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安事变的感想
有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的爱国情怀加不齿蒋介内战行径。
同时对来总理更加钦佩，因为当时要求共产党去西安商谈，形势并不明朗，而周恩来总理大智大勇，坚决前去商谈，并且从大局出发，定好国共合作的计划。
向伟大的周恩来总理致敬。
西安事变 观后感 500字
西安事变观后感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相继沦陷，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后胜利会师。
当时的形势是国难当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
但蒋介石倒行逆施，顽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不变，仍然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继续“进剿”陕北延安的红军。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希望日渐渺茫，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兵谏“西安事变”。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共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过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
由此可以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周恩来说：“政治是无情的。
”的确，张学良、蒋介石金兰之交，座上宾、阶下囚转瞬间，令人叹息和扼腕。
张学良和杨虎城当时的悲壮和后来的命运又使人伤感，但我总以为，我们通过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研究，以史鉴今，从而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发展方向有所思索，这却是十分必要的西安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
事变的成功发动使蒋介石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所以他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再发动内战。
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
最后蒋介石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而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
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
西安事变的硝烟早已散尽，这段历史离我们也越来越远。
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巨大，我们不能忘记。
若没有这次事变，国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后多少年。
若没有这次事变，还会发生什么……
重金悬赏西安事变感想1000字左右……
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随后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爆发，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八年抗日战争由此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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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的调查报告作文
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了,西安事变发生70多年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值得好好庆祝,但是,抗日战争中的有些历史事件需要民族的反思. 西安事变,作为近代史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就非常需要深入地重新认识. 这次事件是在强敌压境、日军虎视眈眈的情况下发生的.它该不该发生,它的发生,对抗战有利还是有害?确实有细细思考的必要. 我认为,在中华民族面临着存亡危机的情况下,对国家的领袖发动军事行动,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对于抗日局势的发展,是无利而有害的. 第一,当时中华民国是中国的合法的政府,中华民国是具有共和性质的国家,国家的领袖是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选举产生的.采用兵变的办法拘押国家领导人,是一种有违共和法律的行为,这种行为,带有严重的“有兵就是草头王”的军阀主义色彩.这种行径,正是张作霖、张学良长期充当东北王、独霸一方的军阀作风的表现.这样做,是将法制践踏于脚下,是对共和政体的侵犯,对于国家的法治和共和是非常有害的.同样的道理,搞文化革命,假设张学良也带着兵,再搞一次兵柬,将毛扣留要求中止文革,这对国家法律而言,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第二,西安事变中扣留国家领袖的做法有可能造成中国群龙无首的局面,有可能使国家陷入混乱,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从而分散、削弱和瓦解抗日力量,甚至可能造成中国内部的分裂,造成内战.这种危险不是理论的,虚拟的,而是现实的.当时南京政府中的某些人,就以扣蒋为理由,主张对西安实行轰炸,如果战端一开,中国陷入内部厮杀,这对日本侵略者来说,是提供了一次极好的机会,抗日战争的前途,至少将更加艰难,更加持久,中华民族将经受日本侵略者更长久更残酷的凌辱.对此张学良将军显然是缺乏充分考虑的. 第三,历史证明,当时的国民政府所领导的军队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都是抗日最主要的力量,国民政府不是投降政府.抗日战争中的一系列可歌可泣的重大战役,如武汉战役,常德战役,缅甸战役,上海抗战,徐州战役等等,大批将军和士兵蝶血疆场,其英武壮烈,令世界肃然起敬,令中华后代子孙引以为荣.因此,将一个抗日政府的领袖采取军事行动,实行所谓的抗日兵柬,是缺乏依据和缺乏理性的行为. 造成西安事变的原因,一是与张学良的冲动的个性有关.张学良在张作霖的葬礼上产生过强烈的将日本祭使血祭的冲动,他对东北政府中杨霆宇的杀害也有冲动性的特征.这里有他父亲绿林好汉的基因在起作用.东北的丢失,社会舆论对他的批评,诱发了他内在的冲动性格. 造成西安事变的原因,也与张学良对抗日战争的艰难性持久性认识不深.中日之间,敌强我弱,无论是军力国力上都相差悬殊.当时的国民政府,认识到中日之间在军力国力上的差异,抗日是艰难的是长期的,采取了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方针.一方面,抓紧修建战备公路,武器制造,以准备长期抗战.例如中印公路的修建在抗日战争中就起了很大的作用.对此,张学良学军认识不足.事实上,他以血气之勇领导的热河抗战中,被日本人打得一败涂地,无以告慰国民,不得不远走欧洲.张将军周围美女如云,又好吸毒,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可以推测其治军如何,军纪会如何?战斗力如何?他在西安事实发生后的军队的混乱中意识到军队素质的低下和抗战的艰难. 造成西安事迹的原因,也是国民党政府在日本侵略中国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况国内政策调整滞后的产物.日本侵华后,民族危机成为中华民族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时局需要中国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国民党政府虽然与中共进行了谈判和沟通,但是,国民党一党自大一党专政的局面基本未来,这与全国人民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愿望相违背,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创造了社会心理条件. 不过,张学良对兵变的事后处理却是明智的.在共产国际和平解决的方针下,在全国国民要求和平解决的民意的推动下,在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参与下,终于和平解决了事件,避免了国家的分裂和内战；他送蒋回到南京,挽回了事变造成的国家形象的损失,体现了他敢作敢为的美德,也表达了他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愫；他接受了审判,维护了国家法律的尊严,体现了对大体和大局的觉悟.但是,他的行为毕竟为自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终于离开了抗日战线,此后没有参加过一次抗日的战争,一个有家国之仇的将军由于自己的过失不能指挥军队在战场杀敌,报仇雪耻,为国效力,他的内心是非常痛苦的.人生的路很长,但关键的路只有几步.张将军发动西安事变这一步,无论就国家还是就他个人,都不是一步好棋. 不过,蒋介石对他还算是十分宽容的.试看看彭德怀元帅,只是因为对大跃进提了一点意见,就被打成了反党集团,晚年竟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最后不得好死.如果张学良对另一类领袖发动兵柬,张学良的后半生就不会那样悠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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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简介：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1936年12月12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的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变，扣留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以逼蒋“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
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而告和平解决，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