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游证考试考的导游词是哪几个地方
一、从河南博物馆到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是我国历史上创建较早的博物馆之一。
早在1927年6月，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冯玉祥将军在治豫政纲中就提出了“教育为立国根本要政”的主张，并身体力行，极力扶持文化教育事业。
同年7月，在冯玉祥将军的亲切关怀下，由省政府委派郭须静、徐金泉 、何日章三人为河南博物馆筹备委员，隶属省教育厅，指定开封法院西街前法政学校校舍为馆址(即今开封市三圣庙街)，是为河南博物院发韧之始。
然而，这座解放前河南唯一的博物馆，从其诞生之日起，便随着时局的动荡，走上了一条坎坷之路。
1928年5月，原河南省政府为表现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宣传民族共和和世界大同的理想，遂将河南博物馆改名为“民族博物院”，并改由省政府直接领导，同时划拨 刘师古堂充公遗产的一部分为专款，限期开放。
民族博物院以“启发民众知识文明、激增命思想、促进社会文明”为办院宗旨，广泛征集历史、自然科学、农业、艺术、生理卫生等方面的实物料。
同年10月10日，在藏品缺乏的情况下，大量运用模型等手段，成功举办了第一次陈列展览。
1930年12月1日，河南省政府将“民族博物院”恢复为“河南博物馆”，并确定为社会教育机关，直属省教育厅领导。
12月23日教育厅委任关百益为馆长，并收回民众师范房舍为古物陈列室。
1931年1月20日，河南省教育厅又颁布了《河南博物馆组织条例》，其中明确博物馆的宗旨为：“一、发扬固有文化；二、提倡学术研究；三、增长民众知识；四、促进社会文明”。
同时设立了保管部、搜集研究部两个大部，成立了由民政厅厅长、教育厅厅长、河南大学校长、博物馆馆长等组成的7人理事会，将原民族博物院的19个陈列室调整为7个，撤去了大量民族服饰和模型，充实了历史文物。
1930年至1937年的8年间，是河南博物馆空前发展的时期，藏品中的历史文物最为丰富、精致，具有河南地方特点，而且涌现出以关百益为代表的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人员。
从此，河南博物馆名声鹊起，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入。
为避免文物被毁，馆藏主要文物68箱被迫移运重庆，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1940年日伪期间，河南博物馆被更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下设事务部、保馆部、研究部等。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派谢孟刚为接收委员，接收了日伪当局控制下的河南省博物馆，但终因解放战争的爆发，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经济严重匮乏，经费拮据，博物馆步履维艰。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一举解放了古都开封。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和文博事业，立即成立了以赵干亭为主的三人管理小组，进驻博物馆，整饬馆务。
1949年11月，河南省政府任命省教育厅厅长曲乃生兼任馆长，开始组织人员，整理文物、展室，修缮房舍、设施，进行业务活动，博物馆再次出现生机，蓬勃发展。
1953年，根据中央文化部颁发的《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河南省博物馆被确定为地志性博物馆。
1961年，河南省博物馆由开封迁至省会郑州，有了较好的陈列展览场地。
然而，正当博物馆有计划、有秩序地全面开展各项业务活动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革10年中，博物馆组织瘫痪，业务荒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河南省博物馆渐入佳境，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尤其是进入80年代，博物馆力量不断壮大，机构设置趋于合理，设立了陈列部、保管部、社会教育 部、图书室、研究部、《中原文物》编辑部、办公室、行管科、保卫科等科室，建立建全了岗位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博物馆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景象。
日月交替，沧桑更迭。
历史的车轮驶入90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间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旅游事业的飞速发展，进一步促进带动了全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由于河南省博物馆建筑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突击在郑州兴建的，它无论在建筑形式、建筑规模、还是在内部设施上，都很难适应今天博物馆日益发展的需要。
为此，河南省委、省政府领导高瞻远瞩，决定“八五”期间在省会郑州建设一座具有当今先进水平的现代化博物馆。
1991年秋，根据李瑞环同志的有关指示，经原省委书记侯宗宾、原省长李长春等领导同志的积极争取，国务院决定由国家和河南省共同投资筹建新馆舍。
新馆位于郑州市农业路中段，占地10 余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8万平方米，累计投资近3亿元人民币，历时5年建成。
主体展馆位于院区中央，呈金字塔形，后为文物库房，四隅分布有电教楼、综合服务楼、办公楼、培训楼等。
整体建筑结构严谨、气势宏伟，造型古朴典 雅，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也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点。
按照国家级现代化博物馆的要求，新馆内部设施完善，功能齐全。
内有自动消防系统、安防监控系统、办公自动化管理系统、文物保护系统、电教系统、楼宇自动化系统等设施。
1997年7月，河南省政府决定，将中原石刻艺术馆与河南省博物馆合并，成立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的成立，是河南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的一桩盛事。
二、从白手起家到文物收藏大馆 河南地处中原，历史悠久，文物丰富，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
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在片辽阔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绚丽多彩的古代文化，这就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河南博物院创建之初，就十分重视文物的征集工作，但由于当时缺泛经验，博物馆工作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征集藏品往往是单纯的网罗珍奇，藏品颇为复杂，而且良莠不齐。
1930年至1936年间，是旧河南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的繁荣时期，无论是在藏品的征集、整理或在对藏品的研究上，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尤其是在关百益先生的带领下，先后接收了古物保存委员会所存的所有文物，其中包括1923年新郑出土的春秋铜器，1925年11月鄢陵城关出土的宋代窖藏瓷器，洛阳等地的历代石刻等。
1934年、1935年又先后征集了大量的古代名人书画及现代艺术品，从而大大丰富和提高了博物馆藏品的数量和质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还主动进行了几次田野发掘，获得了大量的出土文物。
这个时期拥有的藏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精，弥足珍贵。
如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大型列鼎、王子婴次炉、编钟等；登封县的九柄玉如意；石刻中的北魏石棺，刘根造像碑、魏志8种、隋代四面造像、舍利塔铭、唐代泉男生墓志、宋代二体石经、金代进士题名碑等。
正因为拥有大量的文物精品，所以在全国博物馆界的地位大大提高，在国外也深受赞扬。
当时曾有这样的评论：“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
”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确保文物安全，河南博物馆工作人员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和高度的责任心，精心挑选文物珍品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套（册），分装68箱运汉口，存放于法国租界。
1938年9月，随着国内形势日趋危急，存放于汉口的文物又辗转运至重庆，从而避免了日寇的劫掠和破坏。
而存留于开封的文物，在开封沦陷后，大部分铜器、铁器下落不明。
存放于重庆的68箱文物，于1949年11月，由国民党政府挑选38箱，其中文物5119件，图书1450套（册）运往台湾。
至此，河南博物馆元气大伤，苦心经营20余年的文物大馆，已无精品可言，博物馆名存实亡。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得天时，占地利，重整旗鼓，大力开展文物征集工作，通过调查、收购、接受捐赠、发掘、拣选、调拨等，很快恢复了元气。
而且，馆藏文物的数量和质量已非昔日可比。
迄今为止，馆藏文物达十万件，特别是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和历代陶瓷器，享誉世界，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如郑州的大河村遗址出的新石器彩陶、临汝出土的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郑州窑藏青铜器、淅川下寺出土的楚国青铜器、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铜器、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铜器、扶沟出土的楚国金银币、洛阳唐三彩、汝瓷、钧瓷等。
另外，从1954年开始，博物院还曾多次派出征集人员，分赴革命老区，进行调查访问，征集了一大批宝贵的革命文物。
同时，还接收了省军区、省民政厅等单位拨交的部分革命文物和有关资料，其中有许多珍品，如太平天国的布告、义和团的旗帜、吉鸿昌烈士就义时的血衣、彭雪枫烈士的遗物、《响导》周报、《新青年》杂志、《红旗报》、《中州评论》、《拂晓报》等。
近十年，随着文物工作的不断深入，湮埋已久的地下文物精品，终于重见天日，再现风采。
为了配合河南博物院建设，发挥河南文物大省的优势，从不同侧面再现灿烂的河南古代文化，在省委、省政府及文化厅、文物局大力支持和关怀下，又陆续从中央、省直及各地市文物单位征调一大批文物精品。
这些文物精品，犹如镶嵌在中原大地上的颗颗明珠，放射出斑斓璀灿的光华，它必将以无穷的魅力，吸引无数海内外的观光客。
三、从《民族模型陈列》到《河南古代文化之光》 陈列展览是各项业务工作的中心环节。
河南博物院创建伊始，就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工作。
民族博物馆时期的《民族模型展览》，是河南博物院历史上举办的第一次陈列展览。
陈列以塑像为主，配合照片，展出古今中外各民族模型。
展出后，引起了当时开封各阶层和市民的轰动，参观者为之途塞。
1930年至1937的河南博物馆时期，在广泛收集历史文物、民俗文物和各类自然标本的基础上，先后开放的陈列室有13个。
如安阳殷墟出土器物陈列室、新郑古器物陈列室、洛阳古物陈列室、岩石陈列室、民族模型陈列室、开封相国寺旧藏文物陈列室、石刻室、藏经陈列室、植物、矿物标本陈列室、书画陈列室等。
由于当时的陈列水平有限，在唯器物论的思想指导下，采取器物堆砌的办法，陈列质量较差，但仍能看出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已初具规模，是我国博物院中的皎皎者。
1937年，在馆藏文物精品运抵重庆后，开封本馆所属藏品仍继续陈列开放，但数量和质量均大为逊色。
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开封，博物馆被迫停止活动，直到1940年日伪统治下，把博物馆改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才将原陈列开放。
解放后，河南博物院获得了新生。
1949--1961年间，除举办《河南自然环境与资源》、《河南历史》、《河南革命文物》三个基本陈列外，还举办展览数十个，内容多数与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政治运动有关。
如《从猿到人展览》（1950年）、《镇压反革命展览》（1951年）、《伟大祖国展览》（1952年）、《青铜器展览》（1952年）、《历代服饰展览》（1954年）、《肃反展览》（1956年）等。
1961年至1966年五六年间，是河南博物院稳步发展的时期，也是举办展览较多的一个时期。
迁郑之初，立即与省文物队联合举办了《河南省历史文物展览》，展出文物2000余件，每天观众如潮，川流不息，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好评。
1963年举办的《河南革命文物展览》、以实物、图片、绘画、文字等较为系统地再现了河南革命斗争史。
1964年，在原有《历史文物展览》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的研究、设计、制作，举办了迁郑后的第一个基本陈列--《河南历史陈列》，集中反映了河南古代历史概况。
文化大革命时期，陈列展览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展览被污为黑展览而被查封。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博物院职工还是以高度的责任心举办了几次富有教育意义的展览。
如《抗大校史展览》、《焦裕禄事迹展》、《林县红旗渠展览》、《洛阳煤矿史展览》等。
1977年到1997年的20年，可以说是河南博物院大发展的20年，陈列展览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并逐步确立了全国文物大馆的地位。
首先于1980年重新恢复了《河南历史陈列》。
该陈列在文革前陈列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采用了新的陈列设备和手段，使之更趋于科学化和大众化，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园地。
1981年以来，又先后举办了《河南革命文物陈列》、《古代雕塑艺术陈列》、《古代建筑艺术陈列》、《馆藏明清书画展》、《馆藏文物精品展》以及《楚国青铜器展》等几十个展览，观众人数逐年递增，年平均观众达30余万人次。
尤为引人注目是，通过六年多的酝酿和深入研究，集河南博物院集体的智慧，在中央、省、地市各级领导和兄弟单位的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在落成之日便隆重推出了《河南古代文化之光》、《中原百年风云》、《河南古代石刻艺术》、《河南古代玉器》、《河南古代建筑》、《楚国青铜器》、《明清工艺珍品》、《恐龙世界》等1个基本陈列和7个专题陈列，内容丰富，蔚为大观。
尤其是《河南古代文化之光》，是70年来河南博物院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内容更充实的大型陈列，展厅面积达3200多平方米、展览文物1000多件（套），均属馆藏文物精品，重点展示了河南古代文化的光辉成就。
在内容上，一改传统的模式，尽可能地增加了观众参与项目；在形式上，普遍采用了声、光、电等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使观众真正能够赏心悦目；在讲解手段上，配备了电脑控制的自动扩放录音讲解、扩放录像、声控幻灯、感应录音讲解等先进设备，增加了观众参与的一些项目，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观众对文物的求知鉴赏、娱乐等需求。
另外河南博物院自创建以来，一直在中原文物如何走出河南、走向世界这个问题上做出积极的努力和尝试。
如1935--1936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当时河南博物馆选送的新郑出土的8件青铜器，在伦敦引起轰动，受到海外观众的高度赞扬。
70年来，举办和参加的出国展览还有：1980年丹麦、瑞士的《中国珍宝展览》，1985年日本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86年日本的《黄河文明展》，1987年美国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90年日本的《河南省文物展》，1990年新加坡的《中国汉代文明展，1991年法国的《河南省史前文物展》，1992年澳大利亚的《帝王的中国展》，1993年丹麦的《华夏帝王展》，1996--1997年英国、德国、瑞士和丹麦的《人与神展》，1998年的《大黄河文明展》等。
通过展览，增强了我们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使更多的海外观众进一步了解河南，了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
四、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 有着70年历史的河南博物院，不仅是文物荟萃之地、文化教育的场所，同时又是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
特别是在解放后的40多年来，河南博物院人才辈出，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1929年，殷墟文物进馆之后，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即聘请考古学家关百益为编辑委员，研究考订甲骨文字和各种器物刊印成书。
1930年底，关百益先生接任馆长职务，同时成立了研究部，科学研究工作步入正规。
据粗略统计，1931-1938年间，河南博物馆出版文物图录和研究著述达一百多册、卷。
比较重要的如《伊阙石刻图表》（关百益）、《石华》（关百益）、《殷墟器物存真》（关百益）、《殷墟文字存真》（关百益）、《新郑古器图考》（关百益）、《南阳汉画像集》（关百益）、《河南金石志图》（关百益）、《老君洞石墨撷英》（关百益）、《繁塔石墨撷英》（关百益）、《南阳汉画像汇存》（孙文青）、《殷墟文字存真第一集考释》（许敬参）、《馆藏石刻整理汇报》（孙文青）、《河南博物馆自然科学汇报》一、二、三册（傅桐生）等。
在研究内容上，具有浓厚的河南地方特色，充分发挥了地方博物馆的优势。
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重视实践，研究人员经常走出书斋，亲自参加文物、标本的搜集和整理。
如1935年8月，关百益在汲县山彪镇发掘战国墓；1936年春，孙文青参加殷墟第十三次发掘；1936年9月至11月，许敬参、郭豫才等在辉县琉璃阁进行发掘等。
1936年7月，王幼侨任馆长后，为了阐扬文化，研究学术，创办了《河南博物馆馆刊》，到1938年3月因日寇入侵而停刊。
短短的两年时间，共出版15期，其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真所谓琳琳琅琅，萃集一堂，遂为中州古代文化之大观。
不仅能够从中详细地了解到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史，而且还有一批重要的考古学理论、考古调查报告和考古研究论文，直至今天，仍不失为重要的学术参考资料。
建国以后，随着博物馆事业的迅速发展，科学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
40多年中，虽然经受了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但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考古发掘报告、学术论文数以千计，出版专著目录和普及读物也有几十部之多，比较重要的如《中国陶瓷小品》（河南省博物馆编）、《龙门造像题记》（河南省博物馆编）、《河南省博物馆》（中国博物馆之七）、《中国奴隶社会》（许顺湛）、《汉代叠铸》（ 汤文兴）、《中原远古文化》（许顺湛）、《夏文化研究论集》（郑杰祥编）、《中岳汉三阙》（吕品）、《河南汉代画像砖》（汤文兴、吕品）、《黄河文明的曙光》（许顺湛）、《河南文博考古文献叙录》一、二（孙传贤主编）、《汉画--河南汉代画像研究》（周到、王晓）、《河南博物院落成论文集》等。
1977年，由河南省博物馆主办的全国第一家省级文博期刊《河南文博通讯》创刊，已故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亲笔题写了刊名。
刊物问世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关注。
1980年，为了进一步扩大其影响，改为国内外公开发行，并于1981年更名为《中原文物》。
20年来，《中原文物》始终担负着向社会宣传文物保护政策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促进学术繁荣的多重使命，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和独特风格的学术期刊，越来越受到文博界的重视，已成为研究史前文化、夏商文化、汉画、楚文化及科技考古等领域的重要园地，并且连续被评为河南省一级期刊和中国社科类核心期刊。
截至目前，《中原文物》出版发行近百期，发表学术论文、考古报告等2000多篇，并出版了《河南省考古学会论文集》、《魏晋南北朝佛教学会论文集》、《论仰韶文化》等特刊，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了中原大地文物博物馆工作的面貌。
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河南博物馆数十年来的光辉历程，同时也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累累硕果的背后，有着河南博物院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他们呕心沥血，默默耕耘，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和科学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关百益先生，是30年代著名学者，近代考古学家，也是河南博物院的奠基人。
他知识渊博，著述宏富，于史学、金石学、考古学、甲骨学、方志学等皆有很深的造诣和卓绝的创建。
孙文青先生，早在30年代，就开辟了汉画研究的新天地，为汉画研究奠定了基础。
解放后，河南博物馆更是人才济济。
诸如许顺湛、韩绍诗、杨焕成、孙传贤、任常中、周到、王瀛三、张维华、汤文兴、吕品等同志，著述甚丰，在国内乃至国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如今，他们有的已年届七旬，有的已接近退休年龄，但在文博战线默默奉献，不知老之将至。
更为可喜的是，在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带领和鼓舞下，涌现出一大批后起之秀，他们不仅有扎实的文博知识，而且善于接受新思想、新方法，这是我们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
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河南博物院美好的未来。
河南博物院辉煌的今天，是各级政府和各界人士关心支持的结果。
是河南博物院几代人共同奋斗的结果。
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丰富的文物资源以及全体职工的不懈追求，河南博物院将会以更加坚实的步伐，以崭新的姿态、现代化的管理、多功能的服务、优美典雅的环境独领风骚，为中原大地增添新的光彩。
蒙娜丽莎的导游词500字
莫高窟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俗称千佛洞，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
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
近代以来又发现了藏经洞，内有5万多件古代文物，由此衍生专门研究藏经洞典籍和敦煌艺术的学科——敦煌学。
但在近代，莫高窟受到骗取、盗窃，文物大量流失，其宝藏遭到严重破坏。
1961年，莫高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四大石窟还有：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和麦积山石窟。
编辑本段【沿革概述】 莫高窟位于中国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前临宕泉河，面向东，南北长1680米，高50米。
洞窟分布高低错落、鳞次栉比，上、下最多有五层。
它始建于十六国时期，据唐《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的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僧人乐僔路经此山，忽见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于是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
此后法良禅师等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意为“沙漠的高处”。
后世因“漠”与“莫”通用，便改称为“莫高窟”。
北魏、西魏和北周时，统治者崇信佛教，石窟建造得到王公贵族们的支持，发展较快。
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莫高窟更是兴盛，在武则天时有洞窟千余个。
安史之乱后，敦煌先后由吐蕃和归义军占领，但造像活动未受太大影响。
北宋、西夏和元代，莫高窟渐趋衰落，仅以重修前朝窟室为主，新建极少。
元朝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废弃，莫高窟也停止了兴建并逐渐湮没于世人的视野中。
直到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后，这里才重新为人注意。
近代，人们通常称其为“千佛洞”。
莫高窟现存北魏至元的洞窟735个，分为南北两区。
南区是莫高窟的主体，为僧侣们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有487个洞窟，均有壁画或塑像。
北区有248个洞窟，其中只有5个存在壁画或塑像，而其它的都是僧侣修行、居住和亡后掩埋场所，有土炕、灶炕、烟道、壁龛、台灯等生活设施。
两区共计492个洞窟存在壁画和塑像，有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唐宋木构崖檐5个，以及数千块莲花柱石、铺地花砖等。
编辑本段【艺术特色】 莫高窟是一座融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于一体，以壁画为主、塑像为辅的大型石窟寺。
它的石窟形制主要有禅窟、中心塔柱窟、殿堂窟、中心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涅磐窟等。
各窟大小相差甚远，最大的第16窟达268平方米，最小的第37窟高不盈尺。
窟外原有木造殿宇，并有走廊、栈道等相连，现多已不存。
莫高窟壁画绘于洞窟的四壁、窟顶和佛龛内，内容博大精深，主要有佛像、佛教故事、佛教史迹、经变、神怪、供养人、装饰图案等七类题材，此外还有很多表现当时狩猎、耕作、纺织、交通、战争、建设、舞蹈、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画作。
这些画有的雄浑宽广，有的鲜艳瑰丽，体现了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和特色。
中国五代以前的画作已大都散失，莫高窟壁画为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也为研究中国古代风俗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形象和图样。
据计算，这些壁画若按2米高排列，可排成长达25公里的画廊。
莫高窟所处山崖的土质较松软，并不适合制作石雕，所以莫高窟的造像除四座大佛为石胎泥塑外，其余均为木骨泥塑。
塑像都为佛教的神佛人物，排列有单身像和群像等多种组合，群像一般以佛居中，两侧侍立弟子、菩萨等，少则3身，多则达11身。
彩塑形式有圆塑、浮塑、影塑、善业塑等。
这些塑像精巧逼真、想象力丰富、造诣极高，而且与壁画相融映衬，相得益彰。
它是一个九层的遮檐，也叫“北大像”，正处在崖窟的中段，与崖顶等高，巍峨壮观。
其木构为土红色，檐牙高啄，外观轮廓错落有致，檐角系铃，随风作响。
其间有弥勒佛坐像，高35.6米，由石胎泥塑彩绘而成，是中国国内仅次于乐山大佛和荣县大佛的第三大坐佛。
容纳大佛的空间下部大而上部小，平面呈方形。
楼外开两条通道，既可供就近观赏大佛，又是大佛头部和腰部的光线来源。
这座窟檐在唐文德元年（888年）以前就已存在，当时为5层，北宋乾德四年（966年）和清代都进行了重建，并改为4层。
1935年再次重修，形成现在的9层造型。
莫高窟的壁画上，处处可见漫天飞舞的美丽飞天——敦煌市的城雕也是一个反弹琵琶的飞天仙女的形象。
飞天是侍奉佛陀和帝释天的神，能歌善舞。
墙壁之上，飞天在无边无际的茫茫宇宙中飘舞，有的手捧莲蕾，直冲云霄；有的从空中俯冲下来，势若流星；有的穿过重楼高阁，宛如游龙；有的则随风漫卷，悠然自得。
画家用那特有的蜿蜒曲折的长线、舒展和谐的意趣，呈献给人们一个优美而空灵的想象世界。
艳丽的色彩，飞动的线条，在这些西北的画师对理想天国热烈和动情的描绘里，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他们在大漠荒原上纵骑狂奔的不竭激情，或许正是这种激情，才孕育出壁画中那样张扬的想象力量吧
编辑本段【风格演变】 莫高窟现存有壁画和雕塑的492个石窟，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北朝、隋唐、五代和宋、西夏和元。
开凿于北朝时期的洞窟共有36个，其中年代最早的第268窟、第272窟、第275窟可能建于北凉时期。
窟形主要是禅窟、中心塔柱窟和殿堂窟，彩塑有圆塑和影塑两种，壁画内容有佛像、佛经故事、神怪、供养人等。
这一时期的影塑以飞天、供养菩萨和千佛为主，圆塑最初多为一佛二菩萨组合，后来又加上了二弟子。
塑像人物体态健硕，神情端庄宁静，风格朴实厚重。
壁画前期多以土红色为底色，再以青绿褚白等颜色敷彩，色调热烈浓重，线条纯朴浑厚，人物形象挺拔，有西域佛教的特色。
西魏以后，底色多为白色，色调趋于雅致，风格洒脱，具有中原的风貌。
典型洞窟有第249窟、第259窟、第285窟、第428窟等。
如第243石窟北魏时代的释家牟尼塑像，巍然端坐，身上斜披印度袈裟，头顶扎扁圆形发髻，保留着犍陀罗样式。
隋唐是莫高窟发展的全盛时期，现存洞窟有300多个。
禅窟和中心塔柱窟在这一时期逐渐消失，而同时大量出现的是殿堂窟、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等形式，其中殿堂窟的数量最多。
塑像都为圆塑，造型浓丽丰满，风格更加中原化，并出现了前代所没有的高大塑像。
群像组合多为七尊或者九尊，隋代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或四菩萨，唐代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和二天王，有的还再加上二力士。
这一时期的莫高窟壁画题材丰富、场面宏伟、色彩瑰丽，美术技巧达到空前的水平。
如中唐时期制作的第79窟胁侍菩萨像中的样式。
上身裸露，作半跪坐式。
头上合拢的两片螺圆发髻，是唐代平民的发式。
脸庞、肢体的肌肉圆润，施以粉彩，肤色白净，表情随和温存。
虽然眉宇间仍点了一颗印度式红痔，却更像生活中的真人。
还有在第159窟中，也是胁侍菩萨。
一位上身赤裸，斜结璎珞，右手抬起，左手下垂，头微向右倾，上身有些左倾，胯部又向右突，动作协调，既保持平衡，又显露出女性化的优美身段。
另外一位菩萨全身著衣，内外几层表现清楚，把身体结构显露得清晰可辨。
衣褶线条流利，色彩艳丽绚烂，配置协调，身材修长，比例恰当，使人觉得这是两尊有生命力的“活像”。
五代和宋时期的洞窟现存有100多个，多为改建、重绘的前朝窟室，形制主要是佛坛窟和殿堂窟。
从晚唐到五代，统治敦煌的张氏和曹氏家族均崇信佛教，为莫高窟出资甚多，因此供养人画像在这个阶段大量出现并且内容也很丰富。
塑像和壁画都沿袭了晚唐的风格，但愈到后期，其形式就愈显公式化，美术技法水平也有所降低。
这一时期的典型洞窟有第61窟和第98窟等，其中第61窟的地图《五台山图》是莫高窟最大的壁画，高5米，长13.5米，绘出了山西五台山周边的山川形胜、城池寺院、亭台楼阁等，堪称恢宏壮观。
莫高窟现存西夏和元代的洞窟有85个。
西夏修窟77个，多为改造和修缮的前朝洞窟，洞窟形制和壁画雕塑基本都沿袭了前朝的风格。
一些西夏中期的洞窟出现回鹘王的形象，可能与回鹘人有关。
而到了西夏晚期，壁画中又出现了西藏密宗的内容。
元代洞窟只有8个，全部是新开凿的，出现了方形窟中设圆形佛坛的形制，壁画和雕塑基本上都和西藏密宗有关。
典型洞窟有第3窟、第61窟和第465窟等。
藏经洞 1900年，在莫高窟居住的道士王圆箓为了将已被遗弃许久的部分洞窟改建为道观，而进行大规模的清扫。
当他在为第16窟（现编号）清除淤沙时，偶然发现了北侧甬道壁上的一个小门，打开后，出现一个长宽各2.6米、高3米的方形窟室（现编号为第17窟），内有从4世纪到11世纪（即十六国到北宋）的历代文书和纸画、绢画、刺绣等文物5万多件，这就是著名的“藏经洞”。
藏经洞藏经洞的内壁绘菩提树、比丘尼等图像，中有一座禅床式低坛，上塑一位高僧洪辨的坐相，另有一通石碑，似未完工。
从洞中出土的文书来看，最晚的写于北宋年间，且不见西夏文字，因此可推断藏经洞是公元11世纪时，莫高窟的僧人们为躲避西夏军队，在准备逃难时所封闭的。
莫高窟藏经洞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非常重大的发现，其出土文书多为写本，少量为刻本，汉文书写的约占六分之五，其它则为古代藏文、梵文、齐卢文、粟特文、和阗文、回鹘文、龟兹文等。
文书内容主要是佛经，此外还有道经、儒家经典、小说、诗赋、史籍、地籍、帐册、历本、契据、信札、状牒等，其中不少是孤本和绝本。
这些对研究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历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科学价值，并由此形成了一门以研究藏经洞文书和敦煌石窟艺术为主的学科——敦煌学。
破坏情况 莫高窟在元代以后已很少为人所知，几百年里基本保存了原貌。
但自藏经洞被发现后，旋即吸引来许多西方的考古学家和探险者，他们以极低廉的价格从王圆箓处获得了大量珍贵典籍和壁画，运出中国或散落民间，严重破坏了莫高窟和敦煌艺术的完整性。
1907年，英国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进行第二次中亚考古旅行时，沿着罗布泊南的古丝绸之路，来到了敦煌。
当听说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后，他找到王圆箓，表示愿意帮助兴修道观，取得了王的信任。
于是斯坦因就被允许进入藏经洞拣选文书，他最终只用了200两银两，便换取了24箱写本和5箱其他艺术品带走。
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又以500两银两向王圆箓购得了570段敦煌文献。
这些藏品大都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和印度的一些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现拥有与敦煌相关的藏品约1.37万件，是世界上收藏敦煌文物最多的地方，但近年来由于该馆对中国文物的保护不力甚至遭致失窃，因而受到不少指责。
1908年，精通汉学的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在得知莫高窟发现古代写本后，立即从迪化赶到敦煌。
他在洞中拣选了三星期，最终以600两银两为代价，获取了1万多件堪称菁华的敦煌文书，后来大都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
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向一些学者出示了几本敦煌珍本，这立即引起学界的注意。
他们向清朝学部上书，要求甘肃和敦煌地方政府马上清点藏经洞文献，并运送进京。
清廷指定由甘肃布政使何彦升负责押运。
但在清点前，王圆箓便已将一部分文物藏了起来，押运沿途也散失了不少，到了北京后，何彦升和他的亲友们又自己攫取了一些。
于是，1900年发现的五万多件藏经洞文献，最终只剩下了8757件入藏京师图书馆，现均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对于流失在中国民间的敦煌文献，有一部分后来被收藏者转卖给了日本藏家，也有部分归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但更多的已难以查找。
王圆箓藏匿起来的写本，除了卖给斯坦因一部分以外，其他的也都在1911年和1912年卖给了日本的探险家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
1914年，俄罗斯佛学家奥尔登堡对已经搬空的藏经洞进行了挖掘，又获得了一万多件文物碎片，目前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近代，除了藏经洞文物受到瓜分，敦煌壁画和塑像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目前所有唐宋时期的壁画均已不在敦煌。
伯希和与1923年到来的哈佛大学兰登·华尔纳先后利用胶布粘取了大批有价值壁画，有时甚至只揭取壁画中的一小块图像，严重损害了壁画的完整性。
王圆箓为打通部分洞窟也毁坏了不少壁画。
1922年，莫高窟曾一度关押了数百名俄罗斯沙皇军队士兵，他们在洞窟中烟熏火燎，破坏不小。
1940年代，张大千在此描摹壁画时，发现部分壁画有内外两层，他便揭去外层以观赏内层，这种做法后来引发了争议，直到现在依然争论不休。
编辑本段【历史现状】 敦煌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一度颇为繁华，周边石窟寺亦颇多。
除了莫高窟，还有西千佛洞、榆林窟及东千佛洞等，共同组成了敦煌石窟群，其中西千佛洞和东千佛洞通常被看作是莫高窟和榆林窟的分支。
西千佛洞位于莫高窟西南30余公里的党河北岸崖壁上，呈东西向排列，全长2.5公里，现存北魏、北周、隋、唐、五代、西夏、元的洞窟22个、壁画约800平方米、彩塑34身，它的洞窟形制、塑像和壁画的题材内容、艺术风格均与莫高窟十分相似，但由于历史上的保护不周，目前残损坍塌较甚。
虽然早在20世纪初就有罗振玉、王国维、刘半农等人在北京、伦敦、巴黎等各地收集、抄录敦煌文献，但对莫高窟的真正保护开始于1940年代。
1941年至1943年著名画家张大千对洞窟进行了断代、编号和壁画描摹。
1943年，国民政府将莫高窟收归国有，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由常书鸿任所长，对敦煌诸石窟进行系统性的保护、修复和研究工作。
1950年，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依然由常书鸿主持，到1966年以前，已加固了约400个洞窟，抢修了5座唐宋木构窟檐，并将周边10余平方公里划定为保护范围。
1984年，中国政府进一步将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为敦煌研究院，充实了科技力量，开展治沙工程，积极利用数字化技术和其他技术来加强保护工作。
由于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对壁画会产生潜在性的破坏，近年造访莫高窟人数增加，因此对日常参观人数应该加以限制。
莫高窟堪称世界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
编辑本段【屈辱简史】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洞内藏有写经、文书和文物四万多件。
此后莫高窟更为引人注目。
1907、1914年英国的斯坦因两次掠走遗书、文物一万多件。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中拣选文书中的精品，掠走约5000件。
1910年藏经洞中的劫余写经，大部分运至北京，交京师图书馆收藏。
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处，弄走约600件经卷。
1914年俄国人奥尔登堡又从敦煌拿走一批经卷写本，并进行洞窟测绘，还盗走了第263窟的壁画。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用特制的化学胶液，粘揭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
、 他们都以少量的银元，带走了大量的中国的灿烂文化。
注： 王道士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
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
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
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
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
汪知县是位进土，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
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
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
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
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
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
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几年过去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并通过汪知县索取了部分古物，遗憾的是，他没有下决心对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
这一决定和汪知县当初的说法一样，都是把责任一推了之。
王圆箓无法可想，又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信。
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深居清宫的官员哪望能顾得上这等“小事”。
王圆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1907年，斯坦因到来，他通过宗教精神的交流将王道士俘虏了。
斯坦因说：“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 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但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
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
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
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
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
因此，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后来连醉心于壁画的张大千也加入了破坏的行列。
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
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
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圆箓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
所以，当1914年斯但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圆箓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
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 敦煌千古事，苦乐谁心知
敦煌文物的流失不应该把责任归因于任何个人，那是历史对整个中国的嘲讽。
我们不能以一个完人的标准去审视王圆箓，他在那个时代其实真的很平凡。
或许只有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藏经洞前聚满了游人，在黑暗的洞中回响着各种不同国籍的声音，我随着匆匆人流，对王圆箓投去深情的一瞥。
去敦煌之前，我就有个心愿要找到余秋雨所说的“道士塔”。
我问导游：王圆箓葬在何处
他说在莫高窟售票处前面。
我从洞窟中一路下来，果然看到了一座淡黄色的塔伫立在莫高窟陈列馆前。
在我所驻留的数分钟内，我没有看到还有其他人在注意到它。
细细看了一下塔上的文字，原来是王的徒子徒孙们用来纪念王圆箓的，墓志上记录了他的功德。
他们建造了莫高窟众多塔中最大最高的一座，将一个道士以及他的所有功过归还给了大地。
关于王圆箓我说了许多，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应该向他致敬，也向我心中最大和最迷人的文化致敬。
编辑本段【旅游须知】 1.为了保护壁画，在莫高窟内参观时，只能用手电筒观看，每位导游带一个手电筒，如果您为了更好地观看，可以自备一个三节电池的手电。
2.由于各种相机的闪光灯对文物均有非常大的破坏，请在进莫高窟参观之前确定不把相机带入
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谢谢所有人的合作
3.最佳旅游季节 敦煌气候属于极地干旱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9.3摄氏度，7月份平均气温24.7摄氏度，1月－9.3摄氏度，全年干燥少雨，昼夜温差极大，此外敦煌还有干热风和黑沙暴两大自然灾害，游人应早作防备。
每年的5月至10月是最佳的旅游季节。
4.交通指南： 去莫高窟可以从敦煌打的前往，面的单程大约35元左右，轿车稍贵。
另外在市区内也有很多中巴直达莫高窟，不过似乎不如打的方便。
如果在窟里呆得比较晚，6点以后可以搭乘一辆接工作人员的小巴，每人5元。
敦煌位于中国甘肃省河西走廊的最西端。
甘肃省地处中国腹部，面积45.5万平方公里 。
省会兰州市位于中国地理中心，从兰州至中国最东头和最西头的距离基本相同 。
全 省呈“哑玲”形 。
东西长1655公里，南北最窄处只有25公里。
境内1千多公里长的河西廊早就是中国东西交通线上的要卫 。
甘肃 是古代丝绸之路上必经的咽喉要道 ，是今天开发中国西北的纽带和依托，也是“新丝绸之路-欧亚大陆桥”中关键的 一 段。
敦煌面积 约有31200平方公里 ，所辖区耕种面积23万多亩 ，主要种植小麦、玉米、棉花、瓜果和蔬菜等。
人口 1985年甘肃省的人口总数已超过二千万，甘肃是多民族共聚的省份，有汉 、回、藏、蒙、满、维吾尔等共41个民族。
其中东乡、保 安、裕固等是甘肃独有的民族。
而敦煌人口约11万，居民有汉、回、藏、蒙古、哈、土、侗、苗、满、裕固等族，汉族人口占大多数 。
特产 敦煌地毯：敦煌地毯因模拟敦煌艺术图案而见长，用优质羊毛织成，手工精巧，色泽鲜艳，美观大方。
水晶石眼镜：以天然水晶石制成，有平光、近视、远视和光学变色镜。
鸣山大枣：体大肉厚，色鲜味甘，因产于鸣沙山下而得名 。
李广杏：七月成熟，色泽金黄，肉厚味甘汁多，含糖量高达25% 。
紫烟桃：九月成熟，无毛，色鲜味甘，软而多汁，紫中含绿 。
葡 萄 ：甜中带酸，有补气血，强筋骨，利小便等功效 。
编辑本段【影视节目】 标题：探索·发现_世界文化遗产之莫高窟 来源：
南山竹海和淹城的导游词，每篇需要十分钟的演讲。
急急急
淹城:俗话说”明清看北京,隋唐看西安,两汉看徐州,春秋看淹城”我们现在就要去的地方呢淹城. 淹城距今已有3000年的历史了,被专家称为”冷兵器时代的城防标本,吴越争霸的军事堡垒”.2005年被列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
淹城从里往外由子城，子城河、内城、内城河、外城、外城河三城三河相套组成，，这种建筑在世界城市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淹城的来历和主人究竟是谁，到现在史学界和考古界众说纷纭，无一定论。
淹是商代后期的一个古国名，在今天的山东曲阜（FU）旧城东，因参加叛乱被周成王所灭后，后裔逃到江南，建立淹城。
还有一种说法呢是季子不满阖闾刺杀僚夺取王位，誓与阖闾的强暴政治决裂。
终身不入吴国以表示淹留之决心，所以取名淹城。
自然淹城的主人是季札了。
好,我们已经到了，现在大家请随我下车吧!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三座古桥，跨过古桥，就好象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门楼上“仰淹阁”就是仰望淹君的阁楼。
大家看这个巨大的器皿称为双兽三轮盘，原件收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这个是按1：10的比例放大的，由中国文物协会赠送。
左右两边是钟楼和鼓楼。
青铜盘周围嵌的四块石刻分别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他们是道教的四方神，分别护卫东西南北。
广场四角的四根琮（CONG）柱是用五彩石制作的，每根重30吨请大家往前走，这条护城河把广场和主楼隔开。
楼上的“春秋淹城遗址”是书法家沈鹏题写的。
左右两边是是北宋的石刻精品——秦叔宝和尉迟恭。
唐太宗李世民早年间杀人无数，夜间常做噩梦，后来大臣们就商议让秦叔宝和尉迟恭带刀守在宫门两边，当晚果然没事，时间长了。
李世民体谅他们就让画师画了他们的画像挂在宫门两边，依然起到了同样的效果，后将这二人当作门神。
我们走过淹君桥，后面就是服务区，都是仿古建筑，在旺阁鱼村边有个明朝石刻，他穿胃束带，拄剑着地，威严肃目。
他的名字是守护神，和我们佛教中的韦驮比较像，都是保一方平安的
我们继续往前走，这里是淹城的牌楼。
这个是大清乾隆的忠义坊，关羽是中国历史上的忠义总代表，因此，忠义坊可能是颂扬关羽的。
这个是曾氏节孝坊，曾氏的夫君早逝。
她要照顾瞎眼的婆婆和两个儿子，之后两个儿子都中了进士，数年后曾氏去世。
皇帝颁旨为他立节孝坊，从此，凡路过者文官落轿，武官下马。
各位游客现在我们去古城里面参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外城河，民间有流传着这样的名谣“里罗城，外罗城，中间方形紫罗城，三套环河四套城。
我们现在来到了内城，这里出土了很多的陶罐，由此证明了这里确实有人居住和活动。
这个位置叫摇铃钟声，顾名思义就是敲钟的地方。
只要一发现敌情就敲这个钟，警示全城进入战斗状态中。
我们来到了子城，这里是淹君处理国事的地方。
大家现在看到的三个土堆，据考证是头墩、肚墩、脚墩，相传是淹君的女儿。
为更好的了解淹城，现在我们去博物馆参观。
在淹城一共发掘出4只独木舟，其中最大一只长11米，宽0.9米。
厚0.3米，深0.42米被誉为“开天辟地第一舟“现在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是西周的遗物。
还有一条收藏在南京博物馆，淹城博物馆收藏了两条。
淹城出土的独木舟分为梭形和敞尾形两种，木质为楠木、柏木、槠木，。
我们眼前的这条独木舟长7.45米、槠木。
出土于内河，已有2900多年历史。
独木舟的制作方法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火烧为主，先将树的一面削平，然后火烧，在用工具挖去烧焦的部分，再烧再挖，一直到制作成独木舟。
这是比较原始的方法。
第二阶段是用石器或青铜器加工，进入了刳（KU）木为舟，木为楫的技术阶段，这种方法比较便捷，效率高 淹城先后出土了一千多件文物，这里展出的只是一小部分。
淹城出土最所的是几何印纹硬陶器，这种陶器胎质坚硬，烧成温度较高。
因所用原料含铁量较高，所以胎色较深。
主要器形有罐、坛，文饰主要有回纹、方格纹、菱形纹有60多种 这组青铜器称为钩调，是一种打击乐器。
流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这套共7件，大小相次。
一般是随葬品。
淹城先后出土了20多件青铜器，主要有尊、盘、箭镞，大多造型优美，文饰精致，具有浓郁的江南地方特色。
感谢各位来淹城参观，淹城的讲解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南山竹海: 各位游客，大家好
欢迎来到绿色仙境—南山竹海 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位于南山竹海景区的大门广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正前方的两把大扇子，这两把扇子素有“天下第一扇”之称,它是南山竹海的标志性建筑，大家请看扇面上“南山竹海”四个字是由“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的笔锋中临摹出来的， 大家知道为什么要用扇子作为景区的大门吗?竹海以扇形为大门则意味着将竹海清，雅德意境表达在其中，同时，扇子也是取风纳凉的必备物品，这样用扇子作为大门，这是为了在炎炎夏日可以给您带来一份清凉和惬意。
各位游客，这就是南山竹海的必看景点—镜湖翠影。
这湖中的水都是来自山底的胸腔之水，由天然雨水汇集而成，湖水终年清湛。
放眼望去，竹在水中长，水在竹中流，竹景开在水中央。
使得这静湖与绵延的竹海相映成趣，充分展现了山水结合的韵味，静湖的画面也是南山竹海的真实写照，更是竹海之美的标志。
各位游客，大家请跟随我进入竹海吧，您可以在这里面大口大口的呼吸清新空气。
大家请看脚下，整个步行道都是由用木板和青石板两种材料铺设而成，并且用木板铺成的地方都是凌空而建的，为的就是吧最自然的一面展现在游客面前。
而这些青石板比较特别，因为他们可以起到很好的防滑作用。
各位游客，大家请随我沿着这条水榭长廊，一路往下。
穿过这里，我们就要抵达竹海的“小鸟天堂”竹海的空气清新，因为是鸟类的生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真禽鸟类，此外，在科普长廊您还可以去了解一些有关鸟类的知识。
大家来到小鸟天堂，您可以和鸟儿对话，嬉戏，可是让大家充分感受到人鸟和谐自然相处的乐趣。
现在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些鸟儿的热情，去和鸟儿培养默契。
游客朋友眼前的这组建筑群，就是南山竹海的雕刻精品艺术馆了，整体建筑分为前后两个馆，馆的西侧呢是一条休息长廊，整个馆的造型塑造成了一个栩栩如生的“竹”字。
各位游客，竹子的历史悠久，种类也繁多，目前我国有大约500多种，因而素有“竹子王国”的美誉，同时您在竹海就能看到将近100多种竹子，而在这里展示的二十多种竹子，更是其中的精品。
竹雕刻精品艺术馆集中展示了翻黄竹刻，徽派竹刻，嘉定竹雕，金陵竹雕等精品竹雕艺术，而其中徽派竹雕，金陵、嘉定竹雕并称为地方三大竹雕。
竹子浑身都是宝，人类对竹子的利用，涉及到了衣、食、住、行各个方面，从食用方面来看，竹笋和竹荪都是人们喜欢的美味山珍。
竹子还具有特别的医用价值，如竹茹、竹沥，竹荪，竹黄都是疗效显著的药材，竹的枝叶可以作为扫帚，而且叶子还能做成竹叶茶。
正如苏东坡所述：“食者竹笋，居者竹瓦，载者竹筏，炊者竹薪，衣者竹皮，书者竹纸，履者竹鞋，真可谓不可一日无此君也。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竹雕刻精品艺术馆，本馆有一样东西是不得不看的，那就是本馆的镇馆之宝—天下第一竹寿星，目前正在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
不知不觉中，我们来到了竹海第二大必看的景点—寿比南山。
进入寿比南山区域，我们就仿佛进入了老寿星的怀抱，老寿星头部高12.8米，是由纯铜制作而成。
不管您是从正面还是侧面看这寿星，他都笑眯眯的注视着您，在这儿您就可以拜拜老寿星，俗话说：拜拜老寿星，家和万事兴”在老寿星背后的照壁上是66种不同字体的寿字，其实在景区共有100种不同字体的寿字构成了南山竹海的百寿图，可是这些寿字到底在哪呢
待会儿就继续我们的南山寻寿之旅。
寿比南山作为竹海寿文化的集中展示区域，还向我们展示了多种长寿养生知识。
首先，我们看看南山区域的自然环境，犹如世外桃源，在这生活的老百姓，想不长寿都难，其次，竹海长年温度比一般城市低5度左右，而体温低者要比体温高者要长寿。
在看广场四周，老寿星周围有许多的石雕猴子，《论云》中所说：“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只要人们以此为据，驱逐心中的贪念，烦恼也自然会越来越少，这也是南山人的养生之道。
在这竹林深处还有一口不老泉， 泉水中富含矿物质，长年饮用，有利于延年益寿。
各位游客朋友，我们眼前的这座高耸的山峰就是“吴越弟一峰”。
这儿是南山之巅，观赏万亩竹海的最佳场所。
吴越弟一峰的“第”并不是“第一”的第，而是小弟弟的“弟”，因为他称不上是吴越境内的第一，只是其中的一位小弟弟，其二，因为山顶土壤较薄，竹子无法生长，所以弟一峰也就不能用竹字头了。
在东南方向的山林之中，有一条古官道，是江苏通往安徽的越境古道。
接下来我们要游览的是南山竹海的主题文化之一“寿文化”的集中展示区域—万寿堂。
眼前这个是分别雕刻有“寿比南山”四个大字的四扇旋转式红木大门，每扇木门的正反两面都刻有一个字，不管是从正面度或者是从反面度，它都是“寿比南山”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大轮盘，我们是称之为“转运金轮”它的原型起源于古印度，是战争中用的一种武器。
眼前的“天下第一寿”五个大字，是乾隆皇帝的手书，卷面上游“御笔”的下款。
“拜寿台”是“万寿堂”内的主体建筑物，表现的是一个富裕家庭为家中长者祝寿前的堂屋布置情景。
首先，来看一下拜寿台的整体建筑格局可以发现，这户人家一定是“非富即贵”的大家庭。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宅院门前竖有这样一对扁形的石古礅，门楣下面左右各有一只雕花楣托，扁形石古礅就是“门当”，这对雕花楣托称为“雀替”。
它们标志着主人家的财势大小，还是宅第主人的身份、地位、家境的重要标志之一。
所以说，这户人家非富即贵。
我们在来看看寿堂的布置。
首先，中间有一个大红色的“寿”字。
这儿单独悬挂的红底“寿”字，应该是夫妻痛寿。
“寿”字两边有两幅寿联，第一幅有恭贺寿辰，第二幅是将寿辰主人的品德入联，以自然界的现象来表示恭贺。
供桌上的红蜡烛相信各位都知道，就是红红火火的意思，这玉瓷牡丹净瓶则是取牡丹的“花开富贵”和净瓶的“平平安安”而镶座屏风明镜石古时候大户人家必备的吉祥镇物之一。
玻璃镜子有炫耀和辟邪的作用。
供桌前的八仙桌和“官翅”太师椅一对是主人的位置，两边的“官翅’太师椅则是贵宾的位置。
这柱子上挂着竹子和菊花雕刻长条屏，分别表达的意思是—“祝福”和“举家”的意思，而举家就是“全家”的意思。
这样加上祝福就是成了“举家共祝”的意思。
各位游客，南山竹海的讲解就到此结束了，最后祝愿大家“寿比南山、万事如意”
谢谢全陪导游词：在座的各位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在周末的早上见到大家，感谢大家多年来对我们旅行社的支持和给我本人的信任，让我有这样的一次机会与大家同行并为大家服务，我心里非常的高兴，首先先做一下自我介绍，也就是说我们先认识一下：我姓王，大家叫我小王或王导都可以，怎么亲切就怎么叫，那开车的司付姓刘，刘司付，也就是说这三天大连之行就由我和刘司付共同为大家服务。
如果咱们大家在旅途过程中有什么困难和要求的话就尽管的提，不要客气，那我和司付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大家解决，换句话说如果咱们大家在吃、住、行、游、购、娱等方面有什么不满意的或觉得我哪些地方做的不合适的地方希望大家及时的提出来，我会立即改正，就是不希望咱们大家回程在对我说：小王这个地方你做的不好，那我想你并没有给我改正的机会，那我也只能对你们说：抱歉，下次我会注意的（笑），那么同时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对我们的工作能够给予支持和配合，预祝我们的行程圆满的结束，同时也预祝各位在大连玩的开心，旅途愉快
其实一上车，在座的有些人都熟悉我，那不熟悉的呢也有一些似曾相识的感觉，虽然现在我不能一一叫出大家的名字，但是我想在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我会慢慢的了解大家，熟悉大家，那么现在大家只需要记住我就可以了，大家还记得我姓什么吗
姓王（客人说），那么车上有没有和我同姓的，举手（这时有一个男客人举手），对不起，我说的是同姓，姓别的姓，（客人笑）。
好了，开个玩笑，谢谢大家捧场。
那么我们的车已经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了，那给大家提几个小的建议，首先，咱们大家在座位上坐好之后就不要随便的走动，以免车速过快把大家弄出危险，其次呢早上大家都起来的很早，可能没有吃早餐，那么大家等一下吃的东西的时候把吃剩下的瓜果梨皮放在一个方便袋子里，下车的时候司付会为大家清扫，我想咱们这台车将陪伴大家三天的时候，希望大家能保持一个好的环境，最后一点就是坐在窗边的朋友千万不要把手或头部舒伸到窗外去，以免被其它的车辆刮伤，那我想出门在外，旅游固然重要，但是平安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出门在外平安就是一种幸福，那么我也希望这个行程能够把大家高高兴兴的带出去，平平安安的带回来。
要一篇山东德州苏禄国东王墓的导游词，300字。
谢谢
各位游客、各位先生、女士，一路辛苦了，欢迎您来到山东德州苏禄国东王墓。
苏禄国东王墓，座落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城北，是中菲友好历史的见证，也是我国历史上利用京杭大运河对外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留下的重要遗迹之一。
1988年1月13日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苏禄国位于菲律宾西南部，是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酋长国，国有三王：东王巴都葛叭答喇、西王麻哈喇叱葛麻丁、峒王巴都葛叭喇卜。
1417年（明永乐十五年）7月，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答刺、西王巴都葛叭苏里、峒王巴都葛叭刺卜率眷属及侍从340人来华访问。
9月辞归，途中东王染疾，13日薨逝。
永乐帝闻讣遣官致祭，赐谥“恭定”，并亲撰碑文。
10月3日以王礼厚葬于此。
东王长子都马含随西王、峒工回国承继王位，王妃葛木宁、次子温哈刺、三子安都鲁及侍从等十人留居墓地。
明宣德间，在墓旁修建了清真寺。
1731年（清雍正九年）东王八代孙温崇凯、安汝奇申请加入中国国籍获准，遂以温、安二姓定居德州。
王陵园区占地八十馀亩，墓高四点二米，直径十六点六米。
走进墓区，但见苍松翠柏，郁郁葱葱，长长的神道前竖立著石头牌坊，两边立著华表、翁仲、狮虎羊马，尽头处是威严的仪门。
进得仪门，裬恩门、正殿、东西配殿，依序排列。
正殿正中，高悬著苏禄国王巨幅画像，正殿后正中是一个硕大的圆顶土冢，墓碑上书「苏禄国恭定王墓」。
陵墓完全是中国式的丧葬规制，与其他王陵不同的是，墓正门外西南侧有一个建筑规整的清真寺，东南侧还有三座土冢，分别是其王妃、二子温哈喇，三子安德鲁之墓。
清代雍正八年，苏禄王访问中国，途经德州，曾瞻拜祖茔。
菲律宾驻华的许多任大使和菲前任总统马科斯的儿子都曾来过德州，拜祭苏禄国东王墓。
一九九九年，菲律宾苏丹王到德州拜祭祖先。
现在院中所立的「苏禄国东王纪念碑」也是由菲律宾苏禄国东王后裔苏丹王、菲律宾实现黎刹信念协会、菲律宾国家历史协会联合为苏禄国东王所立的纪念碑。
陵墓的南面，是当年修建的清真寺。
北营村民信奉伊斯兰教，每逢周五就齐聚寺内做礼拜。
北营村的「王室后裔」们勤奋敦厚，有不少人在许多领域都卓有建树。
这些年来，不仅仅菲律宾的各界人士经常来这里访问，他们也多次派代表去菲律宾参观访问祖国，为两国的睦邻友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好，先介绍到这里，呆会儿我再为大家做详细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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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简介导游词各位旅客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徐州，徐州位于江苏省的西北部，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素有“五省通衢”和“兵家必争之地”之誉。
为东部沿海与中部地带、上海经济区与环渤海经济圈的结合部。
京沪、陇海两大铁路在此交汇，京杭大运河傍城而过。
公路四通八达，为全国重要水陆交通枢纽和东西、南北经济联系的重要“十字路口”。
1945年正式设市，现辖丰、沛、铜山、睢宁4县，邳州、新沂2个县级市，云龙、鼓楼、泉山、九里、贾汪5区。
全市总面积11258平方公里，其中市区963平方公里。
总人口900多万，年平均气温14℃。
徐州拥有6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是江苏省最古老的城市。
中国第一个布衣皇帝—汉高祖刘邦出生地和发迹地，数百年的两汉盛世造就了博大精深的两汉文化。
徐州的两汉文化遗存，以“汉代三绝”—汉墓、汉画像石、汉兵马俑为代表。
除此之外，汉皇祖陵、项羽戏马台、楚汉鏖战的九里山古战争遗址、霸王别姬处、虞姬墓、以及刘邦荣归故里吟唱千古名句《大风歌》的歌风台等。
徐州其他的文化遗存还有彭祖井、彭祖祠、放鹤亭、黄楼、东坡石床、快哉亭、唐代摩崖石刻、关盼盼的燕子楼、北魏大石佛、苏北第一寺—兴化寺、以明清民居为特色的民俗博物馆、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园林等。
徐州自然风光兼有北方的豁然大气和南方的钟灵秀丽。
云龙湖水质清澈，仿佛一颗明珠镶嵌在市区南部。
绿波层涌的泉山森林公园、玉带回转的故黄河风光带、临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