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人造生命
有何最新进展
关于万能的装配工能够创造各种奇迹（完全控制物质的结构）以及人们把自己输入计算机然后再把计算机装入灌木状机器人（只需50年就能实现）的理论描述无疑是精彩至极的。
但是，关于目前已经做了些什么，偶尔也会使人心生疑云。
已经取得了哪些进展
这些宏伟计划实施得如何
理论描述需要在现实世界中落脚，否则，这些狂妄自大的冒险尽管会受到赞美，最终仍难免被贬低为“仅仅是理论而已”。
事实上，狂妄自大的智力探险者们已经把他们的成果展示过一次了，1987年9月21日是个星期一，这天上午，首届世界人造生命大会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开幕。
这次会议能够在这样一个出于历史原因一直以讲求实效著你的地方举行，真是最合适不过了。
在这里，你可以随便侃侃而谈，可以就哪一种炸药适合于哪一种炸弹随意高谈阔论，但是，此后你必须到峡谷或是预备好的场地，或者到内华达州的试验场去，把你的发明投入实际的试验。
也许你的炸弹会爆炸的。
在洛斯阿拉莫斯，只有实效算数。
当然，会议的参加者们也没忘记把话说得圆满些。
大会的组织者克里斯·兰顿说：“我们现在是在原子弹的诞生地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
这里是我们发明具有大规模破坏和杀伤力技术的地方，也是人造生命实验室的基地。
正像核能的发展那样，这里有人造生命既可利用又可滥用的同等机会。
” 到9月20日晚上为止，大多数与会者都已前来报到。
美国各州都有人参加，尽管来自科技发达的马萨诸塞、亚利桑那和如利福尼亚等州的代表人数在比例上显得多了些。
除美国代表外，还有来自英国、丹麦、荷兰、西德等国的代表。
人造生命实验室的正式名称是“生命系统合成与模拟跨学科实验室”。
代表们从会议日程表上得知，在今后的几天里，各种人造生命——如人造鲜花、昆虫、鸟类、鱼类、蜜蜂等等——将会纷纷登台亮相。
来自牛津大学的动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带来了他的自动“生物形态”计算机程序。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戴夫·杰斐逊带来了人造兔子和人造狐狸。
来自郁金香王国荷兰的阿里斯蒂德·林登迈尔带来了人造欧铃兰，紫丁香，以及其他地上人间闻所未闻的鲜花。
另一位来自荷兰的波林·赫格韦格带来了她的“生物信息野蜂”，来自伊利诺依的诺曼·帕卡德则携带了一群基因计算机昆虫。
加利福尼亚“象征”计算机公司的克雷格·雷诺兹则带来了几只“类鸟”（与鸟相似的东西），《美国科学》杂志计算机娱乐专烂的撰稿人A. K. 迪德尼前来担任本次人造生命名流展示会的评委并主持发奖。
所发的蓝绶带和获奖证书都是他亲手制做的。
包括汉斯·莫拉维奇、埃里克·德雷克斯勒和基思·亨森在内的100多位活跃的专家出席了这次为期5天的盛会。
他们是人造生命界的精英，每个人都带来了自己的展品、模拟物、模型、计算机程序、录像带、电彰片等等。
他们谈论的都是“合成生物学最近的实验”、“从无生命物质中制造生命形式”或“制造真正的大脑”等话题，乃至人们认为他们能随意完成任何创造，能够像人造生命的先驱维克多·弗兰肯斯坦那样，从试管中甚至简陋的手术台上制造出合成有机物。
但是在这次展示会上，现实与期望却不相称。
除了与会者外，最先进的能移动之物是两辆小型机动车——“人造汽车”。
它们能像灯蛾一样自己奔向光源。
从历史角度来看，展示会似乎不应局限于奔向光源的玩具汽车，而应拥有更多的吸引人的生命形式，因为制造机械生命形式的尝试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从18世纪制做钟表的时代就斤始了。
“人造生命”一词是克里斯·兰顿在亚利桑那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发明的。
他在会议的欢迎词中介绍了由一位名叫雅克·德·沃肯森的人在1735年制做的人造鸭子。
这只用镀金铜片制做的鸭不仅看上去像鸭子，还能像鸭子一样地叫并在水面上拍打翅膀。
除此之外，它还能吃食、饮水、消化、甚至能排泄出一粒粒的人造食物。
它是一件做工复杂的杰作，仅一只翅膀就由400个机械零件组装而成。
但是，它还算不上世界上最先进的人造鸭子
100年以后，一位名叫赖希施泰因纳的男子制做的鸭子比它棒多了。
当他在1847年把它公开展示的时候，《自由言论报》才其真实程度曾作过如下热情洋溢的介绍。
“轻轻地触动底部的某处，”该报说，“鸭子极其自然地四处张望起来，用充满智慧的神情看着观众。
它的主人对此有着与众不同的理解，因为他离开了一会，很快带回了一些食物。
他往一只盆子里倒满燕麦粥，我们这位饥肠辘辘的朋友迫不及待地把嘴扎了进去，一边吃一边满意地摇动着尾巴。
它贪婪地喝粥的样子同真鸭子一模一样。
盆里的食物很快只剩下一半，其间鸭子只有几次抬起头，好奇地看看四周，似乎有什么不熟悉的声音打扰了它。
此后，对这顿俭朴的午餐颇感满足的鸭子站起身来，一边舒展身体，一边满意地叫了几声以表谢意。
” 以上对人造鸭子的充满艺术情调的描写大约是在1847年。
到了20世纪中叶，用人工合成方法制造家禽的前景似乎不是不可思议的了，遗憾的是人造鸭子却井没有问也，只是在迪斯尼主题公园和其他类似场所出现了一些古怪的生命模仿物。
对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史蒂夫·奥科曾经描述过人造苍蝇，但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啊。
奥科曾在理想玩具公司工作过，给熟练技师当助手。
一天早上奥科前去上班，只见技师站在办公室中央正在展示他的最新也是最拿手的杰作。
只见它长着一对白色的翅膀，在房间里嗡嗡地飞来飞去，就像一只苍蝇。
随着技师转动手中的操纵杆，苍蝇忽而俯冲下来，忽而转弯，做着各种极端复杂的杂技般的动作。
史蒂夫认为这真是一件难以置信的杰作，用它能够赚100万美元
实际上，这只是技师先生开的又一个玩笑。
他捉了一只普通家蝇，把白纸粘在它的翅膀上，然后让它飞起来，仅此而已。
至于操纵杆，那完全是假的，不起任何作用。
与前面这几位不同的是，参加人造生命大会的可敬的科学家们不是要出于娱乐目的制造一些模拟物，而是要创造生命本身。
不是生命的模拟物，而是真正的新的生命形式，即基于某种新的物质而不是以往的碳比合物的、完全原始的生命结构。
与会者认为，至于这个东西是什么并没有关系，重要的不是制造有生命之物的材料，而是这些材料的组织形式，即表达生命基本逻辑的方式。
在他的经典教科书《主物化学原理》中，A. L. 莱宁格提出了一个对整个人造生命界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如果说有生命的生物是由本质上无生命的分子构成的，那么，为什么有生命的物体与同样是由无生命的分子构成的无生命的物体之间有如此巨大的差别
” 答案在于分子的组合方式，因为生命的本质不是物质，而是复杂的信息型式。
生命不是“物”，而是“物”的构成方式的特征。
只要能正确地将“物”构筑起来，任何物质中都能出现生命，不管是在血肉之中，在计算机屏幕的光标上，还是在沙粒里。
这次大会面临的挑战就是捕捉存在于常见的生物和植物材料以外的其他物体中势必存在的信息形式。
这样做是出于两个动机。
其一是找到一种以多种生命形式而不是我们迄今在地球上所有的唯一生命形式为基础的万能生物。
事实上，生物学家们研究的不是生命本身，而只是地球上的生命，并且仅仅是地球生命的某种形式。
不管地球上的生命形式表面上显得多么不同——蚯蚓不同于鸟类，蚂蚁不同于鲸，等等——它们却来自同一个基因来源，也就是说，它们只是某一种生命之物的例证。
卡尔·萨根曾经说过，“与化学家、物理学家、地质学家或气象学家相比，生物学家存在着基本的缺陷。
前者对其各自学科的研究都已超出了地球的范围。
从根本上说，地球上只有一种生命形式这种说法太没有眼光了。
” 克里斯·兰顿对这个问题持有同样的看法：“在缺乏其他例证的情况下，区别生命的基本特征（即所有生命系统原则上共有的特征）和生命的偶然特征是极为困难的。
但是，由于历史的偶然和共同的基因遗传，后者却是地球上生命的共有特征。
”萨根提出，地球只有一种生命形式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是到地球之外寻找其他生命形式，也就是外星球的生物。
他说：“只要掌握地球之外存在生命的一个例证，就会带来生物学的一场根本性革命，不管这种生命在其形式或实质上显得如何初级。
” 克里斯·兰顿却认为希望不大。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之内，具有不同物理构成和化学性质的各种生物不可能自动展示它们自己，以供我们进行研究。
我们唯一的选择是自己合成其他生命形式——人造生命，即由人而不是大自然创造的生命。
” 以上是努力创造人造生命的动机之一，即试图创造出一种万能的生物。
但这还不是创造人造生命的真正原因。
真正的原因是，创造生命本身就像40年前在洛斯阿拉莫斯制造原子弹一样好玩。
“如果你真的有一个美妙的想法，我想你应当把它付诸实施，”汉斯·莫拉维奇在会后曾这样说道，“因为它将为你打开新的眼界。
如果你有几磅钚，那就干吧
曼哈顿计划就在这里面呢。
” 所以，在1953年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构并燃起创造生命的希望之火后，除了“由人而不是大自然创造的生命”之外，谁还能想象得出更好的科学计划
1965年，在沃森和克里克发明脱氧核糖核酸12年之后，当时担任美国化学学会主席的查尔斯·普赖斯提出，创造人工合成的生命形式应成为美国新的全国性目标。
他说，人工合成的生命形式将是真正的、新的生命形式，而不是“纯粹的模拟”。
这当中当然是有风险的，其中包括如何判定这种冒险事业成功的意义。
弗兰肯斯坦的设想——即“发疯的科学家”一头钻进地下室的破车间摸索地干，多年后再出来时，人已经变成了怪物——毕竟是令人担忧的。
在洛斯阿拉莫斯大会上，一位名叫多伊恩·法默的物理学家把以上设想称作是“弗兰肯斯坦问题”，并说它是“对人造生命的令人可怕的比喻”。
但是，大多数与会者却无暇对此多想，那里有那么多新的生命形式要看呢。
它们的意义以后会弄清楚的——也许。
理论是一回事，但实践却是另一回事。
总的来说，有关人造生命的理论比如何将之付诸实施的办法——哪怕较为接近的方法——要多得多。
举例来说，《美国科学》杂志在1956年刊登了一位名叫爱德华·F. 莫尔写的题为“人造生命植物”的文章。
该文作者建议制造一系列人造植物，它们是像机器一样的物体，以大自然中的各种养分和阳光为原料进行自我繁殖。
他说，这些植物将是“有生命的”，因为它们能像其他植物一样自我繁殖，但同时它们又是人造的。
作者认为，制造这种植物将具有经济价值。
“从这些植物中可以得到它们的构成物。
正如棉花、黑檀木和甘蔗都是从自然界植物中得到的那样，从以镁作为其主要结构材料的人造植物中可以得到镁。
” 除了过于宏观之外，莫尔的设想同埃里克·德雷克斯勒的计划有异曲同工之处，按照莫尔的设想，可以用各种机器零件制造人造植物，如“铁磁材料，电机，机床，齿轮，螺钉，电线，阀门，润滑油”，等等。
他同德雷克斯勒一样预见到，如果放松控制，这些人造植物将会变得十分危险，因为它们“很快就会充满海洋和陆地”。
但是，尽管存在着以上危险，尽管实际制造人造生命植物存在着各种困难，莫尔预计“设计问题将会在5至10年内解决”。
尽管时间长，它却“比人类乘太空飞船飞往其他星球容易得多”。
这不过是理论。
在洛斯阿拉莫斯大会期间，一位名叫理查德·莱恩的计算机理论学家提出，把大批可自我繁衍的机器人送上月球并使它们变为自动化工厂，这样，就可以“几乎毫无代价地”制造出各种产品。
这同样不过是理论。
说到实际制造人造生命，尽管已取得过一些小小的成功，但进展毕竟是有限的。
在人类首次登月的1969年，在巴法罗的纽约州立大学，K.W.詹恩、I.J.洛奇和J.F.达涅利3位生物学家制造了一个与人造细胞相似的东西，或者说，这个东西至少部分是人造的。
这3位科学家从查尔斯·普赖斯“把创造新的生命形式作为美国的全国性目标”的讲话中得到了鼓舞。
他们在为该项计划撰写的报告中称：“我们从参加一次关于细胞实验性人工合成的研讨会得到启发，认为自己能够利用变形虫的主要构件——细胞核、细胞质和细胞膜——重新制造变形虫。
” 他们找到一些活变形虫，把它们的肢体逐个分解，然后用这些互相分离的构件制造出了一种全新的有生命物体。
他们从一个变形虫内取出细胞核，从另一个体内取出细胞质，从第三个体内取出细胞膜。
把它们结合到一起，一个新的生物便诞生了。
瞧，由这几种要素构成的集合体居然活了。
虽然没有活下来，但新的细胞有80％的时间是活着的。
“我们现在具备了以任何需要的方式组装变形虫的技术能力，”3位科学家得出结论说。
詹恩、洛奇和达涅利实际上并不是在合成新的生命。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是“用已分解的构件重新组装有生命的细胞”。
尽管这算不上什么重大成就，他们却创造了人世问的一种全新之物。
推而广之，这就好像他们从某人身上取下血液系统，从另一人身上取下肌肉和骨骼，从第三个人身上取下大脑和内脏器官，然后把它们组装到一起，制造出一个新的人种。
他们制造的不是别的，而是地地道道的弗兰肯斯坦式细胞
3位科学家认为，重要之处在于重新组装的变形虫可以作为测试其他细胞构件可存活性的“极好的测试系统”。
所以，如果你想确定某一细胞核的健廉情况，只要把它移植到新组装的测试系统中看它能否存活，便一目了然了。
当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站于1987年9月投入运转时，以上成就都已成为过去。
但是，就真正制造新的生命形式而言，其间却未取得任何重大进展。
没有制造出一个人工合成细胞，也没有任何人造植物存活下来。
工作站取得的成果没有一样可以与沃肯森和赖希施泰因纳的机械鸭子相提并论，更不要说超过了。
一些人认为，理论与实际收获之间的不相称已到了令人不快的地步。
汉斯·莫拉维奇把他的后生物人方案作了介绍。
他告诉“狂热的科学家”同伴，只要50年的时间，他的未来超级智能人（即“人造人”）便可以开始替代目前的人类了。
“到那时，脱氧核糖核酸将会无事可做。
它在新的竞争中落伍了，将把火炬传给新型的竞争对手。
在新的物体系统中，基因信息的载体将不再是细胞而是知识，即把人的大脑传送给人造大脑的知识。
” 莫拉维奇还讲述了转换后的计算机思维如何能成功地利用可控制的能源来传播到其他星系。
所有这些纯理论就其本身来说是够激动人心的。
这时，莫拉维奇拿出他带来的一盘录像带，里面介绍了到目前为止取得的一些实际进展，它们一点儿也不令人激动。
录像带介绍的是莫拉维奇在斯坦福大学上学时的情形。
当时他住在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的楼顶上（楼顶上有许多学生自建的公寓宿舍），正在研制他的第一台较大的“成年”机器人——卡特。
卡特应该算是一部“自动汽车”，它可以自己行驶，即使撞上障碍物或从悬崖摔下去也不会损坏。
它看上去并不像汽车，而是4个自行车轮子上面放着一块板，板上置放一台作为眼睛的电视摄像机和向外部监测屏幕传送信号的无线电天线。
整个机器人由一台计算机控制，它根据接收的电视图像绘制出机器人所处环境的三维地图，然后制订出安全的行车路线。
卡特的运转符合设想，只是花的时间长了些。
对它来说，从房间一头走到另一头已算得是重大成就了，最快也要走整整5个小时。
所有这些都录在莫拉维奇的录像带上了，当然播放时间只用了几分钟，比卡特的行驶速度快多了。
尽管如此，看上去机器人仅穿越房间就好像花费了一辈子的时间似的
莫拉维奇的最新机器人“海王星”也好不了多少。
它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移动机器实验室的产品，从各方面看都比卡特先进。
尽管看上去更具未来主义气派，但“海王星”除了能在空地上穿行外别的几乎什么都不能做，只是行驶速度比卡特略快一些。
莫拉维奇的录像带受到了冷落，但他并不沮丧，首先，他还有整整50年的时间。
其次，他一直认为智能机器人生命的发展应在地球动物智能的进化之后。
也就是说，在试图制造人造人之类的复杂生物之前，首先应当完成从细胞到虫类和昆虫等低等有机体的进化。
他制做的机器人只能在平地蹒跚行进这一事实恰恰表明，人造生命尚处于昆虫阶段，甚至是更早的细胞质刚刚从原生粘液中分泌出来的阶段。
这是人造生命大会举行的时候，许多科学家坦率承认的事实。
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就成立了所谓人造昆虫实验室，它是该校计算机专家罗德·布鲁克斯空想出来的。
布鲁克斯曾与莫拉维奇在斯坦福大学共过事，机器人卡特的录像带有一部分就是由他制做的。
后来，他产生了制造自己的机器人——像昆虫一样原始的机器人——的念头。
它们的运转或多或少地是感性的。
只要得到声纳或红外线传感器发出的信息，它们就会像昆虫一样地爬行或飞翔。
昆虫机器人有两大好处：逼真和节省时间。
布鲁克斯没有像莫拉维奇那样为“卡特”绘制周围环境的复杂的计算机模拟图。
他的人造昆虫是以激励-反应的方式工作的。
当接到布鲁克斯的指令后，它们立即在房间里爬起来，爬行速度和真虫子一样快。
然而，下面的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即这些机器人——不管是莫拉维奇的“卡特”还是布鲁克斯的人工合成昆虫——从字面意义上说能否算作“存活”，哪怕是“人为地”存活也行。
罗德·布鲁克斯对此不敢肯定。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他说。
“我不认为它们是‘机器人’，而是把它们作为“创造物’。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在接通电源后是活的。
如果能把这些创造物连续几个月接通电流，这一点也许就容易理解了，只是，我们现在还无法做到。
” 与此同时，人造昆虫也引起了一些恐慌。
一天晚上，罗德·布鲁克斯一个人在人造昆虫实验室里待到很晚，摆弄着昆虫机器人的心脏部件。
四周静悄悄的，只有他一个人。
突然，一只机器昆虫跑了起来
这个带有马达的昆虫竟然自己活了
布鲁克斯后来发现，原来是忘了切断电源。
而机器昆虫只不过是对布鲁克斯的一个不经心的动作作出了反应而已。
尽管如此，这个小小的插曲还是把布鲁克斯吓得浑身发抖。
如果连莫拉维奇的录像带拍摄的机器人都算不上有生命物体，那么洛斯阿拉莫斯会议期间展示的其他人造生命形式就更没希望了。
其中就包括基思·亨森所说的“记忆素”。
亨森早在图森时就结识了洛斯阿拉莫斯会议的组织者克里斯·兰顿。
当时他们都在大学读书。
兰顿曾是“L5协会”会员，也曾和其他人一样到亨森家“帮忙”，但此后他们逐渐分道扬镳了。
亨森回忆说，当时他们都受到太空定居点“记忆素”的影响，现在，他们又对人造生命“记忆素”产生了兴趣。
基思认为，记忆素是能够产生影响的，就像病毒能产生影响一样，毫无神秘之处。
“记忆素”的概念产生于理查德·道金斯的著作《自私的基因》。
道金斯注意到，并不是只有基因按照自然选择原则进化了，其他各类信息形式也同样如此。
例如，想法就是按其原意进化的。
当想法从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时，它只是对自己的复制。
一旦不同的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对想法作出变更，它就发生了变异。
最后，当想法失去其使用价值后，它们就消失了。
道金斯把“记忆素”作为“基因”的同义语。
信仰，社会实践和社会时尚都可被看作是“记忆”。
亨森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次“记忆素”如何以典型生物学的方式产生、传播、变异、最后消失的故事。
早年在图森，当他前往亚利桑那大学注册的时候，发现注册文件中有一张宗教信仰问询卡。
亨森对此颇感不快。
“我想他们或许会把这张卡片送到‘你选择的教堂’去，这样，教堂在星期日上午就会广泛散发，以招徕更多的信徒”。
亨森对宗教并无特别的兴趣，所以，他在卡片上写了“管好你自己的事吧”几个字。
第二个学期再注册时，他想到了一个更好的主意——在卡片上填了“克尔特巫师”。
注册人员在学生上交注册表之前照例要看一下，当他要亨森解释一下什么是“克尔特巫师”时，亨森乘机大讲了一通克尔特宗教比基督教还早流传的道理。
注册人员转转眼睛，没作深究就放他过去了。
这一招太有趣了，当然难以保密，于是这种填写宗教信仰问询卡的方法很快就传遍了校园。
亨森的“克尔特宗教行为记忆”法从一个学生传到另一个学生，最后整整有20％的学生都在卡片上填写自己是“克尔特巫师”。
许多人还对此作了变更，于是又出现了“改革派克尔特巫师”、“禅宗派克尔特巫师（亨森说，‘这些人崇拜树，不管树是不是存在’）”、以及“未来派克尔特巫师”等等。
“这种记忆感染被忠实地一年一年往下传，不断地感染着新入校的学生，”亨森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入校后的几年里，就用这种小计策来对付校方管理人员。
” “克尔特巫师记忆”直到校方宣布从注册表中取消宗教信仰问询卡才算消失。
这个故事表明，想法也能像基因一样复制、进化并与周围环境发生相互作用。
对克劳德·香农、艾伦·图灵以及沃森和克里克等人来说，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基因是信息的载体和程序的承受者。
有一天，当理查德·道金斯看到柳树种子往下落的时候，他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意识到，树上落下的不是别的，而是程序。
“树上落下的是指令，”他认为，“是程序，是关于树生长和柳絮飘飞的规则系统。
这不是比喻，而是明白无误的事实。
如果说落下的是软磁盘，那是最明白不过的了。
” 显然，基思·亨森认为记忆素同基因完全一样，应被看作有实际生命之物。
“从本质上说，作为我们的文化组成部分的记忆素是有生命的物体，”他说。
“它们为了在思维和生命中得到一份空间而互相争夺，它们在不停地进化。
新的记忆素在人的脑力模块中产生，旧的记忆素则发生突变。
” 还有一些人强调指出，记忆素同任何其他物体一样富有生命力。
回想1970年代中期，当道金斯刚刚萌发这一概念后不久，一位名叫N.K.汉弗莱的同事谈到了他的书中有关“记忆素”一章的草稿。
“记忆素应被看作是有生命的结构，这不仅是比喻，从技术上说也是如此，”过后汉弗莱说。
“当你把一个想象力丰富的概念输入我的头脑时，你实际上是寄生在我的大脑里，把它变成了传播记忆的载体。
这同病毒侵入寄主细胞的基因机制的方式是相同的。
这不仅仅是一种说法。
如今，人们已经成百万次地意识到，记忆素是世界上每一个人神经系统结构的一部分，正像他们应当‘相信死后再生’一样。
” 但是，参加洛斯阿拉莫斯大会的大多数人在谈论创造人造生命的时候却并没有想到记忆素。
记忆素算不上单独的个体，你不能把它拿在手里。
的确，它们复制信息形式，但这些东西自从人类产生思维起就已有了。
因此，很难认为它们是新的人造生命形式。
如果记忆素只能算是人造生命还不够完善的一个例证，那埃里克·德雷克斯勒的毫微技术就更糟了。
他的整个计划是以分子生物学为基础的，即微型分子结构能够像生物分子一样复制它们自己。
然而德雷克斯勒并不认为他的微型创造物是有生命的：它们只是机器而已。
他的这种想法有充分的根据。
尽管生物分子和德雷克斯勒的分子繁衍机器人之间有着相似之处，但另一方面，它们之间的不同太多了，以致无法把装配工划入有生命物体，哪怕是人造的有生命物体之列。
德雷克斯勒说，装配工是由齿轮、轴承、电机、驱动轴等常规机器零件构成的，没有一点东西和生物学沾边。
生物细胞可通过自身的伸展、弯曲和改变形状来适应不同的环境，但毫微繁衍机器人却不能这样做，因为它的零件都是僵硬的几何状物体，只能在保持其本来的形状、结构和功能的前提下发挥作用。
德雷克斯勒说，考虑到这两种物体获得它们各自能源、材料和程序的方式，以上道理就更明显了。
生物分子采取的是德雷克斯勒所说的“扩散式输送”，即各种材料无规则地在系统内流动，细胞需要它们的时候自己摄取。
毫微繁衍机器人的操作方式却不是这样。
它采取的是“通道式输送”，即通过传送带、管道或电缆输送所需的原料和能源。
同前面所说的一样，与生物学毫不沾边。
最后，毫微繁衍机器人不像生物细胞那样能够进化。
原因在于二者具有不同的结构。
为了实现进化，有关物体本身应能以整体和结构上一致的方式产生变化。
只是某一部分产生变化是不行的，因为有生命的物体是一个有机系统，系统内任何一部分的变化都应与有机体内其他部分的相应变化同时进行。
细胞能够产生这些变化，因为它的各个部分都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如能够伸展、弯曲等等。
但是对毫微繁衍机器人来说，由于它的结构严密，要产生变化就不可能了。
一旦毫微机器人的某一部分损坏了，整个机器人将丧失功能。
在这种情况下，毫微繁衍机器人要想进化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埃里克·德雷克斯勒来说，以上分析导致了如下结论，即他的毫微技术奇迹不是有生命的物体。
“毫微繁衍机器人与有机物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因此把前者说成是有生命物体容易使人误解，”他说。
“准确地说，应当把它们叫做机器。
” 整个事情好像有些不够一致了：在人造生命大会上，这位具有超前意识的理论家对他的听众说，他发明的先进的、能自我繁衍的物体肯定是无生命的。
但是，听众中的机器人狂热派却并未因德雷克斯勒的讲话感到沮丧。
一直赞赏机器人而对生物有机体不感兴趣的汉斯·莫拉维奇认为，德雷克斯勒对毫微机器人以及对一旦放手它们所能做到的事的态度过于保守了。
早在1986年对德雷克斯勒的《创造之动
小女孩起名
读《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这本书汇作者这些年发表分论文、学术随笔和读书笔记。
老师一贯的做法是从身边日常的“俗话、俗语或俗事”出发，分析出令人惊叹的学术意义来。
本书亦是如此，对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观点、看法或认为想当然的东西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比如对“法”字与《说文解字》不同的解说，比如对已经意识形态化的“人治”的重新审视，比如对“犯罪嫌疑人”和政治正确的剖析，比如对制度地形成并非平面化而是机缘巧合凑成的观点等等，这些出人意料又让人颇为折服的解说，常常让人耳目一新，掩卷沉思。
尽管有时候我不一定同意老师的观点，但是他对问题的态度、对观点的论证过程、特别是他独特的叙述方式，足以让我们在阅读的同时感觉到思考的愉悦。
让人感觉“原来文章可以这样写，原来理论可以这样表述，原来我们的周围还有这么多的理论素材”，尽管有的学者也对此提出了善意的批评（我是在网上了解到的）。
总体的感觉已经说了，下面就来具体的谈谈一些问题吧： 1、为什么“朝朝暮暮”——讲的是两性之间的恋爱，婚姻以及性之间的问题，作者在用法律分析的时候，似乎运用较多的社会学方面的知识。
我非常同意老师的几个观点：一、任何的婚姻制度必须和社会的需求相适应；二任何的婚姻制度，不能由少部分人决定其合理性，而应该考虑到绝大多数人的需要；三、离婚自由并不一定能提高男女的生活幸福指数，四、传统中国的一些婚姻做法在规制了妇女的“自由”的同时，也规制了（特别是通过社会舆论）规制了男人的行为，从这个角度讲其也是一种对女人的保护…… 2、我和你深深嵌在这个世界中——老师对戴安娜之死的一些看法。
分析了戴安娜之死中媒体和那几位记者应该承担的责任，引起人们的反思：为什么在这个事件中人们没有关注戴的男友多迪。
在苏力老师看来，其实戴安娜已经被媒体和公众视为了一种“符号”，而人们之所以关注她超过其他的人并将责任推倒那几位记者身上在于“当社会遇到某些人们难以接受的突发事件时，社会会寻求替罪羊来调整和巩固自身”。
在现代社会陷入巨大的精神分裂的情况下，戴安娜一方面利用了媒体型塑了自己的形象，另一方面又被其所害，尽管这并不对其死亡起决定性的影响。
可怕的是，在现代社会的这种分裂中，我们看到媒体和公众仍旧会毫不悔改地继续加深这种分裂，哪怕它是以一种“反省”的方式。
3、罪犯、犯罪嫌疑人和政治正确——我很感兴趣的一篇文章，学问和睿智的完美体现。
用来一些假设性的事例（详见P38）告诉我们：有些原则是有特别的适用对象的或者说主要的适用对象的，而且原则的确立时为了杜绝某些错误的观点，所以当我接触到这些原则的时候，我们应该首先理解这些，切不可将该原则推之四海。
语境化的东西不能一般化、普适化，特别是在政治正确的强力下，我们更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如果真的这样那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语言和思想的暴政”。
“任何法律从根本上都是要回应其所在社会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迈向某个确定的方向。
在这个意义上看，一个发展也许只是一轮新试错的开始”。
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关于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故事。
先说明一点，该文中老师有一些错误，特别是细微的事实上和日期上。
瑕不掩瑜，老师的观点还是很富有哲理的。
作者通过马歇尔诉麦迪逊案的分析，对于制度的发生与形成得出了这样几点认识：一、仅仅追求个人的动机或以“道德”来评价历史和制度的形成是不贴切的，至少是不完整的。
因为近代以来，由于对人类理性的力量的过分崇拜，我们如今几乎习惯于将某个后来人认为良好的制度视为一种正当理性的逻辑展开，视为个别人或少数精英清醒意识和追求的产物，把一个制度同后来者构建起来的关于这一制度的理性论证等同起来；我们不仅日益注重制度设计，而且在设计时，也往往注重所谓的制度的“本质关系”；在考察一个制度时，也习惯于从善良愿望出发考察它的纯洁、崇高的起源。
而一个制度的失败，也往往归结于其先天的理论不足或创制者的道德缺陷。
然而，制度在发生学上的伟大意义往往是后人回头展望之际构建起来的，在后来者的总体历史观的观照下和理性塑造下才带上了神圣的光环；而这种光环常常使得我们不能或不敢以一种经验性的求知态度来“凝视”（福柯语）它和凝视我们自己。
二、制度形成的逻辑并不如同后来学者所构建的那样是共时性的，而更多是历时性的。
制度的发生、形成和确立都是在时间的流逝中完成的，是在无数人的历史活动中形成的。
三、社会的构成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只依赖某一个制度，而需要的是一套相互制约和补充的制度；这些制度不仅包括成文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包括了社会中不断形成、发展、变化的惯例、习惯、道德和风俗这样一些非正式的制度。
四、制度的形成不是理性设计的或具有偶然性时，但也不完全是随机的，无需任何条件的，而是需要有多种社会的因素，包括有法学家、法律家的职业因素和努力。
5、把道德放在社会生活的合适位置——标题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老师的观点。
“有过这样的时代吗
公众认为社会道德水准正在提高
”面对这个问题，我是不敢发言的。
但我想我还是能明白苏力老师的意思：在现代社会中，道德可能实际具有的地位，不是我或你认为应该具有的地位。
非常认同下面这个观点：学者的议论往往只是有助于理解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6、这里没有不动产——从西藏的故事讲起，说的是法律的移植问题。
“不针对法律植入地的实际需要而仅仅根据‘外国有的我们也要有’这样一种简单逻辑，不仅会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移植过来也是白费力气。
最令人可怕的是，这样的意识形态化的法律移植必定是压迫人的，一种借助宏大话语对民众选择的剥夺和强迫”。
7、家族的地里构成——充分展现老师思考路径的一篇文章：“别人想不到的，你就去想；别人不敢做的，你就去尝试；别人想到了而这样理解的，你就换一种思路”。
“感受有挑战意味的事实也并不只是为了推翻已有的习惯命题；还是要尽可能尊重以被广泛接受的命题，尽可能把旧命题纳入新的命题中，形成一个更具包容解释力的理论命题。
只有当新旧命题完全无法兼容时，才大胆且果敢地同哪怕是被他人都当作真理的旧命题决绝。
学术的目的不是挑战，也不是反抗，不是提出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因此只能“独怅然而泪下”的思想和观点，而在于推进理论的解说力以及这种解说力中蕴涵的（因此是尚未工具化的）更有效率地改造世界的进路、角度、方向和方案”（摘自P90）。
8、法律和科技问题的法理重构——作者向读者展示的一种法律进化论的观点，同时表现了作者在科技飞速发展、高度发达情况下，对法律执着的信心。
9、透视中国农村的司法需求——从金桂兰法官经验说起的中国司法现实。
作者指出：法学界需要关注农村的法律需求，理解农村司法的特点；特别是应注意到：中国是一个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同时又是在发展和转型中的大国。
我们思考问题，必须针对中国的这些特点、问题和需求来设计改革调整司法制度，而不是教条主义地按照某种法治或司法制度的理念来设计改造司法制度和法官体系。
10、阅读中国市场经济中秩序——用形象的比喻指出中国市场经济的现状并不是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无序”。
中国只是没有按照“常规”走而已，并不一定就是“出轨”。
在本书的第二编主要讲的是“法”的故事，第三编主要是老师的一些书评。
应该说老师的想法很多，也很新颖。
譬如“法”的解释问题，不是原来的“平之”，而是“从上而下”，感觉很有说服力。
“反思法学的特点”和“法学知识的分类”触动我的有两点：一是感受法学知识的“社会大环境”需求和法学知识的三种类型，二是让我产生一种思考政治学的特点以及其分类的思考，后一问题的答案基本上也和法学差不多，政治哲学是纯粹理性的，政治科学则是实践理性和技艺，前一个问题很复杂，我的看法是政治思想能在一个动荡的社会环境下蓬勃发展，而完美的、合乎规则的政治学则只能在比较宽松的环境内发展。
“法律如何信仰”是个严肃的问题，我还是同意老师的看法的：能够为人们所信仰的法律必须是能够给人们或至少是绝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而且信仰法律并不是一个只要下决心信仰就能信仰的事件，而是一个过程，或者说是一系列社会活动、经验、感受之中而达到的“皈依”…… 说得很多了，还是大家去读原书吧
前奏-1965年重上井冈山》读后感
[前奏-1965年重上井冈山》读后感]《前奏-1965年重上井冈山》读后感俗雾迷情马社香的《前奏――1965年重上井冈山》早就想看了，前奏-1965年重上井冈山》读后感。
这几天看完《聂荣臻回忆录》就接着看这书。
昨晚在有点压抑和诡异的中元节气氛中倚床握卷，到两点多钟才看完。
作者试图从文革前毛主席重上井冈山的过程探寻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文字朴实无华，以当事人的口述和当时公开的时政、历史资料，非常简洁的给人一种图卷。
揭示了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是出于私利，而是为了反修防修、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
书中毛主席对井冈山斗争的回忆及其反思，对现实的洞察和把握、以及对未来的担忧，有条主线一脉相承，就是如何保护工农大众的利益、如何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事业。
我认为毛的同路人很多，但一贯的、全面的、彻底的、矢志不移的为工农谋福利的人没有出之右者
仅凭这一点毛主席的历史地位就不可动摇。
书中有不少精彩的片段曾被很多人引用，原因很简单，因为至今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如：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的时候，“毛主席大声地问：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
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
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
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
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
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主席。
大声地说：‘主席，我懂了’。
”（马社香：《前奏――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51页）这段话是被引用的最多的。
其现实意义毋庸讳言。
中国现在的经济基础已经变了。
虽说还在喊要以公有制为主体，但实际上早就被私有制代替，而且还在为私有制的发展不遗余力，也就是打左灯向右转。
工农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被侵蚀被夺取。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也会作用于经济基础。
建国初期，我们的经济基础是私有的，但我们的上层建筑是共产党的领导，所以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后，利用上层建筑的力量，改变了所有制，改变了经济基础，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
同样，在我们的公有制基础建立后，我们蜕变了的上层建筑也利用上层建筑的力量，大力发展资本主义，退回到新民主主义阶段，补资本主义的课。
两条道路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
两个三十年，站在工农的立场，说明了毛主席的远见。
我看以现在的发展如果形势没有逆转的话，共产党的结果有两条，一是和苏共一样崩溃。
因为现在中共运行的轨迹几乎和赫鲁晓夫之后没有多大实质性的区别，如新党章改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和苏共的“全民党”差不多。
其运行的结果是党性（也就是阶级性）湮灭，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国际矛盾将趋激烈（瓮安、石首。
西藏、新疆事件、关贸协定、转基因、美国债证劵、金融风暴等等）。
公有制的毁灭和私有制的强势将使共产党的执政基础遭到彻底的摧毁，共产党执政的连续性、合法性将受到严峻的挑战和质疑。
因私有化和缺乏必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而不可避免的和几乎是不可抑制的腐败将使共产党步入极其危险的边缘。
黄苇町在《苏共亡党十年祭》一书中谈及前苏联的教训时说：“导致苏联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的领导层中的腐败已发展到这种程度，即他们所攫取的财富和利益之多，使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外衣已成为束缚，不便于他们更放手、更放心地去侵占和鲸吞更多的社会财富。
他们已不满足于能够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的事实制度，而要通过国家政治制度的公开变更来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所攫取的东西，并能名正言顺地传子传孙。
”二是仍打共产党的招牌，但实际上变成一个封建权贵资本的政党。
为人民谋利益只是一种为社会矛盾缓和的有限的而必须的社会维持成本。
而在这种统治下，社会将越来越不稳定，“维稳”的成本将越来越高，社会动乱爆发的机率也越来越高。
这本书里华国锋夫人有句话让人深思“干部一自认为做官，那欺压百姓是迟早的事”。
因为官员有特权，而特权是使我们的党和官员脱离群众堕落腐败的催生剂。
如何防止党和干部的腐败变质脱离群众是这本书的重要内容之一，读后感《前奏-1965年重上井冈山》读后感》。
也是毛主席极重要的思考。
那个年代报纸上比较注意宣传“反修防修”的问题。
问他们，认真读过“第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没有
这篇文章中有段讲“苏联特权阶层”的话是他改写的，对苏联修正主义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你们下山后，找一找，看一看，就了解中国为什么要反修防修了。
主席说的这段文字在山上就找到了。
讲的是这么一段：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
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
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
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
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
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 文字很尖锐、很透彻。
当时我们几个都感到苏联这样的事情离我们国家、离中国共产党很远，记得5月25日那天下午，汪东兴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国家谁走资本主义道路，全党全国都不会答应。
此时抽上第五根烟，缓缓地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
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
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
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
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
四分五裂，危险得很。
印度不是分裂了吗
说，我们要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修正主义，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
他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
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
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
党的力量加强了。
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
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
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
（《前奏――1965年重上井冈山》）没有人民的政权就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也没有人民的真正民主。
“四大”就是毛主席尝试的人民民主得一个新制度。
但现在已被抛弃，连工人罢工的权利都没有。
资本主义复辟其实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在某种程度上讲现在可以说资本主义是复辟了。
这也许是个必然的过程。
资产阶级在对封建主义革命的时候同样有反复。
作为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的新生的社会主义在初期有资本主义复辟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
社会螺旋式的发展是社会必然的规律，一旦认识了这个规律，对未来就不会丧失信心。
我以前对社会主义还搞不太清，但经过学习和思考，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是越来越坚定的。
我们可以看看一个走社会主义（大寨）一个走资本主义（小岗）的典型。
一个是穷困地区的大寨，是一个不等不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积极进取、大公无私、团结合作的典型。
他对一盘散沙、安贫乐道、怨天尤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中国人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是一个民族崛起的急需和必须的精神。
（《陈永贵最后的抱憾》）再看小岗村，是一个吃了23年返销粮，连父子兄弟都不能合作的分田单干的典型。
人均耕地4。
7亩啊，而且地理区位也好
可哪里几乎年年派工作员，队长轮流做，私欲极强。
村书记去年还是前年在人民网做访谈时漏出一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让网友诟病了好一阵。
单干后是一年越过温饱线，三十年没跨过富裕门。
去年还累死个财政厅的驻村工作员。
这样的典型想教育中国人民什么
1999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统计资料汇编》上最原始的统计数据显示，在1977-1980年，也就是万里任安徽省书记、带头推行联产承包的4年里，在全国粮食增产12%的背景下，安徽省粮食产量下降13.7%，人均粮食产量1976年全国是305公斤，安徽是370公斤；到1980年全国320公斤，安徽297公斤。
历史真实是1980年安徽省农业比1976年下降7.7%。
说分田单干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真有点扯，搞人民公社之前不都是搞的单干吗
生产力解放在那里啊
人民吃饱过多长时间啊
现在全国千余个还在搞集体的村都搞得比较好，如华西、南街等，但没有人去宣传，反而有人千方百计去攻击和污蔑。
我看集体化合作化社会化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
毛主席早已过世。
两个三十年各有判断各论是非。
斯人已去但斗争未停。
社会就是在矛盾中发展进步。
现在对姓社姓资的不争论其实质就是要发展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较量远没结束。
资本主义的弊端越来越被社会主义因素矫正，在美国，在欧洲已有越来越多的显现。
社会发展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探索是个痛苦的过程，让时间去检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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