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是儒家阉割了中国人的尚武精神
这是来自于网络的一篇文章文如下： 谁说是儒割了中国人的尚神
真实的儒家战斗力很强
一直以来，在我们的印象里。
儒家的形象是温良恭俭让，讲究仁义道德的好好先生。
因此人们错误地认为儒家的那些士大夫都是一些肩不能扛手不能抬，只知道纸上死理的无能之辈。
所以更有一些人将中国人丧失武勇说成是儒家教育的过错。
但是历史有着很真实的记录性，那么真实历史上的儒家，真的是一群抱着书本不放，无能懦弱之辈吗
答案是：胡说八道。
事实上，儒家对于战争有着敏锐的嗅觉，虽然讲究仁慈，可是在儒家的字典了，仁慈不是打不还手的懦弱，而是以直报怨，光明正大的责任。
处于对于社稷、道义的崇拜。
真实的儒家非常善于作战。
王阳明先生就说过一句话：“仲尼有文德，必然修武备，区区章句之儒，叨窃富贵，遇事临危而无以应对，此通儒之羞也。
”这说明了在真实的儒家看来，丧失武勇是非常可耻的行为。
唐甄在其著作《潜书》中写过这么一段话，很好地诠释了儒者的价值观：所谓仁者，有宋襄公之仁也，亦有周公文武之仁也。
仁不可退敌者小仁也。
水不可载舟者水浅也，非此理不通哉。
受儒家哲学的影响，儒家学者的战斗力虽然强大，但是针对的是外夷而从来不勇于内战，更没有强大的国家主义作为依托，因此在中国人的史观中很少被明显提及。
随着儒学的几经没落，儒家武勇的历史越来越不为人熟知，但是历史不容忽略，真实的儒家是什么样子的，历史上有着明确的记载。
在儒家的‘君子六艺’中：射、御、礼、乐四项都与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且不论射礼与御车是春秋时代贵族从军作战的必修课，即便是文化性的礼乐，本身也具备了战乐与战争，武斗与礼节性的教育在其中。
因此尚武是儒家一直以来的必修课。
无论历朝历代，从汉到明，射礼一直都是太学这些儒学学生进入政治的必修科目。
儒家从春秋时代一直到明朝结束都不曾与尚武精神有明确的割裂。
今日我们列举几位著名的儒家名士以便证明儒者善战之风是如何延续的。
周公 真正开创儒家尚武之风的应该是周公旦，作为儒家的元圣，周公已经将儒家秉承的社稷理念，即礼乐治国与贤德治国的思想予以有效地建立，因此儒家遵从周公是有原因的。
周公执政期间最大的战事就是平定三监之乱：当时管叔、蔡叔勾结纣王的儿子武庚，并联合东夷部族反叛周朝。
威胁周朝的统治，此时周武王已逝，成王年幼，周公乃奉成王之命，举兵东征，（古文《尚书》之《大诰》有记）。
三年后，周公顺利地讨平了三监的叛乱，诛斩管叔，杀掉武庚，流放蔡叔。
收伏殷之遗民，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让他奉行殷之祭祀。
周公讨平管蔡之后，乘胜东进，灭掉了奄等五十多个国家，把飞廉赶到海边杀掉。
平定淮夷及东部其他地区，二年时间全部完成。
诸侯都宗顺周王朝。
相较于牧野之战的速胜，三监之乱打的异常辛苦，在于周武王面对的不过是商军南征后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而周公面对的是已经回援的商军劲旅，周公有此成就实为不易。
孔子 作为儒家真正的创始人，宣圣孔子非常善战，儒家六艺在其学制中基本确立。
史载孔子之父叔梁纥是极为优秀的武士，可力顶石门。
作为其子的宣圣孔子自然也非常善战。
孔子真正对于战争的记载不错，收复河汶城池靠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真正打仗的唯一一场就是平定公山费人之乱。
《春秋左传》记仲由为季氏宰，将隳三都，于是叔孙氏隳郈。
季氏将隳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
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
费人攻之，弗克。
入及公侧。
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
国人追之，败诸姑蔑。
二子奔齐，遂隳费。
此后孔子弟子冉求击败了齐国人来犯后，季康子问他军事之学何处学来
冉求回答乃是孔子教授。
（摘自《孔子家语》）冉求为人重艺不重礼，因此对于孔子而言，他的学术注重实用，学习军事也是当时儒家子弟的重要组成部分。
荀子 荀子的地位今日受到争议，有人就他是不是儒家又不同的看法，但是在汉代，荀子的思想是被归于儒家进行研读的。
经过先秦典籍被毁，儒家发展到汉代，以思孟为唯一主线了。
荀子的学术并没有继承，而被纳入儒家体系之一研读，荀子一生未曾领兵作战，但是《荀子》一书中有《议兵》篇，这对后世影响很大，后人通过研读《议兵篇》可以知晓荀子的兵法修为，并不比任何人差。
（先秦由于国家处于战乱时代，地方士大夫崛起较多，因此给了人民发展的舞台，到了汉代随着大一统的出现，集权于中央的社会下，儒家的武功之学并未荒废是幸运的。
西汉虽然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就本身而言，西汉的治国之策是刘邦制定的王霸结合的权术政治，真正儒家获得机遇其实王莽，新莽之乱后，汉庭衰微，但是太学之士猛增，因此儒家议论政治成为政治清流开辟了条件，到了东汉，刘秀因为受过太学教育，治国以儒为本，逐成东汉‘儒风最盛，风气最美’之风【梁启超语】） 李膺 东汉多名士，名士多是受到追捧的儒家学者，也就是硕儒。
这些儒家大夫形成了一种与奸佞抗衡的清正之名，也因此遭受权贵的迫害与诬陷。
东汉名臣杨震（人称关西孔子）、李固、陈蕃都被权贵害死。
当然此期间，儒家并非只会谏言朝堂亦有很多善战之儒，其中代表的就是李膺。
李膺早年调任护乌桓校尉，当时鲜卑多次侵犯边境，李膺常常顶着箭石，每次都将其打败。
使得敌人非常畏惧。
因公事被免官，回到家乡纶氏县居住，教授学生常常达到近千人。
汉恒帝永寿二年，鲜卑侵犯云中郡，又征召他担任度辽将军。
最初，羌人掳掠到疏勒、龟兹二国，多次侵扰抢掠张掖、酒泉、云中各郡，百姓多次遭受他们的残害。
自从李膺到达边境，羌人听到消息都感到畏惧屈服。
将以前掳掠的男女，统统送还到边境。
从此以后，李膺声威远播。
汉灵帝建宁二年，因张俭引发的第二次党锢之祸发生，李膺不愿逃走，自请入狱被宦官拷打致死，李膺死后，儒家名士遭遇宦官捕杀，终酿黄巾之乱。
张奂 张奂是东汉末年的著名儒家，少年时师从太尉朱宠，学习《欧阳尚书》，又自行删减《牟氏章句》。
在东汉对外战争中功勋卓著，多次以恩信安抚、招降外族，使得北方宁静一时。
延熹元年，朝廷调张奂担任使匈奴中郎将，进驻南单于庭美稷，代表中央政府负责匈奴事务。
同年，南匈奴诸部在休屠各的率领下起兵反汉，与乌桓、鲜卑攻掠沿边九郡，张奂他采用了和平的手段，诱降了乌桓；对南匈奴诸部叛军，采用袭击战略，将其击败，诛杀了休屠各部首领，余众皆降。
又率南匈奴单于袭破了攻掠汉边的鲜卑，使东汉王朝的北部沿边地区暂时得到安宁。
延熹九年，鲜卑勾结南匈奴、乌桓数道入塞，攻掠沿边九郡，杀害百姓；同年秋，鲜卑又率八九千骑兵入塞，联结东羌、沈氐、先零等共攻张掖、酒泉，北方沿边地区深受其害。
张奂调任护匈奴中郎将。
南匈奴和乌桓听到张奂率兵到前线时，便率众二十万口投降。
张奂诛其首恶，对降众采取安抚办法，平定叛乱。
延熹十年，东羌与先零羌五六千骑攻掠关中，围祋栩，掠云阳；同年夏，羌人复攻没两营，杀千余人；张奂派司马尹端、董卓二人率兵进击，大败羌人，斩其首领，俘羌人万余人。
张奂善战尚武之风，可见一斑。
晚年张奂回到洛阳之时，恰逢党锢之祸，宦官矫诏命张奂平叛，不明真相的张奂率军围困窦武府邸，终致窦武自杀。
张奂后知被骗，残害忠良，悔不当初。
屡屡上书求请赦免儒之党人，因此为宦官忌恨，最终弃官而去，闭门不出，与弟子千人，讲诵儒经，著《尚书记难》三十余万字，以寿终。
度尚 度尚为东汉末年，儒家‘八厨’之一，为政严峻，善于揭发人的奸行和过错，尤其喜欢推荐贤才，为了等待他们可以一直坐到天亮，他提拔的门下书佐朱儁，度尚经常亲近他，认为他不是普通人，果然朱儁后来官至车骑将军。
度尚作战主在南方，延熹五年，度尚以右校令升迁为荆州刺史。
亲自率领部曲设奖赏，率军进击长沙、零陵盗，大破之，受降数万人，度尚出兵三年，即平定群贼。
延熹七年，度尚因功受封右乡侯，迁桂阳太守。
率幽州、冀州、黎阳和乌桓步骑共两万六千人大破叛军，斩得三千五百人的首级，威震荆楚。
同年度尚担任辽东太守，他任职数月后，鲜卑进攻辽东，度尚率军与其交战，大破鲜卑。
夷狄自此非常畏惧度尚，不敢再犯。
延熹九年，度尚去世，终年五十岁。
度尚去世后，蔡邕为其撰碑文，《续汉书》记其：为吏清洁，有文武才略。
卢植 卢植是东汉末年到三国初年的儒家名士，卢植性格刚毅，师从大儒马融，为大儒郑玄的同门师兄。
曾先后担任九江、庐江太守，平定蛮族叛乱。
后与马日磾、蔡邕等一起在东观校勘儒学经典书籍，并参与续写《汉记》。
黄巾起义时为北中郎将，率乌桓中郎将宗员任其副手，率领北军五校，前往冀州率军与张角交战，屡败黄巾军。
张角率军退守广宗县，据城死守。
卢植率军包围广宗县城，并挖掘壕沟，制造攻城器械，准备攻城。
却因得罪监军宦官而被诬告入狱，此后黄巾军复起，汉军连连战败，各地各地拥兵自重，虽最终平定叛乱，但军阀割据已成、东汉名存实亡的局面也不可挽回，最终导致三国局面的形成。
卢植后被大赦，隐居在幽州上谷郡，教书育人不问世事，此后袁绍，曹操多次请出山都被其拒绝。
卢植一生最大的攻击并不是平叛，而是教书育人。
他教育出了著名的白马将军公孙瓒，公孙瓒屡破鲜卑，而闻名天下。
至于卢植地位的显赫却在于他还有另一位弟子：蜀汉昭烈帝刘备。
（东汉之后，特别是曹魏末年，儒家逐渐式微，佛教崛起之后，儒家进入了低迷期，魏晋时代玄学崛起，传统的儒家日趋消弭；汉儒之学逐渐归于沉寂，唐代虽然有孔颖达、韩愈几次力主复兴，但是终究未能崛起。
直到宋代的建立） 范仲淹、韩琦 北宋儒家大兴，全赖范仲淹一人之力，而无论是范仲淹还是后来的韩琦，二人都是非常善战的儒家士大夫。
范仲淹最大的功绩就在于遏制西北。
康定元年，范仲淹与韩琦共同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巩固西北边防。
范仲淹到任后，即以朝廷名义犒赏羌族各部，与之签订条约，严明赏罚，羌族遂脱离西夏，为宋效力。
为进一步稳固边防，范仲淹又修筑大顺城，遏止白豹城、全汤城一带的敌军进犯；同时，修葺细腰、胡芦等军塞，切断敌军通路，使明珠、灭臧两部族安心归附大宋。
韩琦早年用兵莽撞，导致好水川兵败后，韩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议，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
由于两人守边疆时间最长，又名重一时，人心归服，西夏逐渐臣服，其土地也被北宋日益蚕食（这种蚕食战略直到靖康元年才停止）朝廷倚为长城，故天下人称为“韩、范”。
边塞上传诵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
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
范仲淹开创书院，建立张载，确立关学，其功劳于后世比起韩琦要大，同时范仲淹建立范氏义庄，确立乡约与宗庙公积金，对于后世国家治理留下了很好的典范，范氏义庄成为乡约经典一直被模仿，其作用一直到了清末还在延续。
以此确立的乡贤制度，却影响至今。
此后二人执政阶段，北宋国力日渐兴盛，二人也因儒学之功绩也先后从祀孔庙。
种师道 种师道不算儒家名士，但是却与儒家很有渊源，他的老师是关中大儒张载。
种师道早年统帅陕西、河东七路兵攻打臧底城，规定十天必须攻克。
种师道严明军纪，仅仅八天就攻克全城。
此后徽宗贪图小利，欲要联金灭辽，种师道多次劝谏无效。
最终导致宋军卢沟兵败，金军乘机南下侵宋，种师道临危受命，以老迈之躯前往东京防御金兵，种师道拖延交纳赔款，等金人懈怠思归时，扼阻金人归路，在黄河予以歼灭的战略，却被主和派驳斥。
此后种师道防御周边屡屡提出良策御敌，宋钦宗一再示弱，听信丞相李邦彦妖言惑众对于种师道处处节制，主战派四处出兵不及，屡屡战败。
种师道料定金军必然南下，请宋钦宗前往西安暂避锋芒。
却又被弹劾为懦弱的表现，种师道战略部署屡屡不能完成，最终郁郁而终。
十一月金兵已经兵临城下。
宋钦宗既用主和派意见派使者出城求和，又用主战派意见坚守京城不去，谁知两样都落空。
此时主和派一再割地求和，金军不从。
攻克汴京，酿造惨无人道的‘靖康之耻’。
京城失守，宋钦宗、宋徽宗被劫入金营，金兵以此为筹码逼两河军民开城投降、宋朝臣民贡献金银珍宝美女、并保障金兵退兵安全，因为金兵人数确实不多。
宋钦宗捶胸大哭道：“不用种师道言，以至于此
” 汴梁城破之后，金兵将领入城，很想拜见一下种师道，惜乎种师道已死，便找到种师道的侄子种洌，对种洌说：“我们过去曾在阵前见过你伯父，真是一位好将军啊
如能采纳他的意见，宋朝不会败得这样惨。
现在宋朝应该知道种将军是个忠义之人了吧。
”宋朝的被俘官员听了，皆仰天长叹。
此时宋钦宗才仰天大哭：“丞相误国。
”但是为时已晚，此后北宋宗室统统被驱逐北上，一路之上，宋徽宗数度泪流不止，痛哭流涕：“悔不听种师道之言，否则何至于此。
” 金军对于北宋充满蔑视，唯独对于种师道恭敬三分。
“种帅不死，北宋不失”乃是当时人们口口相传的童谣，种师道以儒治军闻名天下，作为典型的儒将而名垂青史。
陈亮 陈亮并未有作战之功，却是一个非常善于兵略之人。
作为儒家实学派，陈亮主修兵法，对于兵略北方，有很全面的战略设想。
陈亮曾多次与虞允文就出兵北伐之事做过规划，又参与张浚北伐之事。
（张浚实际上是南宋主战派第一的领导人，南宋高宗、孝宗时代的北伐计划都是张浚规划的，其子张栻当时理学名家，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 宋孝宗隆兴元年，陈亮为周葵幕宾，“朝士百事、必指令揖亮，因得时豪俊尽其议论”。
陈亮坦言：“绍兴辛已，壬午之间，余以报治兵事，为一时明公巨臣之所许，而反授《中庸》《大学》之旨，余不能识也，而复以古文自诡于时，道德性命之学亦渐闻矣。
”陈亮撰著了《英豪录》和《中兴遗传》两部著作，冀图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总结出中兴复国的借鉴。
此后陈亮上《中兴五论》力主抗金。
受到孝宗赏识，欲要委以重任，却被权贵阻挠，以“言涉犯上”之罪，逮捕诬陷入狱。
此事孝宗得知，下诏免死，陈亮回乡后不在问政，与朱熹进行了多次学术辩论，并且开创浙学永嘉实学之风气，与朱熹、陆九渊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后期由叶适与陈傅良发扬光大。
与陈亮齐名的永康实学派主要人物叶适也是一名名将，开禧北伐之时，宋军战败，叶适独力与金兵对峙长江。
在和州、滁州等地战斗中，他用劫砦等灵活的战术，给金人以重创。
年底，金兵大部退出两淮，叶适在长江以北屯田，并在江北建定山、瓜步、石跋三大堡坞，安集流民，建立以江北守江的防御体系，一面屯垦，一面积极备战，准备北伐，却因庆元党禁，黯然致仕。
（值得一提的是，陈亮与朱熹实际上都主张北伐中原，只是陈亮侧重于军事要略，而朱熹主张通过儒家教化，影响北方民众，产生归附南宋之心，接应宋军北伐，届时北伐就可以光复中原了。
朱熹直到死前还在主张北伐，而他的政策后期证明是对的，由于南宋缺乏对北方汉族的招抚，导致蒙古灭宋的主要将领实际上都是北方汉人，例如张弘范） 赵葵 赵葵算不上儒家，却是儒将，赵葵的父亲赵方受业于朱熹与张栻，因此赵葵以儒治军有其父之风。
赵葵早年随父抗金，于宋宁宗嘉定年间与金军战于枣阳、邓州、蕲州等地，以功授承务郎、知枣阳军。
历官庐州通判、将作监丞、知滁州等职。
绍定四年，擒斩叛将李全，升福州观察使、左骁卫上将军。
其后授淮东制置使兼知扬州。
端平元年，任京西、河北路制置使等职，出师北伐，收复三京，旋即大败于蒙古，降授兵部侍郎、淮东制置使。
连知扬州、潭州、福州等地。
赵葵最大的功绩是经营四川，此后数年，四川成为抗蒙第一战场，宋军在四川抗衡蒙古入侵的战争最为漫长，甚至在钓鱼城击毙蒙哥，获得空前胜利，赵葵都有不可泯灭的战功。
崖山海战后，宋朝宗室灭绝，四川仍然抗蒙不退，独立抗蒙长达9年之久，蒙古军队在四川执行数度大屠杀，才削弱了四川抗蒙的战斗力，直到1288四川最后的城池凌霄城才被蒙古攻克，举城殉国。
此后无论是抗清、抗日，四川都是抗击的主力军。
这一切其实都有赖于赵葵当年的经略之法。
王阳明 延续到明朝，儒家善战之风仍然存在，只是日趋微弱，比较两宋时代，宋朝民间射箭风气颇盛。
北宋时期，民间有“弓箭社”，有数十万成员，他们“带弓而锄，佩剑而樵”的局面，由于蒙古时期的禁武，而日趋消弭。
在明代出现了秀才负弓，乡邻皆惊的地步。
面对此等局面，王阳明力主习武善战，以趋报国成为了当时振臂一呼的声音。
阳明最得意的莫过于平定朱宸濠的叛乱，但是实际上王阳明真实的才干在于剿匪： 正德十一年，王守仁被擢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全力剿匪。
守仁到任后，侦探叛军的情报，他传檄福建、广东会兵一处，首先讨伐大帽山的盗贼。
正德十二年又亲自率领精锐在上杭屯兵，出敌不意进攻，连破四十余寨，斩杀、俘获七千多人七月，进兵大庾。
十月，克左溪、横水，破巢八十四，斩杀、俘获六千多人。
战毕，在横水设置崇义县。
随后师还赣州，讨伐利头的盗贼，斩杀两千多人。
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反，王守仁集军乘宸濠精锐都前往安庆，留守南昌的兵力空虚，而攻打南昌，宸濠回兵救援。
决战于鄱阳湖，经过三天的激战，宁王战败被俘于其大战于鄱阳湖，一战破敌，仅仅35天即平叛。
(史载：阳明破敌之时，于众弟子战船之中讲述良知之学，听闻敌败之信，不过点头尔。
） 嘉靖四年，王守仁进驻南宁，命湖广兵皆偃旗卧鼓驰马抵达，与明军一同突进，四面夹击。
叛军大败，于是退守保仙女大山，据险结寨。
官军攀木缘崖仰攻，并随后连连攻破油榨、石壁、大陂等地，直击断藤峡。
随后王守仁密檄诸将移兵剿仙台等贼，五月十三日抵达巢穴。
叛军大败败，溃军为副将沈希仪斩杀。
至此，断藤峡叛军几乎全尽 王守仁率领书生和偏裨，荡平为患数十年的盗贼，用兵“诡异”、独断，素有“狡诈专兵”之名。
在此期间，阳明独到的发明练兵，十家牌法等各种兵略制度，为后来平定各地盗匪之患，确立的具体方式，直到曾国藩治军之时仍然沿用此法。
为后世敬仰。
综上所述，儒家能打仗是一直延续的，后世听闻一些只言片语，多言儒家不能打仗，没有责任心皆是权贵是非常不公平的，明末之时，顾炎武、张煌言、陆世仪、朱舜水都以儒家的学者参与抗清。
直到民国时代，关东大儒牛兆濂仍然数度敌阵劝兵，力主抗日；钱穆、马一浮等儒家名家也未曾苟且偷生，而是追随抗争。
熊十力先生还参与过武昌起义。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以福祸趋避之
这是儒家的信条，也是儒家力主作战的原因所在，信奉社会共同体至上的儒家不同于专业军事将领，他们作战为的是道义，因此更应当受人尊重。
呜呼，古儒皆知兵也，宣圣平公山之乱，冉子可退齐师，汉儒善战，李膺破鲜卑，张奂平乌桓，度尚平南蛮，卢植灭黄巾。
乃至宋，范韩兵略西北，屡败党项。
种师道师承张子，亦能抗金，陈亮，叶适屡谋北伐。
赵葵乃晦庵再传亦保全淮蜀，明之阳明治兵平叛，陆桴亭尚知兵法。
盖儒有文德必修武备，报节社稷非侃侃而谈也。
荀卿尚著《议兵篇》，朱舜水抗清北伐，战于阵前。
颜习斋尚武好射。
陆桴亭通天文知兵道，善阵图。
顾亭林亦善考察地理战略，著《郡国利病书》；徐光启以汇通中西，尚倾心兵理炮科。
张煌言举兵抗清而能下浙东，王荆公夺河西乃首功。
今人多听谣言蛊惑，不知真儒之能，亡言儒者万般不能，唯知纸上也。
范仁宽的生平
明朝《少林十条戒约》之中有一条特别刺目--“女风，犯之必遭，亦为佛门所难容吾禅宗弟子，宜乘为炯戒勿忽”。
由此可见明代男风的兴盛，居然到了不得不写入佛门戒律的地步。
明代的男风普遍到了什么程度呢?根据徐充的《暖姝由笔》记载：“明正德初，内臣最为宠狎者，入'老儿当'犹等辈也，皆选年少俊秀内臣为之，明官吏、儒生乃至流寇、市儿皆好男色。
”也就说在此时，男性同性恋已经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整个社会的性观念和性取向都发生了改变。
士人们作为社会风气和潮流的领导者，他们的趣味和倾向有时往往会比朝廷的诏令更具号召力。
当时大量的文学作品中细致地反映出男风的生活，这已经不是所谓的宽容了，而是男风又回复到魏晋之前，成为一个公众接受的常态。
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明代的意识形态完全建构在以程朱理学为主体的儒家礼教上，官方甚至发动起禁欲运动。
在明宣宗以后，更是裁汰官妓，禁令甚严，无论官员或读书士子，凡有宿娼或稍有邪行者，轻则贬谪，重则加以褫革，永不录用。
当禁欲运动达到顶点的时候，士人们不得不寻找新的发泄途径，而好男色不会导致生儿育女，扰乱宗族家庭秩序，于是男风又重新兴盛起来。
明代的笔记中往往可见士人们除了妻妾外，更在家中配有年少俊美的书童。
他们将与妻妾的性生活称为“内交”，相对地，与同性之间的性关系则称为“外交”。
《五杂俎》就总结说：“衣冠格于文网，龙阳之禁，宽于狭邪，士庶困于阿堵，断袖之费，杀于缠头，河东之吼，每米减于敝轩，桑中之约，遂难偕于倚玉，此男宠之所以日盛也。
” 不过这个总结遗漏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明人对房中术性养生的热衷。
古代性学理论的核心是“采阴补阳”学说，认为异性之间性交时，男方如果控制射精，从而还精补脑，再加上从女性那里采集到的阴气，会有益于身体健康;但是如果控制不住，则会耗损自己精神。
而男子同性性交，却可以纵情肆意，因为所丧失的阳气会从对方体内的阳气中得到补偿。
男风之盛行不免会促进男妓行业的发达。
根据时人记载，到了正德年间，北京已设有男院，悬“长春院”之匾额;而女妓居所，则称“不夜宫”--盖取意于苏东坡诗：“风花竞入长春院，灯烛交辉不夜城。
”美妓娈童相竞秀，互以夺贵显狎客为能，娈童之名皆冠以“少”字，而明熹宗尝微行其间。
我们再来看明代小说家天然痴叟在所著《石点头》中对当时男风的总结： 独好笑有一等人，偏好后庭花的滋味，将男作女一般样交欢淫乐，意乱心迷，岂非是件异事?说便是这般说，那男色一道，从来原有这事。
读书人的总题叫做“翰林风月”，若各处乡语又是不同：北边人叫“炒茹茹”;南方人叫“打蓬蓬”;徽州人叫“塌豆腐”;江西人叫“铸火盆”;宁波人叫“善善”;龙游人叫“弄若葱”;慈溪人叫“戏虾蟆”;苏州人叫“竭先生”;大明律人唤做“以阳物插入他人粪门淫戏”。
话虽不同，光景则一至。
若福建有几处，民家孩子若生得清秀，十二三上便有人下聘。
漳州词讼，十件事倒有九件是为鸡奸事，可不是个大笑话? 可以说喜好后庭花的滋味是南北皆然，然而闽人的风气更是酷重了。
这是因为明朝的海运贸易以福建为主，往往远航至菲律宾、日本等地，途路遥远，禁忌尤多，特别是船上不能有女人。
明代沈德符的《敝帚斋余谈》就写道： 有喜欢男色的人往往重金购买漂亮少年，以父亲自居，称男色为“契儿”，最是颠倒伦常。
听说起源福建海盗作乱期间，据说只有要女人在海盗船上，就会带来不祥，往往使船沉没。
所以用男宠代替。
随着时日推移，闽人酷重男色的风气无论贵贱妍媸各以其类相结。
年纪大的叫“契兄”，年纪小的叫“契弟”。
“契兄”来到“契弟”的家中，他们的家人对待他就像对待自己的女婿一样。
在关系确定下来之后，“契弟”日后的生计以及娶妻等诸般费用就成了“契兄”的责任。
他们的“恋情”真挚，往往到了而立之年也没有分开，仿佛夫妻一样生活在一起。
他们甚至有专门的名词控诉指责移情别恋者，不过这个字是福建人的生造字，在字典上找不到。
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在“爱情”不如意的情况，也会相约投水。
这种爱情悲剧可以说是年年发生。
从沈德符的记载可以看出，福建的男风已经完全已经契约化了，得到了道德法律风俗等方方面面的认可，甚至建立起被家族接纳的稳固家庭。
这种风气很快就传布江南，渐染于整个中原。
乃至于囚徒戍卒，概不能免，一个人如果坐牢坐得太久了，只要家庭条件允许，就会有人居中说和，让他的家人在外面为他找一个男色，买通狱卒送进牢房，同吃同住。
对于这样的风气，谢肇淛在《五杂俎》说：“今天下言男色者动以闽广为口实，然从吴越至燕云，未有不知此好者也。
今京师有'小唱'专供缙绅酒席，盖官妓既禁，不得不用之耳。
其初皆浙之宁波人，近日则半属临清矣。
故有南北小唱之分，然随群逐队，鲜有佳者。
间有之则风流缙绅，莫不尽力邀致，举国若狂。
此亦大笑事也。
外之仕者，设有门子以待左右，亦所以代便辟也。
而官多惑之，往往形诸白简至于媚丽巧，则南北非东南敌矣。
”
春行》这首诗描绘了怎样的景色，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情感
儒家思想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在谈到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时指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是对当今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不健康、不文明现象的反思。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充分体现了先秦儒家“以仁为本”的理念。
“爱国、文明、和谐”，体现了儒家文化“仁、义、忠、孝”等道德规范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的人生理想。
“平等、自由、敬业、公正、法治、民主、诚信”，体现了儒家文化“仁、礼、知、信、恭、敬”等价值观思想。
人要知书达理，就必须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学习态度和“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的认识水平。
孔子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论语.为政》） “友善、富强”，体现儒家文化“温、良、俭、让”等道德规范。
“否极泰来，君子以俭德辟难”（《周易.否卦》），“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尚书.大禹漠》）。
勤劳、节俭是儒家文化一直倡导的美德。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儒家文化“仁本”核心价值观的回归，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它最大的贡献在于着力提高民族素质，尤其是道德素质。
儒学提倡的“发奋立志”“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强调道德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宣扬孜孜不倦、临事不惧、不计成败利钝、不问安危荣辱、以天下为己任的宽广胸怀，把个人完成的社会责任作为个人道德的自我完成，容易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其影响力是无法低估的。
为什么中国移动以“正德厚生、臻于至善”作为企业文化
“正德厚生，臻于至善”，就是“正”己之“德”、“厚”民之“生”，中国移动的企业价值观是“正德厚生，臻于至善”，这与中国传统儒家入世思想“独善其身，兼济天下”不谋而合。
这两句话分别典出我国古代文献《尚书》和《大学》中。
一个企业要想走得更长更远，必须要有自己的企业文化。
来自于民，回馈于民，中国移动是走在行列前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