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色旅游心得体会,600字左右,谢了
自己写
五次反围剿分别发生在什么时期
国难,匹夫有责 一个人,忘却自己民族、国家的苦难历史。
“八一五”,一中国人的心里刻下了深深烙印的日子:60年前的这一天,日本宣布。
而为了这胜利的一天,有多少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
他们用自己的身躯垒起了抗日的铜墙铁壁,他们用自己的血肉筑起了新的长城。
8月15日前夕,记者穿行于赣江之滨、鄱湖之畔,在那已归于平和富饶的旧战场上,感悟那金戈铁马中“还我河山”的英雄气概;在那城垣旧址的斑驳色彩中,感受那烽火岁月中赣人“保家卫国”的壮怀豪情……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赴国难,抗日救国 有国才有家,国破而家亡。
面对破碎的祖国山河,面对沦丧的故乡土地,赣鄱儿女的爱国热情如喷发的火山,如奔腾的洪流,抱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赴国难”的决心,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下,积极投身抗日的激流中。
不能忘记,1937年7月底8月初,在赣粤边区油山一带领导革命军民进行游击战争的、项英从香港出版的报刊上看到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文章后,立即组织一些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抗日。
8月22日,前往大余县城与地方当局谈判。
各界群众在东山门外,呼喊“团结抗日,一致对外”、“枪口对外,齐步前进”。
9月11日,当在赣州,与地方当局进行谈判时,全城到处都出现了油印的宣传品:“共产党一向主张抗战,全国团结一致抗日,赣南民众热烈欢迎。
”人群一片沸腾。
也就在这样的一种形势下,赣南民众纷纷要求加入。
赣粤边红军游击队300余人的革命武装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扩大到700人。
不能忘记,中共赣北工作委员会和赣北游击队通过召开声讨日本侵略者罪行群众大会,举办抗日青年培训班,提出了“全民武装起来,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号召。
1938年9月4日,当工委书记刘为泗在九江黄老门演讲时,号召有血性的青年拿起武器,保家卫国。
群情激昂,许多青年当场报名参加抗日游击队,一些热心抗日的社会人士纷纷解囊。
暗淡的只是刀光剑影,远逝的只是鼓角铮鸣,而关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种种记忆都将留在你我的心中。
站在赣北蔡家垅的抗日旧战场上,耳边似乎响起了赣北抗日游击大队为鼓舞民众抗日而填词的:游击九德瑞星区,号角一声响,起来保家园。
歼倭寇,杀汉奸,忠义普云天…… 立于赣江之滨,那滔滔不绝奔腾几千年的江水,又似乎在传递着生息于斯的几千船民的呐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赴国难,抗日救国…… 1938年7月间,为了调动船工的抗日积极性,更好地发挥水上交通的特殊功能,中共赣江河流总支直接领导成立了赣江木船工人救国会。
1000多船民宣布:不运输日本货物,誓死为抗日将士服务。
南昌沦陷后,赣江木船工人救国会按照中共江西省委部署,赶制两只木船,均为夹层结构。
大的用于放置电台文件,小的用于接送过往同志,传递文件。
1938年间,省委主要领导在这两条小船上隐蔽活动达两个多月,往返清江县寡妇桥至万安县鸟子阁之间,领导战斗。
回忆起这段历史,渔民郭年华老人说:那个时候,被日本鬼子搞得生活不下去了,恨死了日本鬼子。
记得一个晚上,我们30多条船做掩护,护送几个共产党员过江,我们死了3个人啊。
但我们不怕丢性命,都知道只有赶走日本鬼子,才有活路啊。
为国捐躯,死而无憾。
在国家危难时刻,赣鄱儿女挺身而出,谱写了一曲曲“保家卫国”的壮烈战歌。
1939年2月10日,当湘鄂赣边的新四军队伍到达宜春慈化时,300个的青年当即加入了部队。
当地百姓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就捐出了100桶米、7500个米果、200双草鞋。
1941年,在歼灭15000日寇的中,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上高人民支援前线人数近3万,约占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一。
他们运送弹药、粮草,冒着炮火抢救伤员,为部队赶架浮桥,架设军用战地电话线。
而根据统计,期间,江西103万儿女应召上前线,征兵数居全国第四。
从1938年10月到1941年上半年,江西供应第三、第九战区军粮6900多万斤,支援邻省军粮4700多万斤,从1941年起,全国征粮的19个省中,江西历年征粮平均占全国的12%。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以这样的一种情怀去保家卫国,我们的民族是可以战胜任何外来侵略者的。
到前线去,到战壕去,做一个中华民族好儿女 翻阅江西抗战史料,有一个数字重重地压在记者的心头:抗战期间,江西伤亡504450人,其中死亡313249人。
31万多同胞,就这样惨烈地成为冤魂;31万多个生命累积而成的碑铭,永不休止地向我们呼号着: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8月8日,记者来到江西师范大学的老校区。
从来没有以这样凝重的心情进入这所高校,也从来没有这样急切地在学校里寻找一座亭--一座承载着一个江西人和民族命运的丰碑。
这就是显微亭,没有繁华的装饰,没有夸张的造型,就这样静静而坚毅地屹立着。
这是为纪念革命烈士姚显微教授而修建的亭。
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里,这个兴国人,用自己的生命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的真诚和热爱。
1942年6月13日,姚显微联合部分师生组成国立中正大学抗日战地服务团。
6月15日,清晨大雨滂沱,他与40多个团员,头戴斗笠,足穿草鞋,冒雨向樟树进发,奔赴前线。
难忘这段惊天地的演讲词。
--在吉安各界举行的欢迎会上,姚显微大声疾呼: 前方将士固守赣江,天地为屋,云雾为衣,枪林弹雨,伤痛无医,凡我中华有志之士,务必克尽抗日救亡的天职,到前线去,到战壕去,做一个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也难忘这样的一段誓词: 我们全体团员是抱有牺牲的决心而来的。
我们是愿意到最前线去抢救负伤的勇士。
1942年7月7日,他与团员吴昌达等在新干与日军遭遇,宁死不屈,被日军杀害,年仅37岁。
一腔热血,报效祖国,江西有的是热血沸腾的青年。
1937年,从平津、上海、浙江各地流亡进来的青年学生与江西本地失学青年组成的青年知识分子成为江西民众救亡运动的重要力量,救亡运动从城市到乡村,激荡着整个江西。
1937年7月13日,全省最大的抗日救亡团体江西省抗敌后援会成立。
在短短的5个月里先后慰问、安置过境伤兵5700人,参与接收诊治伤兵4万余人,将其中3万余人治愈送返前线。
1938年1月10日,江西最大的职业性救亡团体江西省青年服务团正式成立。
另外,上海煤业救护队、东南工合、码头工人俱乐部、南昌文化界救国会、江西乡村抗战巡回宣传团等几十个民众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在江西大地喷薄而出。
江西人,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抗日的激流中去,用自己的热血筑起了抗日的铜墙铁壁。
全村的人,全南昌的人,个个都是游击队员 在长达八年的抗战中,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把仇恨的剑刺向日寇的心窝。
我们无法忘记这样一个普通而伟大的女子: 徐疤女,南昌青云谱附近的村民,她多次帮助抗日游击队,在破坏日寇青云谱机场电话干线后,被敌人抓住。
日寇采取了多种手段要其说出谁是游击队员。
在被日寇残忍地割掉双乳后,多次昏厥过去,醒来时,面对日寇,她毅然地说:全村的人个个都是游击队员,全南昌的人都是
畜生,你们杀不尽
面对这样一个普通而手无寸铁的女子,没有一点人性的日寇竟然残忍地将徐疤女杀害。
历史也不应该忘记这样的一个小女孩: 日寇为了抓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队长商群,把他5岁的女儿和12岁的侄女抓到彭泽县城。
一个鬼子一手拿枪,一手拿着糕点糖果说:你的糖果、糕点的要吃
5岁的商茵摇头:“不要
” “你不说,就枪毙枪毙的。
你家有这个东西没有
”鬼子指着枪比画着。
5岁的商茵摇头:“没有
” 没有眼泪,也没有了恐惧,在商茵幼小的心灵中,有的只是与生俱来的亲情和对日寇的仇恨。
结果,不仅保护了自己的父亲,保护了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也保护了自己幼小的生命。
禽兽不如的日本侵略者,让我们充满着仇恨,一批批妇女的身影出现在战场上。
德安战役中,进步妇女组织“妇声社”发动妇女为前线制作军用包1万多个,军衣1.5万多套,军用棉被600多床,军鞋1000多双。
为了唤起广大民众的抗日斗志,江西省乡村抗战巡回宣传团的女队员走上街头演话剧,唱抗日战歌;深入乡村,帮助当地组成妇女宣传小组,排演各种文艺节目,开展有声有色的抗日宣传活动。
回望八年抗战,我们有着太多的回忆,太多的感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落后就会挨打。
回望抗战的历程,我们又可以自豪地说,中国人是不可战胜的。
唤起民众千百万,我们迎来了胜利的这一天:8月15日,一个让我们永远铭记在心的日子。
关于参观古浪战役纪念馆的观后感300字
天空还淅淅沥沥的下着小雨,让我的心情还没进入烈士纪念馆就开始沉重起来,不由得想起他们那些感人的事迹,我们在纪念馆一个解说员带领下参观了整个烈士纪念馆,让我感触很深,虽然硝烟和战火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但东北人们的抗日精神却将永久载入历史。
看到赵尚志烈士生前所使用过物品,再听听杨靖宇、李兆麟、赵一曼等烈士的动人事迹,一股爱国生日祝福热情在我的内心澎湃起伏,接受这样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心灵得到了强烈的震撼和洗礼。
东北抗联在当时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与装备精良的日军展开殊死搏斗,不仅体现出我们中国人“誓死不当亡国奴”的精神,更体现出一种及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气节!除了对东北烈士们的震撼和敬佩,除了对日本鬼子的仇恨,我已经感觉不到任何情感了。
我不得不说这是对一个人灵魂的洗礼,对一个人精神上的升华。
在今天当我们看到一些少数极端份子企图破坏我们的和平环境时,我更加认识到:我们不一定非要到现场与那些极端分子作斗争,只要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最好的爱国行为。
让我们大家共同为我们的祖国创作价值,让我们万众一心,风雨同舟以我们极大爱国热情结成凝聚力团结在一起,让我们早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次参观,不仅让我们重温了那段历史,还对我们进行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学习了革命烈士的精神。
作为一名护理工作者、一个中国人,我更应继承这种精神,在国家危难的时刻,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换回祖国的复兴是值得的,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美好的生活,都是由那些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
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历史,更要铭记那些为国献身的革命烈士。
对于,日军对我华夏儿女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对我华夏河山的重重践踏,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原谅,但决不能忘记。
中国已不再是一只沉睡的东方雄狮,而是一个正在崛起、高速发展的国家。
我们要缅怀那些为国抛洒热血的革命烈士,继续发扬他们的精神,为祖国的未来奉献自己的力量。
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瞿秋白烈士虽然已经离开我们60多年了,但是他的精神仍然在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青年,瞿秋白烈士的事迹对我的触动尤其深刻。
求八年级上册的历史1—15课的总结大纲
湘江战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底,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为突破国民四道封锁线,在湘桂边境的湘江两岸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的一场空前激烈而又残酷的战斗。
战斗结果,国民党的第四道封锁线未能阻挡住红军铁的步伐,但红军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今天,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缅怀长征英烈,本文特试就湘江战役及其意义与教训作一简单探讨,以求教于党史学界诸同志及熟悉情况的老同志,如有错误之处,望大家批评指正。
一、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集中一百多万大军,二百多架飞机,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其中,用五十万大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民经过一年左右的浴血奋战,仍未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根据地反而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最后,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共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两个纵队共八万六千余人,由江西瑞金、于都地区出发,开始战略转移。
红军转移的路线是经中央苏区南线,沿赣、粤、湘、桂四省边界,前往湘中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或去湘西与任弼时、贺龙的红二、六军团会师。
突围部队以红一、九军团为左翼,红三、八军团为右翼,中央军委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担任后卫,形成甬道式队列,掩护中央军委纵队转移。
这次战略转移,事前准备不足,行动仓促,仅极少数高级领导人知道行动方向,广大干部战士都不清楚,还以为不过是一般的外线战略转移,不久还会打回来。
可谁知道,这就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开始。
十月二十五日,红军在江西与广东之间的王姆渡、新田一线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
十一月八日,又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
十一月十五日,在广东良田到湖南宜章一线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进至湘南的临武、兰山、嘉禾等地,大军西行,直指湘江。
此时,蒋介石已发现了红军的战略意图,为不让红军渡过湘江,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调集了二十个师近四十万大军,在湘桂边境的湘江一线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
并任命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
统一指挥西路军(湘军)四个师,蒋介石之嫡系中央军薛岳部四个师,周浑充部四个师,李云杰部两个师,李韫珩部一个师共十五个师负责“追剿”,广东陈济棠部在湘、粤、桂边境堵截,广西白崇禧部五个师在湘桂边堵截,妄图将红军围歼于湘江以东地区。
为粉碎蒋介石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的罪恶阴谋,十一月二十五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兵分两路强渡湘江,以红一、九军团为右翼,红三、八军团为左翼,从凤凰山、界首之间渡江,占领要点,掩护中央和军委纵队渡江。
于是,一场长征史上,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最激烈、最悲壮的湘江之战开始了。
二、激烈的战斗,悲壮的史诗。
湘江,发源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州县东海洋山西麓,秦时曾凿有灵渠与桂江相通,史称湘桂运河。
湘江自广西流入湖南西南部后,再自西向东流经衡阳附近,然后由南向北纵贯湖南省东部到湘阴县芦林潭注入洞庭湖,全长八百一十七公里,为湖南省第一大河流,其上游多属石灰岸地层,峰峦起伏,滩多流急,并有潇水、春陵水、耒水等众多支流,素有潇湘之称。
十一月十四日,何健在衡阳就任追剿军总司令,下令分五路追击和堵击中央红军。
第一跻湘敌刘建绪二十六、十九、六十二、六十三等四个师由郴县直插黄沙河、全州。
第二路薛岳率五十九、九十二、九十三师及第一支队由茶陵、衡阳插零陵,堵击红军。
第三路周浑元率五、十三、九十六,九十九师进入道县,防止红军南下入桂。
第四路李云杰率十五、二十三师由桂阳、宁远等地追击。
第五路李韫珩率五十三师由临武、兰山追击。
并指定粤军陈济棠部三个师入蓝山、江华等地防堵红军入粤。
广西白崇禧之四十三、四十五师集结于恭城、富州一线,四十四、二十四师于灌阳、兴安布防,十九师集结于桂林东北部,形成一个口袋阵,妄图以东面七个师的兵力,将红军赶进口袋,消灭红军于湘江以东。
此时,红军离湘江还有几百里路程,而且前面还有一条潇水阻隔,蒋介石第一步计划是想将红军消灭于道县附近的潇水之滨。
十一月二十日,红军兵分两路,一军团二师奔袭道县,三军团出江华。
二十二日拂晓,二师四、五两团经二百多里强行军,袭占道县。
二十五日,红军主力全问在道县江华之间渡过潇水,粉碎了敌人消灭红军于潇水之滨的企图。
①蒋介石见第一步计划落空,即开始实施其第二步计划,消灭红军于湘江之滨。
为此,敌二十个师,四十万大军,从四面八方向红军包围过来。
敌第一路总指挥刘建绪判断红军要在全州附近渡江,便指挥其四个师先于红军占领全州,切断红军西进之路。
第二路薛岳部四个师进驻黄山河。
桂系白崇禧赶到桂林,将其五个师配置于全州、界首、灌阳等地。
周浑元、李云杰等部七个师在广西猛追。
然而,敌人内部矛盾重重,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眼见红军直奔湘北,为防止红军入桂,又防蒋介石以追堵红军为名派兵入桂,便将其五个师撤至灌阳和兴安一线,避免与红军决战,给红军西进让开了一条道路。
二十五日,中央军委命令全军分两路从界首与凤凰咀之间抢渡湘江。
一军团二师由道县出发,前卫红四团急行军抢占界首渡口。
将渡口交给随后赶来的三军团后归建。
二师另两个团在大坪附近渡过湘江,相机攻占全州未果,随即在湘江西岸距全州十六公里之鲁板桥、党山铺一线布置阻击阵地。
三军团在湘江以东的石塘街,新街一线阻击桂军。
五军团在东岸文市一带阻击追敌周浑元等部,这样,红军在湘江两岸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六十多里的范围。
二十七日,三军团五师两个团在新塘与桂军第七军之二十四、四十四师打响,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了三天三夜,英勇的五师部队挡住了敌人的无数次进攻,保证了左翼的安全。
三天战斗,五师政委钟赤兵负重伤,参谋长胡震牺牲;十四团团长黄冕昌牺牲,继任团长文年生负重伤,团政委未负伤;十五团团长白志文政委罗元发负伤。
两个团三千多人仅剩下一千余人。
②三军团四师在石塘村阻击中,师长张宗逊负伤,十团团长沈述清第一天牺牲,继任团长杜中美第二天又牺牲。
③六师十六团团长李寿轩负伤。
二十九日,敌刘建绪四个师由全州倾巢出动。
三十日,敌先用两个师采用人海战术向一军团阵地猛攻,上有飞机支援,下有大炮轰击,然而,遭到了红一军团的顽强抗击。
激战一天,红军第一道防线失守,退守第二道防线。
十二月一日凌晨,敌四个师十六个团倾全力向一军团第二道防线猛攻。
一军团防守的二十里长的阵地上,炮声隆隆,硝烟弥漫,杀声震天,形势空前危急。
凌晨三时三十分,中央、军委、总政联名给一、三军团下达指令:“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
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
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者,即为战败者。
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作作战命令全部实现。
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
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④为保卫中央纵队与总部安全渡江,英雄的红色健儿们在“一切为了苏维埃中国”的口号下,英勇顽强,前仆后继,同江上阵地的敌军进行了殊死的拼杀。
由于寡不敌众,太部分阵地失守。
正午,在得知中央军委纵队安全过江后,一军团部队互相掩护,脱离了险境。
战况空间之激烈,实为历次战役中所罕见。
第一天,二师五团政委易荡平牺牲,四团政委杨成武负重伤。
仅以一军团一师三团为例,该团长征出发时有二千七百多人,经历次战斗与此次湘江战役后,仅剩下八九百多人,伤亡成员过半。
⑤此外,留在湘江东岸殿后阻击追敌的五军团之三十四师、三军团六师十八团未能过江,全部壮烈牺牲。
红八军团大部被打散,七千多人,仅有一千多人突过湘江。
⑥其它各部都有不同程度的伤亡。
八万六千余红军,损折过半,只剩三万多人。
红军虽然损失惨重,但终于突破了蒋介石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天险,蒋介石歼灭红军于湘江之滨的计划再次破产,悲壮激烈的湘江战役遂告结束。
三、湘江战役的意义与教训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上一次重大的战役,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双方投入的兵力达五十多万人,战况之激烈空前罕见,也是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次大搏斗,因此,意义重大。
(一)湘江之战,尽管红军损折过半,由八万六千余人减少到三万多人(其中包括自苏区突围后历次战斗中伤亡、减员、逃亡的数字在内),但它却以雄辩的事实证明,红军是一支具有非常战斗力的革命军队,他不管在什么艰难复杂的情况下,无坚不摧,无敌不克,战无不胜,是一支打不烂,拖不垮的英雄军队。
蒋介石的四十万大军在湘江天险也阻拦不了红军的英勇步伐,红军是真正的英雄好汉。
(二)湘江战役虽然使红军遭到惨重的损失,是坏事也是好事,它用血的事实,惨痛的教训,证明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给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进一步加深了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同志正确领导的怀念与向往,对革命前途的担忧。
群心向北斗,希望同志重新出来指挥红军的思想在广大指战员身上反映得越来越强烈。
十二月十一日,红军攻占湖南通道。
十二日,中央军委左通道召开扩大的军委会议,会议开了一天。
会上,同志正确地分析了湘江之战后的险恶形势,指出了蒋介石在红军去湘西的路上又布置了一个十几万兵力的口袋阵,如中央红军仍坚持原定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
正好钻进了敌人的口袋,三万多疲惫之师的红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因此,部队应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境内,到敌人战斗力薄弱的地方进行休整。
同志这一建议得到了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王稼祥等大多数同志的支持,正如后来张闻天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所强调的:“在目前这险恶的情况下,只有同志出来领导红军,才可能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
”⑦十三日,红军按同志的建议向贵州前进,再一次地脱离了险境,从而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这就是长征史上有名的通道转兵。
在向贵州进军的路上,同志又苦口婆心在继续做各级领导的工作,十二月十四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十八日,党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新根据地的中心。
”⑧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红军攻占贵州遵义。
十五日至十七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从而正式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确立了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从此,中国革命在同志领导下,开始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
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湘江战役引出的结果,没有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没有湘江战役的严重挫折,就不会有通道转兵,不会有黎平会议,更不会有遵义会议,也不会有长征的伟大胜利。
“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
”在一定的条件下,矛盾是可以转化的,当矛盾着的事物量变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引起质的演变。
湘江战役是变化的条件、原因,是转折的开始。
湘江战役的严重挫折,换来了遵义会议的无比正确,这就是湘江战役的最大意义之所在。
湘江战役,红军遭受惨重的损失,这是一次代价极大的血的教训,首先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领导的结果。
政治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者进入中央苏区后,打着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旗号,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大搞宗派主义,排斥同志在红军与苏区的正确领导,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大批坚持正确路线的党政军干部。
军事上,他们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奉为“太上皇”,将红军的指挥权完全拱手送于他手中,而李德则自命不凡,坚持其错误的、刻板的教条主义的军事战略战术来指挥红军作战,甚至连一门迫击炮、一挺机枪摆在什么地方都要按他的规定,而他本人则坐阵后方,依靠地图与电报来发号施令,从不上前线阵地根据实际情况来指挥作战,片面强调正规化,致使红军与兵力、火力点绝对优势的敌人进行阵地战、消耗战。
结果,仗越打越被动,以致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其次,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者,在这次“战略转移而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犯了原则上的错误。
”⑨他们事前不向广大干部讲清情况,“而且甚至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
”⑩行动时,“退出苏区变成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与搬家式行动。
”⑾将所有的坛坛罐罐都带上,来个大搬家。
红军一反能打善变的常态,扬短避长,尽管五个军团形成甬道式阵式,保护军委纵队,但终因辎重太多,每天的行军速度仅四、五十里,而敌军则地上轻装急进,天上飞机轰炸,致使红军始终摆脱不了敌军的围追堵截。
特别是在湘江战役中,十一月二十七日,当一、三军团同时在湘江两岸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六十多里的要点时,“在此区域,甚至有四处浅滩可以涉渡。
中央军委纵队也已于二十七日到达灌阳以北的文市、桂岩一带。
如果当时仍决心抢渡,由桂岩到最近的湘江渡口,只有一百六十多里地,采取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到达,仍有可能以损失较小的代价渡过湘江。
但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却没有利用这一大好时机。
他们仍然让人抬着从中央根据地带来的坛坛罐罐,按常规行军,每天只走四、五十里,足足走了四天,才到达湘江边。
使前线战士为了掩护任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⑿面对如此严重的挫折,左倾路线的主要领导者博古深感无法向党交代,在往黎平的路上,唉声叹气,甚至拔出手枪准备自杀,只是由于聂荣臻同志的制止与劝说才作罢。
第三天在组织指挥上,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者,他们不懂得红军远离根据地,进行无后方依托作战,只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这一战略战术原则。
在长征开始后,红军突破敌第二、三道封锁线,进入湘粤边广大无堡垒地区,此时,除追敌外,其它各路敌军尚未赶到,红军本应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丢掉坛坛罐罐,采用运动战,主动进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一部或几部,以达到在湘粤边或湘中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之目的,战局或可能改观。
然而,此时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反而变成了右倾逃跑主义,他们畏敌如虎,一直只想夺路西进,再加上“庞大的军委纵队及各军团后勤部队,使红军作战受到极大的困难,所有的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队,行动迟缓,丧失了到达原定地区的先机。
忘记了红军的战略转变将受到敌人的严重追堵截,忘记了红军在长途运动中,将要同所追堵截击的敌人作许多艰苦的斗争,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所有这些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特别是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于必要与有利的时机同敌人决战的原则上,就使得自己差不多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受敌人打击,而不能有力的打击敌人”⒀这也是湘江战役中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的最根本原因。
总之,湘江战役的教训是非常沉痛的,它教育了红军,只有同志才能指挥红军从胜利走向胜利,才能挽救革命于危难之际,事实也证明,遵义会议后,同志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二打遵义城,抢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机动灵活地甩开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使红军转危为安,写下了军事思想的得意之笔。
湘江战役,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最悲壮最激烈的战斗,英雄的红军战士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滔滔湘江水可以作证,历史将永远铭记红军英烈们的丰功伟绩。
摘自百度网友,谢谢。
参观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800字作文
抗日胜利昭示振兴 抗日战争,是100多年来中国人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曾以气吞山河之势向世人宣称: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振兴的一个重大历史转折.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国以其应有的作用和地位走向世界,这是中华民兴的良好开端.一个民族要走向振兴,就必须挣脱枷锁走向世界,争取国际荣誉,争取国际地位.抗日战争的胜利,大大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声誉.中国人民的浴血抗战不仅受到世界人民的崇敬,更重要的是自身地位空前提高,具体表现在:首先,废除了不平等条约.1942年10月9日,英美政府分别通知中国政府,声明愿意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他有关权益.之后,经过谈判,于1943年1月11日完成了中美、中英新约,并于是日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签字.英美两国取消不平等条约,促使在中国享有特权的国家仿效.其次,收回了大部分失地.由于战争的胜利,不但收回了抗战以来被日本侵占的大片领土,而且光复了已被日本割占半个世纪的台湾、澎湖列岛,除了香港、澳门外,一切由帝国主义租借或占领的领土均被收回.外国列强攫自中国的殖民地,终又回到祖国怀抱.再次,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得到加强.1942年1月1日,中国以重要成员国的身份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1942年11月22日,中国政府作为战争中的三个大国之一与英美共同参加了开罗会议,这次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国研究与确定对日作战,处理战后日本问题的重要会议.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由中、苏、美、英4国发起,邀请《联合国家宣言》的签字国和参加国的代表,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了联合国制宪会议.从此,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而载入史册,中国还成为这个最广泛的国际组织的安全理事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族实现了自民国以来一直未能实现的统一与团结,这是民族振兴的重要前提.一个民族要走向振兴离不开一个重要的前提,即民族的大团结.抗战前的中国政治舞台上活跃着各种政治势力.除了国共之间的对立和战争外,还有国民党各派系之间,中央政府和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斗争,地方实力派相互之间也是你争我夺,混战不已.在山河破碎,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中华民族各种政治力量、各个阶级终于摒弃成见,共同团结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民族敌人,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自我振兴.国共两大党的合作是全民族团结的关键.国共两党原先处于你死我活的斗争之中,但在民族责任感的驱使下,中国共产党主动改变策略,一再提出团结抗日的主张,并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不惜作出重大让步.国民党开始则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但在国内外各种力量的作用下,终于接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同共产党一起战斗,形成中国军队一致团结在抗日大旗下共同对敌的新局面.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得到锻炼,更加成熟,更加坚强,政治威望空前提高,成为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主要领导力量.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卢沟桥的炮声一响,中国共产党立即号召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一致奋起,开展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不久,中国共产党制订并发表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必须发动全民族参加抗战的完全正确的全面抗战路线.同时,中国共产党还从斗争的实际出发,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关门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应用于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作用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立的原则,表现了一个成熟政党的睿智.抗日战争造就了我国一代科技人才,他们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宝贵财富.大批科技人员聚集战时大后方,埋头苦干,潜心科研,蕴藏在他们身上的巨大的爱国与献身热情,成为推动中华民族科技进步的直接动力.抗日战争造就了整整一代科学人才.李四光、茅以升、竺可桢、周培源、吴大猷、严济慈、卢嘉锡、苏步青、华罗庚等业务骨干逐步成为学科带头人.他们不仅自己潜心钻研,而且重视培养青年科技人才.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带领科研人员对广西、湖南西部、湖北西部及江西、福建等地区地质矿产进行实地考察,并采集标本,还绘制出广西二十万分之一的地质图.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吴大猷在“研究工作毫不正常”的情况下,写出专著《多原分子之结构及其振动光谱》及19篇论文,进行了光谱学实验.浙江大学校长、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在抗战期间发表了近40篇文章,地理学、气象学、物理学等学科研究都取得较大进展.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昭示我们:中国人民既然能以艰苦卓绝的努力,赢得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也一定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新的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