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东老师执教的作文课《给谁看
【作者简介】韩兆琦，男，1933年出生，天津市静海人。
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随后入复旦大学师从蒋天枢先生专治前四史，为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再传弟子，1962年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
其后长期担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文学方向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2至2005年任教于新成立的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执教“中国古代文学史（先秦两汉）”、“《史记》选讲”等课程，深受学生爱戴和好评。
本文摘自韩兆琦先生《〈史记〉与传记文学二十讲》（图书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敬请关注）1958 年7 月，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提前一年毕业，留在系里工作。
1959 年11 月，我考入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当古典文学研究生，我的指导老师是蒋天枢教授，我很高兴。
复旦大学中文系与复旦大学中文系里的许多老师都是我衷心仰慕已久的。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梦想实现，其乐何如
但我内心又有一种惴惴不安，这就是自己的基础太差了：生在农村，上学较晚；大学期间又因为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故而底子很薄。
第一次见到蒋先生，蒋先生为我制订学习计划，他说：“你们前几年耽误的时间太多，现在要静下心来好好地读几本书，打打基础。
第一是要读点历史，第二是要读点小学。
关于读历史有两个办法，你可以任选一个。
一个是读‘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一个是读《资治通鉴》，都是用两年。
同时你再选听系里的几门课程。
第三年写篇论文就行了。
”于是我选择了读“前四史”，并相继选听了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张世禄先生的“古代语音学”、徐鹏先生的“古代文献学”等。
读“前四史”由蒋先生直接指导，两周辅导一次。
这是我平生系统读《史记》的开始。
使用的本子一是中华书局新校点的《史记》，一是我自己新买的影印的武英殿本《史记》。
以我当时的水平而言，单靠这种三家注的本子读《史记》是有相当困难的，更重要的是读过之后茫茫然，不容易抓到要领。
后来我从图书馆里发现了日本人泷川资言所作的《史记会注考证》，其后我又发现了明代凌稚隆所作的《史记评林》，这两套书对我这个初学者帮助太大了。
它们不仅帮助我扫除了文字上和史实方面的许多障碍，而且能帮我打开思路，举一反三。
后来我又读到了清代学者梁玉绳所作的《史记志疑》，这套书的所谓“志疑”，实际上就是提出了《史记》其书中的种种疏漏，种种值得商榷、应该纠正、应该修补的地方。
这对我读《史记》起了重要作用，在帮我思考《史记》中的历史事件、认识《史记》中的人物，以及认识司马迁在写作过程中的主观意识、主观倾向等都有许多好处。
当我向蒋先生说起这些感受时，蒋先生很高兴，肯定了我的进步。
从他的口气里，我感到他对《史记会注考证》的评价不太高，但对《史记志疑》很是称赞，并由此鼓励我要多读一些清代学者的著作，如顾炎武的《日知录》、王念孙的《读书杂志》、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以及王国维的《观堂集林》，等等。
蒋先生说：“中国先秦两汉的古书，有些是在汉魏晋或唐宋时期已经有人做过注释的，到清代，人们感到不满意，又重新进行了整理，如十三经、《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是如此；只有《史记》，清朝人没有系统作，故而今天的初学者要读《史记》，就只得看唐代以前的三家注，不然就得看日本人所作的《史记会注考证》，这实在是一件不得已的事。
我年纪大了，已经没有再做这件事情的精力，你们要记着这件事。
”由于我当时年纪小，水平太低，没有特别注意这件令蒋先生深感遗憾的事。
三年研究生学习中的前两年，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前四史”，其中又尤其以《史记》为中心。
这样学的收获是什么呢
现在想来主要有三点：其一是培养了一种读历史的兴趣，从此我开始自觉地安排时间有计划地阅读各个朝代的历史，如“前四史”以后的《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以及《资治通鉴》、《续通鉴》、《明通鉴》和各种论史的著作，如《史通》、《读通鉴论》、《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廿二史札记》、《容斋随笔》等；其二是从此渐渐地摸索出了一种如何读书、如何思考、如何进行研究的方法与能力，这为我日后的教学与指导学生的学习与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三是表面看来我学的主要是历史，但这些“历史”实际上也是中文系古典文学课先秦两汉部分所要学习和讲授的主要内容。
因此当我研究生一毕业，一开始走上课堂的时候，我就似乎是一个比较熟练、比较受学生欢迎的青年教师了。
我是1963 年1 月从复旦大学毕业，又回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的。
第一个学期，教研室交给我的任务有两项，一项是给政教系的学生开“古典文学作品选”；一项是参加刘盼遂、郭预衡两位先生牵头的编写《中国古代散文选》的工作。
当时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启功、李长之、祝鼎民、吴万刚。
这是我第一次与刘先生、启先生、李先生、郭先生如此近距离地亲密合作。
刘先生与我研究生时代的蒋先生是师兄弟，在我往来于北京、上海之间的时候，他们彼此常托我为他们代致问候。
1963 年夏天我为了《中国古代散文选》的一些问题，前往刘先生家拜访。
闲谈之间，刘先生说起做学问的事情。
他说：“做学问如同滚雪球，越滚越大；但开头必须有一个小雪球做核心，这样才能滚得起来。
你们蒋先生让你读‘前四史’，尤其是让你认真读《史记》，这就为你日后的教学与研究打下了基础。
” 我从内心里感到一股暖流升起，两位老先生尽管相隔千里，而他们的思想认识竟是如此相同。
我对他们深深地感激。
1963 年9 月，我受命给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讲授“汉代文学作品选”，这是我研究生毕业以来第一次讲授《史记》、《汉书》等这些我所熟悉的东西。
当我讲到《鸿门宴》，讲到《荆轲刺秦王》，讲到《魏公子窃符救赵》以及《苏武牧羊》等篇章的时候，我就把几年来所钻研的东西，把我的认识、我的体会，通通贯穿在慷慨激昂的讲述中。
同学们都很高兴，甚至直到下课铃响起，大家也还像没有听见似的坐着不动。
1964 年2 月，我给下一个年级的学生讲授“先秦文学作品选”，第一篇是《尚书》中的《牧野之战》，其次是《左传》中的《郑伯克段于鄢》、《城濮之战》、《崤之战》，其后是《战国策》中的《触龙说赵太后》、《鲁仲连义不帝秦》，等等，其实这些也都是《史记》所包含的内容。
但我所强调的是，大家不要只停留在这些生动故事的本身，而是要问几个为什么
比如，《郑伯克段于鄢》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事实
对郑庄公应该如何评价
《春秋》与《左传》的作者，都异口同声地谴责郑庄公，这到底对还是不对
又例如，城濮之战晋国是怎么胜利的
从孔子到后代的许多学者都谴责晋文公的“谲而不正”，这到底是为什么
在“崤之战”中，秦穆公为什么如此“利令智昏”
晋国又为何如此“忘恩负义”
这场战争对当时诸国之间的格局起了什么作用
等等。
总之我是把以往研究《史记》的方法经验贯穿在了具体的古代作品的教学之中。
我在期中举行过一次课堂讨论会，先是布置每人写一篇作业，而后选了七八篇到年级的大课堂上发言。
其中有一位同学谈《鲁仲连义不帝秦》的意义，一位越南留学生谈“郑庄公的形象”，都相当精彩。
可惜这是我“文化大革命”前的最后一课，其后不久便是一去一年的下农村搞“四清”，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十多年中没有上过课。
1978 年夏，国家在一些重点高校试点招收研究生，我有幸跟着郭预衡先生、聂石樵先生三个人集体招收了九位古典文学研究生。
这些学生于1978 年9 月正式入学。
按照教学计划，这些学生第一年是统一学习基本的古代文化课程，除了我们三个指导老师给学生上课外，还请了系里的许多著名老师如黄药眠、钟敬文、启功、邓魁英等来给学生上课。
在这期间我给学生讲了《史记》专题，内容包括“司马迁的受宫刑与忍辱著书”、“《史记》的基本内容与其思想倾向”、“《史记》的悲剧特征与《史记》的艺术性”、“历代对《史记》的研究状况与几种最重要的代表著作”，对此我主要介绍了“三家注”、《史记评林》、《史记志疑》、《史记会注考证》四种。
与此讲课同时，我请中文系资料室的同志帮忙在古典文学教研室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有关《史记》的图书展览。
有些书是中文系资料室有的，有些书是从图书馆临时调拨来的，共有六七十种。
这些书不仅同学们大都没有见过，而且有一些是连我自己过去也没有见过的。
1981年春，我在给本科七七级、七八级已经讲过古典文学基础课的情况下，开设了一门“《史记》专题”课，听课的对象以高年级的本科学生为主体，同时也有系里的青年教师、研究生，共一百多人。
我开这门课的目的主要有三：其一是想引导学生让每个人能至少阅读《史记》中的30 篇作品，争取能让一部分人超过50 篇；并对《史记》能有个基本准确的理解。
其二是引导学生思考问题，能写出一些有观点、有材料的作业，能为日后写毕业论文打点基础。
因此我用前三分之二的课时辅导学生读原著，每篇只讲解其关键段落，并指出读该篇应该注意思考的问题；后三分之一的课时用以归纳、总结性地讲述司马迁与《史记》的种种问题。
其三是为了让同学们能够每个人手头都有书可看，并使大家能趁机接触到一些好的注本。
我与图书馆联系好，请他们把馆内所藏的日本原版的《史记会注考证》都调出来，给中文系高年级的每个宿舍都发一套，由班长集中办理，每个宿舍都找一位同学负责保管，一共借出了十本一套的共二十多套。
也幸亏是在当时那种拨乱反正、百废俱兴，每个人都想为报效国家社会而自觉出力、各尽所能的年代吧，结果都一路绿灯，毫无障碍地通通实现了。
至今回想起来，我仍对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主管人员感谢不已；也为当时学习这门课的同学们的那种积极、热情而内心激动。
从此“《史记》专题”列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学计划，每隔一年开一次。
第一次讲课，还没有自己编写的教材，到第二次再讲这门课时，我自己编写的《史记选注集说》就已经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再过两年，我的《史记评议赏析》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前者是作品选，后者是讲课的教材，两者相辅相成，给课堂教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接着这门课又被列入了函授大学、夜大学、助教研究班、骨干教师进修班，以及自学考试的教学计划。
当时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函授大学的设点远播到了全国的十几个省、市、自治区，中文系古典组的许多中青年老师、访问学者、博士生都曾为此出差千里乃至数千里到许多地区辅导过这门课。
应该说，北京师范大学是全国开设“《史记》专题”课最早的，也是为普及、宣传《史记》这部经典出力最多的高等院校。
我是1998年办理退休，2001年离开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其后又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基础课的同时，给全校开过“《史记》专题”课；又受聘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任特聘教授时，除培养一名博士研究生外，又为本科生开了一门“《史记》研读”课。
我的讲授方法是将《史记》的作品分成若干专题，每个专题体现着司马迁写史思想的一个方面，以作品为例证，穿插着介绍这些作品的重点段落，以求既保证每次教学思想的明确清晰，又能让同学们熟悉作品，能抓住每篇作品的重要思想与重要艺术特征。
除课堂教学外，我仍坚持课外辅导，隔三周辅导一次。
期末考评时，我们的《史记》课获得的分数最高。
在这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给我出版了《〈史记〉解读》与《史记品鉴》两本教材；而我培养的那位博士生的毕业论文是《司马迁对黄老思想的继承与扬弃》，该文章的一部分已经发表在2008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第5期。
我自己的《史记》研究也就是这么伴着“《史记》专题”课的教学开展起来的，我的第一篇关于《史记》的文章是《司马迁的崇实精神》，发表于1978年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我的第一本《史记》教材是《史记选注集说》，1982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从1982年到2013年的三十多年间，我在大陆出版的有关《史记》的教材与专著共计二十多种，在香港、台湾出版了五种，在韩国用韩文翻译的一种。
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史记笺证》。
一提《史记笺证》我就不由地要想起白寿彝先生与蒋天枢先生。
1991年春，我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杨燕起、北京祥云培训公司的李卫东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第二次国际《史记》教学与《史记》研究讨论会”的时候，白寿彝先生参加了会议，并做了长达40 分钟的发言。
会后大约20天，他让古籍所的龚兆吉先生把我请到他的家里。
白先生和我谈起研究、整理《史记》的事情，他说：“希望你能尽量放开其他的事情，要准备拿出几年以至十来年的时间认真整理《史记》。
而且不搞便罢，要搞就要搞成具有世界水平的。
经费上有困难，古籍所可以考虑给你一些补助。
”我听了很受感动，并立即又想起了蒋先生在30 年前说过的他感到遗憾的事情。
我尽管觉得自己学力不足，人微言轻，但从思想上还是接受了这一重要嘱托。
我从1992年、1993年开始做资料方面的准备。
从1994年开始就把主要精力转到整理《史记》方面来了。
开始想搞300万字，后来越滚越大，达到了550多万字。
《史记笺证》于2004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我觉得此书做了如下几方面的工作：其一，它对当时通行本《史记》原文的字句讹误和一些重要的标点失当，为之校改了三百多处；其二，它吸收考古资料、利用出土文物以验证《史记》文本叙述的史实，从而大大提高了史实的清晰度，也纠正了文本叙事的某些偏差；其三，它访求、采录可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相互印证的地面遗留，它收集、引用新的研究成果，对《史记》旧注与一些欠妥的传统说法提出了辨正。
此外还对古帝王的纪年以及其月日干支都加注了公元某某年以及某月某日；对古代的度量衡都加注了约当现今的近似值；以及附录了各个历史时期与某些区域、某些城市的地形图以及出土文物的图片一百多张。
《史记笺证》获2006 年“全国高校社会与人文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除《史记笺证》外，其他较重要的还有中华书局所出版的全本全注全译《史记》、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的《新译史记》、岳麓书社出版的《史记评注》等。
最后谈谈我参加过的与《史记》有关的社会活动：1986年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的老一辈的《史记》研究学者程金造先生约我见面，我高兴地到他家拜访。
两人畅谈了一回有关《史记》的教学与研究后，程先生劝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史记》讨论会。
这时我已经认识了兰州大学的张大可先生。
于是我们商量了召开会议的细节，并拟定了一个邀请来宾的名单。
经过一些准备，此会于1987 年5 月在北京师范大学招待所召开了，会期两天，完全是民间性质。
来宾们的路费与住宿费由个人自理，两天的伙食费由我尽地主之谊。
应邀到会的专家有：北京大学的季镇淮，兰州大学的张大可，吉林师范学院的宋嗣廉，徐州师范学院的吴汝煜，郑州大学的郭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少雍、陆永品、施丁、赖长扬，陕西师范大学的赵光勇、徐兴海，内蒙古师范大学的可永雪，陕西省韩城民盟的张天恩，《光明日报》的肖黎；北京师范大学的专家有聂石樵、邓魁英、辛志贤、杨燕起、李元太、吴万刚等。
因事因病未能出席，而寄来论文或写来回信的有：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吴忠匡，中华书局的吴树平，北京大学的张衍田，浙江师范学院的陈兰村、俞樟华。
白寿彝先生因住院未能出席，启功先生在会下到招待所看望了与会专家，北京师范大学王梓坤校长参加了开幕式，并讲了话。
研究生、进修教师二十多人列席了会议。
遗憾的是程金造先生这时已经去世，没能看到这次会议的召开。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史记》研讨会，会上成立了“《史记》研讨会全国联络组”，作为今后组织国内学术活动与对外进行联络的临时组织。
会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都发了消息。
接着1988年，经赵光勇、张天恩两位先生的努力活动，这年10月由陕西师范大学与韩城市政府联合举办了规模盛大的第二次《史记》国际讨论会，到会八十多人，有日本、美国的专家参加。
在这次会议期间，许多专家都是第一次参观司马迁祠墓与司马迁故里。
第三次《史记》讨论会，原定计划是1989年夏天在徐州召开，由徐州师范学院的吴汝煜教授操办，结果由于那年发生学潮，吴汝煜教授又不久逝世，于是徐州会议遂未开成。
1991年5月，我又与杨燕起、李卫东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第三次国际《史记》研究与《史记》教学讨论会”。
其后还有由吉林师范学院的宋嗣廉教授操办的第四次讨论会；由安徽师范大学的袁传璋教授在安徽黄山举行的第五次《史记》讨论会；由河南大学的白本松、王立群教授在河南大学举办的第六次《史记》讨论会。
全国《史记》研讨会联络组共活动了15年，对宣传普及《史记》知识、对联络国内与国际的《史记》专家、对推动全国各地的《史记》教学与《史记》研究活动的开展、对推动各地《史记》研究组织的成立，都起了积极作用，并为2001年中国《史记》研究会的正式建立奠定了基础。
今年是我从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回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50周年，刚好80岁，廉颇老矣。
但我每当从《史记》研究会的年会上听到中国海峡两岸的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史记》研究学者们讲述他们的研究心得与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的时候，我都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特别是今年恰好又欣逢中国《史记》研究会的领导换届，与经过重新修订的中华书局校点本《史记》的再版发行，我想，在这两股强劲东风的吹拂下，我们的《史记》教学与《史记》研究一定会出现更加欣欣向荣的动人的局面。
《史记》像一座山，永远矗立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之林；《史记》像一颗不落的星辰，永远照耀在中国与世界历史的长河上
如何做一个优秀教师?
管理学生也要分层次的，首先，要确定一个好的班长和班委成员。
这里不是指学习好，而是要聪明，大胆，敢说敢为，加上你的指导和帮助，可以基本保证班级大体平稳。
其二，永远不要让学生知道你下一步要干什么。
不要去做让学生都满意的班主任，有这一想法就错了，而是要做自己心里无愧的。
其三，对问题学生没必要要求太严格，要给他们一个缓冲的时间，商定一个底线。
让他们去坚持。
不要太静静计较。
适当宽容。
其四，要让有前途的学生明确自己的目标，严格要求自己，而不去计较他人。
\ 我是一名语文老师，我认为：成长是向着同一个方向连续攀登、不断超越的过程，教育又是一种长期行为，教师的成长必经“艰难困苦”，方能“玉汝于成”，因此，要想成为一位优秀的语文教师，勤奋和执著，一个也不能少。
全国中语会副理事长、著名特级教师陈军在回忆经历的《灯光赋》中写道：“寒亭的灯光我是一辈子也忘记不了的。
……我曾在灯光下背默民国期间出版的《辞海》上的词条，……我曾在灯光下写出一篇篇关于经典课文的评论……大约写了两米来高的稿纸吧，堆在那里，荒芜着又丰收着。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为自己当时的浸润化的写作而感到庆幸……夏天，屋子里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我赤膊上阵，桌下一桶凉水，两脚插入其中，脖上披着湿毛巾，一座椅，两架蚊烟，门窗紧闭，一切都在静寂之中……经过灯光的洗礼，我在课堂上总是清清爽爽的。
”这种勤奋执著精神是每个成功者共有的。
“立体教学”的创始人、特级教师孙春成亦如此：“暑假，天气炎热，我则脖挂湿毛巾，身着短裤衩，反锁房门，挥汗笔耕；寒假大年初一……下午就返校工作了”；特级教师孙汉洲卧病期间吊针一挂就是半天，“却利用挂水时间阅读教学资料。
治病用了激素，夜里难以入眠，我就化弊为利，挑灯夜战，又一次研读了中学语文12册教材，做了3000多张读书卡片。
等到不再需要打针吃药时，专著《中学实用修辞》已成初稿”；特级教师李震进修期间为了争得读书的时间，让管理员下班后把他锁在图书馆中……他们中很多人文凭起点并不高，程翔、韩军、陈军老师是师专毕业，李卫东、蔡明等老师是中师出身，而高万祥、徐敏南等老师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后来才做代课教师；很多人并非最初就有幸进入名校执教，蔡明老师毕业进的是苏北一所高考年年“剃光头”的乡中；还有的教育探索起步并不早，赵谦翔老师45岁才开始教改探索。
是不懈的追求成就了他们的今天，在他们的人生舞台上，镌刻得最清晰的脚印就是勤奋，执著。
所以，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征一篇初中语文论文，悬赏10
和名师一做语文课堂教学麦田里的守望者 写在前面的语文老师，要用读书提升精用写作充实人生，用儒雅涵养性情，用敏锐洞察生活，用激情点燃学生，用严谨对待事业，用良知捍卫文明，用诗意行走人生。
读书、写作、反思，勤奋、执著、求索，把这些关键词镶嵌进生命的旅程，路会越走越宽。
《语文课程标准》第三部分“实施建议”中要求教师和语文课程同步发展。
具体要求是：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着；教师要努力适应课程改革的的需要，继续学习，更新观念，丰富知识，提高自身文化素养；要认真读书，精心钻研教材，在与学生平等对话的合作互动中，加强对学生的点拨和指导，实现教学相长；教师应遵循教学基本规律，并根据自身的特点和条件，发挥优势和特长，努力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
这些实施建议对教师的课堂教学水平和业务素质发展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新课改形势发展的今天，努力提高教师的业务素质，以此提升课堂教学水平，应是重中之重。
如何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呢，笔者认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向名师学习，借鉴和仿效名师成长之路，研究和实践名师的课堂教学艺术，对照自己，拉动自己，应该是增强教师专业素质、提升课堂教学水平的一条重要途径。
一、走进名师课堂，感受课堂魅力 每当我们听名师上课时，都有类似这样的感受： 一是他们的语言表达行云流水，他们的感情饱满充溢，他们的教态自然大方，他们的朗诵酣畅淋漓。
因此，锤炼基本功，丰厚自身，造就一个“自身硬”是语文教学成功的前提。
二是课堂呈现的教学风格各不相同。
有的注重揣摩语言，有的注重问题牵引，有的注重诵读感悟等等。
不同的文学题材教法不同，但透过每个人的着力点也可以看出每个人对语文、对文本的驾驭程度。
教无定法，但首要的是对文本的准确解读和深入挖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具特色的课堂教学。
三是他们都展现了语文的生命力。
情感性是语文教学的生命源泉，老师们都饱蘸深情，充分体现了语文教师的感召力、感染力。
语文是一个有生命的学科，只有有情感、有生命的人才能和她形成有效对接。
文本中丰富的内蕴要靠学生去感悟，但也靠老师的唤醒，老师如果朽木枯竹、形容枯槁、心灵衰竭、感情萎顿，怎么能让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语文学习的生活中来呢
四是老师本身就是不可多得的课程资源。
丰厚的学识涵养是语文教师可供展现和挖掘的不竭源泉，教师的资源性就体现在学识涵养上，学识涵养的外在显现就是课堂的教学语言和教学行为，教学行为里面包括驾驭课堂的教学智慧。
名师们课堂的展现，从他们运用语言的程度上，就能深刻地感受到他们丰厚的语感和文学积淀，较强地临机处置问题的能力，这份处变不惊、从容大度的能力源泉就是自身的学识涵养。
语文教师只有具备了丰富的学识，才能成为学生明白的引路人，才能成为课堂教学挖掘不止的资源。
听青年名师史建筑老师上课，感觉他的课有高山挺拔的气质，有深海恢弘的气度，有蓝天的空灵飘渺，有大地的深沉厚重，似乎没有一个多余的细节，没有一句多余的言辞，他的课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美”字便可以形容的，真可谓 “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
他的语文课上出了语文的文化内涵，上出了语文的学科个性，上出了语文的原汁原味，他的语文课是真正的语文课。
在对史老师的课赞叹不已的同时，笔者也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他能将语文课上到如此境界。
读了他的《一路有书》《语文教师的文化思考》等文章后，豁然开朗。
因为书给了他太多深邃、大气、儒雅、刚毅、伟岸、正直、执著、仁爱、善良、智慧……因为他想“让我们的语文教学更贴近教学实际，更符合认知规律，更受学生欢迎”，他认为“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健康和谐、个性鲜明、全面持续发展的人”。
一节好的语文课后隐藏着一个语文老师的勤奋、良知与探索。
我想，要是每一个语文老师都能象史建筑老师那样上语文课，那真是当代学生的幸运，是我们语文教育界的幸运。
我相信，只要我们拥有这样一个愿望，并能够付诸于实际行动，我们的语文教学一定会有进步。
二、 走进名师历程 ，解读成长秘笈 怎样才能成长为一个优秀的语文教师
解读全国知名教师尤其是青年名师的成长经历，发现了潜藏在他们生命历程中的几个关键词。
关键词之一：读书 由于平日忙于上课、批改作文、做学生工作等原因，语文教师书读得很少，这是不争的事实。
那些名师们也面临过并仍面临着和我们一样的现实问题，有的名师的成长环境甚至比我们还差，但却没有一个不博览群书的，没有一个不以嗜读为乐的。
在这方面，史建筑老师的感受很能说明问题：“我近乎苛刻地规定着自己每天的阅读量和写作量，起初极不适应，自己经常和自己打架，后来竟磨合得非常默契，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
单是2005上半年就读完了季羡林、冯友兰、李泽厚、周国平、沈致远、朱永新、肖川、海德格尔等人的十几本书。
”人都是有惰性的，关键就看你怎么克服它，史老师无疑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优秀教师都有着非常的读书情结。
著名特级教师程红兵“文史哲样样爱看，唯独不爱看教参书”；以勤奋著称的清华附中特级教师赵谦翔说他“所能做的只是笨鸟先飞，一个劲地飞，硬背《古文观止》，死扣《说文解字》，穷翻《辞源》《辞海》，朝朝暮暮沉浸在古今诗文的鉴赏里”；张家港高级中学校长高万祥的书房“陈列着人类古今中外文明的思想精华，宛如一个拥有百万精兵的将军，而他的每一个‘士兵’，几乎都是人类的思想大师”。
综观名师们的读书历程，笔者以为，读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知识的积累与更新，更重要的，是一种习惯，一种意识，往大一点儿说，是一种生命形态。
它能使你思想常新，激情常在，不至于被世俗琐事所湮没，而能永葆一种新生的热望，战斗的姿态，这种精神建设的动力是任何金钱权力都无法给予的。
就这个意义来说，读书是语文教育的温床，语文教师的精神发育史决定了他的教学境界。
因此，笔者强烈建议：有志于语文教育事业的老师们，来读书吧。
关键词之二：写作 “语文教师应当热爱写作”，这是南京师大附中王栋生老师的话，也是名师们的心声。
王老师一直爱写作，到中学工作后写过近百万字的教学杂记和工作随笔。
他从1988年开始给报社写专栏杂文，十几年间发表的杂文、随笔近两千篇，出过4本书，其中《中国人的人生观》与《中国人的用人术》还在台湾出版，又被译成韩文，在汉城出版。
他说，这些都是当初没想到的。
他还说：“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杂文家，我是语文教师，写作仅仅是我的习惯而已。
我喜欢写作，是因为我觉得每次写作都是一次发现，一次创造。
同样，在我的作文教学中，我也把这种发现与创造的乐趣告诉学生。
如果一位教师自己不爱写作，他的学生会爱写作吗
写作没有占用我多少时间，却给我的教学带来许多新的思路。
因为毕竟写作需要发现，需要思想，需要锤炼语言，而这些正构成语文教师的基本素质。
我的许多同事都公开发表过文学作品，在这一点上，他们都有同感。
语文教师不会写，会不会被当作假冒伪劣
” 作为一个普通教师，笔者也有同感。
现今大多数语文老师平时不动笔，写不成很像样的文章，作文课却能大谈“构思、技巧”，其实是空费口舌，须知“春江水暖鸭先知”。
“读”是“写”之源泉，“写”是“读”之升华，读写结合，成长的步履才会稳健。
写作，应该成为语文老师的另一种生命形态。
所以笔者要呼吁：语文老师，请拿起你的笔，下“水”
关键词之三：向学生学习 很多同行都习惯于摆老师架子，做高高在上态，以为唯此才有老师的尊严，才能得到尊重。
事实并非如此，那些优秀教师的共同点之一就是亲近学生，向学生学习。
江苏省首批名师蔡明说：“我时刻关注着学生的需求与向往。
学生提出提高阅读质量很困难，我就和学生一起研究阅读的特点、性质，总结规律、方法，写阅读方面的论文；学生提出作文水平难以提高，特别是相互之间的落差较大，我就与学生一起观察生活、体验生活、思考生活、表现生活，围绕作文进行课题研究，撰写文章。
我的教学水平提高了，学生也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他常把自己萌生的教学思想的火花公布给学生，发动他们进行讨论，请他们给选定最佳方案，从学生身上受益很多。
他的语文课实现了“生与生之间，师与生之间，敞开了心房，进行真情大碰撞”。
教师在向学生学习中增长了实践本领，这就是“教学相长”。
经常深入学生的老师还会有这种感受：从学生身上得到的，绝不仅仅是在教学上。
北大附中特级教师程翔总结说：“多年的教学工作使我认识到好老师也是学生托起来的，没有学生的敦促，就没有教师的成长。
……学生给我的启发影响不限于学习，在做人上，学生的优秀品质也值得教师学习。
” 关键词之四：反思 现在教育界都在提倡做学者型教师，做反思型教师。
什么是反思
“民主教育”代表人李镇西老师诠释得非常好：“同样两个大学毕业生分到学校工作，同样兢兢业业地上班。
三年后，其中一个无甚进步，最多就是所教学生考上了高一级学校，而另一位教师却硕果累累，什么原因呢
原因就在于，前者每一天的兢兢业业都是应付而麻木地工作，他表面上工作了三年，其实只工作了一天，因为他每天都在重复昨天的故事，而后者则的的确确工作了三年，他每一天都带着一颗思考的大脑在工作。
这就是我说的反思型教师。
所谓反思，在我这里的语境里，不仅仅是‘想’，而是一种教育的状态，就是不断调整、改进、提升自己教育品质的行为。
……具体的说，即‘四个不停’：不停地实践，不停地阅读，不停地思考，不停地写作。
” 李老师自身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从他刚参加工作带的“未来班”的教育浪漫主义尝试，到后来实施班级管理民主化的教育现实主义探索，再到后来提出“民主、科学、个性”的教育观踏上教育理想主义航程，二十多年的漫长征程，他扎扎实实地实践着“四个不停”，成就斐然。
关键词之五：勤奋、执著 成长是向着同一个方向连续攀登、不断超越的过程，必经“艰难困苦”，方能“玉汝于成”，因此，要想成为一位优秀的语文教师，勤奋和执著，一个也不能少。
著名特级教师陈军在回忆经历的《灯光赋》中写道：“寒亭的灯光，我是一辈子也忘记不了的。
我曾在灯光下默背民国期间出版的《辞海》上的词条……我曾在灯光下写出一篇篇关于经典课文的评论……大约写了两米来高的稿纸。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为自己当时的浸润化的写作而感到庆幸。
当时是没有什么功利之想的，我只感到，一铺开稿纸就找到了生命飞翔的天空。
夏天，简陋的屋子里，没有电扇，我赤膊上阵，桌下一桶凉水，两脚插入其中，脖上披着湿毛巾，门窗紧闭，一切都在静寂之中，只有我思考的轮子在‘咔嚓’‘咔嚓’地响着……经过‘灯光’的洗礼，我在课堂上总是清清爽爽的。
” 这种勤奋执著精神是每个成功者共有的。
“立体教学”的创始人孙春成老师亦如此：“暑假，天气炎热，我则脖挂湿毛巾，身着短裤衩，反锁房门，挥汗笔耕；寒假大年初一下午就返校工作了”；特级教师孙汉洲卧病期间吊针一挂就是半天，“却利用挂水时间阅读教学资料，治病用了激素，夜里难以入眠，我就化弊为利，挑灯夜战，又一次研读了中学语文12册教材，做了3000多张读书卡片。
等到不再需要打针吃药时，专著《中学实用修辞》已成初稿”；特级教师李震进修期间为了争得读书的时间，让管理员下班后把他锁在图书馆中；青年名师史建筑曾住在学校存放油罐的一间棚舍里，刺鼻的气味，阴潮的地面加上薄薄的屋顶常常是夏天烈日暴晒，冬天寒冷刺骨。
就是在这间棚舍的生活，塑造了史建筑坚毅的性格和不屈的意志。
寒冬腊月，雪花飘飘，在寒风凛冽的冬夜，他时常被飘进棚舍来的雪花搅醒而无法入睡，这时只有靠读书才能消解身上的寒冷。
于是在棚舍他阅读了古今中外的许多书籍，特别是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一个情节深深地打动了他：当安德烈公爵受伤躺在战场上，万念俱灰的时候，是俄罗斯湛蓝的天空，广袤的草原和奔腾的河流，是自然之美、天地之美拯救了他。
这时候，史建筑振作起来，望着室外飘飞的雪花，又投入到了他的阅读中。
棚舍的生活让他至今难忘，每每提及这段往事，史建筑总会说：“苦难和挫折，当你败给它时，它便是你的耻辱；当你战胜它时，它便是你的荣耀。
” 他们中很多人文凭起点并不高，程翔、韩军、陈军老师是师专毕业，李卫东、蔡明、史建筑等是中师出身，而高万祥、徐敏南等老师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后来才做代课教师；很多人并非最初就有幸进入名校执教，蔡明老师毕业进的是苏北一所高考年年“剃光头”的乡中；还有的老师教育探索起步并不早，赵谦翔老师45岁才开始进行教改探索。
是不懈的追求成就了他们的今天，在他们的人生舞台上，镌刻得最清晰的脚印就是勤奋、执著。
关键词之六：学会做人 这一点年轻教师尤其要重视，要加强修养。
有个性、有才能的年轻人很容易恃才傲物，容不得异见，听不进批评。
自塞了完善自我、提高自我的渠道，就等于延长了成长的道路，做人不成功，事业也难有大成，这方面笔者有教训，程翔老师的体会应值得重视。
程老师认为，青年人有主见是完全应该的。
坚持主见和虚心听取别人意见，二者之间并不矛盾，但他一开始不懂这个道理。
他自己辛辛苦苦准备的课，被别人批评一番，接受不了，总想争辩几句。
一位老教师告诫他：“别人提意见是对你好，不接受可以，但总要虚心听。
你和他争辩，他以后就不会再给你提了。
没人给提意见，你还能进步吗? ”这话令他深思，他反思说：“自我改造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能够在痛苦中磨练自己，收获是多方面的。
从那时开始，我严格要求自己，不仅要业务上进步，同时还要在为人处世上成熟起来。
一个人真正的成功，不能单单是专业技术上的成功，还必须在做人上成功，一个教育工作者更应该全面发展。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就无论谁的意见也都听得进去。
我觉得，我能在语文教学上取得一点成绩，与前辈的教导和同辈人的帮助分不开。
我还体会到，人的‘自我免疫’能力是有差别的，当认识到自己这种能力欠缺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借助外部条件来提高自己，以增强自觉意识。
如果说我在思想认识上有进步的话，那就是外因对我的良好影响提高了我的自觉意识。
” 我们常教育学生要谦虚，要勤学好问，但千万不要忘了我们自身，不要成了“于其身也，则耻师也”者之流，有必要再把先贤的两句名言温习一遍：“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转益多师是汝师”。
三、走进名师思想，领悟教学特色 著名语文特级教师、曾经是省语文教研员的吴心田老师，写出了语文教育文章近百篇，50多万字，已出版34万字的个人文集，应邀在全国各地作报告近百场，编著书籍30多种，他培养出了像程翔、史建筑等一大批全国知名的优秀青年语文教师。
他的业绩，他对语文教育研究的热爱和执著，以及他的忠厚的人品，在全国中学语文教学领域受到广泛的赞誉，他做到了像古人所说的“大道无言，上善若水”。
本着对语文教育的挚爱，对语文教师的厚爱，他谆谆教诲，提出了语文教师必备的八条素质： 1．具有较强的责任心，这是教师首要的品德要素 2．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 3．具有必备的静态和动态的语文基础知识 4．具有语文课程、语文教学的正确认识 5．具有本学段语文教学的基本组织能力和一定的教学艺术 6．具有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基础知识和在教学中运用的能力 7．具有改革精神和创新精神 8．具有较宽的眼界和一定的研究能力 吴老师还给我们总结了语文教学的五条规律： 1． 体现文与道的统一，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 2．认真学习文本，品味文本，感悟文本 3．体现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 4．体现教师与学生、教材的一体 5．注重读与写的结合、理解与运用的结合、课内与课外的结合 吴老师说，要做一个有思想的语文教师，要有创新，要有独见，要探索出一条符合语文教学规律、适合自己课堂教学发展的特色之路。
史建筑老师正是在老一辈名师的指导下，走出了一条语文教学特色之路。
史老师的语文观是学科•生活•生命。
在史建筑看来，语文是基础学科的根基，语文是生活交际的工具，语文是生命提升的支点。
当一个人自呱呱坠地那一天起，就走进了语文学习的广阔天地。
从此他的生活中便充满了思考与独白、诉说与辩论、阅读与写作；他生命的海洋里，便奔涌着深邃的思想、丰富的情感。
为此史老师进行大胆创新，注重让学生平等地参与教学，科学设置问题情境；注重语言的积累和运用，引导学生品味鉴赏，感受母语的意蕴魅力。
他认为语文课堂的魅力不仅在于语文的个性，更在于教师的综合素质和人格魅力，在于创设良好的教学氛围。
在谈及一堂好课的标准时，他说，课堂是师生共同的生命主场，一堂好课应该是学生活动充分，课堂积累丰富，追求平实、丰实、充实、扎实、真实的课堂。
教学中，教师应该是平等中的“首席”，与学生共同奏出优美的旋律；教师应该是“配角”，把学生衬托出光彩照人；教师应该是“热线”，让学生永远感觉到鲜活与新颖；教师应该是“导游”，引导学生探幽发微，欣赏险峰的无限风光。
史老师认为好的作文要达到“五言二真”。
“五言”即言之有物，言之有序，言之有理，言之有色（文采），言之出新。
“二真”即真情实感和真知灼见。
史老师做了富有特色的八项语文“工程”： 1．综合阅读——提升人文素养 2文本细读——感悟母语魅力 3．师生同写——促进共同发展 4．重读经典——温习心路历程 5．课题探究——培养学术意识 6．学本编写——锻造自学能力 7．对话古典——汲取传统营养 8．学习日志——规范学习流程 史老师认为，“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小到人际交往，大到国际交流，语文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我们的生活中既有小说的曲折、戏剧的冲突，也有诗歌的隽永、散文的飘逸。
“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语文能力突出的人，能随时通过适当的自省、反思调整自己，能以得体自然的形式和内容表现自己，能使自身折射出深邃的人格魅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人们会逐渐把母语水平作为衡量一个人素质和修养的重要标准。
有了语文这一有力的支撑，一个人的言行中就会透射出文明、自律、谦和、幽默、深刻和自信。
史建筑将语文上升到生命的高度。
他认为这是语文的最高境界，它已经超出了学科、生活的范围，而进入了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
语文所负载的文化、思想、理念和传统，将深深地影响着生命和精神的进化。
在这一境界中，我们不难理解文学巨匠可以成为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精神领袖，我们不难理解一部名著可以支撑着一个穷困潦倒之人不断叩问自己的心灵，我们不难理解杰出的诗人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却选择了如血的夕阳。
如此看来，钟爱语文，就是为自己的精神家园构建屋宇；钟爱语文，就是给自己的心灵加钙；钟爱语文，就是让一个人圣洁而自信地走过每一个人生驿站…… 总之，在实际教学生活中，我们也有许多的经历与他们相似，甚至我们也可以走上名师的讲坛，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成功，原因在于，我们缺少的正是那种执著追求的探索精神，那种敢于打破常规的创新精神；那种把教书育人当成自己一生事业的崇高精神境界。
老师们，尽管我们没有显赫的地位，没有丰厚的物质，但我们依然要担当起教育所赋予我们的崇高使命。
我们应和语文课堂教学的先行者、指导者、实践者——名师们一起，固守住语文课堂教学这个主阵地，远离浮华，摒弃杂念，像麦田里望者霍尔顿那样，一直坚守着美丽而纯洁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