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且既为人君，而又为人臣，不如死
D 试题分析：“一依朱子《家礼》行事。
庶民未必通谙，其丧服之制度”“蒙师相其礼以革习俗。
”“凡一邑之名迹及先贤陵墓祠宇，其修饰表章，皆学官之事。
”礼俗在中国向来是涉及民生的大事要事，黄宗羲的这番言论，认为学官应当引而领之，体现他重视学校，看重士人在百姓生活中的指导作用，因此他认为学校应该具有管理地方风俗事务的职能，故选D。
求几个关于忧患意识的例子
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所有员工都要有这样一个意识——微软公司还有三个月就要倒闭
”这似乎是杞人忧天、令人费解的。
其实不然，盖茨这样说是要求员工都要有忧患意识，要不断进取在日本，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举国一致的“忧患意识”，无论是政治家，还是老百姓，都经常说：“日本没有土地，没有资源，有的只是阳光和空气”，“日本人一天不拼命地干，第二天就没有饭吃”。
究其原因，主要是日本国民对本国国情了如指掌，因此都具有忧患意识。
正是这种意识，给日本的发展增添了强劲的动力，并创造了今天的奇迹。
这些不是值得借鉴吗
引用孙中山先生的一句曾经震撼亿万中华儿女的遗言赠送给大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孔子这样表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论语·学而》)不注重道德品质的提高，不切磋学问，不按道义的原则去行动，有了过错不能及时改正——这些就是他目睹春秋末期现实状况而产生的忧虑。
孟子从历史中举出若干有成就的人，说明他们都是从忧患和痛苦中磨练出来的。
比如，舜出身于农家，后来成为一国之君；胶鬲这个人遭遇战乱，以贩卖鱼盐为生，后来周文王提拔了他，为周朝做出了很大贡献；孙叔敖隐居在海滨，楚庄王推举他做令尹，有很大的政绩。
这些事例说明，对于人来说，如果没有“忧患”的磨练，没有失败教训的反思，要培养出刚强意志、奋发精神，那是不可能的。
孟子将这些道理提到人生哲学的高度加以总结，写出了自古以来中国人都熟知的一句名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忧患足以使人生存发展，安乐足以使人沉沦死亡。
这是多么深刻的人生哲理
西汉初期的贾谊是一个思想敏锐、敢讲真话、有强烈责任感的政论家。
他心系国运，给汉文帝上书，即著名的《治安策疏》，时当西汉立国20多年，政权日趋稳定，经济有所恢复发展。
然而，贾谊却根据他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在上书中忧心忡忡地指出，“进言者皆谓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认为当时的“事势”不容乐观，有“可为痛哭”、“可为流涕”、“可为长太息”之处并不少。
他也正面地提出了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像贾谊这种警世危言正是责任感的表现，并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悲观绝望。
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学者范仲淹在所写名文《岳阳楼记》中，将此前的“忧患”意识提到了一个新高度。
岳阳楼初建于唐代，宋仁宗时重修。
范仲淹应友人之邀，曾访问岳州(今湖南岳阳市)岳阳楼。
这篇名文首叙登楼俯视洞庭湖的景观，接着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意思是说，人们欣赏景物的感触，会不会因环境的变迁而改变呢
在霪雨霏霏的日子里登楼观景，使人产生“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的心情，可是在春和景明之际登楼，又会使人“心旷神怡，宠辱皆忘”……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结尾：“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
何哉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是进亦忧，退亦忧。
然则何时而乐耶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矣。
……” 历经明末清初巨变的思想家黄宗羲，于清康熙二年(1667年)写出了划时代的著作《明夷待访录》，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刻剖析。
他假托三代(夏、商、周)为黄金时代，说这时“以天下为主，君为客”。
三代以下情况大变，“以君为主，天下为客”。
由于主客颠倒，君主视天下为己物，独占天下之利，形成黑暗政治。
黄宗羲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明夷待访录·原君》)。
他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同上《原臣》他将个人的忧乐归结为众人的忧乐。
他又说，臣之出仕，“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同上)。
“天下”这是具有深刻内涵的名词，与一家一姓的统治是不同的。
黄宗羲的挚友顾炎武同样强调“保天下”，他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日知录》卷13“正始”条)。
顾炎武于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给黄宗羲的信中说：“……大著《明夷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
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
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
”(《亭林佚文辑存》)“忧患”意识促使他们将希望寄托于未来。
传统文化经典篇目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参考书目《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四书集注》、《增广贤文》、《三字经》、《史记》、《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左传》、《战国策》、《公羊传》、《读通鉴论》、《道德经《庄子》、《荀子》、《韩非子》、《墨子》、《孙子兵法》、《鬼谷子》、《明夷待访录《论衡》、《神灭论》、《幼学琼林》、《百家姓》、《千字文》、《颜氏家训》、《近思录》、《传习录》、《严复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楚辞》、《汉赋》、《陶渊明集》、《昭明文选》、《李太白全集》《韩昌黎集》、《白香山集》、《杜工部集》柳河东集》《苏轼集》《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陆放翁全集》、《稼轩长短句》、《古文观止》、《乐府诗集》、《十八家诗抄》、《王临川集》、《窦娥冤》、《元曲选》、《封神演义》、《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世说新语》、《西厢记》、《浮生六记》、《菜根谭》、《小窗幽记》、《围炉夜话》、《闲情偶寄》、《镜花缘》、《陶庵梦忆》、《桃花扇》、《长生殿》、《牡丹亭》、《说文解字》、《文心雕龙》、《诗品》、《人间词话》、《书目问答》、《宋元戏曲考》、《太平广记》、《古今图书集成》、《黄帝内经》、《本草纲目》、《梦溪笔谈》、《天工开物》、《山海经》、《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徐霞客游记》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其他经典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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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品行的古诗
关于品行的古诗：1、《石灰吟》明代，于谦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2、《墨梅》 王冕（元）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痕。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3、《竹石》清代，郑燮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尔东西南北风。
4、《过零丁洋》宋代，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5、《寒菊 \\\/ 画菊》宋代，郑思肖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未穷。
宁可枝头抱香死，吹落北风中。
国学经典著作有哪些
梁启超：I.《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II.《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 胡适：I.《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II.《实在的最低限度书目》 汪辟疆：《读书举要》 蔡尚思：I.《中国文化基础书目》II.《哪些书最能代表中国文化》 屈万里：《初学必读古籍简目》 古典国学名著 有：汉书艺文志 说文解字 论语 老子、史记、诗经、楚辞、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红楼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注、尔雅、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孙子、大学、中庸、周易、论衡、近思录、传习录、焚书·续焚书、日知录、明夷待访录、思问录、孟子字义疏证、六祖坛经、尚书、左传、战国策、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史通、文史通义、昭明文选、乐府诗集、陶渊明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临川集、苏东坡集、剑南诗稿·渭南文集、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西厢记、窦娥冤、牡丹亭、文心雕龙、梦溪笔谈、徐霞客游记
中国清朝思想家有那些
顾炎武（1613年—1682年）著名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
本名继坤，改名绛，字忠清；南都败后，改炎武，字宁人，号亭林，自署蒋山俑，汉族，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属江苏）人。
明季诸生，青年时发愤为经世致用之学，并参加昆山抗清义军，败后漫游南北，曾十谒明陵，晚岁卒于曲沃。
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
晚年治经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
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
诗多伤时感事之作。
黄宗羲（1610年9月24日—1695年8月12日）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东林七君子黄尊素长子。
汉族，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
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蓝水渔人、鱼澄洞主、双瀑院长、古藏室史臣等，学者称梨洲先生。
黄宗羲学问极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或清初三大儒）；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家”，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
王夫之，又称王船山，汉族，湖南衡阳人。
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
王夫之晚年居南岳衡山下的石船山，著书立说，故世称其为“船山先生”。
王夫之一生著述甚丰，其中以《读通鉴论》、《宋论》为其代表之作。
晚清重臣曾国藩极为推崇王船山及其著作，曾于金陵大批刊刻《船山遗书》，使王夫之的著作得以广为流传。
近代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谭嗣同等皆深受船山思想之熏陶。
王夫之一生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坚决反对程朱理学，自谓：“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冯友兰人生经历
你好 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著名哲学家，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州大学（现在的河南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其哲学作品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
冯友兰（1895年~1990年），字芝生，河南唐河县人。
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
学者冯友兰的彩照[1]《中国哲学简史》享誉全国，《人生的境界》《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被编入中学教材。
1915年毕业后考上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开封一个中等学校教书，不久考入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研究生，回国后，在燕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
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曾出其手。
曾长期任教清华大学，历任清华及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清华校务委员主席，对现代中国哲学研究有重要贡献。
一生为了治学，收藏有中外图书数万册，其中不乏古籍和善本图书。
尤对中外哲学史料的收藏较为系统，文史著作大半。
1994年，其亲属遵照先生遗愿，将其藏书捐赠给清华大学收藏，清华大学图书馆建立有《冯友兰文库》。
文库主要收藏冯友兰先生著作及中西文化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资料，现有7 000余册图书。
著《新理学》、《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论文集》、《四十年的回顾》、《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中国现代哲学史》等数十种。
[2]中学时期冯友兰照片集(20张)冯友兰，字芝生，1895年12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
祖籍山西高平县，清康熙55年（1716年）先祖冯泰来河南唐河祁仪镇经商，遂定居于此，百余年间，繁衍为当地望族。
祖父名玉文，字圣征，一生无意于功名，善作诗，有《梅村诗稿》。
父亲冯台异，字树侯， 号复斋。
生于清同治5年（1866年），光绪15年（1889年）中举人，曾任唐河崇实书院山长。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科殿试位居三甲榜尾，赐同进士出身，至湖广总督张之洞幕下帮办洋务，曾任武昌方言学堂会计庶务委员，后任湖北崇阳县知县。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病逝於任所。
冯友兰的早年教育与大多数中国读书人并无两样。
7岁上学，先读《诗经》，次读《论语》《孟子》，再读《大学》《中庸》，从头至尾，反复吟诵。
因其父公务繁忙，教育子女的重担就自然落在粗识文字的冯母吴清芝身上。
好在当时儿童重记忆、轻理解，如此他又勉强读完了《书经》、《易经》和《左传》。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冯家专门聘请了教师负责冯友兰的教育，较正规地开设了古文、算术、写字、作文等功课。
因课程较为轻松，冯友兰在闲暇时还常阅读一些他父亲所藏的新书籍、新刊物，开始初步接触一些世界知识。
约在12岁时，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因病猝逝，他遂跟随其母迁回老家唐河，并继续延聘教师授学。
在这期间，他开始阅读诸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书籍。
两年后，遵其母嘱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开封第五中学。
1912年冬，冯友兰再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第二中学的高中预科班。
当时的上海第二中学，所有课程都采用英文原著作教材，其中有位教师还将一本耶芳斯的《逻辑学纲要》当作英文读本。
正因如此，冯友兰反而对形式逻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由此而引起了对哲学的兴趣。
大学时期1915年9月，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开始接受较为系统的哲学训练。
当时的北京大学，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使冯友兰眼界大开，并且深受影响。
在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年，适逢胡适和梁漱溟二人先后来到北京大学任教。
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健将，并专以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为旗帜，大肆鼓吹全盘西化论；一个是一踏进武昌中华学校即宣称“我此来除替释迦牟尼、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的东方文化派砥柱，专以复兴中国文化为职志。
二位先生年轻气盛，才姿英发，各据讲坛，展开了一场东西方文化的大辩论，冯友兰幸逢其会，受益匪浅，对其以后研究中西哲学，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关系启迪甚深。
婚姻生活冯友兰北大毕业后回到开封，第一件事是结婚成家，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冯友兰的婚姻同这位哲学家的哲学创作一样，都带有近代启蒙的色彩。
他的婚姻似乎打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制度。
还是在1914年，冯友兰在上海第二中学读书时，经同学介绍，与他的同乡河南新蔡人任坤订婚。
任坤是辛亥革命的前辈任芝铭先生的第三个女儿，其父最早在河南提倡妇女解放，并先后将包括任坤在内的三个女儿送到当时女子的最高学府----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接受现代教育。
冯友兰与任坤订婚时，正是任坤在女子师范读书的时候，于是两家相约：在任坤毕业后方能结婚。
1918年夏天，冯友兰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恰好任坤也读完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全部课程。
二人双双拿到了两所高等学府的毕业文凭，并一同回开封结婚。
此时冯友兰23岁，任坤24岁。
冯友兰作为一位哲学家，他头脑中经常思考的是社会、人生和哲学。
而家庭生活的重担完全落在了出身世家而又受过高等教育的任坤身上。
因此冯友兰的成就与这位贤妻良母式的女性实在不能分割。
正因有这样一位贤妻良母，才使冯友兰“不相累以庶务”，专心从事创作。
在“文革”期间，冯友兰屡遭抄家，备受欺凌，又多亏任载坤的多方护佑方使得冯友兰在精神上有一隅之安。
也正是在“四人帮”倒台，冯友兰又遭批判之际，任载坤因患肺癌医治无效而溘然长逝，她带着千般无奈和万般凄凉离开了人世。
从1918年夏至1977年秋，这对真正可以称得上同甘苦共患难的夫妻共同走过了五十九年的漫长道路。
五十九年前，冯友兰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有如此结局的。
因为对于这位哲学家来说，爱情、婚姻、家庭和任何事物一样，虽然都有一个过程，但其本质是稳定的。
在冯友兰这位哲学家心目中，“爱的本体”，生活的本体，早已与他生命的本体融在一处而成为一种永恒，那还会有什么牵挂呢
二人生女儿作家宗璞。
创办刊物1918年6月，冯友兰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开封，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并迅速波及全国。
冯友兰虽未及亲临，却积极响应，并同几位好友创办一名为《心声》的刊物。
在他起草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本杂志之宗旨，在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三松堂自序》）。
《心声》成为当时河南省宣传新文化运动之独一无二的刊物。
引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近现代中西文化冲突、交战最激烈的时期之一。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迅速传入中国，并经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大力宣传、介绍而广为传播；而杜威、罗素等人的访华讲学，再加上胡适、丁文江等人的大力鼓吹，又使实用主义、马赫主义、新实在论的影响扩大，成为一时显学。
与此同时，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亦纷纷涌入。
面对如潮水般涌入的西方思想，一些封建守旧派亦树起复古的旗帜，固守本土文化，拒斥外来思想。
一时之间，风云际会，蔚为壮观，各种思想、流派之间展开了正面的交锋、冲突，中西文化进行了一场全面的较量。
中国向何处去
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
诸如此类的问题以空前尖锐的形式被提出来，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大家都在探索中寻求答案。
生当此时的冯友兰，对此类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与探索。
正如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所说：“我从一九一五年到武昌中华学校当学生以后，一直到现在，六十多年间，写了几部书和不少的文章，所讨论的问题，笼统一点说，就是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
我生在一个文化的矛盾和斗争的时期，怎样理解这个矛盾，怎样处理这个斗争，以及我在这个斗争中何以自处，这一类的问题，是我所正面解决和回答的问题。
”《《三松堂学术文集》自序）纵观冯友兰一生的哲学史研究及哲学思想的演变过程，莫不是围绕着中西文化问题这一中心来展开的。
赴美考察 正是带着对这一问题寻找答案的想法，冯友兰于1919年赴美考察，师事新实在论者孟大格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
由于当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在中国思想界风行一时，因此冯友兰对此派哲学也比较感兴趣，并专门写了《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和《心力》两篇文章，向国内思想界介绍柏格森的哲学思想。
同时，他还运用柏格森的哲学观点写成了《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文，指出；中国之所以没有近代科学，并非是中国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因为中国传统注重人是什么，即人的品性和修养，而不注重人有什么，即知识和权力；中国哲学向内追求，以达人性的完满为目的；而西方哲学则向外探寻，以认识自然、征服外在世界为最终目的。
正是中西哲学的不同理想和追求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并导致中国无近代科学的落后情况。
在美考察期间，冯友兰还有幸拜会了莅美访问、讲学的印度学者泰戈尔，共同探讨了东西文化的若干问题，并将谈话记录整理成《与印度泰戈尔谈话》（东西文明之比较）一文，发表在国内《新潮》三卷二期上，同时，他对国内学术界亦颇为关注。
1921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认为中西文化之争绝非古今之争，而是作为文化产生之根源的“意欲”的根本不同之故，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展开了对东西文化的全方位比较研究。
冯友兰当时对此书观点颇多契合，并立即用英文写成《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向美国学术界介绍梁的著作和思想。
学成回国1923年，冯友兰在杜威等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在此文中，冯友兰将世界上的哲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损道；第二类是益道；第三类是中道。
这三派哲学的分歧导源于对“天然”与“人为”的不同看法。
他认为，人类所经验之事物、无非两类：一是“天然”，一是“人为”。
“自生自灭，无待于人，是天然的事物。
人为的事物，其存在必倚于人，与天然的恰相反对”，有的哲学家有见于天然之美好，而力反人为境界，是为损道派，如中国古代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之老庄即是典型；有的哲学家有见于人为境界之美好，而提倡改造天然境界，是为益道派，如主张改造、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学和“人力胜天行”之中国墨家学派即属于此类；而有的哲学家则持调和折中的态度，主张兼收天然和人为的益处，是为中道派，此派当以主张“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为代表。
对此三派，冯主张采取宽容的态度，让其各行其道，并行不悖，但对儒家思想的偏爱，又使他明显地偏向于中道派的儒家哲学。
冯友兰这种中西哲学之比较观，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虽说法有异，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这不能不说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论的影响。
所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作为人类的最后归宿，冯则以儒家文化为归趋，并随着研究的深入，冯友兰最终还是超越了这一观点。
1923年，冯友兰考察回国。
1925年讲授中国哲学史，同时还给美国人办的一所华语学校讲授《庄子》。
在此期间，他的主要著作是1926年出版《人生哲学》。
此书前半部分基本上是《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的中译本，后半部分《一种人生观》是他根据1923年冬在山东曹州省立六中演讲人生哲学的讲稿整理扩充而成。
冯友兰在后来回忆说：“在我的哲学思想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是新实在论占优势”（《三松堂自序》），他的这种由实用主义到新实在论的思想转变，在《人生哲学》中就已明显地体现出来。
在这本书中，他自称持新实在主义观点，并力图把新实在主义同中国传统哲学结合起来，这一思想在他后来建构的新理学体系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1928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1927—1937年），是冯友兰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时期。
1931年和1934年，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出版问世。
该书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又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代表了3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此书后来还被冯的美国学生卜德译成英文，成为现今西方人系统了解中国哲学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
在这部巨著中，他自称为“释古派”而与胡适的“疑古派”相区别。
他着力论证了儒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正统地位。
这为他后来创立新理学思想体系积累了思想材料，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出席哲学会议冯友兰曾于1934年应邀出席在布拉格召开的“第八次国际哲学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哲学在现代中国》的学术报告。
会后，他又通过申请获准访问苏联。
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和探究事实真相的心理，踏上了苏联的国土。
冯先生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关于苏联革命后的情况，有人把它说成是天国乐园，有人把它说成是人间地狱，我想亲自去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通过耳闻目睹，他得出了如下结论：“苏联既不是人间地狱，也不是天国乐园，它不过是一个在变化中的人类社会，这种社会可能通向天国乐园，但眼前还不是。
”（《三松堂自序》）冯生先的这种印象是比较真实而不带任何偏见的。
他还通过横向比较，得出了另外一种结论：封建社会“贵贵”，资本主义社会“尊富”，社会主义社会“尚贤”。
被捕审讯回国后，冯先生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了两次正式演讲。
一次是漫谈苏联见闻；另一次是以“秦汉历史哲学”为题，提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思想为基本要素的“新三统五德论”，集中论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观点，这次讲演引起了官方的怀疑与不满。
次年十月底十一月初，他竟被国民党政府警方视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审讯。
国民党此举引起全国哗然，人们纷纷提出抗议。
迫于全国的民主势力，冯在被关押、审查数天后，遂被释放。
对于这次事件，鲁迅先生曾在一封书信中愤然说到：“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
”（《鲁迅书信集》）这次事件对冯的震动也颇大，但他并未因此而与国民党决裂，而是选择了更加谨小慎微的道路。
创制新理学体系1937年至1946年，是冯友兰学术生涯的关键十年，其新理学体系即在此间创制而成。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冯友兰虽身处后方，却心系国事，常为中华民族之存亡而忧心如焚，感慨凄凉。
在暂避长沙时，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
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
”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
1946年5月 西南联大的使命结束，冯友兰为联大纪念碑撰写了碑文。
碑文气势磅礴，旨正意远，文采横溢，旅美史学家何炳棣称其为二十世纪的一篇雄文。
冯友兰自己也很看重此文，晚年回忆说：“文为余三十年前旧作。
以今观之，此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词藻，有音节，寓六朝之俪句于唐宋之古文。
余中年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则其选也。
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有蕴于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
今日重读，感慨系之矣。
”望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