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末年龄是代表几岁?
本（命）末年龄是代表几岁
本命年十二年—遇，年龄就是12乘上过本命年的次数。
如12岁，24岁，36岁…… “本命年”就是十二年—遇的农历属相所在的年份，俗称属相年。
比如猴年出生的人，2004年就是他们的本命年。
在传统习俗中，本命年常常被认为是一个不吉利的年份。
“本命年犯太岁，太岁当头坐，无喜必有祸”的民谣是关于本命年不甚吉利的最好写照。
故民间通常把“本命年”也叫做“槛儿年”，即度过本命年如同迈进一道槛儿一样。
每到本命年时，汉族北方各地，不论大人小孩都要买红腰带系上，俗称“扎红”，小孩还要穿红背心、红裤衩，认为这样才能趋吉避凶、消灾免祸。
这种习俗到今天仍在各地流行，每逢，市场上到处有出售“吉祥带”“”的红黄绸带，本命年的人们将之系在腰间、手腕上，这样便可消解灾祸、化凶为吉。
我属鼠能结合我的生肖给我写一句鼓励的话吗
《鼠年的祝福送
》鼠年好，财源滚滚到。
人生路，成功业绩高。
人财双丰收，步入顺利桥。
美好前程在，和谐最重要。
祝你们一路运气处处招
新年好
鼠年好
衷心祝福你：上帝保佑你
**关心你
菩萨爱护你
财神跟随你
幸运之神伴随你
这一刻，有我最深的思念。
让云捎去满心的祝福，点缀你甜蜜的梦，愿你拥有一个幸福快乐的新年
松鼠树上树下跳，喜庆本命年来到。
祝福大家新年好
健康平安呱呱叫。
朋友好，鼠年到，鼠头鼠脑鼠世道，鼠眼睛盯股票彩票，鼠鼻子闻假酒假药，鼠嘴巴吃薯条汉堡，鼠耳朵听短信呼叫，鼠腿子上跑道，奥运场上蹦蹦跳。
鼠年立春提前到，喜鹊枝头喳喳叫。
松鼠问声新年好
喜鹊点头话更高。
祝鼠别再爱大米，农民种稻不容易。
自立更生靠自己，嘻嘻嘻不好意思
新年快乐
亲爱的，因为牵了你的手，所以我要抓住你的手。
给你幸福给你快乐相伴永远
我爱你
一条围巾送温暖，一杯咖啡送甘醇，一束鲜花送芳香，一句关心送友人，一个电话送问候，一条短信送亲朋
鼠年快乐
鼠年的钟声己敲响，朋友你想没想，国民经济在增长，肉几钱一两，房几钱一平方，哎呀我的娘，还是放好心情奥运上，为咱们的健儿拍拍掌。
鼠年如此多娇，引福娃新春竞折腰，看贝贝京京，舞动花灯，欢欢迎迎，点燃鞭炮，还有尼尼，躲在屋里，正在帮您数钞票。
鼠年喜气乐，好事可真多。
工资年年涨，心里乐洋洋。
新房装修好，入住品位高。
开着自家车，开心敞口乐。
平安健康路，事业成功顺无堵。
酒是温的好，菜是热的好，工作是乐的好，钱包是鼓的好，同事是铁的好，上司还是你最好。
祝鼠年愉快，鼠年旺财，步步高升
祝你鼠年喜气洋洋，满面阳光灿烂，爱情扬眉吐气，事业洋洋得意，晦气扬长而去，万事阳关大道，鼠年一旺向前
为了久藏你的影子，在深冬，我给心灵再上一把锁。
而如今，在这个日子，我从锁眼里仿佛又听到了自己的声音，祝新年快乐。
祝你鼠年运气好，出门打工活好找。
工作如意活又牢，工资提升步步高。
成功路上出奇迹，财富榜上出现你。
祝你努力再努力，辉煌业绩更出奇。
岁末甫至，福气东来，鸿运通天。
否极泰来时重伸鲲鹏之志，惜时勤业中展君无限风采。
祝鼠年吉祥，财运两旺
鼠年到来喜事多，阖家团员幸福多；心情愉快朋友多，身体健康快乐多；一切顺利福气多，鼠年吉祥生意多；祝愿您好事多多
魔岩三杰为什么这么惨
纪录片曝“三杰”现状:何勇张楚都神了 1990年，当台湾音乐制作人张培仁第一次看着老崔蒙着双眼《一块红布》时，他抱着柱子失声痛哭。
他本以为，这个民族可能会掉在原来软绵绵、年轻人没有自主性的文化里头的时候，突然在北京，在一无所有的环境里，年轻人在做这件事。
此后10年，成了张培仁口中的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理想主义十年，这是崔健、窦唯、何勇、张楚等一批人的年代。
然而，在火了3年之后，这拨人迅速地销声匿迹了，中国摇滚乐从一无所有，到冷暖自知，再到悲伤的梦，似乎快进了它的轮回。
2008年，当盛志民拿着摄像机重新找到了这拨人，拍了纪录片《再见，乌托邦》，摇滚果儿们才明白，那拨人也许永远回不来了。
时隔两年的2012年岁末，盛志民带着《再见，乌托邦》再次抵沪，影片作为万语清影举办的纪录片年终放映，12月23日在创智天地放映，现场挤满了人。
观众中一半以上是冲着摇滚乐来的，而放映次日崔健便在上海开唱。
记录那场难以复制的集体回忆很有必要 上海寒潮的这几天，盛志民上台的第一句话是：“上海真冷。
”客气的观众回应说：“这么多年了，看到当年这些画面，虽然天冷，心里还是热的。
”不客气的观众也会说：“这并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摇滚乐纪录片，摇滚主义的热血画面集体缺席，取而代之的是失落、失语、反省、商业文化、产业、互联网经济、全球化等关键词，社会价值已随社会发展变迁，理想主义已逝，摇滚年代不再。
” 显然，《再见，乌托邦》中文片名名不副实。
那拨人的当年，只言片语，那拨人的现在，更多踌躇不前，不敢触碰。
不见理想国，何勇嘴里的“没钱怎么活啊”甚至让观众发笑。
盛志民承认，自己更喜欢英译名——《Night of an Era》，翻译过来就是《时代的晚上》。
那个时代虽已落幕，但盛志民认为，记录那场难以复制的集体回忆，这是很有必要的，但一定要时过境迁之后，再重新来看，才能看出它的价值。
《再见，乌托邦》用了三条线讲述了那个时代的那拨人。
去世的吴珂，曾经的“做梦”乐队的吉他手，是那个漂亮吉他男孩，飞机头，浓眼线，连张楚都嫉妒地说：“当年唯一的日系风格，很洋气。
”1996年前后，他神秘消失了。
盛志民希望通过寻找吴珂，为那些摇滚乐中的无名者立碑。
影片另一条线是“魔岩三杰”。
何勇长期服药，精神状况不稳定，时不时仍需要入院就医，前一年他总共只有3场演出，他想找滚石要点钱；张楚从1997年出版《造飞机的工厂》之后自闭8年，这几年渐渐恢复，觉得自然而然是最好的；窦唯不接受访问，他只给了盛志民他的影像和音乐，认为在当下的环境下不适合用任何语言阐述自己的态度和认识。
该片第三条线是在何勇录音棚打工的男孩小畅，和当年那拨人一样十六七岁的年纪。
面对镜头，他已经完全可以把商业环境讲得头头是道，他的理想是能够学习到他们的精神，做更主流的东西。
不想把话说明白也说不明白 除“魔岩三杰”外，崔健、音乐制作人张培仁、电台DJ张有待分别从音乐人、制作人、媒体人的视角，谈论对中国摇滚乐和那个时代的看法。
“我不想把话说明白，我也说不明白，我只想拍变化。
”盛志民强调说。
“2008年，年近40岁，经历一些事情和变化，而且当时何勇出了状况，并且情况越来越严重，觉得应该去拍，这其实也是梳理一下自己，自己是怎么从一个摇滚青年走过来的，看这帮朋友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
”盛志民这样介绍自己拍摄这部影片的初衷。
当年，盛志民和何勇、张楚、窦唯都是很好的哥们，自己也是从摇滚乐开始走上所谓的艺术创作道路。
上世纪80年代末，资源不平等，不能共享，首都北京是唯一能够看到或者听到不一样的东西的地儿，对于盛志民他们来说，不管听的是Beatles还是Bon Jovi，20岁的年轻人一下子就撒了欢儿了。
“原来生活是可以这样的，那时候不像互联网时代资源共享，这拨人可能更快地对生活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重新要改变你的生活，当你改变了你的生活方式，你的道路可能就延伸到另一头去了，我原来是学建筑的，于是就迅速抛开了长辈给我安排的生活，一定要过一个独立自主的生活。
”盛志民说。
北京著名电台DJ张有待见证了这拨人的成长，他在片中说：“这些人都是很自然出现的，他们就是自然组合，自然状态。
如果他自然生长，自然消失，都是一种自然现象。
但强制性地出现一个外力，把他推向一个机制，在体制又没办法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就改变了他正常的发展和生长。
” 吴珂的消失像那个年代的倒塌一样成谜 “当然，摇滚的圈子里死了很多人。
知名的有张炬（唐朝乐队创始人之一，于1995年5月11日遇车祸去世），不知名的还有很多，吴珂是不知名的，但是他很闪光，很有女孩缘。
”直到现在，盛志民和他的朋友们提起吴珂，情绪上还是难以名状。
关于他的下落有很多说法，有人说他死了，也有人说他还活着。
吴珂的父亲曾是中国录音总公司的音乐编辑，崔健《一无所有》的磁带就是其负责出版的。
吴珂耳濡目染，1989年夏，16岁的吴珂在八王坟哭着恳求父亲，要搞摇滚乐。
父亲答应了，给他找了吉他老师，最后因为吸毒，吴珂还是走了。
吴珂的父亲在采访中自责地说：“还是我害了他”，吴珂母亲至今还记得那个日子——1996年9月7日，“24岁，本命年，还差几个月。
”这一天，她从自己的录像店回到家，儿子已经吞服了过量的镇静剂“曲马多”。
影片之所以用“寻找吴珂”作为一个起点，盛志民解释说，吴珂当时是个谜，谁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所以想深入去了解。
于是辗转找到了他的父母，说服他们说出了当年的情况。
吴珂跟张炬不一样，张炬去世，是中国摇滚史上一个重要的印记，而吴珂却没人知道，他也代表了很多摇滚乐的无名者。
其实那个年代，吴珂在摇滚圈里很是个人物，他很出挑，很有才华，所以在这部片里，他不该被忘记。
吴珂是怎么消失的，就像那个年代如何轰然倒塌的原因一样，很少有乐手能说清楚。
何勇和张楚都认为，没人懂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弄，完全是懵的。
“那时候谁知道唱片业是什么样的
都不知道。
只有你进来了才知道那里头的沟沟坎坎。
这是个过程，也得有点牺牲。
”吴珂的朋友、乐手马培说，“小珂是这样的牺牲吗
不知道。
” “当年最牛的是搞摇滚乐的，然后是搞电影的，最后才是画画的，现在整个倒了过来。
”马培说，“我们可能是最后一代受理想主义教育的，艺术肯定是建立在理想主义上的，当理想主义没有了的时候，那艺术他妈的就没有了。
” 摇滚乐的审美根本不被接受 在那拨人中，现在只有崔健还有举办个唱的号召力。
2008年秋，崔健在北京工体的演出，现场变成了怀旧歌曲大联唱。
之后，他频频出现在各大音乐节和拼盘演出中，人们都说崔健变了。
可盛志民却并不这样认为：“崔健没变，他一直很清楚自己的位置。
虽然他的新歌里他要说的话，已经没有人要听，但他搞真唱运动就是是拐着弯地说自己想说的话。
” 这位“中国摇滚乐教父”在片中愤愤地说：“说白了，在中国，摇滚乐的审美根本就不被接受，批判在中国的历史里边就不是美。
”崔健说，“这是几百亿中国人——不是一代人——的文化思维方式。
” 而曾经带着这拨人征服香港红磡的张培仁感叹，他们在过去有很多压抑的情绪，在爆发时没有虚佞的商业主义阻挡。
上世纪90年代的精神没有延续下去，“很可惜，那是中国人绝无仅有的历史上理想主义十年。
” 何勇是片中镜头最多的，他不再是那个穿着海魂衫在台上大喊“姑娘漂亮”的年轻小伙，他也演出，但一年也就三场，他还唱“姑娘漂亮”，但已经喊不动了，因为他变成了发福的中年怪叔叔。
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片中张有待和何勇吃饭时的一段谈话显然有着更强的说服力。
何勇：有Landy（张培仁）的消息吗
张有待：没有。
怎么了
你想见他
何勇：我想通过他，让他跟滚石要点钱啊。
这么多年唱片一直卖着，彩铃这个那个的，十多年了一分钱没给过。
张有待：你们当时签的合同里有彩铃这一项么
…… 何勇：我其实现在最想在云南大理、或者北京郊区、青岛海边……有个小院，养只狗，看看书。
我不是说永远过这样的生活，只是想现在过过这样的日子…… 张有待：（笑）现在又回到了这个问题上，是交个女朋友，还是养条狗
最终是养狗
何勇：养狗，但是你想这样的话，除非我把现在的房子租出去，否则我根本没有钱……你知道也花不了多少钱…… 张有待：你这是废话，你说的这种生活方式，你去问马路上每一个人，几乎每个人都会说我想这样，我想找一个海边，养条狗……这么过日子，你这也太小资了。
何勇：……我其实就是觉得，如果那样的话我心里的东西没准儿能出来。
张有待：那样就更出不来了。
无论出现或毁灭是自然规律 《再见，乌托邦》素材有130多个小时，最后剪成了90分钟。
“我拍了他们每个人的不同的态度，某种程度上它又和摇滚乐没了关系，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他们的生命、精神、肉体、理想，也在这些年中逐渐被消解掉。
” 当年的“魔岩三杰”对这部片子有着不同程度的回避。
何勇根本没看这片子，盛志民说，“他看了也许会生气”。
张楚只看了自己的那部分。
窦唯只看了张培仁采访的那部分，而片中他的那部分都是由他自己拍摄提供给盛志民的。
“虽然他不接受采访，但他给了我他的影像和音乐，这也是他的态度。
”盛志民说。
再次看过影片，盛志民告诉早报记者，“两年前，我还认为1980年代是无法替代的，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无论它出现或是毁灭，这个是自然规律。
” 早报记者追问“是否相信会有下一个轮回”，盛志民连连点头。
影片最终在一群农村青年齐声高唱Beyond的《真的爱你》的歌声中结束。
而那些昨晚在崔健的小号声响起时热泪盈眶的“摇滚果儿们”，他们心中的十年，也许还是无法替代，而所有与之相关的词：生命、理想、精神、肉身…… 想必，不思量，自难忘。
北方有哪些民风，民俗
北方俗比南方还多，比如包饺子，而且窗花，各种的花寓意来年吉祥，包括一些年的穿戴及讲究，多不胜数。
明清以来，除夕和元旦的食俗，南方和北方已有明显的差别。
北方除夕夜多包饺子吃，以谐音取“更岁交子”的意思。
有的在饺子中放糖，祈求来年生活更甜美；有的则在个别饺子中包一枚钱币，谁吃到了谁就会在新的一年里发财。
南方除夕一般是吃元宵和年糕。
元宵又叫“汤圆”、“团子”、“圆子”，中间包糖为多，取全家团圆美满甜蜜之意。
年糕由糯米做成，以谐音取“年年高”之意。
直到今天，北方过年包饺子、南方过年做汤圆的习俗仍然极为普遍。
过年吃年糕、水饺、汤圆是中国人的风俗之一。
年糕因其谐音“年高”，寓意年年高升，再加上有着多种多样的口味，特别受杭嘉湖一带市民的欢迎，市场空间很大。
汤圆寓意团团圆圆，是春节的传统食物。
而过年吃水饺，则是受到了北方过年习俗的影响，但和面、剁馅、擀皮等复杂程序却让人望而却步，因此速冻水饺成了超市一个大卖点。
北方过年的习俗或许是要讲究一些，虽然已经告别了在坑头上打哈哈的年代，但传统似乎并没有什么大规模的改良。
家里的女人在这段时间总是最忙的，由其是年三十，早起睁眼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准备年货，鸡下锅，肉剁馅，鱼去鳞，虾剥皮，菜切片，面和团，一切有规有矩，轻车熟路。
北方各家几乎都是“大户”，大的不在财，而是人，所以过起年来，吃饭也成了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三从四德是什么
“三从四德”是为适应父权制家庭稳定、维护父权—夫权家庭（族）利益需要，根据“内外有别”、“男尊女卑”的原则，由儒家礼教对妇女的一生在道德、行为、修养的进行的规范要求。
三从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历史渊源 “三从”一词最早见于周、汉儒家经典《仪礼 丧服-子夏传》，在讨论出嫁妇女为夫、为父服丧年限（为夫三年，为父一年）时，说“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引申为作为女儿、妻妇和母亲的妇女应对男性服从。
但妇女屈从由来已久，“女”字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是屈身下跪的形象；《周易》中有主张妇女顺从专一、恒久事夫的卦辞，后来要求妇女殉夫守节，限制寡妇改嫁等。
“四德”一词见于《周礼 天官 内宰》，内宰是教导后宫妇女的官职，负责逐级教导后宫妇女“阴礼”、“妇职，其中较高职位的“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本来是宫廷妇女教育门类，后来与“三从”连称，成为对妇女道德、行为、能力和修养的标准，即“三从四德”。
所谓的“三从”，是指：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意思是说女孩子在未出嫁之前要听从家长的教诲，不要胡乱地反驳长辈的训导，因为长辈们的社会见识丰富，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出嫁之后要礼从夫君，与丈夫一同持家执业、孝敬长辈、教育幼小；如果夫君不幸先己而去，就要坚持好自己的本分，想办法扶养小孩长大成人，并尊重自己子女的生活理念。
这里的“从”并不是表面上的“跟从”之意，而是有工作性质的“从事”之本质。
(《仪礼、丧服、子夏传》) 所谓的“四德”是指：德、容、言、功，就是说做女子的，第一要紧是品德，能正身立本；然后是“容”，即相貌，指出入要端庄稳重持礼，不要轻浮随便；“言”，指与人交谈要会随意附义，能理解别人所言，并知道自己该言与不该言的语句；“功”，即治家之道，治家之道包括相夫教子、尊老爱幼、勤俭节约等生活方面的细节。
(《周礼、天官、九嫔》)。
编辑本段具体内容概述 三从四德是古代为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稳定社会及家庭关系，提高了人们的素质修养。
三从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四德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妇女的品德、辞令、仪态、女红）。
男女内外分工 “内外有别”是传统社会对两性最重要的规范。
表现在： （1）位置和分工是以“家（户）门”为界的“男外女内”——男人在外面从政、打仗、服役、种地、打猎、经商等，女人在家内“主中馈（主持饭食酒浆等家务）”、务蚕织，生儿育女、孝敬公婆等。
在上层阶级，“外”事是指主持、参与政事军事（也叫“公事”、“大事”），这是男性贵族官僚的特权，妇女不许涉猎，违反了就是“牝鸡司晨，惟家之索”（母鸡打鸣，是家国的不祥之兆）。
在下层，农耕社会小农的典型劳动分工就是男耕女织（如牛郎织女的传说）。
这种对男女位置和分工的划分，就形成了在居处、活动、交往、行为等日常生活中的内外障隔——“男主外，女主内”，“男女授受不亲”，“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等“男女大防”的礼教。
（2）家庭组织的内外区分正好与位置、分工的分别相反男内女外，男主女从等（见“婚姻家庭的内与外”条）。
婚姻、家庭的“内”与“外” 家庭是两性关系的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婚姻是组成家庭的手段和过程。
婚姻家庭组建的原则是男为内、女为外——以“利内”为目的，就是要利于男方家庭的传宗接代、和睦兴旺。
女方的亲属叫“外戚”，又说生个闺女是“外人”，就由此而来。
婚姻家庭制度习俗是男主、女从——实行男婚女嫁、从夫居的一夫一妻多妾制。
其做法是男子成年后娶妻生子（特别是必由己出的儿子）以继世传宗；已婚妇女必须住在夫家，家庭亲属的身份是按照丈夫的名分、辈分决定的。
夫妇人数不均衡，规定上层男子除了一名正（嫡）妻（俗称“大老婆”）还可以娶若干个妾，如周代礼制规定天子一次娶12女，诸侯9，大夫以下递减。
秦朝开始规定了后妃的等级人数，后代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的定制，但历代帝王往往突破，佳丽三千，宫嫔多以万计。
官僚也有纳妾的特权。
平民限制纳妾，明代规定40岁无子才可娶妾。
源流和影响 有明文规定的“内外有别”始于西周。
周灭商，建立了第一个血缘贵族统治的包括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制等的制度文明，史称“周公制礼”。
权位和分配和继承需要确定贵族男子本位的婚姻、家庭制度作为组织上的保证，划分男女分工位置以排除妇女在政治和军事活动的参与（而在商朝还有商王的妻妇如妇好等率兵作战、主持祭祀和农政大事的记录），叫妇女退回家庭。
男女内外有别的制度习俗形成了。
内外有别的意义不在于“分”与“别”，而在于男性外部空间和职分是无限的、开放的、重要的和有发展潜力的，而妇女的内部空间是有限的、封闭的、循环的和被贬低的。
婚姻家庭也是内（男）本外（女）末、男主女从。
“内外有别”成了了维护父家长制、决定对妇女的“三从四德”等一系列的规条的依据，是几千年男尊女卑的基础并得以延续的根源。
“未嫁从父” “三从”道德从丧服制演化为人际间的主宰服从关系，与汉代倡导的“三纲”相对应——家庭中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推广到性别关系上就是“从父”、“从夫”。
“从”有多重含义——听从、随从、服从、跟从等意思。
被要求遵从三从道德的妇女不能自专、自主，必须遵父命、夫旨、子意行事，做到为女孝，为妻贤，为母良。
“未嫁从父”就是要求没有出嫁的“在室女”听从父家长的话，“不违父命”就是“事亲孝”（“亲”按照孔子的解释是指父母双亲，但又说“资于事父而孝母”）；女儿孝顺，除了日常生活照顾周到，还要在父亲遇危难时挺身而出，像西汉文帝时淳于缇萦说服文帝废除肉刑，使父亲免于罪；东汉曹娥为救落水的父亲被淹死（史载有“曹娥碑”，表彰曹娥孝行）。
在终身婚姻大事要听从“父母之命”也是“从”和孝的表现。
“既嫁从夫” “既嫁从夫”就是要求出嫁为人妻的妇女随从、服从、跟从丈夫。
“从夫”从女子出嫁就开始了，迎娶的仪式是“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从此始”；母亲叮嘱女儿“无违夫子”。
到夫家，按照丈夫的辈分、名分得到亲属称谓（如子媳、娣姒、婶、嫂等）。
妻子视丈夫为“天”，“天命不可逃，夫命不可违”，必须顺从、敬重丈夫，夫唱妇随。
像汉代孟光对丈夫梁鸿“举案（WAN，音碗）齐眉”，被赞为“相敬如宾”。
妻妇还需代丈夫行孝侍奉公婆日常生活，还要为丈夫生儿育女；“相夫教子”从宋代以来成为对妇女最重要的职责。
“从夫”还有对丈夫忠诚不贰，保持贞操，丈夫死后不事二夫，甚至殉夫，春秋时期息国国君夫人息夫人，在丈夫被楚国俘获，楚王逼她为夫人，她以死相拒，成为史书表彰贞节的模范。
历代官方表彰贞节烈成为制度，导致一些妇女自残生命，甚至在丈夫将要病死和战死前，妻妾们提前殉节，表示对丈夫的忠诚。
“夫死从子” 在“三从”中，唯有“夫死从子”令人费解，因为儒家伦理中有“尊母孝母”的传统，母亲对儿子拥有相当的权力。
但礼教又规定：“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
”（《礼记?郊特牲》）这里的“从”就是“从其教令”，也就是凡事由父、夫、子做主的意思。
对于死去丈夫的寡妇来说，“从子”就是“从夫”的延伸，她不但要守节不嫁，还要含辛茹苦地抚养儿子长大，对作为一家之长的儿子遵从，重大事情由儿子做主。
春秋时鲁国一位寡妇，有九个儿子，岁末祭祀完毕，她想回娘家探望，根据“夫死从子”的礼规，需经儿子们的同意；召集儿子来得到许诺后，她又嘱咐九个儿媳看好门户，说自己晚上一定回来；结果她回家天还没有黑，就在门外等到天黑下来，被鲁国大夫看见，表扬她守礼。
孔子的婶母敬姜也是模范寡妇，事事依礼行事，丈夫、儿子前后死了，她上午哭丈夫，傍晚哭儿子，被孔子赞扬为“知礼”。
“四德” 的演化 “四德”最初是对宫廷妇女的四种必备的修养——德行（德）、言辞（言）、容貌（容）、技艺（功）的培训和修养，包括了传统“妇学”四项教育内容，所以儒家称作“四教”，又叫“四行”。
本起源于宫廷妇女教育，属于“阴礼”（妇女遵守的礼仪）、“阴职”（妇女担负的职责），不久扩展到上层家庭对承担妇女角色的修养。
女孩十岁，就在家里接受女师教育——教给“婉娩听从”（德、言、容，柔顺听话）、执麻橐（纺搓麻线，古代衣服多以麻、葛、丝为原料）、治丝茧、织布制衣，学习准备祭祀和助祭的一系列工作（功，纺织、缝纫、备饭食酒浆等）。
出嫁之前三个月，宗族请女师对女子培训，“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培训完成之后，还要举行祭祀仪式，以成“妇顺”。
可见，“四德”是为“三从”道德服务的。
“四德”后来泛化为对所有妇女的要求。
按照郑玄的解释是：“妇德谓贞顺，妇言谓辞令，妇容谓婉娩，妇功谓丝橐。
”后代一直不断在做出新的解释。
“妇德” “妇德”是女教妇学中最重要的一项，郑玄所说的“贞顺”是妇德的核心。
“贞”是坚守节操，守身如玉，对丈夫忠诚不贰；“顺”就是《礼记》中说的“婉娩听从”，对公婆、丈夫甚至对家族所有人谦恭有礼。
汉代女教家班昭在《女诫》具体指出：“妇德不必才明绝异”（意思是不必具备特异才能，这是明代“女子无才便是德”流行语的最初依据），做到“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就是具备了妇德。
班昭更注重妇女品行的修养，到了清末，以兰鼎元《女学》为代表的女教书中，“妇德”标准更加具体繁细，对妇女在不同情境、不同角色中都有详细的规范：身为妻妇，事夫、事舅姑（公婆）要恭顺柔和，身为正妻，还要“去妒”，帮丈夫纳妾；身为母亲，要会“教子”，为继母要“慈爱前子”；与家庭成员相处，要“和叔妹（小叔、小姑）”“睦娣姒（妯娌）”。
家境贫寒要能“安贫”，富贵还需“恭俭”。
还要“敬身”“重义”“守节”“复仇”……具备一系列美德。
妇言 礼教对妇女的言辞方面的规定，最初是出于害怕“利口覆家邦”（能言善辩的女人会颠覆国家），《诗经?大雅》中骂周幽王后褒姒“妇有长舌，唯厉之阶”（长舌妇是亡国祸首）。
然而言语（说话）也是一种必备的修养和技巧。
郑玄对“妇言”的解释是“辞令”，也就是善于应对，说话得体的意思。
班昭认为“妇言”不必伶牙俐齿、能言善辩，只要说话时考虑言辞是否恰当，不恶言伤人，不抢话、不多言，不使人讨厌就行了。
大家族最恨妇女之间言辞挑拨离间家庭成员不和，多嘴多舌、说话喋喋不休的妇女要受到惩罚，构成“七出”之一条。
蓝鼎元《女学》对“妇言”做了具体的正面引导，说“妇言不贵多，而贵当（恰当）”，各种场合需要用不同的恰如其分的言辞，如勉励丈夫、教训孩子、委婉劝谏、明志守礼、表现贤智、免于灾祸……都需要运用恰当的言辞来达到预期目的。
所以，“妇言”又需要智慧和知识修养。
妇容 儒家对妇女的容貌修饰有特殊的标准，孔子主张重德轻色，要丈夫对妻子“贤贤易色”，就是看中妻妇的品德代替重视美色；而对妇女容仪的要求是重质朴去修饰，而“冶容”近乎“诲淫”（刻意修饰打扮等于引诱男人性情之欲）。
郑玄对妇容的解释是“婉娩”，就是温顺柔和的神态表情。
班昭认为妇容不是指颜色美丽，而是日常生活中做到“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为妇容”——也就是做到勤于洒扫，服饰整洁、按时沐浴、讲究卫生就符合妇容标准了。
蓝鼎元对妇容的要求侧重不同场合的实用性，“妇容，贵端庄敬一，婉娩因时”，又细分为“事亲”、“敬夫”之容要柔顺恭敬，有妊（怀孕）之容要端庄，居丧之容要悲哀有节，避乱之容要镇定自若，不失容度，必要时需义无返顾死烈殉节等等具体规 妇功 妇学四德中的“妇功”就是指妇女从事的劳动与工作。
性别分工是男主外事，女主内事，所以“妇功”几千年的标准没有大变化——维持生活衣食之需的采桑养蚕、纺绩织作，务中馈、备酒浆；还要奉养公婆、丈夫，生养孩子，招待宾客；另有重要的工作准备祭祀的用品和协助祭祀等。
班昭认为，“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
但是从家庭需要出发，巧媳妇历来受到赞誉，“懒”和“笨”的妇女是受谴责和嘲弄的对象。
蓝鼎元还分出先后顺序和目的，说“妇功，先蚕织，次中馈；为奉养，为祭祀——各执其劳而终之以学问……”事实上，妇女承担的妇功不但是家庭得以延续的重要保证，也是历代国家赋税收入的重要来源，古有“一夫不耕天下为之饥，一妇不织天下为之寒”的成语，班固在《汉书?食货志》指出妇女昼作夜集，每月相当于45个劳动日，比男人要辛苦。
“三从四德”小结 对“三从四德”，首先应该看到，这些对妇女的要求规范是特定时代、出于某种需要产生的，并且随着社会的变化也有一些变化。
在周代父权制婚姻家庭建立、男女内外尊卑界限明确规定之后，才有了要求妇女从父、从夫、从子，即家庭的女性角色服从男性的“三从”道德规范。
而“四德”是女性实践“三从”道德目标必须具备的礼仪、风度修养和操作技术，也就是要妇女既顺从又能干。
“三从”道德的教戒劝誉、“四德”修养的提倡培训，和“七出”条规的威吓惩罚交互作用，逐渐规训出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传统妇女之“美德”。
随着时代的推移，父权对妇女的控制逐渐让位于夫权，夫家利益高于父家的利益，对妇女更强调服从、缄默和牺牲，条规也更加具体繁细，妇女为之付出的代价也更多。
但也应该看到，“三从四德”在儒家整体文化框架下，本身充斥着矛盾，如强调“从父”时，也需要听从母亲；强调从夫，妻子也“与夫齐等”。
特别是“孝文化”的提倡，儿子对母亲特别对寡母的尊孝，也是独具中国特色的。
至于“四德”，重视妇女品德仪表言辞修养，今天如能代之以以时代新内容（如“德”重在文明礼貌修养，“言”、“功”重在才能和创造性的培养，“容”适当注重修饰而不刻意化装美容等），也颇有借鉴之处。
编辑本段概述 “七出”一词起于汉代，至今可见的最早文献是汉代的《大戴礼记·本命》，称为“七去”、“七弃”。
谓“妇有‘七去’：不顺父母（此指公婆），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
”并解释不顺父母因其逆德，无子为其绝后，淫为其乱族，妒为其乱家，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备祭祀供品），口多言为其离亲，窃盗为其反义。
然而，出妻现象早已有之，先秦妇女出嫁和被休同时称“归”，被休也叫“大归”，被出的妇女叫“弃妇”。
汉代提出“七出”与“五不娶”（乱伦之家、逆德之家、上代有受刑的、患恶疾的人家的女儿和没有母亲的长女）有关。
这样就把住婚姻的两道关口。
唐代将“七出”规条入律，当出不出和随便弃妻都将受律法干预；并将七出顺序改变为“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公婆）、口舌、盗窃、妒忌、恶疾”。
清律改为：“无子、不事舅姑、淫僻、嫉妒、恶疾、多言舌、盗窃”；而对犯淫僻的妇女没有“三不去”的权变。
“七出”次序的变化反映不同时代对妇女要求的标准不同。
不顺父母 父权制家庭的建立首要的是维护父家长的尊严和利益，娶媳妇事奉孝顺公婆是婚姻的主要目的之一。
孟子说过“娶妻为养”，就是事奉丈夫的父母。
顺、孝、事的理想标准如《礼记·内则》所要求的，“妇事舅姑如事父母”，鸡叫头遍，媳妇起床梳洗到公婆处请安，奉水盥漱，侍侯用饭，没有公婆的命令不敢退私室休息。
媳妇必须唯公婆之命是从，“三从”中的“从夫”，实际“夫”需以父母之命是听；“四德”中的每条都与事奉孝顺公婆的修养有关。
不顺公婆的媳妇，起到扰乱家庭尊卑秩序、破坏和谐的作用，是违背孝德妇道，也是妻妇最严重的错误。
因此，在尊崇孝德的汉代创造“七出“之条时把“不顺父母”放在首条。
许多因不孝顺休妻的例子看来很不近情理，如东汉姜诗的妻子在婆婆面前叱骂以条狗，就被丈夫认为不孝顺休弃，姜诗还被誉为孝子。
是否顺公婆，更多是主观感受，一些公婆借口不孝强迫儿子休妻，造成像《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与焦仲卿双双殉情的悲剧。
无子 “七出”之条中，该条对被休妇女而言，最是无辜。
父权制家庭中婚姻的目的是“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娶妻就是为了生育后代；而按照父系传承的世系原则，只有儿子才算延续香火的后代。
因此，妇女不得不担起“无子”的“罪名”。
依制只能娶一个妻子，所以需休弃无子之妻，再娶新妻以生子。
曹植《弃妇诗》写道：“无子当归宁（被休）……有子月经天，无子若流星；天月相终始，流星没无精。
”是说无子的妇女就像流星一样在夫家短暂；只有生了儿子的妻子才能像日月经天在夫家站住脚。
可见汉代因无子休妻的普遍存在。
后代越来越重视“无子”在“七出”中的位置，开放如唐朝，唐律中把“无子”置于首位，这一直延续到明清。
不过，后来流行无子的正妻为丈夫纳妾，妾生子可视为己生，免于被出；若无子且妒，只有被休。
历代因无子被弃的妇女上至宫廷贵妇（如春秋时卫国夫人庄姜，出身高贵，品貌超群，《诗经.卫风.硕人》就是赞扬她而作，但她由于没有生育而被疏远冷落，《诗经·邶风·日月》旧说如是）下至民间（如曹植《弃妇诗》所咏）不可胜数。
“淫” 这里是指妇女有放纵淫乱的行为，“僻”是行为邪僻不正，淫僻被认为是妇女道德品行最大恶德。
（儒家在性行为、性道德上也是奉行男女双重道德标准的）该条要求妻子对丈夫保守贞操，不得与家族内外男子有染，以保持家族稳定和血统纯正（《大戴礼记·本命》“为其乱族也”）。
对已婚妇女来说，被认为是自身可掌控的最大的过错，“万恶淫为首”。
宋代以后重视“处女贞”（守贞操的未婚女子，民间俗称“黄花闺女”），有新婚夜“验红”的习俗（用白绢检验初婚夜夫妻性生活是否有血，有血即是贞洁处女，无血，就断定犯淫即刻休弃）。
唐律令把“淫佚”提到第二条；清律列在第三条，但又规定犯“七出”之条中，惟独对犯“淫佚”条不执行“三不去”（详见第23档案）的权变规定而格休勿论。
家族在对犯淫妇女处罚上起重要作用，如清代江西临川孔氏支族家规规定“妇与人私，断令改嫁；其夫不嫁，革饼逐出，生子不得名登团拜；凡族中婚姻喜庆之类，俱不得与；不得派行称呼”。
妇女犯淫除休弃外，更有施行“沉塘”（沉”（将犯淫妇女绑在竹木板上塘底淹死，湖南等地习俗）等严厉惩罚。
宫廷惩罚淫乱的妇女有“幽闭”（是处罚淫行的酷刑即《尚书·吕刑》“宫辟疑赦”之宫刑，男子割势，女子毁坏生殖器，仅次于死刑）。
至于小说、戏剧中如《水浒》对犯淫的妻妇嫂非休即杀在后代影响深远。
恶疾 “恶疾”，《大戴礼记·本命》认为是“不可与共粢盛（备祭祀供品）”，东汉何休认为“恶疾弃，不可事宗庙也。
”何休把喑、聋、盲、疠、秃、跛、佝都归入恶疾，未免太泛，除了“疠”传染性强难以治愈，其他6种残疾并不妨碍祭祀。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疠，恶疾也。
”“疠”通“癞”，就是麻疯病，传染性强，患者遍身烂灼，毛发凋零，指节自解，为不治之症。
妇女患此恶疾除不许参与祭祀外，也影响生活、生育，不能承担伦理责任，自然被父权制家庭休弃。
后来，把患有精神方面疾病的也视为恶疾，如清代直隶安平县归可子妻岳氏，因患有羊角疯，被丈夫以“七出”中的“恶疾”条休弃；岳氏回娘家养病，渐渐康复，而归可子已再婚娶妻；岳氏看复婚无望，又不愿改嫁，就投井自杀了。
（事见李塨《恕谷后集》卷7，《可母岳墓碣铭》） 嫉妒 “妒忌”（“嫉妒”）出妻，是要惩罚那些对丈夫多纳妾不满、敢于表现在语言和行动上的正妻。
认为嫉妒有背“妇德”中的柔顺之德、贤惠之道，其目的是维护父权制家庭丈夫多娶、家族多子的利益需要。
《说文解字》对“妒”解释为“妇妒夫”，相应还有“媢”字是“夫妒妇”，说明当时妇女有外遇或通淫的情况，引起丈夫嫉妒情况比较多；后来人们更习见妻子对丈夫纳妾的嫉妒了。
先秦时代，上层妇女即使嫉妒也不一定被出，《左传》记载晋国叔向的母亲羊叔姬（嫡妻）嫉妒叔虎的母亲（妾）长得漂亮，不让丈夫多接近她，怕妾生下儿子威胁叔向的地位，她不但未被休，《左传》还称赞她聪明。
到了东汉的冯衍妻任氏因阻止丈夫纳妾被丈夫休遣，冯衍写信给妻弟说自己按照先圣之礼纳妾遭到妻子嫉妒，是自己和家庭的不幸，不去此妇，家不宁、不清，福不生，事不成。
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朝，上层妇女中嫉妒制夫的现象还非常普遍，直到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明清时代，妇女嫉妒减少甚至主动为丈夫纳妾的多了起来。
多口舌 “四德”对“妇言”的要求，作为妻妇应沉静寡言，“言不贵多而贵当”。
父权制家庭忌讳妻妇多言，主要因为怕外来的妻妇会离间家庭内部人际关系，特别是兄弟间的关系，导致家庭不和甚至瓦解。
如汉初陈平年轻时与兄嫂同住，其兄每日耕田，而鼓励陈平到外面游学，嫂子嫌陈平不生产白吃饭，说：“有叔如此，不如无有
”被丈夫休弃，赶回娘家。
东汉李充的妻子也因妻子多言而出之。
在妯娌间搬弄是非、制造家族不和也是多口舌的表现。
后代连篇累牍的女教书中，普遍认为妇女多言是违背妇道，不贤、疯癫，难为夫家所容。
清代唐彪《妇女必读书》中说：“妇人贤不贤，全在声音高低、语言多寡中分：声低言寡者贤，声高言多者不贤也。
”《清平山堂话本·“快嘴”李翠莲记》就是写一个聪明敏锐，性情直率，不受礼法约束，说话无忌，出口成章的李翠莲，到婆家不为所容，而遭休弃，也不为自家哥嫂接纳，终于出家为尼。
盗窃 把妻妇“窃盗”（不是指在外盗窃他人财物，而是家内）作为“七出”之一条，一方面反映妇女没有独立财产权，更反映出父权制家庭（族）为维护父权—夫权家族的财产利益而对妇女进行控制。
《礼记·内则》规定：“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
”即使娘家人的馈赠也要交给婆婆，更不能把丈夫家的财物“私假（借）”、“私与（给）”，不然就构成“窃盗”，这被认为“吃里扒外”。
所以，把妻妇窃盗的罪名定为“反义”，即违反常情常理。
在父权制婚姻家庭制度中，男家为内，女家为外。
《韩非子·说林》中讲卫国女子因出嫁前听她母教导——婚姻不可靠，被丈夫遗弃很普遍，应该自己积攒财物，到婆家后照乃母话行事被发现，“其姑以其多私而出之”。
后代大家族家法规定妻妇不得把大家族的公共财物据为小家所有，郑氏家规要求家庭劳作如纺线必须集体进行，不许分散在各自小家，每天收工前检查有无缺少，严格防止窃盗私藏归小家庭。
“七出”小结 “七出”是对妇女而设的惩罚规条。
明初刘基就说过“七出”不是“圣人意”，乃“后世薄夫之所云”。
他认为犯淫、妒、不孝、多言、盗窃这五条，出妻尚有道理，而“恶疾”与“无子”，是人不愿有之大不幸，而竟被出，有悖天理人情。
（《郁离子》）从今天的眼光看，“七出”的用意：（1）在于巩固父权—夫权家庭（族）秩序——如以“不孝”出妻为了维护家长尊严和转移养老责任给妇女，以“淫僻”、“嫉妒”、“多言”出妻为了保持尊卑有序、血缘纯正和人际和睦；（2）为维护父权—夫权家庭（族）的利益，包括世系延续及其象征意义、社会声誉和物质利益，以“无子”、“恶疾”、“盗窃”等不近情理的条规出妻。
责怪、压制、惩罚妇女使其屈从牺牲，是“七出”之条对妇女构成压迫的主要方面。
另一方面，与“七出”相补充的还有“三不去”规定：“有所取（娶）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
”（《大戴礼记·本命》）这是对“七出”的一种变通，对那些娘家无人、与夫守孝三年和与夫共历贫贱患难的妻子当出而给予“豁免”，但对于犯淫的妇女是不适用的。
古代离婚：“七出”由礼入法 父权制婚姻家庭制度是周代建立起来的。
在西周甚至春秋战国时期，父权制家庭不是特别稳固的，如《周易》中有妻子离家出走，秦始皇巡游时发现男子招赘、寄宿女家和死了丈夫的妻子抛弃孩子改嫁的现象，于是刻石颁令天下维护家庭稳定。
先秦还没有“七出”具体规条，妇女虽有犯七出规条者，不一定被休，然丈夫遗弃妻子也可以不受限制。
汉代儒者在阐发古礼时根据当时的需要规定了“七出”、“五不娶”、“三不去”的条文，只是在家庭（族）礼教范围内实行，到了唐代，“七出”、“三不去”进入法律范畴，《唐令》：“诸弃妻需有‘七出’之状：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嫉妒，七恶疾。
皆夫手书弃之……虽犯七出有三不去。
三不去者，谓一经持舅姑之丧，二娶时贱后贵，三有所受无所归。
”此外，唐律在解除婚姻方面还增加了“义绝”条款（见第24档案）。
法律又规定，妻子没有七出和义绝的情况而出妻的，要受到惩罚。
宋元明清以来的离婚律令，基本沿袭唐律。
年末不顺
俗话说，本命年是“太岁当头坐、无喜必有祸”，本命年也叫槛儿年，是要特别小心注意，特别是要防小人。
本命年注意事项如下：一、不要结婚、定亲，否则有感情危机的可能性二、谨慎投资理财、忌扩大投资三、不宜跳槽、不宜自己创业四、别人说话少插嘴、不要劝架五、远离是非与喧哗地方，小心飞来横祸六、不要恶语伤人、不要得罪小人、要多提放小人趁着岁末年初到寺庙拜拜神吧，希望整一年能带来好运气。
反正现在拜神也很方便的啦，不用像以前那样亲自去到寺庙里，现在上烧香网请居士代烧香就好了，省时省力，一样很灵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