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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天家王贞仪（公元1786～1797年）。
当年她就是用土办法研究天文学中的日月食理论的把吊灯当做太阳，圆桌当做地球，镜子当做月亮，用不断变换月亮、地球和太阳之间的相对位置来研究日月食的形成原理以及月食同望月的关系。
强烈的求知欲使她连除夕举行家宴的机会也不肯轻易放过。
200年后的今天，从事天文科学的人们，谁也不会再使用王贞仪那样的土办法了。
在我国现有的五个天文台中，从事天文研究的有男有女，妇女学习、研究天文，已是极平常的事情。
可是，在古代，不要说妇女，就是男人私习天文，也要冒杀头的风险。
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天文学一直被禁锢在封建王朝的灵台秘苑中，在一些朝代只有封建朝廷的“太史院”、“钦天监”之类专职机构才有权研习天文，制定和颁布历书。
天文学成了所谓“非凡夫所测”、“世代相传的家业”，妇女更是被剥夺了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力，被紧紧地套在“四条绳索”的枷锁下。
在封建统治者看来，民间私习天文，尤其是妇女学天文，简直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
劳动人民创造的天文学就这样被少数人垄断着，还和宗教迷信合为一体，变成愚弄人民的工具。
因此，在我国古代悠久的历史中，妇女研究天文的事真是屈指可数。
王贞仪之前，比较有名的当推东汉班固的妹妹班昭（又名班惠姬、曹大家）。
班固是《汉书》的作者，但他此书未竟，就在一次党争中入狱而死，留下《汉书》的《天文志》和《八表》没有来得及去写。
东汉永元4年（公元92年），由汉和帝下诏，班昭到当时的国家图书馆“东观藏书阁”，由马续协助她收集整理、研究了西汉的天文观测记录，写成《汉书》的天文志和八表，完成了她哥哥班固遗留下的工作。
《天文志》的完成，为我们今天研究西汉的天文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但由于班昭长期活动在东汉王室之内，又没有亲自从事天文观测，受谶纬神学影响很深，因此书中不乏糟粕。
班昭之后，封建统治阶级用封建伦理道德束缚妇女思想，致使王贞仪之前再很少出现有名的女天文学家。
虽然宋代天文学家楚衍有个女儿研究过天文数学，王锡阐有个妹妹王锡蕙也是位天文数学家，但都没有留下研究成果，因此无怪乎连王贞仪同时代的封建卫道士钱大昕也慨叹地说，王贞仪是“班惠姬之后，一人而已”。
王贞仪原籍安徽天长县，后居住在南京。
她的祖父曾在吉林宣化府任知府等官职，收藏书籍达75箱之多，因此是一个“书香门第”的后代。
她11岁跟随祖父到宣化府生活了5年，其间结识女友，研讨学问，又“学射于蒙古阿将军之夫人，发必中的，骑射如飞”。
少年时代的王贞仪已经表现出百折不挠的坚强性格。
后来她又随同祖母和父亲去过北京、陕西、湖北、广东和安徽等地，游览名胜古迹，见闻颇多，也接触到不少社会实际。
后来她和安徽宣城的一个叫詹枚的青年结了婚。
但是她在操持家务之余，仍孜孜不倦地刻苦学习。
探索自然奥秘 晴朗的夜晚，群星闪烁，人们都已入睡，王贞仪还披风饮露，独坐户外，静静地注视着天空，仔细观察星象的运行和变化。
她一边观测，一边开动脑筋，琢磨着从书本上学来的东西。
经过多次观测和模拟实验，终于搞清了日月食形成的原理。
她在《月食解》中说，太阳照耀月亮，月亮才有光。
人们站在地球上去看，只有十五才能见到望（月圆），初一才能见到朔（月隐）。
虽然太阳照耀月亮，但地球只要不在太阳直射月亮的光束中，人们看到的就只是一个侧面，成了半圆月或弯月。
朔的时候，只要太阳和月亮近于黄白二道的交点，太阳光被月亮所遮，就会出现日食。
由于太阳高，月亮低，相隔非常遥远，因此随观测者位置的不同，见到的食分（日食的程度）就不同。
到了望，只要月亮进入地球的影子，就会发生月食。
王贞仪非常推崇张衡对月食成因的解释，并在食分问题上作了一些新的发挥。
她所阐述的日月食成因的理论，同现代天文学认识的日月食原理完全一致。
地球是一个大圆球，站在地球“边缘”和下半球的人为什么不会倾斜和摔倒呢
这个问题对现代的人来说已是普通的常识，不用发问。
可是在互8世纪末叶时，虽然我国大多数学者也都承认地球是圆的，但却很少考虑或回答不了这个不倾斜摔倒的问题。
唯有初出茅庐的王贞仪，经过仔细研究，对这个问题做了通俗的解释。
她在《地圆论》中说，地上的人都以自己居住的地方为正中，因此远看别的地方都是斜立的.似乎都该倾倒，实际都不倒，难道不是因为各地的人头上都是大，脚下都是地吗7这就是说，人们生活的地球，处于四周都是天空的空问之中，对宇宙空间来说，任何地方的人头上都是天，脚下都是地。
王贞仪正确地认为，在广阔无垠的宇宙空间中，没有上、下、侧、正的严格区别。
这是一个很可贵的认识。
王贞仪博览群书，楔而不舍。
对古籍中的天文资料她仔细体会，吸取营养。
当时一些历书将恒星年同回归年的区别说成了起于汉武帝进行太初改历的时候。
王贞仪指出，这种差别并不是起于《太初历》，而是自晋代虞喜发现“岁差”以后才“天自为天，岁自为岁”。
历书上还说，由于岁差，春分点逐渐东移。
王贞仪也指出，这是错误的。
岁差引起的春分点移动是西移而不是东移。
另有一些人认为，岁差可以用“土圭”测得。
王贞仪指出，上圭只能测日影，哪能测岁差
岁差只有用“中星法”才能测出。
在我国何时产生“定气”的问题上，有人认为古人对日行迟疾没有认识，“定气”始于唐代历法。
王贞仪批评说，这又错了。
“定气”开始于北齐的张子信，其后隋代刘悼，唐朝李淳风和僧一行才测得更加精密了。
王贞仪这些批评和见解，基本符合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实际。
她这种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至今仍使我们钦佩。
除了精勤观测，刻苦钻研，王贞仪还非常重视学习当时的先进科学。
天文学离不开计算，因此她对清初历算家梅文鼎的著作非常推崇，尤其看重《筹算》和《历算》两本。
梅文鼎曾测得地理经度圈上的一度弧长等于250里，王贞仪把这个结果引申到天球中，指出，地差1000里，天顶差五度。
她还认识到，随着地理纬度的不同，各地北极出地高度也就不同，因此，恒星隐显，昼夜长短，都会随地理纬度的不同而有差别。
现代天文学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除了测量的更加精确外，就其整体来说，王贞仪当年的解释也是非常正确的。
另外，随着明末清初以来西方传教士来华活动，当时西方的各种天文学理论也都传到中国来了。
王贞仪对这些东西并不囫囵吞枣，而是批判地吸收，有选择地使用。
她既知道哥白尼的日心体系，也了解第谷的折衷体系（即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不动中心，日、月、恒星都绕地心运行，而五大行星又绕日运行）。
她认为“西历虽至密，亦未能言概准，”“有所可行，即有不可行；有所是，即有不是。
”生活在18世纪末叶的一位妇女，能有这样的见地，很是难能可贵。
顽强的斗争精神 王贞仪29岁的短暂一生，做了大量的科学工作。
她精通地理、数学、医学和诗文绘画，也懂得气象，“言晴雨丰欠辄验”，真是一位多才多艺，才气横溢的青年女科学家。
她的文章“皆质实说理，为不藻采”。
当然，王贞仪最有造诣的还是天文学。
她把自己研究天文学的成绩写成不少著作，其中许多已被湮没，现在能看到的只有《金陵丛书》中的《德风亭集》卷五、卷六和卷七中有关天文历法方面的心得体会。
如卷五中有《岁差日至辩疑》、 《盈缩高卑辩》、《经星辩》、《黄赤二道解》；卷六有《地圆论》、《地球比九重天论》、《岁轮定于地心论》、《日月五星随天左旋论一、二、三》；卷七有《月食解》、《勾股三角解》等。
据传她的著作共有64卷之多，可惜如今我们只能读到很少一部分了。
同任何科学家一样，王贞仪在科学的道路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她要从事科学，就必须同科学的敌人，首先是同封建迷信和封建伦理进行斗争。
还在她刚开始钻研天文和做诗绘画的时候，就有一班封建卫道士嘲笑地说，女孩子的正当职业是酒食缝纫，不应以文史翰墨为事，甚至攻击她从事科学是想青史留名。
但是王贞仪的反叛精神使她没有屈服。
她据理驳斥，坚持为科学开辟道路。
她在一首诗中写道：“始信须眉等巾帼，谁言儿女不英雄”，顽强地顶住封建礼教的重压，不屈不挠地进行科学研究。
王贞仪与封建伦理的抗争，在她的不少诗文和书信中都有表白。
她简直是一面从事科学研究，一面为妇女的地位呼号。
历史事实也说明，越到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就越要把天文学拉入迷信的泥坑，如利用天文搞“风水”之类。
面对这些邪恶，王贞仪在《葬经辟异序》和给她父亲的一封信里，明确宣布，这些东西完全是骗人的鬼话，绝不会影响子孙后代的贫富贵贱。
还有人抬出所谓“风水”本是古代圣贤倡导的，以此来吓她。
王贞仪更指出，这正是那班圣贤的缺点，学古人必须取批判态度。
在一定意义上说，王贞仪的科学成绩正是在同这些谬端邪说的斗争中取得的。
“尝拟雄心胜丈夫”。
用王贞仪的这句诗文来概括她和我国古代其他女天文学家是再恰当不过了。
王贞仪等人堪称是中华民族科学发展史上女科学家的代表人物，应该占有自己的地位。
欲找,读《西游记》心得体会,坐等回答
十分明晰,风景挺不错的,但愿答案对有｀｀
关于坚强的名人小故事50字
如果你失去了今天，你不算失败，因为明天会再来。
如果你失去了金钱，你不算失败，因为人生的价值不在钱袋。
如果你失去了文明，你是彻彻底底的失败，因为你已经失去了做人的真谛。
文明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它的主要作用，一是追求个人道德完善，一是维护公众利益、公共秩序。
说到文明礼仪，我想到了一个故事。
有一次，列宁同志下楼，在楼梯狭窄的过道上，正碰见一个女工端着一盆水上楼。
那女工一看是列宁，就要退回去给让路。
列宁阻止她说：“不必这样，你端着东西已走了半截，而我现在空手，请你先过去吧
”他把“请”字说得很响亮，很亲切。
然后自己紧靠着墙，让女工上楼了，他才下楼。
这不也是良好文明礼仪的体现么
这里我不想过多地举伟人的例子，因为这很容易令大家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文明礼仪只是伟人、名人才具备，那么我们将无需为自己或多或少的不文明言行而愧疚；或者认为即使践行了文明的要求，也并不因之成为伟人、名人。
我们不但要有讲道德的大人物，我们更需要一群有道德的民众。
一个社会的公共文明水平，可以折射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一个人如果不遵守社会文明，小的会影响自身形象，大的会影响国家声誉。
在清朝的时候，大臣李鸿章出使俄国，在一公开场合，恶习发作，随地吐了一口痰，被外国记者大加渲染、嘲弄，丢尽了中国人的脸。
这是一个不遵守社会文明的历史教训。
公共文明是社会意识的一种体现，而公共文明又建立在个人的道德修养水平之上。
试想一下，如果有人不注重自身的文明修养，他会有良好的公共文明吗
不会
个人文明礼仪是根、是本。
人要有良好的公共文明必须先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做起。
所以鲁迅先生说：“中国欲存争于天下，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
”“立人”的意思便是要完善人的思想和文明修养，人的文明修养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靠后天不断完善的。
要完善个人修养，首先要致力于读书求学，完善自身的认知水平；认知到达一定水平，就有了明辨是非的能力；有了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就要端正自身的心态，不违背自己的良知，努力使自己的一言一行都符合道德的标准，自己的修养便得到完善。
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
完善个人道德修养，便有了推进社会公共文明的基础。
而一个社会的文明氛围对他的民众亦有莫大的影响。
为什么这么讲呢
相信有的同学去过欧洲或日本，就很有亲身体会。
大的不说，只看看过马路这样的小事。
只要亮起红灯，纵使马路上一辆车都没有，外国人绝不会过马路。
他们认为这是必须遵守的公共文明。
试问，在如此的氛围中，有谁会肆无忌惮的闯红灯呢
这就是社会氛围的力量所在。
但再想一想，如果我们不是从自身做起，这社会氛围又从何而来呢
有记者访问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教授，您人生最重要的东西是在哪儿学到的呢
”，“在幼儿园。
在那里，我学到了令我终身受益的东西，比如说，有好东西要与朋友分享，谦让，吃饭前要洗手……”我们完善自己的文明修养也一样，并非一定要有什么了不起的举措，而是要从身边吃饭洗手这些小事做起。
养成文明的习惯，使文明的观念从意识层次进入无意识层次，使文明贯穿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们从小接受文明礼仪的教育，很多同学都可以滔滔不绝地大谈文明礼仪。
可是看见校园中随处丢弃的饭盒，饮料瓶，听着某些同学口中吐出的脏话，怎能不教人痛心疾首呢
难道我们都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人”么
明代大学者王守仁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和行是一个本体、一个功夫。
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我们接受文明礼仪的教育，自己却吝于履行、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这跟从来没有接受社会教育有什么 区别!所以我们要实践社会文明，就要从这“知行合一”上下功夫、从自己的坐言起行上下功夫，就要告别不文明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