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告青年 读后感
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英美人相勖之辞也。
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於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青年之於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
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予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
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
陈腐朽败之充塞细胞则人身死，陈腐朽败之分子之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准斯以谈，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
抑将亡耶
非予之所忍言者。
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雅不愿以如流之岁月，与之说短道长，希冀其脱胎换骨也。
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於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自觉者何
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
奋斗者何
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
呜呼
吾国之青年，其果能语於此乎
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
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
其始也，未常不新鲜活泼，然寖假而为陈腐朽败分子所同化者有之，寖假而畏陈腐朽败分子势力之庞大，瞻顾依回，不敢明目张瞻，作顽狠之抗斗者有之。
充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
循斯现象，於人身则必死，於社会则必亡。
欲救此病，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济，是在一二敏於自觉勇於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决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於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於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
青年乎
其有以此自任者乎
若夫明其是非，以供决择，谨陈六义，幸平心察之。
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利，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
奴隶云者，古之昏弱对於强暴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
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堪忍受。
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
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
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
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
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也。
非然者，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
德哲尼采（Nietzsche）别道德为二类：独立而勇敢者，曰贵族之道德（morality of noble）；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之道德（morality of slave）。
轻刑薄赋，奴隶之幸福也；称颂功德，奴隶之文章也；拜爵赐第，奴隶之光荣也；丰碑高墓，奴隶之纪念物也。
以其是非荣辱，听命他人，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其一切善恶行为，势不能诉之自身意志而课以功过；谓之奴隶，谁曰不宜
立德立功，首当辨此。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之恒言也。
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此法兰西当代大哲柏格森（H.Borgson.）之创造进化论所以风靡一世也。
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
存亡之数，可以逆睹。
矧在吾国，大梦未觉，故步自封。
精之政教文章，粗之布帛水火，无一不相形丑拙，而可与当世争衡。
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征之故训，而不可谓诬，谬种流传，岂自今始
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
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於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己，复何说哉
於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於今世。
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
呜呼
巴比伦人往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
皮之不存，毛将焉传
世界进化，骎骎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己耳。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当此恶流奔进之时，得一二自好之土，洁身引退，岂非希世懿德
然欲以化民成俗，请於百尺竿头，再进一步。
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
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
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
以善意解之，退隐为高人出世之行；以恶意解之，退隐为弱者不适竞争之象。
欧俗以横厉无前为上德，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
东西民族强弱之原因，斯其一矣，此退隐主义之根本缺点也。
若夫吾国之俗，习为委靡。
苟取利禄者，不在论列之数。
自好之士，希声隐沦。
食粟衣帛，无益於世。
世以雅人名士目之，实与游惰无择也。
人心秽浊，不以此辈而有所补救，而国民抗往之风，植产之习，於焉以斩。
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遁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
呜呼
欧罗巴铁骑，入汝室矣。
将高卧白云何处也
吾愿青年之为孔墨，而不愿其为巢由；吾愿青年之为托尔斯泰与泰戈尔（R.Tagore，印度隐遁诗人），不若其为哥伦布与安重根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并吾国而存立於大地者，大小凡四十余国，强半与吾有通商往来之谊。
加之海陆交通，朝夕千里，古之所谓绝国，今视之若在户庭。
举凡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有所变更，其影响率被於世界，不啻牵一发而动全身也。
立国於今之世，其兴废存亡，视其国之内政者半，影响於国外者恒亦半焉。
以吾国近事证之，日本勃兴，以促吾革命维新之局。
欧洲战起，日本乃有对我之要求。
此非其彰彰者耶
投一国於世界潮流之中，笃旧者固速其危亡，善变者反因以竞进。
吾国自通海以来，自悲观者言之，失地偿金，国力索矣；自乐观者言之，倘无甲午庚子两次之福音，至今犹在八股垂发时代。
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
万邦并立，动辄相关。
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
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於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
於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
国民而无世界智识，其国将何以图存於世界之中
语云闭户造车，出门未必合辙。
今之造车者不但闭户，且欲以周礼考工之制，行之欧美康庄，其患将不止不合辙巳也。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自约翰弥尔（J.S.Mill）之实利主义唱道於英，孔特（Comte）之实验哲学唱道於法，欧洲社会之制度，人心之思想，为之一变。
最近德意志科学大兴，物质文明，造乎其极，制度人心，为之再变。
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尚，万马奔驰，无不齐集於厚生利用之一途。
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於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
当代大哲，若德意志之倭根（R.Eucken），若法兰西之柏格森，虽不以现时物质文明为美备，咸揭橥生活问题，为立言之的。
生活神圣，正以此次战争，血染其鲜明之旗帜。
欧人空想虚文之梦，势将觉悟无遗。
夫利用厚生，崇实际而薄虚玄，本吾国初民之俗，而今日之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悉自周汉两代而来。
周礼崇尚虚文，汉则罢黜百家而尊儒重道。
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
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
祀天神而拯水旱，诵孝经以退黄巾，人非童昏，知其妄也。
物之不切於实用者，虽金玉圭璋，不布粟粪土若；事之无利於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也，诳人之事也。
诳人之事，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垂教，政府之所提唱，社会之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科学者何
吾人对於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
想像者何
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
在昔蒙昧之世，当今浅化之民，有想象而无科学。
宗教美文，皆想象时代之产物。
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
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
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
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
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
工不知科学，故货弃於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於异国。
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
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弭，其术殆与矢人同科。
其想像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
其说且通於力士羽流之术。
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
凡此无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
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
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膄待辟者，正自广阔。
青年勉乎哉
跪求一篇陈独秀的《敬告青年》读后感 不甚感激
读《敬告青年》有感 近代以来，为挽救国家危亡，中国的先进分子曾历经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但却屡屡碰壁。
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更使人们陷入了深深的绝望、苦闷和彷徨。
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以往少数先觉者的救国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是因为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
中国国民的性质与行为的堕落，乃是“亡国灭种之病根”。
因此，“欲图根本之救亡”，必须改造中国的国民性。
他们决心发动一场新的启蒙运动，以期廓清蒙昧、启发理智，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即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
于是，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为新文化运动揭开了序幕。
《敬告青年》正是这份杂志的发刊词，也是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表达了他反对封建礼教，追求民主与科学的强烈愿望。
文章语言生动优美，时而热情洋溢，慷慨激昂，时而语重心长，意蕴隽永。
他满怀激情地讴歌“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他以进化论的观点，论证“青年之于社会，犹如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
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
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
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他深刻地认识到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必须从“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入手。
陈独秀“涕泣陈辞”，寄希望于活泼之青年，呼唤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号召青年“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
但怎样判断“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呢
且听陈独秀分陈六义，娓娓道来。
“自由的而非奴隶的”，亦即民主的。
陈独秀认为民主是一切之先决，“立德立功，首当辨此”。
在他心中，“人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民主便是“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
”他从近代欧洲解放历史中总结出，“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
”同时又强烈抨击国内的旧道德，认为“忠孝节义”是“奴隶道德”，从方方面面剖析了各种行为的奴性，呼吁青年们要独立自主。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陈独秀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宇宙万象，深谙宇宙之根本大法，“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
又“ 以人事之进化言之。
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
方兴未已。
”，并由此指出近代中国，做着天朝大国的美梦，固步自封，死守“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等“封建制度之遗”，而不作改进，导致了“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的落后局面。
他指出了保守的毁灭性，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哉
”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陈独秀说道，“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
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
”同时，他揭露了“退隐”的实质， “以善意解之，退隐为高人出世之行；以恶意解之，退隐为弱者不适竞争之现象”，接着将东西方进行对比，认为“欧俗以横厉无前为上德，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东西民族强弱之原因，斯其一矣”。
进一步揭露国内委靡隐沦的风气之后，他呼吁“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循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近代社会乃至当今世界，万国林立，牵一发而动全身，“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
陈独秀以近代日本勃兴和欧战爆发对中国的巨大影响论证了“ 投一国于世界潮流之中，笃旧者固速其危亡，善变者反因以竞进”，并以辩证的观点看待近代列强打开中国大门的利弊，“吾国自通海以来，自悲观者言之，失地偿金，国力索矣；自乐观者言之，倘无甲午庚子两次之福音，至今犹在八股垂发时代”。
他指出，闭关锁国，犹如闭户造车，出门未必合辙，抵抗世界潮流，是缺少全球观的表现，终将被洪流所吞灭。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陈独秀再一次进行对比，近代欧洲欧洲社会制度、凡政治、教育、文学技术，“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
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
而我国在长期的封建文化的根植下，却逐渐丢掉了“崇实际而薄虚玄”的“初民之俗”，“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
事事物物，若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便应断然舍弃，“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科学是客观理性的，想象是超脱客观缺乏理性的，陈独秀阐明两者的含义之后，着重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并从士、农、工、商、医五个职业角度论述国人不知科学的危害性，告诫青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才可真正斩断迷信无知妄作之风。
《敬告青年》一文采用了欧洲与中国、西方人与东方人相对比的写法，分析了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研究了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指出了我们民族的弱点，向中国青年提出了上述六点希望。
读完此文，不得不佩服陈独秀先生当时深邃的思想和敏锐的眼光。
“自由的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正是新文化运动中高举的民主与科学的两面大旗；“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提出了现今我们仍然大力推进的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实利的而非虚文”则从更深层次上阐发了人性和理性的渊源，指出近代中国由于根深蒂固的封建纲常礼教而无法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
这些观点在当时来讲，都是先进性的，也对未来中国社会的进一步改造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
然而，将这些观点放到今日来看，个人觉得有三点值得推敲一二。
首先，陈独秀先生对旧道德的抨击似乎有全盘否定的倾向。
他将“忠孝节义”鄙视为“奴隶道德”，但我们不能否认“忠孝节义”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人们心中的道德规范，形成了现今在某些方面比法律还强有力的道德约束。
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应该对“忠孝节义”重新定义，取其精华，取其糟粕，弘扬中华的优秀传统美德。
另外，一味提倡“实利”，也容易造成功利主义的盛行。
当今社会，物欲横流，世风浮躁，倘不加些“虚文”来缓冲下，定会加深各种矛盾，而这些“虚文”，或许在当前看不出它的具体功用，但可能是因为其超前性而无法被人们所接受，随着时间的推移，难保这些“虚文”不会大放光彩。
此外，对“想象”一词的定义也颇有不妥，想象也可以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联想，爱因斯坦曾说，“想象力是知识的源泉”，现今我们所倡导的创新能力与想象能力也是分不开的，没有联想，便很难有突破。
或许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待过去的观点，本身就有一定的不妥，但个人认为我们还是要对其进行辨析，以更好地理解当时陈独秀先生的苦口婆心，取其精华，为当前所用。
《敬告青年》充分表达了“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知识分子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主张，体现出他们瞩望于青年但又必须改造青年国民性的深刻意识。
陈独秀先生的科学民主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值得我们当代青年认真学习。
诗刊投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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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作家协会为广大文学青年特别是诗词爱好者提供的一方舞台。
新诗新作，今人今事，如缕缕清风拂面而过，似幽涧中涌出的一股清泉。
诗人随笔，诗词评论，品诗如品茶，个中况味，又岂是一个“雅”字了得
以诗歌为主体兼及诗歌评论的文学期刊。
刊载各种题材、体裁、风格、流派的诗歌作品，同时对当前诗歌创作的思想倾向、艺术形式及美学特征等方面进行专题研究。
求新文化运动的感想1000字左右~
刘绍唐：记文学》之父 《传记文学》创办人、社长、发行人刘绍唐(192110月14日——2000年2月12日)，原名宗向，笔名李光裕、吴中佑，辽宁锦州人，原籍河北芦台。
“九·一八”事变后，刘流亡山东、上海、南京，抗战胜利后入西南联大，后由北大毕业；曾参加南下工作团，在新华社、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工作。
1950年由香港至台，曾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被美国新闻处译成16国语言出版。
刘绍唐到台后，先后供职于“中国出版社”和“中央党史会”，与文史界人士多有接触，有感于“两岸的文士因为各受其主的关系，许多史实难免不受歪曲”的现状，于1962年创办了《传记文学》。
人生简历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夏，毕业于沪北中学初中部；七月，抗战军兴，旋在上海考入时迁南京、为收容东北流亡学生而设之国立东北中山中学高中；九月二十父亲病逝上海，年六十岁；秋，独自由上海前往南京板桥镇报到；冬，南京告急，由校长王先青（宇章）率领先后撤至芜湖、安庆、九江、武汉、长沙，备尝艰苦。
二十七年春，学校在湖南湘乡县永丰镇复课，师生以校为家，课余任“墙报”编辑，兼画刊头、插图、漫画，以“她四岁了
”、“那山好比这山高”两张漫画闻名全校，后以战火南移，学校再经广西、贵州播迁四川，先在重庆上课，继迁往自流井新校址，课余以各种笔名向陈纪滢（寄瀛）主编之“大公报”文艺副刊“战线”投稿。
三十年夏，考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组而成、设于云南昆明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经济系，课余仍向文艺刊物投稿，以稿费帮补生活费。
三十一年，母亲病逝辽宁锦州，年五十八岁。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十五，八月，抗战胜利，三校纷纷计划复员平津；九月四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介石）〕任胡适（适之）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未回国前由傅斯年（孟真）代理。
三十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结束，学生依志愿分发三校肄业，计愿入北京大学者七百四十三名，刘绍唐名列其中；九月，胡适抵平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十月十日，北大举行复员后第一次开学典礼，入学后（经济系主任陈岱孙）曾在图书馆工作，对近代史和民国人物传记有浓厚兴趣。
三十七年，在北大大四补修未完之几个学分，半工半读，在大学秘书处任兼职职员，在此之前，“自己有机会干过报人，也曾出过报纸，我的报纸曾拥有不少的读者”（“红色中国的叛徒”），同年修毕所有学分，自言：“从西南联大到北京大学，作者确是一个受过多年自由主义教育的人。
”（“红色中国的叛徒”初版代序“作者的几点说明”） 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一月，北平沦共，旋接到北大“暂予停职”通知，于失业后为求生活，参加“南下工作团”（简称“南工团”），由于是时该团“只是一个空架子，干部正在遴选中，我们已被集中在一个曾为‘帝国主义兵营’的地方体验生活”，稍后“南下工作”变成“志愿参军”，成为“人民队伍”一分子，于经过“体验生活”、“学习”后，编入“南下工作团”先遣工作队第三小组；四月，于（润之）、朱德（玉阶）颁布“渡江命令”之时，随南下工作团由北平经天津、郑州、许昌南下，任“新华社第四野战军总分社”随军记者；五月，于共军攻占武汉后，调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简称“四野”，司令员林彪（毓容）〕政治部〔主任谭政（举安）〕宣传部，任秘书工作；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成立于北京。
三十九年，年三十，夏，于对“革命实际”之“失望已忍无可忍”之时，决定“蓄意求去”，自言：“一年多的时间，我有如被嵌在一个不能稍作伸缩的机器里边，从理想到现实，从精神到物质，我绝不能主动地去求取，而只是被动地接受配给。
我，正如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一踏进‘革命实际’，我们都被迫而失去了有关个人的所有。
在‘革命实际’中，我看到许多企图调换工作而遭拒绝的人，许多不满意配婚而被惩处的人，许多企图脱离‘革命’而再被‘集中学习’的人，许多溜走而又被抓回，经过一次‘斗争大会’便不明下落的人。
正因为我知道得太多，我与处理这些工作的支部与首长接触的机会太多，纵然我自己的失望已忍无可忍，但我从未在行动上、语言上，流露一点久已蓄意求去的迹象。
”（“红色中国的叛徒”），于决心“背叛革命”后，伺机窃取“四野”两张“军用护照”，故意布下乘车北上疑阵，然后秘密由汉口出走，乘粤汉铁路火车经岳阳、韶关南下，再由广州乘广九铁路火车逃离“铁幕”，安全抵达香港，“我背叛了‘革命’，内心的兴奋与愉快是无法描摹的，像经过持续年余的阴雨天，第一次见到阳光”，由于人地生疏，言语不通（所学识之第一句广州话歇后语为：“扁鼻佬戴眼镜－－冇得顶”，历久不忘，意谓没有鼻梁承着眼镜，“冇”，没有也，“冇得顶”，无与伦比之谓也），局处斗室，在斗室中铺纸，奋笔直书，将一己在共区年余之所见、所思、所闻，陆续写成六十篇短文；冬，只身“避秦”来台。
四十年（一九五一）二月，将前撰之六十篇短文汇刊为“红色中国的叛徒”〔出版前曾在台北“中华日报”（社长叶明勋）发表，以报导真实可信，文笔清新幽默，见报后轰动一时，美国新闻处特加转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版，四十五年十二月印行五版〕，卷首冠以“作者的几点说明”（初版代序），说明共六点，其（四）云：“我自信，这本书的报导，绝无任何夸大意味。
我认为唯有这样，才更能有助于真实地了解共产主义者的所作所为。
不然的话，任何过高或过低地估计敌人，都将会使自己的力量蒙受损失。
”出版后大受欢迎，并由美国新闻处购得译文版权。
四十一年下半年，胡适为“红色中国的叛徒”英译本撰序，其中提到：“读者应该记得刘先生笔下所写的是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 ○年间的情形，那一段时期正是中国共产党用武力征服中国大陆，一般都认为正是他们的‘蜜月时期’，可是年轻人的失望却已经渐渐的开始了。
……本书在开始时所提到的一位角色曾经这样的说过：‘要想改造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件终身的工作。
’我们这位年轻的作者已经料到了将要发生的事情。
他明了红色的罗网已经从四面八方向他包围过来，所以他在全面性的‘思想改造运动’，也就是所谓‘洗脑’运动还没有发动以前，就逃了出来。
以后就在一九五二年发生了真正恐怖的‘三反’和‘五反’了。
”四十二年三月，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英文译本（胡适撰序，贾德超、华尔德·亨利合译，译本由美国纽约、波士顿及加拿大三大出版公司同时出版）。
四十三年六月，蒋经国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稍后任为国防部“新中国出版社”（社长吴曼君）编辑，曾主编“国魂”月刊；七月，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泰文译本（内添大幅精美插画十余幅，曼谷印行）；十月，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阿拉伯文译本（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版）；同年蒋经国为国防部“青年战士报”社长唐树祥夫妇证婚，以介绍人身分在婚礼上致词，语多诙谐，其后获时任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简称“设考会”）主任委员崔书琴师任为该会编审，后升总干事，“以属员身分追随他工作过几年”（“永念书琴老师”）。
四十四年三月，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日文译本（日文译名为“北京的落日”，又名“新闻记者所见之中国革命”，村石利夫译，东京“国际文化协会”版）；八月，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印度 Urdu 文版（印京新德里版，另有四十四年五月印度 Malayalam 文、四十四年九月印度 Hindi 文译本）；同年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韩文译本（韩文译名为“北京的黄昏”，李相昆译，南韩首都汉城“中央文化社”版）、“红色中国的叛徒”德文译本（德文译名为“我来自红色中国”，西德首都波昂版），又“红色中国的叛徒”尚有葡萄牙文译本（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版），“红色中国的叛徒”计共译成十三国、十六种文字，并经联合国采为数据；同年以此获蒋中正总统单独召见，慰勉有加。
四十六年七月十日，崔书琴师病逝台北，年五十二岁。
四十七年，敬撰“永念书琴老师”一文为悼。
四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与榆林王爱生在台北结婚〔两人由查良钊（勉仲）师介绍认识，刘绍唐“是他赏识的学生，因此对他的婚姻大事也特别关心”（王爱生“纪念查良钊先生”）〕，胡适师手书“墨子”鲁问篇语“钩之以爱，揣之以恭”为贺，婚后育一子（嘉明）、一女（嘉文）。
五十一年（一九六二），年四十二，二月五日，时值春节，春节期间去向老校长胡适拜年，其“漫谈传记文学”记云：“我很荣幸的有一次和胡先生讨论创办‘传记文学’杂志的问题。
……我说，胡先生您提倡传记文学，但是您是以单人匹马方式来提倡，为何没有想到办个刊物来推动呢
假如您三十年前（从写‘四十自述’算起）办个月刊，甚至于季刊；如果您太忙，可以请朋友学生协助来办，那么这三十年来的累积成绩一定非常可观，到现在可以说是传记文学的一个宝库；也没有人再不承认传记文学这门学问了。
当然这是一个假定，胡先生也不可能在七十高龄的时候再创办刊物。
但他对我这一假定很感兴趣，他表示很遗憾没有这样做。
最后我坦白地告诉他，我正在计划筹办一个‘传记文学’月刊。
没想到胡先生的反应，并不是百分之百的赞成，他说这事谈何容易，每月需要十几万字至几十万字，哪里去找那么多信而有征的稿子。
最后，我了解胡先生年老气衰（时已患有严重心脏病），不复有当年的锐气了，另一方面他晚年受了乾嘉学派考证癖的影响，不大相信人家写的东西，他认为每一期十五万字也好，二十万字也好，如何能够使它成为信史
当时我就跟他辩论，我说我有几个原则（也是我后来“传记文学”创刊时稿约所定的原则，后详），可以使它尽可能的成为可信的史料；如果二三十万字，字字句句都经过‘考据’才发表，那将是永远不可能的事。
胡先生当时点点头，不过他举了个例子，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刊登‘许世英回忆录’的期刊，他说：静仁（许世英字）先生这篇回忆录，其中就有许多张冠李戴的严重错误。
……他说，你要办个刊物的话，将来难免有这类错误。
我并不因为胡先生不热心帮助的态度而气馁，我认为胡先生是受了考据癖的影响。
”前引“后详”所指者为“三不主义”：“第一：不登以化名或用笔名所发表的文章，发表时必须署真名。
第二：是不刊登当事人健在（自写回忆录或自传除外）的文章与寿庆应酬的诗文。
第三：是‘不炒冷饭’，也就是不刊登在其它刊物上发表过的旧文章。
”二十四日，胡适病逝台北，年七十二岁；六月一日，“传记文学”杂志创刊于台北，每月一册，由前北大校长蒋梦麟（孟邻）题写刊名，任发行人（实则集发行人长、主编于一身，由邀稿、审稿、校勘、考订，从不假手他人），撰发刊词“我们的想法与作法”，强调“传记文学”不仅是“‘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也必然创了写传记、读传记、重视传记文学的新风气”，同时于创刊伊始之时，“谨愿以‘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两语而自勉”，创刊号先声夺人，作者阵容鼎盛，均一时之选，计有：毛子水（准）、蒋复璁（慰堂）、吴相湘（良善）、沈刚伯、陶希圣（汇曾）、梁寒操（均默）、秦德纯（绍文）、李朴生（沃龄）、苏雪林（梅）、邹文海（景苏）、戴君仁（静山）、吴延环、浦薛凤（逖生）、刘崇鋐（寿民）、张秀亚，出版后获得国内外学术界、读书界之喜爱与支持，属手作式、夫妻档、自耕农、个体户之“传记文学”，创办初期，筚路蓝缕，实行“苦干实干，一部六成新的脚踏车，骑着四出奔波，拉稿、跑印刷厂。
每逢出刊之日，全家总动员，帮忙封装杂志，然后再送邮局。
”（吴相湘“创业维艰 期再创新”），以广交游，加上人缘甚佳，经常到处拜访党国要人邀稿，“猛稿”源源不绝，此后一直视一手创办之“传记文学”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蒋永敬语），常言：“有这个杂志，我的生命才有乐趣。
”五十二年九月，黄郛（膺白）夫人沈亦云（景英）首次莅台，以沈云龙（耘农）之介，以所撰之“亦云回忆”分期交“传记文学”按期发表，“她对绍唐兄特别器重，有时竟称之为‘野史馆’馆长，乃至径呼他‘刘馆长’而不名”（沈云龙“‘野史馆’与‘后野史亭’），人称“刘传记”。
五十四年十一月，于全国各界隆重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之时，在“传记文学”第七卷第五期发表“扩大研究国父生平运动”一文。
五十五年（一九六六）八月，“传记文学杂志社”由台北和平东路二段七十六巷四号之一迁往永康街七巷十八号之三（六十八年迁至信义路二段二三○号“信义华厦”四楼之一自置现址），在此前后于“传记文学杂志社”外，加设“传记文学出版社”，编印：1. “传记文学丛书”〔为三十二开本，由数万字至十数万字不等，截至七十九年（下同）共刊有一百零四部，第一部为刘绍唐等着之“什么是传记文学”，2.“传记文学丛刊”〔为二十四开大本，容纳二十万字以上之著作，共刊有一百四十部，第一部为王云五（岫庐）之“谈往事”〕，3.“传记文学集刊”〔共四部，其中包括由蒋复璁、梁实秋（治华）主编之“徐志摩全集”（每部六辑），由蒋复璁、薛光前（桂生）主编之“蒋百里全集”（蒋中正题签，每部六辑）〕，4.“民国史料丛刊”（与吴相湘主编，十六开大本精装，第一辑共二十二种，三十八册；以上四大类丛书、丛刊之书目详载“传记文学”第七十六卷第二期）。
五十六年一月，在“传记文学”第十卷第一期发表“关于传记文学丛刊、丛书与集刊”，同月“中华文学协会”成立，为中华学术院〔创办人兼院长张其昀（晓峰）〕二十分科协会之一，加入为会员；同年中华学术院传记学研究所成立，任为所长，后兼中国文化学院（中国文化大学前身，董事长张其昀）华冈教授；六月，值“传记文学”创刊十五周年，张佛千制联嵌“宗向”及“传记文学”六字，由台静农（伯简）书之同贺，联云：“多士所‘宗’，史乘重立‘传’，高‘文’皆锦绣；一时称‘向’，言行宜作‘记’，后‘学’有楷模。
”九月，出版“崔书琴纪念集”（题张其昀等着，列为“传记文学丛书”之二十四），卷首冠以以编者名义撰之“崔书琴先生略历”，内收刘绍唐（用名刘宗向）“永念书琴老师”一文。
五十七年十一月，黄季陆（学典）继罗家伦（志希）为党史会主任委员，稍后由中国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调为党史会纂修〔此据蒋永敬“绍唐先生走了”；卜少夫（润生）“敬佩刘绍唐的敬业精神”作：“他的老师崔书琴先生推荐他到党史会工作。
”〕，与蒋永敬、李云汉在党史会有“三老纂”之称〔传主于六十五年秦孝仪（心波）接任党史会主任委员后申请退休〕。
五十八年十二月，出版所编著之“传记文学与文史新刊”（“传记文学出版社”版，列为“文史新刊”之一），“文史新刊”（四十开本）第一辑共一百种（包括收购已停办之“文星丛刊”及其它著作多种），同月在“传记文学”第十五卷第六期发表“传记文学与文史新刊”一文。
五十九年（一九七○），年五十，九月，在“传记文学”第十七卷第三期发表“百期纪念号敬告读者”，是时喜见“由于‘传记文学’创刊的影响，社会上对传记文学已日渐重视，许多读者开始对人物传记发生兴趣”，认为“百期纪念号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我们过去辛劳的纪念，也是未来工作的起点”。
六十二年（一九七三）四月，在“传记文学”第二十二卷第四期辟“民国人物小传”专栏，任主编，在“写在前面”中，刊出撰稿原则八项；六月一日，撰“‘民国大事日志’编者的说明”（载“传记文学”第二十三卷第二期）；七月，出版所主编之“民国大事日志”第一册〔民国元年至三十年，封面题字恭集国父墨宝，沈云龙、吴相湘撰序；六十四年出版第二册（民国三十一年至六十年），七十七年十月出版第三册（民国六十一年至七十年），八十四年四月续出第四册（周培敬撰序，民国七十一年至八十年）〕；同年任“中华民国出版界访问团”团长，率团访问欧洲、美国，在此之前曾出席“亚太地区出版会议”，多次率团或随团前往香港参加中文图书展览，并每年至港三数次，每次逗留三数天，终日忙于购书、访友、搜集史料。
六十三年四月，出版与沈苇窗（惠苍）主编之“平剧史料丛刊”第一辑（收平剧史料“富连成三十年史”、“京剧二百年史”、“清代燕都梨园史料”、“谭鑫培全集”等十二种，精装十四册，“传记文学出版社”影印版）；七月“传记文学”为纪念创刊十二周年，发起“推荐好书一百种运动”。
六十四年四月五日，蒋中正总统病逝台北士林官邸，九日，移灵至“国父纪念馆”，三次前往瞻仰遗容；五月九日，梁实秋续弦，与韩菁清在台北“国鼎川菜馆”举行婚礼，柬邀少数亲友观礼，筵仅三席，与夫人前往致贺；六月一日，撰“‘民国人物小传’编者的说明”（载“传记文学”第二十六卷第六期），同月出版所主编之“民国人物小传”第一册（封面题字恭集国父墨宝，卷首冠以“编者的说明”，第一辑共十二册，八十八年十月出至第二辑第二十册），“民国人物小传”、“民国大事日志”两套专书，不啻为研究民国史之左右手；七月十日，应英国“国际传记中心”之邀，前往美国参加该中心假纽约“华尔道夫旅馆”举行之“国际传记会议”，在会上作题为“传记文学十四年来的道路”报告，介绍中国传记之历史与传记文学之兴起，以及“传记文学杂志社”十四年来之简要工作概况，其英文稿除在会议上宣读外，并印发与国际人士参阅（中文原稿载“传记文学”第二十七卷第二期，题为“传记文学十四年来的道路－－为参加英国国际传记中心在纽约举办之国际传记会议而作”），会后旅美学术文化界设宴欢迎，与顾维钧（少川）、张公权（嘉璈）、程其保（稚秋）、薛光前、董霖（为公）、姚崧龄（仲年）等聚首一堂，访张大千（爰）于其“环荜庵”，至圣若望大学（副校长兼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薛光前）参观访问，“本校亚洲研究中心出版物委托‘传记文学’在台总代理，故一面聚餐欢迎，一面举行座谈会”（薛光前“困行忆往”）；十月一日，应国史馆（馆长黄季陆）之邀，在“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五十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主讲“漫谈传记文学”（由纪录卓遵宏记之纪录稿收入该中心“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六辑，并载“传记文学”第四十一卷第一期）。
六十五年（一九七六）一月，“传记文学”由第二十八卷第一期元月号起，别开生面，增辟“每月人物座谈会”专栏，逐月邀请该月专题人物之戚友、故旧及其它有关人士与会，共同追忆与论述其生平事迹，包括其家世、家庭、为人、治学、治事、著述、交游、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及其对社会国家之贡献与影响等，并特邀一位或数字与该月专题人物有特别关系之戚友或有特别研究之学者为主讲人，主讲人备有讲稿，与会者之发言由纪录即席纪录，或自撰讲稿，元月号之专题人物为傅斯年，专题座谈会之主讲人为傅乐成（秀实，伯父斯年），主持人为刘绍唐，与会人士有：毛子水、王世杰（雪艇）、李济（济之）、李方桂、屈万里（翼鹏）、查良钊、陈盘（盘庵）、陈雪屏、张子文、陶英惠；每月专题人物止于第三十一卷第六期，共二十四期，继傅斯年之后，各期之专题人物依次为：黄郛、张君劢（嘉森）、陈布雷（畏垒）、胡适、胡汉民（展堂）、顾孟余（兆熊）、曾琦（慕韩）、陈果夫（祖焘）、吴铁城（子增）、蒋廷黻、朱家骅（骝先）、罗家伦、谢寿康（次彭）、段锡朋（书贻）、连横（雅堂）、陈独秀（仲甫）、张季鸾（炽章）、宋哲元（明轩）、蔡元培（孑民）、张自忠（荩忱）、张作霖（雨亭）、阎锡山（伯川）、林语堂（刊毕，汇刊为“每月人物专题座谈会专辑”第一、二辑）；四月，在“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四期“蒋总统逝世一周年纪念特辑”发表“三次召见”一短文，略云：“我没负责过任何行政工作，但在民国四十二年至五十年的八年间，有幸蒙故总统蒋公单独召见三次之多。
第一次是与我的一本报导大陆的书，英译本在美国出版有关。
蒋公除深表嘉许外，并以慈祥的口吻问我：‘你的国文是跟哪一位老师学的
’……一时竟举不出一位国文老师的姓名以对。
记得还是当时坐在蒋公右侧的参军长（编者按：疑为侍卫长）皮宗敢将军看到我苦思的窘状，而以其它的话题解了围。
第二次是蒋公指示党政军负责人‘保举人才’（那时还没有‘青年才俊’的名词），规定每人每月要保举一人，我是被业师故崔书琴教授保举而晋见的。
最后一次是蒋公垂询我对于敌情研究方面的意见，我一边说，蒋公一边用红蓝笔记录要点。
”十二月二十一日，“传记文学”获行政院新闻局（局长丁懋时）授予首届“优良杂志金鼎奖”。
六十六年一月二十四日，“传记文学”复获“国家文艺基金会”（主任委员吴俊才）授予首届“优良文艺杂志优等奖”。
六十七年一月，“传记文学”第三十二卷第一期继“每月人物专题座谈会”告一段落之后，新辟“民国史事与人物专栏”，使读者看完每一期杂志，不仅对该期之“史事与人物”专题有一较全面而翔实之认识，并且等于保存此一段历史之数据，聘沈云龙以编辑顾问主其事，是期之主题为“孙中山先生与民国初建”，自撰“主题说明”，沈云龙为撰专论“孙中山先生与民初政府及其影响”，继“孙中山先生与民国初建”之后，各期之“史事与人物”专题依次为：“陈炯明叛变与联俄容共的由来”、“林森、邹鲁、谢持与西山会议”、“台儿庄大捷四十周年纪念”、“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北京搜查俄使馆事件”、“北伐统一五十周年纪念”、“八二三炮战廿周年纪念”、“九一八事变之回顾”、“扩大会议之由来及经过”、“孙中山先生逝世与奉安大典”、“从联俄容共到绝俄清党”、“民初国会之渊源及其演进”、“中美关系之回顾与检讨”、“中美关系之回顾与检讨”（续）、“国共商谈之历史教训”、“五四运动的回顾与评估”、“政治协商会议的面面观”、“少年中国学会六十周年纪念”、“国民参政会之由来及其成果”、“广州非常会议与宁粤沪和平会议”、“金门古宁头大捷三十周年”、“民国初建与南北议和”、“宋教仁与民初国会”、“三个中俄友好同盟条约的历史教训”、“舟山胜利回师三十周年”、“韩战三十周年纪念特辑”、“七七对日抗战的一笔总帐”，每期自撰“主题说明”，画龙点睛，使读者明其来龙去脉；三月三十一日，兄宗晏病逝台湾恒春，年六十岁，灵位安奉于台北松山寺；六月，“传记文学”第三十二卷第六期发表徐自强撰之“刘宗晏先生事略”；七月，出版“陈纳德将军与中国”〔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着，陈香梅译〕，在此之前曾重编重排重印陈香梅著作“一千个春天”、“谜”、“半个中国人”、“陈香梅时间”、“陈香梅通讯”、“陈香梅短篇小说选”、“陈香梅中篇小说选”、“张岳公闲话往事”、“陈纳德将军与我”九种〔尚有“陈纳德将军与飞虎队”（英文）一书在翻译中〕。
六十八年八月，主持第一次“民国史研究座谈会”，致开会词，主讲人李璜，讲题为“官方修史与民间修史应该齐头并进”，发言者有沈云龙、张玉法、蒋永敬、李云汉等人。
六十九年（一九八○），年六十，三月，主办“黄膺白（郛）百岁冥诞纪念会”；六月，出版主编之“卜少夫这个人”（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版，列为“远景新刊”(1)，书末殿以编辑后记“‘不误正业’的卜二哥”，七十一年十二月出版主编之“卜少夫这个人”续集，列为“远景新刊”(10)，书末刊有编辑后记“毁誉参半‘卜少夫这个人’”，七十七年六月，八十五年六月续出所主编之“卜少夫这个人”第三、四集，香港“新闻天地社”版，第四集为“挂名”主编，内收刘绍唐“问鼎金氏纪录”一文）；七月，“传记文学”第三十七卷第一期发表沈云龙“变节投降者谁曰不宜编列小传
”（书简），对五月二十四日“中央日报”副刊冯去疾“不宜为变节投降者立传”一文（冯文不满“传记文学”第三十五卷第三期刊出关志昌“傅抱石小传”、关国煊“陈望道小传”），不敢苟同，除于六月十日致函“中副”外，复申大义，认为“民国人物小传”栏诸位执笔者秉春秋之笔，援正史“贰臣传”、“逆臣传”之例，为晚近已故变节投降者立传，以彰其丑，以昭炯戒，谁曰不宜
（其后“传记文学”续刊出伪府汪兆铭、温宗尧、曾仲鸣等小传，“红朝”、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毅、林彪、宋庆龄、叶剑英、等小传）。
……具体查询
谁能帮我写一份关于新文化运动内容的文章
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背景 统治前期，在中国满布阴霾的天空中，响起一声春雷，爆发了一场崇尚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猛烈抨击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文化——新文化运动。
这一时期，在政治方面，辛亥革命失败后，列强支持，加紧侵略中国，中国先进分子为改变这种局面寻找新的出路；经济方面，在一战期间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以更好地发展资本主义；思想文化方面，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和留学风气日盛，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被介绍到中国，而且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凯的尊孔复古的逆流为民主知识分子所不容（直接原因）。
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既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经历长期的物质、思想准备基础上的必然结果。
袁世凯 本大总统躬膺重任，早作夜思，以为政体虽取革新，而礼俗要当保守环球各国，各有所以立国之精神，秉诸先民，蒸为特性。
中国服循圣道，自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本于修身。
——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陈独秀早年留学日本，曾加入领导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及反对的斗争。
1915年，陈独秀创办，发表抨击尊孔复古的文章。
他在创刊号上发表一文，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向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发动了进攻。
人权就是民主，陈独秀提出了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伦理民主的主张，号召人们拿起民主这个武器和旧的意识形态进行斗争。
关于科学，陈独秀认为，不论什么事物，如果经科学和理性判定为不合于现今社会的，即令它是祖宗所遗留的，圣贤所深爱的，政府所提倡的，都一文不值。
号召人们坚持科学的精神，成为自然界的统治者和主人。
陈独秀还向青年提出六项希望，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他期望培养出一代“意志顽狠，善于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信赖本能，不依他人为活，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的新国民。
陈独秀举起了新文化的大旗，揭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新青年》和北大成为宣传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蔡元培是著名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他在学术上实行“兼容并包、百家争鸣”的方针。
他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提倡学术研究，展开百家争鸣，不拘一格选人才，对中外教员一视同仁等。
他聘请新文化的倡导者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李大钊担任图书馆主任。
还有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鲁迅以及一批留学回来的自然科学家都先后到北大任教。
但同时，北大也有一批以刘师培、辜鸿铭为代表的所谓旧派教授。
通过改革，使北大成为当时全国思想活跃、学术兴盛的最高学府，培养造就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青年。
胡适从美国留学回国后任北大教授，后任文学院院长。
他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是文学革命和初期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代表人物。
鲁迅早年留学日本，1918年初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称赞他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
“德先生和赛先生” “德先生”指的是“Democracy”（民主），“赛先生”指的是“Science”（科学）。
新文化运动中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的树立，使中国许多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造成了新思想、新理论广泛传播的大好机遇。
教材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四个提倡、四个反对的阐述，真正体现出了新文化运动的“新”之所在。
民主和科学的口号 “民主”是指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科学”主要是指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
资产阶级宣扬民主，反对封建专制，把斗争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的理论支柱儒家思想；宣扬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
这一口号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迫切需要，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但这一口号仍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性质，有它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它不能同群众运动相结合，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推翻封建思想。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新文化运动是沿着两条战线展开的，一条是思想战线，一条是文学战线。
两条战线交织进行，因而它既是一场思想革命，又是一场文学革命。
作为思想革命，它倡导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
作为文学革命，它倡导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前期的新文化运动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旧文化的斗争。
后期极力宣传马克思主义。
新文化运动的进步性 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弘扬，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并且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的思想尤其是青年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
后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成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
对五四运动的爆发起到了宣传动员作用，也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
新文化运动的局限性 新文化运动是由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的。
它有伟大的功劳，也有严重的缺点。
运动的倡导者忽视人民群众，没有把新文化运动同广大群众相结合，使文化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
他们还回避当时对军阀政府的实际斗争，也没有正面提出反帝的任务。
以当时的文学革命而论，虽然提出建设“国民文学”，但当时的文学活动也只限于一部分知识分子中，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
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味批判具有片面性。
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1）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
新文化运动前，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宣传各自的政治观点时，都没有彻底地批判封建思想。
经过新文化运动，封建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批判，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
（2）民主和科学思想得到弘扬。
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
这就为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也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
（3）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
新文化运动启发了民众的民主主义觉悟，对五四爱国运动起了宣传动员作用。
（4）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启发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和推进革命的思想武器。
这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成果。
（5）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
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能够使语言和文字更紧密地统一起来，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从而有利于文化的普及与繁荣。
不过，新文化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大多有一些偏激情绪，对东西方文化的看法，存在着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偏向，这种看法一直影响到后来。
其实无论是东方或西方,都应该互相地取长补短,这样才能共同进步.。
求一篇“新时代，新征程，新青年”的征文，350字
新青年，或者称为青年杂志《新青年》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
自1915年9月15 日创刊号至1926年7月终刊共出9卷54号。
由陈独秀在上海创立，群益书社发行。
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并且宣传倡导科学（“赛先生”，Science）、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新文学。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
从1916年9月起改名为《新青年》。
“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时局变化使陈独秀深受刺激，他认为在中国搞政治革命没有意义，而欲“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
经过努力，上海群益书社应允发行由陈主编的《青年杂志》。
陈独秀所写的发刊词《敬告青年》是该刊的纲领性文章。
该文开明宗义指出“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这三事是近代文明的特征，要实现这社会改革的三事，关键在于新一代青年的自身觉悟和观念更新。
他勉励青年崇尚自由、进步、科学，要有世界眼光，要讲求实行和进取。
他总结近代欧洲强盛的原因，认为人权和科学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两个车轮。
从而首先在中国高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
《新青年》的创刊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敬告青年》一文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
《青年杂志》自第2卷(1916年9 月)改名《新青年》，自此成为反封建和鼓吹民主革命的中心刊物。
自1919年1月第6卷改组编委会，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轮流编辑。
在“五四”运动前后，以鼓吹民主、科学，提倡新文学为主要内容，曾刊载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李大钊的论文《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主义的胜利》，陈独秀的论文《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等。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呼唤人性的觉醒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自1920年9月第8卷，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度成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陈独秀主编。
1922年7月休刊。
1923年6月改出季刊，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迁广州出版。
自 1925年4月改为不定期刊物，次年7月停刊。
1917年1月1日2卷5号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 推广白话文，以打破旧思想（如儒家思想）及推动文学改革为目标。
1918年5月15日4卷5号鲁迅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
1918年10月5卷5号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 《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以学习、生活、工作为主题的2000字以上学习心得，
似乎才刚刚走进大学校园，转眼，又要离去。
四年的生活就在不知不觉中从身边飞过。
在这四年里，我经历了许多从未经历过的生活，得到了许多使我终身受益的经验教训，拥有了称得上 “铁杆”的朋友…在最后的时间里还找到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
然而，如果有人问我：“你在大学里最遗憾的是什么事
我将毫不犹豫地回答：“看的书太少了。
”每学期除了专业书籍外，我大概只看了二十余本课外书籍，如果我的大学可以重来，我决不仅仅看这一点点课外书籍。
古往今来，论读书的文章有如大海里的浪花，数也数不清。
杜甫高歌“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陆游作诗“归老宁无五亩园，读书本意在元元。
灯前目力虽非昔，犹课蝇头二万言”; 陈继儒曾言“吾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见已读书，如逢故人，'; 南宋有位诗人更是说“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朋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读书是交友的延伸。
我们交友只能以人为对象，数量有限，时间地点限制，还需花不少精力选择维护。
但是靠了书籍，我们可以广交异时异地的朋友，而选择就更自由了。
读一本好书就如同接触了一个最健谈的人。
他可以带你到不同的世界里去，与你讨论一些你从来不知道的学问或生活问题。
也许你要说，在学校里整天读讲义看课本不就是在读书吗
讲义课本是为了平均发展基本知识，不可不读，但若以为读讲义看课本便是尽读书之能就大错特错了。
学校功课门类虽多，图书馆相关书籍也不少，但范围终究狭窄了些。
你的天才也许与学校所有功课都不相近，你自己得去课外研究，发现自己性之所近的学问，才能培养读书的兴趣。
林语堂说过：“我们智能上的趣味像一棵树那样生长着，或者像河水那样地流着。
只要有适当的树液，树便会生长起来，只要泉中有新鲜的泉水涌出来，水便会流着。
当水流碰到一个花岗岩石时，它便由岩石的旁边绕过；当水流碰到一片低注的溪谷时，它便在那边曲曲折折地流一会儿；当水流涌到一个深山的池塘时，它便恬然停驻在那边；当水流冲下急流时，它便向前涌去。
这么一来，虽则它没有费什么力气，也没有一定的目标，可它终究有一天会达到大海。
”他告诉我们，读书是要符合时间地点环境的。
读书的艺术在于随胜，有那种心情的时候便拿起书来读。
读书，只有出于自然才能彻底享受其中的乐趣。
天气晴朗的日子里，抱着几本书，哲学、经济、诗歌、传记等，约上好友，来到河边草地，躺下，闲逸地拿起书来翻翻，兴起时和友人聊几句读书心得，休憩时看看蓝天白云。
这便是陈继儒描写读书的情调“古人称书画为从笺软卷，故读书开卷以闲适为尚”。
在读书的过程中，我认为选择书籍是一件十分关键的事。
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就丧失了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必须慎重选择。
走进一个图书馆，可以看到千本万木的书卷，但是其中真正能够称得上是“书”，值得去看的就不知道有没有十本百本了。
只有真正适合你去读的书才能给予你较准确的知识，传播大学者治学的精神和方法，震撼你的心灵，促进你的思考。
那该如何选书呢
各人有自己的方式。
我看书先看文字，文字不好的就不读了，文字清楚思想才不会混乱。
当然有些文字过于清楚的，内容又过于浅薄；有些文字不够清楚，内容却有深度，比如许多哲学著作就是如此。
但以我现在的知识水平，要去读那些著作就有些费力了。
若是仅仅看不懂倒还好，就怕把自己的思维搅混了，连以前有的一点浅薄认识也找不回来了。
所以我选书的第一步依然是文字是否清楚。
选书最怕的是赶潮流。
选书不比选衣，选衣赶潮流是时尚，选书赶潮流是傻子。
当今的网络小说非常畅销，往往是街谈巷议，大家一窝蜂地去买；或是某某学生作家弃学从文，引得一干厌学的学生纷纷吹捧。
这些个作者自身的文学修养也就是半桶水，加上这些读者的盲目去精取粗，也就不知利弊孰多孰少了。
基本上那种所谓“人手一册”的书，我是绝对不会买的，当然有时借来当当“厕所文学”倒也不妨。
往往在被忽略的角落里或许会有几本思想好文采佳的书。
选书最重要的是选适合自己的书。
现在许多人选书一看新旧，非新书不看；二看名气，非近日广为宣传的书不看。
弗朗茨曾说过“我从不读同时代作者的作品”。
同时代作者作品中除了思想深邃、风格独特者外确没必要看。
我总觉得这些所谓的青年或少年“文学家”多半是在发牢骚，无病呻吟。
除了当时会产生一种“有同感”的想法，过后就什么也没留下了。
我最爱读的是古诗。
要考验一木书是否是智慧之书，最可靠的试金石当然是时间。
曾有一位老师说“现在那些所谓的文学作品，哪怕最好的，也可以在古文中找到相似的思想脉络”。
古人的经典之作是经过时间的鉴定了，而今人的却有待考察。
而在古文中，诗又是最耐读的。
虽然诗极短，却常常一览不尽，使人百读不厌，是值得读的智慧之书。
对于这些书自然是当反复诵读的。
读书是需要时间的，很多同学“忙”，忙交友，忙兼职，总是觉得没有时间读书。
曾经我也因兼职等琐事耽误了读书，后来总是后海没有抓住读书的时机。
毕业后就没有图书馆里众多书籍供我选择了，亦没有这么多时间来读书了，虽在工作之余能挤出些许时间，但终无学生时代的闲适心情。
读书，还是得抓住时机。
所以，在此敬告各位师弟师妹：切莫因琐事误了读书。
似乎才刚刚走进大学校园，转眼，又要离去。
四年的生活就在不知不觉中从身边飞过。
在这四年里，我经历了许多从未经历过的生活，得到了许多使我终身受益的经验教训，拥有了称得上 “铁杆”的朋友…在最后的时间里还找到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
然而，如果有人问我：“你在大学里最遗憾的是什么事
我将毫不犹豫地回答：“看的书太少了。
”每学期除了专业书籍外，我大概只看了二十余本课外书籍，如果我的大学可以重来，我决不仅仅看这一点点课外书籍。
古往今来，论读书的文章有如大海里的浪花，数也数不清。
杜甫高歌“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陆游作诗“归老宁无五亩园，读书本意在元元。
灯前目力虽非昔，犹课蝇头二万言”; 陈继儒曾言“吾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见已读书，如逢故人，'; 南宋有位诗人更是说“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朋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读书是交友的延伸。
我们交友只能以人为对象，数量有限，时间地点限制，还需花不少精力选择维护。
但是靠了书籍，我们可以广交异时异地的朋友，而选择就更自由了。
读一本好书就如同接触了一个最健谈的人。
他可以带你到不同的世界里去，与你讨论一些你从来不知道的学问或生活问题。
也许你要说，在学校里整天读讲义看课本不就是在读书吗
讲义课本是为了平均发展基本知识，不可不读，但若以为读讲义看课本便是尽读书之能就大错特错了。
学校功课门类虽多，图书馆相关书籍也不少，但范围终究狭窄了些。
你的天才也许与学校所有功课都不相近，你自己得去课外研究，发现自己性之所近的学问，才能培养读书的兴趣。
林语堂说过：“我们智能上的趣味像一棵树那样生长着，或者像河水那样地流着。
只要有适当的树液，树便会生长起来，只要泉中有新鲜的泉水涌出来，水便会流着。
当水流碰到一个花岗岩石时，它便由岩石的旁边绕过；当水流碰到一片低注的溪谷时，它便在那边曲曲折折地流一会儿；当水流涌到一个深山的池塘时，它便恬然停驻在那边；当水流冲下急流时，它便向前涌去。
这么一来，虽则它没有费什么力气，也没有一定的目标，可它终究有一天会达到大海。
”他告诉我们，读书是要符合时间地点环境的。
读书的艺术在于随胜，有那种心情的时候便拿起书来读。
读书，只有出于自然才能彻底享受其中的乐趣。
天气晴朗的日子里，抱着几本书，哲学、经济、诗歌、传记等，约上好友，来到河边草地，躺下，闲逸地拿起书来翻翻，兴起时和友人聊几句读书心得，休憩时看看蓝天白云。
这便是陈继儒描写读书的情调“古人称书画为从笺软卷，故读书开卷以闲适为尚”。
在读书的过程中，我认为选择书籍是一件十分关键的事。
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就丧失了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必须慎重选择。
走进一个图书馆，可以看到千本万木的书卷，但是其中真正能够称得上是“书”，值得去看的就不知道有没有十本百本了。
只有真正适合你去读的书才能给予你较准确的知识，传播大学者治学的精神和方法，震撼你的心灵，促进你的思考。
那该如何选书呢
各人有自己的方式。
我看书先看文字，文字不好的就不读了，文字清楚思想才不会混乱。
当然有些文字过于清楚的，内容又过于浅薄；有些文字不够清楚，内容却有深度，比如许多哲学著作就是如此。
但以我现在的知识水平，要去读那些著作就有些费力了。
若是仅仅看不懂倒还好，就怕把自己的思维搅混了，连以前有的一点浅薄认识也找不回来了。
所以我选书的第一步依然是文字是否清楚。
选书最怕的是赶潮流。
选书不比选衣，选衣赶潮流是时尚，选书赶潮流是傻子。
当今的网络小说非常畅销，往往是街谈巷议，大家一窝蜂地去买；或是某某学生作家弃学从文，引得一干厌学的学生纷纷吹捧。
这些个作者自身的文学修养也就是半桶水，加上这些读者的盲目去精取粗，也就不知利弊孰多孰少了。
基本上那种所谓“人手一册”的书，我是绝对不会买的，当然有时借来当当“厕所文学”倒也不妨。
往往在被忽略的角落里或许会有几本思想好文采佳的书。
选书最重要的是选适合自己的书。
现在许多人选书一看新旧，非新书不看；二看名气，非近日广为宣传的书不看。
弗朗茨曾说过“我从不读同时代作者的作品”。
同时代作者作品中除了思想深邃、风格独特者外确没必要看。
我总觉得这些所谓的青年或少年“文学家”多半是在发牢骚，无病呻吟。
除了当时会产生一种“有同感”的想法，过后就什么也没留下了。
我最爱读的是古诗。
要考验一木书是否是智慧之书，最可靠的试金石当然是时间。
曾有一位老师说“现在那些所谓的文学作品，哪怕最好的，也可以在古文中找到相似的思想脉络”。
古人的经典之作是经过时间的鉴定了，而今人的却有待考察。
而在古文中，诗又是最耐读的。
虽然诗极短，却常常一览不尽，使人百读不厌，是值得读的智慧之书。
对于这些书自然是当反复诵读的。
读书是需要时间的，很多同学“忙”，忙交友，忙兼职，总是觉得没有时间读书。
曾经我也因兼职等琐事耽误了读书，后来总是后海没有抓住读书的时机。
毕业后就没有图书馆里众多书籍供我选择了，亦没有这么多时间来读书了，虽在工作之余能挤出些许时间，但终无学生时代的闲适心情。
读书，还是得抓住时机。
所以，在此敬告各位师弟师妹：切莫因琐事误了读书。
似乎才刚刚走进大学校园，转眼，又要离去。
四年的生活就在不知不觉中从身边飞过。
在这四年里，我经历了许多从未经历过的生活，得到了许多使我终身受益的经验教训，拥有了称得上 “铁杆”的朋友…在最后的时间里还找到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
然而，如果有人问我：“你在大学里最遗憾的是什么事
我将毫不犹豫地回答：“看的书太少了。
”每学期除了专业书籍外，我大概只看了二十余本课外书籍，如果我的大学可以重来，我决不仅仅看这一点点课外书籍。
古往今来，论读书的文章有如大海里的浪花，数也数不清。
杜甫高歌“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陆游作诗“归老宁无五亩园，读书本意在元元。
灯前目力虽非昔，犹课蝇头二万言”; 陈继儒曾言“吾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见已读书，如逢故人，'; 南宋有位诗人更是说“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朋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读书是交友的延伸。
我们交友只能以人为对象，数量有限，时间地点限制，还需花不少精力选择维护。
但是靠了书籍，我们可以广交异时异地的朋友，而选择就更自由了。
读一本好书就如同接触了一个最健谈的人。
他可以带你到不同的世界里去，与你讨论一些你从来不知道的学问或生活问题。
也许你要说，在学校里整天读讲义看课本不就是在读书吗
讲义课本是为了平均发展基本知识，不可不读，但若以为读讲义看课本便是尽读书之能就大错特错了。
学校功课门类虽多，图书馆相关书籍也不少，但范围终究狭窄了些。
你的天才也许与学校所有功课都不相近，你自己得去课外研究，发现自己性之所近的学问，才能培养读书的兴趣。
林语堂说过：“我们智能上的趣味像一棵树那样生长着，或者像河水那样地流着。
只要有适当的树液，树便会生长起来，只要泉中有新鲜的泉水涌出来，水便会流着。
当水流碰到一个花岗岩石时，它便由岩石的旁边绕过；当水流碰到一片低注的溪谷时，它便在那边曲曲折折地流一会儿；当水流涌到一个深山的池塘时，它便恬然停驻在那边；当水流冲下急流时，它便向前涌去。
这么一来，虽则它没有费什么力气，也没有一定的目标，可它终究有一天会达到大海。
”他告诉我们，读书是要符合时间地点环境的。
读书的艺术在于随胜，有那种心情的时候便拿起书来读。
读书，只有出于自然才能彻底享受其中的乐趣。
天气晴朗的日子里，抱着几本书，哲学、经济、诗歌、传记等，约上好友，来到河边草地，躺下，闲逸地拿起书来翻翻，兴起时和友人聊几句读书心得，休憩时看看蓝天白云。
这便是陈继儒描写读书的情调“古人称书画为从笺软卷，故读书开卷以闲适为尚”。
在读书的过程中，我认为选择书籍是一件十分关键的事。
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就丧失了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必须慎重选择。
走进一个图书馆，可以看到千本万木的书卷，但是其中真正能够称得上是“书”，值得去看的就不知道有没有十本百本了。
只有真正适合你去读的书才能给予你较准确的知识，传播大学者治学的精神和方法，震撼你的心灵，促进你的思考。
那该如何选书呢
各人有自己的方式。
我看书先看文字，文字不好的就不读了，文字清楚思想才不会混乱。
当然有些文字过于清楚的，内容又过于浅薄；有些文字不够清楚，内容却有深度，比如许多哲学著作就是如此。
但以我现在的知识水平，要去读那些著作就有些费力了。
若是仅仅看不懂倒还好，就怕把自己的思维搅混了，连以前有的一点浅薄认识也找不回来了。
所以我选书的第一步依然是文字是否清楚。
选书最怕的是赶潮流。
选书不比选衣，选衣赶潮流是时尚，选书赶潮流是傻子。
当今的网络小说非常畅销，往往是街谈巷议，大家一窝蜂地去买；或是某某学生作家弃学从文，引得一干厌学的学生纷纷吹捧。
这些个作者自身的文学修养也就是半桶水，加上这些读者的盲目去精取粗，也就不知利弊孰多孰少了。
基本上那种所谓“人手一册”的书，我是绝对不会买的，当然有时借来当当“厕所文学”倒也不妨。
往往在被忽略的角落里或许会有几本思想好文采佳的书。
选书最重要的是选适合自己的书。
现在许多人选书一看新旧，非新书不看；二看名气，非近日广为宣传的书不看。
弗朗茨曾说过“我从不读同时代作者的作品”。
同时代作者作品中除了思想深邃、风格独特者外确没必要看。
我总觉得这些所谓的青年或少年“文学家”多半是在发牢骚，无病呻吟。
除了当时会产生一种“有同感”的想法，过后就什么也没留下了。
我最爱读的是古诗。
要考验一木书是否是智慧之书，最可靠的试金石当然是时间。
曾有一位老师说“现在那些所谓的文学作品，哪怕最好的，也可以在古文中找到相似的思想脉络”。
古人的经典之作是经过时间的鉴定了，而今人的却有待考察。
而在古文中，诗又是最耐读的。
虽然诗极短，却常常一览不尽，使人百读不厌，是值得读的智慧之书。
对于这些书自然是当反复诵读的。
读书是需要时间的，很多同学“忙”，忙交友，忙兼职，总是觉得没有时间读书。
曾经我也因兼职等琐事耽误了读书，后来总是后海没有抓住读书的时机。
毕业后就没有图书馆里众多书籍供我选择了，亦没有这么多时间来读书了，虽在工作之余能挤出些许时间，但终无学生时代的闲适心情。
读书，还是得抓住时机。
所以，在此敬告各位师弟师妹：切莫因琐事误了读书。
似乎才刚刚走进大学校园，转眼，又要离去。
四年的生活就在不知不觉中从身边飞过。
在这四年里，我经历了许多从未经历过的生活，得到了许多使我终身受益的经验教训，拥有了称得上 “铁杆”的朋友…在最后的时间里还找到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
然而，如果有人问我：“你在大学里最遗憾的是什么事
我将毫不犹豫地回答：“看的书太少了。
”每学期除了专业书籍外，我大概只看了二十余本课外书籍，如果我的大学可以重来，我决不仅仅看这一点点课外书籍。
古往今来，论读书的文章有如大海里的浪花，数也数不清。
杜甫高歌“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陆游作诗“归老宁无五亩园，读书本意在元元。
灯前目力虽非昔，犹课蝇头二万言”; 陈继儒曾言“吾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见已读书，如逢故人，'; 南宋有位诗人更是说“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朋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读书是交友的延伸。
我们交友只能以人为对象，数量有限，时间地点限制，还需花不少精力选择维护。
但是靠了书籍，我们可以广交异时异地的朋友，而选择就更自由了。
读一本好书就如同接触了一个最健谈的人。
他可以带你到不同的世界里去，与你讨论一些你从来不知道的学问或生活问题。
也许你要说，在学校里整天读讲义看课本不就是在读书吗
讲义课本是为了平均发展基本知识，不可不读，但若以为读讲义看课本便是尽读书之能就大错特错了。
学校功课门类虽多，图书馆相关书籍也不少，但范围终究狭窄了些。
你的天才也许与学校所有功课都不相近，你自己得去课外研究，发现自己性之所近的学问，才能培养读书的兴趣。
林语堂说过：“我们智能上的趣味像一棵树那样生长着，或者像河水那样地流着。
只要有适当的树液，树便会生长起来，只要泉中有新鲜的泉水涌出来，水便会流着。
当水流碰到一个花岗岩石时，它便由岩石的旁边绕过；当水流碰到一片低注的溪谷时，它便在那边曲曲折折地流一会儿；当水流涌到一个深山的池塘时，它便恬然停驻在那边；当水流冲下急流时，它便向前涌去。
这么一来，虽则它没有费什么力气，也没有一定的目标，可它终究有一天会达到大海。
”他告诉我们，读书是要符合时间地点环境的。
读书的艺术在于随胜，有那种心情的时候便拿起书来读。
读书，只有出于自然才能彻底享受其中的乐趣。
天气晴朗的日子里，抱着几本书，哲学、经济、诗歌、传记等，约上好友，来到河边草地，躺下，闲逸地拿起书来翻翻，兴起时和友人聊几句读书心得，休憩时看看蓝天白云。
这便是陈继儒描写读书的情调“古人称书画为从笺软卷，故读书开卷以闲适为尚”。
在读书的过程中，我认为选择书籍是一件十分关键的事。
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就丧失了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必须慎重选择。
走进一个图书馆，可以看到千本万木的书卷，但是其中真正能够称得上是“书”，值得去看的就不知道有没有十本百本了。
只有真正适合你去读的书才能给予你较准确的知识，传播大学者治学的精神和方法，震撼你的心灵，促进你的思考。
那该如何选书呢
各人有自己的方式。
我看书先看文字，文字不好的就不读了，文字清楚思想才不会混乱。
当然有些文字过于清楚的，内容又过于浅薄；有些文字不够清楚，内容却有深度，比如许多哲学著作就是如此。
但以我现在的知识水平，要去读那些著作就有些费力了。
若是仅仅看不懂倒还好，就怕把自己的思维搅混了，连以前有的一点浅薄认识也找不回来了。
所以我选书的第一步依然是文字是否清楚。
选书最怕的是赶潮流。
选书不比选衣，选衣赶潮流是时尚，选书赶潮流是傻子。
当今的网络小说非常畅销，往往是街谈巷议，大家一窝蜂地去买；或是某某学生作家弃学从文，引得一干厌学的学生纷纷吹捧。
这些个作者自身的文学修养也就是半桶水，加上这些读者的盲目去精取粗，也就不知利弊孰多孰少了。
基本上那种所谓“人手一册”的书，我是绝对不会买的，当然有时借来当当“厕所文学”倒也不妨。
往往在被忽略的角落里或许会有几本思想好文采佳的书。
选书最重要的是选适合自己的书。
现在许多人选书一看新旧，非新书不看；二看名气，非近日广为宣传的书不看。
弗朗茨曾说过“我从不读同时代作者的作品”。
同时代作者作品中除了思想深邃、风格独特者外确没必要看。
我总觉得这些所谓的青年或少年“文学家”多半是在发牢骚，无病呻吟。
除了当时会产生一种“有同感”的想法，过后就什么也没留下了。
我最爱读的是古诗。
要考验一木书是否是智慧之书，最可靠的试金石当然是时间。
曾有一位老师说“现在那些所谓的文学作品，哪怕最好的，也可以在古文中找到相似的思想脉络”。
古人的经典之作是经过时间的鉴定了，而今人的却有待考察。
而在古文中，诗又是最耐读的。
虽然诗极短，却常常一览不尽，使人百读不厌，是值得读的智慧之书。
对于这些书自然是当反复诵读的。
读书是需要时间的，很多同学“忙”，忙交友，忙兼职，总是觉得没有时间读书。
曾经我也因兼职等琐事耽误了读书，后来总是后海没有抓住读书的时机。
毕业后就没有图书馆里众多书籍供我选择了，亦没有这么多时间来读书了，虽在工作之余能挤出些许时间，但终无学生时代的闲适心情。
读书，还是得抓住时机。
所以，在此敬告各位师弟师妹：切莫因琐事误了读书。
如何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议论文
论文关键词国传统文化；发展；传承论文提要：对于几来维系中华精华之源泉,深蕴着丰富营养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才能在经济全球化导致的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得到更好地传承和发展,笔者认为只有历史辩证地正视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保护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重构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采用不同的媒介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播,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近百年来,国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冰火两重天.上世纪两次大的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灭顶之灾,而尤其可悲的是使中国人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情操难以为继,使新一代的中国人出现了信仰危机、价值危机、道德危机,导致民族精神的衰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冷静的反思；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恢复,研究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当下思想文化界一道众所瞩目的风景线.由政府到学界,由国内到国外,国学热不断升温.如,在《百家讲坛》阎崇年讲清帝、刘心武讲红楼、易中天讲三国、王立群讲史记、于丹讲论语；《光明日报》专门开设了国学版,中文搜索引擎百度开设了“国学频道”,新浪网高调推出乾元国学博客圈,政府举办了“俄罗斯‘中国年’”、“德国‘中国年’”,在各个国家开设学堂,等等.这一冷一热带给我们很多思索：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笔者简要地探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并对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方式作了思考. 一、理性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科技,可能会亡国；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自己的文化,就要亡种,而亡种比亡国更可怕.对中华民族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身份证和象征,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唯一标志.对于几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精华之源泉,深蕴着我们先民追之不舍、迄今十多亿中国人仍然哺之于中的丰富营养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一棒子打死,妄自菲薄、数典忘祖,搞历史虚无主义是不行的；但抱残守缺、照抄照搬、全盘吸收,大搞复古主义也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冯友兰曾说：“中国人最关切的是中国文化和文明的继续和统一.”我们的智慧或可超然于文化之外,而我们的最终命运又必然统摄于文化之中.因此,理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不贰选择. 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识之士也在不断思索,1935年《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应进行本位文化建设.指出对肇始于近代的民族文化危机,“我们不能任其自然推移,我们要求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同时,“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1958年《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建议以儒家文化为主,融会西方“民主、科学”,以达“返本开新”后的世界价值和济世功用.2004年《甲申文化宣言》的策略落脚点：侧重强调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平等、多元共生的见解及中华文化对世界未来的可能性贡献.“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不同族群的恒久信仰、行为方式和习俗,则理应受到尊重”,“主张文明对话,以减少偏见、减少敌意,消弭隔阂、消弭误解.我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近代中国的三次文化宣言,通过以文化的名义直抒当下诉求,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策略指向演进的历史轨迹以及未来文化建设策略在价值取向和技术选择上的理性趋势. 二、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后期的封建社会里一定程度上起着阻碍历史进步的作用.但仍然有与现代化融合从而促进现代化成功实现的诸多营养成分存在,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东亚价值观”仍是亚洲各国发展的文化基础,而且还受着那些“文明过度”的西方学者的特别青睐——认为在中国这种以伦理主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中可以寻求到医治由“过度文明”带来的“文明病”的良方. （一）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管是对历史负责,还是对未来负责,都应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尽管这个“文化酱缸”在一定时期内束缚了历史的发展,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的特色,是中国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五千年文化的积累,是中国文化保持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整理,从中吸取精髓,使之发扬光大；摒弃糟粕,以史为鉴. （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文化的“神”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文化的“形”是文化的“神”的载体,要发挥传统文化新的生命活力,就应实现其“神”与其“形”的现代统一.因此,一方面要致力于传统文化固有的“形”保存、保护——经典文本、文物古迹、传统节庆、优良的民间习俗、民间谚语等文化遗产,使之继续发挥作为传统文化其“神”的载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总结传统文化中的“神”,对其进行现代价值再创造,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观念,及时反映和体现出改革开放进程中涌现出的一些新思维、新观念、新取向,使中国文化更具时代特征和时代引导能力,使有“形”的文化遗产具有现代生命力. （三）重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腐朽、落后、愚昧成分已经难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必然会被文化自身的新陈代谢所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改造要有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时代意识,弘扬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以和为贵”、“兼爱”、“尚贤”、“自强不息”等普适性文化元素要大胆地发扬光大,应该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文化中包含的科学精神、民主思想、法制观念、****理论等文明成果,要像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样,吸收、消化、使之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中浑然天成的一部分,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更加完善. 三、大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保护中国传统文化,重构中国传统文化,最终目的就是要使中国传统文化深入民心,并且走出国门,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最重要的两个途径是：学校教育和媒介传播. （一）学校教育活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也是国家常抓不懈的一项工作.2006年9月国务院发布《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在有条件的小学开设书法、绘画、传统工艺等课程,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 笔者认为,要系统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还应该将其作为一门专门的课程独立于语文、历史等其他各科.这是向中国知识阶层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而知识阶层是发展文化的生力军,是普及文化的传播者.这门课程应重在介绍中国传统思想、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传统风俗习惯、传统文学艺术等,让学生在这门课程中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产生敬畏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产生历史认同感和归属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发展的联系而产生自信心；吸收中国传统思想而提高道德修养,学习中国传统文学艺术而获得美的教育. （二）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向大众、向世界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宣传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适性宣传,将传统文化融入文学艺术、影视戏剧中,渗透在网络、文化交流、旅游观光中,面向社会大众,重新唤起社会大众了解传统历史和文化的热情.通过这些媒介宣传,使中国传统文化民间化、大众化、全球化. 目前,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潮流.斯宾格勒的“文化有机论”与季羡林的“21世纪是东方文化世纪论”,以及不少学者认同的“太平洋世纪论”都认为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将成为世界主流或内核.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扬弃了落后和腐朽,在吸收了中国新文化、新思想,在融合了世界先进文化后,将在中国、在全世界显出勃勃生机.中国“礼义仁智信”的做人原则,教化为本、以德为先的政治策略,饱含中国深厚文化底蕴的风俗民情,孕育中国悠久历史的名山大川,将成为中国先进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蕴藏着丰富价值理念的中国传统文化将在人类新一轮道德价值规范的重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的和平崛起的强大精神动力.在我们向发达国家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会以新的方式与世界文化、现代文明并存,并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