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日新的荣誉
嘉峪的戈壁滩,当时除了老君庙外，全是(不毛 ). 地区未来发展之我[旧]一、嘉酒分离的客观历史原因 1955年，西北地质局645队（酒泉地质大队的前身）秦世伟小组在祁连山发现了镜铁山大型铁矿，从此拉开了建设西北钢铁基地的序幕。
1958年8月1日，在酒泉祁连剧院正式宣布成立“酒泉钢铁公司”，同时会上还宣布成立地级酒泉市，辖酒泉、金塔二县及嘉峪关区（当时原属张掖地区管辖）；酒钢公司党委书记，经理赵北克同时被任命为酒泉市委第一**、室长，以鞍钢冶建公司为主，5.4万人参加的酒钢建设正式开始。
1959年下半年，整个经济开始出现困难，众所周知浮夸风导致的“三年困难时期”开始。
1960年夏季后，由于农作物严重欠收，甘肃粮食供应越来越困难，长期饥饿的职工开始依靠骆驼草面，苦曲菜度日，便秘、浮肿、肝炎比比皆是，职工身体越来越差并开始出现死人现象，饥病交加的情况就连当时主要**之一的乔室都未能幸免（据其1989年9月到酒钢视察回忆）。
1961年1月，冶金部正式通知酒钢缓建，甘肃省通知酒钢职工赶快撤离甘肃，否则将无粮供应。
酒钢公司不得不决定“易地就食”，大批队伍整建制调往江西新余、陕西、抚顺、本溪、富拉尔基等地参加当地的生产建设，还有7000余名职工保留身份赴新疆，由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付薪参加农垦。
数万人轰轰烈烈的队伍象戈壁上的流水一样散失，仅剩下1300人凄凉地看管弃放在戈壁滩上数万吨物资以及未建完的厂房、高炉。
1964年春，猫猪喜在听取三线建设汇报后，对报告批示：“攀枝花和酒钢建设不起来，我睡不好觉；成昆铁路修不通，我将来只好骑着毛驴去……，打起仗来，我不放心”。
自此，1964年7月，酒钢第二次上马。
建国以来，国家采用了嵌入式的工业化道路，就是把资源密集区单独划出，集中发展工业，以避免受到农业的牵绊，迅速实现工业化。
待到工业城市发展壮大以后，再把周边的农村交给工业城市去消化，这是冷战时代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独特道路，是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的。
在此大背景下酒钢的建设也未例外，第二次上马即开始筹建基本是工业区的嘉峪关市，虽然是酒泉地区领导下的县级框架市（原因是人口太少），但主要领导的任命和调动却由省直接负责。
此后，以酒泉地区为主，甘肃省各地方抽人承担了政府、财税、商贸服务、交通邮电和银行等市属机构的筹建工作。
酒泉地区为支援酒钢的建设曾在经费和人力、物力等方面付出了很多，酒钢公司发展以后也一直没有忘记对地方的回报；如对周边地方采矿业、乡镇企业发展给予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对酒泉两个轧钢厂通过资产重组、合并，组建了酒钢控股的长峰轧钢有限责任公司。
1966年爆发“文化大***”，在“造反有理”、“***无罪”、“打保皇派”等口号下，各级机关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造成了社会秩序持续的混乱，1969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国际上，与前苏联发生边境冲突。
酒钢处于三线位置的说法发生了动摇，于是将已经运到酒钢的炼钢、轧钢设备，又一件件运走，施工队伍一批批撤出，酒钢陷入“半死不活”的瘫痪状态。
为防止地方工作的瘫痪过多地影响到企业生产，1969年下半年，经周**提议，总结了大庆油田保障生产的成功经验后，由毛猪喜提出了“抓***、促生产、促战备”的号召，将政企集权管理推向了极至，铁路、民航系统甚至实行军管。
至此为解决城市混乱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企业大量办社会以自救维护正常生产、学校半工半读求生存等也达到了高潮；其原因是各地方政府财税体系被打乱，已无法支持正常履行政府应承担的社会义务。
政企不分造成的企业办社会负担问题，在1978年政府体系恢复正常工作后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企业一方面需要正常交纳各种税费，另一方面还要为内部办社会付出成本。
以至于今天许多老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虽拥有价廉的劳动力，因用人太多，生产成本仍居高不下（不否认还有管理和装备等问题）。
近年来国企改革提高竞争力的“减人增效”、“下岗分流”等措施，对社会秩序造成了许多负面效应，是为解决昔日政企集权管理所积累的弊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1970年初春，苏羽按照周**的嘱咐，去新疆路过嘉峪关时表示了对酒钢的关怀；于是有关方面决策，缩小酒钢建设规模，先上炼铁，三上酒钢。
当年6月份即开始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53个城市325个单位参加的全国抬酒钢的“万人大会战”，经过4个多月的艰苦奋战，于1970年国庆前夕的9月30日凌晨，一号高炉采用原矿入炉简易投产的方式，顺利炼出了第一炉铁水。
由此使几上几下的、来回折腾的酒钢，终于在祖国大西北的雄关脚下巍然屹立起来。
鉴于酒钢职工人数的逐渐增多，配套的市政建设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由此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基于甘肃省薄弱的农业基础，为减轻酒泉地区农副产品供配的负担，1971年12月完全政企合一的地级嘉峪关市成立，嘉酒地区正式分离（改革开放后，1980年6月嘉市政企分开）。
1971年至1984年酒钢在“有铁无钢”的连续十四年亏损徘徊期间，解决了难选贫铁矿的强磁选技术，酒钢看到了扭亏为盈和继续生存的希望之光。
1985年炼钢连铸工程投产，酒钢结束了“有铁无钢”和长期亏损的历史；1988年高速线材轧钢工程投产，酒钢终于配套成龙；1998年中板轧钢工程投产，酒钢进入新的发展时代；2000年炉卷轧制工程开工，不锈钢工程已获准立项，酒钢开始逐步转变为以生产高附加值的板管材和特种钢为主，向生产高水平、精产品的现代化钢铁企业进军；“十五”、“十一五期”间投资将达200亿元，形成500万吨的生产能力，同时积极发展非钢铁高技术产业，年销售收入将超过200亿元。
二、嘉酒两地建设的分歧与合作 1、水资源对嘉酒两地市发展的影响 西北地区水资源严重匮乏，地处戈壁包围的酒泉绿洲盆地更不例外。
虽有“（讨）赖河绕野”滋润着嘉峪关、酒泉和金塔两市一县的土地，但伴随工农业以及城市的建设发展、人口的增多，如何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的矛盾日趋突出。
水资源的争执严重地阻滞了嘉酒两地市的发展，错失数次发展机遇。
从1985年成立酒泉钢铁公司后，至1993年以前，一直由酒钢自备水源承担嘉峪关全市的生产和生活供水任务。
随着酒钢生产建设规模扩大，市政建设速度加快，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区园林绿化面积逐年扩大，城市用水供不应求的矛盾日渐突出。
80年代开始，每年的6至10月份，时常发生平房停水，3层以上楼房白天缺水；市政部分企业因缺水时常被迫停产；绿化覆盖率不但不能提高，反而成片园林和庭院林草因缺水而枯死。
1986年1月嘉峪关市听取了市建的汇报后，责成市建对所提出的开发新水源的6个方案请甘肃省水文地质二、三队进行勘察论证。
经聘请专家和水文部门的反复论证，一致认为第6个方案最佳可行，即从铁路交叉桥以西的嘉西断层隆起处引潜流入酒西盆地的地下水库水源。
该水源不影响下游用水。
经水资源委员会、省建、省城建及省计委批准，国建设及省建还拨款给予支持。
当时的酒泉、金塔闻知嘉市要在北大河水源地取水的讯息后，担心影响下游用水，开始千方百计阻止引水（讨赖－北大河日常管理由原酒泉地区讨赖河管理处负责，配水权归省水资源委员会），双方开始了数年反复地***和争执。
开发北大河水源从开始调查研究到建成供水长达7年之久，其间1988年完成打井5口，时隔5年后的1993年12月才得以投产使用。
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值国经济“调整、整顿、改革、提高”时期，为发挥工业集约化发展和“军转民”生产技术的优势，大量位于“山、散、洞”的三线企业开始向城市和交通枢纽就近搬迁聚集。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也开始尝试发射商业卫星。
为依托社会，减轻负担，促进发展，中心在1986年提出从沙漠深处迁出，设想就近迁至酒泉市，得到了国科委的支持。
同时为降低清绿沙漠铁路支线的维护成本，方便未来生活基地到发射场地的人员与物资运输，通过商业化运作赢利并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中心提出了将其改道至文殊站（位于酒泉和嘉峪关站之间）与兰新铁路接轨。
所改线路途经鼎新（基地飞机场）、金塔县城、酒泉西关（现仍有基地的房地产；当时西关外是破败的民房和农田，现随着城市建设的扩张，已失去了建站的可能；当年的《中青年》、《甘青年》等报刊杂志在报道中心未来发展的文章中曾披露了铁路改线的设想）。
生活基地设想建在酒金路周边。
但在落实过程中，当时的酒泉提出难以保障数万居民的水源问题；嘉峪关市提出靠近其市区建设可由文殊双泉和北大河嘉西地下水源解决，因此中心又研究了选址酒泉丁家坝（312国道酒泉和嘉峪关之间），铁路改线直接与嘉峪关站连接的可能性。
但因前述嘉酒两地市对水资源争执未定，中心基地动迁和铁路改线被迫搁浅。
1992年在南巡讲话“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方针指导下，双方停止了对水资源的争执，嘉峪关市开始对北大河水源进行配套建设，1993年底向市区供水。
从此，嘉峪关市政府有了自己管理的独立供水水源。
为全市（包括酒钢）今后经济发展，促进生产、保障生活、绿化城市有了可靠的供水水源。
同时也放开手脚建设城市，开始扩展南市区，并建设十层以上的高楼大厦。
由此，1996年被国家命名为“国家级卫生城市”，2000年申报“国家级优秀旅游城市”成功，目前正在向建设“国家级环境保护模范城市”迈进。
1993年随着兰新铁路复线的建设，兰州铁路局开始调整生产力布局，鉴于玉门油田衰微，大量职工赴新疆吐哈参加石油会战，酒钢生产建设渐入佳境，北大河嘉西水源得到落实，嘉峪关城市建设看好等因素；决定扩建嘉峪关车站，同时建设雄关生活小区，职工由玉门东站等周边沿线逐步迁聚嘉峪关；1993年6月嘉峪关火车站升为一等站（与西宁、银川、武威南同级）。
2000年10月21日铁路第三次提速，开始正式始发嘉峪关－北京，嘉峪关－兰州的直达列车，方便了交通出行，也奠定了嘉峪关的铁路枢纽地位。
2000年，在戈壁高原艰苦奋斗60余载的玉门油田在酒西盆地青（草弯）西和酒东盆地长沙岭构造（酒泉下河清附近）取得了石油勘探的突破，玉门油田开始摆脱近年来的年产40万吨左右的低迷态势，今年的开采量有望突破50万吨，在今后的3至5年内有望突破100万吨，为实现玉门石油人“下山”的愿望提供了可能。
1936年，孙健初发现了玉门老君庙油田，油田基地设在酒泉（现为玉门油田疗养院），鉴于海拔2400米的玉门老君庙山脊坡势不适于建设大型工厂，选址嘉峪关下筹建炼油厂（现嘉市区西北，目前为酒泉地区水泥厂和长城化工厂）。
1954年以前，老君庙油田是一个纯粹的矿区，基本没有住家，员工轮流上矿工作。
1954年开始的“一五”建设，玉门油田成为国家第一批重点项目。
在当时国家贫油，迫切需要石油的背景下，玉门油田率先实行了政企统管体制，在缺乏长远规划的情况下，匆忙开始扩建我国第一个天然油田，先后发现了鸭儿峡、石油沟、白杨河三个油田，同时在玉门老君庙山脊四台一个自用小型炼油装置基础上扩建了50万吨炼油厂（现年处理能力增至400万吨，开工250万吨）。
人员也由酒泉、嘉峪关大量迁往玉门老君庙。
玉门油田随后的建设发展过程中，远离交通要道、消费市场的弊端开始显露。
玉门油田孤悬在祁连山半坡上，难以依托社会提供服务，行政体制下的“大而全”、“小而全”的管理模式又带来了生产成本的提高。
高海拔狭窄的一面坡地势给城市的规划和建设带来了困难，炼油厂选址在西北上风方向上又给小城带来了严重的污染，其特征成为国内高等院校建筑规划专业教科书中工矿资源型城市规划建设的反面典型案例。
山沟里的城市在油田衰微后，人流、物流、信息流大量减少，替代产业很难发展；因此，很多人耐不住寂寞，忍受不了高海拔和污染的环境，以各种方式离开了玉门油田。
2000年，在戈壁高原艰苦奋斗60余载的玉门油田在酒西盆地青（草弯）西和酒东盆地长沙岭构造（酒泉下河清附近）取得了石油勘探的突破，玉门油田开始摆脱近年来的年产40万吨左右的低迷态势，新增探明储量9000万吨，超过过去历史探明总和，在今后的3至5年内有望突破100万吨，为实现玉门石油人“下山”的愿望提供了可能。
鉴于此，玉门油田在勘探取得突破，再现青春时，也开始为自己寻求新的家园。
在兰州、嘉峪关、酒泉、张掖等地几经周折反复，鉴于主要油气田在酒泉地区辖区内，考虑企业的发展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地企关系，最终落脚点放在了酒泉。
鉴于玉门油田基地几年来一直酝酿迁离老君庙，玉门市政机构也就抓住联合国扶贫投资20亿整治开发疏勒河流域涉及移民20万的机遇，借助风力发电、疏勒河流域开发等一系列重大项目的实施，大力在玉门镇发展建设。
由于国2002年7月28日批复酒泉地区地改市，而敦煌、玉门市转为甘肃省直辖县级市，暂由地级酒泉市代管；甘肃省城市化步骤的下一步目标是敦煌、玉门升为地级市，西陇海兰新线形成串珠式城市带，玉门市机构重新迁回汉时驻地玉门镇的时机成熟。
2、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使嘉酒两地市达成了共识 西部大开发，力促河西走廊经济一体化战略，是甘肃省委对河西走廊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勾画。
酒泉、嘉峪关两地市地域紧密相连，经济、文化发展互补性强；通过区域联合促进经济一体化，将推动两地市区域经济的大发展。
嘉酒两地市从1999年6月开始，通过广泛调研和论证，在保持现有行政区划不变的前提下，提出确保联合发展的基本框架： 一是以两地丰富的旅游资源为龙头，建设嘉酒“黄金旅游线”。
即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石窟艺术，以嘉峪关关城遗址为代表的“长城文化”、国际滑翔节、七一冰川等世界著名的人文、自然旅游资源和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等一批新型的高科技旅游产品为依托，打“敦煌牌”，组建敦煌旅游公司。
二是充分发挥酒泉地区农业积累雄厚、嘉峪关市工业基础强大的优势，实现区域工农业经济结构的优势互补。
三是依托两地市相同的水土光热等农业资源，发展面向国内外的高科技农业、市场农业、阳关农业、旅游农业，以及农产品加工产业，推动农业逐步走向市场，加快农业的产业化、现代化步伐。
四是加快“硬软件”基础设施建设，创造吸引国内外客商的良好投资环境。
尤其是争取过境312国道高等级或高速公路改造、嘉峪关机场扩建、酒泉市至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高等级公路几大工程尽快动工建设，解决交通吞吐能力低下的“瓶颈”；与此同时，统一制订出台地市吸引人才、资金、技术、促进经济发展的各种优惠政策。
五是依托两地境内酒泉钢铁公司、四零四厂、玉门油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青海油田等一批国内外知名大型企业和科研单位的科技实力，通过嫁接、联合、托管、租赁等多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推动地方企业的科技进步，使之摆脱困境，提高效益。
研学旅行心得体会怎样写
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大规模地移民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的，这自然要从元末年间的历史谈起。
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虽然盛极一时，但“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断，民不聊生，使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卷二十九)，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仅至正元年( 1341)，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以生了百余次人民反元起义，以后人民起义更加频繁，力量也越来越大，至正八年方国珍在台州起义，至正十一年刘福通在颖州起义，号称红巾军，徐寿辉在蕲州起义。
至正十二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起义，第二年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起义，其后十余年，特别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广大农民纷纷响应，元军出其精兵锐将与农民军决战，攻城掠地，掳掠杀人，干尽了残暴之事。
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至正十七年、二十一年元军察罕帖木儿部与农民军战，“两战皆败之，斩首万余级”()，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租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壮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后来元军正规军精兵使尽，无力把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一些地主武装，为了维护本身利益也配合元军与农民作战，山西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终于把红巾军镇压下去。
在这些战斗中，元军和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使豫、鲁、苏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扬州城中当时被杀的仅余有十八家。
(卷五)温县牛洼村也载：“兵戮河南，赤地千里。
”已到了“春泥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境地后来朱元璋出兵江淮，派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这样元末长达十六年的兵乱才算结束。
元朝末年除兵乱之外，水、旱蝗、疫也接连不断。
黄、淮河又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
”据载，仅元朝末年的雨旱灾，山东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8次。
()”造成“漂没民庐、死者众”(，“禾不入地、人相食”()，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至正元年，汴梁、钧州大水...二年四月，睢州仪封县大水害稼。
六月癸丑夜，济南山水暴涨，冲东西二关，流小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卧龙山水通流入大清河，漂没上下居民千余家，溺死者无算。
三年二月，巩昌宁远、伏羌、成纪三县，山崩水涌，溺死者无算。
五月黄河决白茅口。
七月，汴梁中牟、扶沟、尉氏、洧川四县，郑州荥阳汜水、河阴三县大水。
四年五月，霸州大水。
六月，河南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民居数百家。
济宁路兖州、汴梁、鄢陵、通许、陈留、临颖等县大水害稼，人相食。
七月，滦河水溢出平地丈余，永平路禾稼庐舍漂没甚众。
东平路东阿、阳谷、汶上、平阴四县，衙州西安县大水……五年七月，河决济阴，漂官民亭舍殆尽。
十月，黄河泛滥。
七年五月黄州大水……八年正月辛亥，河决，陷济宁路。
六月已丑，中兴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平地深丈有五尺余，漂没六十余里，死者一千五百人。
是月，胶州大水。
七月，高密县大水。
九年七月中兴路公安、石首、潜江、监利等县及沔阳府大水。
夏秋，蕲州大水伤稼…… 十二年六月，中耠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漂民居千余家，溺死七百人。
七月，衙州西安县大水。
十三年夏，蓟州丰润、玉田、遵化、平谷四县大水……十四年六月，河南府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没居民，溺死三百余人。
秋，蓟州大水……十六年，河决郑州河阴县，官署民居尽废，遂成中流。
……十七年六月，暑雨，漳河溢，广平郡邑皆水。
秋，蓟州县皆大水。
十八年秋，京师及蓟州皆大水。
十九年九月、济州任城县河决。
二十年七月，通州大水。
二十二年三月，邵武光泽县大水。
二十三年，孟州济源、温县大水。
七月，河决东平、寿张县，圮城墙，漂屋庐，人溺死甚众。
二十四年三月，益都县井水溢而黄。
怀庆路孟州、河内、武陟县水。
七月，益都路霆光县、胶州高密县水。
二十五年秋，蓟州大水。
东平须城、东阿、平阴三县疔决小流口，达于清河，坏民居，伤禾稼。
二十六年二月，河北徙，上自东明、曹、濮，下及济宁皆被其害。
六月，河南府大霖雨，＊水溢，深四太许。
漂东关居民数百家秋七月蓟州四县、卫辉、汴梁、钧州大水害稼。
八月，棣州大清河决，滨棣二州之界，民居漂流无遗。
济宁路肥城县西黄水汛溢，漂没田禾民居百有余里，德州齐河县境七十余里亦如之。
()在中这类记载比比皆是。
特别是河南地区几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
中书省户部曾上言：连年水旱，田禾不收。
”()当时的一位治河大臣也说中原地区“连年饥馑，民不聊生。
”(卷二) 元末中原地区不但水患严重，大蝗灾也频频而至，从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大蝗灾计有十八九次。
(《元史.五行志》)元时的大名路，至正十二年六月“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
(《元史.顺帝本纪》)中原地区从元统三年到至元末年，大饥荒就达十五次(《元史.五行志》)，至正十七年河南大饥。
十八年“京师大饥，彰德亦如之”。
至正十九年冀、鲁、豫大饥，通州民间五杀其子而食之。
保定路孽生盈道，军士掠孱弱以食。
山东、河南之孟津、新安、渑池出现“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
同时，危害极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
(《元史.五行志》) 以上种种，兵乱水旱蝗变疫相辅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为州，如“降徐州路为武安州”。
(《元史.顺帝本纪》)就是到了明朝，由于人粮剧减也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名城开封由上府降为了下府(卷九十六、一百九十三)。
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
(卷一百二十，一百六十四)到了洪武十七年全国各地仍把不足3000户的30余州降为县。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四)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八)，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多是无人之地”(顾炎武《日知录》卷十)，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就连朱元璋也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于是采纳了萄州苏琦(《明太祖实录》卷五十)，户部郎中刘九皋(《明史.食贷志》)，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为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明太祖实录》)，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数朝历史50余年的移民高潮就开始了。
} 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移民，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又发生了“靖难之役”，四年的战争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面，为此仍又有永乐迁民之举。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位，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采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诛奸为名，从北京进取南京，所过河北、河南、山东、皖北、淮北等地，与政府军反复拉锯作战，进行了四年的战争，这就是中原地区盛传的所谓“燕王扫碑”。
当时一部分地区的老百姓也自行组织武装，拒抗燕王军队，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恢复生产的愿望。
根据《明史》记载，燕军在战争中，抢掠屠杀甚为严重，如“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
(《明史.恭闵帝本纪》)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仗，燕王“乘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
(《明史.成祖本纪》)中原地区的老百姓自动帮助政府军抗击燕军朱棣胜利后，对忠于建文帝的军队和百姓杀无遣漏，河北、山东等一些族谱中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当燕王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把抵抗，燕王无标转路攻取南京，后燕王把一带人杀的只留狐、刘两家，山东临清县寨村光绪四十年写的《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南兵大军追袭，则南兵自南而北，北兵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尔时，或杀，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因此，靖难之役“，加剧了中原地区荒凉局势，民非杀即逃，这也是永乐移民的又一原因。
当元末中原地区荒疫兵乱之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连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这虽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词，但也说明晋垌带比较安定，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是稠密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口，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 山西的人口和中原的人口相比，极不平衡。
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为189.1万人，河北人口为189.3万人，而山西人口却多达403.04万人，比河南、河北人口的总和还多25万。
再从人口密度来看，同样是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山西平均每平方公里27.52人，而河南每平方公里12；85人，河南的人口密度不足山西的一半。
这样，山西“地狭人稠生计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连朱元璋也认识到“山西民众而地狭”。
这时朝中的要臣一再提出应从山西移民到中原，如洪武三年(1370年)，郑州知州苏琦提出“时宜三事”，其中一事就是移民中原，洪武十五年(1382年)，晋府致仕长史桂彦良上《太平治要》20条。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户部侍郎刘九皋又奏请迁移山西之民以实中原，终于得到了朱元璋的认可。
于是拉开了—场轰轰烈烈移民活动的序幕。
明代初期山西的移民，说是从洪洞大槐树下迁走的，实际上远远不止如此。
根据《明史》记载，“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丁多田少”，以“分其丁口”的办法进行移民。
这个范围是相当大的，包括现在的晋中、晋南、吕梁和晋东南等地区。
按照明初山西的行政区划，所谓太原指太原府，辖6个州20个县；平阳即平阳府，辖6个州29个县；泽是泽州，为省直隶州，辖4个县；辽是辽州，省直隶州，辖2县；沁指沁州，省直隶州，辖2县；潞是潞州，省直隶州，辖6县；汾指汾州，省直隶州，辖3县。
这样，明初山西移民就涉及到2府、17州、66个县。
在当时关山重重、道路阻塞的自然条件下，这么多地方的移民全要集中到洪洞县的大槐树下，有没有必要?是不是可能?恐怕是没必要也不可能的。
但是，由于洪洞大槐树下是当时最大的移民“点行地”，在后来的历史上影响特别大，移民后裔们自然也就乐于认同这样一个出发地了。
关于移民的次数，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经学者们的反复考证，洪武、永乐两朝共有17次。
简单的情况是： 洪武六年(1373年)，从山西及河北正定府移民至安徽凤阳垦荒。
洪武九年(1376年)十一月，再从山西及正定府移民至凤阳垦荒。
因为是冬天，政府发给移民过冬的棉衣。
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从山西招募2.4万户百姓从军，后又都复员为老百姓，就地安置垦荒种地。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又从山西的泽州、潞州，挑选“田少丁多”或无田之家，迁往彰德、正定、临清、归德、太康等地垦种。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九月，山西沁州百姓张从整等116户自愿外迁屯田，户部给予奖励，让他们回沁州招募居民。
同年同月，后军都督朱荣向朝廷报告：由山西迁居到大名、广平、东昌三府的百姓，一共分给他们2.6万顷土地。
同年十一月，命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等迁移山西百姓，到彰德、卫辉、归德、临清、东昌等地栽桑种枣，垦荒种地。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冯胜、傅友德与常升等到山西招募百姓从军，共设16个卫所。
大约是平阳府选了9卫，太原、辽、沁、汾选了7卫，每卫5600人，共有9万余人。
同年十二月，朝廷命后军都督佥事李恪、徐礼去山西招募移民共598户，分别迁至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地。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山西马步官军2.66万人，往塞北筑城屯田。
建文四年(1402年)，户部核实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汾、沁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迁至北平各府、州、县。
永乐二年(1404年)九月，从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移民1万户，充实北京。
永乐三年(1405年)九月，再次从以上地区移民1万户，充实北京。
永乐四年(1406年)正月，湖广、山西、山东等县吏李懋等214户人愿到北京为民，户部给他们发了安家费。
永乐五年(1407年)五月，朝廷命户部从山西的平阳、泽、潞及山东的登、莱等州，招募了5000户到北京的上林苑监，牧养栽种。
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向朝廷申请到北京、广平、清河、正定、冀州、南宫等府州县为民，开荒种地，依律交税，得到政府的奖励和资助。
综上所述，明初从洪武六年(1373年)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近半个世纪中，从山西向外地移民17次，每次数百户，甚至上万户，前后人数达到100万以上。
回顾我国历史上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汉代仅限于屯垦戍边，并没有形成全国规模；三国割据一方，各自分散屯田；唐代移民屯垦兴盛，但安史之乱以后废弛；宋代重文轻武，屯田时盛时衰；元代全国兴屯，但很快天下大乱。
所以说，明初山西移民，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官方移民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
那时候还创造了一个词叫“解手”，一直流传到现在仍然使用，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百姓们被迫登记以后，为了防止他们途中逃亡，官兵们把他们反绑起来，然后用一根长绳串连起来。
那时候，迁徙路上，到处是一串串的移民，他们一步三回头，天愁地也愁。
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人们免不了要大小便，但一根绳子拴几个甚至几十个人，大小便非常不方便。
于是只好向押解官兵报告说：“老爷，请解手，我要大小便。
”这样子日复一日，人复一人，次数多了，日渐简化，只要说上一声：“老爷，我要解手。
” 明初有个袁公正，字成甫，曾随朱元璋打天下，南征北战，屡建战功，官拜镇威将军。
明朝统一后，首要的大计，是移民垦荒。
袁公正又自动报名，举家从洪洞迁至山东曹县黄岗集落户。
当时彳艮受朱元璋欣赏，亲赐一块“袁氏题名玉碑”，还给他提升了三级头衔。
袁公正在曹州以北约20公里处的关王庙北土岗上安下家来，取名“袁家固堆”，并题词曰：“洪洞分枝老门第，曹州安居旧家风。
” 陕西省的山西移民比较多，大概是与山西一河之隔距离近的缘故。
据征集的谱谍看，武功县的戴氏、麟游县的赵氏、邢氏、扶风县的刘氏、彬县的陈氏、固源县的郑氏、米脂县的杨氏、并氏、眉县的刘氏，其先祖都是明初从洪洞迁去的。
综前所述，洪洞大槐树下的移民，当初直接迁入地是豫、鲁、冀、京、皖、苏、鄂、陕、甘、宁、晋等省市。
然而数百年间，峰回路转，这些地方的移民后裔，又辗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东北、港台等地。
特别是近几十年里，迁移的浪潮此起彼伏。
例如解放前的“走西口”、“下关东”、“下南洋”，建国后的城市知青“支边”、“上山下乡”，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国留学、探亲、定居，更使洪洞移民后裔的足迹，踏遍了神州大地、天涯海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