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周年纪念感想
下乡四十周年时写的诗：那天-写给1969年9月9日那天，我刚过15岁半。
出发时，把鲜红的毛主席像章，庄重地挂在胸前。
意气风发的兵团战士，走上反修最前线。
那天，怕母亲伤感，没让她送我到车站。
她的微笑依然美丽而平静，坚毅和力量注入到我的心田。
那天，父亲也没能送我，在他下放的村里挨批判。
但他的话，却在我心里回响：“记住，你是共产党员的儿子，革命队伍的年轻一员。
”那天，只有小妹最高兴，追着鼓号队，满操场转。
也许她在想：学一个漂亮的舞姿，晚上演给哥哥看。
那天，云高，风爽，天蓝。
大客车缓缓驶进专列站台，红旗猎猎，锣鼓喧天。
车窗塞满了挥别的手臂，道别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
时辰已到，汽笛拉响，车轮缓缓。
骤然间，哭声大作，动地，震天
那是上千人的心声啊，不
那是几亿国人的心声，令山河动容，令日月黯淡。
……那天，我没有哭。
至今也说不清为什么，应该不是，“男儿有泪不轻弹”。
那天，夜色漫漫。
车窗外，划动着广阔的东北原野；车厢里，酣睡着一群花季少年。
泪珠还挂在女孩儿苹果般的脸上，男孩儿的梦里，憧憬着与敌军坦克的酣战。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青春将挥洒在漠漠荒原里；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一生将注定与坎坷相伴。
他们就是空前且绝后的“知青”一代；他们将书写壮丽而凄美的历史长卷。
哦。
那天，是我人生的起点；那天，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间。
知青下乡要呆几年才可以回城啊 为什么有很多知青从开始一直呆到结束才返城啊
知青下乡为插队和农场团）两种类型。
插队知青，完全其力，生活艰且与当地农民分享极其有限的资源，全年劳动仅能挣到口粮和烧柴，几乎所有费用均靠家里资助。
所以大都下乡时间不长，一有机会（主要是招工）就会离开。
下乡时间，政府没有调查数据，应该在三年左右。
很少有人从1968年到1979年一直在村里。
那些在知青运动结束才回城的插队知青，通常都是下乡时间不长的“小知青”。
农场知青，每月拿三十多元的固定工资，衣食无忧。
虽然远离家乡，劳动艰苦，但基本生活尚能维持。
虽然在1972年以后，大都通过各种关系和途径（病退、困退、上学、转插、调动）离开农场，但也有相当一批人、大约在20%至40%之间，直到1978年开始大批返城后，才离开农场。
有些人已在农场结婚生子，全家返城。
知青下乡插队哪年开始的，持续了多少年
知识青年称知青，泛指有知识的青年，一般指受过高等教育的年。
特定历史时期的称谓，指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1970年代末期为止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人，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只获得初或高中教育。
该怎么评价知青上山下乡，“青春无悔”难道错了么
知识青年下乡上山运动已经过去整整50年了，怎样看待当年这一场涉及数千万青少年和几乎全国每一个家庭“的大移民”运动。
是耶，非耶，福耶，祸耶
大唱赞歌的有之，大加挞伐的有之。
说青春无悔者有之，说青春无奈者有之。
一时各执一词，争执不休，莫衷一是。
其实这个问题本来没有什么争头。
取决你从哪个角度甚么层面来看这个问题。
如从历史角度来看，从国家层面来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只能说是为文化大革命这场动乱浩劫收拾烂摊子的无奈之举，是一重大失误，是难以得到正面评价的，是不值得歌颂的。
如果从数以万计的“知识青年”自身来讲，如何来回顾和总结这一段人生，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青春无悔一说，道出了大多数知青对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的复杂情感。
当下，一些所谓的“公知”，“精英”，借从整体方向上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为由，全面否定广大知青的人生道路，否定他们的忍辱负重，艰苦奋斗。
他们以一付伪贵族似的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广大知青的自我人生评价冷嘲热讽,什么“空洞虚假”，什么“强颜欢笑”，甚至用十分下流的语言来亵渎广大知青和命运抗争，在逆境中奋斗的成果。
更令人鄙夷和不齿的是，这些伪贵族伪精英在渲染广大城市下乡知识青年的“苦难”的同时，却完全漠视同一时期处在更痛苦更贫穷的数以亿计的淳朴善良的农民的存在，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城市人金贵，广大农村尤其是偏僻山乡的人命中注定该受苦受穷。
这种态度和价值观是不能容忍的，也是我们城市老知青朋友自身都不会认同和接受的。
这一点在我所接触到的大批知青朋友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和插队山乡的父老乡亲们保持着深厚的情谊，年年去看望他们，他们也像亲人一样地接待你们，乡亲行遇到灾难，他们也感同身受，解囊相助。
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深受感动和教育。
至于那位老人家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说，可以分析讨论，我个人觉得也不能完全否定。
但是那些精英们把它反向解读为愚昧和野蛮教育开化和文明，这种说法，我们的老知青同学们自已能接受吗
现今广大农村乡亲同胞能够接受吗，对知青价自身来讲，上山下乡这段经历真是毫无价值的吗
就算是充满苦难和辛酸，难道真是不值得追忆的吗
就算往事不堪回首，也得回首
而且他们现在以积极和阳光的心态来回顾这一段历史，说一句“青春无悔”，又有什么不可以
难道要让他们永远生活在怨恨，泪水和痛苦回忆的阴影中吗
难道硬要重新扒开他们好不容易才愈合的心灵的伤口，还要向上面撒一把盐，你们这些“公知”，“精英”才感到快感吗
以上所见，失之偏颇之处，望众友指教。
知青一般几岁下乡
知青下乡是在1955始返程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期。
乡知青，广义泛指下放到、掌握一定知识的青年，一般指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
在中国，知识青年指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年轻人，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只获得初或高中教育。
知青上山下乡的大历史背景是什么样子的
“农村是一阔的天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句多人耳熟能详，必知道为什么会说这句话。
1955年，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有一批中学和高中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报上发表了《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报道了这个乡的事。
主席读了很兴奋，亲笔写了按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的到那里去。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 1955年8月9日，北京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奔赴北大荒萝北县，建立了北大荒“北京庄”。
发起人是扬华、李秉衡等。
小学毕业的河北省临西县的吕玉兰，回乡建立了第一个合作社，15岁就当了社长，是全国最年轻的合作社社长。
1955年10月15日，一支由98名热血青年组成的“上海市志愿垦荒队”，来到了江西省德安县九仙岭，其中有25名女孩子，最小的15岁，她们住简易草棚，吃稀饭箩卜干，每天只有3分钱的菜金。
之后，共青团中央在全国10多个省市组织了远征垦荒队，动员城市青年奔赴农村。
知青的榜样：董加耕、邢燕子、侯俊等就是当年被《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大势宣传报道出名的。
1964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
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发布指导知青下乡的纲领性文件。
中央为此成立了“知识青年下乡指导小组”和安置办，各地区也成立了安置知青下乡的专门办事机构。
北京第一批到北大荒去的知青有248人，最小的14岁。
1966年5月17日，上海市文化广场13000多名知青聚会，上海市委要求上海知青“鼓起革命勇气，下定决心”，积极投身新疆建设，在建设和保卫边疆的事业中作出贡献。
1967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但复课闹革命面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在废除考试制度、大学停止招生后，全国中学已经积压了66、67两届毕业生没有分配。
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传达了的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的积极分子”。
于是，大批中学毕业生被继续稳定在学校进行“教育革命”。
1967年11月8日，上海市66届大专院校毕业生誓师大会召开。
毕业生们表示要到内地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68年3月，北京市青年蔡立坚毅然来到山西省榆次县黄采公社杜家山插队，成了第一个要求插队的红卫兵。
1968年6月18日，上海市组织的上山下乡勘察小分队出发，他们都是1966届毕业生，也是上海市首批被批准上山下乡的红卫兵。
1968年，积压在学校的毕业生已经不止66、67两届，加上68届毕业生，共计达200万人。
7月27日，上海首批赴农村落户的1966届高中毕业生开始陆续前往安徽和上海市郊区的崇明、奉贤等县的国营农场。
毕业生在临行前，各校都举办了上山下乡思想学习班。
1968年8月起，全国掀起了宣传“再教育”的高潮。
发表了一系列指示，指出：“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
” 1968年12月22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人民日报》刊登了《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没有工作的城镇居民到农村生产第一线去。
由此，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
一度震撼全国，轰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以上山下乡的形式逐渐消失。
1969年是上山下乡运动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年，每座城市、每所学校、每条街道、每个家庭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这股大潮。
全国八个主要城市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南京、武汉、成都、重庆的知青许多人被下放到了边远省份，如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云南，全国知青大量的在本省农村插队，共有267万多知青投身其中。
1969年12月，在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指示发表一年时，上海已有48万高、初中毕业生奔赴黑、吉、蒙、滇、黔、赣、皖和上海市郊区农村插队落户，原上海市中学红代会全体常委全部奔赴边疆农村。
到1972年，上海知青猛增到百万人，并涌现出金训华、黄山茶林场11位小将、郑培志等一大批英雄人物。
金训华是为在激流中抢救两根电线杆牺牲的。
下乡几年后，红卫兵步入了青年。
七十年代的知青有了政治危机感，特别是林彪事件后，他们得以在艰苦的环境中，在农村冷静地对自己、对社会作了反思。
红卫兵运动已走向了低谷，他们中的许多人感到了幻灭。
据1975年12月23日新华社报道：在主席1968年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全国知青一浪接一浪地掀起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
到当年年底为止，我国上山下乡的知青已达到1200万。
1975年当年，全国有200万知青上山下乡。
1972年林彪事件和1973年李庆霖“告御状”后，在上山下乡背后的知青的苦难历程也不时通过一些会议渠道，小道消息在扩散。
1978年10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谈到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时说：“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
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
” 直接分管知青工作的副总理陈永贵说：“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起这事就头疼。
”知青问题几乎与共和国同步成长，由于其时间跨度大，涉及人数多，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老大难问题。
在李庆霖时间后，中央才根据的“统筹解决”的指示，召开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提出“要研究制订一个长远规划”的问题。
1976年2月，再次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上批示“知青问题，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予解决。
”可是，直到他老人家逝世，也未“解决”。
1978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会议纪要》指出：1968年到1978年的十年知青下乡运动，“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知青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
”这是对这场运动的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