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刑法志梗概
《》与《汉书》同比较 一、 内容比较 《史记》是我国部纪传体通史。
《汉书》则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
《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并入“列传”，体例较《史记》更为整齐统一。
第一，《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量的新材料、新史实，丰富了记事内容。
《汉书》记载汉代的典章制度更为详细具体，多收经世之交，还增补了许多人物事迹和史实。
第二，班固对《史记》的部分篇目和内容作了调整。
比《汉书》减少了几个传，对《史记》记载的内容作了一些移植删减。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
《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
《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
《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
第三，《汉书》开辟了一些新的领域，扩大了史学的范围，也填补了《史记》的不足。
《汉书》的“十志”是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扩展起来。
二、 思想比较 第一，《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比《史记》浓。
《史记》的撰述重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班固的《汉书》则重在“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
司马迁能够跳出历史看历史，能用这样一种发展的眼光看待他的写史意义，看到了历史的变化和向前发展，而班固维护汉室的正统思想非常明显。
首先，《汉书》极力为汉王朝的合理性作辩解。
其次，班固十分自觉地以汉臣自居，多次出现“我汉道”等语，又避明帝之纬，过分尊显汉室。
《史记》也有尊汉之意，但比较弱。
再次，《汉书》对下层人民的态度与《史记》迥异。
又次，班固指责司马迁，认为司马迁所歌颂的朱家等人是“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诛矣”，与司马迁的观点截然对立。
最后，《汉书》虽然对统治集团的虚伪、残酷、腐朽于荒淫也有所揭露和批判，但远不如《史记》那么广泛、深刻、尖锐、彻底。
第二，《史记》有较强烈的反天道、迷信的思想，而《汉书》则有宣扬天道、迷信的内容。
《史记》怀疑、否定“天道”的思想见于《伯夷列传》、《河渠书》、《儒林列传》等篇。
相比之下，《汉书》则大大地倒退。
第三，最能体现《史记》、《汉书》思想差异的，是《货殖》、《游侠》二传。
同样论述仁义道德的产生，《史记》、《汉书》都征引《管子》，司马迁则强调经济所起到的决定作用，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合。
相比之下，班固所谓“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则是迂腐的道德说教。
对于游侠，司马迁倾注情感，由衷赞叹。
班固他拘泥于封建道德，对游侠很少同情。
《史记》与《汉书》都出自卓绝的历史学家之手，他们都具有史家的实录精神和正义感，所以，两部史书都歌颂了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
两部史书对于封建王朝的政治黑暗，帝王的荒淫、权奸的昏庸、外戚的专横都有揭露批判。
不过，无论是歌颂，还是批判揭露，《汉书》都远不如《史记》的广度和力度。
这不仅因为《史记》是私修，《汉书》是官修；而且决定于作者的思想。
司马迁是一位具有朴素唯物思想和进步历史观的伟大思想家，而班固则是一位受封建正统思想影响极深的儒者。
三，风格比较 现从两书的感情色彩、叙事方法、人物刻画、语言表达四方面比较。
第一，《史记》和《汉书》都能严格遵守史家“不需美、不隐恶”的实录原则，表现出历史学家的文章道德。
《史记》的爱憎感情，主观色彩相当明显，而《汉书》常常变成不动声色的客观叙述。
第二，《史记》善于叙事，笔法千变万化，不拘一格。
《史记》能做到随物赋形，根据表达内容的需要而采取相应的表现手法。
第三，作为汉代两部纪传体经典史著，《史记》、《汉书》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它们不仅仅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而且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使已经消逝的历史变成可以让人重回历史现场、身临其境的生动画卷。
但《汉书》传写人物的成就也略逊《史记》一筹。
《史记》中不少篇章真实地叙写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史记》总是通过生动曲折的情节、矛盾剧烈的场面、个性化的语言、心理活动等表现人物性格，而在《汉书》中，有的被省略、有的被删节，便影响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
总体看来，《汉书》中的人物不如《史记》中的人物生动传神、血肉丰满，因而其文学性亦不及《史记》。
第四，《史记》与《汉书》的语言风格也大不相同。
《史记》语言感情浓烈、气势奔放、简练畅达、生动形象，完全是文学家的语言；《汉书》简洁整伤、典雅规范、准确严密、韵味深长，堪称史家语言的典范。
《史记》浪漫主义风格，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而《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
固杨万里说，“司马迁是李太白，班固是杜少陵”。
求汉书艺文志序全文
《汉书》是东汉时期（公元25年～公元220年）最重要的历史著作，由东汉史学家班固所著。
《汉书》起自汉高祖刘邦，止于平帝、王莽，写了西汉王朝二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
班固的父亲班彪，继《史记》之后，作《后传》六十五篇。
班彪死，班固继承父业，完成《汉书》一百卷。
班固死时，《汉书》的八表和《天文志》还没有完成，后来由班固妹班昭等人补写。
《汉书》大体上沿袭《史记》的体例，只是把《史记》的世家并入列传，改书为志，共分纪、表、志、传四类。
《汉书》十志的规模比《史记》的八书更宏大，其中《刑法》、《五行》、《地理》和《艺文》四志，是《史记》没有的。
《汉书》吸取过去许多历史著作的长处，有《史记》、《后传》作基础，所以它的叙述“文瞻而事详”，周密而有条理。
但班固依附于外戚窦宪，热衷于功名利禄，所以在《汉书》里，他歌颂权势集团，迎合统治者的意志，否定了《史记》某些方面的成就。
------------------------------ 《汉书》，一百二十卷，东汉班固撰。
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班固（32—92），本卷丁编别有传。
《汉书》在吸取《史记》成果的基础上，纠偏补缺。
如补立《惠帝纪》，补叙了当时有影响的制度和法令。
又增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诸传，还将张骞事迹从《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抽出，加以扩充，设立专传。
此外，于贾谊、晁错、韩安国等传中，增补了不少诏令奏疏。
其中，如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尤为著名。
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
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
班固于志书和史表的撰作中，多有突破，显示其博学贯通的特点。
如《百官公卿表》是现存最早的秦汉官制大纲，虽事略不详，但极为精要。
它如《刑法》、《地理》、《五行》、《艺文》、《食货》五志，独具匠心，是探讨秦汉法制、地理沿革、天文气象和生物变异、先秦秦汉典籍源流、财政经济状况的必读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对汉武帝以后的历史，班固除参据班彪所著《史记后传》外，也利用了刘向、刘歆、扬雄、冯商等人的研究成果。
如《高祖纪》径用刘向《高祖颂》，《艺文志》脱胎于刘歆《七略》，《郊祀志》部分袭用扬雄补作的《封禅书》，《张汤传赞》则引用了冯商的案语。
内容丰富，叙事极具条理。
《王莽传》更是研究新朝史的最基本的史料，对照《东观汉记》和《后汉书》有意无意地美化刘秀贬斥王莽的情况，《汉书》此传，客观翔实，愈发显得可贵。
班固深受正统儒学的熏陶，恪守封建礼教的规范，又崇信天命图谶，不能像司马迁那样秉正直言，而多所避讳。
但他又不能不受到史家直书的传统影响，因而不敢轻改《史记》已著的史实，并能曲折地反映西汉社会的种种腐败现象。
这一矛盾的心理和作为，是阅读中必须留意的。
《汉书》多古字古训，较为难读。
为此作注者甚多。
据《汉书》注中引延笃说推测，延笃在撰《史记音义》时，同时撰有《汉书音义》。
而现确知最早的《汉书》注，当推应劭、服虔两家。
他们所作《汉书音义》虽均亡佚，但在唐颜师古注中颇多征引，可略窥其概。
颜师古以其叔父游秦的《汉书决疑》为基础，集东汉以来二十三家之说，总为《汉书》注，较为精核，成为历代最流行的注本。
今通行《汉书》诸本，均采用颜注。
有关《汉书》的重要考订之作，有如下数种： 清王念孙《读汉书杂志》， 清沈钦韩《汉书疏证》， 清周寿昌《汉书注校补》， 清钱大昭《汉书辨疑》， 清朱一新《汉书管见》， 清沈家本《汉书琐言》， 近人杨树达《汉书窥管》， 近人陈直《汉书新证》。
王、周之作，长于音训文义。
二沈、钱、朱诸氏精于考证。
杨树达之训诂校勘也颇有可取。
惟陈直别开生面，系统利用居延和敦煌汉简、汉碑、秦汉铜器、漆器等古器物文字，秦汉印玺、封泥和瓦当等文字，以作新证，多所发明。
其中对《百官公卿表》的发伏疏证，尤为精当。
此外，金少英《汉书食货志集释》是研究汉代经济的重要参考书。
岑仲勉的《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则是研讨西域地名沿革的必读书。
清末王先谦集六十七家考订之作的精华，撰《汉书补注》。
其个人发明虽不多，但综合抉择能力极强，成就斐然，至今无可替代，是阅读《汉书》最基本的参考书。
其缺点是对钱大昭、周寿昌诸人之精说，采摭均有未备。
所以清代学者的考订之书仍不可轻废，而近现代学者的新成果，更需格外重视。
清人有关《汉书》表志的校补之作甚多，成就亦较大。
有代表性的佳作多收入《二十五史补编》及《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二书中。
其中夏燮《校书八表》、梁玉绳《人表考》、杨守敬《汉书地理志补校》、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最为重要。
《汉书》版本，可看中华书局点校本，也应参考百衲本。
工具书首推黄福銮《汉书索引》，其次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所编《汉书及补注综合引得》、魏连科《汉书人名索引》等。
南宋徐天麟的《西汉会要》七十卷，取资《史》、《汉》，将西汉典章制度的有关资料，分隶于帝系、礼、乐、舆服、学校、运历、祥异、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番夷等十五门凡三百六十七事。
虽便于翻检，但取材狭隘，重要资料仍有遗漏，引文节略过甚，时有错误，使用时皆当核查原文，不可直接引用。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
范晔字蔚宗，顺阳人。
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
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
《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
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
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
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
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
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 、《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 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
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主要的有东汉刘珍等奉命官修的《东观汉记》、三国时吴国人谢承的《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后汉书》、谢沈的《后汉书》、袁山松的《后汉书》，还有薛莹的《后汉记》，张莹的《后汉南记》、张璠的《后汉记》、袁宏的《后汉记》等。
八家《后汉书》谢承《后汉书》，一百三十卷。
谢书纪、志、传诸体俱全，且有所创新。
如《兵志》、《风教传》为其所独有。
从佚文推断，《独行》、《方术》、《逸民》、《列女》诸传当创始于谢书，并为范晔所吸取。
谢书表彰忠义隐逸，不以名位为限。
且谢书中所述江南名士甚多，为范书及其他诸家后汉书所不及。
现存谢书佚文数量较多，其中又半为范书所失载。
但此书地方色彩较浓，京洛事缺于三吴，不能全面反映东汉一代历史。
薛莹《后汉记》，一百卷。
此书佚文所存数量甚少，仅光武、明、章、安、桓、灵六帝纪论及少数人物传散句。
其论赞褒贬抑扬，发自胸臆，直道而陈，有一定的史识。
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
其八志并入范晔《后汉书》，已见前述。
纪传佚文数量仅次于谢承书。
书名《续汉书》显系接续《汉书》而作。
范书删改诸史时，重于文采，有的史实节略过甚，以至晦暗不明，往往要靠诸家后汉佚史订补，而《续汉书》最受重视。
以李贤注为例，引司马彪书多达一百四十九条，远在他书之上。
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用《续汉书》释汉末之事也最多。
华峤《后汉书》，九十七卷。
峤改称志为典，计划写十篇，惜未竟而卒。
复由其子华彻、华畅相继整理，始成完帙。
南北朝时，刘勰于《文心雕龙》中称其书“准当”，与司马彪书之“详实”等驾齐观。
所以范晔撰《后汉书》，除以《东观汉记》史料为基础外，华峤书成为其主要蓝本。
直接袭用华峤论赞可知者达十处之多，占范晔论赞的十分之一。
谢沈《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
所存仅《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五志佚文，对《续汉志》略有助益。
列传佚文甚少，且与范书雷同，用处不大。
袁少松《后汉书》，一百卷。
袁书纪传质量不高，佚文偶有可取。
但志书较全，佚文亦多，其中《郡国志》、《五行志》佚文对订补《续汉志》较有助益。
张璠《后汉纪》，三十卷。
《后汉纪》似为未完之作，流传不广，散亡亦早。
但所记汉末之事颇详，为袁宏所吸取。
从佚文看，四库馆臣以为皆以袁纪文意为佳。
故璠纪利用价值不大。
张莹《后汉南记》，五十五卷。
书早亡，佚文数量也最少。
唯安帝见铜人条，为其所独载。
以上，前七书的辑本，以清姚之驷的《后汉书补逸》为最早。
清人辑本中质量最精的，当推汪文台的《七家后汉书》。
汪氏留意于诸家后汉书，以稽古余力，重为搜补。
于所藏姚辑本，随见条记，丹黄殆遍。
弟子汪学敦复有增益，辑稿遂成。
其取辑广博，辑文丰富，考辨精审，出处周详，编目有序，末附无名氏《后汉书》佚文一卷，颇便于用。
不过，汪氏僻居远县，观觅善本以资校助，脱漏衍讹，在所难免。
汪氏殁后，书稿售于他人，虽经汤球手录以付其子，但仍有散失。
光绪八年（公元1882 年）赵 叔、林粲英刊行时，校刻未精，复增舛■。
加上未辑张莹记，其功未毕，有待订补。
最近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往》的出版，弥补了汪辑的不足，是目前较好的辑本。
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
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
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
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
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范晔出生在一个著名的士族家庭。
高祖范晷为西晋雍州刺史，加左将军。
曾祖范汪入仕东晋，官至晋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进爵武兴县侯。
祖父范宁先后出任临淮太守、豫章太守。
父范泰仕晋为中书侍郎，桓玄执政时被废黜，徙居丹徒。
刘裕于京口起兵灭桓玄，控制东晋政府实权后。
范泰重新被启用，出任国子博士、南郡太守、御史中丞等职。
他为东阳太守时，因开仓供粮和发兵千人，助刘裕打败卢循有功，被加官为振武将军。
从此，范泰受到刘裕的信任，屡被升迁，先后担任侍中、尚书常侍兼司空等职。
宋代晋后，拜为金紫光录大夫散骑常侍，少帝时加位特进。
范晔的家庭有着正宗的家学传统。
范汪“博学多通，善谈名理”，撰有《尚书大事》二十卷，《范氏家传》一卷，《祭典》三卷以及属于医学棋艺的著作《范东阳方》一百零五卷，《棋九品序录》一卷等。
范宁尝作《古文尚书舜典》一卷，《尚书注》十卷，《礼杂问》十卷，《文集》十六卷，尤以《春秋榖梁传集解》十二卷“其义精审，为世所重”。
范泰也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及文集等多种著述。
受到家庭的影响，范晔从小好学，再加上天资聪慧，因此尚未成年，便以博涉经史，善写文章而负盛名。
范晔（398—445），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
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
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因为“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开始撰写《后汉书》，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止，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
原计划作的十志，未及完成。
今本《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来补进去的。
关于范晔少时的生活，史载不详尽，只知其 “母如厕产之，额为砖所伤，故以‘砖’为小字。
出继从伯弘之，袭封武兴县五等侯。
少好学，博涉经史……年十七，州辟主簿，不就”（《宋书·范晔传》。
以下引文若不特别注明者，皆出此。
）。
南朝刘宋时代，范晔始出仕，历任宋武帝相国掾、彭城王刘义康府冠军参军转右军参军，出为荆州别驾从事史，寻召为秘书丞。
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年），父范泰去世，去官守制。
后出为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司马，领新蔡太守，迁为司徒从事中郎，不久，又升迁为吏部尚书郎。
可谓官运亨通。
元嘉九年（432年）冬，彭城王刘义康母亲去世。
葬前的晚上，百官吊唁，范晔与司徒左西属王深夜宿义康府广渊处（时晔弟广渊为义康府祭酒），纵酒夜半，无所顾忌，醉意朦胧中又听挽歌为乐，因此触怒义康，把范晔贬官出京为宣城（今安徽宣州市）太守。
贬官期间，范晔深感郁闷不得志，短期内上调无望，便删节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期间修撰完成大部。
约六七年后，迁官为长沙王刘义欣的镇军长史，加宁朔将军。
元嘉十六年（439年），生母去世，服阕，为始兴王浚后军长史，领南下邳太守。
死前累迁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
? 范晔一生狂狷不羁，意志颇不满于朝廷，晚年终于发作到了顶点，加入了彭城王谋反阵营。
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十一月，同党徐湛之上表首告，供出了所有谋反同党及往来檄书信札，谋反失败。
不久，范晔等被处死，连坐从诛的还有其弟广渊、其子范蔼等。
狱中，范晔写了一篇《与诸甥侄书》，总结了他对文学、史学、音乐、书法的研究心得。
在即将告别人世之际，他希望将来能有个知音，理解《后汉书》的价值。
他对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史学著作十分自负，认为它们“精意深旨”，是从古至今没有过的“体大而思精”的作品，其中诸序与论赞，更是“天下之奇作”，和班固的《汉书》相比，毫无愧感。
他说，世人多贵古贱今，所以他才“称情狂言”，以期引起人们对《后汉书》的重视。
范晔的自夸虽然有些过分，但他的著作也确实有超人之处。
刘昭说：“范晔后汉，诚跨众氏”（《后汉书注补志序》），刘知几也说：“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参见《史通》的《书事篇》和《补注篇》）。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在范晔著书之前记述东汉一代历史的著作共有十部，八百余卷。
然范书一出，诸家《后汉书》则日渐消沉，逐渐散佚。
后来除晋人袁宏的《后汉纪》保存下来以外，其余都已不存。
这说明范书杀青虽晚，却后来居上。
范晔著《后汉书》，着力探讨东汉社会问题，贯彻了“正一代得失”（《后汉书》附《狱中与诸甥侄书》）的宗旨。
书中的《王充王符仲长统传》，载王符《潜夫论》5篇，仲长统《昌言》3篇，都是探讨东汉为政得失的名作。
他又于传末写了一篇长约600字的总论，对王符等人的言论做出评判，由他们的得失之议，引向更高层次的历史变化之论。
范晔论史往往能抓住历史矛盾进行具体分析。
一般论史的人大都对光武帝建国后不任用功臣表示不满，范晔则在中兴二十八将论中指出这正是刘秀的深谋远虑。
他说光武帝对功臣崇以爵禄，而将吏事委之吏职，既避免了像西汉初年那样的分裂动乱、诛杀功臣之弊，又为一般士人广开入仕之途，满足了封建国家对人才的需要，是“至公均被”之举。
此论深合秦汉政治实际，颇具史家识见。
《后汉书》所以成为不朽的史学名著，也因为它在编撰上取得了很大成功。
纪传体是一种综合体裁，在这种体裁中如何统筹全局，详略得当地再现史实，是个很棘手的问题。
范晔对全书作了细致的整体规划，对史实进行了认真的剪裁。
书中所述史实规避得法，彼此间既有照应，又不重复繁冗，表现出高超的史学技巧。
通过他的妙手剪裁，《后汉书》井井有条地叙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兴亡大势，错落有致地描画出东汉一代的社会、民情与人物百态。
刘知几称赞《后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补注》），王应麟则说：“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几人
”（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都充分肯定了他这方面的成就。
范晔的才华是多方面的，本传中说他“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而尤以“善为文章”著称。
他修撰的《后汉书》被列为“四史”之一，其价值是多方面的，举世公认。
至于他的诗文，范晔自言所作不多。
其临死前于狱中所作的《狱中与诸甥侄书》，内中包括他的自我总结、写作的甘苦感受、关于写作的心得体会及对《后汉书》的自序等内容，内容丰富，曲折详尽。
关于作文，文中论曰： 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时虽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
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
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
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
此中情性旨趋，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谓颇识其数。
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故也。
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
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 可见范晔正确地认识到了写作中“文”与“意”的关系及声韵运用的重要性，这可作为理解其文才的一个重要方面。
? 范晔还富有音乐才华。
他长于弹奏，犹擅长演奏琵琶，且能谱制新曲。
文帝总是想方设法让他为自己弹奏。
另外，又据其本传载：“（晔）性精微，有思致，触类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损制度，世人皆法学之。
撰《和香方》……”可见范晔的才华是多方面的。
司马彪（
-306），字绍统，晋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
从小好学，然而好色薄行,不得为嗣。
司马彪因此闭门读书，博览群籍。
初官拜骑都尉，泰始中任秘书郎，转丞。
司马彪鉴于汉氏中兴，忠臣义士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繁杂，遂“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
”范晔的《后汉书》出，司马彪的《续汉书》渐被淘汰，惟有八志因为补入范书而保留下来。
《续汉书》的八志有《律历志》、《礼仪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国志》、《百官志》、《舆服志》。
其中《郡国志》记录东汉以来地理情况，《百官志》记录东汉官制，它们对地理历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可以上接《汉书》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表》。
《舆服志》是新创志目，记载车仗、服饰制度，是典章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八志中这三个志的价值更突出一些。
遗憾的是，与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关系都相当大的《刑法》、《食货》、《沟洫》、《艺文》四志，《续汉书》中都付诸阙如，影响了八志的总体成就。
另有《庄子注》21卷，《兵记》20卷，文集4卷。
均佚。
今仅于《文选》中存《赠山涛》《杂诗》等。
在司马彪之前，曾有东汉官修的纪传体东汉史《东观汉记》；在司马彪之后，有华峤等撰《后汉书》。
至南朝刘宋范晔，“乃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繁补略，作《后汉书》，凡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篇。
”（《史通·古今正史》）范书能集众家之长，故后来居上。
范晔以罪入狱，其十志未成而死。
梁刘昭为范书作注，乃取《续汉书志》加以注释，分为30卷，以补范书之缺。
范晔《后汉书》最早的刻本，系北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由陈充等人校勘，“既毕，遣内侍裴愈赍本就杭州镂板”（《崇儒》四之一）。
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又刊刻由刁衎等人续校的《后汉书》校定本（《淳化校三史嘉佑校七史》）。
上述两个版本都只有范晔所撰的纪传，而没有司马彪的《续汉书》志。
真宗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仁宗即位，未改元）十一月，判国子监孙奭上疏： 光武嗣西汉而兴，范晔继《东观》之作，成当世之茂典，列三史以并行。
克由圣朝刊布天下，虽纪传之类，与迁、固以皆同；书志之间，在简编而或缺。
臣窃见刘昭《注补后汉志》三十卷，盖范晔作之于前，刘昭述之于后，始因亡逸，终遂补全，缀其遗文，申之奥义。
至于《舆服》之品，具载规程；《职官》之宜，各存制度。
倘加铅椠，仍俾雕锼，庶成一家之书，以备前史之缺。
伏况《晋》、《宋书》等，例各有《志》；独兹《后汉》，有所未全。
其《后汉志》三十卷，欲望圣慈许令校勘雕印。
（《乾兴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中书门下牒国子监》） 仁宗命马龟符、孙奭等人校勘，于“乾兴元年十一月戊寅校定《后汉志》三十卷颁行”（《淳化校三史嘉佑校七史》）。
同时把刘昭所注《续汉书》志补入范晔《后汉书》，于“天圣二年送本监镂板” （《崇儒》四之六）。
司马彪的八志遂成为范晔《后汉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范书无志，梁刘昭注之，即以司马彪《续汉书》志补入，孙氏承泽、李氏光地皆指为范氏书。
观陈振孙《书录解题》第四卷，宋《馆阁书目》已如此误也。
此《志》每卷首题云梁刘昭注补，不知何人题。
正因以司马《志》补范书即刘昭所为，故后人题之如此。
别本改云补注，岂司马《志》有所缺，昭补之兼注之耶
司马《志》无缺也。
抑昭之前已有注司马《志》者，而昭又补其注耶
昭之前未见有注者也。
姑再考之。
（《范氏后汉书用司马彪志补》） 王氏所说的“别本改云补注”，即清代武英殿本《后汉书》中各志卷端署名“梁剡令刘昭补并注”，造成他对刘昭“注补”还是“补注”问题心存疑虑。
殊不知此举乃系后人妄改，本不足存疑，但王鸣盛却认为应当“再考之”，于此可见乾嘉史家考史的慎重态度。
李慈铭不同意钱大昕等人的看法，明确提出刘昭注范晔《后汉书》时把司马彪《续汉书》志加以注释并补入范书的观点。
他说： 《后汉书》中八志，自来多误为范氏作。
国朝朱氏彝尊、钱氏大昕、纪氏昀、王氏鸣盛，洪氏颐煊、赵氏翼皆辨正之，今日为遍录于汲板范书之首。
惟钱氏、纪氏谓以司马书并于范书，始自宋乾兴中孙奭、余靖等奏请，则尚未确。
《梁书》及《南史》刘昭本传，俱仅云昭注范晔《书》，而昭自序云：“范志全缺，乃借司马《续书》八志，注以补之，分为三十卷，以合范史。
”是合司马《志》于范书，乃始于昭。
故《隋书·经籍志》云：“《后汉书》一百二十五卷，范晔本，梁剡令刘昭注。
”即今所传帝纪十二卷、志三十卷、列传八十八卷是也，共计一百三十卷，而云“一百二十五卷”者，偶写误耳。
（《后汉书》） 李慈铭所谓“钱氏、纪氏谓以司马书并于范书，始自宋乾兴中孙奭、余靖等奏请”云云，前引钱大昕与《四库全书总目》皆无是说，而是他自己把北宋乾兴年间和景佑年间两次校勘之人误合在一起，强加在钱大昕和纪昀头上。
幸好这一错误并未影响其结论。
胡玉缙不同意《四库全书总目》的观点，认为“刘昭已将八志并入范书，《提要》知注补别有总叙，乃不加考核，以或疑唐以前以并八志入范书为未确，何其疏也
” （《史部正史类一·后汉书》）从上述诸家的记载来看，可见是刘昭把司马彪《续汉书》志注疏后补入范晔《后汉书》，而不是迟至北宋孙奭校勘时才把两书合并一处。
他们的结论同样斩钉截铁，不容置辩。
以上两种意见，除邵晋涵以外，其余诸家争论的焦点非常集中，即究竟是南朝刘昭还是北宋孙奭把司马彪《续汉书》志与范晔《后汉书》纪传合为一书。
所以，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对邵晋涵的意见加以辨正。
邵氏引杜佑之书证成己说，经查杜佑《通典·选举典》有关范晔《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与科举关系的有关文字，有如下一段记载： 其史书，《史记》为一史，《汉书》为一史，《后汉书》并刘昭所注志为一史，《三国志》为一史，《晋书》为一史，李延寿《南史》为一史，《北史》为一史。
习《南史》者，兼通《宋》、《齐》志；习《北史》者，通《后魏》、《隋书》志。
自宋以后，史书烦碎冗长，请但问政理成败所因，及其人物损益关于当代者，其余一切不问。
国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实录》，并《贞观政要》，共为一史。
杜佑记载唐代科举考试把范晔《后汉书》和刘昭所注的司马彪《续汉书》志二者并列，既说明它们之间有密切关系，又恰恰表明当时两书各自独立，仅仅利用范晔《后汉书》纪传知识不够，所以要把刘昭所注《续汉书》志与范书配合使用；如果说唐代两家已经合为一书，就完全没有必要两书并举了。
邵氏之说不仅不能证实司马彪《续汉书》志附入范晔《后汉书》“始于唐人”，反而验证了陈振孙所谓北宋以前两家“自别为一书”的结论正确。
所以，四库馆臣为《四库全书总目》的《后汉书》提要定稿时，认为邵晋涵的看法仅仅是推论之辞，“似未确也”，难以自圆其说，不予采用。
排除了邵晋涵的说法以后，剩下的问题就是评价刘昭合并说与孙奭合并说二者孰是孰非。
我认为，只有详细考察两书分合时间及其原委，才能辨明双方观点与论辩的是非得失，对两书分合的历史事实祛疑考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范晔《后汉书》有纪传而无志，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无庸再加辨析。
刘昭为其书的纪传作注时，为弥补这一缺憾，便把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志文单独加以注疏，补入范晔之书。
他比较范晔确定的《志》目与《续汉书》八志的异同，并且阐明注补宗旨说： 寻本书当作《礼乐志》；其《天文》、《五行》、《百官》、《车服》，为名则同；此外诸篇，不著纪传，《律历》、《郡国》，必依往式。
晔遗书自序，应遍作诸志，《前汉》有者，悉欲备制，卷中发论，以正得失，书虽未明，其大旨也。
曾台云构，所缺过乎榱角；为山霞高，不终逾乎一篑，郁绝斯作，吁
《汉书》的主要内容500字
前孔子去世以简洁平实而涵义精深的言论就无人能够传授了；七贤去世以后，对儒经大义的解释始产生分歧。
所以《春秋》分成了五个学派，《诗经》分成了四个学派，《易经》有了好几家的传注。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斗争错综复杂，学术上也是真价格立门户、互相争论，诸子百家的学说众多而又混乱。
到了秦朝，认为这种状况是一个祸患，就焚毁儒经，想用来使百姓变得愚昧无知，利于统治。
汉朝建立以后，改革了秦朝的弊政，大量收集图书，广泛开辟了献书的途径。
到了汉武帝的时代，书籍中文字残缺、竹简脱落，礼乐制度也衰败到了废弛的地步。
皇上感慨地声称道：“朕对此非常有旅啊
”于是建立了藏书的策府，设置了抄书的机构，上自儒经，下到诸子百家的传注与著述，全都收藏到了秘府之中。
到了成帝的时候，见于书籍严重散失，派谒者陈农向天下搜求散失的书籍，命令光禄大夫刘向校订儒经、传注、诸子之书和诗歌、词赋，命令步兵校尉任宏校订兵书，命令太史令尹咸校订数术之书，命令侍医李柱国校订方技之书。
每一部书校订完毕，刘向就分别列出它的篇名，总结它的大要内容，抄录下来然后呈报给皇上。
工作即将完毕之际，适逢刘向去世了。
哀帝就又让流向的儿子侍中奉车都尉刘歆继续完成他父亲未竟的事业。
刘歆于是总括了整理完毕的全部书籍的内容，然后向皇上呈报了他的《七略》，包括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
现在节取其中的主要内容，用来完善图书的记载。
儒家这个流派，大概出自于古代的司徒之官。
他们帮助国君，顺应自然，宣明教化。
涵泳于六经的文章当中，特别注意仁义之间的事务，远宗尧舜的道统，近守周文王、武王的礼法，尊崇孔子为师表，来加重他们言论的重要性，在各派道术当中最为崇高。
孔子说：「如果对别人有所称赞，就一定先对他有所试验。
」唐尧虞舜的兴隆，商朝周朝的盛世，孔子的德业，是已经经过试验而有成效的。
但是迷惑的人已经失去了（儒家经典中）精深微妙的道理，而邪僻的人又追随时俗任意曲解附会经书的道理，违背离开了圣道的根本，只知道以喧哗的言论来博取尊宠。
后来的学者依循着去做，所以五经的道理就乖谬分离，儒学就逐渐的衰微的；这就是那些邪僻的儒着所留下来的祸患啊。
道家这个流派，大概出于古代的史官。
他们连续记载成功失败、生存灭亡、灾祸幸福、古今的道理。
然后知道秉持要点把握根本，守着清静无为，保持谦虚柔弱的态度；这就是国君治理国家的方法。
（这想法）符合于尧的能够谦让，易经上所说的谦虚，一种谦虚可以得到四种好处；这就是他们的长处。
等到狂放无守的人来实行道家学术，那么就断绝了礼仪，抛弃了仁义；认为只要用清静无为，就可以治理好国家。
阴阳家这个流派，大概出于古代掌天文的官职。
他们恭敬的顺从上天，用历象来记录日月星辰的运行，恭敬的教导人民按照天时祭祀、耕种；这就是他们的长处。
等到拘泥固执的人来实行阴阳家的学术，就被禁忌所牵制，拘泥于占卜问卦的小技术，舍弃了人事而迷信鬼神。
法家这个流派，大概出自于古代的法官。
他们奖赏很有信用处罚必然施行，来辅助礼仪制度的推展。
易经上说：「先王用很严明的刑罚来整饬法律。
」这就是他们的长处。
等到刻薄的人来实行法家的学术，那么就不要教化，舍去了仁爱，专门用刑法，而想要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至于残害了最亲近的人，伤害恩义刻薄了应该亲厚的人。
名家这个流派，大概出自于古代掌礼仪的官职。
古代名号品位不一样，所用的礼节也就异等。
孔子说：「一定要来端正名分啊
名分不端正，那么所说的话就不顺当；所说的话不顺当，那么所做的事就不成功了。
」这就是他们的长处。
等到喜欢攻击别人阴私的人来实行名家的学术，那么就只会卖弄一些屈曲破碎、支离错杂的言辞罢了。
墨家这个流派，大概出于古代掌管宗庙的官职。
他们住在茅草盖顶，以采木为椽的房子里，所以注重节俭；奉养年老更事致仕的人，所以主张兼爱；以大射礼选拔人才，所以崇尚贤人；尊崇鬼神尊敬祖先，所以崇敬鬼神；顺从四时做事，所以不相信命运；以孝道宣示天下，所以崇尚同心同德；这就是他们长处。
等到眼光浅短的人来实行墨家学术，只看到节俭的好处，因此就反对礼节；推广兼爱的旨意，而不知道分别亲疏远近。
纵横家这个流派，大概是的出于古代的外交官。
孔子说：「读了诗经三百篇，派他出使到国外去，不能独当一面应对进退，虽然学了很多又有何用呢
」孔子又称赞蘧伯玉的使者说：「好使者呀
好使者呀
」这就是说一个使者应该权衡事情的利害得失做适当的处置，只接受出使的命令而不接受应对的言辞，这就是他们的长处。
等到邪恶的人来实行从横家的学术，那么就崇尚欺诈，而背弃了应该遵守的诚信。
杂家这个流派，大概出于古代的议政之官。
他们兼容儒家、墨家，综合了名家和法家，他们知道治理国家的体要必须有这些派的主张，他们也看出来王道政治必须百家贯通，这就是他们的长处。
等到放荡的人来实行杂家的学术，就散漫杂乱而没有中心目标。
农家这个流派，大概出于古代掌管农业的官职。
他们劝导人民耕田种桑来使衣食充足。
所以古代最重要的八件政事，第一就是吃饭的问题，第二就是货物的问题。
孔子说：「要重视人民吃饭的问题。
」这就是他们的长处。
等到鄙陋的人来实行农家的学术，认为用不着圣明的君王，想要使君民一起耕种，这就违背了君臣上下的次序。
小说家这个流派，大概出自于古代的小官。
（这一派）是大街小巷的谈论，马路上传说的人所造成的。
孔子说：「虽然是小的技巧也一定有值得观赏的地方；但想要推行久远恐怕滞泥不通，所以君子是不学的。
」但是它也不会消灭。
（小说家）是乡里有小智慧的人所写的东西，也要把它编辑保存起来而不要忘记了；假如里面有一句话值得我们来采用，这也就如同古代樵夫、狂放的人他们的议论一样（有参考的价值）。
诸子共有十家，其中值得观赏的不过九家而已，都是起于王道政治已经衰微以后，诸侯以武力相征伐，当时的国君，喜好厌恶的不一样，所以九家的学术纷纷兴起。
各自引用他们的一种学说，推崇他们学说的好处，用这学说来奔走游说，迎合诸侯的心理。
他们的言论虽然不一样，就譬如水火，是互相消灭也是互相生长的；就像仁与义，敬与和，虽然性质相反却又是互相生成的。
易经上说：「天下（学问）的途径虽然不一样但是归趋是相同的，思虑虽然很繁杂但是目标一致。
」现在各家的学者，各自推崇他们学说的长处，用尽了智慧和思虑，来阐明他们学说的要旨。
虽然各自有偏见短处，但是综合他们的主要归趋，发现他们也都是从六经分支出来的。
假使让他们遭遇到圣明的君王，能折中采用他们的主张，他们都可以成为辅佐的人才啊。
孔子说过：「礼仪散失了要到乡野去寻找。
」现在距离圣人的时代很久远了，圣人的道术残缺废弃，没有地方再去加以追求了，采用他们九家的学术不是胜过去乡野找来得好吗
如果能修明六经的学说，观察参考这九家言论，舍弃短处取用长处，就可以通达治理国家的各种方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