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灾难中求生法则
如何能在巨大灾难中保全性命，最大程度减少受伤
当发生坠机事件或者地震突然袭来，我们总是将那些幸存的人视为有神明保佑的幸运儿，如果他们坐在另一个座位上或者住在街对面的另一座公寓楼里，他们可能已经死亡。
我们对灾难和毁灭的反复无常感叹。
从发生在四川的强烈地震到缅甸的热带风暴，还有时常发生在美国的龙卷风和森林野火都提醒我们，灾难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人类对于灾难的承受能力的不同几乎完全取决于我们生活的地方。
但是在灾难中存活并不完全是幸运，我们能做很多事情增加在灾难中的存活机会，哪怕是最可怕的灾难。
这其中首先包括准备工作，例如在发生地震的时候果断将热水锅炉关闭，或者在飞机起飞之前花一两分钟的时间阅读安全指引，当然心理状态也很重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灾难个性”，也就是在危机中的表现方式，这是深埋在深处的性格格。
事实是我们可以不断改进这种“灾难个性”，同时让我们的大脑更快、更聪明地处理危机。
人的大脑在出生时已经自动安装了基本求生程序，当处在恐惧中例如被野兽或者敌人追赶时，大脑会发出指令刺激产生一种超能激素，刺激人体在各个方面的表现机能，在这种超能激素的刺激下，血液会按照最大量标准被泵到四肢末端，使我们能以平时无法达到的速度奔跑。
但是在现代社会，我们很少有机会遇到这样的时刻，因此这种自然本能很少被激活。
科学家们对这一方面大脑的运作同样了解甚少，尽管相关研究在某些领域一直进行，也正逐步产生结果。
在灾难面前我们可以更好地判断威胁的严重程度，因为今天的人类具有我们祖先没有的技术优势，至少我们能判断灾难比较有可能在什么地方发生，但是我们总是喜欢打擦边球，无耻地和灾难“调情”，例如我们在飓风经常光临的地方修建成排的超高建筑，我们在地质断层上面建造人口众多的城市，好像希望自然被我们的无畏吓退，然后就不来打扰我们。
另外现代的我们依靠一个庞大的电力系统从远程为我们输送最基本的需要例如温暖和照明，需要一个庞大的供应网络为我们提供食物，一旦灾难中发生断电现象，很多在摩天大楼里工作的人甚至不知道逃生楼梯在哪里，要是沃尔玛这样的大型连锁超市不能营业，70%的家庭在一周之内会没有食物。
气象局已经预告今年大西洋沿岸的飓风气节将从6月1日开始，同时今年的飓风将比历年平均更频繁，但是没有人为这则消息认真做准备，大多数只是泛泛说一句，但愿我没有那么倒霉。
幸好我们还能获取知识，专家们已经开始研究如何能够克服我们的盲点和更加理智地面对危机。
在实验室和射击场上，他们专门研究人体和精神在巨大压力下会产生什么不同反应。
军方的研究人员更是设计了大量的复杂试验试图弄明白，什么样的人在巨大压力下会投降而什么人不会。
士兵、警察、赛车运动员和直升机驾驶员都要经过专门训练，了解自身在遇到最坏情况时会产生什么反应，而一般的人则通过这些人的例子不断强化这种印象，在自己遇到相似危机的时候产生相似行为，毕竟我们都有可能出现在灾难的首发现场。
当然没有任何人能在灾难来临之前就制定好逃生计划，但是这并不意味我们就此放弃一切准备，边祈祷边故意忽略灾难。
作家亨特·S·汤姆森说过：“向神祈祷吧，但同时努力远离礁石。
” 在过去几年中，研究人员对在恐怖灾难中不可思议地存活下来的人进行访问，他们的故事包含了智慧和运气，几乎所有被采访者都说在危急中，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触感和听觉，或看到任何事物符合他们本来的预期。
相比起预期，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在某些方面更好，在其他方面更差。
他们说，有一些事情，他们希望他们事先知道，他们也希望读者能知道。
那么，下面讲述3个的故事，伴随着一些来之不易的关于运气和损失的智慧： 惊恐应变 当灾难降临的时候，如果人群出现不当反应会使最终的伤亡数字成倍增加，通常情况下这种反应失常是指人们突然呆住了，像僵尸一样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或者四肢失去所有活动能力，突然成为跛子。
1994年9月28日当“M.V.爱沙尼亚号”在波罗的海还失事时，很多人就出现这种反应，这是欧洲现代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海难。
“M.V.爱沙尼亚号”是一艘巨大商轮，专门运输汽车，出事时它正行驶在从母港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长达15小时的航程中，尽管整个晚上的天气都很糟糕，暴风雨不断，船员们没有意识到可能发生大问题，船上酒吧里正有乐队高歌助兴，这艘有10层甲板的船在公海水域航行，正如过去 14年一样。
肯特·哈斯特，如今是瑞典国会议员，当年他29岁，正是船上的一名乘客。
那个晚上他和另外50名乘客在酒吧里玩乐，所有人都又唱又笑，但是在午夜一点的时候，船身突然向右舷侧倾30度，将乘客、自动售货机和花盆横空甩过通道。
在酒吧里几乎所有人都被狠狠摔在地面上，只有肯特在紧急中抓住一根铁杆，吊在所有人上面。
“仅短短的一秒，世界从一个明亮、快乐、美好的境界，变成了一片沉寂。
我猜想每一个脑子都像计算机一样在拼命运转，试图理解发生了什么事，”肯特说。
随后而来的是尖叫和哭泣，很多人在摔倒过程中受重伤，但是船体严重的倾斜使得行动极为困难。
肯特开始计划应对，这要得益于他以前在军队中学到的生存技能，他说：“我的反应和正常状态下的晚鹰非常不一样，我对自己说，好吧，现在有两个选择，选择 1和选择2，决定了就行动。
我不曾想过船有可能会沉没，甚至没有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和许多幸存者一样，肯特正在经历“个人中心地位的幻像”，这是大脑的一种应对机制，其大脑集中在个人的经验上：“我只是看到我很小的世界”。
当肯特艰难地向走廊走去，他发现周围的乘客有奇怪举动，他们不像他一样行动，反而是呆呆地坐在走廊上。
就好像童话中那些被施了魔法的人一样，变成了“石头”，问题在于这样的人并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几乎在酒吧里的所有人，他们的意识都还清醒，但是已经没有任何行动反应。
和很多人的预期相反，在灾难发生的时候，人们普遍变得安静、柔顺，惊恐和恐慌却非常罕见，最大的问题是大家采取的行动太少、太慢。
他们有时完全自闭，陷入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
在“M.V.爱沙尼亚号”号，肯特努力克服地心引力爬到楼梯上，在外面的甲板上，船上的灯光依然亮着，而明亮的月光也静静洒下，因此所有人的活动和状态都被他一览无遗。
肯特回忆说，最难以置信的是一个男人依旧靠在甲板边上吸烟，很多人正在奋力抓住翻滚的甲板上可以固定的东西，另外在搜寻救生衣和救生船。
一个来自英国的乘客保罗·巴尼（PaulBarney）回忆说，当时看到很多人就好像雕像一样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后来接受《观察家》杂志采访时他说：“我一直问自己，为什么他们不试图逃出这个地方
” 后来在接受警方调查的时候，一些幸存者表示他们完全能理解这种行为，在危机中的某些时刻他们自身也感觉到强烈的、几乎难以克制的欲望停止一切行动，只有当想到自己所爱的人，尤其是想到了孩子，他们才强迫自己冲破这种欲望。
这几乎使所有灾难幸存者中最常见的情节。
凌晨1时50分，在第一次求救电话发出后仅30分钟，“M.V.爱沙尼亚号”消失了，底朝天沉入海中。
就在船沉没前片刻肯特已跳下船，爬上一个救生筏。
在漂浮了5个小时后终于被救出。
最后统计显示船上989人只有137人幸存。
大多数受害者都是在沉睡中葬身于“M.V.爱沙尼亚号”。
他们没有争取挽救自己的机会。
灾难原因调查的结论是，该船船头停放汽车的甲板大门被打开，以致海水涌到船上。
消防队员、警察教官甚至股票经纪都讲述过类似的故事，目睹人在极端的压力下冻结。
进化心理学家戈登·盖洛普（GordonGallup）发现，当动物被困时也会进入这种状态，偶尔装死可以遏制捕食者的攻击。
在“M.V.爱沙尼亚号”之类的巨大灾害中，冻结是自然的反应，也是可怕的错误。
在极端危机中，我们的大脑在搜索一个适当的生存反应时可能选择错误反应，既冻结一切原始反应，就像过马路的鹿经常冻结在汽车大灯之前一样。
不过令人欣慰的一点是大脑是可塑的，它可以被训练以做出更恰当反应。
如果恐惧少一些，那么大脑作出冻结反应的可能性相应也会小。
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发现，如果小白鼠大脑中的杏仁核杯永久性损伤，即使遇到一只猫也不会冻结，而杏仁核就是大脑处理恐惧的部分。
如果我们能减少我们自己的恐惧，哪怕一点点，我们或许可以做得更好。
强制性和事先没有通知的防火演习可以大大减少人们在紧急情况下的恐惧，事先已经知道楼梯在哪里能给你的大脑一个优势。
同样地，研究飞机坠毁的人发现读安全简报卡的乘客更容易生存下来。
这些程序尽管很多人认为是一个极大的浪费时间，其实是给我们的大脑一个应急的蓝图。
我们还可以帮助其他人做得更好。
响亮的声响可以使动物摆脱冻结状态。
同样，许多乘务员现在都接受训练，在飞机燃烧时对着乘客大叫：“出去
快跑
”人在灾难中希望有人领导，然后他们就可以做了不起的事情。
各自发挥 即使是在最混乱的时刻，我们的社会关系基本上仍完好无损。
这种凝聚力既有正面也有负面的效果，但它有助于了解我们在什么方面需要努力。
1977年5月28日，一场致命火灾发生在美国一个叫做比佛利山庄的晚餐俱乐部，这是一个迷宫般的消闲宫殿，有多个餐厅、宴会厅、喷泉和花园，坐落在离辛辛那提5英里以南的海岸边。
那天达拉·麦克考利斯特（DarlaMcCollister）就在俱乐部里举行了婚礼，花园里的宣誓仪式结束后，宾客们步入餐厅，此时服务员告诉她，楼里有一个小型火灾，开始于毗邻新娘更衣室的斑马屋，原因是电线着火。
但是当时包括达拉在内的所有人都不曾想到，在天明之前，大火摧毁了整个比佛利山庄，所有人都以为小火会被控制，因此没有进行疏散。
随着时间推移，浓烟开始出现在几乎所有房间，然后一瞬间，大火冒了起来。
那个周六的晚上，有近3000人把俱乐部挤得水泄不通，最后统计167人死于火灾。
灾难给我们许多残酷教训，有些是明显和悲惨的：俱乐部没有自动洒水器或发声火灾报警系统。
火灾也使官方对人群体行为的期望变得更加复杂：在危机中，文明社会的基本常识仍然有效。
只要有可能，人们会集体行动，他们往往互相照顾，并保持他们原有的等级秩序。
“人死于与他们生活同样的方式，”灾害社会学家李·克拉克（LeeClarke）说：“与朋友、亲人和同事在一起，在团体中。
”在比佛利山庄的火灾中，餐桌的服务生只警告了他们负责的桌子上的客人要赶紧撤离，但是却没有警告隔壁桌子的客人，负责带位的女招待只疏散了被她领到座位上的人，但绕过其他人，因为那不是她的客人。
厨师和清理人员，也许习惯于体力活，都赶去灭火却忘了自己先要逃生。
一般来说，男性雇员比女性雇员更有可能帮助他人，或许是因为社会期望妇女被保护而男人应该保护他人。
客人们又是怎样做的呢
大部分客人仍是做客到底，有的甚至继续庆祝，不顾浓烟渗入房间。
一名男子在撤离的时候还将自己订购的朗姆酒和可乐带走。
当第一个记者来到火灾现场，他看到的客人仍在楼前车道上嘬着鸡尾酒，笑着讨论是否无需付账便可离开。
随着烟雾加剧，俱乐部的一个宴会队长，韦恩·达梅尔特（WayneDammert）偶然看到某个走廊里挤了近百个客人，灯光忽明忽暗，烟雾越来越浓重，他记得最清楚的是，拥挤的走廊里只有沉默。
“天，没有任何声音，没有一声尖叫，什么也没有，”他说。
站在那里、沉默在黑暗中的人群中正等待被一个人领导。
比佛利山庄的雇员没有受到过任何应急训练，但他们表现出色。
整个山庄出口很少，又难找到，但达梅尔特指示人群通过一个服务生走廊进入厨房。
“我的想法是，疏散这些人是我现在的责任，”他说，“我认为，大部分的员工都是这样想的。
”达拉仍然穿着她的婚纱，招呼她的客人出去。
“我将很多人推出门去，就像赶牛一样，告诉他们要去哪里，”她回忆说。
她认为这是她的责任：“这是我的客人，他们因为我才在这儿。
” 诺里斯·约翰逊（NorrisJohnson）和威廉·费因伯格（NorrisJohnsonandWilliamFeinberg）当时是辛辛那提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他们设法获取了警方约谈数百名生还者的笔录，这是难得和宝贵的资料库。
“我们只是不能相信那时的情形，”现已退休的费因伯格说：“人们仍然忠于自己的身份和社会角色，估计有60%的雇员试图以某种方式帮忙，无论是指挥客人撤离或是灭火。
相比之下，嘉宾中只有17%的人去帮忙。
即使嘉宾中，行为也反映出他们的身份。
在那里用餐的医生自然担任医生的角色，实施心肺复苏术或者给伤口包扎，和战场上的医务人员一样。
护士做着同样的事情，甚至有一名医院管理员自然而然地开始组织医生和护士们。
” 社会学家以为会看到灾难中人性自私的证据，但是失望了。
“人们一直谈论着当时的秩序，”费因伯格说：“人们用上了他们在一年级的防火演习所学到的经验。
‘保持队列，不要推，我们都能出去。
’大家都在排队
这绝对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 我们所有人，特别是一个城市、一个公共场所、或是一个公司的负责人，应该知道人民是可以信任的，在最危险的时刻，他们会各尽其能。
如果事前就鼓励他们危难中努力求存，他们还可以做得更好。
在纽约市，虽然安全工程师一再强调，摩天大楼里进行的防火演习意义重大，但这还不是强制性的。
城市房地产局担心强制性演习可能导致居民受伤，进而导致诉讼。
在这些官员看来，诉讼比一场未知的灾难更可怕，这种看法多么令人羞愧，因为如果灾难真的发生，人们将尽力达到他们的行政总裁或城市管理者的期望，他们将追随他们的领导人几乎到任何地方。
相信自我 每一个灾难，瓦砾之下都有证据表明，我们可以预防得更好。
大部分工作是物理上的，例如，建立更牢固的建筑物，在更安全的地方建造。
但准备工作也有心理上的。
当人越觉得他有控制局面的能力，他的表现就越好。
当人认为有可能生存下去，他便有神奇的创意。
所有需要的是敢于相信我们的行为会发生作用。
2001年9月11日，当飞机击中了世贸双塔时，里克·雷斯科拉（RickRescorla）就体现了这种求生精神。
作为摩根士丹利在世界贸易中心安全部负责人，雷斯科拉认为，普通人有能力取得伟大成就，只需要一点引领。
他使得摩根士丹利的雇员承担起令自己生存的责任，这在那天贸易中心内的其他公司里几乎没有上演。
雷斯科拉在当兵时学到了很多的生存技能，他的下半辈子大部分时间花在巡逻大理石大堂周边上，正如他们早年巡逻战场一样。
在英国出生的他参加了美国军队，因为他要争取去越南，他在越南战场上获得了银星、铜星和紫心勋章。
他的事迹被记录在1992年中将哈罗德·穆尔（HaroldG.Moore）和约瑟夫·加洛韦（JosephL.Galloway）的著作《我们曾是士兵和年轻人》中。
他退役后搬到新泽西生活，做一名保安行政人员，但雷斯科拉的行为在某些方面看，仍像一个在战场上的男人。
他所在摩根士丹利的部门占据世贸二楼22层和附近建筑的几个楼层。
1988年泛美航空公司103号班机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被炸毁之后，雷斯科拉担心恐怖分子会袭击世贸中心。
1990年他和一名战时好友合写了一份报告交给拥有世贸中心地产的纽约和新泽西州港口管理局，坚持大楼的车库需要更多安全措施。
但他们的建议由于花费太多被彻底忽略。
3年后，正如雷斯科拉的预测，拉姆兹·优素夫（RamziYousef）驾驶装满炸药的卡车顺利进入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下车库。
因为这个雷斯科拉有了他所需要的公信力，加上他强势的个性，他随后改变了摩根士丹利的安全文化。
“9·11”事件发生时，雷斯科拉意识到自己有能力让办公室的人员都成为幸存者，他尊重每个人的能力，也理解突然冻结的危险以及尽快超越初步恐慌并开始行动的重要性。
在1993年发生恐怖袭击的时候他目睹公司的职员排队从逃生通道落地下楼，她知道那个速度实在太慢。
另外他认为要依赖于急救员挽救他的雇员是愚蠢的，摩根士丹利是贸易中心最大的租户，如同坐落在云中的一个村落，公司的雇员需要互相照顾自己。
他曾经命令他们在真实的紧急情况下不要听从港口管理局的任何指示，在他眼中，该局在没有回应他1990年的警告已失去了所有的合法性，在那之后，雷斯科拉就以自己的方式运行整个公司安全策略。
他经常进行突击防火演习，训练员工先在走廊会合，再从楼梯间两两下到第44楼。
雷斯科拉的演习在很多人眼中太激进，这一点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请记住，摩根士丹利是一家投资银行，员工是第73楼的百万富翁和高能的银行家，他们没法欣赏这样的打扰。
每个演练要迫使经纪挂掉电话，远离他们的电脑，这些都是成本，是公司的钱。
但雷斯科拉还是这样做了。
他的军事训练曾教他一个简单的人性规律：在极端的压力下，令脑运转的最佳办法是事先反复彩排。
最初几次演练雷斯科拉指责雇员动作太慢，后来他开始计时，于是他们变得更快。
他还给员工们讲一些基本的紧急情况常识：由于屋顶营救是稀少的和极其危险的，人们应该往下走。
“9·11”当天上午，雷斯科拉听到了爆炸声，并从他的办公室窗口看到世贸一座楼起火。
港口管理局官员通过广播敦促大家留在他们的书桌。
但雷斯科拉抓住他的大喇叭、步话机和手机，开始有系统地命令摩根士丹利雇员撤离。
他们的表现极佳。
他们已经知道要做些什么，甚至250名来参加股票经纪培训班的访客也如此。
有人已经告诉他们最近的楼梯在哪里。
“知道去哪里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的大脑，至少我的大脑，刚刚关机。
您需要知道在此情况下该怎么做。
”摩根士丹利执事比尔·麦克马洪（BillMcMahon）说：“你此时不想做的一件事就是不得不在灾难来临的时刻思考。
”如果他们事前收到过雷斯科拉向下不向上的警告，很多9“·11”殉难者原本可以幸存下来。
但在没有其他信息的情况下，有些人还记得1993年部分人员被从屋顶疏散。
所以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光，用在了爬到大楼顶部，才发现大门反锁。
当雷斯科拉指挥的人们下到44楼时，第二架飞机击中世贸南塔，他们所在地以上38层。
全楼猛烈摇晃，有些人被摔在地上。
“停住，”雷斯科拉通过大喇叭下令：“不要动，保持沉默，保持平静”。
于是乎没有人说话，没有移动，所有人如同被雷斯科拉下了咒语一般。
雷斯科拉曾率领官兵在夜间通过敌方控制的越南中部高地。
他知道大脑害怕时反应不佳，但他也知道注意力可以被分散。
那时他用唱歌来使他的人平静下来。
当时，在拥挤的楼梯间，雷斯科拉又唱了起来：“科维尔的男人站得稳，他为战斗准备好，他从来没有屈服
”在唱歌之余，雷斯科拉打电话给他的妻子：“不要哭泣，”他说：“我必须让这些人安全地出去。
如果我有事的话，我希望你知道我现在无比的快乐，你给了我生命的意义。
”不久之后，他成功地疏散了绝大多数摩根士丹利的雇员。
然后，他回过头。
他最后一次被看到是在10楼向上爬，不久之后，整座楼倒塌。
他的遗体，一直没有被发现。
雷斯科拉教会摩根士丹利的雇员如何挽救自己。
这是一个稀有和珍贵经验。
当大楼倒塌时，摩根士丹利的员工中只有13人死亡，其中包括雷斯科拉和他手下的4名保安人员，其他2687人安全离开，这是一个凡人创造的神迹。
英语问题
加拿大新民主党是国际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物，又与国内环境不可分割。
加拿大所独有的联邦结构、政党制度让民主社会主义在北美地区找到了发展的土壤，在西部地方主义的推动下民主社会主义在加拿大西部草原扎根；在国内各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新民主党应运而生。
可以说，正是在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加拿大社会民主运动才得以展开，平民合作联盟才从一个弱小的政治组织发展成为一个代表社会中下层人民利益的地方党，并成为活跃在加拿大政坛上的政治力量。
一、从工人运动到平民合作联盟 任何一个社会团体、党派、政治组织的产生、存在和发展都是有其社会和历史背景的，新民主党也不例外。
加拿大新民主党从历史上来说可以算得上是劳工阶层的代表，所以对它的追溯应该还原为加拿大工人运动的历程。
加拿大早期工人运动是以革命工联主义为指导的。
革命工联主义(Revolutionary Industrial Unionism)又称工团主义，根本目的在于用包括总罢工在内的行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与更为传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不同的是，工团主义通过工会和工人委员会寻求建立工人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直接控制。
加拿大统一工会就是这一思想的实践者。
他们主张以总罢工作为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手段但不排除采取政治行动的可能。
然而由于加拿大统一工会组织成分复杂，革命工联主义在形式上采取了工团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折中，这在实际操作中又恰恰形成对传统工会的打击。
一战前夕，革命工联主义已严重威胁到传统工会的存在，同时，对战时征兵制的激烈讨论使东西部工会领袖之间分歧加深，并进而影响到20世纪初期的温尼伯总罢工。
在加拿大工人运动的发展过程或者说其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创建过程中，发生在1919年5月到6月的温尼伯大罢工是关键性的社会运动。
加拿大学者曾这样分析评价当时的社会阶级形式：现代社会的人类被划分为两大阶级，不劳而获者和劳而不获者。
在这两个阶级之间长期的持续的斗争是必然发生存在的……在劳动力的买卖斗争中，出卖劳动力的称之为工人而买方则为雇主。
在这样的事实中则不可避免的存在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斗争的残酷迫使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寻求自我防卫，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受到教育进而寻求社会变革。
1919年温尼伯地区的工人就工资和工作条件与资方谈判，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
当建筑和金属贸易界的劳资谈判破裂后，温尼伯行业劳工大会号召全体工人进行总罢工。
数小时内，大约三万工人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整个城市的工人不约而同地离开迫使工厂关闭，零售业严重受损，交通陷于瘫痪。
社会公共事业领域的工人，包括警察、消防、邮政、电信、水利等领域的工人也都纷纷加入了罢工的行列，一场轰轰烈烈的温尼伯工人总罢工开始了。
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个自称为“市民委员会”的组织，他们以温尼伯众多有影响的大资本家、银行家以及自由党和保守党政治家的支持为后盾，公开反对并破坏这次总罢工。
市民委员会利用温尼伯日报为舆论阵地，不但不对工人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给予考虑反而诬蔑这次罢工运动是受国外指示的革命阴谋。
联邦政府也迅速介入到这次事件中，保守党议员、劳工部部长G•罗伯特逊和内政部长亲赴温尼伯与市民委员会进行磋商。
他们拒绝听取罢工委员会的陈述并马上转而支持日甚一日的剥削劳动者的资本家阶级。
他们迫使工人复工否则就面临被解雇的危险。
同时，联邦政府修订了移民法案，煽动叛乱罪的条例含义也被进一步扩大，那些参加罢工的移民将被驱逐出境。
6月17日，政府逮捕了12名罢工领袖和参与者。
其中包括加拿大工人运动领袖、刚刚返回温尼伯成为“西部工人新闻”主编的J•S•伍兹沃思。
四天后，西北地区皇家骑警参加了温尼伯市中心举行的罢工工人的和平集会，遭到政府镇压，三十名罢工工人受重伤、一名死亡。
政府军队血洗温尼伯大街，这一天被称为“血腥的星期六”。
1919年的温尼伯总罢工由于领导者的四分五裂，策略的含糊其辞，在外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以失败告终，他们挑战政府权威也选择雇主，然而最终的失败证明了工团主义者策略的无效。
归结加拿大早期工人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可以看出，剥夺社会主义运动胜利机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加拿大早期工会领导人宁愿去联合业已存在的政治党派而不愿自己发起政治活动来提高自身觉悟。
加拿大社会主义进程中的关键人物---J•S•伍兹沃思作为工会成员长期以来目睹了进步党作为一股政治力量挣扎、分裂直至最终消失的过程。
前车之鉴，他拒绝了自由党政府给与的内阁大臣的职位。
在长期的探索与实践中伍兹沃思发现了自己的斗争形式，当其他社会主义者仍在宣传以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时，他主张在加拿大的这种改变可以通过教育、组织并在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的安全保护下实现，并且利用它对少数派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在加拿大通过了第一部养老金法。
“对加拿大的工会组织和激进人士来说，20世纪是一个灰暗的世纪：持续的贫困和低工资问题长期存在却无人关注；工人阶级在全力反对洛克菲勒公司形成的所谓的工业民主形式---公司联合会；农民运动的幻想破灭。
30年代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横扫整个加拿大，资本主义制度摇摇欲坠，而资产阶级的天生的敌人却在忙于试图拯救这一罪恶的社会而无暇顾及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彻底的摧毁。
”[2] (p.12)加拿大进步势力形势一片昏暗。
如果说这一时期还有所成就的话，那就是激进的农民、工人开始逐步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同”远远大于“异”。
终于，1932年农工联合倡导“合作联盟”，以此作为最基本的原则来规范生产、分配、交换活动，进而满足人们需要而非取得特殊利益。
在这之前的2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伍兹沃思就开始了与一些政治活动家的社会活动，我们称之为“少壮派”(the Ginger Group)。
当大危机肆虐之时，他们与各种劳工及社会主义者组织结合共同创立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党派，1933年的里贾纳宣言推选J•S•伍兹沃思为新党领袖并给这一新党命名为平民合作联盟[3]（the Co—operative Commonwealth Federation）。
这样，加拿大拥有了第一个正式的工人、社会主义者组织，加拿大社会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也逐步由革命工联主义过渡为民主社会主义。
二、平民合作联盟----新民主党 平民合作联盟诞生于大危机时期，它的成长经历了世界大战和经济复苏的洗礼，使本不成熟的加拿大社会主义运动欣喜之中又困难重重。
它曾对大家公认的两党制、对长久以来持续交替执政的两大政党---自由党和保守党形成威胁，然而内忧外患之下平民合作联盟不得不进行重整，从而形成了一个既延续传统又有所发展的新的党派---加拿大新民主党。
在平民合作联盟---新民主党的发展转变过程中，其指导思想也经历了由激进到稍稍的右转。
在新民主党七十多年的历史上，成立之初的“里贾纳宣言”被认为是所有纲领性文件中最激进的一个。
主要表现在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和国有化问题上。
里贾纳宣言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公正、非人道的，“在财富和机会的分配中存在着极度的不平等”、“无节制的浪费和不稳定”。
[4](p.119)宣言还揭露资本主义是一个人压迫人，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社会，必须推翻这个可恶的社会制度以一个新的、更为公正的社会来替代它。
只有在这样的新社会里才能保证普遍福利，而非榨取剩余价值。
在国有化问题上，里贾纳宣言要求对银行信贷系统、公共市政服务设施、交通运输、自然资源、电力采矿等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实施国有化管理。
里贾纳宣言是在震撼资本主义世界的1929---1933年的大危机年代诞生，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与批判是与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相一致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有了很大的变化，资本主义统治手段也有所调整，尤其是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白领工人的增多、工人持股以及工人参与管理现象的出现，使革命的势头大大减弱，社会改良主义思潮获得发展。
与社会发展同步进行的平民合作联盟也逐步出现了右转的倾向。
这一时期平民合作联盟的领导人开始对里贾纳宣言中指出的根除资本主义的结论进行忏悔，他们认为正是这样的提法让这一党派看起来比现实中更为激进、更脱离实际。
早在1944年平民合作联盟的领袖戴维•刘易斯就公开表示了他对混合经济的支持，这一行动被看作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背叛、是意识形态的右转、是历史的倒退，然而实际上它却在暗示了这一组织未来的方向。
在1956年通过的温尼伯宣言中这种右转更加明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大大减弱，对根除资本主义的问题只字未提，在国有化问题上态度相当谨慎。
指导思想的变化对平民合作联盟的继续存在发展提出了挑战，同时这一政治组织本身在这一时期也经历了或喜或悲的坎坷。
1935年就在平民合作联盟成长之际，威廉姆•阿伯哈特领导的社会信用党竞选失利，阿尔伯塔省热情的农民政府倒台，加拿大最激进的省份很快成为最保守的地带。
同一时期只有在萨斯喀彻温省，平民合作联盟还能得到选票支持。
1942年平民合作联盟的一位候选人在保守党的传统选区--育空南部地区取得了中期选举的胜利，这让保守党领袖深感不安，似乎一夜之间平民合作联盟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选举力量。
1943年安大略的省选举推动了平民合作联盟选票从5%骤升到了31%，离组阁只有一步之遥；一年后在萨斯喀彻温省赢得了选举胜利执掌政权。
[2](p.14)这一时期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平民合作联盟这一新生力量获得的民意支持是它的任何对手所不及的。
这一时期似乎看到了加拿大社会主义胜利的曙光，然而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这只是昙花一现。
自由党看到了失败的威胁，害怕其智囊团会转向平民合作联盟，于是马上把家庭救济和一系列退役军人法写进了法律条文，并对公众许下了种种动听的诺言。
同时，保守党也在自己的名字中加上了“进步”的字样。
一些商业团体恶意的支持反社会主义运动，把平民合作联盟与希特勒的纳粹主义相连，一些共产主义者甚至也加入了这一活动。
而且，为防止民主社会主义占据社会主流意识，共产主义者和自由党组成畸形联盟大大分裂了左翼选票。
1945年的联邦大选平民合作联盟的优势已不再突出，在安大略，其民意支持率滑落到了22%，立法议席也从顶峰时期的34个一落千丈，只赢得了可怜的8个席位。
再也没有什么能够唤起平民合作联盟战时的发展势头。
在渥太华、在从新斯科舍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的省立法会议也曾给与了平民合作联盟些许的鼓舞，但都无济于事。
成员的四分五裂、领导人的倦怠、经费危机以及日益下滑的支持率，这一切被看作了加拿大抗议活动的终止。
尽管在萨斯喀彻温省实力不减，但在萨省的胜利无法成为向整个加拿大扩展的平台。
1957年，平民合作联盟庆祝成立25周年。
庆祝委员会收集了各种照片、回忆录、散发的广告，并印制了纪念册，有的人把这看作平民合作联盟稍稍提前的讣告，看似要结束它的历史使命。
然而情况变幻莫测，1957年的选举平民合作联盟获得了25个议席，高于1945年以来的任何一次，但公众支持率却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9.7%。
当人们正在思考平民合作联盟还能否作为一种社会民主意识的代表继续存在的时候，一年后的选举坚定了人们的信念。
1958年平民合作联盟的支持率下降到极点，只获得了8个议席和9%的支持。
[2](p.19)同期，党内最受敬重的两位领袖被击败，平民合作联盟的危机已不再是秘密。
其实，在这之前的1955年12月，在平民合作联盟和工会内部就召开了关于成立一个新的组织以取代平民合作联盟的讨论，取得了广泛支持；1957年新成立的安大略联邦工党通过大会决议授权平民合作联盟的新的组织活动；同年5月，新党委员会（NCNP）给平民合作联盟和加拿大劳工大会（Canadian Labour Committee简称CLC）以平等代表，6月平民合作联盟一致投票支持与加拿大劳工大会联合。
1958年，成立仅两年的加拿大劳工大会于4月声明支持政治联合，进行新的政治运动。
1958年11月新党委员会发表第一本小册子，1959年8月发起第一个大型专题讨论会，讨论有关新党的组织、社会哲学、指导思想等问题。
1962年平民合作联盟和劳工联合会分别召开代表大会最后讨论新政治活动。
1961年4月平民合作联盟的前领袖斯坦利•诺里斯概括了党的最终组织形式、计划。
1961年新党宣言（The New Party Declaration）的发表标志着新民主党（New Democratic Party）的正式成立。
新民主党继承了平民合作联盟的成员组成，也延续并发展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想。
三、六十年代以来的加拿大新民主党 加拿大左翼领导人做出成立新的组织以发展存在了近三十年的平民合作联盟的决定是形势所迫，同时也另有考虑。
在加拿大工人运动的历史上，许多工会组织的领导人宁愿与业已存在的强势党派去结合而不愿自己发起社会运动，而且，左翼组织与工会之间大大脱节。
分析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运动要有所发展不能脱离工会的支持，加强与工会的联系成了领导人不可不考虑的问题。
同时，作为政治活动主体的政党要使自己的社会理念得到实现去争取选民、扩大选民基础是十分必要的。
自平民合作联盟成立以来，左翼力量在讲法语的魁北克地区几乎空白，然而，魁北克在地理上来讲是加拿大的一个大省，就政治活动来说要在整个加拿大有所作为是离不开魁北克的力量支持的，所以，在魁北克地区取得左翼力量的突破也是新民主党成立的原因所在。
追溯新民主党自1961年正式成立以来的历史，迄今为止共经历了五届领导人：1961-1971年为T.C.道格拉斯，1971-1975年为D.刘易斯，1975-1989年为E.布罗德本特，1989-1995年为A.麦克劳克琳，1995-2002年为A.麦克唐娜，2002年J.林顿成为新民主党的新任领导人。
与它的前身平民合作联盟相比，新民主党的成立也算左翼决策的一种成功，虽然迄今为止仍未在加拿大联邦执政，但在联邦政府里新民主党在少数政府事务中的影响一直最大。
新民主党党员和议员大多数来自中部，最集中、主要的是来自渥太华，在魁北克一直未能选出议员。
曾有一位魁北克加拿大进步保守党议员1986年脱党加入新民主党，但次年又离开新民主党。
尽管如此，1987年仍在魁北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欢迎。
[5] (p.609) 作为加拿大政坛上的一支力量，新民主党在国内事务中充当着社会主义和复合经济稳健派角色，倡导福利国家，忠实地拥护联邦政府，因而更能得到各省地方权力机关的认可。
在对外事务中，以和平主义为指导，表现出强烈的缓和倾向。
然而由于新民主党在一些问题上对美国的较排斥立场美国的一些作家在文字评论中称新民主党为“战斗的民族主义的据点”。
诚然，作为加拿大的国内政治派别，新民主党反对加拿大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北美空防联合司令部（NORAD）的事务中，要求加拿大成为无核区。
在对外贸易和外资产业尤其是美国资产在加比例问题上，强烈要求加拿大经济的完全独立。
但我们应该看到，新民主党的民族主义是温和的而非战斗的。
正是迫于新民主党的压力，自由党政府才设立了一些民族主义机构，如国家能源规划署和外国投资审查局。
总之，自新民主党成立以来，它品味了作为选举组织的起伏跌宕，指导思想也进行着微妙的变化。
时至今日，新民主党仍只是一个在地方执政无缘联邦政权的政治组织，但它并非可有可无的，正是在新民主党的建议推动下，加拿大的各项福利政策和社会问题才可以更好的解决。
对整个加拿大尤其对部分省区来讲新民主党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P.S. You didn't ask us to wirte it in English,did you?
《安全底线比训练底线更重要》辩论
《适度公平就是底线公平》是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原所长、目前社会学界唯一的学部委员景天魁研究员在2007年第5期《中国党政干部论坛》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我一看到题目就觉得不对。
从语义上来说，适度公平怎么也应该比底线公平高啊，把底线公平当成适度公平，太降低适度公平的标准了吧。
他把底线公平与社会保障制度联系起来，认为底线公平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理念。
底线公平是满足“基础性需求”的，包括：(1)解决温饱的需求(生存需求)，(2)基础教育的需求(发展需求)，(3)公共卫生和医疗救助的需求(健康需求)。
在他看来，底线公平的概念并不意味着是最低水平的公平，不公平不利于发展，过分公平也不利于发展，底线公平是最有利于健康而可持续的和谐发展的。
底线公平是最容易做到，最必须做到，最能够显著提高社会整体的公平水平的一种“公平”。
这样界定底线公平也未尝不可。
不过，这样的底线公平在内容上是有缺陷的，就是忽视了极其重要的、真正基本的就业问题上的公平。
就业是民生之本，在就业问题上保证了公平，其他的社会保障就不重要了。
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保障自己的基本尊严。
在就业公平失败后，有些人才需要福利型的社会保障进行补救。
所以，最基本的底线的公平应该是就业方面的，这样的底线公平才是最有利于健康而可持续的和谐发展的，才是最容易做到、最必须做到的，才是最能够显著提高社会整体的公平水平的。
而且，在社会保障的意义上，底线公平也不是最容易做到的。
社会保障本身是有标准的，西方发达国家高标准的社会保障就是“福利国家”政策。
我们不仅短期内做不到这样的底线公平，就是我们目前实行的基本社会保障要覆盖到全部公民也是不可能的。
不是不应该实现这样的底线公平，而是我们的社会保障理念应该创新。
我们应该在自己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社会保障制度标准，让人们认识到并且向世人证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社会保障。
西方的社会保障本来就是为了和社会主义国家竞争才建立的。
我们曾经使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成为人民的社会保障，人民也建立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和信念，认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会让人民受苦的。
只要恢复了这个信心，我们就超越了西方的社会保障理念。
劳动权利的保障，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从解决就业问题出发，对“效率优先，确保公平”的方针应该进行重新评价。
“效率优先”即使在经济领域也是不能完全贯彻的。
在经济领域，除了竞争不足的无效外，还存在摩擦性无效。
“效率优先”的原则只能解决竞争不足的问题，对于摩擦性无效反而可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一个生产单位内部，由于生产者不满而故意制造不合格产品的现象不是稀罕的。
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理性。
在社会领域，如果社会不公平状况严重，已经取得的经济效率也是会丧失的。
所以，如果我们要追求社会效率，就应该把公平放在首位，在确保公平的基础上提高效率，在提高效率的基础上促进公平的实现。
没有公平，就没有稳定，也没有效率。
下岗工人的一些群体性活动证明了这一点。
适度公平是应该“在底线以上”的，政府的责任不是不“搞‘福利国家’政策”，而是应该搞高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政策，这样才是合格的社会主义。
人民是希望这样的社会主义的，人民希望这样的社会主义尽快进入高级阶段，不希望长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受煎熬。
二、从社会保障的角度认识公有制的意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运行的基础。
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应该具有鲜明的特点，原因主要在于社会主义国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而公有制本身就意味着社会保障，对于其中的劳动者直接发挥着社会保障的功能。
对于这个特点，我们在今天构建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时，应该有深刻的认识并且据此谋划。
古巴的例子突出表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的特点。
世界银行在2004年度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了“古巴之谜”这个说法，用于指古巴“没有(经济)增长也能(使人民)拥有健康”的卓越成就。
古巴被认为是在低收入水平上也能拥有健康的范例。
虽然古巴仍然非常贫困，但是其婴儿死亡率却低于许多工业化国家，并且一些在发展中国家常见的疾病在古巴也被消灭了。
古巴的收入水乎远远低于加拿大，但是其婴儿死亡率却与后者持平。
古巴是如何努力，从而使其婴儿死亡率至少不高于西半球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也不高于许多工业化国家的呢?见多识广的世界银行专家们感到令人费解，把这称作古巴之谜。
联合国还有一个报告也赞扬古巴在困难时期维持了社会发展。
这份联合国报告说，虽然古巴在20世纪80年代底东欧社会主义集团解体后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但她在社会发展领域的成果得到了维持。
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开发计划署和古巴国家经济研究所进行的调查显示，虽然古巴一下子失去了主要的出口市场和受援助来源，但通过改革和恢复宏观平衡，她在教育、卫生、房屋、粮食和就业方面的成果仍然得以维持。
古巴之谜的关键在于其社会制度。
社会制度决定了其出发点是为大多数穷人服务，政府不惜为此提供公共资金、设计有效的激励措施。
这样做的结果是不仅造福于大多数国民，而且能够满足广阔的国际市场的需要，取得世界性的声誉。
古巴革命后，新政府把健康视为自身的关键业绩指标，全民和公平的医疗保健是新政府要实现的三个最高目标之一。
新政府把注意力集中于为农村提供医疗服务，政府要求所有医科院校新毕业的学生到农村服务一年，政府还增加了农村医疗设施的数量；1961年，政府将私立医院收归国有，使公共部门成为医疗服务的唯一提供者一一这种状况至今没有改变。
古巴政府在医疗方面所花费的国内生产总值要高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
2000年古巴在医疗方面的公共支出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0％，2002年也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6％。
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公共医疗支出的平均水平是3．3％。
只要有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并且二者在一定的产业基础上结合起来，社会的财富就有了不竭的源泉。
公有制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直接结合的所有制形式，对于具有劳动能力、进行着劳动的劳动者来!说，他们的一切都是有保障的，所以他们虽然工资收入不高，却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对于失去了劳动能力的劳动者来说，只要他们所服务的公有制企业继续存在，他们就还是有保障的。
作为我们这个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的公有制企业，其前途应该是不让人担忧的，前景应该是不断发展壮大的。
即使出现部分转、关的情况，只要我们还有大量的公有制企业，安置少数人员也不应该是什么难事。
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基础不同，工业人口与农业人口面临的风险不同，所以没有必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是农民保障自己的经济基础，国家支持农民建立社会保障可以通过直接支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来进行。
在集体经济实力强大的村庄，农民享受着高水平的福利。
对于提供了这些福利的集体企业，国家在政策上应该有优惠。
河南南街村由于集体实力的发展壮大，职工、村民的福利待遇日益增加，免费享受20多项福利待遇，生活、住房、上学、就医等方面无后顾之忧，人人安居乐业、生活幸福。
航民村作为浙江首富村，在工业化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全村村民享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老年村民享有退休金、养老金。
全乡搞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河北晋州周家庄乡1999年底全乡人均公共积累 6666元，兴办起多种社会福利事业，如65岁以上老人每月发放30元养老津贴等。
农村教育、住房、医疗、交通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文化事业和村庄建设不断发展，成为城市化的乡村。
集体承担九年义务 教育阶段的学费。
他们没有两极分化，家家是小康 水平的富裕户。
坚持巩固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是这些村乡各项事业全面进步、和谐社会建设全面推进的根本保证。
他们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发展、村庄建设、村民社会福利保障、科教文化、生活环境、综合治理等方面取得较好的成效，小康建设全面推进，根源在于巩固和发展了集体经济。
现实使干部群众认识到，如果不壮大集体经济，村庄就不会有现在的面貌，村民就不可能享有现在的福利和保障。
三、西方国家的有益启示西方国有企业的职工普遍是高工资、高福利的，形成了一个工人贵族阶层。
针对他们的改革措施往往遭遇巨大阻力而难以为继。
企业总是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的，承担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企业打造自身形象、展示自身实力的一种方式。
在促进就业公平、女性就业等方面，总的来说国有企业做得比较好。
我国国有企业的职工还没有享受到高工资、高福利的待遇，企业所办的学校、医院以及其他服务设施，只要能够负担，就不应该鼓吹不办社会。
职工享受不了这里的这些服务，就要到社会上高价购买，由此加剧了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所导致的社会矛盾。
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剥离办社会所增加的些许效益赶不上支出的增加。
是不合算的。
而且，医院、学校、房地产都是社会上的热点产业，企业开展多种经营为什么不能办呢?考察企业所办的这些产业的效益时，应该考虑到它们为职工提供的社会保障的效益。
20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掀起过私有化潮流，把许多国有经济实体转变为私有公司。
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认为，私有企业比政府管理企业和提供服务更有效率，开放行业竞争是符合消费者利益的理想方式。
90年代是资本主义全面胜利的十年，也是对市场的信仰迅速膨胀的十年。
但是历史并没有在这里终结，21世纪刚刚开始，金融泡沫破碎，市场道德沦丧的后果正在突显，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出现前所未有的迹象，对所有制反思的思潮也在许多地方出现。
2001年10月，拥有英国铁路轨道、信号和火车站的铁路集团宣布资不抵债，通过公私伙伴关系实际上再次国有化。
过去的空中交通管制垄断公司自从2001年私有化之后也在挣扎。
2002年8月，英国最大的核能公司又重开私有化问题的争论，英国能源问题也成为英国私有化失败的最新典型．，英国能源公司是1986年私有化的，生产英国20％的电力，近来连年亏损。
即使自由市场鼓吹者也同意，如果英国能源要保持运转，政府必须采取行动。
研究者认为，最近的麻烦不仅对英国也对其他国家提供了私有化的重要教训：、如伦敦社会市场基金会主任科林斯悦，“我们已经知道并不足所有东两都适合私有化。
”关于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和政联公司(GLCs)的作用，2002年在新加坡国会又引起激烈的辩论，调查研究机构也进行了新的论证。
新加坡的政联公司相当于我们的国有企业。
新加坡政联公司在新加坡经济领域影响很远，新加坡经济的成功可以说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功。
对于政联公司应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多年来在新加坡国会上经历过无数次的讨论。
贸工部政务部长在参加辩论吋反驳了政府的参与会导致政联公司的经营与管理效率和业务表现欠佳的说法，指出这种论调是没有凭据的。
新加坡航空公司和樟宜机场的例子很有说服力：“政府拥有显著股权的新航是全世界表现最好的航空公司，而政府独资拥有的樟宜机场也是商务旅客投选的最佳机场．”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次长顾蔡矶副教授在为政联公司辩护时说，政联公司是新加坡的关键优势，因为只有淡马锡控股有能力把新加坡带到国际市场。
南洋理工大学学者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上市公司当中，政联公司要比非政联公司更有效率，股本与资产回报率也更胜一筹。
南大商学院银行与金融系主任陈光嵘教授与美国佛罗里达州大学的詹姆斯教授对25家政联公司和204家非政联公司1990年到2000年的数据进行研究，说明政联公司的企业监管比非政联公司更为严格，因此有更高的投资价值。
他们的研究发现，在1990年到2000年期间，政联公司的资产回报率比非政联公司高l.7个百分点，股本回报率高10.1个百分点。
政联公司的资产回报率和股本回报率分别是4．6％和]4．2％，非政联公司则是2．9％和4．1％。
与非政联公司比较，政联公司也拥有较高的现金与资产比率一一政联公司是16.4％而非政联公司是13.7％。
充裕的现金说明政联公司并不需要在财务上依赖政府，它在运作方式上与私营公司无异。
政联公司在控制开支方面也比非政联公司规矩。
政联公司的开支与资产比率是50％，而非政联公司是70％，这是政联公司的资产回报率比非政联公司高的原因之一。
《海峡时报》的企业透明度指数排名显示，企业监管最严格的10家公司当中，有五家是政联公司。
国民党失去台湾政权后，台湾也进行了“公营事业民营化”(与我们所说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是一个意思)，国民党政权原来在“计划经济”、“民生主义”的指导原则下对经济活动的管制和干预不复存在了。
通过对私有化效果与社会影响的评估，有的台湾学者认为，公有财产的移转牵涉到许多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问题，包括经济秩序的重整、劳动条件的下降、劳资权力不平等关系的深化、民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机制的丧失及贫富差距的扩大等，看待私有化不应该仅仅依据一个抽象、模糊的效率原则。
他认为，当国家依循(或是假借)自由经济的主张而持续支持私有化政策时，政商利益矛盾只会被强化，个别企业或是整体经济的效率却未必会改善。
承认公营事业诸多弊病的存在和功能的衰退，并不表示私有化做法就是唯一的出路。
私有化并不必然提高效率，而效率是否可以作为衡量所有公营事业存在价值的唯一准则，也是应该被质疑的。
私有化造成资源再分配，必然使不平等结构进一步深化，社会公平被牺牲。
达成经济自由化的策略并不只是私有化，产业的开放竞争其实更重要。
私有化并不必然代表国家经济干预的减少，变化的只是干预的形式。
他把私有化界定为国家减少对经济或社会事务的直接经营或管理，而由非政府组织承担生产或服务功能，他认为至少有四种私有化形式：出售所有权，经营权外包，聘请专业经理人经营公有事业或公共服务，缩小福利范围。
私有化的正当性建立在对市场自我管理能力的过度幻想上。
私有化不只是拍卖国家的资产，也是拍卖国家的责任。
表面上似乎是顺应时代潮流，事实上只是反映出国家官僚体系已经丧失自我监督和控制国家机器运作的能力。
私有化被批评为丢包袱、锯箭法，贱卖国家资产、践踏劳工权益。
他认为马克思早就看出了自由经济理论的盲点，那就是在竞争逻辑下富者愈富。
正如有人所说，社会主义会使人感到寒冷，但是不会有人被冻死；市场体制使人们有被冻死的自由。
美国911事件与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失事事件都是非常引人注目、影响深远的大事件，对于这两个事件，都有美国学者从所有制的角度进行了探讨。
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报应：我们付出的代价”中认为，911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人自己造成的。
因为美国是一个不愿意投资公共安全的国家。
美国机场的安检人员每小时只有6美圆薪水，而在欧洲，安检人员1小时有15美圆的薪酬，另外还有津贴，他们同时还受到了广泛的训练。
归根到底这是因为欧洲的机场安全被看成是执法问题，其费用由机场或政府来支付；但在美国，机场安全费用仅仅由机场自己来支付。
他认为，公共机构由于政客们忙于装模作样地反对“大政府”而一直缺乏可资利用的资源，依靠私人部门去做公共部门的事务是行不通的，一个关键的教训就是：有些事情是政府必须花钱做的。
在关于“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爆炸事故的第一场公开听证会上，重点就放在了美国宇航局的私有化政策等管理体制上。
有人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行的由波音公司和洛克希德一马丁公司负责的航天飞机项目日常运作的私有化酿成了大祸。
我们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时，可以借鉴西方的“社会分红”理念，降低社会保障制度运行成本，让所有人都享受到国有企业赢利的好处。
直接对个人的社会分红反过来又可以加强人们对公有资产的关心度。
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
米德是最早提出“社会分红”这个概念的人。
在米德看来，“社会分红”比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更能促进就业。
“社会分红”给每个公民提供同样的、无条件的基本收入，即无论就业与否均享有“社会分红”，这就调动了“社会分红”受益者接受低收入职业的积极性。
如果现行的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是100元，米德的方案则是，无条件的社会分红80元，如果失业再加20元。
这样一来，失业者如果找到工作，则不再领20元救济，但仍有80元无条件的社会分红。
因此，只要外面工作机会的收人大于20元，失业者就会有激励去找工作。
通俗地说，“社会分红”就是按人发钱，对于减轻贫困、促进消费都有很大作用。
我国已出现了社会分红的初步形式，如对60岁以上只有女孩的父母每年发放一定数额的生活费。
我国中央国企大多是在自然垄断的基础产业部门，如中石油、中石化，这种较有保证的垄断收益更应造福全民，拿出一定比例用于“社会分红”，而不是为部门或少数人独占。
四、打破私有制迷信识破私有化用心美国出版的关于外国国有企业与国有化的有些书副标题都是“对美国企业的威胁”。
有些人应该明白美国人为什么鼓吹私有化了吧。
如果国有企业对经济不利，作为竞争对手的美国何必向你推销私有化呢?欧洲学者与政治家不都像我们某些人那么糊涂。
意大利学者认为“意大利的工业之所以能够得到发展，原因就在于它建立了一种同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所不同的国有经济结构。
”法国前总统密特朗认为，“国有化是保护法国生产的一种武器，”“我要用国有化做戴高乐在原子战略方面所做的事，给法国提供一支经济打击力量。
”毫不奇怪，欧洲国家政府已在欧洲50个最大公司中的一半中拥有直接控股权，可能很少有人意识到许多人们熟悉的公司，如雷诺汽车公司、英国石油公司、瑞典钢铁公司、Rolls—Royces等企业，政府都是唯一的或最大的持股者。
法国和意大利1990年国有经济仍然占20％。
英国大众对私有化的支持率从未超过40％，1990年主张国有化的比例超过赞成私有化的，英国私营铁路的乘客满意度还不如法国国营铁路。
当年私有化浪潮刚过，就有外国学者著书证明，所谓私有化能够提高效率是缺乏证据支持的。
如在关于自来水成本的7项研究中，1987、1986、1983年的研究都发现没有显著差异，1982、1976年的研究是公共部门效率高，只有1978年的研究是私营部门高。
中国有些经济学家鼓吹“股份制改造”是国有企业明晰产权、走出困境的良方，他们以为私有的利己动机才能驱使企业主竭力从事经营从而获得高效率，也许他们不知道这个因素对于大中型企业是难以起作用的；现代企业的激励机制源于个人产权的因素在逐步削弱，国有企业的所有制形式与现代资本主义大公司的所谓归股民所有的形式对企业实际经营状况的直接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丁伯根一语道破玄机：“许多欧洲经济学家与政治家断定，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对于企业效率的影响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管理水平”。
所以，企业效率问题最根本的是竞争与活力问题，或者用时髦的语言来说是“治理结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管理问题。
改制以后也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的，像美国安然这样的公司中下层员工与普通股东还是受到少数上层人物欺骗的。
我有在美国上市的著名网络公司工作的朋友说，他们的员工普遍士气低落，原因就在于他们感到是在给老板卖命，没有成就感和主人翁责任感。
美国盖洛普公司在新加坡的调查也显示，每10个新加坡员工中，有8人对：工作并不那么投入；每8个员工中，有一个对工作不满。
这导致生产力下降，造成每年54亿新元的经济损失。
盖洛普公司认为这与需要提高管理水平有关，管理者在决定员工对工作的投入程度方面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于“路径依赖”，我们走别人的路是要付出社会摩擦的代价的，我们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从来不是照抄照搬就可以了事的，我们要立足实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应该不难想到，国有企业的出路在于实行社会主义经济民主，或者说是把“鞍钢宪法”的精神推陈出新。
我们在谈到遇到的问题时，往往把原因归结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好像等到完善后就没有烦恼了。
被许多人奉为楷模的美国也出现了不敢想像的问题，应该受人尊敬、吓人的大上市公司也是少数人不择手段地欺骗公众，只想着自己圈钱，本来享誉世界的大会计公司也会做假账。
有些人的“美国梦”是不是也该醒醒了呢?我们的股市问题原来美国也是避免不了，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应该认识到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大鱼吃小鱼、资本追逐利润，必然的结果就是两极分化、弱肉强食，对于少数人来说可以上天堂，但是大部分人却不得不下地狱或者在半空中拼命挣扎。
有些人已经在遭二遍苦、受二茬罪了，请精英们睁开眼看看沦落的劳苦大众，问问你们的理论是代表谁的利益的吧!把自己的“学说”建立在许多人的痛苦上，唯几个洋大入的马首是瞻，不仅辜负丫人民，更辜负了时代对真正的学者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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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是提供给特定学生的金钱奖励。
而为什麼学校要设立奖学金呢?。
实行奖学金制度的目的是奖励成绩突出、操行良好等的学生。
这个制度可以帮助调动广大学生奋发向上、刻苦学习的积极性和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品学兼优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而这个制度也是以分数作为基础，即是若果你在学校拿到的成绩愈好，你得到奖学金的机会愈大。
所以如果求学而不是求分数的话，学校都不会设立奖学金制度来鼓励学生去取得好成绩。
由全球最著名的调查公司盖洛普联合麦可思信息管理谘询公司的调查的指出 名校的就业率比一般学校高一个学生要进入名校就需要有好的学内成绩。
如果一个学生只是为了求学而不求分数，这位学生的学内成绩自然会较差。
试想想，剑桥大学会收一个成绩较好的学生，还是一位成绩较差的学生呢
所以说，求学不是求分数这句话直就是妖言惑众，毒害学生的前途。
耶稣信徒有哪些名人
真正的信徒对所谓名人信徒并不关心，重要的是成为新造的人。
林后5:17L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加6:15 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作新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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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有关于地震消防彩排的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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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能在巨大灾难中保全性命，最大程度减少受伤
当发生坠机事件或者地震突然袭来，我们总是将那些幸存的人视为有神明保佑的幸运儿，如果他们坐在另一个座位上或者住在街对面的另一座公寓楼里，他们可能已经死亡。
我们对灾难和毁灭的反复无常感叹。
从发生在四川的强烈地震到缅甸的热带风暴，还有时常发生在美国的龙卷风和森林野火都提醒我们，灾难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人类对于灾难的承受能力的不同几乎完全取决于我们生活的地方。
但是在灾难中存活并不完全是幸运，我们能做很多事情增加在灾难中的存活机会，哪怕是最可怕的灾难。
这其中首先包括准备工作，例如在发生地震的时候果断将热水锅炉关闭，或者在飞机起飞之前花一两分钟的时间阅读安全指引，当然心理状态也很重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灾难个性”，也就是在危机中的表现方式，这是深埋在深处的性格格。
事实是我们可以不断改进这种“灾难个性”，同时让我们的大脑更快、更聪明地处理危机。
人的大脑在出生时已经自动安装了基本求生程序，当处在恐惧中例如被野兽或者敌人追赶时，大脑会发出指令刺激产生一种超能激素，刺激人体在各个方面的表现机能，在这种超能激素的刺激下，血液会按照最大量标准被泵到四肢末端，使我们能以平时无法达到的速度奔跑。
但是在现代社会，我们很少有机会遇到这样的时刻，因此这种自然本能很少被激活。
科学家们对这一方面大脑的运作同样了解甚少，尽管相关研究在某些领域一直进行，也正逐步产生结果。
在灾难面前我们可以更好地判断威胁的严重程度，因为今天的人类具有我们祖先没有的技术优势，至少我们能判断灾难比较有可能在什么地方发生，但是我们总是喜欢打擦边球，无耻地和灾难“调情”，例如我们在飓风经常光临的地方修建成排的超高建筑，我们在地质断层上面建造人口众多的城市，好像希望自然被我们的无畏吓退，然后就不来打扰我们。
另外现代的我们依靠一个庞大的电力系统从远程为我们输送最基本的需要例如温暖和照明，需要一个庞大的供应网络为我们提供食物，一旦灾难中发生断电现象，很多在摩天大楼里工作的人甚至不知道逃生楼梯在哪里，要是沃尔玛这样的大型连锁超市不能营业，70%的家庭在一周之内会没有食物。
气象局已经预告今年大西洋沿岸的飓风气节将从6月1日开始，同时今年的飓风将比历年平均更频繁，但是没有人为这则消息认真做准备，大多数只是泛泛说一句，但愿我没有那么倒霉。
幸好我们还能获取知识，专家们已经开始研究如何能够克服我们的盲点和更加理智地面对危机。
在实验室和射击场上，他们专门研究人体和精神在巨大压力下会产生什么不同反应。
军方的研究人员更是设计了大量的复杂试验试图弄明白，什么样的人在巨大压力下会投降而什么人不会。
士兵、警察、赛车运动员和直升机驾驶员都要经过专门训练，了解自身在遇到最坏情况时会产生什么反应，而一般的人则通过这些人的例子不断强化这种印象，在自己遇到相似危机的时候产生相似行为，毕竟我们都有可能出现在灾难的首发现场。
当然没有任何人能在灾难来临之前就制定好逃生计划，但是这并不意味我们就此放弃一切准备，边祈祷边故意忽略灾难。
作家亨特·S·汤姆森说过：“向神祈祷吧，但同时努力远离礁石。
” 在过去几年中，研究人员对在恐怖灾难中不可思议地存活下来的人进行访问，他们的故事包含了智慧和运气，几乎所有被采访者都说在危急中，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触感和听觉，或看到任何事物符合他们本来的预期。
相比起预期，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在某些方面更好，在其他方面更差。
他们说，有一些事情，他们希望他们事先知道，他们也希望读者能知道。
那么，下面讲述3个的故事，伴随着一些来之不易的关于运气和损失的智慧： 惊恐应变 当灾难降临的时候，如果人群出现不当反应会使最终的伤亡数字成倍增加，通常情况下这种反应失常是指人们突然呆住了，像僵尸一样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或者四肢失去所有活动能力，突然成为跛子。
1994年9月28日当“M.V.爱沙尼亚号”在波罗的海还失事时，很多人就出现这种反应，这是欧洲现代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海难。
“M.V.爱沙尼亚号”是一艘巨大商轮，专门运输汽车，出事时它正行驶在从母港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长达15小时的航程中，尽管整个晚上的天气都很糟糕，暴风雨不断，船员们没有意识到可能发生大问题，船上酒吧里正有乐队高歌助兴，这艘有10层甲板的船在公海水域航行，正如过去 14年一样。
肯特·哈斯特，如今是瑞典国会议员，当年他29岁，正是船上的一名乘客。
那个晚上他和另外50名乘客在酒吧里玩乐，所有人都又唱又笑，但是在午夜一点的时候，船身突然向右舷侧倾30度，将乘客、自动售货机和花盆横空甩过通道。
在酒吧里几乎所有人都被狠狠摔在地面上，只有肯特在紧急中抓住一根铁杆，吊在所有人上面。
“仅短短的一秒，世界从一个明亮、快乐、美好的境界，变成了一片沉寂。
我猜想每一个脑子都像计算机一样在拼命运转，试图理解发生了什么事，”肯特说。
随后而来的是尖叫和哭泣，很多人在摔倒过程中受重伤，但是船体严重的倾斜使得行动极为困难。
肯特开始计划应对，这要得益于他以前在军队中学到的生存技能，他说：“我的反应和正常状态下的晚鹰非常不一样，我对自己说，好吧，现在有两个选择，选择 1和选择2，决定了就行动。
我不曾想过船有可能会沉没，甚至没有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和许多幸存者一样，肯特正在经历“个人中心地位的幻像”，这是大脑的一种应对机制，其大脑集中在个人的经验上：“我只是看到我很小的世界”。
当肯特艰难地向走廊走去，他发现周围的乘客有奇怪举动，他们不像他一样行动，反而是呆呆地坐在走廊上。
就好像童话中那些被施了魔法的人一样，变成了“石头”，问题在于这样的人并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几乎在酒吧里的所有人，他们的意识都还清醒，但是已经没有任何行动反应。
和很多人的预期相反，在灾难发生的时候，人们普遍变得安静、柔顺，惊恐和恐慌却非常罕见，最大的问题是大家采取的行动太少、太慢。
他们有时完全自闭，陷入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
在“M.V.爱沙尼亚号”号，肯特努力克服地心引力爬到楼梯上，在外面的甲板上，船上的灯光依然亮着，而明亮的月光也静静洒下，因此所有人的活动和状态都被他一览无遗。
肯特回忆说，最难以置信的是一个男人依旧靠在甲板边上吸烟，很多人正在奋力抓住翻滚的甲板上可以固定的东西，另外在搜寻救生衣和救生船。
一个来自英国的乘客保罗·巴尼（PaulBarney）回忆说，当时看到很多人就好像雕像一样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后来接受《观察家》杂志采访时他说：“我一直问自己，为什么他们不试图逃出这个地方
” 后来在接受警方调查的时候，一些幸存者表示他们完全能理解这种行为，在危机中的某些时刻他们自身也感觉到强烈的、几乎难以克制的欲望停止一切行动，只有当想到自己所爱的人，尤其是想到了孩子，他们才强迫自己冲破这种欲望。
这几乎使所有灾难幸存者中最常见的情节。
凌晨1时50分，在第一次求救电话发出后仅30分钟，“M.V.爱沙尼亚号”消失了，底朝天沉入海中。
就在船沉没前片刻肯特已跳下船，爬上一个救生筏。
在漂浮了5个小时后终于被救出。
最后统计显示船上989人只有137人幸存。
大多数受害者都是在沉睡中葬身于“M.V.爱沙尼亚号”。
他们没有争取挽救自己的机会。
灾难原因调查的结论是，该船船头停放汽车的甲板大门被打开，以致海水涌到船上。
消防队员、警察教官甚至股票经纪都讲述过类似的故事，目睹人在极端的压力下冻结。
进化心理学家戈登·盖洛普（GordonGallup）发现，当动物被困时也会进入这种状态，偶尔装死可以遏制捕食者的攻击。
在“M.V.爱沙尼亚号”之类的巨大灾害中，冻结是自然的反应，也是可怕的错误。
在极端危机中，我们的大脑在搜索一个适当的生存反应时可能选择错误反应，既冻结一切原始反应，就像过马路的鹿经常冻结在汽车大灯之前一样。
不过令人欣慰的一点是大脑是可塑的，它可以被训练以做出更恰当反应。
如果恐惧少一些，那么大脑作出冻结反应的可能性相应也会小。
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发现，如果小白鼠大脑中的杏仁核杯永久性损伤，即使遇到一只猫也不会冻结，而杏仁核就是大脑处理恐惧的部分。
如果我们能减少我们自己的恐惧，哪怕一点点，我们或许可以做得更好。
强制性和事先没有通知的防火演习可以大大减少人们在紧急情况下的恐惧，事先已经知道楼梯在哪里能给你的大脑一个优势。
同样地，研究飞机坠毁的人发现读安全简报卡的乘客更容易生存下来。
这些程序尽管很多人认为是一个极大的浪费时间，其实是给我们的大脑一个应急的蓝图。
我们还可以帮助其他人做得更好。
响亮的声响可以使动物摆脱冻结状态。
同样，许多乘务员现在都接受训练，在飞机燃烧时对着乘客大叫：“出去
快跑
”人在灾难中希望有人领导，然后他们就可以做了不起的事情。
各自发挥 即使是在最混乱的时刻，我们的社会关系基本上仍完好无损。
这种凝聚力既有正面也有负面的效果，但它有助于了解我们在什么方面需要努力。
1977年5月28日，一场致命火灾发生在美国一个叫做比佛利山庄的晚餐俱乐部，这是一个迷宫般的消闲宫殿，有多个餐厅、宴会厅、喷泉和花园，坐落在离辛辛那提5英里以南的海岸边。
那天达拉·麦克考利斯特（DarlaMcCollister）就在俱乐部里举行了婚礼，花园里的宣誓仪式结束后，宾客们步入餐厅，此时服务员告诉她，楼里有一个小型火灾，开始于毗邻新娘更衣室的斑马屋，原因是电线着火。
但是当时包括达拉在内的所有人都不曾想到，在天明之前，大火摧毁了整个比佛利山庄，所有人都以为小火会被控制，因此没有进行疏散。
随着时间推移，浓烟开始出现在几乎所有房间，然后一瞬间，大火冒了起来。
那个周六的晚上，有近3000人把俱乐部挤得水泄不通，最后统计167人死于火灾。
灾难给我们许多残酷教训，有些是明显和悲惨的：俱乐部没有自动洒水器或发声火灾报警系统。
火灾也使官方对人群体行为的期望变得更加复杂：在危机中，文明社会的基本常识仍然有效。
只要有可能，人们会集体行动，他们往往互相照顾，并保持他们原有的等级秩序。
“人死于与他们生活同样的方式，”灾害社会学家李·克拉克（LeeClarke）说：“与朋友、亲人和同事在一起，在团体中。
”在比佛利山庄的火灾中，餐桌的服务生只警告了他们负责的桌子上的客人要赶紧撤离，但是却没有警告隔壁桌子的客人，负责带位的女招待只疏散了被她领到座位上的人，但绕过其他人，因为那不是她的客人。
厨师和清理人员，也许习惯于体力活，都赶去灭火却忘了自己先要逃生。
一般来说，男性雇员比女性雇员更有可能帮助他人，或许是因为社会期望妇女被保护而男人应该保护他人。
客人们又是怎样做的呢
大部分客人仍是做客到底，有的甚至继续庆祝，不顾浓烟渗入房间。
一名男子在撤离的时候还将自己订购的朗姆酒和可乐带走。
当第一个记者来到火灾现场，他看到的客人仍在楼前车道上嘬着鸡尾酒，笑着讨论是否无需付账便可离开。
随着烟雾加剧，俱乐部的一个宴会队长，韦恩·达梅尔特（WayneDammert）偶然看到某个走廊里挤了近百个客人，灯光忽明忽暗，烟雾越来越浓重，他记得最清楚的是，拥挤的走廊里只有沉默。
“天，没有任何声音，没有一声尖叫，什么也没有，”他说。
站在那里、沉默在黑暗中的人群中正等待被一个人领导。
比佛利山庄的雇员没有受到过任何应急训练，但他们表现出色。
整个山庄出口很少，又难找到，但达梅尔特指示人群通过一个服务生走廊进入厨房。
“我的想法是，疏散这些人是我现在的责任，”他说，“我认为，大部分的员工都是这样想的。
”达拉仍然穿着她的婚纱，招呼她的客人出去。
“我将很多人推出门去，就像赶牛一样，告诉他们要去哪里，”她回忆说。
她认为这是她的责任：“这是我的客人，他们因为我才在这儿。
” 诺里斯·约翰逊（NorrisJohnson）和威廉·费因伯格（NorrisJohnsonandWilliamFeinberg）当时是辛辛那提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他们设法获取了警方约谈数百名生还者的笔录，这是难得和宝贵的资料库。
“我们只是不能相信那时的情形，”现已退休的费因伯格说：“人们仍然忠于自己的身份和社会角色，估计有60%的雇员试图以某种方式帮忙，无论是指挥客人撤离或是灭火。
相比之下，嘉宾中只有17%的人去帮忙。
即使嘉宾中，行为也反映出他们的身份。
在那里用餐的医生自然担任医生的角色，实施心肺复苏术或者给伤口包扎，和战场上的医务人员一样。
护士做着同样的事情，甚至有一名医院管理员自然而然地开始组织医生和护士们。
” 社会学家以为会看到灾难中人性自私的证据，但是失望了。
“人们一直谈论着当时的秩序，”费因伯格说：“人们用上了他们在一年级的防火演习所学到的经验。
‘保持队列，不要推，我们都能出去。
’大家都在排队
这绝对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 我们所有人，特别是一个城市、一个公共场所、或是一个公司的负责人，应该知道人民是可以信任的，在最危险的时刻，他们会各尽其能。
如果事前就鼓励他们危难中努力求存，他们还可以做得更好。
在纽约市，虽然安全工程师一再强调，摩天大楼里进行的防火演习意义重大，但这还不是强制性的。
城市房地产局担心强制性演习可能导致居民受伤，进而导致诉讼。
在这些官员看来，诉讼比一场未知的灾难更可怕，这种看法多么令人羞愧，因为如果灾难真的发生，人们将尽力达到他们的行政总裁或城市管理者的期望，他们将追随他们的领导人几乎到任何地方。
相信自我 每一个灾难，瓦砾之下都有证据表明，我们可以预防得更好。
大部分工作是物理上的，例如，建立更牢固的建筑物，在更安全的地方建造。
但准备工作也有心理上的。
当人越觉得他有控制局面的能力，他的表现就越好。
当人认为有可能生存下去，他便有神奇的创意。
所有需要的是敢于相信我们的行为会发生作用。
2001年9月11日，当飞机击中了世贸双塔时，里克·雷斯科拉（RickRescorla）就体现了这种求生精神。
作为摩根士丹利在世界贸易中心安全部负责人，雷斯科拉认为，普通人有能力取得伟大成就，只需要一点引领。
他使得摩根士丹利的雇员承担起令自己生存的责任，这在那天贸易中心内的其他公司里几乎没有上演。
雷斯科拉在当兵时学到了很多的生存技能，他的下半辈子大部分时间花在巡逻大理石大堂周边上，正如他们早年巡逻战场一样。
在英国出生的他参加了美国军队，因为他要争取去越南，他在越南战场上获得了银星、铜星和紫心勋章。
他的事迹被记录在1992年中将哈罗德·穆尔（HaroldG.Moore）和约瑟夫·加洛韦（JosephL.Galloway）的著作《我们曾是士兵和年轻人》中。
他退役后搬到新泽西生活，做一名保安行政人员，但雷斯科拉的行为在某些方面看，仍像一个在战场上的男人。
他所在摩根士丹利的部门占据世贸二楼22层和附近建筑的几个楼层。
1988年泛美航空公司103号班机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被炸毁之后，雷斯科拉担心恐怖分子会袭击世贸中心。
1990年他和一名战时好友合写了一份报告交给拥有世贸中心地产的纽约和新泽西州港口管理局，坚持大楼的车库需要更多安全措施。
但他们的建议由于花费太多被彻底忽略。
3年后，正如雷斯科拉的预测，拉姆兹·优素夫（RamziYousef）驾驶装满炸药的卡车顺利进入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下车库。
因为这个雷斯科拉有了他所需要的公信力，加上他强势的个性，他随后改变了摩根士丹利的安全文化。
“9·11”事件发生时，雷斯科拉意识到自己有能力让办公室的人员都成为幸存者，他尊重每个人的能力，也理解突然冻结的危险以及尽快超越初步恐慌并开始行动的重要性。
在1993年发生恐怖袭击的时候他目睹公司的职员排队从逃生通道落地下楼，她知道那个速度实在太慢。
另外他认为要依赖于急救员挽救他的雇员是愚蠢的，摩根士丹利是贸易中心最大的租户，如同坐落在云中的一个村落，公司的雇员需要互相照顾自己。
他曾经命令他们在真实的紧急情况下不要听从港口管理局的任何指示，在他眼中，该局在没有回应他1990年的警告已失去了所有的合法性，在那之后，雷斯科拉就以自己的方式运行整个公司安全策略。
他经常进行突击防火演习，训练员工先在走廊会合，再从楼梯间两两下到第44楼。
雷斯科拉的演习在很多人眼中太激进，这一点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请记住，摩根士丹利是一家投资银行，员工是第73楼的百万富翁和高能的银行家，他们没法欣赏这样的打扰。
每个演练要迫使经纪挂掉电话，远离他们的电脑，这些都是成本，是公司的钱。
但雷斯科拉还是这样做了。
他的军事训练曾教他一个简单的人性规律：在极端的压力下，令脑运转的最佳办法是事先反复彩排。
最初几次演练雷斯科拉指责雇员动作太慢，后来他开始计时，于是他们变得更快。
他还给员工们讲一些基本的紧急情况常识：由于屋顶营救是稀少的和极其危险的，人们应该往下走。
“9·11”当天上午，雷斯科拉听到了爆炸声，并从他的办公室窗口看到世贸一座楼起火。
港口管理局官员通过广播敦促大家留在他们的书桌。
但雷斯科拉抓住他的大喇叭、步话机和手机，开始有系统地命令摩根士丹利雇员撤离。
他们的表现极佳。
他们已经知道要做些什么，甚至250名来参加股票经纪培训班的访客也如此。
有人已经告诉他们最近的楼梯在哪里。
“知道去哪里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的大脑，至少我的大脑，刚刚关机。
您需要知道在此情况下该怎么做。
”摩根士丹利执事比尔·麦克马洪（BillMcMahon）说：“你此时不想做的一件事就是不得不在灾难来临的时刻思考。
”如果他们事前收到过雷斯科拉向下不向上的警告，很多9“·11”殉难者原本可以幸存下来。
但在没有其他信息的情况下，有些人还记得1993年部分人员被从屋顶疏散。
所以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光，用在了爬到大楼顶部，才发现大门反锁。
当雷斯科拉指挥的人们下到44楼时，第二架飞机击中世贸南塔，他们所在地以上38层。
全楼猛烈摇晃，有些人被摔在地上。
“停住，”雷斯科拉通过大喇叭下令：“不要动，保持沉默，保持平静”。
于是乎没有人说话，没有移动，所有人如同被雷斯科拉下了咒语一般。
雷斯科拉曾率领官兵在夜间通过敌方控制的越南中部高地。
他知道大脑害怕时反应不佳，但他也知道注意力可以被分散。
那时他用唱歌来使他的人平静下来。
当时，在拥挤的楼梯间，雷斯科拉又唱了起来：“科维尔的男人站得稳，他为战斗准备好，他从来没有屈服
”在唱歌之余，雷斯科拉打电话给他的妻子：“不要哭泣，”他说：“我必须让这些人安全地出去。
如果我有事的话，我希望你知道我现在无比的快乐，你给了我生命的意义。
”不久之后，他成功地疏散了绝大多数摩根士丹利的雇员。
然后，他回过头。
他最后一次被看到是在10楼向上爬，不久之后，整座楼倒塌。
他的遗体，一直没有被发现。
雷斯科拉教会摩根士丹利的雇员如何挽救自己。
这是一个稀有和珍贵经验。
当大楼倒塌时，摩根士丹利的员工中只有13人死亡，其中包括雷斯科拉和他手下的4名保安人员，其他2687人安全离开，这是一个凡人创造的神迹。
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