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军长征路线的顺口溜
对红军长征的心得体会七十年烟雨同舟，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弹指一挥间，历史在废墟中蜿蜒。
立于赣江河畔，风清如水，秋明如镜，心乱如麻：两万五千里，这究竟是怎样的血肉长城
就像一位饱受沧桑的耄耋老者，凡尘不染心境，俗物不萦胸怀，经历了短暂的惊艳，而后是长久的沉寂。
可是，在华夏这个海纳百川的版图上，浮云总难遮望眼，黄沙吹进始现金，没有浮尘的一时骚扰，怎能衬托出那墙壁的历久弥坚
这就是长征呵，万里长征
千回百折，雄关漫道真如铁，跨越万水千山，历尽千难万险，用理想和信念、意志和力量、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部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在中国革命史上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没有人怀疑过“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的险境，没有人忘记过“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的惆怅，更没有人淡忘了“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式的豪情
大雪覆盖下的莽莽秦晋，千里冰封中的滔滔黄河，它们是否感知，那支经过长征锤炼的红色劲旅，正奉命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向着抗日最前线疾进
说：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长征之路漫长而又曲折，15个省份、20多座巨大的山脉、30多条河流，这每一个数字都足以载入文明史册。
尤其是在长征的过程中，红军往往处在数倍于己的敌军的追击堵截中，平均3天就要发生一次激烈的大战，而且平均每天还需急行军50公里以上。
试想一下，一天走近两百里的山路，不论白昼，还有敌人。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怎么能在一天内走这么远的路呢
但是他们走到
玉龙雪山，难道红军攀过
红一方面军长征中攀过五坐雪山 五坐雪山名称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越四川夹金山。
1935年6月27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越第二座大雪山---四川梦笔山。
1935年7月2日，翻越第三座大雪山---四川亚克夏雪山。
1935年7月6日，翻越第四座大雪山---四川昌德山。
1935年7月7日，翻越第五座大雪山---四川打古山。
二方面军确实翻越过玉龙雪山,在大概在1936年4月 红二方面军翻越的有玉龙雪山，大、小雪山，海子山，马巴亚山，麦拉山，德格雀儿山等十几座雪山 见旷伏兆回忆 翻越玉龙雪山----旷伏兆 玉龙雪山是红军北上抗日道路上的一道巨大屏障，它无情地夺去了我许多红军战友的宝贵生命。
但是，红军部队经受住了生与死的考验，以自己的壮举证明了这支部队是英勇顽强的英雄部队—— 翻越玉龙雪山 旷伏兆 1936年4月底，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便开始了雪山草地的征程。
站在金沙江畔远眺，一座座雪山就像空中的朵朵白云，高挂天际。
我红二、六军团翻越的玉龙雪山是云岭山脉的主峰。
这座山终年积雪，海拔5599米。
白雪皑皑的雪山上，时而晴空万里，风和日丽；时而狂风乍起，暴雨冰雹倾泻；时而鹅毛大雪铺天盖地。
红二、六军团的指战员绝大部分是南方人，缺乏寒冷条件下行军作战的常识。
此前，随着气候转暖，大家已将棉装改成了夹衣。
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等军团首长考虑到部队过雪山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决定集中休息三天。
红军利用这三天时间，向群众了解山上情况，筹集翻山用品，处理笨重装备，安置重伤员。
走访中，格罗湾有位70多岁的老中医手指着玉龙山向我们说：这座山终年积雪，被称之为万年大雪山。
山上高度缺氧。
他提醒我们，参能补氧，姜、辣椒可御寒，一定要多备这些东西。
乡亲们还领我们看山脚下的哑泉、苦泉和死泉，告诉我们里面的水是雪化后与山上毒草、烂树叶长时间浸泡后，再顺山沟流下形成的，嘱咐我们千万不要饮用。
也有一些老年人把“玉龙山”说成玉皇大帝之山，劝我们万万不要通过，惹恼了玉皇大帝要天诛地灭。
我们动员乡亲们卖些棉花给红军，要求大家将夹衣夹裤增加厚度，干粮袋里多装生姜、辣椒。
可是，这里的群众很穷，能为红军提供的东西微乎其微。
因此，红军过雪山也只能脚穿草鞋，身穿破衣。
军号声响起，一万八千名红二、六军团指战员分为左右两纵队在贺龙、任弼时和肖克、王震率领下浩浩荡荡地踏向了玉龙山。
将近中午时分，我红六军团接近了海拔3900米雪线。
肖克军团长、王震政委下令原地休息，煮些辣椒水喝，把能穿的衣服都穿上。
乘空隙，各级政治工作者对部队再次进行党的路线和北上抗日的动员教育。
部队进入雪线后，想象不到的困难接踵而来，原先可见的崎岖小道已被皑皑白雪覆盖。
随着高度的上升，山上的积雪越来越厚，突击队员手拄木棍在前面探路，后面同志踩着脚印跟进。
如果不这样，一脚踩空，就会掉进万丈深渊。
红19师49团有位突击队员就因过度疲劳，不慎踩滑，滚倒在路边一个多年未化的松软大雪坑里。
当时，那位突击队员试图站起来往上爬，可重心稍一转移，就一个劲地往下陷，并越陷越深，大半个身子很快陷进雪坑。
眼看积雪将把我们的突击队员吞没，大家焦急万分，纷纷解下自己腿上的绑带，并把它们连接成两根带子，一根系在一名瘦小队员身上，由他轻轻滑下去，把另一根系在遇险队员胸间，上面的同志慢慢地把两位队员拽了上来。
山上寒风凛冽，狂风夹着白雪漫天飞舞，大家把能御寒的破棉衣、麻袋片、光羊皮袄之类的东西统统披上了身，即便这样，也抵挡不住刺骨的寒风。
红军战士个个冻得瑟瑟发抖，上下牙格格打架。
部队刚入雪线不久，我们即发现有两位战士身披破麻袋片，肩挎长枪，冻得像发面馒头似的双脚露在外，双手插在袖口里，紧紧地挤在一起像是御寒，也像是小憩。
大家走过去摸摸他俩的脑门虽还有点温，实际已停止了呼吸。
越来越稀薄的空气，使一些同志开始出现高山反应，头晕耳鸣，呼吸困难，胸闷气短，恶心呕吐，腰酸腿软。
军团政治部张全主任的勤务员是位长得俊俏、聪明能干的小伙子，平时有说有笑，惹人喜爱。
可这位勤务员未能逃脱稀薄空气给他带来的厄运。
在距山顶垭口不远处，大家发现他撑着个雨伞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便走过去拍了拍他的伞，见无动静就拉他，可怎么也拉不动。
他的脚、屁股与石头冻在了一起，身体已僵硬。
我们的一些同志就是这样永远地长眠在雪山上了。
为了使每个同志都能安全通过雪山，军团首长命令部队采取手拉手办法往上攀登。
肖克、王震等军团首长把自己的马让出来给重病号骑，轻病号拽着马尾巴走，不让一个同志掉队。
他们则一边指挥部队，一边帮伙夫挑炊具。
我们红十九师政委晏福生同志对待干部战士亲如手足。
在雪山上，他顾不得自己气短胸闷，坚持跟战士说笑话，拉家常，讲故事，以分散大家的注意力，减轻疲劳。
他鼓励大家勇于克服困难，做英雄好汉。
其间，我就得到过他的帮助。
在宣威战斗中，我不幸负伤，突围时晏政委安排我随师直前进，并把打土豪得来的马匹，安排给我两匹，一匹帮我驮东西，一匹由我骑，使我能跟上部队并一起渡过金沙江。
过雪山前，部队首长考虑我右臂伤势较重，有意将我寄养在老乡家里。
可我感到：右臂负伤是事实，但双腿还好，还不至于躺到担架上，大家能过去，我也能过去，即便死，我也要跟红军死在一起。
政委看我态度非常坚决，便答应了我的请求。
过雪山时他安排我继续随师直前进。
进入雪线以后，特别是接近山顶垭口处，由于气候越来越冷，空气越来越稀薄，我的伤口也越来越疼痛，加之呼吸急促，感到天旋地转，双腿也像绑上了铅砣似的，每往前迈出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雪山上坐下来就可能死去。
我心想，自己本是部队的一名指挥员，在最困难的时候不能跟自己战友在一起，却还要得到别人照顾，与其如此拖累部队和首长，还不如“坐会”算了呢! “伏兆，你不能坐下，坐下就没命啦!”晏福生让两名突击队员把我重新推到马跟前抓住马尾巴，并送过垭口。
如果没有他及同志们的关心鼓励，可以肯定地说，我不可能过得了玉龙大雪山。
玉龙雪山是红军北上抗日道路上的一道巨大屏障，它无情地夺去了我许多红军战友的宝贵生命。
但是，红军部队经受住了生与死的考验，经过近一昼夜的顽强攀越，最终战胜了玉龙大雪山。
红军以自己的壮举证明了这支部队是英勇顽强的英雄部队。
(原载l996年7月4日解放军报)
最震撼心灵的故事
1934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躯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二万五千里长征.它那传的牺牲和坚韧不拔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赖以成功的基础,它激励着一个有12亿人口的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壮举,它像一条永远铭刻在地球上的红飘带,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象征. 从1934年10月16日红军在江西渡过于都河,直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到陕北,历时两年整,行程上万里,其间经过无数次激烈的战斗.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路上行军一共368天,余下来的100天大多都在战斗中渡过.据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统计:红军一共爬过了18条山脉,其中 5条终年冰雪覆盖;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组织的包围,此外还打败或躲过追击的中央军.平均每天行军71华里,一支大军及它的辎重要在一个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平均速度,可说近乎奇迹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的整整两年中，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原来的根据地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中，红军斩关夺隘，抢险飞渡，杀退了千万追兵阻敌，翻越了高耸入云的雪山，跋涉了渺无人烟的草原，其神勇艰苦的精神，充分显示了共产主义运动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表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
但是，为什么要举行长征?红军为什么能够胜利地完成这个伟大的壮举
其中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记取。
一 党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开始了土地革命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的统治。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中央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纲领， 污蔑同志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中央根据地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
到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而迁入中央根据地，更使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根据地和邻近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
“左”倾路线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和界限，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低估了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
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完全否认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反而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
他们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就从而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错误地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
但是因为同志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得到胜利。
而在一九三三年底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极端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
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
这时，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
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也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性和运动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
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 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开始时实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洵口遭遇战偶然获胜，“左”倾机会主义者更以此为据，陈兵敌区，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
这时，福建事变发生，敌人被迫调动兵力东下，如果我们善于联合这些主张反蒋抗日的力量，共同对付蒋介石反动派，这对支持国内日益增长的抗日民主要求会起到极大的作用；同时，军事上也完全可能趁此消灭一部分敌人，粉碎第五次“围剿”。
可是，“左”倾路线却断言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坐失良机。
敌人摧毁了福建人民政府，得以从容调转头来，重新压向根据地。
广昌一战红军损失很大。
从此“左”倾路线又实行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口，因而完全处于被动，东堵西击，穷于应付，以致兵日少而地日蹙。
最后，又拒绝了毛主席将红军主力转至外线、调动和歼灭敌人、用以保卫和扩大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实行了逃跑主义。
一九三四年十月，猝然决定离开中央根据地，事前固然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又未作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从依靠根据地转为脱离根据地、长途行军作战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即仓促转移。
二 开始长征，由于“左”倾路线在军事行动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继续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
当时中央红军第五军团，自离开中央根据地起，长期成为掩护全军的后卫，保护着骡马、辎重，沿粤桂湘边境向西转移。
全军八万多人马在山中羊肠小道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非常疲劳。
而敌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我们怎么也摆脱不掉追敌。
我军经过苦战，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急调四十万大军，分成三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我军于湘江之侧。
面临故人重兵，“左”倾路线的领导更是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企图夺路突围，把希望寄托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上。
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激战达一星期，竟使用大军作甬道式的两侧掩护，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接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
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
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这时，二、六军团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在川黔湘边界展开了强大攻势。
蒋介石为了阻挡我军会师，忙调重兵堵截、追击。
如果我们不放弃原来的企图，就必须与五、六倍的敌人决战。
但部队战斗力又空前减弱，要是仍旧采用正面直顶的笨战法，和优势的敌人打硬仗，显然就有覆没的危险。
正是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
他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
他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赞同。
于是，部队在十三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
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会议，决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部队在黎平整编后，立即出发，一九三五年一月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
这时期，行军作战虽然同样紧张，但由于毛主席酌英明主张，作战一直顺利，部队情绪也逐渐振奋。
在遵义休整了十二天。
党中央就在这时候召开了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三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
“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
这个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决定了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并招致了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
这次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这是有极大的历史意义的转变，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并且克服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路线和分裂党的阴谋，胜利到达陕北，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日高潮的到来。
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象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
经过十多天的休整，部队体力稍见恢复，又进行了整编，立即移师北上。
这时候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地区颇有发展，但是因为敌人驻在芷江一线，防备我返回湖南，因而无法取得联系。
四方面军在川陕也粉碎了四川军阀的六路围攻。
当中央红军经桐梓、鳛水，渡赤水河北上时，立即引起敌人极大的恐慌。
四川军阀急忙抽调兵力至川黔边境布防，派其模范师(郭勋祺师)四处巡弋，并封锁长江，防我北渡与四方面军会合。
当我军挺进至滇东北之威信时，敌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已从湖南赶来。
土城一仗，未能消灭郭师，敌又大军奔集。
我乃放弃北接长江的意图，突然甩开敌人，挥戈东指，再渡赤水河，重占桐梓、娄山关和遵义，消灭王家烈两个师。
这时，敌周、吴纵队也已赶上，和我军展开激战。
天下大雨，山路泞滑，我三军团与干部团和敌人反复争夺老鸦山制高点，一军团趁黑夜从西侧插入敌人大队中，号声四起，山鸣谷应，敌人腹背受敌，顿时大乱，仓惶南逃。
我军边追边打，直到乌江边，歼灭敌一个多师。
残敌渡江南窜，怕我追击，把乌江浮桥拆掉，来不及过江的敌人也悉数被歼。
这一战役是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肚仗。
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象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
我军一动，敌又须至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
待敌部署就绪，我们却又打到别处去了。
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
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
我军在遵义一带几次寻战，敌却小心防守。
三月，我军便自遵义西进，占仁怀，由茅台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
敌人料我将北渡长江，大为恐慌，连忙在川黔滇三省边界大修碉堡，企图封锁围歼我军。
但我军却突然由川南折回贵州，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河，除留一支小部队牵制敌人外，其余急行军通过枫香坝，南渡乌江，直逼贵阳，并且分兵一部东击瓮安、黄平。
这时候，蒋介石正亲自在贵阳督战，慌忙调云南军阀部队来“保驾”，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队东往余庆、石阡等地布防，防止我军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师。
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主席就曾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果然，敌人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挥行动了。
于是，我军以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其余主力穿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与驰援贵阳的滇军事道而行。
这次，毛主席又成功地运用了声东击西的灵活的战术，“示形”于贵阳之东，造成敌人的过失，我军得以争取时机突然西去。
一过公路，摔开了敌人，部队就象插上了翅膀，放开大步，一天就走一百二十里。
途中，连克定番(今惠水)、广顺、兴义等县城，并渡过了北盘江。
四月下旬，我分三路进军云南：一路就是留在乌江北牵制敌人的别动支队九军团，他们打败了敌人五个团的围追，人滇时，占领宣威，后来经过会泽，渡金沙江；另两路是红军主力，攻克霑益、马龙、寻甸、嵩明等地，直逼昆明。
这时，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我军入滇，吓得龙云胆颤心惊，忙将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我军却虚晃一枪，即向西北方向金沙江边挺进。
金沙江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狭谷间，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形势非常险要。
如果我军不能北渡，则有被敌人压在深谷歼灭的危险。
这时，蒋介石似乎已经发觉了我军的行踪，天天派飞机来侦察。
我军三路连夜向金沙江平行急进：一军团抢龙街渡，三军团抢洪门渡，干部团抢绞车渡，五军团仍旧殿后掩护。
干部团偷渡金沙江袭击并消灭了川军一排守敌，迅即以一部控制了绞车渡两岸渡口，前后控获七只小船。
而团主力则由北岸的深谷，急进至几十里外的高原，击溃了川军援兵。
这比洪门渡因江流太急，无法渡过龙街渡又因江面太宽，敌机可以低飞骚扰不便渡江；因此，一、三军团都集中到绞车接渡江，而仍以五军团的一个师担任掩护。
三天后，敌人的敢死队十三师约五、六个团的兵力，向绞车渡追来，被我五军团打了个措手不及，沿河溃退下去。
原来蒋介石也发觉了我军的战术方针有了新的变化，于是就在贵阳召开会议，研究我军近来的作战特点，规定了“长追稳打”的战术方针，以免被我军歼灭。
现在敌十三师见脱离主力太远，被我一追，不知虚实，不敢轻举妄动，就在团街固守起来。
我军就依靠绞车渡七只小船，经过九天九夜全部渡过江去。
第二天，敌人的大队人马才赶到，而这时候，船只已经烧毁，红军早已远走高飞了。
从此我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因追堵击的圈六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在会理休息了五天，继续北上。
经西昌、泸沽，进入彝族同胞聚居的地方。
我们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规定的民族政策，与沽基族首领结盟修好；并使老伍族中立；对受蒋介石特务支持利用，不断袭击我们的罗洪族，则反复说明我们是帮助少数民族求解放的。
就这样依仗党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赶到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
安顺场原名支大地，濒大渡河南岸，是太平天国石达开从此北渡未成而最后失败之处。
这里是一个河谷地带，两侧是四五十里的高山，在这样的深沟中，部队无回旋余地，兵力亦无法展开，极易为敌人伏击消灭。
因此四川军阀曾扬言红军将蹈石达开覆辙。
河南岸安顺场驻着四川军阀的一个营，仅留一只交通用的小船，其余船只都被他们拉到河北岸去了。
我们在河南岸包围安顺场川军时，找到了那一只小船，使组织突击队渡河。
十七勇士一过河去，就将敌人打垮，占领了渡口，接着，我第一师陆续渡过河去，扫清北岸沿河之敌，并在化林坪击溃了川军刘文辉的北岸预备队刘元堂旅。
随即与南岸二师夹河而上，向泸定桥前进。
第二师先到，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彻底破坏泸定桥，我军便攀缘铁索冲过大渡河与第一师会合。
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飞渡大渡河后，在汉源打了一仗，击溃四川军阀四个团，旋经天全、芦山、宝兴，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占领川西北之大维、懋功等地，与四力面军胜利会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