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事件
文字狱是扼杀人民思想的专制制度，以清朝的文字狱最为惨烈。
清朝南侵以来，对中原民族不但在军事上予以残酷杀戮，而且在经济上大肆掠夺破坏，尤有远见的是大量炮制文字狱，大搞文化压迫。
早在清军入关不久，清廷就开始了对中华文化的压迫摧残。
顺治二年(1645年)，江阴人黄毓祺被告发写有诗句“纵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还”，被指为反清复明，抄家灭门戮尸，儿女发配给旗人为奴。
顺治四年(1647年)，广东和尚释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以私撰逆书的罪名流放沈阳。
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是目无“正统”的“不赦之条”。
由此清廷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这就是最早的言论审查专制。
跟之后的雍正、乾隆两朝相比，康熙朝的文字狱还不算非常严重，但是也杀戮了大批文人。
从庄廷鑨明史案说起，却说明熹宗天启朝内阁首辅朱国祯受魏忠贤排挤，告病回到老家浙江乌程，编了一本《皇明史概》并刊行，未刊的稿本有《列朝诸臣传》。
明亡后，浙江湖州有个叫庄廷鑨的富户，他是个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也想搞一部传世史作。
但他自己并不通晓史事，于是出钱从朱国祯后人处买了史稿，并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
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尊奉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写明将李成梁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 “尚贼”、 “耿贼”，写清军入关用了 “夷寇”等等，这些都是清廷极为忌讳的。
这部《明史辑略》刊刻后，起初并无事，只因几年后几个无耻小人，想去敲诈庄家，才惹出事来。
当时主事者庄廷鑨已死去多年，庄父仗着有钱买通官府将敲诈者一一顶回。
不想一个叫吴之荣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
鳌拜等人对此大感兴趣，颁旨严究。
于是与庄氏《明史》有关连的人大祸临头。
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水秀丽的杭州城，清军将《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一时血溅人间天堂。
“主犯”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
明史案开了以“逆书”索赂的恶劣先河。
一些恶棍效法吴之荣，去挑别人书文中的纰漏，牵强附会，指为“逆书”，漫天敲诈。
如孙奇逢所编的《甲申大难录》被人控告是纪念亡明，孙奇逢因此被押进京入狱，经人营救方才出狱。
后来竟发展到歹徒们索性自制逆书，想敲诈谁就把谁的名字列上。
这要数沈天甫、夏麟奇、吕中等人胆最大、心最黑。
他们刻印一本诗集，假托为陈济生所编，书中作者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七百余名。
康熙六年(1667年)沈天甫到内阁中书吴元莱家索银两千两被拒，遂将此书检举报官，经刑部审理大白真相，沈天甫四人被斩于西市。
康熙五年(1666年)，山东发生了黄培诗案。
黄培是山东即墨人，明末官至锦衣卫都指挥使，明亡后，隐居在家。
曾经接济过于七农民起义军，所作诗如“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人金徽”、“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反映出黄培反清的民族思想，他还和一帮同道结为大社。
告黄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仆黄宽之孙黄元衡。
黄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进士、当上翰林后，为了归宗还姓，解除与黄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黄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悖逆”的诗文书籍等。
因此黄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狱，被处斩。
姜元衡还嫌不够，又伙同恶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禀文，指控顾炎武等“故明废臣”和对清廷怀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间的通信，不是密谋造反，就是诽谤朝廷。
在这份居心叵测的禀文中，姜元衡点了约三百人的名字，企图制造一件大案。
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办理的地步，山东总督、巡抚也亲自过问。
顾炎武为此被囚禁了近七个月，经朱彝尊等人四处营救才出狱。
康熙十九年(1680年)，发生了朱方旦中补说案。
朱方旦是个名医，他发现了“脑”才是思想中枢，而不是传统医学认定的“心”，“古号为圣贤者，安知中道
中道在我山根之上，两眉之间”。
此说一发表，引起医学界极大的震撼，群起挞伐，最后他以“妖言惑众”之罪处斩，所有著作一律焚毁。
他还有不少医学著作，如《中质秘录》，在这部书中会有多少超越西方医学的发现，也已经无从得知。
康熙帝虽然对科学有兴趣，却也最恨他，力主一定要斩首。
当时征吴三桂有功的顺承郡王勒尔锦十分尊敬朱方旦，因此极力营救，康熙帝便先革了勒尔锦，再下诏杀死朱方旦。
明中叶以来的文艺和科技复兴，就被这一系列的文字狱扼杀中断了。
后来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甚感愤慨，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
康熙五十年(1711年)，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因为书中用南明年号并涉及多尔衮不轨之事，康熙帝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给满清功臣家作奴仆。
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刑；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宁古塔充军。
由《南山集》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后来康熙帝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本来应处斩刑之人如戴家、方家都流放黑龙江，方孝标已死，但仍被发棺戮尸。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民间有说唱艺人徐转，用说唱的方法写历史。
这本是一代创举，但是康熙帝认为他亵渎历史，就将徐转问斩了。
雍正朝的文字狱始自年羹尧案。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带平叛屡建功勋，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一意依附当时还是雍亲王的允禛。
允禛篡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
年羹尧又因妹妹是雍正暴君的妃子，开始居功自傲，暴君早就想杀一儆百，只是苦于没有借口。
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臣僚上表称贺，暴君特别注意年羹尧的奏表，并找到了“毛病”，一是字体潦草，二是将成语 “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此语意为终日勤慎，就是写倒了意思也不变。
暴君可不管这些，认为年羹尧居功藐上，心怀不轨，那些对年羹尧有怨怼的人见皇上带了头，便群起而攻之，于是年羹尧被劾成九十二条大罪。
暴君令年羹尧自裁，亲族、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凡是与他有一丝牵连的人统统受到处罚。
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祺斩首示众，即汪景祺西征随笔案。
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尧的心腹。
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
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
年羹尧得罪抄家，《西征随笔》被缴进宫中。
雍正暴君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
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大约是随笔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提醒年羹尧。
暴君因此愤恨，但是又要表现自己孝道，处罪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
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了十年。
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
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
与年羹尧有牵连的还有钱名世名教罪人案。
钱名世字亮工，江苏武进人，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谊。
雍正二年(1724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诗句。
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闻逃。
雍正暴君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
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
暴君荒淫无道，什么酷刑都想得出。
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
暴君还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巡抚奏明治罪。
这还不够，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暴君又命京官自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
暴君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全国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
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
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尧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暴君夸奖。
而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
作诗的人当中，有叫查嗣庭的，他批判钱名世“百年遗臭辱簪缨”；有叫谢济世的，他批判钱名世“自古奸谀终败露”；但是不久，他们就跟着遭殃，亡国奴做猪做狗，仍不免挨噬。
隆科多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是康熙帝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
隆科多和年羹尧一样，是雍正暴君的重臣，没有他二人，暴君很难登位，尤其是隆科多，直接参与了弑君改诏篡位。
暴君的江山坐稳了，就要除掉知道秘密的人，年羹尧已除，隆科多也必须死去。
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
次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而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数月。
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选入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
该文字狱详见清初六家卷查慎行传，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案件结束，查嗣庭戮尸、枭首，亲族或斩或流放，牵连的江西官员统统革职。
不仅如此，由于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暴君进而迁怒于浙江士人。
查嗣庭下狱的次月，即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清廷特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接着东南各省相继设立观风整俗使)。
十一月又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会试。
吏部侍郎沈近思上疏拥护，说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条陈整顿风俗、约束士子的十条建议，雍正暴君批转浙江巡抚和观风整俗使议行。
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经浙江总督李卫请求，暴君才解除停止乡会试的诏令，两年后撤消观风整俗使。
其后又有谢济世案、陆生楠案，两案都胎育于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
田文镜是监生出身，从州县小吏历练而上，雍正二年(1724年)擢受河南巡抚。
他政令严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员办事懦缓，接连劾罢三四员州县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黄振国，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荐。
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隶总督的李绂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镜循例迎送。
科甲出身的李绂忍不住指责田文镜，说他不该有意蹂躏读书人。
于是田文镜上密疏参劾李绂因与黄振国等人科举同年，所以有意袒护，言下之意是说李绂等人私结朋党。
不久，李绂入京觐见，陈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
雍正暴君稍加调查，就怀疑李绂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党。
同年冬，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上疏参劾田文镜十罪。
暴君，把奏疏退还，而谢济世坚持要上疏。
暴君一怒之下把谢济世革职逮捕，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审拟斩。
由于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全一致，都为黄振国鸣冤，黄振国是蔡王廷所荐，蔡王廷与李绂关系亲密，暴君于是认定这几个人在搞朋党，将谢济世减死发配新疆阿尔泰；蔡王廷降为奉天府尹；李绂降为工部侍郎(不久革职)。
陆生楠，举人出身，以军功迁授吴县知县。
引见时暴君见他应对滞讷，“举动乖张”，便把他扣下来留京学习办事，后改除工部主事。
再引见时，暴君见他傲慢不恭，所呈奏折又写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句，觉得是讽刺自己。
暴君进而想到他是广西人，与谢济世是同乡，而李绂原先做过广西巡抚，“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
于是命把陆生楠革职，也发配阿尔泰。
陆生楠在阿尔泰著有《通鉴论》十七篇，竟成陆生楠通鉴论案的祸源。
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疏劾陆生楠《通鉴论》十七篇，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通鉴论》随本缴进。
雍正暴君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谕内阁，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
批驳完，暴君“提议”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拟陆生楠应治之罪。
从官当然遵旨惟谨，这年年底，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处死刑。
锡保在疏劾陆生楠的同时，对谢济世也参了一本，说谢济世所著《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书随本缴上，即谢济世注大学案。
雍正暴君读过后颂谕内阁，认为谢济世不仅毁谤程朱，而且对时政“恣意谤讪”，尤切齿于《注》中所去：“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咄咄逼问道：“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
为朕躬进谏者何言
朕所拒者何谏
所饰者何非
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
”然后命朝臣议谢济世应治之罪。
众臣拟谢济世与陆生楠一同处死，暴君心血来潮，玩的就是心跳，密谕锡保在杀陆生楠时把谢济世一同绑赴刑场，最后却宣布谢济世免死，不知当时两人是何感受。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人拦轿投书。
这就是曾静、吕留良之狱，详见江东义士卷吕留良传。
案结处置，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悉数没收。
吕留良学生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学生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数人受杖责。
而曾静供词及忏悔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
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浙一带等地宣讲，命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
可笑的是老子定案、儿子翻案，暴君曾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继位，尚未改元就公开翻案，命将曾静、张熙解到京师，于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死，并列《大义觉迷录》为禁书。
而汉奸岳钟琪也没有好下场，他后来因进讨准噶尔失利，被大学士鄂尔泰所劾，下狱判斩监候，到乾隆初年才获释。
《大义觉迷录》在广东巡讲时，广东巡抚傅泰从张熙供称钦仰广东“屈温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学者屈大均号翁山，猜想“温山”是“翁山”之讹。
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诗外》诸书，果然发现其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
这样，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发。
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来县教谕)自动到广州投案，缴出父亲的诗文著作和雕板。
案情上报，刑部拟屈大均戮尸枭首；因屈明洪自首，故免死，仅将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诗文禁毁。
这就是屈大均案，详见岭南三大家卷屈大均传。
然后又有裘琏戏笔之祸。
裘琏是浙江慈溪人，少时曾戏作《拟张良招四皓书》，内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贤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语句，当时颇为传诵。
康熙末年，七十岁的裘琏中进士，后来致仕归乡。
雍正七年(1729年)，八十五岁的裘琏突然被捕，原来有人告发他那篇代张良写的招贤信是替废太子允礽出谋划策。
次年六月，裘琏卒于京师狱中。
少年戏笔，老年得祸，真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
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是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也是顾炎武的甥孙。
雍正八年(1730年)，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暴君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
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如下诗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于是暴君认为这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
在雍正暴君的残酷文化压迫下，中华文化得到很好的摧残，暴君政绩斐然。
雍正十一年(1733年)，暴君下诏征举士人，想学康熙重开博学鸿词科，谁知响应廖廖，只得作罢。
人才凋零，文治废弛，一至于此，文字狱的消极影响于此可峥。
到了所谓的“圣主”、“十全老人”乾隆帝时，文字狱则达到顶峰，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
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这意味着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
而由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造出的文字狱，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
甚至一些疯子胡乱涂抹也被定为“逆案”，凌迟处死，荒唐到极点。
乾隆帝刚即位时，还假惺惺地笼络人心，首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制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
为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冤狱，乾隆帝暂时听从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妖言禁诬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
虽然此时文人早被康熙、雍正两朝抽去脊梁，但仍然高兴万分，纷纷上表称颂乾隆“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并大施感情代理权编造民谣：“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
”以对比雍正时的歌谣“雍正钱，穷半年”。
然而乐极生悲，乾隆十六年(1751年)，文字狱又死灰复燃，起于“伪孙嘉淦奏稿”案。
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书及直隶总督、湖广总督等中央、地方要职，以敢于直言极谏著称，声望很高。
乾隆十五年(1750年)前后，民间出现了一个假托是孙嘉淦写的奏稿，稿中的内容“五不解，十大过”，直指乾隆帝，并把当时的朝中大臣几乎全部进行揭露斥责。
全国十八省皆争相传抄伪稿，次年六月，伪稿流传到云南时被当局发现，由此顺藤摸瓜，辗转根究，在全国追查伪稿作者。
山西巡抚阿思哈上奏，说流寓山西介休县的直隶民人王肇基呈献诗联，毁谤圣贤；狂妄悖逆。
乾隆皇帝立刻命其悉心根究，是否为伪奏稿案的“党羽”。
后来，阿思哈查明王肇基进献诗联是为取悦皇上，要求皇上任用他，与伪稿无关。
接着，又有人揭发山东巡抚准泰在追究伪奏稿一事时有失职和拖延，旋即被乾隆皇帝革职拿问，调河南巡抚鄂容安接替其职。
以上两件事，在乾隆帝看来，前者说明伪稿流传甚广，肯定其党羽不少；后者说明地方官员在办理此案时，存在故意推诿、拖延的情况。
于是八月二十八日，乾隆帝命军机大臣传谕各督抚，所有诬捏撰写、分散传播之犯为首恶渠魁：传抄之犯中，凡借以煽惑众心，为之注释，及仿效词句，私自记载者，均当从重办理。
又向各督抚提出警告，倘若姑息养奸；苟且了事，不实心查办者，均按对准泰的处置办理。
皇帝督促之下，各省督抚全力缉查、不敢怠慢。
九到十二月之间，各省先后查出伪稿有加注批语的情况：浙江郭县知县、巡检、千总曾传阅伪稿；甘肃也查出抄传伪稿的人犯若干名，更有甚者在西南的土司境内的土官家也有传抄的。
一时间各省查出伪稿传抄的奏报象雪片一样，飞送京师。
乾隆帝叹道：“此等逆恶之词，蔓延各省，甚竟传人土司内，其流传之广，一至于此
”到该年年底，各省已查拿不少人犯，其中以湖广、江西最多，而四川一省就捕获了二百八十余人。
在这种情况下，秘密查访已经不可能了，从乾隆十七年以后，不得不由某些省的秘密缉访转向全国性的公开严查。
然而查来查去，涉嫌者及传抄之人，不是互相指责，就是将责任推向已故之人，有的在严刑逼供下则认罪，松刑又复呼冤，使案情纷繁复杂，年终整个案情仍很混乱，一直没有结果。
伪稿一案追查不力，乾隆帝迁怒于督抚官员，事涉封疆大吏，一些朝臣企图劝谏。
十二月十九日，御史书成奏称：伪稿一案株连波累，恳请将现在人犯概行宽释。
却遭到乾隆帝斥责，遂被革职。
之后，又有乡居在籍侍郎陈群奏言，其意也是不必查办伪稿，同样遭到乾隆帝痛责。
到此无人再敢劝阻。
此时乾隆帝认为既已延及数省，迟至经年，断无骤然中止之理，但要继续查下去也很困难。
就在这进退两难之际，江西巡抚鄂容安查获传抄伪稿的长淮千总卢鲁生，经军机大臣审讯，供出其稿得自南昌守备刘时达、刘守朴父子。
于是将卢鲁生、刘时达父子押到北京，责成军机处进行审讯。
在乾隆帝看来，伪稿一案似乎有了头绪，如不出意外，伪稿必定为卢鲁生及刘氏父子所捏造。
但是又有刘守朴的幕友孔则明供出，封寄伪稿给刘时达系其代为经手，其伪稿乃得自苏州。
这样一来，案情横生枝节，又陷入追不到源头的困境。
一年来，全国上下大张旗鼓追查伪稿，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力财力，也不知牵连了多少人，乾隆帝既找不出主犯，又不能继续追查，就将卢、刘二犯作为替罪羊。
乾隆十八年(1753年)二月，军机大臣向乾隆帝奏报：经审讯孔则明代书寄稿家信，全属子虚。
卢鲁生经反复“开导”，也承认了与刘时达共同捏造伪稿的“实情”。
这些复审及奏报，实际上皆乾隆帝授意。
当月，乾隆帝迫不及待地宣布，伪稿一案已全行昭著，“主犯”卢鲁生押赴市曹凌迟处死，同时宣谕中外，伪稿所有传抄各犯俱加恩宽免；对于传抄伪稿的官员，则照例治罪。
另外对审理不力的官员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南昌知府戚振鹭等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
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以失察罪交刑部严议。
至此，历时一年七个月，蔓延京师、山东、山西、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贵州、广东、广西以及边远土司等地区的、轰动全国的清查伪孙嘉淦奏稿案仓促了结。
伪稿遍及全国，正说明此议深得人心，皇帝该“闻过即改”才是。
然而乾隆帝丝毫不想到自己确有过错，反而感觉到敌对暗潮在全国涌起，因此将原因定为“皆因以往实行的宽大之政”，是“请宽妖言”、“禁挟仇诬告诗文”等政策纵容了“诽谤”。
乾隆帝决定改变“妇人之仁”的“宽缓方针”，决定继承列祖列宗的严猛苛政，降旨道：“此等奸徒，传播流言，俦张为幻，关系风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为整饬。
”从此文字狱波澜壮阔，直到以修四库全书为名义，从而查办禁书、彻底摧毁中华民族精神的千古创举。
江西金溪生员刘震宇著《佐理万世治平新策》一书，阐述“更易衣服制度”的观点，至乾隆十八年(1753年)，被乾隆帝发现，认为他大逆不道：“刘震宇自其祖父以来，受本朝教养恩泽已百余年，且身到黉序，尤非无知愚民，乃敢逞其狂诞，妄訾国家定制，居心实为悖逆”。
刚开始查办时，湖南巡抚范时绶将其革去生员，杖一百，永远禁锢，已经是故人入罪，判得很重了，可乾隆帝还觉得判得太轻，将刘震宇即行处斩，书版销毁。
并斥责范时绶，“仅将该犯轻拟褫杖，甚属不知大义，著交部严加议处”。
十年前，刘震宇曾将《治平新策》献给江西巡抚塞楞额，塞楞额没有看出问题，还奖励了几句。
此案发生时，塞楞额早已死去，乾隆帝还大发雷霆，说什么“塞楞额为封疆大吏，乃反批示嘉奖，丧心已极。
若此时尚在，必当治其党逆之罪，即正典刑”，真是丧心病狂。
却说胡中藻官拜内阁学士，是满州大学士鄂尔泰的得意门生，与以大学士张廷玉为首的一派官僚相仇。
后来鄂尔泰去世，他失去靠山，遭到张廷玉一派打压。
于是胡中藻心中愤愤不平，写了诗集《坚磨生诗钞》。
乾隆帝恶胡中藻为鄂尔泰党羽，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密令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倡和的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查出”。
三月，乾隆帝召集群臣，撮举胡中藻《坚磨生诗钞》诗句，如“又降一世夏秋冬”、“一把心肠论浊清”、“无非开清泰”、“斯文欲被蛮”、“与一世争在丑夷”、“相见请看都盎背，谁知生色属裘人”、“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
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等。
乾隆帝亲自批驳：“‘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
”认为这些诗句都是讥贬仇视满清，于是他宣布要“申我国法，正尔嚣风”，命将胡中藻捉拿归案，将其家属全部监禁，家产全部抄没。
最后颁谕：胡中藻以凌迟酷刑处死，死去的鄂尔泰以“私立朋党”罪名撤出贤良祠。
又有王锡侯，本名王侯，因怕自己的名字犯忌讳遂改名锡侯。
因不满《康熙字典》为一家之言，花费十七年心血编成一部体例新颖的字典《字贯》，乾隆四十年(1775年)刊行面世。
书刊出之后，被王锡侯的同乡将此书以诬蔑康熙帝的名义告官。
经办此案的江西巡抚海成认为王锡侯是狂妄不法，便奏请先革去其举人，再审拟定罪。
乾隆帝尚未及处理，书辗转落到和珅手中，在《字贯》序文后的凡例中，他看到康熙、雍正的庙讳及乾隆的名字同其他的字悉数开列，不禁大喜，立即向乾隆帝参劾这本书。
乾隆帝大怒：“罪不容赦，应照大逆律问拟
在古代写禁书会被砍头吗
会，而且还很惨，甚至诛灭九族。
清顺治时的文字狱 满清时期的文字狱是空前绝后的，而且随着统治的稳固而加深，越是统治稳定的时期，文字狱就越是登峰造极，至乾隆时期，以是无以附加的强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因此而扭曲变形，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奴才”文化
清朝人“言论自由之人权”的第一次恶化，起于顺治四年——广东和尚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壮 顺治 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定谳流放沈阳。
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 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有关“正统”的“不赦之条”。
由此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从此诞生了中国言论检查 官，开始了中国的言论出版审查专制，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之人权”由此大倒退。
清人“言论自由之人权”的第二次恶化，是顺治十八年（1661）至康熙二年（1663）的庄廷龙明史案。
浙江湖州富户庄 廷龙双目皆盲，受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励，出钱购买明末人朱国祯一部未完成的《明史》，然后延揽名 士，增润删节，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实，窃改为己作，定名《明史辑略》。
因所续诸传多有冒犯清朝开国事，被落职知 县吴知荣在敲诈未遂后举报京城，从顺治十八年查至康熙二年，历时二年，重辟70余人，凌迟18人，已故庄廷龙， 也被“戳其尸”。
这一次恶化的重要标志在于，“文字狱”可以“株连极广”，不仅九族须灭，所有撰稿者、作序者、校对者、抄写刻字 者以及购书者，“一个也不能少”，“皆不免于难”。
中国“文化恐怖主义”的言论钳制至此上了一个新台阶。
清人“言论自由之人权”的第三次恶化，起于雍正三年十二月的汪景祺以《西征随笔》问斩枭示案。
汪景祺之所以成为 雍正朝第一个以文字之故被杀的文人，是因雍正“恨屋及乌”所株连的——雍正在铲除功臣年羹尧后，发现党附年羹尧 的“入幕之宾”汪景祺曾称颂年羹尧为“宇宙之第一伟人”，雍正恨得咬牙切齿，但却深知，仅仅以汪景祺党附年羹尧 ，高歌年羹尧，罪不致死，于是就借在年寓中查抄出汪景祺所写的《读书堂西征随笔》大做文章，栽赃诬陷其书中有“ 皇帝挥毫不值钱”之诗句，有“功臣不可为”和“历代年号论”等“诽谤先帝”的“悖谬狂乱，至于此极”之大罪，令 “着将汪景祺立斩枭示，其妻子发遗黑龙江给与穷披甲人为奴，其期服之亲兄弟亲侄俱革职，发遗宁古塔，其五服以内 之族人现任及候选候补者，俱著查出，一一革职”。
汪景祺案不仅仅创造了株连政敌的“帮闲文人”之先例，而且立下了可将“文字狱”案犯枭示十年的创举——汪景祺立 斩后，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悬挂）了十年
这一残酷“文字狱”使许多士子“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梁谋 ”，纷纷立下了“不当烈士”的犬儒座右铭，中国文化人的气节从此每下愈况。
清康熙时的文字狱 跟之后的雍正、乾隆两朝相比，康熙朝的文字狱还不算非常严重，但是也杀戮了大批文人。
明史案 从庄廷鑨明史案说起，却说明熹宗天启朝内阁首辅朱国祯受魏忠贤排挤，告病回到老家浙江乌程，编了 康熙 一本《皇明史概》并刊行，未刊的稿本有《列朝诸臣传》。
明亡后，浙江湖州有个叫庄廷鑨的富户，他是个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也想搞一部传世史作。
但他自己并不通晓史事，于是出钱从朱国祯后人处买了史稿，并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
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尊奉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写明将李成梁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 “尚贼”、 “耿贼”，写清军入关用了 “夷寇”等等，这些都是清廷极为忌讳的。
这部《明史辑略》刊刻后，起初并无事，只因几年后几个无耻小人，想去敲诈庄家，才惹出事来。
当时主事者庄廷鑨已死去多年，庄父仗着有钱买通官府将敲诈者一一顶回。
不想一个叫吴之荣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
鳌拜等人对此大感兴趣，颁旨严究。
于是与庄氏《明史》有关连的人大祸临头。
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水秀丽的杭州城，清军将《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一时血溅人间天堂。
“主犯”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
明史案开了以“逆书”索赂的恶劣先河。
一些恶棍效法吴之荣，去挑别人书文中的纰漏，牵强附会，指为“逆书”，漫天敲诈。
如孙奇逢所编的《甲申大难录》被人控告是纪念亡明，孙奇逢因此被押进京入狱，经人营救方才出狱。
后来竟发展到歹徒们索性自制逆书，想敲诈谁就把谁的名字列上。
这要数沈天甫、夏麟奇、吕中等人胆最大、心最黑。
他们刻印一本诗集，假托为陈济生所编，书中作者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七百余名。
康熙六年(1667年)沈天甫到内阁中书吴元莱家索银两千两被拒，遂将此书检举报官，经刑部审理大白真相，沈天甫四人被斩于西市。
黄培诗案 康熙五年(1666年)，山东发生了黄培诗案。
黄培是山东即墨人，明末官至锦衣卫都指挥使，明亡后，隐居在家。
曾经接济过于七农民起义军，所作诗如“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人金徽”、“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反映出黄培反清的民族思想，他还和一帮同道结为大社。
告黄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仆黄宽之孙黄元衡。
黄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进士、当上翰林后，为了归宗还姓，解除与黄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黄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悖逆”的诗文书籍等。
因此黄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狱，被处斩。
姜元衡还嫌不够，又伙同恶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禀文，指控顾炎武等“故明废臣”和对清廷怀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间的通信，不是密谋造反，就是诽谤朝廷。
在这份居心叵测的禀文中，姜元衡点了约三百人的名字，企图制造一件大案。
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办理的地步，山东总督、巡抚也亲自过问。
顾炎武为此被囚禁了近七个月，经朱彝尊等人四处营救才出狱。
《南山集》案 后来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甚感愤慨，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
康熙五十年(1711年)，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因为书中用南明年号并涉及多尔衮不轨之事，康熙帝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给满清功臣家作奴仆。
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刑；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宁古塔充军。
由《南山集》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后来康熙帝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本来应处斩刑之人如戴家、方家都流放黑龙江，方孝标已死，但仍被发棺戮尸。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民间有说唱艺人徐转，用说唱的方法写历史。
这本是一代创举，但是康熙帝认为他亵渎历史，就将徐转问斩了。
编辑本段清雍正时的文字狱 年羹尧案 雍正朝的文字狱始自年羹尧案。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带平叛屡建 雍正 功勋，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一意依附当时还是雍亲王的胤禛。
胤禛继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
年羹尧又因妹妹是雍正的妃子，开始居功自傲，胤禛早就想杀一儆百，只是苦于没有借口。
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臣僚上表称贺，胤禛特别注意年羹尧的奏表，并找到了“毛病”，一是字体潦草，二是将成语 “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此语意为终日勤慎，就是写倒了意思也不变。
雍正可不管这些，认为年羹尧居功藐上，心怀不轨，那些对年羹尧有怨怼的人见皇上带了头，便群起而攻之，于是年羹尧被劾成九十二条大罪。
胤禛令年羹尧自裁，亲族、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凡是与他有一丝牵连的人统统受到处罚。
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祺斩首示众，即汪景祺西征随笔案。
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尧的心腹。
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
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
年羹尧得罪抄家，《西征随笔》被缴进宫中。
雍正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
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大约是随笔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提醒年羹尧。
胤禛因此愤恨，但是又要表现自己孝道，处罪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
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了十年。
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
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
与年羹尧有牵连的还有钱名世名教罪人案。
钱名世字亮工，江苏武进人，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谊。
雍正二年(1724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诗句。
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闻逃。
雍正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
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
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
胤禛还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巡抚奏明治罪。
这还不够，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又命京官自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
雍正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全国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
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
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尧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雍正夸奖。
而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
作诗的人当中，有叫查嗣庭的，他批判钱名世“百年遗臭辱簪缨”；有叫谢济世的，他批判钱名世“自古奸谀终败露”；但是不久，他们就跟着遭殃，亡国奴做猪做狗，仍不免挨噬。
隆科多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是康熙帝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
隆科多和年羹尧一样，是雍正的重臣，没有他二人，很难登位，尤其是隆科多，直接参与了弑君改诏篡位。
雍正的江山坐稳了，就要除掉知道秘密的人，年羹尧已除，隆科多也必须死去。
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
次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而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数月。
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选入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
该文字狱详见清初六家卷查慎行传，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案件结束，查嗣庭戮尸、枭首，亲族或斩或流放，牵连的江西官员统统革职。
不仅如此，由于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雍正进而迁怒于浙江士人。
查嗣庭下狱的次月，即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清廷特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接着东南各省相继设立观风整俗使)。
十一月又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会试。
吏部侍郎沈近思上疏拥护，说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条陈整顿风俗、约束士子的十条建议，雍正批转浙江巡抚和观风整俗使议行。
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经浙江总督李卫请求，雍正才解除停止乡会试的诏令，两年后撤消观风整俗使。
谢济世案、陆生楠案 其后又有谢济世案、陆生楠案，两案都胎育于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
田文镜是监生出身，从州县小吏历练而上，雍正二年(1724年)擢受河南巡抚。
他政令严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员办事懦缓，接连劾罢三四员州县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黄振国，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荐。
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隶总督的李绂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镜循例迎送。
科甲出身的李绂忍不住指责田文镜，说他不该有意蹂躏读书人。
于是田文镜上密疏参劾李绂因与黄振国等人科举同年，所以有意袒护，言下之意是说李绂等人私结朋党。
不久，李绂入京觐见，陈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
雍正稍加调查，就怀疑李绂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党。
同年冬，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上疏参劾田文镜十罪。
雍正把奏疏退还，而谢济世坚持要上疏。
雍正一怒之下把谢济世革职逮捕，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审拟斩。
由于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全一致，都为黄振国鸣冤，黄振国是蔡王廷所荐，蔡王廷与李绂关系亲密，雍正于是认定这几个人在搞朋党，将谢济世减死发配新疆阿尔泰；蔡王廷降为奉天府尹；李绂降为工部侍郎(不久革职)。
陆生楠，举人出身，以军功迁授吴县知县。
引见时雍正见他应对滞讷，“举动乖张”，便把他扣下来留京学习办事，后改除工部主事。
再引见时，雍正见他傲慢不恭，所呈奏折又写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句，觉得是讽刺自己。
雍正进而想到他是广西人，与谢济世是同乡，而李绂原先做过广西巡抚，“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
于是命把陆生楠革职，也发配阿尔泰。
陆生楠在阿尔泰著有《通鉴论》十七篇，竟成陆生楠通鉴论案的祸源。
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疏劾陆生楠《通鉴论》十七篇，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通鉴论》随本缴进。
雍正雍正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谕内阁，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
批驳完，雍正“提议”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拟陆生楠应治之罪。
从官当然遵旨惟谨，这年年底，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处死刑。
锡保在疏劾陆生楠的同时，对谢济世也参了一本，说谢济世所著《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书随本缴上，即谢济世注大学案。
雍正读过后颂谕内阁，认为谢济世不仅毁谤程朱，而且对时政“恣意谤讪”，尤切齿于《注》中所去：“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咄咄逼问道：“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
为朕躬进谏者何言
朕所拒者何谏
所饰者何非
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
”然后命朝臣议谢济世应治之罪。
众臣拟谢济世与陆生楠一同处死，雍正心血来潮，玩的就是心跳，密谕锡保在杀陆生楠时把谢济世一同绑赴刑场，最后却宣布谢济世免死，不知当时两人是何感受。
曾静、吕留良案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人拦轿投书。
这就是曾静、吕留良之狱，详见江东义士卷吕留良传。
案结处置，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悉数没收。
吕留良学生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学生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数人受杖责。
而曾静供词及忏悔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
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浙一带等地宣讲，命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
可笑的是老子定案、儿子翻案，雍正曾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继位，尚未改元就公开翻案，命将曾静、张熙解到京师，于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死，并列《大义觉迷录》为禁书。
而汉奸岳钟琪也没有好下场，他后来因进讨准噶尔失利，被大学士鄂尔泰所劾，下狱判斩监候，到乾隆初年才获释。
(准确的来说,曾静、吕留良案涉及到谋叛未遂,不符合“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
”的定义,并非典型的文字狱案件.) 屈大均案 《大义觉迷录》在广东巡讲时，广东巡抚傅泰从张熙供称钦仰广东“屈温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学者屈大均号翁山，猜想“温山”是“翁山”之讹。
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诗外》诸书，果然发现其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
这样，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发。
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来县教谕)自动到广州投案，缴出父亲的诗文著作和雕板。
案情上报，刑部拟屈大均戮尸枭首；因屈明洪自首，故免死，仅将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诗文禁毁。
这就是屈大均案，详见岭南三大家卷屈大均传。
裘琏戏笔之祸 然后又有裘琏戏笔之祸。
裘琏是浙江慈溪人，少时曾戏作《拟张良招四皓书》，内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贤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语句，当时颇为传诵。
康熙末年，七十岁的裘琏中进士，后来致仕归乡。
雍正七年(1729年)，八十五岁的裘琏突然被捕，原来有人告发他那篇代张良写的招贤信是替废太子胤礽出谋划策。
次年六月，裘琏卒于京师狱中。
少年戏笔，老年得祸，真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
“清风不识字”案 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是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也是顾炎武的甥孙。
雍正八年(1730年)，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
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如下诗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于是雍正认为这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
雍正十一年(1733年)下诏征举士人，想学康熙重开博学鸿词科，谁知响应廖廖，只得作罢。
人才凋零，文治废弛，一至于此，文字狱的消极影响于此可峥。
请写30句名言
友谊 友谊是一种温静与沉着的爱，为理智所引导，习惯所结成，从长久的认识与共同的契合而产生，没有嫉妒，也没有恐惧。
——荷 麦 友谊永远是一个甜柔的责任，从来不是一种机会。
——纪伯伦 真友谊象磷火——在你周围最黑暗的时刻显得最亮。
—— D.M. 真正的友情，是一株成长缓慢的植物。
——华盛顿 亲善产生幸福，文明带来和谐。
——雨 果 挚友如异体同心。
——亚里士多德 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严正的朋友。
——爱因斯坦 和你一同笑过的人，你可能把他忘掉；但是和你一同哭过的人，你却永远不忘。
——纪伯伦 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的人，就是凡夫俗子。
——拉法特 对众人一视同仁，对少数人推心置腹，对任何人不要亏负。
——莎士比亚 在各种孤独中间，人最怕精神上的孤独。
——巴尔扎克 单独一个人可能灭亡的地方，两个人在一起可能得救。
——巴尔扎克 真正的友情，是一株成长缓慢的植物。
——华盛顿 亲善产生幸福，文明带来和谐。
——雨 果 尊师 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王充 勤奋 人生在勤，不索何获－－张衡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韩愈 天才就是无止境刻苦勤奋的能力－－卡莱尔 聪明出于勤奋，天才在于积累－－华罗庚 好学而不勤问非真好学者。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勤劳一日，可得一夜安眠；勤劳一生，可得幸福长眠－－达·芬奇（意大利） 形成天才的决定因素应该是勤奋－－郭沫若 人的大脑和肢体一样，多用则灵，不用则废－－茅以升 你想成为幸福的人吗
但愿你首先学会吃得起苦－－屠格涅夫 灵感不过是“顽强的劳动而获得的奖赏”－－列宾 贵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成功＝艰苦劳动＋正确方法＋少说空话－－爱因斯坦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真心英雄》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自古以来学有建树的人，都离不开一个“苦”字。
天才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百分之一的灵感－－爱迪生 艺术的大道上荆棘丛生，这也是好事，常人望而却步，只有意志坚强的人例外－－雨果 自信 自暴自弃，这是一条永远腐蚀和啃噬着心灵的毒蛇，它吸走心灵的新鲜血液，并在其中注入厌世和绝望的毒汁－－马克思 祖国的未来在我们身上，我们的未来在我们的手中－－中学生宣言 我们应该有恒心，尤其要有自信心－－居里夫人 自由 自由不是无限制的自由，自由是一种能做法律许可的任何事的权力－－孟德斯鸠 纪律是自由的第一条件－－黑格尔 个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自由－－穆勒 不能制约自己的人，不能称之为自由的人－－毕达哥拉斯 生活 知识本身并没有告诉人们怎样运用它，运用的方法乃在书本之外－－培根 生活是知识的源泉，是作文素材的宝库。
读一切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笛卡尔 生活的智慧大概就在于遇事问个为什么－－巴尔扎克 学习知识要善于思考,思考,再思考.我就是靠这个方法成为科学家的－－爱因斯坦 知识有如人体血液一样宝贵。
人缺了血液，身体就会衰弱；人缺少知识，头脑就要枯竭－－高士其 美到处都有。
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乏美，而是缺乏发现－－罗丹 我扑在书籍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高尔基 谦虚 如果我看得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牛顿 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不满是向上的车轮－－鲁迅 老是把自己当珍珠，就时常有怕被埋没的痛苦。
把自己当泥土吧
让众人把你踩成路－－孔繁森 修养 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亚里士多德 茶也醉人何必酒，书能香我不须花。
人不可像走兽那样活着，应该追求知识和美德－－但丁 萤火虫虽然只能发出微弱的光，但它敢于向黑夜挑战的精神却是最可贵的。
陆地上最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还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胸怀。
人格是心灵的尺度，权力和金钱丈量不出它。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不会宽容人的人，是不配受到别人的宽容的－－贝尔奈 友情 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
－－孔子 友谊要用真诚去播种，用热情去浇灌，用原则去培养，用理解去护理。
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严正的朋友。
其它 坚持就是胜利。
不怕慢，就怕站；站一站，二里半。
如果你希望成功，就以恒心为良友，以经验为参谋，以谨慎为兄弟吧－－爱迪生 成功之花，人们往往惊羡它现时的明艳， 然而当初，它的芽儿却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满了牺牲的血雨－－冰心 名人名言 快乐往往在你为着一个明确的目的忙得无暇顾及其他的时候突然来访。
-- 苏格拉底（古希腊） 永远不快乐的心很可悲。
--玛利亚特（英国） 为真理而斗争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布鲁诺（意大利） 最快乐的事莫过于无拘无束。
--培根（英国） 人生是这样易于变化，当快乐在我们前面的时候，我们总应该及时抓住他。
--大仲马（法国） 人们往往容易忍受最大的痛苦，而难以享受过度的快乐。
--巴尔扎克（法国） 回答者：冰极魔龙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11-27 20:10友情的名言 ●人之相知，贵在知心〈汉·李陵〉 ●士为知已者死 ●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唐·王勃） ●丈夫会应有知已，世上悠悠安足论（唐·张谓） ●人生所贵在知已，四海相逢骨肉亲（唐·李贺） ●平生知心者，屈指能几人
（唐·白居易） ●欲取鸣琴弹，恨不知音赏（唐·孟浩然） ●高山流水，非知音不能听（宋·文天祥） ●知已肝胆相照（宋·文天祥） ●恩德相结者，谓之知已；腹心相结者，谓之知心---（明·冯梦龙） ●一人知已足平生（清·赵翼） ●壮心剖出酬知已 ●为朋友而死不难，难在找一个值得为之而死的朋友（英国） ●所谓友谊，就是一颗心在两个身体里（欧洲） ●朋友是第二个自我 ●酒逢知已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喜欢社会中一小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这是人的社会属性的基本原则（埃德蒙·伯克） ●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 ●同志为友〈说文〉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周易〉 ●同类相比，同声相应，固天理也〈庄子〉 ●志道者少友，逐利者多俦〈汉·王符〉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道乖者，不以咫尺为近（晋·葛洪） ●同声自相应，同心自相知（晋·傅玄） ●行同趋同，千里相从；行不合趋不同，对门不通（淮南子） ●同道者相爱 ●英雄见了英雄爱，虎豹见虎豹欢 ●如果要了解一个人，就看他的朋友（蒙古族） ●观其外知其内，观其友知其人 ●门内有君子，门外君子至；门内有小人，门外小至 ●真正的友情，是一株成长缓慢的植物（美国） ●人要长交，帐要短结 ●选择朋友要慢，改换朋友要更慢（富兰克林） ●沙锅不打不漏，朋友不交不透 ●东西越新越好，友谊愈老愈好（土耳其） ●甘蔗从顶往下越吃越甜，友谊的时间越长越诚挚（维吾尔族） ●生死之交，其贵无比 ●朋友的深情，刀子砍不断（维吾尔族） ●衣服新的好，朋友老的好（维吾尔族） ●情深恭敬少，知已笑谈多 ●活着记在心，死了记在骨 ●谁也不能击败那能够同经常责备他的人保持友谊（印度） ●朋友之间的意见，不要留到第二天（非洲） ●一个没有好朋友，就不会看到自己的缺点（苏联） ●朋友的一拳，胜过敌人的一吻（非洲） ●敌人的笑脸能伤人，朋友的责难是友爱（苏联） ●除了一个真心的朋友之外，没有一样药剂是可以通心的----（英国） ●从另一个人的诤言中所得来的光明，比从他自己的理解力、判断力中所得出的光明更干净纯粹（英国） ●用蜜来诱你的不是好朋友，忠言逼谏你的才是好朋友 ●对你严肃的面孔，那是一盏明灯（柯尔克孜族） ●友谊中的小争吵如在食物中加些胡椒粉一样好（匈牙利） ●拄棍要拄长的，找伴要找强的 ●交朋友必择胜已者（宋·何坦）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唐·刘禹锡）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高朋满座，胜友如云 ●一日为师，终生为友 ●向你的朋友学好，对着你的影子整装（蒙古族） ●珠玉不如善友，富贵莫如仁友 ●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唐·李益） ●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唐·司空曙） ●说尽向来无限事，相看摩捋白髭须（唐·张籍） ●落日见秋草，暮年逢故人（唐·李端）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唐·杜甫）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 ●古者，自天子达于庶人，必须师友以成其德业（宋·程颢） ●问学必有师，讲习必有友（宋·陆佃） ●学问难穷，帮亲师取友（清·汤斌） ●学贵得师，亦贵得友（清·唐甄） ●师以质疑，友以析疑（清·李惺） ●闻见广则聪明辟，胜友之而学易成（清·魏源） ●益友百人少，损友一人多（藏族） ●虚伪的朋友，遇事常点头哈腰 ●交上坏朋友，很难得到人们的敬重 回答者：longzaitianya0 - 初入江湖 二级 12-1 20:29友谊是一种温静与沉着的爱，为理智所引导，习惯所结成，从长久的认识与共同的契合而产生，没有嫉妒，也没有恐惧。
——荷 麦 友谊永远是一个甜柔的责任，从来不是一种机会。
——纪伯伦 真友谊象磷火——在你周围最黑暗的时刻显得最亮。
—— D.M. 真正的友情，是一株成长缓慢的植物。
——华盛顿 亲善产生幸福，文明带来和谐。
——雨 果 挚友如异体同心。
——亚里士多德 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严正的朋友。
——爱因斯坦 和你一同笑过的人，你可能把他忘掉；但是和你一同哭过的人，你却永远不忘。
——纪伯伦 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的人，就是凡夫俗子。
——拉法特 对众人一视同仁，对少数人推心置腹，对任何人不要亏负。
——莎士比亚 在各种孤独中间，人最怕精神上的孤独。
——巴尔扎克 单独一个人可能灭亡的地方，两个人在一起可能得救。
——巴尔扎克 死党老友 交情甚浅 桃园结义 断头之交 人与人的友谊，把多数人的心灵结合在一起，由于这种可贵的联系，是温柔甜蜜的。
—— 圣·奥古斯丁：《忏悔录》 缺乏真正的朋友是最纯粹最可怜的孤独；没有友谊则斯世不过是一片片荒野…… —— 《培根论说文集》 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严正的朋友…… —— 《爱因斯坦文集》 谈到名声、荣誉、快乐、财富这些东西，如果同友情相比，它们都是尘土…… —— 《达尔文生平及其书信集》 友谊
世界上有多少人在说这个字的时候指的是茶余酒后愉快的谈话和相互间对弱点的宽容
可是这跟友谊有什么关系呢
—— 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 真诚的友谊好象健康，失去时才知道它的可贵。
—— 哥尔顿 我们结友谊，应当选择那些在危险时能够在我们旁边的作为同盟。
—— 《伊索寓言》 真正的朋友不把友谊挂在口上，他们并不为了友谊而互相要求一点什么，而是彼此为对方做一切办得到的事。
—— 《别林斯基论教育》 还有很多,自己去看吧!
以《以人为镜正人正己》写一篇作文
具体要怎么弄 求指点
阿难对佛祖说。
这段故事谁有更详细的呢
将感情埋藏得太深有时是件坏事。
如果一个女人掩饰了对自己所爱的男子的感情，她也许就失去了得到他的机会。
()2．认识自己的无知是认识世界的最可靠的方法。
()3．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 4． 神要是公然去跟人作对，那是任何人都难以对付的。
() 5．你以为我贫穷、相貌平平就没有感情吗?我向你发誓，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会让你无法离开我，就像我现在无法离开你一样。
虽然上帝没有这么做，可我们在精神上依然是平等的。
() 6．大人都学坏了，上帝正考验他们呢，你还没有受考验，你应当照着孩子的想法生活。
() 7，你越没有心肝，就越高升得快，你毫不留情地打击人家，人家就怕你。
只能把男男女女当作驿马，把它们骑得筋疲力尽，到了站上丢下来，这样你就能达到欲望的最高峰。
() 8．我只想证明一件事，就是，那时魔鬼引诱我，后来又告诉我，说我没有权利走那条路，因为我不过是个虱子，和所有其余的人一样。
() 9．你瞧，桑丘.潘沙朋友，那边出现了三十多个大得出奇的巨人。
() 10．我并不愿意你受的苦比我受的还大，希斯克利夫。
我只愿我们永远不分离：如果我有一句话使你今后难过，想想我在地下也感到一样的难过，看在我自己的份上，饶恕我吧! () 11．幸福的家庭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同。
(《安娜.卡列尼娜》) 12．唉，奴隶般的意大利，你哀痛之逆旅，你这暴风雨中没有舵手的孤舟，你不再是各省的主妇，而是妓院! (《神曲》) 13．善良人在追求中纵然迷惘，却终将意识到有一条正途。
(《浮士德》) 14．钟声又鸣响了……一声又一声，静谧而安详，即使在女人做新娘的那个好月份里，钟声里也总带有秋天的味道。
(《喧嚣与骚动》) 15．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
(《老人与海》) 16．当然，行是行的，这固然很好，可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
(《套中人》) 17．面包!面包!我们要面包! (《萌芽》) 18．我从没有爱过这世界，它对我也一样。
(《拜伦诗选》) 19．爱情应该给人一种自由感，而不是囚禁感。
(《儿子与情人》) 20．暴风雨将要在那一天，甚至把一些槲树吹倒，一些教堂的高塔要倒塌，一些宫殿也将要动摇! (《海涅诗选》) 21．自己的行为最惹人耻笑的人，却永远是最先去说别人坏话的人。
(《伪君子》) 22．这时一种精神上的感慨油然而生，认为人生是由啜泣、抽噎和微笑组成的，而抽噎占了其中绝大部分。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23．历史喜爱英勇豪迈的事迹，同时也谴责这种事迹所造成的后果。
(《神秘岛》) 24．整个下半天，人都听凭羊脂球去思索。
不过本来一直称呼她作“夫人”，现在却简单地称呼她作“小姐”了，谁也不很知道这是为着什么，仿佛她从前在评价当中爬到了某种地位，现在呢，人都想把她从那种地位拉下一级似的，使她明白自己的地位是尚叩摹?(《莫泊桑短篇小说选》) 25．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雪莱诗选》) 26．我明白了，我已经找到了存在的答案，我恶心的答案，我整个生命的答案。
其实，我所理解的一切事物都可以归结为荒诞这个根本的东西。
(《恶心》) 27．世界上有这样一些幸福的人，他们把自己的痛苦化作他人的幸福，他们挥泪埋葬了自己在尘世间的希望，它却变成了种子，长出鲜花和香膏，为孤苦伶仃的苦命人医治创伤。
(《汤姆叔叔的小屋》) 28．当格里高.萨姆莎从烦躁不安的梦中醒来时，发现他在床上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跳蚤。
(《变形记》) 29．当现实折过来严丝合缝地贴在我们长期的梦想上时，它盖住了梦想，与它混为一体，如同两个同样的图形重叠起来合而为一一样。
(《追忆似水年华》) 30．人与人之间，最可痛心的事莫过于在你认为理应获得善意和友谊的地方，却遭受了烦扰和损害。
(《巨人传》) 31．现在我说的您要特别注意听：在别人心中存在的人，就是这个人的灵魂。
这才是您本身，才是您的意识在一生当中赖以呼吸、营养以至陶醉的东西，这也就是您的灵魂、您的不朽和存在于别人身上的您的生命。
(《日瓦戈医生》) 32．美德犹如名香，经燃烧或压榨而其香愈烈，盖幸运最能显露恶德而厄运最能显露美德。
(《培根论说文集》) 33．亲爱的艾妮斯，我出国，为了爱你，我留在国外，为了爱你，我回国，也是为了爱你!(《大卫.科波菲尔》) 34．强迫经常使热恋的人更加铁心，而从来不能叫他们回心转意。
(《阴谋与爱情》) 35．在各种事物的常理中，爱情是无法改变和阻挡的，因为就本性而言，爱只会自行消亡，任何计谋都难以使它逆转。
(《十日谈》) 36．只要你是天鹅蛋，就是生在养鸡场里也没有什么关系。
(《安徒生童话》) 37．就投机钻营来说，世故的价值永远是无可比拟的。
(《死魂灵》) 38. 谁都可能出个错儿，你在一件事情上越琢磨得多就越容易出错。
(《好兵帅克历险记》) 39．我们经历着生活中突然降临的一切，毫无防备，就像演员进入初排。
如果生活中的第一次彩排便是生活本身，那生活有什么价值呢?(《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40．他发现了人类行为的一大法则，自己还不知道——那就是，为了要使一个大人或小孩极想干某样事情，只需要设法把那件事情弄得不易到手就行了。
(《汤姆.索亚历险记》) 41．对有信仰的人，死是永生之门。
(《失乐园》) 42．有一个传说，说的是有那么一只鸟儿，它一生只唱一次，那歌声比世上所有一切生灵的歌声都更加优美动听。
(《荆棘鸟》) 43．离开一辈子后，他又回到了自己出生的那片土地上。
从小到大，他一直是那个地方的目击者。
(《尤利西斯》) 44．同上帝保持联系是一码事，他们都赞同这一点，但让上帝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待在身边就是另一码事了。
(《第二十二条军规》) 45．在甜蜜的梦乡里，人人都是平等的，但是当太阳升起，生存的斗争重新开始时，人与人之间又是多么的不平等。
(《总统先生》) 46．开发人类智力的矿藏是少不了要由患难来促成的。
(《基度山伯爵》) 47．离你越近的地方，路途越远；最简单的音调，需要最艰苦的练习。
(《泰戈尔诗选》) 48．悲伤使人格外敏锐。
(《约翰.克里斯朵夫》 49．我在女人跟前经常失败，就是由于我太爱她们了。
(《忏悔录》) 50．她睁大一双绝望的眼睛，观看她生活的寂寞。
她像沉了船的水手一样，在雾蒙蒙的天边，遥遥寻找白帆的踪影。
(《包法利夫人》) 51．我听见美洲在歌唱，我听见各种不同的颂歌。
(《草叶集》) 美文,经典美文 52．倘若你能使你的心时常赞叹日常生活的神妙，你的苦痛的神妙必不减少于你的欢乐，你要承受你心天的季候，如同你常常承受从田野上度过的四时。
(《先知》) 53．现在我住在波勒兹别墅，这里找不到一点儿灰尘，也没有一件东西摆得不是地方，除了我们，这里再没有别人，我们死了。
(《北回归线》) 54．艳阳高升，原野上的朝露很快便了无痕迹。
源氏痛感人生如梦，像朝露一般，愈加万念俱灰。
(《源氏物语》) 55．那些普普通通而毫无特色的罪行才真正令人迷惑，就像—个相貌平凡的人最难以让人辨认—样。
(《福尔摩斯探案集》) 56．你有一处建在房子里面的小池塘吗?在那个小池塘里，你可以随时观察水中生物生活的每一个片断。
(《昆虫记》) 57．不要向井里吐痰，也许你还会来喝井里的水。
(《静静的顿河》) 58．我看到了各个民族彼此敌视，而且默默地，无知地、愚蠢地、甘心地、无辜地在互相残杀。
我看到了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还在发明武器和撰写文章，使这种种敌视和残杀更为巧妙，更为经久。
(《西线无战事》) 59．这张脸同早晨雪天映在镜子中的那张脸一样，红扑扑的。
在岛村看来，这又是介于梦幻同现实之间的另一种颜色。
(《雪国》) 60．一个人只要有意志力，就能超越他的环境。
(《马丁.伊登》) 61．站在痛苦之外规劝受苦的人，是件很容易的事。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62．感情有理智根本无法理解的理由。
(《月亮和六便士》) 63．世界上一切好东西对于我们，除了加以使用外，实在没有别的好处。
(《鲁滨逊漂流记》) 64．每当太阳西沉，我坐在河边破旧的码头上，遥望新泽西上方辽阔的天空，我感到似乎有未经开垦的土地，所有的道路，所有的人都在不可思议地走向西部海岸。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在衣阿华，小伙子们总是不停地骚动喧闹，因为是那片土地使他们如此无法平静。
(《在路上》) 65。
在与法律之前，合乎“自然的”只有狮子的力量，或者动物饥寒时的需要，更简单地用一个字表示，便是“欲”。
(《红与黑》) 66。
上天让我们习惯各种事物，就是用它来代替幸福。
(《叶甫盖尼.奥涅金》) 67．一个人哪怕只生活过一天，也可以毫无困难地在监狱里过上一百年。
(《局外人》) 68．往上爬吧，多捞钱吧，进入上层社会，那里准备好了一切。
(《美国的悲剧》) 69．念书不能增添智慧。
(《痛症楼》) 70．不管我活着，还是我死去，我都是一只牛虻，快乐地飞来飞去。
(《牛虻》) 71．一个人把他整个的一生都押在“女人的爱”那一张牌上头****，那张牌输了，他就那样地灰心丧气，弄得自己什么事都不能做，这种人不算一个男人，不过是一个雄性生物。
(《父与于》) 72．这个家庭的历史是一架周而复始无法停息的机器，是一个转动着的轮子，这只齿轮，要不是轴会逐渐不可避免地磨损的话，会永远旋转下去。
(《百年孤独》) 73．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
(《玩偶之家》) 74．天才和我们相距仅仅一步。
同时代者往往不理解这一步就是千里，后代又盲目相信这千里就是一步。
同时代为此而杀了天才，后代又为此而在天才面前焚香。
(《侏儒的话》) 75．遭受苦难的人在承受痛楚时并不能觉察到其剧烈的程度，反倒是过后延绵的折磨最能使其撕心裂肺。
(《红字》) 76．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这样，临终前他就可以自豪地说：“我已经把自己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77．凡是有甜美的鸟歌唱的地方，也都有毒蛇嘶嘶地叫。
(《德伯家的苔丝》) 78．凡是想依正路达到这深密境界的人应从幼年起，就倾心向往美的形体。
(《文艺对话录》) 79．友谊就是一切。
友谊比才能更重要，比政府更重要，它和家庭几乎是可划等号的。
千万别忘记这一点。
({教父》) 80．已经活了七十二岁，依然像是昨天的事：居民点的林阴小路，在歇晌的时间，白人居住区，道旁开满金风花的大街，阗无行人。
(《物质生活》) 81．我明天回塔拉再去想吧。
巳那时我就经受得住一切了。
明天，我会想出一个办法把他弄回来。
毕竟，明天又是另外的一天呢。
(《飘》) 82．盲目可以增加你的勇气，因为你无法看到危险．(《格列佛游记》) 83．本人系疗养与护理院的居住者。
我的护理员在观察我，他几乎每时每刻都监视着我：因为门上有个窥视孔，我的护理员的眼睛是那种棕色的，它不可能看透蓝眼睛的我。
(《铁皮鼓》) 84．每当我追溯自己的青春年华时，那些日子就像是暴风雪之晨的白色雪花一样，被疾风吹得离我而去。
(《洛莉塔》) 85．宽宏大量，是惟一能够照亮伟大灵魂的光芒。
(《巴黎圣母院》) 86．很多年以前，那时我的钱包瘪瘪的，陆地上看来没什么好混的了，干脆下海吧，去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占绝对面积的大海里逛逛吧! (《白鲸》) 87．我一贯追求的是：在人的肉体与幻想允许的范围内，获得最大限度的真诚和信任，以及对所有的一切尽可能长久的保证。
(《镜中微瑕》) 88．这里有一种无处投诉的罪行。
这里有一种眼泪不足以象征的悲哀。
这里有一种绝大的失败，足以使我们的一切成功都垮台。
(《愤怒的葡萄》) 89．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国际歌》) 90．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
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
我只想当个麦田的守望者。
我知道这有点异想天开，可我真正喜欢干的就是这个。
(《麦田的守望者》) 91．获取一颗没有被人进攻的经验的心，也就像夺取一座没有守卫的城池一样。
(《茶花女》) 92．他不知道那个梦已经丢在他背后了，丢在这个城市那边那一片无垠的混沌之中不知什么地方了，那里合众国的黑黝黝的田野在夜色中向前伸展。
(《了不起的盖茨比》) 93．四月最残忍，从死了的土地滋生丁香，混杂着回忆和欲望，让春雨挑动着呆钝的根。
(《荒原》) 94．世间的一切虚伪，正像过眼云烟，只有真理才是处世接物的根据。
虚伪的黑暗，必为真理的光辉所消灭。
(《一千零一夜》) 95．下面玩什么花样呢?(《发条橙》) 96．昨晚，我梦见自己又回到了曼陀丽庄园。
(《蝴蝶梦》) 97．我不能想像这样一个人，他认为开棋的时候先走马而不是先走卒对他来说是英勇的壮举，而在象棋指南的某个犄角里占上一席可怜的位置就意味着声名不朽，我不能想像，一个聪明人竟然能够在10年、20年、30年、40年之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他全部的思维能力都献给一种荒诞的事情——想尽一切办法把木头棋子王赶到木板棋盘的角落里，而自己却没有发狂成为疯子。
(《象棋的故事》) 98．咱家是猫。
名字嘛……还没有。
(《我是猫》) 99．挺起英勇的胸脯前进! 看，无数的旗帜满天飞舞! 谁在那里向右转? 向左! 向左! 向左!(《马雅可夫斯基诗选》) 100．水里照出的是自己的脸，内心反映的是自己的为人。
(《圣经.旧约》)
清朝文字狱从什么年代开始的死了多少人
清顺治时的文字狱 满清时期的文字狱是空前绝后的，而且随着统治的稳固而加深，越是统治稳定的时期，文字狱就越是登峰造极，至乾隆时期，以是无以附加的强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因此而扭曲变形，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奴才”文化
清朝人“言论自由之人权”的第一次恶化，起于顺治四年——广东和尚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壮 顺治 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定谳流放沈阳。
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 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有关“正统”的“不赦之条”。
由此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从此诞生了中国言论检查 官，开始了中国的言论出版审查专制，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之人权”由此大倒退。
清人“言论自由之人权”的第二次恶化，是顺治十八年（1661）至康熙二年（1663）的庄廷龙明史案。
浙江湖州富户庄 廷龙双目皆盲，受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励，出钱购买明末人朱国祯一部未完成的《明史》，然后延揽名 士，增润删节，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实，窃改为己作，定名《明史辑略》。
因所续诸传多有冒犯清朝开国事，被落职知 县吴知荣在敲诈未遂后举报京城，从顺治十八年查至康熙二年，历时二年，重辟70余人，凌迟18人，已故庄廷龙， 也被“戳其尸”。
这一次恶化的重要标志在于，“文字狱”可以“株连极广”，不仅九族须灭，所有撰稿者、作序者、校对者、抄写刻字 者以及购书者，“一个也不能少”，“皆不免于难”。
中国“文化恐怖主义”的言论钳制至此上了一个新台阶。
清人“言论自由之人权”的第三次恶化，起于雍正三年十二月的汪景祺以《西征随笔》问斩枭示案。
汪景祺之所以成为 雍正朝第一个以文字之故被杀的文人，是因雍正“恨屋及乌”所株连的——雍正在铲除功臣年羹尧后，发现党附年羹尧 的“入幕之宾”汪景祺曾称颂年羹尧为“宇宙之第一伟人”，雍正恨得咬牙切齿，但却深知，仅仅以汪景祺党附年羹尧 ，高歌年羹尧，罪不致死，于是就借在年寓中查抄出汪景祺所写的《读书堂西征随笔》大做文章，栽赃诬陷其书中有“ 皇帝挥毫不值钱”之诗句，有“功臣不可为”和“历代年号论”等“诽谤先帝”的“悖谬狂乱，至于此极”之大罪，令 “着将汪景祺立斩枭示，其妻子发遗黑龙江给与穷披甲人为奴，其期服之亲兄弟亲侄俱革职，发遗宁古塔，其五服以内 之族人现任及候选候补者，俱著查出，一一革职”。
汪景祺案不仅仅创造了株连政敌的“帮闲文人”之先例，而且立下了可将“文字狱”案犯枭示十年的创举——汪景祺立 斩后，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悬挂）了十年
这一残酷“文字狱”使许多士子“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梁谋 ”，纷纷立下了“不当烈士”的犬儒座右铭，中国文化人的气节从此每下愈况。
编辑本段清康熙时的文字狱 跟之后的雍正、乾隆两朝相比，康熙朝的文字狱还不算非常严重，但是也杀戮了大批文人。
明史案 从庄廷鑨明史案说起，却说明熹宗天启朝内阁首辅朱国祯受魏忠贤排挤，告病回到老家浙江乌程，编了 康熙 一本《皇明史概》并刊行，未刊的稿本有《列朝诸臣传》。
明亡后，浙江湖州有个叫庄廷鑨的富户，他是个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也想搞一部传世史作。
但他自己并不通晓史事，于是出钱从朱国祯后人处买了史稿，并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
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尊奉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写明将李成梁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 “尚贼”、 “耿贼”，写清军入关用了 “夷寇”等等，这些都是清廷极为忌讳的。
这部《明史辑略》刊刻后，起初并无事，只因几年后几个无耻小人，想去敲诈庄家，才惹出事来。
当时主事者庄廷鑨已死去多年，庄父仗着有钱买通官府将敲诈者一一顶回。
不想一个叫吴之荣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
鳌拜等人对此大感兴趣，颁旨严究。
于是与庄氏《明史》有关连的人大祸临头。
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水秀丽的杭州城，清军将《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一时血溅人间天堂。
“主犯”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
明史案开了以“逆书”索赂的恶劣先河。
一些恶棍效法吴之荣，去挑别人书文中的纰漏，牵强附会，指为“逆书”，漫天敲诈。
如孙奇逢所编的《甲申大难录》被人控告是纪念亡明，孙奇逢因此被押进京入狱，经人营救方才出狱。
后来竟发展到歹徒们索性自制逆书，想敲诈谁就把谁的名字列上。
这要数沈天甫、夏麟奇、吕中等人胆最大、心最黑。
他们刻印一本诗集，假托为陈济生所编，书中作者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七百余名。
康熙六年(1667年)沈天甫到内阁中书吴元莱家索银两千两被拒，遂将此书检举报官，经刑部审理大白真相，沈天甫四人被斩于西市。
黄培诗案 康熙五年(1666年)，山东发生了黄培诗案。
黄培是山东即墨人，明末官至锦衣卫都指挥使，明亡后，隐居在家。
曾经接济过于七农民起义军，所作诗如“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人金徽”、“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反映出黄培反清的民族思想，他还和一帮同道结为大社。
告黄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仆黄宽之孙黄元衡。
黄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进士、当上翰林后，为了归宗还姓，解除与黄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黄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悖逆”的诗文书籍等。
因此黄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狱，被处斩。
姜元衡还嫌不够，又伙同恶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禀文，指控顾炎武等“故明废臣”和对清廷怀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间的通信，不是密谋造反，就是诽谤朝廷。
在这份居心叵测的禀文中，姜元衡点了约三百人的名字，企图制造一件大案。
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办理的地步，山东总督、巡抚也亲自过问。
顾炎武为此被囚禁了近七个月，经朱彝尊等人四处营救才出狱。
《南山集》案 后来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甚感愤慨，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
康熙五十年(1711年)，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因为书中用南明年号并涉及多尔衮不轨之事，康熙帝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给满清功臣家作奴仆。
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刑；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宁古塔充军。
由《南山集》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后来康熙帝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本来应处斩刑之人如戴家、方家都流放黑龙江，方孝标已死，但仍被发棺戮尸。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民间有说唱艺人徐转，用说唱的方法写历史。
这本是一代创举，但是康熙帝认为他亵渎历史，就将徐转问斩了。
编辑本段清雍正时的文字狱 年羹尧案 雍正朝的文字狱始自年羹尧案。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带平叛屡建 雍正 功勋，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一意依附当时还是雍亲王的胤禛。
胤禛继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
年羹尧又因妹妹是雍正的妃子，开始居功自傲，胤禛早就想杀一儆百，只是苦于没有借口。
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臣僚上表称贺，胤禛特别注意年羹尧的奏表，并找到了“毛病”，一是字体潦草，二是将成语 “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此语意为终日勤慎，就是写倒了意思也不变。
雍正可不管这些，认为年羹尧居功藐上，心怀不轨，那些对年羹尧有怨怼的人见皇上带了头，便群起而攻之，于是年羹尧被劾成九十二条大罪。
胤禛令年羹尧自裁，亲族、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凡是与他有一丝牵连的人统统受到处罚。
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祺斩首示众，即汪景祺西征随笔案。
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尧的心腹。
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
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
年羹尧得罪抄家，《西征随笔》被缴进宫中。
雍正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
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大约是随笔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提醒年羹尧。
胤禛因此愤恨，但是又要表现自己孝道，处罪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
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了十年。
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
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
与年羹尧有牵连的还有钱名世名教罪人案。
钱名世字亮工，江苏武进人，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谊。
雍正二年(1724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诗句。
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闻逃。
雍正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
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
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
胤禛还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巡抚奏明治罪。
这还不够，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又命京官自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
雍正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全国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
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
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尧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雍正夸奖。
而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
作诗的人当中，有叫查嗣庭的，他批判钱名世“百年遗臭辱簪缨”；有叫谢济世的，他批判钱名世“自古奸谀终败露”；但是不久，他们就跟着遭殃，亡国奴做猪做狗，仍不免挨噬。
隆科多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是康熙帝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
隆科多和年羹尧一样，是雍正的重臣，没有他二人，很难登位，尤其是隆科多，直接参与了弑君改诏篡位。
雍正的江山坐稳了，就要除掉知道秘密的人，年羹尧已除，隆科多也必须死去。
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
次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而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数月。
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选入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
该文字狱详见清初六家卷查慎行传，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案件结束，查嗣庭戮尸、枭首，亲族或斩或流放，牵连的江西官员统统革职。
不仅如此，由于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雍正进而迁怒于浙江士人。
查嗣庭下狱的次月，即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清廷特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接着东南各省相继设立观风整俗使)。
十一月又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会试。
吏部侍郎沈近思上疏拥护，说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条陈整顿风俗、约束士子的十条建议，雍正批转浙江巡抚和观风整俗使议行。
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经浙江总督李卫请求，雍正才解除停止乡会试的诏令，两年后撤消观风整俗使。
谢济世案、陆生楠案 其后又有谢济世案、陆生楠案，两案都胎育于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
田文镜是监生出身，从州县小吏历练而上，雍正二年(1724年)擢受河南巡抚。
他政令严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员办事懦缓，接连劾罢三四员州县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黄振国，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荐。
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隶总督的李绂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镜循例迎送。
科甲出身的李绂忍不住指责田文镜，说他不该有意蹂躏读书人。
于是田文镜上密疏参劾李绂因与黄振国等人科举同年，所以有意袒护，言下之意是说李绂等人私结朋党。
不久，李绂入京觐见，陈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
雍正稍加调查，就怀疑李绂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党。
同年冬，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上疏参劾田文镜十罪。
雍正把奏疏退还，而谢济世坚持要上疏。
雍正一怒之下把谢济世革职逮捕，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审拟斩。
由于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全一致，都为黄振国鸣冤，黄振国是蔡王廷所荐，蔡王廷与李绂关系亲密，雍正于是认定这几个人在搞朋党，将谢济世减死发配新疆阿尔泰；蔡王廷降为奉天府尹；李绂降为工部侍郎(不久革职)。
陆生楠，举人出身，以军功迁授吴县知县。
引见时雍正见他应对滞讷，“举动乖张”，便把他扣下来留京学习办事，后改除工部主事。
再引见时，雍正见他傲慢不恭，所呈奏折又写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句，觉得是讽刺自己。
雍正进而想到他是广西人，与谢济世是同乡，而李绂原先做过广西巡抚，“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
于是命把陆生楠革职，也发配阿尔泰。
陆生楠在阿尔泰著有《通鉴论》十七篇，竟成陆生楠通鉴论案的祸源。
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疏劾陆生楠《通鉴论》十七篇，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通鉴论》随本缴进。
雍正雍正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谕内阁，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
批驳完，雍正“提议”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拟陆生楠应治之罪。
从官当然遵旨惟谨，这年年底，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处死刑。
锡保在疏劾陆生楠的同时，对谢济世也参了一本，说谢济世所著《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书随本缴上，即谢济世注大学案。
雍正读过后颂谕内阁，认为谢济世不仅毁谤程朱，而且对时政“恣意谤讪”，尤切齿于《注》中所去：“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咄咄逼问道：“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
为朕躬进谏者何言
朕所拒者何谏
所饰者何非
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
”然后命朝臣议谢济世应治之罪。
众臣拟谢济世与陆生楠一同处死，雍正心血来潮，玩的就是心跳，密谕锡保在杀陆生楠时把谢济世一同绑赴刑场，最后却宣布谢济世免死，不知当时两人是何感受。
曾静、吕留良案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人拦轿投书。
这就是曾静、吕留良之狱，详见江东义士卷吕留良传。
案结处置，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悉数没收。
吕留良学生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学生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数人受杖责。
而曾静供词及忏悔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
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浙一带等地宣讲，命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
可笑的是老子定案、儿子翻案，雍正曾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继位，尚未改元就公开翻案，命将曾静、张熙解到京师，于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死，并列《大义觉迷录》为禁书。
而汉奸岳钟琪也没有好下场，他后来因进讨准噶尔失利，被大学士鄂尔泰所劾，下狱判斩监候，到乾隆初年才获释。
(准确的来说,曾静、吕留良案涉及到谋叛未遂,不符合“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
”的定义,并非典型的文字狱案件.) 屈大均案 《大义觉迷录》在广东巡讲时，广东巡抚傅泰从张熙供称钦仰广东“屈温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学者屈大均号翁山，猜想“温山”是“翁山”之讹。
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诗外》诸书，果然发现其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
这样，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发。
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来县教谕)自动到广州投案，缴出父亲的诗文著作和雕板。
案情上报，刑部拟屈大均戮尸枭首；因屈明洪自首，故免死，仅将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诗文禁毁。
这就是屈大均案，详见岭南三大家卷屈大均传。
裘琏戏笔之祸 然后又有裘琏戏笔之祸。
裘琏是浙江慈溪人，少时曾戏作《拟张良招四皓书》，内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贤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语句，当时颇为传诵。
康熙末年，七十岁的裘琏中进士，后来致仕归乡。
雍正七年(1729年)，八十五岁的裘琏突然被捕，原来有人告发他那篇代张良写的招贤信是替废太子胤礽出谋划策。
次年六月，裘琏卒于京师狱中。
少年戏笔，老年得祸，真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
“清风不识字”案 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是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也是顾炎武的甥孙。
雍正八年(1730年)，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
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如下诗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于是雍正认为这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
雍正十一年(1733年)下诏征举士人，想学康熙重开博学鸿词科，谁知响应廖廖，只得作罢。
人才凋零，文治废弛，一至于此，文字狱的消极影响于此可峥。
托尔斯泰的生平简历
作者介绍：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 19世俄国最伟大的作家。
出生于贵族家庭，1840年入喀山大学，受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影响。
1847年退学回故乡在自己领地上作改革农奴制的尝试。
1851～1854年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
1854～1855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
几年军旅生活不仅使他看到上流社会的腐化，而且为以后在其巨著《战争与和平》中能够逼真地描绘战争场面打下基础。
1855年11月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其成名作：自传体小说童年》（1855）、《少年》（1857），这些作品反映了他对贵族生活的批判态度，“道德自我修养”主张和擅长心理分析的特色。
从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之中可以看到他站在自由主义贵族立场主张自上而下改革而在白己庄园试验失败的过程。
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重重矛盾，但找不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
这些观点反映在其短篇小说《琉森》（1857）之中，后又创作了探讨生与死、痛苦与幸福等问题的《三死》、《家庭幸福》。
1860～1861年，为考察欧洲教育，托尔斯泰再度出国，结识赫尔岑，听狄更斯演讲，会见普鲁东。
他认为俄国应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贵族应走向“平民化”。
这些思想鲜明地体现在其中篇小说《哥萨克》（1852～1862）之中。
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其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
小说以四大家族相互关系为情节线索，展现了当时俄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1820年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1812年库图佐夫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主要探讨俄国前途和命运，特别是贵族的地位和出路问题。
小说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典型形象鲜活饱满，是一部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巨制。
1873～1877年他经12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小说艺术已达炉火纯青。
70年代未，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变，写成《忏悔录》（1879一1882）。
80年代创作：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1），中篇小说《魔鬼》（1911）、《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哈泽·穆拉特》（1886～1904）；短篇小说《舞会之后》（1903），特别是 1889～189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复活》是他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著作，成为世界文学不朽名著之一。
托尔斯泰晚年力求过简朴的平民生活，1910年10月从家中出走，11月7日病逝于一个小站，享年82岁，一代文学巨匠走完其人生旅程。
托尔斯泰 全名: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是十九世纪后半期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他以自己漫长一生的辛勤创作劳动,登上了当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
托尔斯泰于一八二八年八月二十八出生在离莫斯科不太远一个叫做雅斯纳亚·波良纳的地主庄园里，父母亲都是古老而有名望的大贵族。
虽然不满十岁父母就先后亡故，但由于家资厚富，所以他的童年始终是在无忧无虑的环境中度过的。
他在第一部中篇小说《童年·少年·青年》(1852—1856)里所描写的那个富裕舒适的地主庄园以及聪明但不漂亮、天真善良而又喜欢自我分析、羞怯但好梦想的小主人公，正是作者自己走上社会以前生活条件和个性特征的真实写照。
一八四四年托尔斯泰考进喀山大学东方语系，一年后转法律系学习；在学期间，他受到法国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对沙皇专制制度产生不满。
一八四七年他退学回家，在自己的领地上尝试改革，设法改善农民的处境。
农民和地主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使得这位年轻伯爵的幻想归于破产。
从一八五一年起，他到高加索的沙皇军队中当下级军官，曾亲身参加过一八五四至一八五五年的克里米亚战争。
他在当时写成的短篇小说集《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就是这段经历的真实记录。
几年的军旅生活不仅使他进一步看到俄国农奴制度的腐朽和反动，而且为他以后在战争与和平》中能够如此生动、逼真地描绘战争场面打下了基础。
为了寻找俄国社会的出路,托尔斯泰在一八五七年和一八六0至一八六一年两度出国到欧洲旅行考察。
根据第一次出访的印象，他写了一篇日记体小说《琉森》(1857)。
小说通过资产阶级老爷太太们对一个流浪歌手冷酷无情的态度，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在“文明”的帷幕后面对金钱和地位的奴性崇拜。
作者从抽象的“永恒道德”观念出发，对欧洲资本主义制度感到失望和愤怒，以致完全否定了现代文明的进步意义。
一八六一年第二次从欧洲考察归国后，托尔斯泰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尝试改革俄国社会。
他一方面在自己的庄园雅斯纳亚·波良纳创办学校，对农民子弟普及教育，并担任地主和农民的和平调解人及陪审员等职务，以期维护农民的利益，同时对哲学、宗教、思想道德问题进行大量广泛的研究，得出了否定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而认为古老宗法制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的错误结论。
一八六二年，托尔斯泰和一位莫斯科名医的女儿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别尔斯结婚，他婚后的家庭生活，过得美满而又幸福。
托尔斯泰于五十年代初开始文学活动，结婚后不久就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创作。
他的早期作品真实地反映了自己青年时期的精神探索，显示作家独特、深湛的艺术技巧。
短篇小说《一十地主的早晨》(1856)描写一个青年贵族辍学回家，在自己的庄园上实行减租减役，试图取得农民的“谅解”，当个“好主人”。
但农民由于长期痛苦的经验，根本不相信老爷，深恐上圈套，拒绝了他的这些“帮助”。
故事以主人公的改革失败告终。
中篇小说《哥萨克》(18s2—一1862)写一个青年军官奥列宁走平民化道路的探索过程。
他对贵族上流社会和城市资产阶纹“文明”都感到厌倦、不满，而在宗法式的淳朴自由的哥萨克农村中找到了自己生活的理想。
在和哥萨克姑娘的短暂接触后，奥列宁第一次感到自己产生了一种“真正的”爱，于是准备放弃贵族身份，申请加入哥萨克籍，但由于他不能同自己“复杂而畸形的过去”彻底决裂，最后被迫离开。
托尔斯泰的早期代表作表明，他一开始步入文坛就抓住了沙皇俄国的基本矛盾——贵族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对封建农奴制度的腐朽和没落进行了一些揭露和批判。
但这时的托尔斯泰，政治上是站在自由派贵族的立场。
和当时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者提出经过农民起义推翻专制农奴制度，把土地全部无偿地交还农民的主张不同，他把解决社会矛盾的希望主要寄托在贵族地主的身上，幻想他们弃恶从善，对农奴制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而且，他把古老宗法制农民看成最高道德原则的化身，更是历史唯心主义思想在作家世界观上的反映。
在艺术上，托尔斯察的早期作品善于描写人物的“辩证发展”的心理过程，曾经得到革命民主主义评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赞赏。
一八六四至一八六九年，托尔斯泰写成著名的《战争与和平》。
这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史诗性巨著，它是作家前期创作的总结，集中反映出他六十年代的主要思想艺术特征。
《战争与和平》以库拉金、罗斯托夫、保尔康斯基和别竺毫夫四大贵族家庭的生活为情节线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八0五至一八二O年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
托尔斯泰肯定一八一二年俄国反对拿破仑入侵的卫国战争的正义性质，谴责拿破仑的野蛮侵略，歌颂库图佐夫领导了一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多方面地表现出俄国人民反抗侵略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
但这只是小说的背景，它的中心主题是要表现俄国贵族的命运和前途。
根据托尔斯泰对俄国贵族地主的看法，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鲜明地分为两大类。
一类以库拉金为代表，这是远离人民、接近宫廷的上层贵族，他们自私贫婪、虚伪堕落，甚至在国难当头的重要时刻仍然争权逐利，互相倾轧，沉缅于荒淫无耻的寻欢作乐之中，另一类是彼尔·别竺豪夫、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和罗斯托夫，他们是接近人民的庄园贵族，厌恶上流社会的空虚无聊，其中有的经过长期复杂的精神探索和卫国战争的洗礼，最后在基督教的《福音书和宗法式老农身上找到门己的精神归宿，成为献身国家社稷和人民幸福的社会精华。
作家否定前者，给予无情的揭露和鞭笞，肯定后者，给了他们以满腔热情的歌颂，投以诗情洋溢的艺术描写。
整个长篇小说成功地把大规模的战争场面和多方面的和平生活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借于庞大复杂而又有条不紊的结构，提供了当时俄国纵横城市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塑造了丰富多采的人物群像；其中一些主要人物，通过作者特有的心理分析，性格特别生动鲜明，是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这部小说的缺点是美化农奴制地主庄园，把像卡拉泰耶夫那种古老宗法式农民的无争无求、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落后思想当成最高的道德理想，散布宿命论以及“勿以暴力抗恶”的宗教观点，以致使有些重要形象的发展不合逻辑，为了宣传作家自己的社会道德观点，情节开展中夹杂着整段整段的哲学议论，不仅违反艺术创作形象思维的特征，而且造成结构上的某些累赘。
一八七三至一八七七年，托尔斯泰经过十二次精心修改，完成了他第二部里程碑式的长篇巨著《安娜·卡列尼娜》。
如果说《战争与和平》在某种意义上是部历史小说，那末《安娜·卡列尼娜》则取材于六七十年代的俄国现实生活。
列宁曾经引用这部小说的一个主人公的话，“现在我们这里一切都翻了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指出；“对于一八六—至一九O五年这个时期，很难想象得出比这更恰当的说明了。
”这里所谓“一切都翻了个身”是指一八六一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封建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整个“旧秩序”的迅速崩溃而所谓都“刚刚开始安排”的一切就是指资本主义势力的猛烈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
在《安娜·卞列尼娜》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以惊人的洞察力和鲜明的艺术形象，精确而深刻地揭示的正是这一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急剧变化的历史特点。
长篇的情节由两条平行而紧密联系着的线索构成：一条是安娜——卡列宁——渥伦斯基的爱情、婚姻和家庭故事；另一条是列文——吉提的生活和精神探索经历。
通过第一条线索，作者极为深刻地揭露以政府部长卡列宁为首由上层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组成的上流社会的罪恶；正是这个上流社会的虚伪，冷酷和腐败，造成追求资产阶级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的女主人公安娜最后卧轨自杀的悲剧。
另—条线索，作者通过列文的形象表达了自己复杂的、自相矛盾的社会道德观点。
列文这个力图保持宗法制经济的庄园贵族，在资本主义势力侵袭下的俄国现实面前惶恐不安。
于是，他—边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养”，一边积极从事经济攻革，企图找出一条使地主和农民“共同富裕”的道路。
这种阶级调和主义的改革的失败使他感到悲观失望，甚至到了“濒于自杀”的境地，最后作者让他归依宗教，在一个古老宗法制农民身上领悟到人生的意义：“为上帝、为灵魂活着。
” 同《战争与和平》相比，《安娜·卡列尼娜》对贵族资产阶级统治的俄国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批判，更为猛烈和深刻，在艺术技巧上是情节结构更为集中和紧密，描写人物时对复杂的心理过程的分析更加精细入微，叙述风格方面，作家在保持过去创作中时而急速时而平稳而又富有浓郁的抒情描写的同时，还更多地采用讽刺和刘比的手法。
但是，在《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中，唯心论的阶级调和主义、对观实的悲观失望，对邪恶的不抵抗主义以及用基督教的“博爱”取代阶级斗争的宗教宣传，也比以前大大增强了。
写完《安娜·卡列尼娜》后，托尔斯泰为照顾孩子们上学，从一八八一年起迁居莫斯科，直到一九O一年得了一场大病痊愈后，才又重新回到雅斯纳亚·波良纳居住。
作家在莫斯科生活的八九十年代是俄国社会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的时期。
一方面是封建农奴制的进一步瓦解，资本主义急剧发展，另一方面是人民反抗斗争日趋高涨，形成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高潮。
这期间，托尔斯泰积极参加救济灾民的活动参加莫斯科贫民区人口调查，以及访问监狱、法庭、教会，修道院等，使他对资本主义的深刻矛盾和整个沙皇国家机器的反人民本质有了进一步具体的认识。
同时，他更加紧对哲学，宗教、道德、伦理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客观上社会的急速变革和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涨，主观上紧张的精神探索和思想矛盾的进一步发展，促成托尔斯泰的世界观由贵族地主向宗法制农民的激变。
他辞去县贵族长的职务，拒绝担任法庭陪审员，从事体力劳动，力图按照农民的方式生活，决心和本阶级决裂。
这个原来拥有好几处庄园和三百多农奴的伯爵，成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千百万农民的反抗和绝望”的表现者。
他后期的一些主要作品，如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和《哈泽·穆拉特》(1886——1904)、短篇小说《舞会之后》（1903)，特别是长篇杰作《复活》(1898--1899)，形象地反映了千百万农民强烈的仇恨，摆脱过去的愿望和对未来的向往，同时也表现出他们“幻想的不成熟、政治素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性。
” 《复活》是托尔斯泰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作家对俄国地主资产阶级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长篇小说。
生在牛棚，三岁时母亲死后便成了地主“半养女、半家奴”的玛丝洛娃，刚长大成人就遭贵族少爷践踏遗弃沦为娼妓，最后蒙冤进狱并被判刑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
自私堕落的贵族地主聂赫留朵夫后来在法庭上同玛丝洛娃相遇，看出受审的正是门己侮辱过的女人，忽然“良心发现”，开始了“灵魂大扫除”，为营救玛丝洛娃出火坑而奔走，在一切努力失败后，又决定和她一起去流放。
玛丝洛娃受“忏悔” 后的聂赫留朵夫的精神感召，终又“更深地爱上他”，但为了不拖累他的前程，拒绝和他结婚。
小说以单线条的简明结构，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复杂经历，描绘了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撕下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假面具。
”作者通过极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强烈控诉从外省到首都，从地方到中央,整个俄罗斯帝国，包括它的国家机器、官方教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已经成了囚禁和戕害人民的监狱。
但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思想艺术上的矛盾和局限性，也得到最充分的表现。
他谴责地主资产阶级的暴力，同时也否定革命的暴力，并且歪曲革命者的形势；他反对官方救会，却又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用—种“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彼压迫群众”;他不赞成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但没有“去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政体”，幻想“好老爷”发善心，把土地“恩赐”给农民；鼓吹“饶恕一切人”、“爱敌人”等的基督教”博爱宣传也比以前更加浓重了。
在艺术上，托尔斯泰通过复杂的心理过程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独特技巧在《复活》中达到十分精致、高超的程度，语言较以前朴质多了；但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人性”和“兽性”的荒诞观点，却使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形象在小说后半部苍白无力。
《复活》中比作者以前的作品更多的道德说教和大量抄引《福音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长篇的艺术感染力，而且连它的结构有时遭到明显的破坏。
托尔斯泰的社会活动和文学创作产生了十分广泛的社会影响，赢得了全世界进步人类的敬仰，同时也引起全国统冶集团的极度恐慌。
当时曾有人建议亚力山大三世查办作家但沙皇的宪兵将军回答说：他的“声望太大，俄罗斯的监狱容纳不了它。
”反动当局不敢用公开的严厉镇压对付托尔斯泰，他们决定从精神上摧毁这位伟大的作家。
一九O一年俄国最高教会机关宣布托尔斯泰为“邪教徒和叛教者”，并开除了他的教籍。
但作家没有屈服。
一九O五年革命失败后,托尔斯泰虽已年近八旬，仍一再著文，强烈抗议沙皇政府对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对革命者滥用死刑。
一九一O年十月二十八日，托尔斯泰经过长期紧张的精神探索和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决定摆脱贵族生活，把财产交给妻子，弃家出走，以期实现他“平民化”的宿愿。
结果中途得了肺炎，同年十一月七日死于阿斯塔堡车站。
依照作家生前的愿望，遗休安葬在雅斯纳亚·波良纳—个悬崖附近，坟上既没有十字架，也没有墓碑。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一直非常重视托尔斯。
从作家的生前到死后，列宁先后写了七篇专门论述他的文章。
列宁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因为他的学说“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层都在汹涌激荡的伟大的人民的海洋，既反映了它的一切弱点，也反映了它的一切有力的方面”。
列宁还说：“由于托尔斯泰的天才描述，一个农奴主压迫的国家的革命准备时期，竞成为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跨进的一步”。
革命导师的光辉著作，是对托尔斯泰这个“十九世纪所有伟人中最复杂的人物”(高尔基说)一生思想和创作的最科学的评价。
列宁称赞：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托尔斯泰的创作是“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跨进的一大步”。
鲁迅评价：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俄国的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