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的五次媒介革命具体指的是语言出现以下说法正确的有哪些
一、媒介技术进步的：人类追空的无限性 根据传播媒介学家斯的媒介偏点，媒介系统要完成信息、知识、文化的传播使命，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空间领域内信息的共时性传播，时间范畴上的信息历史性传承、积淀。
任何媒介都是一种物质实体，因此也必然会以一定的形态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并显示出自身独特的性质。
书籍、杂志、报纸、照片、石碑等都是占有空间的媒介，广播、中国、对讲机、无线通讯等都是时间性的媒介，电影、电视、电脑等则是时空兼具的媒介。
从传播的过程看，信息传递经过了从传播者到接受者的时间历程和空间范围。
从媒介的时间性质看，媒介能够保存信息的时间有长有短，传播信息的速度有快有慢。
例如，相对前者，电视传播比印刷传播快，具有时间的优势；相对后者，电视传播比印刷传播短暂，不易保存，不具时间优势。
从媒介的空间性质看，能够装载信息的空间有大有小，信息覆盖的地域范围也有大有小。
传播是一种信息共享活动，它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又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
传播既是人类空间的连接体，使信息不受山川海洋的阻隔而传之万里；又是人类时间的连接体，使信息不受沧桑岁月的磨损而传之千年。
然而，传播要架起社会成员之间时间空间的“连续的桥“，却受到有限生命体、社会关系等因素的束缚，因此，具体传播的时间空间相对于整个物质世界的无边无际、无始无终是有限的。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生活在狭小社会活动空间的人，只能是片面发展的个人；而生活在具有最广阔的社会交往空间的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
媒介作为信息交流的中介，是人类获取社会关系资源的必要和普遍条件。
自有人类之日起，媒介就是人类生产、生活和为生存而斗争的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而且它不断推动社会发展和促使个体自我满足、自我认识、自我完善。
因此，传播的时空条件决定了社会关系的丰富程度，从而决定了人类的全面发展和自由。
然而，作为物质世界的具体的人，由于受生命体时间与能量、社会特定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制约，导致人类拥有的时间空间是相当有限的，而时间、空间的有限性阻碍了人类交往的广度和深度，使人所具有的社会性得不到张扬。
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努力克服、战胜时空的有限性。
就必须探究和掌握时空的“必然”，才能获得时空的“自由”。
恩格斯说过：“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
”[2] 媒介技术发展史表明，媒介技术革命的进程是人类打破时空枷锁的过程。
早在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在其《人的延伸：媒介通论》著作中，提出了“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著名论断。
在麦克卢汉的眼里，书是眼的延伸，广播是耳朵的延伸，中国是耳朵与声音（嘴巴）的延伸，电子技术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
总之，它认为媒介是我们人类生理与神经系统的延伸，它构成一种系列化交互作用的世界。
在我们看来，与其说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不如说媒介是人体的时空延伸。
因为正如麦克卢汉在其另一著作《媒介即讯息》中所说，口语媒介受听力的物理因素限制，导致人们必须生活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之中：部落群体；文字及印刷媒介出现以后，媒介的时空得到扩展，人类开始分散居住，原有的部落社会随之解体；电子媒介出现以后，以其范围广、速度快、现场感强等优越性能，把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纳入到一个传播系统之内，形成一个类似部落群体却地域范围广阔的“地球村”。
可见，媒介技术进步为人类从时空的“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不断迈进提供了先决条件。
麦克卢汉还提出了“媒介即讯息”的著名论断，认为不是媒介所传播的内容而是传播媒介本身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的基本构型。
意思是由媒介形式的任何进展所引起的人类的规模、步代或类型上的变化，这是媒介形式除了传递媒介内容之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信息”。
这一命题的实质，是强调媒介形式远比媒介内容重要。
一般人认为媒介仅仅是形式，仅是信息、知识、内容的载体，它是空洞的、消极的、静态的。
可是他认为，媒介对信息、知识、内容有强烈的反作用，它是积极的、能动的，对信息有重大的影响，它决定着信息的清晰度和结构式。
有人不以为然，认为媒介仅仅承载内容的形式和外壳。
习惯的思维定势堵塞了洞悉的目光、创新的思路，人们对媒介形式的革命力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二、五次媒介技术进步与人类时间空间的延展 在人类媒介技术史上，曾经发生过五次媒介技术革命，每次媒介革命所产生的巨大作用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它不仅有力地改变了人类在过去的所感所触和所见所闻，而且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现今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
在前语言时代，我们的祖先只能靠动作、表情、吼叫、记号等非语言媒介进行传播。
劳动创造了人类语言后，口语媒介掀起了人类媒介史上的第一次革命。
有了语言，人类个体的经验可以交流、可以为社会成员共享，上一代的知识也能传授给下一代。
有了语言，人类从此脱离了动物的信号传播藩篱，踏上了人类精神交往的大道。
口语的产生无疑加速了人类社会进化和发展的进程，直到今天，口语依然是人类最基本、最常用和最灵活的传播手段。
但是口语有其局限性：第一，由于人体能量的限制，口语只能在很近的距离内和短时间内传递和交流。
第二，口语使用的音声符号是一种稍纵即逝的事物，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文字的出现是人类媒介发展历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文字克服了音声语言的转瞬即逝性，它能够把信息长久地保持下来；文字能够把信息传递到遥远的地方，打破了音声语言的空间限制。
印刷媒介技术面世以前，由于媒介笨重、复制困难和传播垄断，文化知识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竹简、帛书、邸报等书写媒介也只在上流社会流传。
印刷媒介技术的发明，使人类社会发生了第三次媒介技术革命，并引导人类传播真正步入一个崭新的大众传播时代。
印刷传播以其轻便、易保存的优势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在人类的第四次媒介技术革命中，以广播、电视为主体的电子媒介，不仅大大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而且挣脱了印刷媒介中必不可少的物质运输的束缚，为信息传播开辟了一条便捷、高效、省钱、省力的空中通道。
特别是广播、电视插上卫星转播的翅膀，这种传播就不再是通常的大众传播了，而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跨国传播甚至是全球传播。
“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电子技术的发展之后，我们已在全球范围延伸了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在我们的星球范围取消了时空。
” [3] 中国络媒介的出现和中国络技术的进步，又掀起了媒介的第五次革命。
中国络是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中国络技术、通讯技术、信息技术、空间技术、视频技术等联结世界各个国家、部门和个人的高速信息交换系统。
中国络媒介具有极为广泛的传播时空，可以把信息传播到互联中国所覆盖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所有目标受众中。
而且，由于中国络媒介的超文本格式和相互超链，使其内在的信息空间巨大，不受广播电视播放时间、报刊版面空间的限制。
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关系一般是基于血缘、地缘、业缘关系建立起来的，人的交往过程受制于人的社会地位、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等因素。
中国络媒介超越时空的限制，不同阶段、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语言的人在中国络中发生着直接或间接的交往关系，突破了以往的点对点的局限性，实现了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多对一的各种交往形式，社会成员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就任何内容同时进行交换，增强了人的开放性和社会性，形成了更加自由的人际交往关系和更加全面、丰富的社会关系。
参考资料： 中国\\\/\\\/www3中国hubei中国\\\/200711\\\/ca1403619.ht
信息系统发展现状及趋势
物流信息系统发展动态随着中国的产业流通结构和应用科技领域一些新动向的显现，物流市场整体也折射出了一些新的热点。
作为物流运营管理重要手段的信息系统，已从过去的学习与尝试阶段，逐步提升到了一个面向客户面向市场、随需而变和应用为先的新阶段。
相时而动，对于企业来说，充分了解物流乃至信息化技术的发展现状及趋势就显得格外重要。
目前，企业决定外购或开发物流信息系统的动因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源于市场竞争的逼迫。
例如，常有企业为了取得物流外包服务的定单而和系统开发商临时挂钩，快速上线一套系统——因为外包的标书里明确：“有现成的信息系统者优先考虑”；其二是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带来了新的应用前景。
例如，移动电话的普及使得物流配载状态的通讯跟踪得以实现，从而企业有必要投入一套货物追踪系统。
随着中国的产业流通结构和应用科技领域一些新动向的显现，物流市场整体也折射出了一些新的热点。
作为物流运营管理重要手段的信息系统，已从过去的学习与尝试阶段，逐步提升到了一个面向客户面向市场、随需而变和应用为先的新阶段。
相时而动，对于企业来说，充分了解物流乃至信息化技术的发展现状及趋势就显得格外重要。
制造物流风起云涌 有关专家指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重要制造基地，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已形成了规模空前的新兴工业园区，今后这些工业园还将逐渐挥师北上，自沿海地区构筑起从南到北的漫长“制造地带”。
这一趋势带动了物流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与几年前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等信息技术引发的物流革命不同，这次是由于制造厂商对原材料采购和库存管理以及成品运输销售的市场需求，直接带来的物流扩张的弹性效应，这也决定了作为与之配套的物流业务具有明显的制造业的特征：譬如说，如果某著名制造企业采取深度直销模式的话，物流企业就要相应地采取“门到门”、“桌面到桌面”的直运直汇运营模式。
如此一来，制造厂商自然会从制造的角度进行物流系统战略选择，在ERP和专用物流系统之间进行权衡。
从行业经验的角度出发，厂商可以根据自己的生产业务状况和投资能力，首先考虑以下方式：把物流业务外包出去，交由第三方专业物流公司管理，但是要求第三方专业物流公司具备物流系统，而且可以与厂商自己的生产计划和财务系统对接；在生产线趋于稳定的情况下，考虑先上原材料和供应商的物流管理系统，然后运作ERP系统；先选择用于生产管理的模块，然后循序渐进分步实施包括物流在内的整个ERP系统。
通常情况下，ERP系统只负责定单层面的传递，难以纵向深入到物流的操作层面，特别是涉及到供应商管理库存（VMI）等模式时，则属于典型的物流系统范畴。
所以，在实际作业中，有些厂商特别是多工厂的厂商可同时采用ERP系统并配以专业的物流仓储和运输配送系统。
外资物流先行一步 中国加入WTO后，外商对华投资又掀起了新的高潮。
与过去不同，现在的中国已不再是以加工后出口为主要目的、成本低廉的世界工厂，而是有着广阔腹地和客户容量持续稳定增长的内销市场。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应了这句古话，在跨国企业开始策划在中国进行生产和销售之前，那些与跨国企业有着商务渊源的商社或咨询公司乃至物流等企业早已未雨绸缪，在中国做好了外资企业的物流外包准备。
由于资金充裕又有过长期信息化的经验，外资企业在物流系统选型时，往往有“起点高、速度快、业务流程和系统同步设计”等特点。
外资企业在物流系统选型时会碰到的情况，大致分为以下几种：在跨国公司总部出资的情况下，一般由总部推荐并最终决定系统的类型。
基本上尽量采用原来在本国使用过的系统，以保证集团系统的无缝链接。
比如日资企业往往倾向于采用日本物流供应商的系统，台资则愿意选择在台湾有业绩的软件产品；由本地出资决策时，企业非常看中系统供应商的品牌和专业经验，首先招标入围国际著名的物流系统供应商；从核心业务考虑，外资企业往往不会自行开发系统，但对相关的系统接口和技术支持服务要求很高；因为有原材料的国际采购和产成品出口的业务，外资企业对系统的功能要求除了通常的运输仓储以外，强调包括进出口通关在内的供应链物流。
追求物流、商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四流合一。
目前国内物流企业和外资的差距，主要表现在系统应用技术、自动化和管理经验三方面。
“汽车物流”引领大潮 近期，国际最著名的汽车集团纷纷抢滩国内市场，产业规模越来越大、价格和速度的竞争也愈演愈烈，降低物流成本以提高物流效率已成众企业的发展之本。
如果说以前是家电物流配送占据了物流系统领域的高端的话，现在则是汽车物流成为“领头羊”。
电子看板、准时制、零库存既是生产方式也是物流方式，并且正在被国内其他非汽车企业效仿。
汽车产业涉及销售门店的网上定货、跨国的零部件采购、广域的装配仓储运输和进出口、维修、环保回收、召回等众多而复杂的环节。
由于对零部件和整车物流管理的要求极其苛刻，对于物流企业而言，能否通过信息系统就取决于“准确及时地接收采购定单和看板指令并反馈送料等物流运转状态信息”。
具体而言，汽车企业或者相关物流企业在选择系统合作伙伴时，十分重视对方在汽车行业的专业背景和成功案例，所以往往只有那些具备全面实力的著名系统供应商才能成为候选；从实际情况来看，外资汽车企业都有较为完善的物流模式和系统支持，国内企业则主要是生产现场管理为主，基本上没有成熟的系统；当前，汽车企业对系统的选择主要集中在零部件物流管理系统、分销结算系统、销售计划和生产计划系统。
生产控制系统、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系统、广域采购配送系统和维修服务管理系统则会成为今后的重点。
另一方面，由于汽车企业牵涉到的上下游厂商很多，所以这类企业越来越重视供应链管理及系统。
“自动识别”催生商机 目前,以条形码特别是二维条码为主的识别系统在物流和制造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物流识别技术手段也有发生重大突破的迹象。
具体表现在新一代的电子标签系统（RFID）和自动分拣系统两大方面。
在电子标签系统领域，非接触式可读写的RFID很可能取代纸张印刷的条码而率先在物流领域掀起一场革命。
尽管在读写距离制作成本等方面还存在障碍，不过从读写特性、信息容量和反复使用方面比较，RFID具有巨大的技术优越性。
沃尔玛要求其主要的供货商从2005年起在集装箱上加挂电子标签，美国和日本的电子标签推广中心也正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实验。
日本也已开发出能够同时读写条码和电子标签的识读设备。
平台软件厂商纷纷在自己的产品中预设有电子标签的标准驱动接口。
中国最近宣布，将把“加快电子标签的研发和商业应用步伐”作为国家战略。
可以预见，一些高端的制造和物流企业将率先从条码系统切换到电子标签系统，打造自身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
日前，北京富士通已研制出大容量、可以随时对储存内容进行追加、删除或修改的RFID——具备安全、可靠等特征。
应用该系统后，企业将加速业务流程，进而提高整体工作效率，在无限的商机中不断挖掘出新的业务。
在自动分拣系统领域，传统的DPS系统需要电源布线施工，成本比较昂贵，适合于出货频率高、种类多的商品；现在新的系统采用不分正负极的电子标签，不需布线，与库内的无线射频装置组合起来，可实现分拣线上或者仓储区域内的拣货作业的高度自动化，而且安装十分简单，系统成本大大降低。
物流软件重新洗牌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国内从事物流软件开发的公司有500多家，但具备规模的并不太多。
国内专业的物流软件公司数量很少，拥有自己的物流软件产品，主要是产品的销售和二次开发，通常难以全面满足不同类型企业的物流以外的系统需求。
通过近几年的磨合，许多优秀的软件和咨询公司逐渐从软件产品转向物流业务本身，提高了自己的专业咨询服务能力。
物流企业也从务虚到务实，悟出了信息化的核心是应用加服务的道理。
因为对于大型的物流软件企业来说，要开发一个适合各类企业的软件并非易事。
所以，与其说是物流企业选择物流软件，不如说是选择长期的IT合作伙伴。
系统供应商之间也已不再是单纯的软件产品竞争，而是品牌质量和服务整体实力的比拼。
成熟的市场只能留下少数的优秀供应商，可以说：一场优胜劣汰、强者恒强的系统供应商之间的淘汰赛已经开始。
今年将是物流市场开放最关键的时期，很多物流企业都在强化核心竞争力。
丰富的客户资源、成熟的管理模式加上强大的信息网络才是制胜的法宝。
面对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您的企业准备好了吗
什么是“数字文化”
求解释。
十七届六中全会前瞻之九 文化体制改革：进展、难点和前景展望 一、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和动因 我国传统文化体制是在建国以来的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具有国有资本单一投资主体、管办不分、政企不分、事企不分、政资不分、条块分割、城乡二元结构和以意识形态为指导，以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显著特征。
应当肯定，在建国初我国文化事业“一穷二百”的条件下，这种体制有利于集中资源进行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文化队伍建设，以及文化产品的创作和生产，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对文化发展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行政性资源配置方式的低效率，加之频繁的政治运动的干扰破坏，导致了对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严重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文化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和传播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温饱基本满足的基础上，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觉醒，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多样化的文化市场格局，自主性、互动性、娱乐性的大众文化消费方式成为新的趋势和潮流，从而对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机制和提供主体提出了新的要求。
然而，由于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经济体制与文化体制、经济发展水平与文化发展水平之间形成了明显的落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认识文化产品的社会属性和商品属性的关系，使文化建设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和要素配置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使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提高我国文化的活力和竞争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成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直接动因。
从国际方面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新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崛起，促使经济与文化日益融合，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成为新的发展趋势，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等新兴产业迅速发展，成为美、英、日、德、法等西方大国的支柱产业。
美国的电影产业、英国的创意产业、德国的出版产业、日本的动漫产业、韩国的影视产业无不吸引了全球消费者的眼球，不仅成为其创造利润和财富的重要来源，而且也是实现其产业全球扩张的利器。
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传媒集团，如美国时代华纳、迪斯尼、新闻集团，德国贝塔斯曼、日本索尼公司等，依托其创意研发和传媒网络优势，迅速成长为跨国运营的国际文化传媒巨头，占有全球70%左右的文化贸易份额。
文化市场作为全球竞争的新领域，由于文化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和穿透力，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的经济政治格局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
而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传统文化体制的封闭状态，还基本上没有参与到这一进程中去，以致我国的文化产业规模小、竞争力不强，文化服务贸易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巨大的逆差，这与我国作为经济大国和文化资源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
与此同时，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文化产业所具有的优势地位，因而，上世纪90年代在我国加入WTO的谈判过程中，文化版权贸易一直是我国与之谈判的焦点领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强烈要求我国开放文化市场，并且已经在某些领域通过种种方式进入我国文化领域。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我国的文化建设不能脱离人类文明发展的轨道，也不能不参与国际文化市场的竞争而实现自身的发展，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如何顺应国际文化产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按照国际规则逐步开放文化市场，通过加入国际文化产业分工体系来加快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以应对国际跨国文化传媒集团的挑战，提高我国的文化竞争力和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成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外部动因。
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互连网、数字化技术的产生和应用，使文化的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又一重要动因。
一方面，互连网、数字化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应用使得传统的单向文化传播方式转变为互动传播，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距离和界限日益模糊化；另一方面，传播渠道和传播载体的无限扩展导致内容严重不足，内容创新和文化创意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和关键所在。
这一变化在客观上要求传统文化体制进行变革，从国有单一提供主体向多元、互动提供主体转变，形成全社会创新文化发展，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动活泼局面。
同时，新兴技术和传播手段的日新月异，也要求打破传统文化体制行政性资源配置的方式和条块分割的窠臼，以便文化资源和生产要素迅速地“越界”流动，优化组合，从而适应文化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新世纪之初，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开始启动之机，正是互连网、数字化技术在我国开始大规模推广之时，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
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进展情况的回顾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依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战略目标，提出了文化生产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发展文化产业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文化发展繁荣，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的论断，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按照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不同特点分类进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建立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市场经济相适应，“党委领导、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企事业文化单位依法运行”的新型文化体制，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推动我国文化市场的发展和繁荣。
2003年6月，中央召开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决定选择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深圳、丽江、重庆、西安、沈阳9个省、市和35家国有文化单位进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
一些省、市也相继选择了若干地区和国有文化单位进行改革试点，但不享受国家试点地区的政策。
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序幕由此正式拉开。
现将试点的进展情况简要概述如下： 1、在开放文化市场投资准入门槛，发展民营和混合文化市场主体，调动全社会参与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2003年6月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以来，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等有关部门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对非公有制资本开放了演出、报刊和出版发行、影视节目制作与发行、影院建设与经营、非新闻类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等投资领域。
2005年3月，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4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明确和规范了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非公有制资本进入文化产业若干领域的界限。
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外商投资发展我国文化产业，同时保障我国的文化安全，同年8月，文化部等五部委发布了《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对外资进入我国文化市场的范围和持股比例也进行了规范。
上述一系列政策措施，调动了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积极性，据文化部提供的数据，在文化部门管理的文化产业中，非公资本创造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已占到全部文化产业增加值的一半以上，就业人数占到三分之二，由社会资本和外资参与拍摄的电影占总产量的80%以上。
以公有制为主体、社会资本和外资广泛参与的文化产业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促进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健康和有序发展。
2、按照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进行“分类指导”的改革方针，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在转企改制，重塑市场主体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
按照“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的分类改革要求和2003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和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两个规定的通知》精神，各试点地区积极推动演出、报刊和出版发行、印刷、广电、广告、影视节目制作与发行、影院建设与经营等文化行业的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进行产业化运营。
到2006年底，全国已有111家出版社、11家国有电影制片厂、23家电影公司、29家省市文艺院团完成转企改制，同时借鉴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普遍推行了岗位责任制、上岗竞争制、效益工资制、资产经营目标制等。
其中，一些已经完成转企的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还进行了股份制改革试点，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以其部分经营性出版发行业务为主体，吸收相关国有和民营资本，组建了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4月成立的中国保险报业股份有限公司，吸收了10%的民营资本投资，在业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3、国有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进行改革探索和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取得了积极进展。
按照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的分类改革要求，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上海画院、重庆红岩连线等文化事业试点单位，在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试点地区普遍增加了对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投入，深圳、杭州、北京等地还进行了公共文化产品面向社会实行政府采购、政府补贴的探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2005年4月，国务院颁发《关于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首次提出“要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10月，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了“要加大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目标要求。
国家广电总局明确提出要构建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并确定2005年为“对农服务年”，基本实现农村边远地区广播电视“村村通”。
文化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实施县级图书馆、文化馆的两馆建设项目，从2002年到2005年4年间，国家财政投入4.8亿元，对全国1078个有馆无舍或设施落后的县级图书馆、文化馆进行新建、改建和扩建，解决县级两馆设施空白点和设施落后问题，为改善农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落后状态发挥了重要作用。
广东省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先行试点地区，经过几年的努力，已初步形成了省、地、县和乡镇四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4、文化市场流通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取得了重要成果。
按照试点工作的要求，为培育市场流通主体，破除长期以来我国文化市场存在的国有经济垄断、政府管理条块分割的弊端，促进文化资源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形成各类市场主体广泛参与、公平竞争的统一、开放、有序的文化市场，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各试点地区在对民营和外资开放市场准入门槛的同时，积极推动文化市场流通体系改革，着力发展连锁、物流等新型文化流通组织业态。
以新闻出版行业为例，目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新华书店已基本完成组建企业集团和转企改制的工作。
全国性的连锁经营企业已达29家，23个省级新华书店实现了省内或跨省市连锁经营，全国建成10万平方米以上图书物流中心5个，年赢利水平千万元以上的有10个，全国性的民营连锁经营企业8家，民营发行网点达10万个，中外合资、中外合作或外商投资书报刊发行企业40多家，一批网络发行企业快速成长。
与此同时，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等国务院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合作，先后创办深圳国际文化产业交易博览会、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交易博览会，东北、中部、西部三个区域性的文化产业博览会，形成集文化产品交易博览、论坛、版权交易和投融资于一体的大型文化产品流通和要素配置的平台。
此外，北京书市、上海国际电影节、杭州国际动漫节、广州国际音像博览会、成都广播影视博览会等大型专业化的文化产品交易平台也各具特色。
对于发展和完善我国的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5、文化经济政策不断完善，文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在探索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文化体制改革是在党和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要实现转企改制，人员身份转换和历史债务、坏帐等一系列问题需要政府帮助解决，付出必要的改革成本；同时，文化产品的创新、生产和传播不同于一般物质产品，而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市场失灵的“意义内容的公共性”，因而同样需要政府在财税政策方面给予扶持。
试点以来，中央和国务院各主管部门、综合部门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支持改革试点和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一是税收优惠政策。
试点地区转企改制企业给予3年的所得税免税政策，全国新闻出版单位享受所得税免税政策期限延长到2008年，试点地区新开办文化企业给予3年所得税免税的优惠政策，文化产品出口给予出口退税的优惠政策等；二是财政支持政策。
国家财政相继出资设立了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优秀剧（节）目创作演出专项资金、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电影精品专项资金、出版发展专项资金等，以增量投资的方式强化对公共文化事业和原创精品文化产品的支持力度。
通过与国家发改委、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联合实施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清史编纂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西新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等重大文化建设项目，推动了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公共文化建设，以及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内容建设，同时也促进了国家财政的公共化进程和投资机制的转变；三是探索市场化的文化投融资机制。
江苏省以财政增量投资2亿元设立了文化产业投资公司，探索以国有资本为主体，广泛吸纳社会资本，打造混合经济结构的文化市场战略投资者，促进文化产业快速成长的途径和方式。
上海市投入财政资金5亿元，对原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运行机制和资助方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改革，形成了“政府委托投资、专家管理、管办分离、面向全社会资助”的市场化运行机制，成为我国第一家比较规范的区域性文化基金会。
上海新华发行集团在改制中尝试利用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出让49%的国有资产，吸收社会资本投资参股，以1.6亿元的国有净资产实现了3.48亿元转让收入，使国有资产大幅度增值。
2006年，该企业在改制为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基础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通过买壳上市，在探索文化产业如利用何资本市场发展壮大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6、政府文化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开始启动，文化立法工作逐步加强。
为适应文化产业融合化的发展趋势，按照中央指示，试点地区尝试将文化、新闻出版、广电三个政府主管部门合并办公，综合行使文化管理职能。
同时将工商、税务和各文化部门的执法队伍整合为综合执法机构。
这两项措施，为解决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方面的政出多门、职能交叉、条块分割，以及市场监管中的“越位”和“缺位”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为未来国家和省级政府文化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体制的改革积累了经验。
与此同时，经修订后的《著作权法》和《电影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营业性演出管理条理》等一系列法规和部门规章的颁布，推动了我国文化立法工作的进程，使我国文化管理逐步进入法制化的轨道。
国际企业跨国兼并问题
以下记录理了中国跨国兼并购的24个案例，明我总结出的中国跨国兼并和收24个战略。
它们反映了中国通过跨国兼并和收购所获得的资源优势、技术优势、产品优势、品牌优势、渠道优势和投资优势。
资源战略 战略1: 在靠近高端战略矿产资源储备的地区布置自己的生产制造基地 目前，宝钢在巴西和世界最大的钢铁矿石公司巴西国有铝厂成立了合资公司，在当地建立了规模达80亿美元的工厂。
这为宝钢在中国和当地的高端扁钢生产提供了丰富的高档铁矿资源。
战略2:在海外建立基地和立足点，目的是为了将来更大规模地收购海外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出资1亿500万美元收购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部分天然气资源。
这是中国第一次在海外收购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战略3：为国内相关行业的发展减少资源成本、稳固重要资源的供应 为了满足中国对于铜矿资源的需要，中国有色金属集团公司将购买外国一些铜矿企业的股份。
这种收购行为将为国内一些重要行业提供充足稳定、价格合理的铜矿资源。
中国有色金属公司最近策划将收购的股票上市。
技术战略 战略4：利用投资来推动销售 东方通信公司（Eastcom）是上海一家电信设备制造企业。
最近，东方通信收购了已经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加州Interwave公司19%的股份。
Interwave主要从事GSM\\\/GPRS网络设备生产和提供系统解决方案。
作为合约的一部分，Interwave每年将向东信采购价值2500万美元的设备。
战略5：纵向整合产品技术的高科技部分和零配件部分 广东美的集团出资2000万美元购买了日本三洋电器公司（Sanyo Electric）的微波炉业务，并将这部分业务的相关工作人员和设备转移到了公司的中国生产基地。
战略6：收购世界级的研发机构 京东方是一家国有企业，2002年的收入达到了91.1亿人民币。
京东方出资3080万美元收购了韩国现代集团全资子公司现代显示技术株式会社。
现代显示技术株式会社生产TFT-LCD显示屏，产品主要用于笔记本、台式电脑和电视机。
京东方收购了现代显示技术株式会社以后，成为了世界第9大TFT-LCD显示屏生产商。
这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最大的一笔向外收购。
战略7：收购外国高科技品牌，用它来主打国内市场 上海电气集团（SEC）是中国最大的设计、制造和销售电力设备和机械设备的公司。
上海电气斥资2300万美元收购了日本著名的印刷机械厂商Akiyama International Co.(AIC)和其全部的彩色打印设备与技术。
上海电气现在控股了这家日本公司，它将在中国市场上继续使用AIC这个品牌。
战略8：收购外国研发机构，目的是为了在全球推出产品 华为科技正在印度的班加罗尔市建立一个新的研发中心。
它在印度当地雇佣了1500名员工。
华为同时斥资5亿美元在墨西哥建立了生产中心。
产品战略 战略9：在一些关键的外国市场收购破产或经营不善的小公司 华意集团最近收购了美国Moltech电力系统公司。
总部位于佛罗里达州的Moltech是一家生产蓄电池的公司，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被廉价拍卖。
华意集团将在美国、英国和墨西哥等市场上继续运营Moltech公司。
战略10：用本地化生产来占领区域市场 海信集团收购了韩国大宇集团在南非的厂房，购买了先进的生产设备，建成了生产流水线，大大增强了生产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