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找一篇关于参加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法庭后的心得体会
刑事民事案件的审理和预防 【】 近年来，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出有因在刑事发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并呈逐年上升势头,不仅直接危及公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严重地影响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增加了司法成本。
因此，研究其特点，分析其成因，寻找其对策，预访该类案件的发生，已为司法界所广泛关注。
笔者拟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进行分析探讨，以期抛砖引玉之功效。
【关键字】 刑事附带民事 审理 预防 在刑事审判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大体有如下几种：即故意伤害人身、交通肇事、非法持有枪支、寻衅滋事、故意毁坏财物等案件。
这些案件主要由财产所有权、债权和人身权利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得不到及时解决而转化为刑事案件。
比喻，由山林土地纠纷或相邻关系纠纷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如纠纷能及时化解，即讼争平息。
反之，则矛盾激化。
导致出现故意伤害他人人身或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等其他刑事案件的发生。
2008年，浦北县人民法院审结各种刑事案件155件，其中故意伤害21件、交通肇事7件、故意杀人3件、失火2件、故意毁坏财物1件、合同诈骗1件、抢劫1件、寻衅滋事1件，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合计37件，占总刑事案件的23.9%。
一、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这类案件以故意伤害和交通肇事居多。
（一）、故意伤害案件发生的主要原因，自改革开放以来，分配制度的多样化，产生了各方利益的矛盾，导致邻里、兄弟、土地等纠纷增多，矛盾加深，经济落后、思想道德滑坡、法制意识淡薄等诸方面的原因，兄弟妯娌间因家务琐事搬弄是非、争吵殴斗的增多。
农闲季节常因宅基、通行、排水等引起斗殴；有时因生活往来间的磕磕碰碰的小事；互不服气，逞好汉引起的伤害案件也占一定比例；由于文化水平低、法制观念淡薄、社会防范机制不健全是产生故意伤害案件增加的原因。
（二）、交通肇事案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随着交通网络发达，交通工具增多，部分驾驶人员安全意识淡薄，职业道德素质不高、导致部分事故的发生，都是由于驾驶员安全意识淡薄、违章操作、职业道德素质低下及企业安全管理不力造成的。
有的驾驶员缺乏应有的驾驶技能，处理紧急情况能力差、反应迟钝、方法不当，有的驾驶员在行驶中违章、违规，抢道占先、超速行驶、疲劳驾驶、酒后驾车、甚至无照驾驶等，群众交通意识不强，未能适应现代交通工具所产生的环境变化，也是发生交通肇事案件增多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特点。
1、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一般有附带民事诉讼，这种案件侵犯的客体为人身权或财产权。
因为一方当事人的人身或财产权利受到侵害后，在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公诉过程中，受害一方当事人会随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因此，被告人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2、附带民事诉讼要与刑事诉讼合并审理。
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
3、附带民事诉讼与刑事案件合并审理后，不受民诉法及法释的有关条款的限制，体现刑事优先于民事的原则。
比喻，在决定普通民事案件的开庭时间必须超过答辩期限或举证期限后才能确定，但附带民事诉讼则不受这方面的限制。
而是以刑事为主，随着刑事的审判而一并审判。
这是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主要特点。
三、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审理。
要抓好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抓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在阅卷过程中，必须认真审查如下几个问题。
（1）、审查证据的合法性。
即主要证据来源必须合法。
如公安机关按照法定程序收集的各种有关证据，即可作为合法有效的证据。
反之，则视为无效证据。
（2）、审查主要证据是否反映案件的事实。
在审理这类案件中，我们认为被害人的陈述、被告人的供述、证人证言及鉴定结论都属主要证据，这些证据如能互相吻合，并能反映案件事实的因果关系，说明这些证据客观真实，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使用。
反之，则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3）、审查案件的主要证据是否有疑点。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对公安机关侦查的证据确有疑点、不调查不足以认定案件的事实，审判人员可在庭前或庭后依职权收集核对证据。
特别是民事诉讼当事人举证确有困难的，审判人员应主动调取，为案件的正确裁判打下可靠基础。
（4）、审查民事诉讼主体是否合格。
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民事诉讼主体的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一般为被害人或财产被害一方的当事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即为刑事被告人及其他民事被告人，这些当事人的主体资格是否合格，直接关系到案件的质量，因此，必须具体案件具体分析。
在审判实践中，我们必须坚持以刑事为主，民事为辅及不告不理的原则。
但如果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主体不合格，可在开庭前告知其进行调整；如果共犯在逃，可先由在押被告人对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负连带清偿责任，再由在押被告人刑满释放后向在逃被告人另案追偿；如果被害人的被害结果与其它未被起诉的同案人有关，我们一般不主动追加，以免导致刑事部份审理的过分迟延，损害刑事优先原则；如果其他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与案件事实不符，经告知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仍不肯变更，继续坚持要诉的，即可依法作出判决。
（5）、审查定性是否准确。
为了正确适用法律，必须做到定性准确。
如果定性错了，整个案件都将成为错案。
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故意伤害人身一般比较容易掌握，但在故意破坏生产经营与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等案件中，有时不好区别。
因此，在阅卷时，必须根据两者的情况及其四个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分析对比，从中确定案件的属性。
这样，才能做到稳、准、狠打击犯罪。
在审判实践中，对于检察机关定性错误案件的操作有两种情况。
一是及时与检察机关协商，由检察机关撤回并改变定性后重新起诉；二是由法院开庭审理后直接改变定性。
很明显，第二种做法比较直接简便，但实为剥夺了被告人的辩护权。
因此，我们认为第一种做法比较妥当，有利于保护控、辩双方的抗辩权。
2、在开庭审理时，必须按先刑事后民事的顺序进行。
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审理，不是单纯刑事案件的审理，而是刑事和民事两个不同类型案件的审理。
因此该类案件的特点决定了在开庭审理的顺序必须先审理刑事后审理民事。
比喻法官宣布开庭后，在查明当事人身份、宣布案由、宣读起诉书、法庭讯问、举证质证、控辩双方的发言、辩论等都应按先刑事后民事的次序开展，把刑事优先原则作为主线，贯穿于庭审活动的始终。
3、要积极推行普通程序简化审和简易程序审。
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绝大多数都是发生在农村，且占刑事发案总数的比例大，为了多审快结，提高办案效率，及时惩治农村的违法犯罪，打击乡霸村霸，必须推行普通程序简化审和简易程序审，同时，也是庭审方式改革发展的方向。
4、必须抓好民事赔偿方面的调解。
针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特点，这类案件多数是由民事纠纷得不到及时调整而上升为刑事案件的。
被告人不但要承担刑事责任，而且也要承担民事方面的法律责任。
如果被告人的违法犯罪造成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得不到及时补偿，将使本来已经存在矛盾的双方当事人雪上加霜。
因此，只有抓好民事方面的调解，才能进一步改善民事当事人的对立情绪。
才能有利于民事纠纷的进一步解决。
要抓好民事赔偿方面的调解，必须注意把握如下几个问题： （1）、要分清民事责任。
这类案件的当事人多数文化水平比较低，法律知识少，法制观念淡薄，这些人发生民事纠纷后，不能用“一分为二”的观念看待自己，总是认为自己如何正确，看不到自己有过错方面，总是把责任全部推到对方身上，狠不得把对方置于死地。
一旦矛盾激化直至上升为刑事案件后，双方的敌对情绪都比较大。
针对这种情况，在调解前，先对双方发生纠纷的事实进行简要概括，在总结归纳的基础上对双方各自的问题进行分析，从中确定谁是负民事过错的主要责任，谁负次要责任。
通过审判人员以理说法，使双方当事人明确自己的责任大小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有利于被告人认罪服法和自动履行调解协议的义务。
（2）、要坚持合法、自愿的原则。
自愿、合法原则是调解民事纠纷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必须贯穿调解过程的始终。
根据这个原则调解所达成的协议，则具有法律的效力，受法律保护，背离这个原则调解达成的协议，是无效的、不受法律保护的协议。
在民事调解中，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出的主张必须进行考察。
对符合法律规定的予以认定。
没有法律根据的不予支持。
对被害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人身或财产损失，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赔偿范围和标准，确定具体赔偿数额，然后，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责任大小，划定大概的赔偿比例，由双方当事人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进行协商解决。
在审判实践中，我们经常遇到民事诉讼主张大多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且请求赔偿数额都较大。
审判人员如果不分清民事责任的大小，划定赔偿数额的比例，任凭双方自动协商则调解难予成立。
但如能按上述方式进行调解，其成功率都比较大。
比喻，去年我院审理的被告人李某某因一棵楠子树与其胞兄争执，李某某持刀致李某重伤，故此，被害人李某除提出医药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外，还提出精神损失费10万元，这项请求在刑事审判中本来就没有法律根据，但被告人又不懂法，当听到这个“天文”数字后当然感到心里压力很大，但如果法官在调解中能对被害人的请求依法进行取舍，被告人对其它合法请求当然就比较容易接受。
因此，合法、自愿原则是附带民事诉讼进行民事调解最基本的原则。
（3）、审判人员在做好民事调解工作的基础上，还要注意抓好经济赔偿的当庭兑现率。
因为被告人及其家属能在当庭或庭后的短期内，兑现经济损失给被害人，一方面取得了被害人对被告人的谅解，同时，也减轻日益繁重的民事执行压力，不断解决“执行难”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大大减少法官办理该类案件的工作量，加快了办案速度。
要抓好当庭兑现率，首先要掌握被告人及其家属是否有经济赔偿能力，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在庭前注意了解情况，做到在调解时心中有数；其次要抓住被告人的家属、亲戚或朋友中的关键性人物加以突破，使其当庭兑现；第三，对于有能力赔偿，但即时不能兑现的，刑事部份最好不要急于裁决，要给被告人及其家属留有短期筹款期限，以利于提高赔偿兑现率。
如确实无法兑现，即应及时制作民事调解书，尽量减少附带民事方面的判决。
5、在量刑时，要与被告人经济赔偿情况和被害人的过错责任大小成正比。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明确规定，民事赔偿情况可作为量刑的酌定情节。
因此，被告人的赔偿情况和被害人的过错责任的情节决定被告人的刑罚是有法律依据的。
对于那些积极赔偿的被告人，说明其确有悔罪表现，应兑现政策法律，从轻判处；对于那些有明显过错的被害人，在决定被告人的刑罚时也应得到从轻处罚。
如果赔偿与不赔偿一个样，被害人有无过错责任一个样，不但违背了立法精神，而且也损害了司法公正的原则。
例如，去年我院审理的被告人黄秀锦故意伤害一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005年11月5日晚上20时许，被告人黄秀锦在其家里听到邻居黄秀旺及其妻子郑婷议论被告人以前贩运木材被浦北县林业局处罚的事情，被告人黄秀锦曾经怀疑是郑婷通风报信，因此，被告人黄秀锦便出到门口找郑婷理论，继而发生口角。
被害人邓朝德正好在黄秀旺家饮酒，饮完酒，被害人邓朝德便从黄秀旺家出来行至被告人黄秀锦家门前，参与被告人与郑婷的口角之争，被告人黄秀锦当即指责被害人邓朝德也有份参与通风报信，双方在口角过程中，被害人解下衣服，装出要与被告人打架的样子，被告人黄秀锦当即走进厨房拿出杀猪刀，在黑暗中朝被害人邓朝德站的方向挥舞，被害人邓朝德被砍中七、八刀，致被害人邓朝德的左上肢在腕关节以上缺失，右食指指骨骨折，右中指、无名指、小指背伸肌腱断裂，右尺骨骨折。
经法医师鉴定，被害人邓朝德的伤已构成重伤，损伤程度达五级伤残。
法院就民事赔偿部分主持调解，被告人及其家属与被害人双方进行协商，双方在自愿、合法的基础上达成了和解协议，即由被告人黄秀锦家属分三期赔偿被害人邓朝德的医药费等经济损失人民币35000元。
6、判决说理要充分。
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多数是由人身、财产权受到侵害而引发为刑事案件，刑、民双方的积怨都比较大。
如果我们在判决时，能运用案件的主要证据，对案件的起因、经过及结果在简单、扼要归纳的基础上，指出由于被告人的违法犯罪，从而导致必须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并根据刑、民双方当事人的过错责任进行说理，使双方当事人知道自己的行为究竟错在那里，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究竟有多大
使案件当事人看完判决书后，从中得到相应的法制教育，有助于被告人认罪服法和改过自新。
实践中，如果我们在判决说理方面下足了功夫，案件上诉率都比较低，如果我们只求数量不求质量，不对案件加予分析说理，即使实体处理很恰当，但多数案件当事人都不能服判息诉。
如在被告人吴某故意伤害一案中，发现被告人无论在公安侦查还是在检察审查起诉阶段过程中都避重就轻，只供述到过案发现场，其辩护人也作无罪辩护，但其他的证人证言中都同时证实被告人对被害人实施暴力行为。
当庭审结束后，其辩护人扬言如不公正裁决即在“二审见”。
但在判决理由部分充分运用几份证人证据进行说理，并分清了双方民事过错责任，最后被告人吴某未有提出上诉，辩护律师也未为被告人“打抱不平”。
7、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判决书制作。
在刑事审判实践中，对于有民事判决内容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的制作，是没有异议的，但对于经济赔偿即时结清或已另行制作民事调解书，而单独留下刑事判决书的首部称谓的写法，有两种不同的分歧。
一种意见认为，因刑事和民事案件已合并审理，刑事当事人和民事当事人已参加了诉讼，即使民事赔偿已即时结清或另行制作民事调解书，但首部称谓也应写“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而另一种意见认为，既然民事部分不复存在，那么只写“刑事判决书”就可以。
在实践中，我们认为后一种意见比较恰当。
因为民事部份不复存在，如果写“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的话，民事判决只为零的判决，等于画蛇添足，显然失去民事判决的意义，因此，写“刑事判决书”既客观，也恰当。
但必须在刑事判决书的事实和理由部份，简单讲明民事调解成立的经济赔偿情况，使刑事判决与民事调解或赔偿情况有机地连接起来。
四、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预防。
1、加强对乡镇、村委、居委调解组织的建设，健全调解机构，配备足够调解人员，把大量的、发生在农村的山林土地纠纷、债权债务纠纷、相邻关系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等化解在乡镇的各级调解机构。
2、各级调解组织在乡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切实负起职责，立党为公，司法为民，积极为民排难解纷，把民间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
3、中心人民法庭，必须加强对村委会、居委会调解组织的指导，选择一至两个调解组织作为常年的联系点，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培训，提高调解人员的业务素质，以点带面，逐步推广。
人民法院应把中心法庭的这项工作纳入年终考评。
4、人民法院的民、商事审判庭和中心人民法庭，要深入基层，积极开发案源，争取多办案、快办案、办好案，使各种民事纠纷案件及时地，正常有序地消化，不断减少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发生。
加强全民普法教育，提高全民守法意识。
使全体人民真正懂得什么行为属法律允许，什么行为属法律不允许，什么行为属违法犯罪，什么行为不属违法犯罪，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的规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化解纠纷，使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从源头上得到有效的控制。
参 考 文 献 1、全国人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全国人大 1989年1月1日 2、全国人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全国人大 1997年10月1日 3、全国人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全国人大 1997年7月1日 4、刘家琛 《刑法（分则）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1》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2年8月 5、刘家琛 《刑法（分则）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2》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2年8月
在刑事辩护中，如何做好阅卷
1、细致。
阅卷要细，根据非法证据排除原则根据不同证据的要求，合法性先撸过，这个工作细节一定要细致，精确到时间，地点，曾遇过个案子，同样的讯问人员在同一个时间段，不同的两个地点，名字出现在2份询问笔录上。
2、汇总，利用便签和EX表汇总，有利，不利的证据都列出来，并且记得备注页码，行数，开庭时会轻松很多。
3、客观，坐在法庭上的除了被告人及其家属，大家都属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呢，都是说一知二的人，那种专挑有利的证据强辩的事，不干为好，以法官的视角客观看待证据的情况，可能更利于找到好的诉讼方向。
关于刑事辩护存在哪些认识误区
单纯从竞技对抗的角度以及委托人的期望而言，当然是能够获得最佳的效果，赢得诉讼的胜利。
但如果把胜诉作为评价辩护好坏的标准，则不无问题。
首先，在刑事诉讼中，很难有一个清晰准确并为各方都认同的胜诉标准。
若单纯以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判断，由于存在法官自由裁量权以及各方利益需求不同，在法定量刑幅度内，多少才称得上胜诉。
若以委托人是否满意为标准，委托人内心的期望价值当然是越轻越好，越少越好，律师已经尽力做到最好了，委托人也不一定满意。
其次，有的刑事案件，律师是很难有大的辩护空间和左右腾挪的余地，律师如何辩护对被告人的实体结果影响不大。
如在贪污贿赂犯罪中，被告人犯罪数额刚好上了10年以上的刑档，在无法定减轻处罚情节时，怎么辩都会在10年以上处刑。
在这种情况下，对律师的辩护行为的好坏无法以是否胜诉进行评价。
个人理解律师的作用更多是体现在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委托人提供建议和帮助，让当事人做出适当的判断和选择，避免当事人遭受到不必要的损失，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就是最好的辩护，而不是是赢得诉讼的胜利。
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
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之我见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学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根据这一规定，笔者认为我国刑诉法的任务其中可以概括为惩罚犯罪与保障社会主义人权的统一，这是实现我国刑事诉讼法任务的关键所在。
根据这一法的要求，惩罚犯罪是指公、检、法职能部门，必须在严格依照刑诉法所规定的原则和程序的前提下，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运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而保障社会主义人权是指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享有充分的诉讼权利。
惩罚犯罪和保护社会主义人权这两大任务贯穿于刑事诉讼全部过程中，因此控辩双方职能的积极实现，是完成上述两大任务的重要环节，在现代诉讼制度中，控、辩、裁三者职能分立，控、辩双方是既对抗又统一的关系，检察机关的职能是控诉犯罪、证明犯罪的犯罪行为应得到定罪，使犯罪分子受到刑罚处罚，从而使法律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实现，而律师作为辩护人的职能则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以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使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使罪轻的人不致重判，通过律师的工作也使法律得以正确实施，因此，这种控诉与辩护两者职能的对抗，使案件事实清楚，正确确定责任，从而帮助法官准确查明事实，正确运用法律，达到惩罚犯罪和保障社会主义人权的统一，这是种通过对抗才能达到的统一，对抗是前提，统一是结果，这种统一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国家利益的表现。
为了能达到这种统一，现代的刑事诉讼法的理论和实践强调保持控诉与辩护双方间职能的相对均衡，反之将会影响刑事诉讼的程序公正。
影响到实体法律的正确实施，进而影响到惩罚犯罪与保障社会主义人权的统一，最终损害国家意志的体现和国家利益的实现。
因此，我国在对刑事诉讼法修改时，以宪法为根据，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提高刑事诉讼制度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在总结以往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适当地参考了外国刑事诉讼法律和国际条约的有关规定，围绕着刑诉法的惩罚犯罪和保障社会主义人权的任务对一九七九年的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尤其是加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保障，增加了“未经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等原则”，体现了即使在刑事诉讼中国家也用法律的形式保障社会主义的人权，采用了抗辩式的审判方式，强化了律师的作用，保持控辩双方间职能相对均衡，这些都对人权的保障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但是就目前情况来看，立法者对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立法本意在司法实践中尚未得到完全的体现，公、检、法三者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作用为人们所普遍接受，他们的工作是在实现法律亦为公众之共识，而律师的工作同样在实现法律，人们却知之甚少，甚至在法律部门中有的同志也有此种看法，于是导致了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依法执业权屡受侵犯，律师在办理刑事诉讼中存在着会见难、调查取证难、阅卷难、质证难的问题，就其原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统思想作用下，社会各方面对律师的工作还不完全理解，持有偏见。
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吏治国家，国家的行政权力大，司法权力隶属于行政权力。
一般情况下，老百姓在遇到纠纷时总是期望由一个“青天大老爷”来主持公道，因此，主持公道就成了官吏们说了算的事。
吏治的最大的特点是重实体而轻程序，“青天大老爷”按照自己的意图来审理案件，并没有程序上的限制以监督司法的公正。
我国古代的诉讼机构一直采取职权主义，被告人的权利受到漠视，不享有诉讼主体的资格，因而也不允许其享有辩护权，不让讼师参与诉讼，此其一；第二，“讼师本身的价值在于纯粹的经济效益”。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传统观念上，律师行业在我国从来是不受重视的，并是受排挤的职业，习惯上把律师贬称为讼棍或形象不佳的师爷。
随着现代法制的建立特别是的我国改革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具有一个完善的法治环境。
市场经济的主旨就是公平竞争，而法律的作用就是维护公平。
因此，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
以法治国，简单地讲，就是国家的治理须以法律为规则，任何事情的处理均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
法治的要求是无论国家所代表的公权利和个人所代表的私权利均应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使，所以制衡就显得尤为重要。
现代国家制度中，制衡被作为一项保障民主的重要手段而提出。
从大的方面讲，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经对国家的权力进行了有效的监督；从小的方面讲，在一些涉及具体问题的案件中，律师的代理或辩护就成为了有效地倡导和监督各方按照法律规定参与社会或经济活动的关键因素，是社会制衡的有效力量。
由此可见，律师的工作是协助当事人按照法律的轨道进行活动。
以刑事案件为例，律师参与刑事诉讼主要是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这项权利是宪法赋予的。
由于被告人对法律的不了解，律师作为辩护人可以充分地维护被告人的权益。
使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使轻罪不致重判，这些其实都是法律的要求，是现代法律对于人的基本权利的保障。
因此律师在刑事辩护过程中的作用不是为犯罪开脱，而是依照法律保障被告人辩护权的充分行使，是维护法律，而不是践踏法律。
但是由于传统思想的影响，有一种观念认为，律师就是协助坏人钻法律的空子，为坏人说话、开脱。
不可否认律师中有极少数人可能是钻法律空子，颠倒黑白的人，但是律师队伍中的绝大多数是在律师法和执业规则的规定下，从事维护法律的工作。
二、律师的工作更注重程序的公正，易使有的检察部门认为律师使案件顺利审理受阻，因而对律师产生怀疑和误解。
法律的正义包括结果的正义和程序的正义。
司法过程中，特别是诉讼过程中，没有程序的正义就根本谈不上结果的正义。
在有的时候，结果的正义和程序的正义是一对矛盾，以著名的世纪之审——辛普森案件为例，从结果的正义来看，美国有80%的民意认为辛普森有罪；从程序的正义来看，检控方在证据的筹集方面以及警方在负责此案的警员的选定上都存在问题。
此案的审判结果是辛普森无罪，显然，程序的正义压倒了结果的正义。
对于这一矛盾，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程序的正义比结果的正义更加重要。
因为，程序的正义如果无法达到，结果的正义根本无从谈起，而只谈结果的正义，不讲究程序的正义，同样可能产生冤假错案。
程序的正义对法律而言是宏观上的正义；而结果的正义是针对具体案件而言的微观的正义，因而程序上正义远重要于结果的正义。
如果能实现程序上的正义，则结果的正义是有保障的，而且程序的正义将进一步促使政府公务人员依法办事，不滥用职权。
这也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律师业务中“程序”更为重要的意义所在。
基于上述理由，律师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除了帮助当事人在结果中讨个公道外，更主要的工作是在司法程序上起一个制衡的作用。
尤其在刑事辩护过程中，律师通过辩护可以找出证据的疑点，可以发现执法人员的违法之处，凡此种种，均是为了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维护法律的公正实施。
我国新修订的刑诉法颁布后，修订了刑事审判中的一些原则，诸如“未经法院审判，对任何人不得确立有罪”、“证据须经质证后认定”等等，这些原则均是律师工作的重点。
当然，较之旧的刑事审判原则，这些方面对检察部门来说无疑是增加了工作难度。
由于大刑事审判的过程中，律师与检察部门的角度不同，往往律师依法提出异议时，就被检控方认为是有针对地设置障碍，甚至认为是与被告人同流合污。
正是这一原因，律师的执业权益被侵犯，绝大多数是发生在程序过程中。
因此，正确理解程序正义的意义，对协调检察部门与律师工作有很大的作用。
控、辩、裁各方在案件审理中虽分工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使检察部门排除不必要的怀疑与误解，从而有效减少侵权案件的产生。
三、律师作为刑事诉讼结构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但又是最弱的一个环节。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在提高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作用与权利作了修改与增加，但在均衡控、辩双方的诉讼权利方面尚有缺陷。
1、关于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我国刑诉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确立了律师提前介入的权利，这是为保证犯罪嫌疑人能及时得到律师提供的法律帮助，使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获得足够的时间和手段准备他们的辩护。
但是刑诉法在作出这一规定的同时，又规定：“侦查机关根据案情情况需要可以派员在场”，在司法实践中，有的部门无论是否案情情况需要，滥用这权利，甚至还限制律师会见的时间和次数，这与《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中“遭逮捕、拘留或监视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不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察和完全保密的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与律师协商，这种协商可以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进行”的规定有差异，这使得律师与控诉方在这一诉讼权利上极不均衡致使立法的本意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得到实现。
2、关于律师阅卷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了律师的阅卷权利，但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仅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在审判阶段，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这样的规定使得律师的作用难以很好地发挥。
我国在刑事审判方式上，吸取了国外当事人主义些因素，实行了在法庭指挥下的抗辩式审判方式，加重了律师与控诉方间对抗性职能，但由于律师所在审查起诉阶段与审判阶段看不到所有的案件材料，在对材料的掌握上律师享有的权利显然与控诉方所享有的权利是极不均衡的，而律师所作的有力辩护取决于对全部材料的根据之上的。
为此，《联合国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中规定：主管当局有义务保障律师充分的时间查阅所拥有的或管理的有关材料、档案和文件，以便使律师能向其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协助，应当尽早在适当时机提供这种查阅的机会。
3、关于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但律师的这权利在刑事侦查阶段是没有的，同时律师这权利的行使取决于被调查单位和个人的同意，或者是申请检察机关或司法机关进行协助，这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难以执行，根据我国现今的刑事审判方式，这加重了律师的责任，律师为被告人提供辩护的力度，主要取决于律师对证据的把握，律师在提前个入时，不具有调查取证的权利，在审查起诉阶段，又看不到全部的案卷材料，就难以达到与控诉方的相对均衡，更难以在法庭上与控诉方形成有力的对抗。
四、律师队伍仍有待不断提高素质，加强建设。
虽然律师队伍的整体已经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但是由于发展速度很快，且发展并不平衡，造成律师队伍的素质良莠不齐。
少数律师在办案过程中，唯利是图，违背了职业道德、违反了法律规定，帮助不法分子颠倒黑白，伪造证据，甚至直接参与了违法活动。
这样的律师也是造成整个律师队伍被误解的原因之一。
对于这类极少数的律师，当然不在律师维权工作保护的范围之内，但从这类律师身上可以看到，律师队伍自身素质的提高是防止侵害律师权利案件发生的重要方面。
五、律师执业保护制度不完善。
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中对律师权利的保护有一些的规定，但是大都很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尤其缺乏针对律师行业的特殊性而对律师进行保护的规定。
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必然要与某些方面发生对抗，而保护措施不完善给侵害律师权益的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
刑事辩护 急
免予起诉申请是可以提出的，但是，并不是你提出申请，检察院就会同意。
首先，我不知道你的案件是什么案件，根据你描述的是在检察院期间，刚刚被批捕，我推断，你的案件应当属于检察院负责立案侦查的案件，对于检察院是否会同意不予起诉，关键是看案件的情况，看检察院掌握的证据材料是否能够认定构成犯罪。
对于这种情况，我建议你不要慌，先搞清楚事情的经过，到底是什么原因被批准逮捕，然后再想必要的对策。
同时，再这个阶段你们家属见不到当事人，最好再当地委托律师会见。
关于刑事辩护
可以；但是，不具有律师身份的辩护人的权利受到一定的限制，比如需要经过许可，才能阅卷、会见及通信。
律师进行刑事辩护主要从几方面入手
刑事辩护作为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未经法律规定的程序判决有罪之前，被推定为无罪，而享有辩护权及其他诉讼权利，可以委托律师或其他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程序，通过充分行使辩护权，与追诉机关进行平等对抗，以维护其合法权益。
该制度对于完整诉讼结构形态的构成，对于案件事实真相的查明，程序正义的实现，诉讼效率的提高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针对公诉机关对被告人的指控，刑事辩护可以选择的基本抗辩方法是：案件事实辩护、证据不足辩护和法律适用辩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