一位人物，应着眼于其诗，特别是《女神》等早期诗作。
后期郭沫若最为人诟病的是表现太趋时，但考其心理性格特征，此“趋时”仍可说主要是文人表现，大可不必以政治人物的标准去要求和衡量。
况且郭毕竟是一个曾经非常真实过的人，那是一种比较彻底正视人性一切方面的真实，一种令传统的沉闷心态难于忍受的真实，这就很难能可贵了。
一个社会所要求的文学产品必然是多方面的，既要有哲人式的深邃，也要有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和真诚的抒情，我们应当承认，现代文学的这两方面都还太少。
正因为这样，我们应以宽容和知人论世的态度去评说郭沫若其人其诗，理解和珍惜《女神》等“五四”文化遗产，而不是苛求这样一位天才诗人。
苏轼一生经历概括
郭沫若，（1892～1978）现、当代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
原名开贞，笔名郭鼎堂、麦克昂等。
四川乐山人。
在中小学期间，广泛阅读了中外文学作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
1914年初到日本学医，接触到泰戈尔、海涅、歌德、斯宾诺莎等人的著作，倾向于泛神论思想。
由于五四运动的冲击，郭沫若怀着改造社会和振兴民族的热情，从事文学活动，于1919年开始发表新诗和小说。
1920年出版了与田汉、宗白华通信合集《三叶集》。
1921年出版的诗集《女神》，以强烈的革命精神，鲜明的时代色彩，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豪放的自由诗，开创了“一代诗风。
同年夏，与成仿吾、郁达夫等发起组织创造社。
1923年大学毕业后弃医回国到上海，编辑《创造周报》等刊物。
1924年，通过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较系统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
1926年任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科学长。
7月随军参加北伐战争，此后又参加了南昌起义，1929年初参与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其间写有《漂流三部曲》等小说和《小品六章》等散文，作品中充满主观抒情的个性色彩。
还出版有诗集《星空》、《瓶》、《前茅》、《恢复》，并写有历史剧、历史小说、文学论文等作品。
1928年起，郭沫若流亡日本达10年，其间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字学，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著作，成绩卓著，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只身潜回祖国，筹办《救亡日报》，出任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负责有关抗战文化宣传工作。
其间写了《棠棣之花》、《屈原》等6部充分显示浪漫主义特色的历史剧，这是他创作的又一重大成就。
这些剧作借古喻今，紧密配合了现实的斗争。
1944年，写了《甲申三百年祭》，总结了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抗战胜利后，在生命不断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坚持反对独裁和内战。
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曾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以主要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活动和文化的组织领导工作以及世界和平、对外友好与交流等事业。
同时，继续进行文艺创作，著有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骆驼集》，文艺论著《读（随园诗话）札记》，《李白与杜甫》等。
郭沫若一生写下了诗歌、散文、小说、历史剧、传记文学、评论等大量著作，另有许多史论、考古论文和译作，对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
他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著作结集为《沫若文集》17卷本（1957～1963），新编《郭沫若全集》分文学（20卷）、历史、考古三编， 1982年起陆续出版发行。
许多作品已被译成日、俄、英、德、意、法等多种文字。
1．历史剧《屈原》通过屈原与南后、靳尚的斗争生活，歌 颂了屈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高贵品质和刚直不阿、勇敢顽强 的斗争精神；揭露了南后，靳尚之流卖国求荣、陷害忠良的罪恶 行径。
此剧写于1942年1月，正值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制造 “皖南事变”之后。
剧本的现实意义在于：利用历史事件，以古 鉴今，揭露现实，影射和抨击国民党反共罪行，鼓舞人们向妥协 投降的黑暗势力作不懈的斗争。
由于作者所展示的历史画面与当 时的黑暗现实十分相似，所以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共鸣，有力 地配合了当时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以及对国民党反共卖国政策的 斗争。
2．历史剧《屈原》中的屈原是我国战国时期杰出的诗人和 政治家的典型。
他光明磊落，刚直坚毅，具有强烈的爱祖国、爱 人民的精神，为真理而斗争到底的坚强意志。
至诚和坚贞是他的 基本性格特点，至诚表现了他对祖国矢志不渝的爱；坚贞表现了 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他的这种性格特征既表现在他平时作人 及教导学生上，如他写的《桔颂》，他对宋玉的教诲，就是他独 立不移，坚贞不屈性格的流露，同时更突出地表现在他的政治主 张上：外交上他主张联齐抗秦，内政上主张修明政治，以人民为 本。
他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在身受诬陷时，他仍关心祖国和 人民的命运，痛斥楚王的昏庸、卖国求荣者的无耻。
当他被囚禁 在东皇太一庙时，他高吟《雷电颂》，突出了他对黑暗世界的极 度愤慨，对光明的热切向往以及威武不屈的斗争精神。
最后，屈 原投向了人民的怀抱。
通过屈原的形象，剧作表现了反对分裂投 降，主张团结御侮、诅咒黑暗、歌颂光明这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的主题。
对屈原性格的赞美，实际上是唱出了整个中华民族不畏 强暴、英勇斗争、争取自由解放的心声。
3．历史剧《屈原》中的婵娟，是作者在深刻理解屈原精神 的基础上，适应主题表达的需要，根据屈原诗作中女耍形象虚构 出来的艺术形象。
她是“屈原辞赋的象征”，屈原精神的继承者， 道义美的化身和屈原形象的有力补充。
作为屈原的侍女和弟子， 她对屈原无比尊敬和爱戴，对屈原“联齐抗秦”的主张深信不 疑，对屈原在维护楚国独立和尊严这一神圣事业中的作用有深刻 理解。
在她看来： “先生是楚国的栋梁，是顶天立地的柱石”， “先生如果死掉，那我们的楚国就会完了。
”面对南后对屈原的诬 陷，她坚信屈原的道德情操是无比高尚的，发誓要同先生共忧 愤，同生死。
她挺身而出，当众揭露南后和张仪陷害屈原，出卖 楚国的阴谋罪行。
当她被关进监牢里时，担忧的不是自己的生 死，而是先生的安全和下落。
后来她接受卫士的搭救，化妆逃出 囹圄，也完全是为了“去救三阊大夫”。
她的心地如水晶般的明 净透彻，她鄙夷任何虚伪、诡诈和朝秦暮楚，她愿意为自己所热 爱的人物和事业献身。
最后她误饮了奸人企图毒害屈原的毒酒， 不幸中毒身亡。
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还因能代替先生赴死而 感到幸福，表示死而无憾。
婵娟的美好品德，是屈原诗篇中那种 高洁、纯正、热烈、幽婉的感情因素的形象体现。
4．《雷电颂》是历史剧《屈原》第五幕第二场，屈原被关押 在东皇太一庙时，倾诉的大段内心独白，是一首反抗腐败，歌颂 正直的颂歌，也是全剧思想、精神和艺术上高度升华的集中体 现。
这是一个风雨交加的雷电之夜，经过事实的教育和自己的思 考，屈原开始冲破了旧的樊篱，抛弃了对楚王的幻想，决心到人 民群众中去寻找新的力量和支持。
所以《雷电颂》不仅是人物弃 旧图新的表白，而且是40年代人民呼声的回响。
作者巧妙地通 过屈原之口传达了人民的呼声，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性和时代感。
在艺术上，《雷电颂》气势磅礴，激情澎湃，全诗采用象征 手法，表现出屈原反抗强暴，不屈不挠的伟大精神力量。
《雷电 颂》的精神与屈原的诗人气质和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的性格十分 合拍，体现了诗与剧的完美结合。
这首诗还以屈原主观抒情的方 式，用美丽、淳朴、真率、自由的大自然和黑暗污秽的现实社会 相对照，寄托着对新社会、新中国的美好理想。
语言简洁精炼， 203· 饱含憎恶黑暗，景仰光明的感情，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屈原》是一部充满诗情的剧作，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是这 出历史剧显著的特色。
(1)在选材和剪裁方面，富有创造性的见解。
在不违背历史 真实的前提下，适当虚拟情节，达到对现实的暴露与鞭挞，如南 后设计诬陷屈原等情节就是作者虚拟的。
(2)主题重大，矛盾尖锐，结构严谨，情节大起大落，大开 大合，产生激动人心的艺术效果。
剧本始终围绕着关系国家存 亡，人民安危的重大政治路线问题进行，在剧本的总体构思上做 了精心设计和缜密安排，把屈原30多年的经历集中到一天之内， 以联齐抗秦和绝齐亲秦的矛盾冲突作为贯穿全剧的线索，剧情的 发展波澜起伏，高潮迭起，引人人胜。
(3)在人物塑造上，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相结合，突出人物 的精神和品格。
比如屈原，不再是历史上那个郁郁不得志，最后 投汩罗江而死的三闾大夫，而是一个具有火一般刚直不阿，至诚 坚贞性格的斗士。
婵娟则是作者创造的人物形象，对屈原形象起 到了烘托、补充的作用o．．＼J (4)语言奔放，富有强烈的诗意美。
剧中不时穿插抒情诗与 民歌，来渲染气氛，烘托人物。
《桔颂》贯串全篇，增添了诗的 光彩。
《雷电颂》气势磅礴，诗情浓郁。
人物的台词则是诗化了 的口语，有节奏的散文，又注意句子的工整和对仗，跳动着诗的 节奏和诗的韵律，使全剧像一首壮丽的长诗。
谈谈你对魏晋风度的理解（大学语文作业，600字，在线等）
魏晋风度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很难再找到一个时期，像魏晋那样，突然涌现那么多独立特行，放荡不羁，狂妄任诞之士。
他们喝酒、长啸、裸形、做青白眼、把那个残酷惨烈的魏晋时代渲染成血色的华丽。
那是个酒的时代，这个时代有太多的痛苦，太多的烦忧，于是有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有了刘伶的一醉三年，阮咸的与猪共饮，王羲之与友人的曲水流觞……美酒成了众多士人放荡生活的一部分。
那是个率性狂妄的时代。
阮籍说：“礼岂为我辈设也
”他有一个奇怪的癖好，常常一个人驾着牛车驮着酒，漫无目的向前走，直到牛车停住，前方找不到道路，然后放声嚎啕痛哭。
看到当年鏖战的英雄已随风烟而逝，英雄已矣，小人当道，一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的长叹传遍了魏晋大地。
他无视社会规范，母亲去世了，他却照常喝酒、吃肉。
到了埋葬的日子，阮籍蒸了一头小肥猪，喝了二斗酒，然后向母亲的棺柩告别。
然而——穷矣
只叫了一声，顿时吐出血来，猛然倒地，变得像个病人。
他厌烦身边虚情假意的来来往往，常常白眼相向。
母亲去世后，面对许多来吊唁的人，阮籍只是披头散发，目光呆滞，形容枯槁，既不还礼，也不哭拜，来客得到的也只是他的白眼。
而刘伶也不亚于阮籍，他经常抬棺狂饮，在屋中身上一丝不挂，人见均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
那是个归真自然的时代。
是老庄思想让他们摆脱现实的纷争回归自然，回归自我。
它要求人们去掉人为造作，提倡回归自然，持守自身质朴的本性。
在他们看来，符合自然本性的才是美的，自然而然就是美。
他们不受世俗约束，放浪形骸，不为外物所累，率性而为。
那是个友情的时代。
所有人来吊唁，都只得到了阮籍的白眼，唯有嵇康真正理解了阮籍，备了酒、 挟着琴来到灵堂。
阮籍终于青眼相对，他们成为了终身的朋友。
嵇康打铁不想让很多人知道，更不愿意别人来参观。
向秀知道他的脾气，悄悄地来到他身边，也不说什么，只是埋头帮他打铁。
后来山涛推荐给他一个很高的职务，他立即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给山涛。
虽然给他写了著名的绝交书，但临终前嵇康却对自己十岁的儿子嵇绍说：“只要山涛伯伯活着，你就不会成为孤儿
”果然，后来对嵇绍照顾最多、恩惠最大的就是山涛。
那是个音韵的时代。
一曲绝世《广陵散》，何等唯美，凄美。
嵇康的临刑抚琴，泰然冷笑，一曲终了，慨然就死，阮籍长啸，他作的《大人先生传》广为流传。
那是个矛盾逃避的时代。
独立特行的嵇康，被晋文帝杀害；阮籍数次以醉酒避祸，终不免落得一个郁郁而死的结局；与嵇康一同打铁的向秀，在嵇康死后，为避祸不得不去首都洛阳，晋文帝还挑衅说：“你不是想隐居山林吗，干嘛还来这里
”向秀不得不回答：“像巢父、许由那样的隐士，不能理解尧帝的圣贤，不值得羡慕。
”通过贬低古代隐士巢父、许由的高节情怀，取悦屠夫皇帝，保得一命。
这是非常可悲的。
那是个美男如玉的年代。
这魏晋时期的人爱美，这和这个特定时代的战乱、动荡是分不开的。
在这个战事频繁的年代里，今天人头还在脖子上，明天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所以及时享乐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
感官、外化的美成为了大众审美的标准。
而据说魏晋时期的男性审美呈现出阴柔倾向是和当时人的另一风尚紧密相关，那就是服药。
当时很多人都服食一种叫五石散毒性很强的药物，这种毒性可以让人的皮肤变嫩，但是皮肤变嫩以后，问题也随之而来。
紧身的服装就不能穿了，否则皮肤会磨破，于是大家纷纷改穿宽大的衣服。
鞋子也开始改穿木屐，减少脚和鞋子的摩擦。
更可怕的是，因为皮肤嫩得不能洗澡，当时的人大都满身长虱子，虱多不痒成为一种时尚。
两人在说话，其中一人伸手到衣服里抓出了一个虱子，那在当时是很时髦的事情。
可见服药带来了社会审美的巨大变动，阴柔美成为了社会的主流审美。
按《晋书》记载，嵇康“有奇才，远迈不群。
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
” 按《世说新语 容止》他“ 风姿特秀。
见者叹曰: 萧萧肃肃， 爽朗清举。
或云: 肃肃如松下风， 高而徐引。
” 可见他身材高大，相貌堂堂。
一付男子汉气派。
与当时的一些男人多有涂脂抹粉地化装，靠药物换来的美相比，嵇康的英俊是出自然。
最有说服力的故事是，一次他去森林里采药，竟被樵夫误以为仙人下凡，其风姿可窥一斑。
他死了多年后，他的儿子嵇绍始到首都洛阳，有人对王戎说：“昨于稠人中始见嵇绍，昂昂然如野鹤之在鸡群。
”王戎回答：“君复未见其父耳。
”由此可推想嵇康之风度仪态。
那还是个让妇女追求自由展现自我的时代。
葛洪在《抱朴子》中说魏晋时候的女子象男子一样，访亲问友，四处交游，夜里还打着火把，在街市上行走。
或半夜回家，或夜不归宿，或游耍佛寺，或观赏渔猎。
登山邻水，离乡远行。
更有豪放的女子，路边饮酌，弹唱歌舞，毫不羞涩。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
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
”刘孝标注引《语林》：“安仁至美，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
” 而丑陋的左思看到人家这番待遇，也“东施效颦”，谁知这群姑娘“齐共乱唾”，扔石头，石头倒也满载而归。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指出的：“汉末魏晋六朝时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高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我说魏晋人虽然疯狂，但是他们活得很真实。
他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用鲜血写完了魏晋风度，留给后人无限的崇景。
我们所说的魏晋南北朝，始于东汉建安年代，迄于隋统一，历时约四百年。
这个时期的特点，一是全国长期分裂，二是政权更迭频繁，三是社会动乱。
在这个时期，同时并立的政权之间要相互征伐，新旧王朝的更替也多是通过战争实现。
即使没有战争，上层统治集团的权力之争同样充满杀气。
这种时代基调又因士人的政治处境而染上了悲剧的色彩。
许多上层知识分子遭遇杀身之祸，许多文人被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斗争而遭到杀戮。
这个时期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是士族门阀制度。
士族，又称世族、高门大族，其对立的称呼是庶族、寒门，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在于官职的高下或财产的多寡，而在于宗族的血统。
由于乱世，由于门阀制度，朝不保夕的士人们意识到人的穷达不在于个人的才学和能力，因而冲决了汉代高度集权政治的儒家大一统的堤坝，这个时期的社会思潮反而自由活跃。
知识分子纷纷毁弃礼法，行为放旷，各种学说同时并兴，一些异端思想也得以流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魏晋四百年社会思潮的主潮，是一股重视个体价值的洪流。
说到重视个体价值，先秦时屈原在与自身所属的统治集团发生冲突时，敢于坚持自己的立场，不因个人的孤立而妥协，这是他强烈的自我意识的表现。
屈原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始终相信自己的言行比他的对手更符合社会公认的政治道德原则。
对于宗族国家和君主的忠诚，是屈原难以放弃的东西。
在战国诸子的争鸣中，我们所能看到的，主要也是如何建立和建立何种社会规范的不同意见。
只有《庄子》比较特殊，它对以儒家为代表的关于社会礼仪制度的设想提出批判，把“自然”作为最高的原则，把个人的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作为最终的追求，因而为魏晋时代具有异端倾向的士人提供了理论依据。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混乱的过渡时期，但是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
从人生的角度看，它是“人的觉醒” （李泽厚 《美的历程》）的时代。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人的自我意识的寻觅，真正意义的人对社会压迫的反叛，应该说始于魏晋南北朝。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 这就是魏晋时代贯穿始终的主旋律。
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和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是弥漫整个魏晋时代的时代氛围，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悲凉之雾，遍被华林”。
《世说新语》的《伤逝》一章，记录了魏晋士人悼亡伤逝的言语，这一支支如怨如慕的安魂曲，读来令人黯然神伤： “支道林丧法虔之后，精神霣丧，风味转坠。
常谓人曰：„昔匠石废斤于郢人，牙生辍弦于钟子，推己外求，良不虚也。
冥契既逝，发言莫赏，中心蕴结，余其亡矣
‟却后一年，支遂殒。
” 死者法虔是支道林的同学，他内质美好，品格高尚，对于他的死，支道林借《庄子·徐无鬼》所述郢人与匠石以及《韩诗外传》所载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深切表达了他的痛不欲生的悲悼。
“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与羊欣书曰：„贤从情所信寄，暴疾而殒，祝予之叹，如何可言!‟” 颜渊死，孔子说，天丧予
子路亡，孔子说，天祝予
祝者，断也，同样，这里桓玄借用典故，深切表达了对朋友死亡的一腔哀思。
为朋友的死亡而哀伤，如果不是朋友的人死去，又是怎样的呢
王东亭与谢公交恶。
王在东闻谢丧，便出都，诣子敬，道欲哭谢公。
子敬始卧，闻其言，使惊起曰：„所望于法护。
‟王于是往哭。
督帅刁约不听前，曰：„官平生在时，不见此客。
‟王亦不与语，直前哭，甚恸，不执末婢手而退。
”谢公是王珣平生交恶的人，但是他没有为冤家的死亡而高兴，反而是深感痛惜，倾情哭悼，这确实很值得玩味。
显然，魏晋士人对生命的珍爱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情怀，只要是人，只要有生命的不幸发生在人的身上，就会唤起他们对生命本身的同情与关注，而并不留意生命之主体与自己的关系如何。
生命是可贵的，每个人只有一次，魏晋士人们往往以爱惜自身为起点，到关心他人生命。
《晋书·阮籍传》中也有阮籍哭悼素不相识者的描述： “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
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
据日本学者高桥清编纂的《<世说新语>索引》，我们可以发现在《世说新语》中，哭、泣、哀、亡、死这五个字，“哭”字出现27次，“泣”字出现18次，“哀”字出现24次，“亡”字出现41次，“死”字出现34次，可见都是《世说新语》动词中的高频字。
《圣经》说“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问丧哭悼，这是一种关心人类自身的意向，这是一种博爱生命的情怀，既往的历史进程所创造的一切言语辞令，都不足以传达它的真谛。
正是由于魏晋人经历了无数的战祸、丧乱、迁徙、流离、穷愁、困顿、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才使得他们对于死亡有了独特的体验，有了深刻的思考： 兰亭集序 王羲之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
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
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
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
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
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
”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
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悲夫
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
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王羲之从天道与人事的对比中，深感宇宙之伟大，人的存在之渺小，从具体的人生体验中，总结出“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发出沉重叹息。
除了“死生”，一切不足道，死生之困惑在他们心里永远无法排遣。
既然人不免一死，性命无常，那么，人存在的唯一意义就在于尽情享用人的本然生命，执着于个人生命的有限性和现世生活的今生性。
人应该追求和全力把握的只能也只应是生命的自然，以穷尽今生之快乐。
这样，魏晋士人便由对死亡的恐惧转而对生命享乐的留恋，“放弃了祈求生命的长度，便不能不要求增加生命的密度”，（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一切都聚向于本然生命，穷尽生命之乐，“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暂的人生总充满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抓紧生活，尽情享受呢
”（李泽厚《美的历程》）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
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
‟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 在当时这部分追求享乐的人影响较大，成为晋代统治者“整肃纲纪”的口实，一批士人因此而丧命。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在高张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的旗帜下，魏晋士人认同的并非肉体享受而是一种生命的情调。
严肃的生活态度和高雅的审美趣味，是大多数魏晋士人倾心倾力的追求： “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
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
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
‟遂焚之。
”（《世说新语 德行》） 阮光禄有好车，有人葬母，想借车而不敢言，阮光禄事后听说了这件事，却引起深深的自责，以至焚车表明心迹，这是何等严肃的人生态度
再看王子猷：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
或问：„暂住何烦尔
‟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
‟”（《世说新语 任诞》） 魏晋士人趋向于追求一种高雅的生命情调而非肉体欲望的满足。
竹子空心意指虚心、击节意指气节、凌云直上意指志向，正是魏晋知识分子人格的象征，所以他们宁可食无肉，出无车，也不可居无竹，即使是暂住，也不可一日无此君。
“竹林七贤”的嵇康和山巨源，原为知交，山巨源即山涛，他从吏部郎转迁为散骑常侍时，出于善意，举荐嵇康以自代，希望嵇康放弃与司马氏对抗的立场。
嵇康作《与山巨源绝交书》，断然拒绝：魏晋士人就是这样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示拒绝。
任诞之极，实是一种幽默，这里所说“幽默”并不是一般修辞意义上的“幽默”，而是人生姿态。
叔本华说：“幽默依赖了一种主观的，然而严肃和崇高的心境，这种心境是在不情愿地跟一个与之极其牴牾的普通外在世界相冲突，既不能逃离这个世界，又不会让自己屈服于这个世界。
”（叔本华《意志与表象》）魏晋风度无疑带有叔本华所说的这种“幽默”的意味，强烈的矛盾冲突，造成一种人生姿态的尴尬和困扰，既无可逃遁，又深感无聊，只好以游戏人生的形式抒愤泻郁，表达无可奈何的情绪与对人生的执著的追求。
阮籍看人，据说要分白眼珠和黑眼珠，对于礼俗之人，用白眼，根本看不见黑眼珠。
鲁迅说：“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
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阮籍成天喝酒，一醉好几天不醒，陶渊明也特别能喝酒，彭泽樽，甚至成为后代赞扬人的酒量的典故。
阮籍喝了酒，经常赶着车子在山林间游逛，任车子爱上哪儿就上哪儿，有时前面没路了，走到山涯边，他就放声大哭着把车子赶回去。
对此，王勃说：“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
”（《滕王阁序》） 王子猷夜访戴安道，经宿而至，却造门不前而返，目的与行为是如此乖离，在常人看来断不可理喻，但它确体现了魏晋士人的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即行为动机不在于外在的目的，而在于行为过程本身，既然“乘兴而来，兴尽而返”，已经得到了心灵的满足，又何必拘泥与“见戴”的外在目的呢
魏晋风度外在的特点可以概括为：颖悟、旷达、真率。
如果再加以概括，则可以说是追求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
这种艺术必须是自然的，是个人本性的自然流露。
魏晋时期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的理论形态就是魏晋玄学。
魏晋玄学的形成和庄子思想有明显的关系，同样是用人格的本体来概括统领宇宙，东晋以后又吸取了佛学的成分。
这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
魏晋士人在对生命对宇宙作哲理思考之后，得出人生有限而宇宙无限，欢乐苦短而忧愁实多的结论，发出人生如梦，生命无常的悲怆的叹息。
在具体的人生把握上，魏晋士人既不象儒家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社会存在中去获得弘展，积极进取，建功立业，也大多不去投奔虚无缥缈的宗教天国。
在魏晋时期，佛教和道教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佛道二教并没有成为大部分魏晋人的精神支柱，并没有成为中国的国教。
玄学论辩是魏晋士人主要的社交活动，在一般人看来，无休止地争论那些有与无、言与意、形与神的抽象命题，是件味同嚼蜡的事情，可是魏晋名士却把它看成是能给人带来身心愉悦的乐事，这种论辩与其说是针锋相对的辩驳诘难，不如说是一场智慧和才华的角逐“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
‟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
‟”（言语） 这都是 “庄禅玄”（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心灵的外观，在崇尚风度的魏晋士人看来，汉儒提倡的名教是人生的执和障，而魏晋风度就是要破执除障，打开人生的新的窗户，还自我以本来的面目。
这种具有特殊魅力和强烈影响力的人格美，就是魏晋风度。
阮籍、嵇康、陶渊明等著名的文学家的诗文作品体现了魏晋风度的特点，《世说新语》这部著名的作品就是魏晋风度的故事集。
魏晋风度那种对人生艺术化的自觉追求， 那种对人的个性化的向往，那种自我表现的欲望，那种无拘无束的氛围，已成为一个美好的影像，映在后世人的心里。
然而如此潇洒飘逸的魏晋风度却产生在充满灾难的时代，艺术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是如此之不平衡。
从古到今，有相当多学者指出，魏晋风度表面看来潇洒风流，骨子里却潜藏深埋着巨大的苦恼、恐惧和烦忧。
关于魏晋风度的超然与忧愤交织这个特征，鲁迅也有过提示。
鲁迅说：“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象和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就拿嵇康来说，他虽然一直倡导“越名教而任自然”，表现出的是庄子式绝对自由主义的人生趋向，但是根据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
以此观之，故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的自白，不难看出其实嵇康并不是像人们想象中那样反对政治，他反对的只是“名教”，而名教正是司马氏掩盖丑行的遮羞布。
如此，以发表檄文《与山巨源绝交书》为标志，可见嵇康反对的是司马氏一朝的高压专制政策。
那么他这里走的，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条入世路线，与儒家的兼济情怀并无二致。
从坚决否定儒家伦理到为儒家式的人格理想而赴死，这是嵇康生命个体无法回避的悖论，嵇康给历史留下了太多的思考。
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清洗和身家性命的毁灭，使魏晋士人的人生慨叹夹杂着无边的忧惧和深重的哀伤。
他们无论是顺应环境、保全性命，或者是寻求山水、安息精神，由于藏存着人生的忧恐、惊惧，情感实际是处在一种异常矛盾的状态中。
外表尽管装得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着人生，非常痛苦。
这构成了魏晋风度内在的深刻的一面
求汪曾祺选集读后感，1000字
读书感：（摘抄在后面）（一）在现当代作家里，我最喜欢的是汪曾祺。
在寒假我把他的自选集认真地读了完了。
汪曾祺不同于同时代的作家。
他有两个创作高峰期，一个是四十年代，一个是八十年代。
这两个时代都有很强烈的政治意味，四十年代在歌颂革命歌颂党，八十年代又是对文革的反省，“伤痕”遍地。
在这样强的政治语境下，很多有个人特色的作家作品只能潜伏暗沉。
而汪曾祺的作品却有十分鲜明的个人特色。
在他的小说里我们看不到明显的政治色彩，更多的是他对于生活的描绘。
他描绘的人和事都很活，虽然没有太大的崇高意义，却浓缩了许多小人物的喜怒哀乐。
在他笔下的生活是真实生动的，鲜活的。
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是有风骨的，像《岁寒三友》里的三位挚友。
“陶虎臣坏了一只眼睛，还看不出太大的破相，不像一般有残疾的人往往显得凶狠。
他依然随时是和颜悦色的，带着宽厚而慈祥的笑容。
这种笑容，只有与世无争，生活上容易满足的人才会有。
”（《岁寒三友》）还有《鉴赏家》里的季陶民和叶三之间知己般的惺惺相惜。
我还十分惊讶于汪老对民间风俗事物的了解程度。
很多准备远离我们的食物、器物他都能准确地写出，而且写得饶有兴味。
尤其民间的传统美食，写得简直让人垂涎欲滴。
“立春前后，卖青萝卜。
‘棒打萝卜’，摔在地上就裂开了。
杏子、桃子下来时卖鸡蛋大的香白杏白得一团雪，只嘴儿以下有一根红线的‘一线红’蜜桃。
再下来是樱桃，红的像珊瑚，白的像玛瑙。
端午前后，枇杷。
夏天卖瓜。
七八月卖河鲜：鲜菱、鸡头、莲蓬、花下藕。
卖马牙枣、卖葡萄。
重阳近了，卖梨：河间府的鸭梨、莱阳的半斤酥，还有一种叫做‘黄金坠子’的香气扑人个儿不大的甜梨。
菊花开过了，卖金橘，卖蒂部起脐子的福州蜜橘。
入冬以后，卖栗子、卖山药（粗如小儿臂）、卖百合（大如拳）、卖碧绿生鲜的檀香橄榄。
”看着他的文字，真的好想吃啊
他的语言十分流畅，口语化，虽然辞藻不华丽，却能够把活生生的生活图景呈现在读者面前。
“像一只饥饿的鸟，到处飞，想给儿女们找一口食。
回来时总带着满身的草屑灰尘：人，越来越瘦。
”（《岁寒三友》）这寥寥几句就把王瘦吾想发财维持一家生活的强烈愿望给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
活、生动，便是最大的文采。
我同时也很佩服汪老对人世的洞察，世故得天真有趣。
他的文章也因此像一股清风，给伤痕累累的文坛带来了欢愉。
读他的文章时，内心是清透的，它们刮去了疲惫和烦恼，让人欣赏到生活的美。
（二）旅行人长途跋涉，他走到一个庙里借宿。
这是一座怎样的庙宇
“多少日子以来，他向上，又向上；升高，降低一点，又升得更高。
他爬的山太多了。
山越来越高，山头和山头挤得越来越紧。
路越来越小，也越来越模糊。
他仿佛看到自己，一个小小的人，向前倾侧着身体，一步一步，在苍青赭赤之间的一条微微的白道上走。
低头，又抬头。
看看天，又看看路。
路像一条长线，无穷无尽地向前面画过去。
云过来，他在影子里；云过去，他亮了。
他的衣裾上沾了蒲公英的绒絮，他带它们到远方去。
有时一开眼，一只鹰掠过他的视野。
山把所有变化都留在身上，于是显得亘古不变。
他想：山呀，你们走得越来越快，我可是只能一个劲这样走。
及至走进那个村子，他向上一看，决定上山借宿一宿，明天该折回去了。
这是一条线的尽头了，再往前没有路了。
”旅行人走过很多路，他几乎用一生寻找他的仇人，一个从没见过的仇人。
他有些累了，有些疲倦了，但有些不想走了：“山呀，你们走得越来越快，我可是只能一个劲这样走。
”于是，他走到山路尽头的庙宇。
其实，也是他人生路的一个归宿。
在这里，旅行人见到住在庙里的和尚。
“蜂蜜和尚”。
庙里只是一个和尚吗
“但是我知道我并不想在这里出家
”旅行人突然喊出这一句话的时候，“他为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
我们也被吓了一跳。
这一刻，我们才知道，庙宇不是一个和尚，这里有另一个和尚。
“这和尚好怪
和尚是一个，蒲团是两个。
一个蒲团是和尚自己的，那一个呢
佛案上的经卷也有两份。
而他现在住的禅房，分明也不是和尚住的。
”一切仿佛有着冥冥的注定。
然后，我们带着这一个声音向上或往下回溯。
“他在心里画不出和尚的样子。
他想和尚如果不是把头剃光，他该有已投多好的白发。
一头亮亮的白发在他的心里闪耀着。
”那一刻，旅行人以为那一头白发，是母亲的。
但是，他不知道，那一头白发也是他的。
另一个和尚，是他。
这是神秘的预兆。
文章结尾有一句话映照了这个预兆：“两滴眼泪闪在庙里白发的和尚的眼睛里。
”为什么流泪
谁流泪
旅行人。
或许他为心中放下没有恨的仇恨流泪。
或许他为仇恨放过他而流泪。
全文涌动着非常强烈的意识流。
疲倦，仇恨，解脱，三者意识相互交织，非常完整地交代了一个故事。
更巧妙地，汪老也用一个镜头的语言，交代了仇人的赎罪。
“好了，到了头：一堆长发。
长发盖着一个人。
匍匐着，一手錾子，一手铁锤，低着头，正在开凿膝前的方寸。
他一定是听见来人的脚步声了，他不回头，继续开凿。
錾子从下向上移动着。
一个又一个火花。
他的手举起，举起。
旅行人看见两只僧衣的袖子。
他的披到腰下的长发摇动着。
他举起，举起，旅行人看见他的手。
这双手!奇瘦，瘦到露骨，都是筋。
旅行人后退了一步。
和尚回了一下头。
一双炽热的眼睛，从披纷的长发后面闪了出来。
旅行人木然。
举起，举起，火花，火花。
再来一个，火花!他差一点晕过去：和尚的手臂上赫然有三个字，针刺的，涂了蓝的，是他的父亲的名字
……”过去与现在交织，复仇者与被仇恨者相遇，仇人与和尚形象重合，执迷者被渡，仇恨情绪终归于虚无，正应和了卷首的庄子之语：“复仇者不折镆干。
虽有忮心，不怨飘瓦。
”（三）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矮纸斜行闲作草，暗窗细乳戏分茶。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这是陆放翁的诗，与他广为人知的表达报国雪耻之志的诗歌不同，这首诗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士大夫的日常生活情趣，闲适的心情有一种不被尘世所染的脱俗，就如汪曾祺先生的散文。
汪老是喜爱这首诗的，不如说是他喜爱这种心情，这种心情是具有生活气息的，他想展现给我们的就是他的带着心情的生活。
他对生活的感觉，似乎略有逃学孩子的清闲，世界也就这么大：嘴里叼着的微甜的草根、为了捉“都溜”沾惹了一身的臭芝麻、苗族女孩子娇嗔柔和的“卖杨梅——”声、在窗台上悄悄“吸着水”的绣球花，这就是生活，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艺术，他真实地、切身地享受这种艺术。
他是个别样的作家，他与当今坐在家里或办公室里眼珠牢牢盯住屏幕、手指在键盘上飞舞、神经几近被络绎不绝的电话摧毁的作家不一样。
他的文章、他的书像是被他本人抚摩过千万遍的，字里行间散发出的是木头铅笔的味道，而不是机器的硬冷，我能看到一个健朗的老人用他骨骼突出的手握住铅笔，面带淡定从容的微笑，他细腻动情的笔触时不时地给自己和我们一个小小的惊喜、小小的感动，为了一小盘带着雨珠的洁白的缅桂花，抑或是为了一条从湖心突然一跃而起的大鱼，还是堂倌颇具京腔的一声“收茶钱——”，它们以滋润人心的方式诠释了“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汪曾祺散文集》读后感()。
平平淡淡才是真，平淡是一种生活状态、一种境界、一种认识，大多数人为了摆脱平庸而奋斗，但是那些成功的人在经历了暴风雨也见过了彩虹后，往往不再好高骛远，而是理解平淡、用这种平淡的心境热爱着平淡甚至“平庸”的日常生活。
其实从他的文章里得以体现的闲适之美正是他经历了人事浮沉后所潜心追求的，大美之美固然可畏，但是他给我们看到的是那种能令人会心一笑的小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
可惜现在人们大多没有精力和心情去关注这些看似琐碎的美，他们大多脚步匆匆，厚重的镜片竟把人们的心与社会、与自然隔离，太多的金属制品竟把人们的心层层包裹，作者在极力让我们感受美的同时，我分明听到一个慈祥的声音在对忙着赶路的世人们说：“孩子们，慢点走，你们看这朵海棠的颜色，像是哪个大家闺秀的胭脂水不小心从指尖滑落，浸进了花瓣里。
真美。
真美。
”（四）汪曾祺的作品中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他的语言文风。
汪曾祺的作品是可以读出生活的。
这是源于作家对生活的真诚吧。
他所写的都是自己熟悉的生活：旧时代的高邮小城、西南边城昆明、文化界的故旧师友、西南联大的师生、北京京剧团的戏曲演员;故乡的大淖、荸荠庵，昆明的白马庙等。
他的作品中总有他自己过去生活的影子，所以写起来有真切的认知，有感情。
汪曾祺的作品，我看得较多的是散文。
下面我将从他的散文中举几个例子，分析一下语言，表达我的感受和观点。
那棵龙爪槐是我一个人的。
我熟悉他的一切好处，知道那个枝子适合哪种姿势。
云从树叶中间过去。
壁虎在葡萄上爬。
杏子熟了。
何首乌的藤爬上石笋了，石笋那么黑。
蜘蛛网上一只苍蝇。
蜘蛛呢?花天牛半天吃了一片叶子，这叶子有点甜么，那么嫩。
金雀花哪儿好热闹，多少蜜蜂!波——金鱼吐出一个泡，破了，下午我们去捞金鱼虫。
香橼花蒂的黄色仿佛有点犹豫，别的是花飘下，香橼花时掉下的，花落在草叶上，草稍微低头又弹起。
——《花园》 《花园》这篇散文读起来颇有趣味，语言十分的生动活泼。
对景物的刻画很好，文字虽是印在纸上，纸虽是平面的，但眼前看到的是立体的，是鲜活的，是有生命的。
感觉手是可以触摸到它们的，《花园》中所塑造的景物那样真实地出现在我眼前，唤起了心灵最柔软的那部分，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
汪曾祺的作品是有生命的，在于他的语言平实、生活，它所描写的东西也是如此，平凡渺小，但却凝聚着巨大的能够打动人心灵的力量。
汪曾祺用心感受生活中的快乐和温馨，贴近的观察生活。
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
胡同是贯穿大街的网络。
它居闹市很近，大哥酱油，约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似有很远。
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
偶尔有剃头挑子的“唤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惊闺”(十几个铁片穿成一片，摇动做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的短笛的声音。
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了。
——《胡同文化》 汪曾祺描写的胡同中的场景很生活、真切。
人物的特点很鲜明，虽描写每个人物只有简短的一句话，但他抓住了人物的细节，抓住了人物的魂。
汪曾祺对风俗的关注体现了他对民族集体生活和文化的喜爱。
汪曾祺在《咸菜和文化》说：我们要在小说里表现的文化，首先是现在的，活着的;其次是昨天的，消逝不久的。
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出，想得透。
汪曾祺写的《胡同文化》语言平实，贴近生活，也是希望把这种文化以最简单真实的方式传递给更多人，让这文化更好的延续下去。
正如汪曾祺所说的：他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他用朴素着实的语言记录生活。
归有光的“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事”也尤其受他推崇。
汪曾的文学作品展示了现代汉语写作的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从活的传统和活的生活中汲取营养。
（五） “夏天的早晨真舒服。
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
夏天的早晨真舒服。
”《夏天》 如此平淡质朴，如话家常的文笔有几人写得如此惬意?惟恐只有汪曾祺能做到了。
品读汪曾祺的散文，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
如《葡萄月令》 “然后，请葡萄上架。
把在土里趴了一冬的老藤扛起来，得费一点劲。
大的，得四五个人一起来。
“起!——起!”哎，它起来了。
把它放在葡萄架上，把枝条向三面伸开，像五个指头一样的伸开，扇面似的伸开。
然后，用马筋在小棍上固定祝葡萄藤舒舒展展、凉凉快快地在上面呆着。
读到这里，我不由得笑了，绘声绘色的描述让我似乎看到了葡萄藤老爷般呆在架子上。
这便是汪曾祺的散文所带来的感觉享受。
读汪曾祺的散文处处可见这样的文笔，行文中透着淡泊宁静，即使人生的酸甜苦辣也能被他写出不同的韵味。
如自1938年9月，日军飞机濒临昆明进行空袭，狂轰乱炸，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亦有被炸毁的，造成人员伤亡。
汪曾祺正在西南联大学习，当时师从沈从文，后来写得小说受其影响，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西南联大当时集中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著名教授和专家学者，如对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颇有研究的陈寅恪，对中国哲学史研究卓有贡献的冯友兰，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人物朱子清，以及各有专长的闻一多、钱钟书、沈从文、柳无忌、叶公超、吴晗、钱穆、钱端升、张奚若、费孝通、罗隆基、潘光旦、贺麟、陈岱孙、王力、吴宓、闻家驷等。
在很多名人的回忆录中，这段时间是惨淡动荡的。
然而在汪曾祺关于这段时间回忆的散文中，却透着生活的情趣。
如《跑警报》： 跑警报大都没有准地点，漫山遍野。
说是漫山遍野，但也有几个比较集中的“点”。
古驿道的一侧，靠近语言研究所资料馆不远，有一片马尾松林，就是一个点。
这地方除了离学校近，有一片碧绿的马尾松，树下一层厚厚的干了的松毛，很软和，空气好，——马尾松挥发出很重的松脂气味，晒着从松枝间漏下的阳光，或仰面看松树上面蓝得要滴下来的天空，都极舒适外，是因为这里还可以买到各种零吃。
昆明做小买卖的，有了警报，就把担子挑到郊外来了。
五味俱全，什么都有。
最常见的是“丁丁糖”既麦芽糖，也就是北京人祭灶用的关东糖，不过做成一个直径一尺多，厚可一寸许的大糖饼，放在四方的木盘上，有人掏钱要买，糖贩即用一个刨刃形的铁片揳入糖边，然后用一个小小的铁锤，一击铁片，丁的一声，一块糖就震裂下来了……….. 在极度动荡恐慌中，居然能感受到松脂气味、阳光、蓝得要滴下来的天空。
这让我感叹汪的心境何其淡定。
汪曾祺经历过人生的大波大浪。
文-革中，汪曾祺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
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地的淡泊和对人情世物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
正因为有这份超然，他的所作所为便不难理解了。
他是唯一敢于在江-青面前翘着二郎腿、抽烟的人。
其中脍炙人口的“人一走，茶便凉。
”便出自汪曾祺之手。
汪曾祺渊博多识，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 我对于汪曾祺的了解，始于读他的一篇文章《多年父子成兄弟》，其中：“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
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该由他们自己来设计。
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这话让我深受触动，父子之间能做到这样少见。
这让我对汪曾祺的文章有了兴趣，于是到书店去搜寻，遗憾而归。
只好在网上断断续续的看。
学校读书协会买了一批书，其中便有《汪曾祺散文集》，书拿到手中，如获珍宝，细读之后，忍不住想写感想。
没有想到，动手写时，却顿顿卡卡总是词不达意，意犹未荆看到极美的风景时，我们总是会感叹词汇的缺乏，似乎任何词语也表达不出此时的美。
读到一本好书，也是这样的感受：任何评价都是多余的，任何词语都不能精确表达自己读后的感受。
微尘见世界，我只能这样说。
（六）这一两个月来，很多很多我仰慕已久却绝不能得见的老人会偶然出现在我的梦里，好奇特，以至于让我觉得如果没有几句话记下我的梦会让我遗恨。
读《汪曾祺文集》后，我梦见那位“可爱”的汪曾祺。
之所以用“可爱”来形容汪曾祺，是因为他的笔触里没有华丽、没有异想不到，即便在生活贫困的年月他也能保持那种特有的风度，用一种几近调侃的调调述说他在抗日战征时期的西南联大读书生涯，每次读及他大学时代的那些小故事，你会产生错觉，会误以为抗日战争时期是昆明城在演习娃娃过家家，不是吗
你看汪曾祺的那些同学，人家忙里偷着乐呢——许多许多的男生在跑警报的时候会手拿着女生喜欢的花生、瓜子，在女生的宿舍门口等候，所以跑警报的时期也是他们谈恋爱的绝佳时候，所谓的“患难见真情”，于是在这千百次的警报中，有些女生发现只有一个是真情的，有的女生则发生多个真情实意的男生，当然他们也会在防空洞里写对联、写诗，好玩吧
但也有不怕死的不跑警报的个例，如一个女生总是趁别人跑警报的时候洗澡，等那些人从防空洞里出来，人人排队洗澡时，她却好逍遥。
还有另一个男生，警报响了他也跑，可他不进防空洞，他来回在路上看，看有没有跑得急跑掉的财物或手饰，当然也偶有所得。
当然，汪曾祺书中不仅仅是那些跑警报的人没有怨言，连十年文革的劳动改造也让他在文字中淡化了哀伤，不信你可以看看他是怎样写老舍在一个寒冷的清晨，一个冬日如何被逼无耐投太平湖自尽的。
其实在大学里就老听爱好文学的舍友提起汪曾祺，在她的眼睛里，汪曾祺的书是通俗易懂的，没有我们所读的哲学书籍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势，汪曾祺的人是可爱的，尽管著书立学，可是没有学者的讲究，但是那个时候的我一付除了课本其余都不读的懒散作风，让我与汪曾祺擦肩而过。
时至今日翻阅两遍《汪曾祺文集》后，才有了相见恨晚的感觉。
想想，如若早在十年前我有幸拜读，会不会让我人生更积极、更乐观、更阳光些
是呀，日子就是这样的，愁是一天，乐也是一天，为什么不像他一样，每天整装待发时放下生活的重负，淡化郁闷与忧伤，快乐的、轻松的生活呢
其实我很爱汪曾祺的文章，还有另一重意思，我是一个爱臭美的小女子，不但爱美衫、美裙还酷爱美食，但凡我有机会外出，必会想方设法到当地的菜市逛逛，然后带回一堆的特色调味品或干货，比如从成都带回鹃城豆瓣、花椒、核桃花、虫草花，从重庆带回秦妈火锅料和桥头火锅料，从武夷山带回岩耳和红菇，从龙胜带回煲汤的三七根和油茶果子等，把这些个宝贝收集回来，细细研究煮法，用一道道小菜赢得品尝者的赞许和期待，即是我游玩回家对旅途的另一种回忆。
因此，对一个文章中也会提及美食的作者，我便如同面见了知己一般，汪曾祺，您说的家乡出产的高邮双黄咸鸭蛋，西湖糖醋鱼现在还是那时的味道吗
摘抄：我初学写小说时喜欢把人物的对话写得很漂亮，有诗意，有哲理，有时甚至很“玄”。
沈从文先生对我说：“你这是两个聪明的脑壳打架
”他的意思是说着不像真人说的话。
托尔斯泰说过：“人是不能用警句交谈的。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性。
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
探索一个作者的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
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
语言具有文化性。
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
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
包世成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有关。
好的语言正当如此。
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
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
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我每天醒在鸟声里。
我从梦里就听到鸟叫，直到我醒来。
我听得出几种极熟悉的叫声，那是每天都叫的，似乎每天都在那个固定的枝头。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坐在亭子里，觉山色皆来相就。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她问了我一些问题。
其中一个是，为什么我的小说里总有水
即使没有水，也有水的感觉＂——汪曾祺《汪曾祺散文》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一个妙人。
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
有时我们去得早了，他还没有来，门没有开，我们就在外面等着。
他来了，谁也不理，开了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个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八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
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室在楼上。
楼板上挖出一个长方形的洞，从洞里用绳子吊下一个长方形的木盘。
借书人开好借书单——管理员把借书单叫做“飞子”，昆明人把一切不大的纸片都叫做“飞子”，买米的发票、包裹单、汽车票，都叫做“飞子”，——这位管理员看一看，放在木盘里，一拽旁边的铃铛，“当啷啷”，木盘就从洞里吊上去了。
——上面大概有个滑车。
不一会，上面拽一下铃铛，木盘又系了下来，你要的书来了。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1948年3月，香港出了一本《大众文艺丛刊》，撰稿人为党内外的理论家。
其中有一篇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文中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这对沈先生是致命的一击。
可以说，是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把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
事隔30年，沈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却由前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了序。
人事变幻，云水悠悠，逝者如斯，谁能逆料
这也是历史。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国子监，现在已经作为首都图书馆的馆址了。
首都图书馆的老底子是头发胡同的北京市图书馆，即原先的通俗图书馆--由于鲁迅先生的倡议而成立，鲁迅先生曾经襄赞其事，并捐赠过书籍的图书馆；前曾移到天坛，因为天坛地点逼仄，又挪到这里了。
首都图书馆藏书除原头发胡同的和建国后新买的以外，主要为原来孔德学校和法文图书馆的藏书。
就中最具特色，在国内搜藏较富的，是鼓词俗曲。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新校舍大门东边的围墙是“民主墙”。
墙上贴满了各色各样的壁报，左、中、右都有。
有时也有激烈的论战。
有一次三青团办的壁报有一篇宣传国民党观点的文章，另一张群社编的壁报上很快就贴出一篇反驳的文章，批评三青团壁报上的文章是“咬着尾巴兜圈子”。
这批评很尖刻，也很形象。
“咬着尾巴兜圈子”是狗。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祖父年轻时建造的几进，是灰青色与褐色的。
我自小养育于这种安定与寂寞里。
报春花开放在这种背景前是好的。
它不至被晒得那么多粉。
固然报春花在我们那儿很少见，也许没有，不像昆明。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国子监，就是从前的大学。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
断章的赏析.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它开始于隋朝的雕版印刷，经宋仁宗时的毕升发展、完善，产生了活字印刷，并由蒙古人传至了欧洲，所以后人称毕升为印刷术的始祖。
中国的印刷术是人类近代文明的先导，为知识的广泛传播、交流创造了条件。
印刷术发明之前，文化的传播主要靠手抄的书籍。
手抄费时、费事，又容易抄错、抄漏。
既阻碍了文化的发展，又给文化的传播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和石刻给印刷术提供了直接的经验性的启示，用纸在石碑上墨拓的方法，直接为雕版印刷指明了方向。
中国的印刷术经过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个阶段的发展，给人类的发展献上了一份厚礼。
【印刷术的起源】 印章在先秦时就有，一般只有几个字，表示姓名，官职或机构。
印文均刻成反体，有阴文、阳文之别。
在纸没有出现之前，公文或书信都写在简牍上，写好之后，用绳扎好，在结扎处放粘性泥封结，将印章盖在泥上，称为泥封，泥封就是在泥上印刷，这是当时保密的一种手段。
纸张出现之后，泥封演变为纸封，在几张公文纸的接缝处或公文纸袋的封口处盖印。
据记载在北齐时（公元550~577年）有人把用于公文纸盖印的印章作得很大，很像一块小小的雕刻版了。
1、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时期的铜印。
2、晋代著名炼丹家葛洪（公元284~363年）在他著的《抱朴子》中提到道家那时已用了四寸见方（13.5×13.5）有120个字的大木印了。
这已经是一块小型的雕版了。
3、佛教徒为了使佛经更加生动，常把佛像印在佛经的卷首，这种手工木印比手绘省事得多。
4、碑石拓印技术对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很有启发作用。
刻石的发明，历史很早。
初唐在今陕西凤翔发现了十个石鼓，它是公元前8世纪春秋时秦国的石刻。
秦始皇出巡，在重要的地方刻石7次。
东汉以后，石碑盛行。
汉灵帝四年（公元175年）蔡邕建议朝廷，在太学门前树立《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七部儒家经典的石碑，共20.9万字，分刻于46块石碑上每碑高175、宽90、厚20厘米，容字5000，碑的正反面皆刻字。
历时8年，全部刻成。
成为当时读书人的经典。
很多人争相抄写。
后来特别是魏晋六朝时，有人趁看管不严或无人看管时，用纸将经文拓印下来，自用或出售。
结果使其广为流传。
5、拓片是印刷技术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
古人发现在石碑上盖一张微微湿润的纸，用软槌轻打，使纸陷入碑面文字凹下处，待纸干后再用布包上棉花，蘸上墨汁，在纸上轻轻拍打，纸面上就会留下黑地白字跟石碑一模一样的字迹。
这样的方法比手抄简便、可靠。
于是拓印就出现了。
6、印染技术对雕版印刷也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印染是在木板上刻出花纹图案，用染料印在布上。
中国的印花板有凸纹板和镂空板两种。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公元前165年左右）出土的两件印花纱就是用凸纹板印的。
这种技术可能早于秦汉，而上溯至战国。
纸发明后，这种技术就可能用于印刷方面，只要把布改成纸，把染料改成墨，印出来的东西，就成为雕版印刷品了。
在敦煌石室中就有唐代凸板和镂空板纸印的佛像。
印章、拓印、印染技术三者相互启发，相互融合，再加上我国人民的经验和智慧，雕版印刷技术就应运而生了。
【印刷术的种类】 印刷的种类大致可分为：凸版印刷，平版印刷，凹板印刷和孔版印刷（丝网印刷）。
凸版印刷： 凸版印刷的历史最悠久最普及，版面图像和文字凸出部分接受油墨，凹进去的部分不接受油墨，当版与纸压紧时，油墨就会印在纸上。
印刷版材主要有：活字版、铅版、锌版、铜板，感光树脂版等。
有些书刊、票据，信封、名片等还在使用凸版印刷；需特殊加工的例如：烫金、银，压凹凸等，一般也使用凸版印刷。
平版印刷： 这是目前最常见，最广泛应用的印刷方式。
图像与非图像在同一平面上，利用水与油墨现相互排斥原理，图文部分接受油墨不接受水份，非图文部分相反。
印刷过程采用间接法，先将图像印在橡皮滚筒上，图文由正变反，再将橡皮滚筒上的图文转印到纸上。
画册、画刊广告样本，年历等等均可采用此印刷方式。
凹板印刷： 凹板印刷与凸版印刷原理相反。
文字与图像凹与版面之下，凹下去的部分携带油墨。
印刷的浓淡与凹进去的深浅有关，深则弄，浅则淡。
因凹板印刷的油墨不同，因而印刷的线条有凸出感。
钱币、邮票、有价证券等均采用凹板印刷。
凹板印刷也适于塑料膜、丝绸的印刷。
由于凹板印刷的制版时间长，工艺复杂等原因所以成本很高。
孔版印刷： 又称丝网印，如果在小学时见过老师刻蜡版印卷子，那么就更好理解此种印刷方式了。
利用绢布、金属及合成材料的丝网、蜡纸等为印版，将图文部分镂空成细孔，非图文部位以印刷材料保护，印版紧贴承印物，用刮板或者墨辊使油墨渗透到承印物上。
丝网印刷不仅可以印于平面承印物而且可印于弧面承印物，颜色鲜艳，经久不变。
适用于标签，提包，T恤衫，塑料制品，玻璃，金属器皿等物体的印刷。
【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 雕版印刷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将书稿的写样写好后，使有字的一面贴在板上，即可刻字，刻工用不同形式的刻刀将木版上的反体字墨迹刻成凸起的阳文，同时将木版上其余空白部分剔除，使之凹陷。
板面所刻出的字约凸出版面1~2毫米。
用热水冲洗雕好的板，洗去木屑等，刻板过程就完成了。
印刷时，用圆柱形平底刷蘸墨汁，均匀刷于板面上，再小心把纸覆盖在板面上，用刷子轻轻刷纸，纸上便印出文字或图画的正像。
将纸从印板上揭起，阴干，印制过程就完成了。
一个印工一天可印1500～2000张，一块印板可连印万次。
刻板的过程有点象刻印章的过程，只不过刻的字多了。
印的过程与印章相反。
印章是印在上，纸在下。
雕版印刷印刷的过程，有点象拓印，但是雕版上的字是阳文反字，而一般碑石的字是阴文正字。
此外，拓印的墨施在纸上，雕版印刷的墨施在版上。
由此可见，雕版印刷既继承了印章、拓印、印染等的技术，又有创新技术。
雕版印刷的发明时间，历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经过反复讨论，大多数专家认为雕版印刷的起源时间在公元590~640年之间，也就是隋朝至唐初。
唐初已有印刷品出土。
1900年，在敦煌千佛洞里发现一本印刷精美的“金刚经”末尾题有“咸同九年四月十五日（公元868年）”等字样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有明确日期记载的印刷品。
雕版印刷的印品，可能开始只在民间流行，并有一个与手抄本并存的的时期。
唐穆宗长庆四年，诗人元稹为白居易的《长庆集》作序中有“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烨卖于市井”。
“模勒”就是模刻，“烨卖”就是叫卖。
这说明当时的上层知识分子白居易的诗的传播，除了手抄本之外，已有印本。
1944年，发现于成都唐墓，是唐末期的雕版印刷品。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雕版印刷唐代尚未盛行。
五代时期开始印制大部儒家书籍冯道始印“五经”。
以后，经典皆为版刻本。
宋代，雕版印刷已发展到全盛时代，各种印本甚多。
较好的雕版材料多用梨木、枣木。
因此，对刻印无价值的书，有以“灾及梨枣”的成语来讽刺，意思是白白糟蹋了梨、枣树木。
可见当时刻书风行一时。
雕版印刷开始只有单色印刷，五代时有人在插图墨印轮廓线内用笔添上不同的颜色，以增加视觉效果。
天津杨柳青版画现在仍然采用这种方法生产。
将几种不同的色料，同时上在一块板上的不同部位，一次印于纸上，印出彩色印张，这种方法称为“单版复色印刷法”。
用这种方法，宋代曾印过“会子”（当时发行的纸币）。
单版复色印刷色料容易混杂渗透，而且色块界限分明，显得呆板。
人们在实际探索中，发现了分板着色，分次印刷的方法，这就是用大小相同的几块印刷板分别载上不同的色料，再分次印于同一张纸上，这种方法称为“多版复色印刷”又称“套版印刷”。
“多版复色印刷”的发明时间不会晚于元代，当时，中兴路（今湖北江陵县）所刻的《金刚经注》就是用朱墨两色套印的，这是现存最早的套色印本。
多版复色印刷在明代获得较大的发展。
明清两代，南京和北京是雕版中心。
明代设立经厂，永乐的北藏，正统的道藏都是由经厂刻板。
清代英武殿本及雍正的龙藏，都是在北京刻板。
明初，南藏和许多官刻书都是在南京刻板。
嘉靖以后，到16世纪中叶，南京成了彩色套印中心。
【活字印刷的发明】 雕版印刷一版能印几百部甚至几千部书，对文化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刻板费时费工，大部头的书往往要花费几年的时间，存放版片又要占用很大的地方，而且常会因变形、虫蛀、腐蚀而损坏。
印量少而不需要重印的书，版片就成了废物。
此外雕版发现错别字，改起来很困难，常需整块版重新雕刻。
活字制版正好避免了雕版的不足，只要事先准备好足够的单个活字，就可随时拼版，大大地加快了制版时间。
活字版印完后，可以拆版，活字可重复使用，且活字比雕版占有的空间小，容易存储和保管。
这样活字的优越性就表现出来了。
用活字印刷的这种思想，很早就有了，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器，陶量器上用木戳印四十字的诏书，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中国活字排印的开始，不过他虽已发明，未能广泛应用”。
古代的印章对活字印刷也有一定启示作用。
关于活字印刷的记载首见于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
公元1041~1048年，平民出身的毕升用胶泥制字，一个字为一个印，用火烧硬，使之成为陶质。
排版时先预备一块铁板，铁板上放松香、蜡、纸灰等的混合物，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摆满要印的字印，摆满就是一版。
然后用火烘烤，将混合物熔化，与活字块结为一体，趁热用平板在活字上压一下，使字面平整。
便可进行印刷。
用这种方法，印二、三本谈不上什么效率，如果印数多了，几十本以至上千本，效率就很高了。
为了提高效率常用两块铁板，一块印刷，一块排字。
印完一块，另一块又排好了，这样交替使用，效率很高。
常用的字如“之”、“也”等字，每字制成20多个字，以备一版内有重复时使用。
没有准备的生僻字，则临时刻出，用草木火马上烧成。
从印板上拆下来的字，都放入同一字的小木格内，外面贴上按韵分类的标签，以备检索。
毕升起初用木料作活字，实验发现木纹疏密不一，遇水后易膨胀变形，与粘药固结后不易去下，才改用胶泥。
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提高了印刷的效率。
但是，他的发明并未受到当时统治者和社会的重视，他死后，活字印刷术仍然没有得到推广。
他创造的胶泥活字也没有保留下来。
但是他发明的活字印刷技术，却流传下去了。
1965年在浙江温州白象塔内发现的刊本《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经鉴定为北宋元符至崇宁（1100~1103）年活字本。
这是毕升活字印刷技术的最早历史见证。
宋人周必大（1129~1204年）曾被封为济国公，老年时从沈括那里学来了毕升的方法，印了自己的著作。
他也做了一点小改动，把铁板改为铜板。
铜板比铁板传热性好，易使粘药熔化，但铜板比铁板价格贵，这对一个公爵来说就算不了什么。
元代的姚枢（1201~1278）提倡活字印刷，他教子弟杨古用活字版印书，印成了朱熹的《小学》和《近思录》，以及吕祖谦的《东莱经史论说》等书。
不过杨古造泥活字是用毕升以后宋人改进的技术，并不是毕升原有技术。
清康熙六年翟世琪出任饶州推官，集磁户，造青磁《易经》一部。
所谓青磁（活字）据专家分析可能是以制青瓷的瓷土烧成的陶活字。
1718年山东泰安人徐志定制成陶活字，印《周易说略》。
他将泥土煅烧后制成活字用以排版印书，采用的仍然是毕升用过的方法。
19世纪安徽泾县的翟金生，因读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所述的毕升泥活字技术，而萌生了用泥活字印书的想法。
他费事30年，制泥活字10万多个。
1844年印成了《泥版试印初编》。
此后，他又印了许多书。
20世纪60~70年代在泾县还发现了翟金生当年所制的泥活字数千枚。
这些活字有大小五种型号。
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了毕升的发明是可行的，打破了有人对泥活字可行性的怀疑。
1962年发现于安徽徽州的翟氏泥活字模。
与杨古同时代的王祯（1271~1368年）创制了木活字。
王祯是山东东平人，是一位农学家，做过几任县官，他留下一部总结古代农业生产经验的著作——《农书》。
王祯关于木活字的刻字、修字、选字、排字、印刷等方法都附在这本书内。
他在安徽旌德请工匠刻木活字3 万多个，于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试印了6万多字的《旌德县志》不到一个月就印了一百部可见效率之高。
这是有记录的第一部木活字印本。
王祯在印刷技术上的另一个贡献是发明了转轮排字盘。
用轻质木材作成一个大轮盘，直径约七尺，轮轴高三尺，轮盘装在轮轴上可以自由转动。
把木活字按古代韵书的分类法，分别放入盘内的一个个格子里。
他做了两副这样的大轮盘，排字工人坐在两副轮盘之间，转动轮盘即可找字，这就是王祯所说的“以字就人，按韵取字”。
这样既提高了排字效率，又减轻了排字工的体力劳动。
是排字技术上的一个创举。
元代木活字印本书虽已失传，但当时维吾尔文的木活字则有几百个流传下来。
明代木活字本较多，多采用宋元传统技术。
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的《唐诗类苑》、《世庙识余录》、嘉靖间（约1515~1530年）的《璧水群英待问会元》等都是木活字的印本。
在清代，木活字技术由于得到政府的支持，获得空前的发展。
康熙年间木活字本已盛行，大规模用木活字印书则始于乾隆年间《英武殿聚珍版丛书》的发行。
印制该书共刻成大小枣木木活字253500个。
印成《英武殿聚珍版丛书》134种，2389卷。
这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用木活字印书。
用金属材料制造活字，也是活字印刷的一个发展方向。
在王祯以前，已有人用锡做活字。
但锡不易受墨印刷很困难，难于推广。
公元15、16世纪之际，铜活字流行于江苏无锡、苏州、南京一带。
铜活字印刷在清代进入新的高潮，最大的工程要算印刷数量达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了，估计用铜活字达100~200万个。
【印刷术的发展】 北宋仁宗庆历元年至八年间，即公无1041－1048年间，一位名叫毕升的普通劳动者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沈括比毕升小十几岁，是同时代的人，而且毕升制造的陶活字后来归沈括的侄子所有，因此，沈括《梦溪笔谈》中关于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记载是翔实可信的。
然而，一些欧洲人曾经把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归功于谷腾堡。
谷腾堡是西德人。
他发明铅活字印刷术，大约是公元1440－1448年间的事，比毕升发明陶活字印刷术整整晚了400年。
活字印刷术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
象任何发明创造一样，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是有它的社会需要、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的。
中国社会进步到北宋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兴盛，都需要迅速地大量地传播信息。
活字印刷术正是为解决这个社会需要所提出的问题而产生的。
印刷术必须用纸和墨。
中国早在汉代就发明了纸和油烟、松烟两种墨。
纸和墨的发明为活字印刷术的诞生奠定了物质基础。
战国秦汉以来出现的印章和拓碑等复制文字、图画的方法又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技术条件。
顾名思义，印刷术的“印”字，本身就含有印章和印刷两种意思；“刷”字，是拓碑施墨这道工序的名称。
从印刷术的命名中已经透露出它跟印章、拓碑的血缘关系。
印章和拓碑是活字印刷术的两个渊源。
早在公元前4世纪，即战国时期，私人印章就已经很流行了。
那时称为“玺”。
秦始皇灭六国，得楚和氏璧，凿国玺，“玺”字从此被封建帝王所垄断。
皇帝的印章才得称玺，一般人的玺只好称印称章。
汉代印章盛行。
起初的印章多是凹入的阴文，用于封泥之上，后来纸张流行，封泥逐渐失去效用，水印起而代之，凸起的阳文多起来。
印章创造了从反刻的文字取得正字的方法，阳文印章提供了一种从阳文反写的文字取得阳文正写的文字的复制技术。
印章的面积本来很小，只能容纳姓名或官爵等几个文字。
东晋时期，道教兴起。
道教的一派注重符录。
他们在桃木枣木上刻文字较长的符咒，从而扩大了印章的面积。
据晋代葛洪的《抱朴子》一书中记载，道家有一种刻着120个字的复印。
可见当时已经能够用盖印的方法复制一篇短文了。
这实际上就是雕版印刷术的先驱。
拓碑是印刷术的另一个渊源。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但当时儒家典籍全凭经师口授，学生笔录。
因此，不同的经师传授同一典籍也难免会有差异。
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政府立石将重要的儒家经典全部刻在上面，作为校正经书的标准本。
为了免除从石刻上抄录经书的劳动，大约在公元4世纪左右，人们发明了拓碑的方法。
拓碑的方法很简便。
把一张坚韧的薄纸浸湿后敷在石碑上，再蒙上一张吸水的厚纸，用毛刷轻敲，到纸陷入碑上刻字的凹穴时为止，然后揭去外面的厚纸，用棉絮或丝絮拍子，蘸着墨汁，轻轻地均匀地往薄纸上刷拍，等薄纸干后揭下来，便是白字黑地的搨本。
这种拓碑的方法，跟雕板印刷的性质相同，所不同的是，碑帖的文字是内凹的阴文，而雕板印刷的文字是外凸的阳文。
石碑上的文字是阴文正写。
拓碑提供了从阴文正字取得正写文字的复制技术。
后来，人们又把石碑上的文字刻在木板上，再从而传拓。
唐代大诗人杜甫在诗中曾说：“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
这和雕板印刷已经所差无几了。
在唐代，印章与拓碑两种方法逐渐发展合流，从而出现了雕板印刷术。
唐穆宗长庆四年十二月十日，即公元825年1月2日，诗人元稹为白居易《长庆集》作序，说到当时杨州和越州一带处处有人将白居易和他自己的诗“缮写模勒”，在街上售卖或用来换茶酒。
“模勒”就是刊刻。
这是现存文献中有关雕板印刷术的最早记载。
公元836年，唐文宗根据东川节度使冯宿的报告，下令禁止各道私置日历版。
冯宿在他的报告中说：“每年中央司天台还没奏请颁布新历书的时候，民间私印的历书已飞满天下。
”可见当时民间从事雕板印刷业的人是很多的。
1900年在甘肃敦煌县千佛洞发现的藏书中有一卷雕板印刷的《金刚经》，其末尾题着“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一行字。
咸通九年，即公元868年。
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有确切日期的最早的印刷品。
这书的形式是卷子，长约1丈 6尺，由7个印张粘接而成。
最前面是一幅扉画，画的是释迦牟尼在只树给孤独园说法的情景。
其余印的是《金刚经》全文。
这个卷子图文都非常精美，雕刻的刀法细腻，浑朴凝重，说明当时刊刻印刷的技术都达到了相当纯熟的程度。
随着印刷品种和数量的急剧增长，每印一种书就要雕刻一回板，耗费的人力物力相当可观。
于是，就向人们提出寻求一种更简便、更经济的印刷技术。
至迟到唐代后期，已经有了用单个佛象印连续重复印制的千佛象手卷。
过去英、法、德、日等国家的考古队在中国新疆各地曾发现过大量的这种千佛像手卷。
英国博物馆藏有一幅这样的手卷，全长17英尺，约合5．18米，上面印着468个佛像。
另外，在雕板过程中，刻错字是难以避免的。
如果刻错一个字就废掉一块板太可惜、太浪费了。
聪明的工匠们想出一个补救的办法，就是用凿子将错字挖掉，再用一块同样大的木块刻好字补上。
这些都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经验、借鉴。
由此可见，虽然活字印刷术是毕升个人的发明创造，但这里面确实凝聚着前朝历代很多劳动者的智慧。
印刷术的发明自从有了纸以后，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读书的人多起来了，对书籍的需要量也大大增加了。
晋朝初年，官府有书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
南北朝时候，梁元帝在江陵有书籍七万多卷、隋朝嘉则殿中藏书有三十七万卷，这是我国古代国家图书馆最高的藏书记录。
除了官府藏书，私人藏书也越来越多。
比如晋朝郭太，有书五千卷；张华搬家的时候，单是搬运书籍，就用了三十辆车子。
印刷术发明以前，只有官府和郭太、张华那样的富人才能有这么多的藏书，一般人要得到一两本书也很不容易，因为那时的书都是手抄本。
要抄这么多的手抄本，得花费多少人力呀
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怎么能够满足社会上的需要呢
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项科学发明，只要社会上迫切需要它，同时又有产生它的物质条件，那么，它就会很诀出现的。
雕版印刷术的出现就是这样。
在雕版印刷术出现以前，社会上已经广泛应用印章和拓碑。
印章有阳文和阴文两种，阳文刻的字是凸出来的，阴文刻的字是凹进去的。
“如果使用阳文印章，印到纸上就是白底黑字，非常醒目。
但是印章一般比较小，印出来的字数毕竟有限。
刻碑一般用阴文，拓出来的是黑底白字，不够醒目。
而且拓碑的过程比较复杂，用来印制书籍也不方便。
但是，拓碑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石碑面积比较大，一次可以拓印许多字。
如果截长补短，把拓碑和印章的各自特点结合起来呢
情况当然就不一样了。
我国劳动人民在拓碑和印章这两种方法的启发下，发明了雕版印刷术。
雕版印刷的方法是这样的：把木材锯成一块块木板，把要印的字写在薄纸上，反贴在木板上，再根据每个字的笔画，用刀一笔一笔雕刻成阳文，使每个字的笔画突出在板上。
木板雕好以后，就可以印书了。
印书的时候，先用一把刷子蘸了墨，在雕好的板上刷一下，接着，用自纸复在板上，另外拿一把干净的刷子在纸背上轻轻刷一下，把纸拿下来，一页书就印好了。
一页一页印好以后，装订成册，一本书也就成功了。
这种印刷方法，是在木板上雕好字再印的，所以大家称它为“雕版印刷”。
我国的雕版印刷是在什么时候发明的呢
对这个问题，历史学家还没有统一的意见，但多数人认为是在唐朝时候发明的。
在隋末唐初，由于大规模的农民大起义，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文化事业也跟着繁荣起来，客观上产生雕版印刷的迫切需要。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断章》 卞之琳 你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者大都把卞之琳的《断章》看作是一首意蕴艰深的哲理诗，其实作为言情诗来读，诗味才足呢
那优美如画的意境，那浓郁隽永的情思，那把玩不尽的戏味，那独出机杼的题旨，细细品来，的确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诗是这样的：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诗的上节撷取的是一幅白日游人观景的画面。
它虽然写的是“看风景”，但笔墨并没有挥洒在对风景的描绘上，只是不经意地露出那桥、那楼、那观景人，以及由此可以推想得出的那流水、那游船、那岸柳……它就像淡淡的水墨画把那若隐若现的虚化的背景留给读者去想象，而把画面的重心落在了看风景的桥上人和楼上人的身上，更确切地说，是落在了这两个看风景人在观景时相互之间所发生的那种极有情趣的戏剧性关系上。
那个“站在桥上看风景”的“你”，面对着眼前的美景，显然是一副心醉神迷之态，这从他竟没有注意到“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的侧面烘托上就可看出。
耐人寻味的是，那个显然也是为“看风景”而来的楼上人，登临高楼，眼里所看的竟不是风景，而是那个正“站在桥上看风景”的“你”。
这楼上人为何不看风景专看“你”，是什么深深迷住了那双眼，是什么深深打动了那颗心
这耐思耐品的一“看”，真可谓是风流蕴藉，它使那原本恬然怡然的画面顿时春情荡漾、摇曳生姿，幻化出几多饶有情趣的戏剧性场面来：那忘情于景的“你”定是个俊逸潇洒、云游天下的少年郎，那钟情于人的楼上人定是个寂寞思春、知音难觅的多情女，一个耽于风光，憨态可掬，孰不知一举一动搅乱了几多情丝；一个含情脉脉、痴态可怜，可心中情眼中意羞言谁知
真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而在人生旅途上又有多少这样的萍水相逢、一见钟情、转瞬即逝而又经久难忘的一厢恋情啊
而诗人正是以这短短的两行诗给那电石火花般的难言之情、难绘之景留下了永恒的小照，引人回忆，激人遐想。
诗的上节以写实的笔法曲曲传出了那隐抑未露的桥上人对风景的一片深情，以及楼上人对桥上人的无限厚意，构成了一幕“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戏剧性场景。
但多情总被无情恼，那无情的风景，那忘情于景的桥上人能否会以同样的深情厚意，来回报那钟情于己的多情之人呢
面对着生活中这司空见惯的、往往是以无可奈何的遗憾惋惜和不尽的怅惘回忆而告终的一幕，诗人在下节诗里以别开生面的浪漫之笔给我们作了一个充溢奇幻色彩、荡漾温馨情调的美妙回答。
时间移到了月光如洗的夜晚。
桥上人和楼上人都带着各自的满足与缺憾回到了自己的休憩之所。
可谁又能想到，在这一片静谧之中，白日里人们所作的感情上的投资竟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回报。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这不就是自然之景对桥上人白日里忘情于景的知遇之恩的热情回报吗
从“你”的那扇被“明月装饰了”的窗口上，我们可以想见到，此刻展现于桥上人眼际的会是一幅多么美丽迷人的月夜风光图啊
那桥、那水、那楼、那船、那柳……那窗外的一切一切都溶在这一片淡雅、轻柔、迷朦、缥缈的如织月色之中，与白日艳阳照耀下的一切相比，显得是那么神秘，那么奇妙，那么甜蜜，那么惬意。
面对这月光下的美景，怎能让人相信自然之景是冷漠无情、不解人意的呢
怎能不唤起人们对大自然的强烈钟爱呢
你爱自然，自然也会同样地爱你－－这就是诗的理趣所在吧
自然之景以其特有的方式回报了桥上人的多情，而桥上人又该以怎样的方式来回报楼上人的一片美意呢
诗以“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这一想象天外的神来之笔对此作了饶有情致的回答，从而使楼上人那在现实生活中本是毫无希望的单恋之情得到了惬意的渲泄。
这个被“装饰”了的梦对于它的主人来说无疑是一次心灵奥秘的深切剖白，它再明白不过地显示了那被各种外部因素所压抑的单恋之情是多么地强烈灼人。
而那桥上人之所以能由眼中人变为梦中人，不正因为他是意中人的缘故吗
诗里虽然没有一句爱情的直露表白，但这个玫瑰色的梦又把那没有表白的爱情表现得多么热烈、显豁，而由这个梦再来反思白日里的那一“看”，不是更觉得那质朴无华的一“看”缠裹了多少风情，又是多么激人遐思无尽吗
如果仅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构图来表现单恋之情的奇妙迷人，那就显得太平庸一般，流于俗套了。
诗的精妙新奇之处就在于，这个梦的主人不仅仅是梦的主角，而且还从这场爱情角逐的主动者位置上退居下来，而那个桥上人也已不再是毫无知觉的爱的承爱者，他是以主人的姿态在梦里扮演了一个爱的施予者的角色，他在尽其所能地“装饰”着这梦，而且，他也是在按着楼上人的心愿来“装饰”着这个梦的。
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详尽地描绘出这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奇妙梦境，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被“装饰”了的梦一定是无比甜蜜、无比美满、无比浪漫、无比美丽的。
总之，楼上人那一片落花之意，终于得到了桥上人那流水之情的热烈的、远远超过希望值的丰盛回报。
在这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这句千百年来伴随人生长河，永远给人以惋惜、懊丧的格言也失去了它真理的意义。
但梦毕竟是梦，它代替不了现实；装饰也只是装饰，它总会露出虚幻的面目。
当第二天红日高照，酣梦醒来，那楼上人“梳洗罢，独倚望江楼”时，又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情了呢
但相信，那已经尽情地领略了“落花若有意，流水亦含情”的甜蜜梦境的楼上人，定会从常人所有的那淡淡愁绪之中解脱出来，定会以更美好的憧憬，更深沉的爱心，投入到新的生活中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