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性学习关于洋务运动的心得
一点小结 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还有关于官商合办、商办、中外合办企业的设想，但并未有效实施，于兹不论。
洋务运动的最终失败，也就在情理之中。
没有与先进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焉能不败
“中体”不变，则企业官营国有的封建性质不变，引进的机器大生产被落后的封建体制所奴役，势必被扭曲，被戕害，其生命力焉能长久
洋务运动不变“中体”，并试图利用“西用”来“自强”，来“求富”，来巩固“中体”，“西用”被作为“富强之术”，被作为巩固“中体”的技术手段。
在这种政策指导下，洋务企业不变的是封建体制，不变的是封建性质，变的仅仅是技术，变的仅仅是手段，是中国传统封建王朝官营国有经济在新形势下的进一步改良。
这个新形势就是引进利用西方的机器大生产和科学技术，与以前传统王朝国家在自身内部挖掘提高有着明显不同。
洋务运动的失败，宣告了清王朝统治阶级开明派以“西用”嫁接“中体”实践的破产，宣告了对封建经济进行改良的破产。
洋务运动的失败，昭示了古老封建经济的日暮途穷，只有彻底打破封建经济体制，改变经济运营模式，才能够挽救中国经济。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比较总结
读完夏东元先生的《洋务运动史》，首先对夏先生的史学造诣深表敬仰。
过去，我们所接触的，正如夏先生在开篇所说，“洋务运动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我们所使用的初中历史课本，尽管已经没有这样绝对化的否定洋务运动，但至少也还是认为它只是“地主阶级进行自救的一次运动”，还记得我们在背诵其历史意义的时候，说到它的局限性要比它的功绩多得多。
而夏先生则是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从正面积极评价了洋务派和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同时也深入分析了洋务派和洋务运动存在着的历史局限。
洋务运动开始的标志，是1861年1月20日（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清廷批准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是我们在高中课本上学到的，夏先生也肯定了这一观点。
以前其实并不是非常明确为什么要把这一个事例作为洋务运动的开端，以前在我看来，似乎总理衙门的设立只是政治上行政机构的调整，而不太能想出它如何能作为一个分段线。
而夏先生在这本书里明确地给出了原因，即“历史学上的分段线，不可能以生产力或生产关系的表现来划分，因为它们都是渐变的，没有一个明显的标记。
”这样实际上为我们的历史分段也提供了一个依据。
夏先生还提到，我们应该从政治方面来寻找历史的起止点，特别是某一机构的成立或裁撤作为一个标志，这就为我们划分历史阶段提供了一个依据。
具体讲到总理衙门的设立作为洋务运动的起始点的时候，他明确地指出，它“是因为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洋枪洋炮为中心的变革，是从该衙门成立之日才成为清王朝政策和比较全面实践的开端。
”总理衙门在整个洋务运动的过程中起到了枢纽作用。
它是一个适应对外开放和内部改革的新形势所需要的产物，它的成立表现了清政府开始准备来挽救自身的统治了，是一种外部压力下的变革。
但是我觉得并不是有些书上说的那样，说是“腐朽的清王朝最后的挣扎”，我认为这种评价未免过于武断，我们应该看到，洋务运动的产生不光是单纯为了维护其统治，这一点从它“自强求富”的口号上应该可以看出，并且包括它所落实的一些措施都是有利于整个生产力的发展的。
夏先生指出，总理衙门在新式军用工业的创办中起的作用是显然的，建造枪炮实际上也是洋务运动产生的诱因之一。
由于在鸦片战争中的溃败，使得官僚系统中比较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变革的重要性，所以提出先“自强”，先要使国家有一个比较强的军事实力，然后再转到“求富”，发展民用工业来改善人民生活。
总理衙门及其制定的一系列措施不得不说对所谓的“同治中兴”有着相当大的作用。
美国史学家芮玛丽认为这是“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我觉得未免有失偏颇。
应该看到，当时在清政府内本身存在保守派和洋务派两种势力。
个人认为洋务派的很多代表人物其实在当时都应该是有着比较先进的思想的人物，至少是清政府的开始衰落使他们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
尽管洋务派我们说他们并不算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但是，他们至少敢于面对显示，承认当时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已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比起那些顽固不化，始终把所谓的封建伦常作为至高无上的真理的顽固派们，要高明得多。
尽管说这些洋务派并没有脱离他们本来的阶级，思想或多或少地还是会受到封建价值观的影响，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以现在的观点来要求古人，毕竟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当时社会的情况就是如此，要这些大臣能够超越本阶级是在过于严苛。
必须要看到，正如夏先生所说，总理衙门的所作所为其实基本上是顺应着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的。
至少从我个人来看，我想象不出作为这个阶级的一份子，除了积极进行经济社会上的改革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我很同意夏先生所说，总理衙门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是一个促使中国逐步陷入半殖民地深渊的机构。
我们以前高中课本上就是这样所教授的，我觉得这样是在是苛责古人。
至少从总理衙门成立的初衷，并非单纯为了讨好洋人而为，尽管说它对外国势力有妥协和有适应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要求的因素，但它成立的很大原因以及最后的效果都是努力促进整个民族工业的发展。
如果不成立总理衙门，继续闭关锁国，外国势力还是会侵入中国，这是无法避免的。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清政府最后是倾向于支持洋务派的主张。
在当时清廷中只存在洋务派和顽固派之争的情况下，洋务派无疑是比较先进的一方，他们同顽固派展开了论战，像铁路修建的问题，还有派遣留学生，设立同文馆等问题，在今天看来洋务派的主张无疑是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
洋务派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其实带有早期现代化的成分。
他们所实施的措施没有前人经验所借鉴，整个中央传统的政府机构也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所以地方官僚的参与并非完全对中央是一个制约，我们可以看到，像湘军，淮军这样的地方尽管很多人说是地方乡勇壮丁组成的打手队，但其中也并不乏一些精英，如“曾国藩之好才爱才，为当时之最”，“其声望道德极其所成就之事业”对当时士大夫具有极大吸引力。
（李鼎芬，《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岳麓书社1985年版）他们为洋务运动的发展同时也奠定了制度上的基础。
因此，对于夏先生在书的最后所提出的观点我表示赞同。
夏先生说有些人认为洋务运动是加速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但是他认为其实不然，“洋务运动阻止了殖民地化，延缓了半殖民地的进程，又按动了让资本主义通过的绿灯的按钮，促使了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
”所以我们当然应当肯定洋务运动在整个历史中的进步作用。
像后来官督商办思想，自由劳动力的思想，企业经营的理念等等都是洋务运动对于现代经济制度的一个比较科学的认识，也可以说是对近代思想的贡献吧。
另外使我得到一个新的认识的是，地方买办对于整个中国社会其实有着很大的影响。
以前在中国历史的学习中，一直没有很强调买办，以致以前都没怎么听说过像盛宣怀这样的人。
现在回顾整个洋务运动甚至整个晚清的历史，发现很多国家利益实际上是买办出卖的，而并非过去把责任全记在像李鸿章，曾国藩这样的大官僚身上。
尽管买办本身的力量有限，但是他们可以去挑唆那些大员，也可以作为和外国进行谈判的代理人。
就拿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等来看，实际是上海地方买办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借师助剿”，而李鸿章他们实际上只是“顺应民意”，做了个顺水推舟的买卖。
而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扶植的代理人，实际上很多都是从地方买办开始渗透的，通过商业利益收买他们来对中国的各方面进行控制，甚至还支持地方买办发动政变。
所以当我们在批评洋务派的一些官员在“出卖国家利益”时，也不应该把地方买办给漏掉，不能把所有的罪责都归到洋务派的大员甚至洋务运动本身上。
另外要补充的是，这些洋务派领导人借师助剿实际上一方面当然是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另外一方面也是“师夷长技”的一个延伸，通过“借师”来对外国军队外国武器外国战法有一个直接感性的认识。
最后洋务运动我们说它失败了，并且把甲午战争的失败作为其标志。
但是正如这本书里谈到，种种实业的兴办并未因为其失败而停止，总理衙门也未停止工作。
我们不能因为战争的失败而彻底否认洋务运动的功绩。
洋务运动不是从中国社会本身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起来的，而是对西方经验结合中国国情的一次直接利用，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算得上是一次创造，它在经济，社会，思想等各方面都对整个国家造成了影响，我想至少使人们在思想上又有了一些开阔的认识吧。
它没有推翻清王朝，并不是由于它本身有什么大的失误，而是本来这场运动就是由统治阶级发动的，由于清王朝在政治上已经积重难返了，所以它在这方面的作用有限。
正如书中指出，最后它让位于更先进的维新，乃至后来的辛亥革命也是一种必然，但我们不应因此而忽视它对后两者潜在的影响作用。
正是由于洋务运动对社会的改造，对新思想的引进，才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更能“开眼看世界”。
对洋务运动的肯定，实际上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体现。
我们不能光从阶级的立场来分析这些历史事件，而应当还是从整个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来评价，洋务运动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并且也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对于中国后来的改革和革命都有着直接的促进。
所以这样看来，我们说洋务运动是先进的，是对社会有积极意义的。
还给洋务运动一个公正客观的历史评价，我想这就是夏东元先生这本《洋务运动史》的最大意义和特色。
关于 洋务运动与民治维新 的小论文，600到800字
最近刚在做这方面的研究，终于发现一个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了。
如果你照着书本上理解，那么一定是腐败，思想落后，体制不行。
这都是对的，但是，那是废话。
如果你是为了找个答案，就照着这些废话答。
如果你是想搞清楚为什么，那你就要好好看看我的研究结论了。
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很多，历史久远，我不能说完全了解了。
就目前可以从网上查到的大概史实，可以得出如下一家之谈。
我认为，洋务运动失败的最大原因，是清朝没有继承明朝的特务制度，没有完善的特务组织。
这是现代国家的必备组织。
明太祖朱元璋设立的锦衣卫，乃至后来的明朝东厂和西厂，在中国古代文人眼中自然是罪大恶极，可是作为现代国家，没有特务组织行吗
苏联有契卡和克格勃，纳粹德国有盖世太保，英国著名的007间谍更是风靡全球，美国也有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的脚步踏至全球。
然而清朝有什么特务组织呢
清朝，就只有康熙皇帝制定的密折制度，基本上就是靠揭发，尤其是官员之间的揭发，和明朝的特务机构的专业程度比，简直就是太失败了。
清朝失败的特务制度，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没有发现清朝重要的淮军洋务大臣李鸿章，乃是西方共济会下罗斯切尔德财团的中国代理人，而这样的代理人，比比皆是。
李鸿章通过兴办洋务，签署卖国条约，从中捞取回扣，在世界上已是人尽皆知，唯独中国人不知。
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听说有人把李鸿章比作中国的俾斯麦，发出长叹：但愿我死后不会被称为德国的李鸿章。
其中意味深长。
不仅如此，李鸿章甚至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蓄意误导北洋水师，甚至将本来就很短缺的精煤运送给日本联合舰队，李鸿章的外甥、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为牟取暴利居然盗卖弹药给日本军队。
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通过上海候补道张鸿禄向日本军队出售大米等粮食。
李鸿章本人在处理日本间谍的问题上，也表现出十分明显的袒护之意。
对清军抓获的间谍，李鸿章不仅不杀，还以杀了要赔钱为由，送给他们路费，释放他们回国。
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实际上根本就不受清政府控制。
我看我们现代的很多电视剧，往往将近代中国共产党的内部肃反当做反面形象来描述，的确不是个滋味。
肃反扩大化，的确是不应该，但是，没有理由因此就否定肃反工作。
试问，世界上那个国家能够没有内务安全机关和情报机关，还能独立存在
没有肃反队伍的国家，他的军队就会像北洋水师那样不明不白地被消灭掉。
试问，北洋水师与联合舰队的差距并非天壤之别，日舰无一损失，放到哪里都说不通。
因此，在卖国贼李鸿章参与的洋务运动里，其失败的命运是在所难免了。
其次，洋务运动缺乏系统的国家战略。
战略上失败了，在战术上再成功也是无意义的。
洋务运动兴办洋务，引进坚船利炮，甚至自主制造，这都是正确的。
但是，对于这条路的目标是什么，我看，他们没有正确的认识。
洋务派可能都没有收复国家主权，建立强大的现代国家的经济体系的认知。
他们最多恐怕只是想用洋枪洋炮洋务来苟延馋喘，这在经济上必然导致失败。
我在这里纠正一个看法，那就是洋务运动因为没有实施制度改革，所以失败了。
这种观点是没有错的，但是属于废话。
洋务运动发展到一定时候，当然要因势利导地进行一些制度改革，以适应富国强兵的需求。
洋务派的确止步了，但是，这并不是说，洋务派需要做的就是搞资产阶级民主化的那一套，那是不对的。
这是因为，相对于帝国主义，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当时已经非常弱小了，必须用国家集中资本的办法，尚可有一条生路。
第三，洋务运动的国防工业缺乏强大的经济支柱。
国防工业，没有不赔钱的。
这是因为现代国家谁也不会停止先进武器的研发，但是谁也不会把关系到本国安全的先进的武器出口出去。
国防产品不同于消费产品，它注定是要赔钱的。
洋务运动最失败之处，就是没有利用国防工业夺取国家主权，再利用国家主权发展国民经济，从而利用经济增长的税收来资助国防工业的发展。
只有走上了这一条良性循环的道路，才有不断发展的可能，否则，必然是国防工业不断消耗国家有限的财政，最终不得不自行消亡。
第四，洋务运动没有引进现代企业制度。
没有听说他们有成本核算和现代会计这回事。
他们的初期投入往往是不计成本的。
洋务运动严重缺乏自主人才，即使是引进技术，其官员也不懂技术，而是委派给洋人来引进。
一个国家的国防工业依仗外人，还有什么国防机密可言，这无疑是引狼入室。
洋务运动发展到后期，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的。
福州船政可以制造出近海巡洋舰平远号。
北洋海军总查琅威理（LangWilliam M）（又是个洋人）对该舰检查后甚为满意，于1890年5月16日调归北洋海军，更名为“平远”。
该舰在甲午海战中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
然而，旧中国的国防工业，始终被资金不足的梦魇萦绕，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那种荒唐地以为，洋务运动失败，是因为走的是官办企业的道路，而不是所谓的市场经济的道路的说法，是别有用心的。
我们承认，封建社会的官办企业是落后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下的企业的，计划经济下的企业，是讲究成本核算的，但更重要的是，计划经济的苏联和新中国，都是拥有独立的国家主权的，拥有强大的国家财政来支持国防工业的发展。
那种以为搞个什么市场经济，就可以带活洋务运动的想法，在帝国主义殖民旧中国的历史背景下，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高分求一篇关于洋务运动，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比较的论文，3000字左右，
转载：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之比较研究 改革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对比（总述） 在改革前，中日两国都是封建专制的国家，都面临着国内人民起义不断和外部列强侵略加剧。
因此，两国近代化道路上都充满了激烈的斗争。
但由于两国的传统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不同而又有所差异，并对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中国 属于集权官僚型的政体，权利集中于皇帝一人，官僚机构庞大，民间难以形成类似明治维新中的各种社会势力，政权的社会基础难以扩大，改革的道路必将曲折。
中国的清末宪政只是一场统治阶层的自救运动，其目标不是改变落后面貌，而是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清政府发布的政令都流于书面，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
戊戌变法虽然有涉及政体方面，但光绪皇帝没有实权，他颁布的诏书对各地官员没有约束力，得不到实行；维新派没有注意到发动群众，改革仅局限于部分知识分子阶层，没有像明治维新那样强大的基础力量，康梁等人提出的改革措施很少涉及农民阶级的切身利益。
中国洋务运动在国家出资兴办近代企业后，实行垄断经营，排斥商人投资新式企业，而明治维新时期，政府不但引进技术，而且鼓励和支持私人资本的经营。
● 日本 属于传统体制属于封建世袭领主制。
在幕藩体制下，日本是一个松散的有多个藩地组成的国家，藩主有很大的自治权，可以说是地方自治；但是这些藩地有很强的天皇中心观念，这使得明治政府的中央集权体制相对简单得建立起来。
幕藩体制下等级森严，被统治阶级受着本国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的双重压迫，日本农民阶级的反封建反侵略斗争高涨，成为明治维新成功的最根本动力。
这一系列的反抗，使本身已经危机重重的统治秩序更加不稳定。
在“尊王”的口号下，各阶层很自然得都拥戴天皇，使天皇在实际上取得了统治权。
（中日两国都是“后发型”现代化，但日本“后发”的同时又是“外生”的，有学者认为日本实现较彻底改革的关键是立志推进现代化的领导人掌握了国家实际的政治权力，能将传统政治领导转化为具有现代化倾向的政治领导，并维持领导集团内部的高度团结。
[高旺：《晚清宪政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政治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分析》求索，2001.5] 日本在幕府时代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并无实权，幕府末期，掌握实权的幕府统治者又不得人心，在对内对外的政策上引起了国内人民的不满，出现了统治危机。
这使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得以发动并成功。
无实权的天皇和下层资产阶级可以联合以夺取实权，下层的资产者可以利用天皇的名义去反对幕府统治者，这些条件在中国是没有的。
[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1995.1〕） （日本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较早，试图组织商品生产或商品流通的现象，主要只是在江户时代的初期才能见到，到了幕府末年，无论是幕府还是诸藩，都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现实。
中国传统的经济观主要以刘锡鸿为中心，他提出“农务久安”的观点，反对发展工商业，其主要观点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强化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为防止封建社会瓦解而极力反对采用新的交通手段去促进商品流通，阻止工商业的发展。
日本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以次为背景商业资本也获得长足发展，并为求得利润的扩大而重视海外贸易，到了幕府末年出现了贸易振兴论和商品立国论等思想。
随着传统的经济观逐步崩溃，中国的传统经济观在经历了林则徐、魏源等人之后也有所动摇，但是始终不能像日本那样彻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封建的自然经济观仍然占统治地位。
[依田憙家：（，2001年1月）第233、240-241、252页〕 （中国戊戌变法时期与幕府末年经济水平相当，当时中国已经拥有一些正规的资本主义企业，而幕府时期的“日本资本主义还处于它的前身阶段--商业高利贷资产阶级的阶段”，然而这个阶级却“成了维新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
[吴嘉延：《戊戌与明治时期的中日维新运动之比较》世界历史，1987.4]中国农村自然经济接替过程缓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强大的抵制力量，日本幕府的商品资本却冲破樊篱，侵占了生产领域。
不像中国的商业资本停留在奢侈性消费，日本商业资本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大生产，促使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
中国商业分散，且规模小，多与农业生产和家庭副业结合起来，成为资本主义资金积累的障碍。
） （一）政治方面 明治维新时期政治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制定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宪法，制定宪法的核心人物依藤博文在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的枢密院会议上说：“创立宪法的精神，第一是限制君权，第二是保护臣民的权利。
”明治宪法规定大臣的任免权、对外缔约权、宣战、媾和、议会的开闭幕和解散权归天皇，但同时又规定天皇的权限要由国务大臣辅佐实施；规定统帅权归天皇，但“军人敕谕”中说：“朕统帅兵马大权，但其司掌委之臣下。
”由此可见，明治宪法中相当强调“限君权”。
在这样的明知体制下，操纵这一体制的元老们借助于天皇的权威逐步形成了后来的军部独裁。
[依田憙家：]加强中央集权。
1868年3月，新成立的天皇政府发表了，阐明了新政府的基本方针，表明了“天皇亲政”和“广兴议会，万机决于公论”的大政方针。
[王金林：《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太政官制和内阁制的确立》世界史，1999.5]同年闰4月又公布了，整顿和充实了政府组织，确定了君主立宪制的政体。
此后又通过建立常备军和警察制度进行了军事改革和警察治安制度的改革。
通过“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铲除了地方割据势力，完成了建立现代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任务。
同时明治政府通过颁布“征兵令”和实行“佚禄处分”等措施把旧有的饿剥削转变成新型资产阶级和新式地主。
1885年起，政府又实行了内阁制，第二年开始设国会，从而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君主立宪的国家制度，完成了政治制度领域的改革。
[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哲学社会版，1995.1] 与明治维新相比，同样是由一个皇帝领导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问题的戊戌变法却走向失败。
在政治方面，中国维新派提出了开言路、兴民权、裁撤臃肿机构，以及在百日维新之前作为运动先声所提出的反对签订不平等条约等等，所涉及的都显然不是社会生活的个别问题或枝节问题，而是重大政治问题。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精英们，簇拥着光绪皇帝在政坛上兴云布雨，以期达到运动的目的，而日本则是得到武士支持的长州、萨摩二藩以及一些有识之士，把天皇推到历史前沿，以实现自身的抱负。
[孙光礼：《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比较研究》，世界史，1998.5] 两国在同样走过了围绕皇帝、发布政令之后，由“同途”走上了“殊归”。
（二）经济方面 经济改革是政治改革及其它一系列改革的基础。
经济状况与社会稳定有着直接联系，中日两国在近代化改革中都涉及到了经济，但是由于两国改革的目的不同，引起的社会反响和结果也不相同。
明治维新是一场大规模流血的暴力革命，而不是和平改良；通过战争，扫除了腐朽势力，日本才得以全新的面貌励精图治，奋发求强。
对比之下，中国的洋务运动是通过太平天国战争，改组了清统治集团后，进行的经济方面慢步调整的改革。
[罗肇前：，史学月刊2001.6] 明治政府在经济方面首先改革了土地制度。
1870年明治政府提出了田租改革方案，接解除了幕府规定的土地永世不得买卖的禁令，推行了新的有利于政府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货币地租制度。
在工商业方面，明治政府成立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直接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措施，成立了国家银行，创办了国营企业，扶植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使日本的工商业得以迅速发展起来。
[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哲学社会版），1995.1] 洋务派首先创办的是军事工业，而不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之后创办的民用工业其目的也不是单纯为了“求富”，而是为军事工业服务的。
因此，得不到广大人民的赞同。
洋务派的改革几乎没有涉及到工商业，也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创办的企业多为官办或官督商办，实际经营权都在官府手里，且生产不计成本利益，导致官员腐败贪污成风，最终洋务派的改革消沉下去。
（三）军事方面 近代化改革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建立新式的军队，掌握了武装才是巩固政权的最有力手段。
甲午战争是中日近代化改革以来第一次大规模交锋，两国军备不相上下，但是由于 中国军制建设不如日本完善，致使官兵素质、指挥系统、舰队作战能力逊于日本，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
这不得不对中日两国军事制度及其形成作分析比较。
明治政府成立之后，在军制上作了重大调整。
军政制度方面，将海域划分为若干海军区，并颁布条例规定了镇守府指责，完善了海军组织体制；舰队编制方面根据作战能力和任务来划分，以最大限度发挥海军作战能力。
中国洋务运动中虽然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力量，但力量过于分散，各省督抚的抗命使海军衙门形同虚设。
[姚锦祥：《十九世纪中晚期中日两国近代海军军制之比较》，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1] 武器装备上，日本政府比较注重实战，从炮火和速度上着眼编制，在训练中制定了，规定了必须遵守“忠节”、“礼仪”、“勇武”、“信义”和“质朴”五德，要求士兵一切行动唯天皇是从。
并且，日本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兵役制度，给了志愿兵种种照顾，既保证了充足的兵源，又提高了海军士兵的素质。
相对来说，清政府海军装备在实力上很强，但只知装配不知活用，再加上恤奉制度不完善，训练上军纪废弛，导致舰队实力上的下降。
两国海军建设内容大致相同，但成效迥异，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首先，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
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已经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层要求改革建立新式军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之所以建立海军完全是依赖封建皇帝的“恩准”，其次，两国建立海军的目的不同，同时也导致了建设纲领的不同。
日本建立海军完全是为了求强，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扩张；洋务派形式海军的建立则是为了维护旧式政权的统治，因此在更新完善上不能同日本相比。
黄海海战后镇远舰枪炮官曹嘉祥、守备饶鸣衢总结道：“既设海军，必全按西法，庶足以御外侮，西人创立海军多年，其中利弊，著书立说，无微不至。
我国海军章程与泰西不同，缘为我国朝制所限，所以难而尽仿，所以难而操胜算也。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下册，第400页] （四）教育方面 19世纪60年代，两国在内外交困中分别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契机启动了近代化教育的巨轮。
日本在明治时期的40多年里不断更新教育制度，并由此建立了一套强有力的教育系统；而中国虽然前有洋务运动后有戊戌变法先后对教育进行改革，但始终没能彻底改变封建的教育制度。
在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之后，政府把教育作为文明开化政策的重心，并派考察团到欧美各国学习考察，有力得推动了改革。
1871年废藩置县刚结束，明知政府立即设立了文省声，统辖全国的教育事业，第二年又颁布教育改革法令--，正式开始改革。
1879年又以《教育令》取代《学制》，1880年的《改正教育令》又对《教育令》作了修改。
为了维护新建立的近代天皇制，1890年以天皇的名义颁布《教育敕语》。
除此之外为保证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政府在资金投入上也不遗余力，在经费的筹集和投入上采取了强制性和保护性的措施，教育经费的来源有了充分的保障；不但中央拨款，民间的赞助也成为学校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
[何桂端：《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时期中日教育改革比较研究》，哈尔滨学院学报，2003.6] 而在中国，洋务派虽然也很重视教育改革，设立了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和技术学堂等30多所学校，但是始终没有统一的学制来对教育进行管理，并且，改革是在西太后的“授权”的情况下进行的不可能初级封建专制及其相关联的封建教育制度，改革流于形式，新式学堂没有得到发展。
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虽然一次又一次得上书要求进行教育改革，但他们他出的教育措施只局限于知识分子，没有涉及到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政府对教育改革也不够重视，兴办的新式学堂大多夭折。
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为了改变日本的落后状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明治政府采取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吸收方式，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推行了西方的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
与此相比，中国则是伴随着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所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片面、孤立地吸收，在不同时期所吸收的西方文化是割裂的，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整体，加上受到当时种种政治力量的牵制和阻碍，致使中国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政治体制和落后状态。
人物及思想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历史进程的影响特别突出，中日两国近代化道路上所出现的人物或类似落迥异，存在着解很大的可比性。
中日两国改革中的领导阶层具有很多不同点，这也是两国改革朝着不同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
首先，是有无统一并且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明治维新是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下进行的；中国的洋务运动却始终缺乏有力的规划和领导，戊戌变法的领导者是被几个知识分子 拥护的没有经验没有实权的皇帝。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功地实现了领导核心的转换，将政治权力集中于以明治天皇为首的具有改革开放的下级武士的手中。
[高旺：《晚清宪政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政治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分析》，求索，2001.5]他们相信即使现代化以为着丧失他们的特权也是值得向往的。
因此，国家政权掌握在下层武士手中，对改革是相当有利的。
明治维新是一种国家的行为，自始至终贯穿着国家政权的权威。
[何明良：《浅论中国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差异性》，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1.12]洋务运动时期虽然名义上有清政府的各项政令及总理衙门的管理，但实际上只是李鸿章等人在地方上的各自为政，兴办“洋务”，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力量分散，难以对清政府的统治构成威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作了大量的宣传，使维新思潮传播开来，但由于反动势力强大，光绪皇帝及康梁等人对于慈禧太后为首的的顽固势力所发动的政变无能为力。
清末宪政改革中，政治领导集团并没有彻底现代化的决心和勇气，在改革上就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在内忧外患必须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巩固原有的体制，以至于难以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
其次，领导人本身的能力和经验也有很大的差异 明治维新领导人同藩主有较密切的联系，对藩内政治改革也有较多的发言权，同时又比较了解下层武士的动向；在参与藩镇改革中比较巩固得掌握了藩内实权，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
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的政治谋略和行政才干是戊戌变法领导人所不能比的，他们善于利用形势，维新前，矛头直指幕府，争取和利用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平民乃至农民的武装。
维新成功后，对封建贵族采取赎买政策，显著减少了封建阶级的反抗激烈程度，保证了实施改革所必须的政治安定局面。
对西方有进一步的了解，从1871年到1873年，明知政府曾派改革派大臣木户孝允等人组成考察团到欧美各国考察。
[方雪利：《近代日本和中国社会变革一成一败原因浅析》，吕梁高等专科学院学报，2005.2] 相对来说，戊戌变法人物则缺少谋略。
他们不注意团结社会各种势力，以减轻维新的阻力。
在维新运动初期，对实力最强的李鸿章派系加以排斥。
在处理翁同合问题上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至于同民众运动的联系就更谈不上了。
中国维新派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对封建势力的反动性也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心里准备，在顽固势力发动的无须政变时，大多没有勇气面对而到处寻求庇护。
在策略上，没有条理，维新短短的103天中，上书无数，，内部分轻重缓急，并且几乎没有一条能够扎实贯彻下去的。
[刘越英：《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若干条件之比较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3.11]作为书斋型的改革派，康梁等人没有到国外做系统考察的经历，完全凭自己的主观发动维新，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如李鸿章、张之洞等，本身就是封建官僚，虽然学习西方，但引进的只有技术，不可能初级封建统治，各派系为扩大自己的势力又不断斗争，削弱了改革的力量，最终免不了失败。
再次，领导人人的对比 佐久间象山和魏源。
两人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所持观点也有所不同，佐久间象山认识到了研究自然科学的重要性，形成了与传统儒学相抵触的思想；而魏源始终认为“师夷长技”，信奉“器变道不变”，没有吸收西方近代科学精神和理性思想。
吉田阴松和康有为。
他们都是西方近代思想的传播者和改革者。
吉田久经政治风浪的考验，富于大无畏的精神，他以他的声明实践了“由当杀身成仁”的誓言，并影响他的学生继续战斗。
中国的维新派也富于献身精神，但一旦事到临头，惟有“大众痛哭不成声”，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到处寻求庇护以保其身，无一人挺身而出收拾残局。
[吴嘉延：《戊戌与明治时期中日维新运动之比较》，世界历史，1987.4] 明治天皇与慈禧太后。
明治天皇学习新知识，对当时社会形势有相当的了解，具有改革精神，大力推行明治维新运动，终于实现了日本的近代化。
而慈禧太后却相形见绌，作为封建旧势力的代表，所希望的只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势力，维护封建专制，因循守旧，排斥西方近代思想，根本不可能推动中国近代化顺利实现。
[姜铎：《慈禧与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91.4]
洋务运动的意义
是一次失败的封建统治者的自救运动,它没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还有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
为中国近代企业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为民族自强做了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
洋务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影响
洋务运动对教育的影响还是积极的吧，总结了以下四个方面：1、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
为了培养新式外交、军事、科技人才，洋务派开办了一批新式学堂，派出了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这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
2、打破了旧式教育和科举制度，传播了新知识，打开了人们的眼界。
洋务派翻译了一批西学的书籍，介绍西方近代的科学文化知识，给当时的中国带来新知识、新学问，开阔了人们的眼界。
3、引起了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的变化。
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传统的价值观念也受到冲击，社会风气也有所改变这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利于社会风气的转变。
4、虽然洋务派缺乏重视科研的主导思想,缺乏科研的社会环境和机制，没有把科技的引进和本国科学研究和实验相结合,使得科学只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在国内传播。
但在洋务运动时期进行的科学教育,在当时的中国还是开天辟地第一次。
此时的科学教育具有种种不成熟、不完善的地方,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但相对于这些不足之处,洋务运动时期科学教育的贡献是意义深远,不可磨灭的。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区别及其启示
区别：1、指导思想：中国是不改变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基础 上，学习西方的技术，主要是军事。
日本是全方位的 学习，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律等。
2、实践上：中国最主要的洋务活动是创办企业。
日本是 一次改革，涉及各个方面。
3、中国学西方是清政府同意并得到支持的个人行为。
日 本则是政府行为。
4、中国学西方与中下层民众无关。
日本自上而下的改革 争取民众的支持。
启示1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改革要从根本着手2 应涉及各个方面，几个企业无法救中国3 个人的力量太小，改革需要政府大刀阔斧的改4 人民是历史发展的推动者，改革要从基层做起
洋务运动史这本书有什么优点
这时国内出版的有关洋务运动内容非常完整的一本书，研究成果还是值得肯定的。
无论是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运动前后的变化都比较的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