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僖公十三年读后感
提到我国古代的历史书，和是绝对不能不说的。
是我国 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而则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细、议论精辟的编年体史书 。
这两部书是作为儒家经典而保留下来的。
“春秋”本来是春秋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那时不少诸侯国都有自己按年代记录下的国史。
到战国末年，各国史书先后失传，只有鲁国的传了下来。
它虽然用了鲁国的纪年，却是记录了当时社会的一部通史。
但《春秋》记事是非常简略，而且遗漏很多的 ，这使其史学价值大打折扣。
《春秋》的“《春秋》笔法”所造成的问题似乎很快就被人发现了，中，太史公说：“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 ，王道备，人事浃。
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 。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这就是说左丘明怕孔子的《春秋》被人歪曲误解，专门为之作传加以解释，是为。
《左传》是作为《春秋》的解释性书籍出现的，这个应该没有疑问。
《左 传》上很多记载写明了是与《春秋》做对照的，而且对《春秋》的“微言大义”做了多 处解释，还有就是在记载一些《春秋》上没有记载的史实时专门注明“为某某讳”或者说“不书，不入告也” 。
流传到现在的《春秋》有三种，即《左传》、和，汉代学者认为它们都是讲解《春秋》的著作。
这三传的内容大体相同，最主要的差异是《左传》用秦以前的古文写成；和则用汉代的今文写成，和两传记事只到鲁哀公十四年，《左传》则到鲁哀公十六年；《公羊传》和〈谷梁传〉在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记了“孔子 生”，而《左传》中却没有。
在“讲解”《春秋》的三传中，《左传》被认为较重要，也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部与《春秋》有关的、相对独立的史书。
《左传》原名为，汉代改称，简称《左传》。
《左传》全书约十八万字，按照鲁国从隐公到哀公一共十二个国君的顺序，记载了春秋时代二百五十四年间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史实，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内容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
清而婉，其失也短。
辩而裁，其失也俗。
” 作者在记述史实的同时，也透露出了自己的观点。
理想和情感态度，记事写人具有相当的艺术性，运用了不少巧妙的文学手法，长于记述战争，故有人称之为“相砍书”；又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
这些成为全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
因此，《左传》不仅是一部杰出的编年史著作，同时也是杰出的历史散文著作。
《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在史学中的地位被评论为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
而且由于它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
其艺术特色浅述如下： 《左传》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
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
《左传》发展了《春秋》笔法，不再以事件的简略排比或个别字的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主要是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其道德评价。
《左传》还创立了一种新形式， 即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子曰”等来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伦理评价。
这种形式，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立场和感情，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
《左传》确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 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作为编年史，《左传》的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的全过程。
但倒叙与预叙手法的运用，也是其叙事的重要特色。
倒叙就是在叙事过程中回顾事件的起因，或交代与事件有关的背景等。
如“宣公三年”先记载了郑穆公兰之死。
然后再回顾了他的出生和命名；其母梦见天使与之兰，怀孕而生穆公，故名之兰。
《左传》中还有插叙和补叙，性质作用与倒叙类似。
这些叙述，常用一个“初”字领起。
预叙即预先叙出将要发生的事，或预见事件的结果，如秦晋崤之战中蹇叔在秦出师伐郑时，已预知了必然失败的结果：“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
”（僖公三十二年）秦师经过周都洛阳北门，王孙满又预言：“秦师轻而无礼，必败。
”（僖公三十三年）《左传》以第三人称作为叙事角度，作者以旁观者的立场叙述事件，发表评论，视角广阔灵活，几乎不受任何限制。
个别段落中，作者也从事件中人物的角度，来叙述正在发生的事件及场景。
如写鄢陵之战“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师”中阵地的情况，完全是通过楚子和伯州犁的对话展示出来的。
（成公十六年） 《左传》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
《左传》叙事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
《左传》一书，记录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争，城濮之战、崤之战、邲之战、{安革}之战、鄢陵之战等大战的描述历来被人们赞不绝口，不计其数的小战役也写得各具特色，精彩生动。
一般说来，《左传》写战争，不局限于对交战过程的记叙，而是深入揭示战争起因、酝酿过程及其后果。
如“僖公二十八年”写 城濮之战，对大战爆发的背景和直接起因都有交待，而在行文中，又不断展示晋 胜楚败的原因：晋文公伐怨报德，整饬军纪，遵守诺言，倾听臣下意见，上下齐心协力。
而楚方而是君臣意见分歧，主帅子玉恃兵而骄，一意孤行，盲目进逼晋 师。
城濮之战的结果也写得很全面，不仅写了晋师大胜，晋文公确立霸主地位，而且还写了战争的余波：楚子玉战败羞愧自杀，晋文公闻之大喜，回国后赏功罚 罪，对这次战役进行总结，然后以君子之言，赞扬晋文公的霸业。
至此，叙述圆满结束。
《左传》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还常有道德化与神秘化的特点。
如，作者在总结城濮之战经验时云：“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
”（僖公二十八年）不 仅是城濮之战，整个《左传》叙事中，礼、义、德等道德因素，都被作者当作影响事件成败的重要原因加以叙述，而且叙述中往往还带有神秘因素。
以《左传》中常出现的预兆为例，这些预兆大都有道德化倾向：符合礼义要求之事，常有吉兆，而悖于礼义之事，则常有凶兆。
这些预兆有时是智者的言论，有时则是占卜、梦境、天象等的神秘暗示。
如“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在“僖公十年”就有 已故晋太子“敝于韩”的预言：“僖公十四年”又有晋卜偃“期年将有大咎，几亡国”的预言，战前又有秦卜徒父释卦之兆，晋惠公不从占卜之失。
在这些看似 神秘的预兆之后，是晋惠公违礼、失义、背信之举。
作者面对既成的历史事实，根据历史人物的言行得失，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加入种种神秘化的传说故事，来 预示事件的结局，解释事件的因果关系。
这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 水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作者有时就像一个故事讲述者，把事件叙述得颇具戏剧性。
大量生动的戏剧性情节，使这部作品充满故事性。
不仅如此，《左传》有的叙事记言，明显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真实记录，而是出于臆测或虚构。
如“僖公二十四年”记载的介子推母子间的对话，不可能有第三者在旁听见或记录， 当是作者根据传闻和揣想虚拟而成。
这种写法，可以看作后代小说家为人物虚拟对话的萌芽。
《左传》中还记述了大量的占卜释梦和神异传闻。
如“成公十年”记晋景公之死，情节曲折怪诞，用三个梦构成了互为关连的情节。
写晋侯所梦大厉，画鬼如生动的令人毛骨悚然；病入膏肓的描写，极为生动有趣；桑田巫释梦 之语，小臣之梦的印证，更是充满神秘色彩，仿佛志怪小说。
人物是叙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
《左传》中描写了各种人物，但《左传》的写人还不像纪传体历史著作在一个专章中叙述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也没有像后 世小说那样塑造人物形象。
由于它是编年史，人物的言行事迹大多分散记录在事 件发生的各个年代，很少对某一人物集中描写，只有把同一人物在不同年代的事迹联系起来，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
《左传》中许多重要政治人物如郑庄公、晋文公、楚灵王、郑子产、齐晏婴等等，都是通过数年行迹的积累来表现 的。
《左传》中还有一些人物，并不是反复出现而形成的一个完整形象，而是仅在某一时、某一事中出现，表现的仅仅是其一生中的某一片断，反映的是其性格 中的某一方面。
这些形象往往非常生动传神，能给读者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如“ 晋灵公不君”中，鉏麑、提弥明、灵辄三位武士（宣公二年），齐晋{安革}之战 中代君就俘的逢丑父等（成公二年）。
《左传》广泛描写了各种人物，其中许多人物写得个性鲜明。
《左传》有些描写还展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变化。
晋文公是《 左传》中着力歌颂的人物（庄公二十八年至僖公三十二年）。
他由一个贵公子成 长为政治家，由四处流亡到一代霸主，人物性格有一个曲折的成熟过程。
楚灵王是《左传》中被否定的国君形象（襄公二十六年至昭公十三年），他在即位前的争强好胜，野心勃勃，弑王自立，即位后的残暴，骄奢狂妄等，都显示出他确实 是个昏君。
但同时，作者又表现了他宽容纳谏，知过能改，不记前怨，风趣等性 格特点，并写了他最后悔恨自己的残暴，刻画出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
《左传》叙事中人物的行动、对话构成了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而绝少对人物进行外貌、心理等主观静态描写。
通过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言行，人物性 格得以展现，形象得以完成。
如成公二年的齐晋{安革}之战，《左传》这样描写 战争场面，展现战争的全貌，表现人物个性：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
”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
吾子忍之
”缓曰：“自始 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
然子病矣。
”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
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
擐甲执兵，固即死也。
病未及死，吾子勉之。
”左并辔，右援桴而鼓，马逸不能止， 师从之。
齐师败绩。
逐之，三周华不注。
却克受伤，解张、郑丘缓鼓励他坚持战斗，当时战场上紧张激烈的场面，可想而知。
三人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的气概，在对话和行动描写中，也得到充分表现。
《左传》在战争描写中还有许多与整个战局关系不大的事，这些事只是反映了战争的一些具体情状，在战争中并不具有重要意义。
《左传》还在复杂的战争过程、政治事件中，大量描写细节。
作为历史著作，这些描写内容完全可以不写 或略写，但《左传》却大量地描写了这些琐事细节，它们在叙事生动和人物刻画 方面具有文学意义，如“宣公二年”的宋郑大棘之战，其中狂狡倒戟出郑人，华元食士忘其御羊斟，华元逃归后与羊斟的对话，城者之讴等，都非这次战争的重要事件，但如果只写宋郑战于大棘，宋师败绩，郑人获华元，华元逃归，则必然 使叙事枯燥无味，毫无文学性可言。
正是这些次要事件中的细节描写，才增加了 叙事的生动传神。
又如“宣公四年”记郑公子归生弑其君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写 了公子宋食指大动，郑灵公食大夫鼋不与公子宋，公子宋怒而染指于鼎等细节，整个事变由食无鼋这件小事引起，而公子宋的贪馋好怒，公子归生的迟疑懦弱、郑灵公的昏庸可笑都在生活细节的描写中表现了出来。
再如“哀公十六年”记楚国白公之乱这一政治事件，最后写叶公子高平叛，没有着重写叶公的重大军政措 施，而就叶公是否该戴头盔这一细节反复渲染：“叶公亦至，及北门，或遇之，曰：‘君胡不胄
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盗 贼之矢若伤君，是绝民望也，若之何不胄
’乃胄而进。
又遇一人曰：‘君胡胄
国人望君如望岁焉，日日以几，若见君面，是得艾也。
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奋心，犹将旌君以徇于国，而又掩面以绝民望，不亦甚乎
’乃免胄而进。
”突出国人对叶公的爱戴和叶公急于争取国人的心理。
叶公平叛之所以成功，他的可贵之处，都在叶公免胄的细节中表现出来。
《左传》中的记言文字，主要是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包括出使他国专对之辞和向国君谏说之辞等。
这类记言文字无不“文典而美”，“语博而奥”（刘知 几《史通》卷十四《申左》），简洁精练，委曲达意，婉而有致，栩栩如生。
如 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的说辞，秦晋联合攻郑，烛之武作为郑使出说秦伯。
他着重对秦、晋、郑三国之间的利害关系作了具体的分析。
先把郑国之存亡放在一边：“郑既知亡矣。
”再叙述郑亡并无利于秦：“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
”然后归结到保存郑国于秦有益无害：“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 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
”最后还补叙昔日晋对秦之忘恩负义以加强说服力。
说 辞有意置郑国利害于不顾，而处处为秦国考虑，委婉而多姿，谨严而周密。
因此，能打动秦穆公之心，使他不但退兵，还留秦将杞子等三人率军助郑守卫。
晋人也只好退兵，郑国得以保全，充分显示了烛之武说辞的分量。
《左传》中的行人辞 令、大夫谏说佳作甚多，如隐公三年石碏谏宠州吁，隐公五年臧僖伯谏观鱼，桓公二年臧哀伯谏纳郜鼎，桓公六年梁谏追楚师，僖公五年宫之奇谏假道，僖公十五年阴饴甥对秦伯，僖公二十六年展喜犒师，宣公三年王孙满对楚子，成公十 三年吕相绝秦，襄公三十一年子产坏晋馆垣，等等。
这些辞令，由于行人身份及对象的不同而风格各异，有的委婉谦恭，不卑不亢；有的词锋犀利，刚柔相济。
这些辞令又因事因人不同而具有不同的个性特点，但都用辞典雅，渊懿美茂，生 气勃勃。
《左传》的辞令之美，“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 手。
”（《史通》卷十四《申左》）大约当时的外交辞令已很讲究，史家记述时又加修饰，故而文采斐然。
《左传》叙述语言简练含蕴，词约义丰。
如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中，写晋师溃败时的狼狈之状云：“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为争渡船逃命，先上船者以乱刀砍争攀船舷者手，落入船中的手指竟然“可掬”。
简练的一 句话，写尽晋师争先恐后、仓皇逃命的紧张混乱场面。
同年冬天，楚国出师灭萧，将士“多寒”，于是“（楚）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
”楚王 劳军的体恤之语，温暖将士之心就如披上了绵衣。
以一个贴切的比喻，形象生动 地写出了楚王慰勉之殷，将士愉悦之情。
“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
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
”（《史通·叙事》） 《左传》不仅具有很多史学价值和一些独到的形式特色，同时，作为一部儒家经典，宣扬了许多儒家思想，读后让人身心受益。
如《石碏大义又亲·隐公三年、四年》，让自然本能服从于道义。
有句俗话说；“虎毒不食子。
”这是动物的天性，没什么可说的。
对人而言，人做事也要按天性，亲情是人之天性所不能免的，父母儿女之间的亲情，是自然的法则。
世上哪有不疼爱自己亲生骨肉的父母呢
如果说人性这东西也存在的话，父母儿女间的亲情就应当属于人性之列；丧失了亲情，便是丧失了人性，丧失了天良，就不应当再冠之以“人”这个称呼了。
在另一方面，人作为超越了动物本能的有思想、有理性的存在，又不能完全凭本性、天性、本能行事；还得要服从社会的法则。
道德伦理的法则，理性的法则。
自然的法则还得要服从社会的、道德的、理性的法则。
如果没有这一个方面，人也就与其他 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了。
这样一来，天性和自然法则往往要同社会的、道德的、理性 的法则发生冲突，并且经常是不可避免的。
所谓“大义灭亲”，正是这种冲突的体现，是选择让天性服从社会、道德、理性法则的结果。
要做到这一点，要有很高的道德修养和很强的理性力量。
大多数人都难以做到，否则，大义灭亲就不是值得称赞的一种高尚美德了。
人们大多难以割舍亲情，难以脱出天性这条强大的纽带，常常宁可让社会、道德、理 性法则屈从于天性和自然法则。
这样，像石碏那样为了“义”而灭子的人，就显出了与众不同，显出了伟大和高尚，让人景仰，可歌可颂。
“义”本身的内容是随着时代、观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
过去的为合乎“义”的东西，今天未必合乎“义”。
但这样“求义”的儒家思想却无形中指引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来决定对“义”的取舍，从而在行动上作出选择。
在《晏婴论和与同·昭公二十年》则宣扬了这样一种观点：和是万物人事的最高境界。
晏婴所讨论的“和”与“同”，很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人的思维特点和方式。
和与同，表面上看起来很相似，它们的表现有一致性，。
但在 实质上，它们完全不同。
同，是绝对的一致，没有变动。
没有多样性，因此，它代表了单调、沉闷、死寂，它也没有内在对活力和动力，不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东西，也不符合宇宙万事万物起源、构成、发展的规律性。
和，却是相对的一致性，是多中有一，一中有多，是各种相互不同、相互对立的因素通过相互调节而达到的一种统一态、平衡态。
因此，它既不是相互抵消、溶解，也不是简单地排列组合， 而是融合不同因素的积极方面结成和谐统一的新整体。
它保留了 各个因素的特点，又不让它们彼此抵消，因而是一个具有内在活 力、生命力、再生力的整体。
和的观念，既是宇宙万物起源、构成、发展的规律之一，同时也是咱们祖先对事物的独特理解。
换句话说，和的内涵，既包括了自然规律，也包括了人的理智对秩序的追求，即人为的秩序。
和的观念被付诸实践，就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行为方式。
国家兴盛的理想状态是和谐：君臣之间、官民之间、国与国之间、朝野之间，相互理解、支持、协调，利益趋于一致；文学艺术的最 高境界也是和谐：有限和无限、虚与实、似与不似、刚与柔、抑与扬等等因素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相互补充，相互调节；人们处理事务、人之间的关系也崇尚“和为贵”，用自我克制来消除矛盾、分歧，用相互切磋来发扬各自所长，通过寻找利益的一致之处，把各方的不同之处加以协调。
如今我们的社会也可倡导“和谐社会”。
我们还应注意到，“和”的最终旨归，是人的内心的心性平和， 也就是说，“它的最后落脚点，还是人自身的生存状态。
因此，它是内向的，而不是外向的；是人本的，而不是物质的。
在《展喜犒齐师·僖公二十六年》则又告诉后人一种人生道理——依靠智慧和实力才能无畏。
面对入侵的大兵压境，鲁国的政治家们并没有惊慌失措，没有义愤填膺，而是想出了一个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是妙绝的高招：犒赏前来入侵的敌军，并对之以令敌手无言以对的绝妙外交辞令，真能使人拍案叫绝。
其实，鲁国人之所以“有恃无恐”，不仅仅是他们的先君曾有过“和平友好条约”，恐怕更在于他们的自信——自信道义是在自己一边，自信自己拥有对付入侵者的智慧，也自信自己有同敌手对抗的实力。
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作后盾，大概也难以用，“一言”让敌手退却，毕竟来者不善，敢于来犯，也就意味看来者不会顾及什么先君之盟。
所谓大义凛然，只有在这种关键时刻才会显现出来，英雄本色也只有在这时才会显现出来。
战场上的浴血奋战、刀光剑影是一回事，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巧妙应对又是一回事，并不一定非要真刀真枪地厮杀才算得上英雄。
不过，也有一点差别：对于丧失了良知、丧心病狂、歇斯底里的战争贩子来说，再绝妙的外交辞令和应对技巧，都是无济于事的。
强盗自有强盗的逻辑，有时甚至连逻辑也不讲。
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时，何曾讲过逻辑
日本人发动卢沟桥事变时，何曾讲过逻辑
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又何曾讲过逻辑
强盗总归是强盗，有时他们可能假惺惺地找借口，有时则赤裸裸地烧杀抢掠。
照这种标准来看，齐孝公这样的人，也还算是天良尚未丧尽， 还没有达到丧心病狂的地步，在无言以对之后还知道退兵。
这种好事肯定不多了，大概也只有讲究礼义廉耻的古代才会有。
现代社会中，要么是赤裸棵地恃强凌弱，要么是谈判桌上的利益交换。
要真正具有与敌手抗衡的实力，应当软、硬两手兼备，既要在外交场合周旋的智慧和技巧，也要有军事的、国力的、民众的实力作为后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左传》在思想上的价值如同它的艺术价值一样，是无可胜数的，这理只是浅谈几例，只是读过，但不够精细，所以不敢枉言深论，名著的价值更在于常读常新，而《左传》更是会带给我们无穷的价值，有待于我们永远不应忘记时时翻阅。
希望能帮到你
求左传中庄公二十八年的本部分概要，精彩重点，简要读后感（400~500字）
左传目录1.隐公11年（公元前722年——前712年）2.桓公18年（公元前711年——前694年）3.庄公32年（公元前693年——前662年）4.闵公2年（公元前661年——前660年5.僖公33年（公元前659年——前627年）6.文公18年（公元前626年——前609年）7.宣公18年（公元前608年——前591年）8.成公18年（公元前590年——前573年）9.襄公31年（公元前572年——前542年10.昭公32年（公元前541年——前510年）11.定公15年（公元前509年——前495年）12.哀公27年（公元前494年——前468年）13.书末附悼公4年及智伯灭亡
谁有《左传》桓公十七年的翻译和读后感
有的话给我一下吧，谢谢
卷八成公 成公元年元年春季，晋景公派遣瑕嘉调解周天子和戎人的冲突，单襄公到晋国拜谢调解成功。
刘康公对戎人心存侥幸，打算乘此进攻他们。
叔服说：“背弃盟约而又欺骗大国，这一定失败。
背弃盟约就是不吉祥，欺骗大国就是不义，神明、百姓都不会帮助，将要如何去取胜利
”刘康公没有听从，于是就进攻茅戎。
三月十九日，在徐吾氏地方被打得大败。
鲁国为了防备齐国入侵，定出“丘甲”的制度。
鲁国听说齐国将要率同楚军前来进攻，夏季，和晋国在赤棘结盟。
秋季，周定王的使者来鲁国报告战败。
冬季，臧宣叔命令整顿军赋、修治城郭，完成防御设施，说：“齐国和楚国结成友好，我国最近和晋国订了盟约。
晋国和楚国争夺盟主，齐国的军队一定会来攻打我国。
虽然晋国进攻齐国，楚国必然去救它，这就是齐、楚两国一起与我为敌。
预计到祸难而有所防备，祸难就得以解除。
” 成公二年二年春季，齐顷公进攻我国北部边境，包围龙地。
齐顷公的宠臣卢蒲就魁攻打城门，龙地的人把他逮住囚禁。
齐顷公说：“不要杀，我和你们盟誓，不进入你们的境内。
”龙地的人不听，把他杀了，暴尸城上。
齐顷公亲自击鼓，兵士爬上城墙。
三天，占领了龙地。
于是就向南入侵，到达巢丘。
卫穆公派遣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率兵入侵齐国，和齐军相遇。
石稷想要回去，孙良夫说：“不行。
用军队攻打别人，遇上敌人就回去，将怎样对国君说呢
如果知道不能作戕，就应当不出兵。
现在既然和敌军相遇，不如打一仗。
” 夏季，有。
。
石稷说：“军队战败了，您如果不稍稍等待，顶住敌军，将会全军覆灭。
您丧失了军队，如何回报君命
”大家都不回答。
石稷又说：“您，是国家的卿。
损失了您，就是一种羞耻了。
您带着大家撤退，我就留在这里。
”同时通告军中，说援军的战车来了不少。
齐国的军队就停止前进，驻扎在鞠居。
新筑大夫仲叔于奚援救了孙良夫，孙良夫因此得免于难。
不久，卫国人把城邑赏给仲叔于奚。
仲叔于奚辞谢，而请求得到诸侯所用三面悬挂的乐器，并用繁缨装饰马匹来朝见，卫君允许了。
孔子听说这件事，说：“可惜啊，还不如多给他城邑。
惟有器物和名号，不能假借给别人，这是国君掌握的。
名号用来赋予威信，威信用来保持器物，器物用来体现礼制，礼制用来推行道义，道义用来产生利益，利益用来治理百姓，这是政权中的大节。
如果把名位、礼器假借给别人，这就是把政权给了别人。
失去政权，国家也就跟着失去，这是不能阻止的。
” 孙桓子回到新筑，不进国都，就到晋国请求出兵。
臧宣叔也到晋国请求出兵。
两人都投奔郤克。
晋景公答应派出七百辆战车。
郤克说：“这是城濮之战的战年数。
当时有先君的明察和先大夫的敏捷，所以得胜。
克和先大夫相比，还不足以做他们的仆人。
请发八百乘战车。
”晋景公答应了。
郤克率领中军，士燮辅佐上军，栾书率领下军，韩厥做司马，以救援鲁国和卫国，臧宣叔迎接晋军，同时向导开路。
季文子率领军队和他们会合。
到达卫国境内，韩厥要杀人，郤克驾车疾驰赶去，打算救下那个人。
等赶到，已经杀了。
郤克派人把尸体在军中示众，还告诉他的御者说：“我用这样的做法来分担指责。
” 晋、鲁、卫联军在莘地追上齐军。
六月十六日，军队到达靡笄山下。
齐顷公派人请战，说：“您带领国君的军队光临敝邑，敝国的士兵不强，也请在明天早晨相见决战。
”郤克回答说：“晋和鲁、卫是兄弟国家，他们前来告诉我们说：‘大国不分早晚都在敝邑的土地上发泄气愤。
’寡君不忍，派下臣们前来向大国请求，同时又不让我军长久留在贵国。
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您的命令是不会不照办的。
”齐顷公说：“大夫允许，正是齐国的愿望；如果不允许，也要兵戎相见的。
”齐国的高固攻打晋军，拿起石头扔向晋军，抓住晋军战俘，然后坐上他的战车，把桑树根子系在车上，巡行到齐营说：“想要勇气的人可以来买我剩下的勇气
” 十七日，齐、晋两军在鞌地摆开阵势。
邴夏为齐顷公驾车，逢丑父作为车右。
晋国的解张为郤克驾车，郑丘缓作为车右。
齐顷公说：“我暂且消灭了这些人再吃早饭。
”马不披甲，驰向晋军。
郤克受了箭伤，血流到鞋子上，但是鼓声不断，说：“我受伤了
”解张说：“从一开始交战，箭就射穿了我的手和肘，我折断了箭杆仍驾车，左边的车轮都染成黑红色，哪里敢说受伤
您忍着点吧
”郑丘缓说：“从一开始交战，如果遇到危险，我必定下车推车，您难道了解吗
不过您真是受伤了
”解张说：“军队的耳目，在于我的旗子和鼓声，前进后退都要听从它。
这辆车子由一个人镇守，战事就可以完成。
为什么要为了一点痛苦而败坏国君的大事呢
身披盔甲，手执武器，本来就抱定必死的决心，受伤还没有到死的程度，你还是尽力而为吧
”于是就左手一把握着马缰，右手拿着鼓槌击鼓。
马奔跑不能停止，全军就跟着上去。
齐军大败，晋国追赶齐军，绕了华不注山三圈。
韩厥梦见他父亲子舆对他说：“明天不要站在战车左右两侧。
”因此韩厥就在中间驾战车而追赶齐顷公。
邴夏说：“射那位驾车人，他是君子。
”齐顷公说：“认为他是君子而射他，这不合于礼。
”射车左，车左死在车下。
射车右，车右死在车中。
綦毋张丢失了战车，跟上韩厥说：“请允许我搭乘您的战车。
”上车，准备站在左边或右边，韩厥用肘推他，使他站在身后。
韩厥弯下身子，放稳车右的尸体。
逢丑父和齐顷公乘机互换位置。
将要到达华泉，骖马被树木绊住了。
头几天，逢丑父睡在栈车里，有一条蛇爬到他身边，他用小臂去打蛇，小臂受伤，但隐瞒了这件事，由于这样，他不能用臂推车前进，这样才被韩厥追上。
韩厥拿着马缰走向马前，跪下叩头，捧着酒杯加上玉璧献上，说：“寡君派臣下们替鲁、卫两国请求，说：‘不要让军队进入齐国的土地。
’下臣不幸，正好在军队服役，不能逃避服役。
而且也害怕奔走逃避成为两国国君的耻辱。
下臣身为一名战士，谨向君王报告我的无能，但由于人手缺乏，只好承当这个官职。
”逢丑父要齐顷公下车，到华泉去取水。
郑周父驾御副车，宛茷作为车右，带着齐顷公逃走而免于被俘。
韩厥献上逢丑父，郤克要杀死逢丑父。
逢丑父喊叫说：“从今以后再没有代替他国君受难的人了，有一个在这里，还要被杀死吗
”郤克说：“一个人不怕用死来使国君免于祸患，我杀了他，不吉利。
赦免了他，用来勉励事奉国君的人。
”于是就赦免了逢丑父。
齐顷公免于被俘以后，寻找逢丑父，在晋军中三进三出。
每次出来的时候，齐军都簇拥着护卫他。
进入狄人军队中，狄人的士兵都抽出戈和盾以保护齐顷公。
进入卫国的军队中，卫军也对他们不加伤害。
于是，齐顷公就从徐关进入齐国临淄。
齐顷公看到守军，说：“你们努力吧
齐军战败了
”齐顷公的车前进时使一个女子让路，这个女子说：“国君免于祸难了吗
”说：“免了。
”她说：“锐司徒免于祸难了吗
”说：“免了。
”她说：“如果国君和我父亲免于祸难了，还要怎么样
”就跑开了。
齐顷公认为她知礼，不久查询，才知道是辟司徒的妻子，就赐给她石窌地方作为封邑。
晋军追赶齐军，从丘舆进入齐国，进攻马陉。
齐顷公派遣宾媚人把纪甗、玉磬和土地送给战胜诸国，说：“如果他们不同意讲和，就随他们怎么办吧。
”宾媚人送去财礼，晋国人不同意，说：“一定要让萧同叔子作为人质，同时使齐国境内的田陇全部东向。
”宾媚人回答说：萧同叔子不是别人，是寡君的母亲，如果从对等地位来说，那也就是晋军的母亲。
您在诸侯中发布重大的命令，反而说一定要把人家的母亲作为人质以取信，您又将要怎样对待周天子的命令呢
而且这样做，就是用不孝来命令诸侯。
《诗》说：“孝子的孝心没有竭尽，永远可以感染你的同类。
”如果用不孝号令诸侯，这恐怕不是道德的准则吧
先王对天下的土地，定疆界、分地理，因地制宜，以获取应得的利益。
所以《诗》说：“我划定疆界、分别地理，南向东向开辟田亩。
”现在您让诸侯定疆界、分地理■反而只说什么“田垄全部东向”，不顾地势是否适宜，只管■自己兵车进出的有利，恐怕不是先王的政令吧
违反先王的遗命就是不合道义，怎么能做盟主
晋国确实是有缺点的。
四王能统一天下，主要是能树立德行而满足诸侯的共同愿望；五伯能领导诸侯，主要是能自己勤劳而安抚诸侯，使大家服从天子的命令。
现在您要求会合诸侯，来满足没有止境的欲望。
《诗》说：“政事的推行宽大和缓，各种福禄都将积聚。
”您确实不能宽大，丢弃了各种福禄，这对诸侯有什么害处呢
如果您不肯答应，寡君命令我使臣，就有话可说了：“您带领国君的军队光临敝邑，敝邑用很少的财富，来犒劳您的左右随员。
害怕贵国国君的愤怒，我军战败。
您惠临而肯赐齐国的福，不灭亡我们的国家，让齐、晋两国继续过去的友好，那么先君的破旧器物和土地我们是不敢爱惜的。
您如果又不肯允许，我们就请求收集残兵败将，背靠自己的城下再决最后一战。
敝邑有幸而战胜，也会依从贵国的；何况不幸而败，哪敢不听从您的命令
” 鲁、卫两国劝谏郤克说：“齐国怨恨我们了。
齐国死去和溃散的，都是齐侯亲近的人。
您如果不肯答应，必然更加仇恨我们。
即使是您，还有什么可追求的
如果您得到齐国的国室，我们也得到失地，而缓和了祸难，这荣耀也就很多了。
齐国和晋国都是由上天授与的，难道一定只有晋国永久胜利吗
”晋国人答应了鲁、卫的意见，回答说：“下臣们率领兵车，来为鲁、卫两国请求。
如果有话可以向寡君复命，这就是君王的恩惠了。
岂敢不遵命
” 禽郑从军中去迎接鲁成公。
秋季，七月，晋军和齐国宾媚人在爰娄结盟，让齐国归还我国汶阳的土田。
成公在上鄍会见晋军，把先路和三命的车赐给三位高级将领，司马、司空、舆帅、候正、亚旅都接受了一命的车服。
八月，宋文公去世。
开始厚葬：用蚌蛤和木炭，增加陪葬的车马，开始用活人殉葬，用很多器物陪葬。
椁有四面呈坡形，棺有翰、桧等装饰。
君子认为：“华元、乐举，在这里有失为臣之道。
臣子，是为国君去掉烦乱解除迷惑的，因此要冒死去谏诤。
现在这两个人，国君活着的时候就由他去放纵作恶，死了以后又增加他的奢侈，这是把国君推入邪恶里去，这算是什么臣子
” 九月，卫穆公去世，晋国的三位将领从战地率兵返国途中顺便去吊唁，在大门之外哭吊。
卫国人迎接他们，女人在门内哭。
送他们的时候也是这样。
以后别国官员来吊唁就是以此为常，直到下葬。
楚国在攻打陈国夏氏的时候，楚庄王想收纳夏姬。
申公巫臣说：“不行。
君王召集诸侯，是为了讨伐有罪；现在收纳夏姬，就是贪恋她的美色了。
贪恋美色叫做淫，淫就会受到重大处罚。
《周书》说：‘宣扬道德，谨慎惩罚’，文王因此而创立周朝。
宣扬道德，就是致力于提倡它，谨慎惩罚，就是致力于不用它。
如果出动诸侯的军队反而得到重大处罚，就是不谨慎了。
君王还是考虑一下吧
”楚庄王就不要夏姬了。
子反想要娶夏姬，巫臣说：“这是个不吉利的人。
她使子蛮早死，杀了御叔，弑了灵侯，诛了夏南，使孔宁、仪行父逃亡在外，陈国因此被灭亡，为什么不吉利到这个样子
人生在世实在很不容易，如果娶了夏姬，恐怕不得好死吧
天下多的是漂亮的女人，为什么一定要她
”子反也就不要她了。
楚庄王把夏姬给了连尹襄老。
襄老在邲地战役中死去，没有找到尸首。
他的儿子黑要和夏姬私通。
巫臣派人向夏姬示意，说：“回娘家去，我娶你。
”又派人从郑国召唤她说：“襄老尸首可以得到，一定要亲自来接。
”夏姬把这话报告楚庄王。
楚庄王就问巫臣。
巫臣回答说：“恐怕是靠得住的。
知■的父亲，是成公的宠臣，又是中行伯的小兄弟，新近做了中军佐，和郑国的皇戌交情很好，非常喜爱这个儿子，他一定是想通过郑国而归还王子和襄老尸首而来要求交换知■。
郑国人对邲地战役感到害怕，同时要讨好于晋国，他们一定会答应。
”楚庄王就打发夏姬回去。
将要动身的时候，夏姬对送行的人说：“不能得到尸首，我就不回来了。
”巫臣在郑国聘她为妻，郑襄公允许了。
等到楚共王即位，将要发动阳桥战役，派巫臣到齐国聘问，同时把出兵的日期告诉齐国。
巫臣把一切家财全部带走。
申叔跪跟着他的父亲将要到郢都去，碰上巫臣，说：“怪哉
这个人有肩负军事重任的戒惧之心，却又有‘桑中’幽会的喜悦之色，可能是将要带着别人的妻子私奔吧
”到了郑国，巫臣派副使带回财礼，就带着夏姬走了。
准备逃亡到齐国，齐国又被战败，巫臣说：“我不住在不打胜仗的国家。
”就逃亡到晋国，并且由于郤至的关系在晋国做臣下。
晋国人让他做邢地的大夫。
子反请求把巨款送给晋国，而要求晋国对巫臣永不录用，楚共王说：“别那样做
他为自己打算是错误的，他为我的先君打算则是忠诚的。
忠诚，国家靠着它来巩固，所能保护的东西就多了。
而且他如果能有利于晋国，虽然送去重礼，晋国会同意永不录用吗
如果对晋国没有好处，晋国将会不要他，何必求其永不录用呢
” 晋国军队回国，范文子最后回来。
他的父亲范武子说“你不也知道我在盼望你吗
”范文子回答说：“出兵有功劳，国内的人们高兴地迎接他们。
先回来，一定受到人们的注意，这是代替统帅接受荣誉，所以我不敢。
”武子说：“你这样谦让，我认为可以免于祸害了。
” 郤伯人见，晋景公说：“这是您的功劳啊
”郤伯回答说：“这是君王的教导，诸位将帅的功劳，下臣有什么功劳呢
”范文子入见，晋景公像对郤伯一样慰劳他。
范文子回答说：“这是范庚的命令，郤克的节制，小臣士燮有什么功劳呢
”栾伯进见，晋景公也如同慰劳郤伯他们一样慰劳他。
栾伯回答说：“这是士燮的指示，士兵服从命令，小臣栾书有什么功劳呢
”鲁宣公曾派遣使者到楚国要求建立友好关系，由于楚庄王死了，不久鲁宣公也死去，没有能够建立友好关系。
鲁成公即位，在晋国接受盟约，会合晋国进攻齐国。
卫国人不派使者去楚国聘问，也在晋国接受盟约，跟从着进攻齐国。
因此楚国的令尹子重发动阳桥战役来救齐国。
将要发兵，子重说：“国君年幼，臣下们又比不上先大夫，军队人数众多然后才可以取胜。
《诗》说：‘众多的人士，文王借以安宁。
’文王尚且使用大众，何况是我们这些人呢
而且先君庄王把国君嘱托给我们说：‘如果没有德行到达边远的地方，还不如加恩体恤百姓而很好地使用他们。
’”于是楚国就大事清查户口，免除税收的拖欠，施舍鳏夫，救济困乏，赦免罪人。
动员全部军队，楚王的警卫军也全部出动。
彭名驾御战车，蔡景公作为车左，许灵公作为车右。
两位国君还没有成年，都勉强行了冠礼。
冬季，楚军入侵卫国，就乘机在蜀地进攻我国。
派臧孙去到楚军中求和。
臧孙辞谢说：“楚军远离本国为时很久，本来就要退兵了。
没有功劳而接受荣誉，下臣不敢。
”楚军进攻到达阳桥，孟孙请求前去送给楚军木工、缝工、织工各一百人，公衡作为人质，请求结盟。
楚国人答应讲和。
十一月，鲁成公和楚国公子婴齐、蔡景侯、许灵公、秦国右大夫说、宋国华元、陈国公孙宁、卫国孙良夫、郑国公子去疾和齐国大夫在蜀地结盟。
《春秋》没有记载卿的名字，这是由于结盟缺乏诚意。
在这种情况下又因为鲁国畏惧晋国而偷偷和楚国结盟，所以说“结盟缺乏诚意”。
《春秋》没有记载蔡景侯、许灵公，这是由于他们乘坐了楚国的战车，叫做失去了身份。
君子说：“身份是不可以不慎重的啊
蔡、许两国国君，一旦失去身份，就不能列在诸侯之中，何况在他们之下的人呢
《诗》说：‘在高位的人不懈怠，百姓就能得到休息。
’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了。
” 楚军到达宋国，公衡逃了回来。
臧孙说：“衡父不能忍耐几年的不安宁，抛弃鲁国，国家将怎么办
谁来受祸
他的后代一定会有受到祸患的
国家被抛弃了” 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晋军避开楚军，由于害怕他们人数过多。
君子说：“大众是不可以不用的。
大夫当政，尚且可以利用大众来战胜敌人，何况是贤明的国君而且又能善于使用大众呢
《大誓》所说商朝亿万人离心离德，周朝十个人同心同德，都是说的大众啊。
” 晋景公派遣巩朔到成周进献战胜齐国的战利品，周定王不接见，派遣单襄公辞谢，说：“蛮夷戎狄，不遵奉天子的命令，迷恋酒色，败坏了天子的制度，天子命令讨伐他，就有了进献战利品的礼仪。
天子亲自接受而加以慰劳，用这来惩罚不敬，勉励有功。
如果是兄弟甥舅的国家侵犯败坏天子的法度，天子命令讨伐他，只向天子报告一下情况罢了，不用进献俘虏，用这来尊敬亲近、禁止邪恶。
现在叔父能够顺利成功，在齐国建立了功勋，而不派遣曾受天子任命的卿来安抚王室，所派遣来安抚我的使者，仅仅是巩伯，他在王室中没有担任职务，又违反了先王的礼制。
我虽然喜爱巩伯，岂敢废弃旧的典章制度以羞辱叔父
齐国和周室是甥舅之国，而且是姜太公的后代，叔父攻打齐国，难道是齐国放纵了私欲以激怒了叔父
或是齐国已经不可谏诤和教诲了呢
”巩朔不能回答。
周定王把接待的事情交给三公，让他们用侯、伯战胜敌人派大夫告捷的礼节接待巩朔，比接待卿的礼节低一等。
周定王和巩伯饮宴，私下送给他财礼，让相礼者告诉他说：“这是不合于礼制的，不要记载在史册上。
” 成公三年三年春季，诸侯联军进攻郑国，联军驻扎在伯牛，这是讨伐邲地战役郑国对晋国有二心，于是就从东边入侵郑国。
郑国的公子偃领兵抵御，命令东部边境地方部队在鄤地设下埋伏，把敌军在丘舆击败。
皇戌到楚国进献战利品。
夏季，鲁成公到晋国，拜谢晋国让齐国退还汶阳的土田。
许国依仗楚国而不事奉郑国，郑国的子良进攻许国。
晋国人把楚国公子谷臣和连尹襄老尸首归还给楚国，以此要求换回知■。
当时荀首已经是中军副帅，所以楚国人答应了。
楚共王送别知■，说：“您恐怕怨恨我吧
”知■回答说：“两国交战，下臣没有才能，不能胜任所当职务，所以做了俘虏。
君王的左右的人没有用我的血来祭鼓，而让我回国去接受杀戮，这是君王的恩惠啊。
下臣实在没有才能，又敢怨恨谁
”楚共王说：“那么感激我吗
”知■回答说：“两国为自己的国家打算，希望让百姓得到安宁，各自抑止自己的愤怒，求得互相原谅，两边都释放被俘的囚犯，以结成友好。
两国友好，下臣不曾与谋，又敢感激谁
”楚共王说：“您回去，用什么报答我
”知■回答说：“下臣既不怨恨，君王也不值得感恩，没有怨恨，没有恩德，就不知道该报答什么。
”楚共王说：“尽管这样，也一定把您的想法告诉我。
”知■回答说：“承君王的福佑，被囚的下臣能够带着这把骨头回晋国，寡君如果加以诛戮，死得幸运。
如果由于君王的恩惠而赦免下臣，把下臣赐给您的外臣荀首，荀首向我君请求，而把下臣杀戮在自己的宗庙中，也死得幸运。
如果得不到寡君诛戮的命令，而让下臣继承宗子的地位，按次序承担晋国的大事，率领一部分军队以保卫边疆，虽然碰到君王的左右，我也不敢违背礼义回避，要竭尽全力以至于死，没有二心，以尽到为臣的职责，这就是所报答于君王的。
”楚共王说：“晋国是不可以和它相争的。
”于是就对知■重加礼遇而放他回晋国去。
秋季，叔孙侨如包围棘地，占取了汶阳的土田。
由于棘地人不服从，所以包围了棘。
晋国的郤克、卫国的孙良夫进攻廧咎如，讨伐赤狄的残余。
廧咎如溃败，这是由于他们的上级失去了民心。
。
曹刿论战 《左传》全文
《曹刿论战》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翻译： 鲁庄公十年的春天,齐国军队攻打我们鲁 国,鲁庄公将要迎战.曹刿请求庄公接见 .他的同乡说：“大官们会谋划这件事的 ,你又何必参与呢?”曹刿说：“大官们眼 光短浅,不能深谋远虑.”于是进宫廷去 见庄公.曹刿问庄公：“您凭什么跟齐国 打仗?”庄公说：“衣食是使人生活安定的 东西,我不敢独自占有,一定拿来分给别 人.”曹刿说：“这种小恩小惠不能遍及百 姓,老百姓是不会听从您的.”庄公说：“ 祭祀用的牛羊、玉帛之类,我从来不敢虚 报数目,一定要做到诚实可信.”曹刿说 ：“这点诚意难以使人信服,神是不会保 佑您的.”庄公说：“大大小小的案件,虽 然不能件件都了解得清楚,但一定要处理 得合情合理.”曹刿说：“这是（对人民） 尽本职的事,可以凭这一点去打仗.作战 时请允许我跟您去.” 鲁庄公和曹刿同坐一辆战车.在长勺和齐 军作战.庄公（一上阵）就要击鼓进军, 曹刿说：“（现在）不行.”齐军擂过三通 战鼓后,曹刿说：“可以击鼓进军啦.”齐 军大败.庄公正要下令追击,曹刿说：“ 还不行.”（说完就）下车去察看齐军的 车印,又登上车前横木了望齐军（的队形 ）,（这才）说：“可以追击了.”于是追 击齐军. 打了胜仗以后,鲁庄公询问取胜的原因. 鲁刿答道：“打仗,要靠勇气.头通鼓能 振作士兵们勇气,二通鼓时勇气减弱,到 三通鼓时勇气已经消失了.敌方的勇气已 经消失而我方的勇气正盛,所以打败了他 们.（齐是）大国,难以摸清（它的情况 ）,怕的是有埋伏,我发现他们的车印混 乱,军旗也倒下了,所以下令追击他们. ”
屠岸贾到底是在景公多少年的时候诛杀赵氏的
为什么《史记》的记载非常矛盾
由于秦始皇焚烧了各国大量的史书，司马迁面对的是资料的严重匮乏，因此凡汉代以前古书，司马迁无所不采：经书、国语、国策、楚汉春秋、诸子、骚赋等都是他写史的重要材料来源，所以《史记》记的春秋战国年代往往混乱矛盾。
《赵世家》载，赵氏先祖在晋景公三年遭族诛，赵朔遗腹子赵武在公孙杵臼和程婴的佑护下侥幸免祸，后赵武长大，依靠韩厥等人的支持恢复了赵氏宗位。
但此事具有多少真实成分
学者们的看法并不一致。
1. 关于赵氏族诛与赵武复立的时间。
史记的《赵世家》、《韩世家》称屠岸贾灭赵氏家族一案，是在晋景公三年（前597），十五年后，亦即晋景公十七年（前583），又复立赵武。
但《春秋》、《左传》、《史记》和《晋世家》等所记不同。
《春秋》鲁成公八年载：“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
”《左传》同年条记载此事更为具体，其云： 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征。
六月，晋讨赵同、赵括。
以其田与祁奚。
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
”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原、屏即赵同、赵括，武即赵武，成季、宣孟即赵衰、赵盾。
《左传》记载赵同、赵括被杀是在鲁成公八年（晋景公十七年）六月，时间更加具体。
《晋世家》景公十七年：“诛赵同、赵括，族灭之。
韩厥曰：‘赵衰、赵盾之功岂可忘乎
奈何绝祀
’乃复令赵庶子武为赵后，复与之邑。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晋景公十七年条亦载：“复赵武田邑。
”可见，赵氏族诛的时间，是晋景公十七年（前583），而非三年（前597）。
并且，在晋景公四年至六年（前596—前584）之间，赵氏家族成员活动见于史籍的颇多，这些记载均说明，赵氏族诛不在晋景公十七年（前583）之前。
2.关于赵氏族诛的原因 。
《赵世家》、《韩世家》认为，屠岸贾为了追究晋灵公被杀一案，其“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
”对于此记，这里有三点需要辨明。
首先，屠岸贾其人。
据《赵世家》，屠岸贾于晋灵公时得宠，景公时任司寇。
从他敢于不请而擅诛赵族，且不受责罚的情况来看，似应是专擅国政的权臣。
但《晋世家》灵公、成公、景公时期的全部记载却对他不置一词，且《春秋左传》也从未提及他，更不要说他率领诸将讨赵氏了。
据《左传》及《晋世家》，至少在晋景公十七年之前，晋国势力较大的卿大夫是栾氏、韩氏、郤氏、赵氏。
如若屠岸贾处权臣重位,《左传》及《晋世家》不应遗漏如此，至少在记述晋国的一些重大事件中应有所披露。
其次，导致赵氏族诛的直接原因。
前引《左传》：“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
栾、郤为征。
六月，晋讨赵同、赵括。
”《国语·晋语六》记韩厥语亦称：“昔吾畜于赵氏，赵孟姬之谗，吾能违兵”。
（《左传》鲁成公十七年所载韩厥语，《国语·晋语九》所载智伯语同。
）按赵庄姬为晋成公女，赵朔妻。
赵婴即赵婴齐，亦作楼婴。
所云“赵婴之亡故”，指赵婴齐被赵同、赵括流放致死一事。
《左传》鲁成公四年（前587）称：“晋赵婴通于赵庄姬。
”《左传》鲁成公五年（前586）条又接着写道： 原、屏放诸齐。
婴曰：“我在，故栾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忧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
”不听。
婴梦天使谓己：“祭余，余福女。
”使问诸士贞伯。
贞伯曰：“不识也。
”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祸淫。
淫而无罚，福也。
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赵婴齐是赵衰之子，与赵同、赵括是同母兄弟，与赵朔父赵盾是异母兄弟。
（《史记》卷四三《赵世家》、《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赵婴通于赵庄姬”，这是夫叔与侄媳通奸，属于乱伦行为，因此，赵婴齐遭其二兄的放逐并致死；赵庄姬诬告赵同、赵括谋乱是对流放赵婴齐的报复，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赵庄姬另有其它谋虑的可能。
（鉴于赵氏宗族内部嫡庶地位的变化，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赵庄姬诬告赵同、赵括作乱，置其于死地，除了是对流放赵婴齐的报复之外，还有为亲生子赵武恢复宗位的夺嫡用意，甚至这一用意又可能是她诬告的真实动机。
果真如此，则赵同、赵括被杀实质上又是赵氏内部围绕着族权而展开斗争的结果。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推测。
）只不过这是笔者针对争夺赵氏宗位问题的一种推测而已。
赵庄姬诬告仅仅是赵氏族诛的起因，而以栾氏为首的诸卿反对势力的倾轧，则是致命赵族的重要因素。
赵婴齐所谓：“我在，故栾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忧哉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前550）也说：“赵氏以原、屏之难怨栾氏。
”这都表明在晋国内部赵氏与栾氏不仅存在矛盾，而且早已尖锐化、表面化，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当赵庄姬向晋景公诬告赵同、赵括之后，栾氏、郤氏便趁机出面为赵庄姬作证，于是促成了晋景公对赵同、赵括家族的诛杀。
栾氏、郤氏甘愿提供伪证，实质上是借刀杀人，以此达到排挤赵氏的目的。
我们知道，晋景公时期，势力较强的卿大夫有荀氏、士氏、栾氏、郤氏、韩氏、赵氏等。
其中，将中军者多执国政。
自晋景公十三年（前587）“栾书将中军”之后（《春秋》《左传》鲁成公四年。
），他两次率师伐郑，一次救郑，一次侵蔡（《春秋》《左传》鲁成公四年。
），成为晋国的主要决策者之一，他和郤氏对晋景公诛杀赵族显然起了重要作用（《左传》鲁成公八年条：“韩厥曰：‘昔吾畜于赵氏，孟姬之谗，吾能违兵。
’”杨伯峻注曰：“当时晋侯、栾氏、郤氏，皆灭赵氏，韩厥云独我不肯以兵攻赵氏。
”）。
如果说在晋景公灭赵氏事件中，有某个人起主要作用的话，那么，这个人只能是栾书而非屠岸贾。
再次，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是否同时而死
如上所引，《春秋》、《左传》、《晋世家》、《国语》等，均言晋景公诛杀的对象是赵同、赵括。
《左传》又记赵婴齐死于此前的鲁成公五年（前586）。
赵朔死于何时
史无明文。
但他见于史籍的活动，有年代可考的是晋景公三年，即“赵朔将下军，栾书佐之”。
另，《左传》鲁成公四年（晋景公十三年）记有赵婴齐与赵庄姬私通一事，并且次年赵同、赵括为此事制裁赵婴齐时，未见赵朔出面，何况《左传》又称朔妻为“赵庄姬”，“庄”即为赵朔谥，均证赵朔此前已死。
总之，赵朔死于赵同、赵括被杀之前，属于正常死亡。
故赵朔、赵同等叔侄四人不可能死于同一时间。
既然他们四人并非同时而死，赵朔之子赵武又安然无恙，就进一步说明，所谓赵氏族诛，实际上是指赵同、赵括两个支族的被杀。
3.关于赵朔与程婴的关系。
按《赵世家》，赵朔是赵盾之子，他有“客曰公孙杵臼，”并有“友人程婴。
”朔被杀，程婴和公孙杵臼商议如何保护赵朔孤儿脱险，最后决定由程婴告假密，于是便有公孙杵臼和假“孤儿”被杀一事。
后来，孤儿赵武复立，“程婴乃辞诸大夫，谓赵武曰：‘昔下宫之难，皆能死。
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赵氏之后。
今赵武既立，为成人，复故位，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臼杵’”。
程婴既是赵朔友人，其“下报”的对象应是赵朔，而且《赵世家》也特别表明赵朔与程婴是友人关系，并未言及同赵盾的关系。
所言“下报赵宣孟”，似不合常理。
由此可见，《赵世家》叙事自相矛盾。
第四，关于赵庄姬和赵武。
《赵世家》称，赵朔“娶晋成公姊为夫人。
”赵氏族诛时，“赵朔妻成公姊，有遗腹，赵公宫……居无何，而朔妇免（娩）身，生男。
”所生男即后来的赵武，《晋世家》称他是“赵庶子”。
按史称赵庄姬为晋成公姊，前人早已怀疑，《春秋左传注》成公四年（前587）条注曰： 《赵世家》云“赵朔妻成公姊”，则赵庄姬为晋文公女。
据僖公二十四年传，赵衰所妻乃文公女，若如司马迁所言，赵朔亦娶文公女，则祖与孙各娶一姐一妹，不合情理。
贾逵、服虔均以赵庄姬为成公女，较为合理。
司马迁或者误采战国时异说，梁玉绳《史记志疑》谓《史记》有误字，亦必然。
《新序·节士篇》亦谓“赵朔妻成公姊，”可见说或有自。
贾逵、服虔、梁玉绳、杨伯峻均倾向于庄姬为成公女，有道理。
至于说赵武于赵氏族诛时生于景公宫中，亦不能成立。
据前引“晋讨赵同、赵括。
武从姬氏畜于宫中”，《国语·晋语九》引邮无正语曰：“昔先主文子（赵武）少衅于难，从姬氏于公宫。
”又，赵朔死于鲁成公二年（晋景公十一年，前589）之前，均证赵朔子赵武早已出生。
那么，何以称赵武为庶子呢
这要从赵氏家族内部的嫡庶地位变化谈起。
赵武的父、祖、曾祖分别是赵朔、赵盾、赵衰。
《赵世家》称，赵衰始事晋文公重耳，重耳即位前，“以骊姬之乱亡奔翟，赵衰从。
翟伐廧咎如，得二女，翟以其少女妻重耳，长女妻赵衰而生盾。
初，重耳在晋时，赵衰妻亦生赵同、赵括、赵婴齐。
赵衰从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得返国。
……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其子盾为嫡嗣，晋妻三子皆下事之。
”所云“翟以其少女妻重耳，长女妻赵衰，”《晋世家》则为长女妻重耳，少女妻赵衰。
《赵世家》说赵衰从重耳出亡之前既已娶妻生子，返国后前妻迎还翟妻，并以狄妻所生子赵盾为嫡嗣。
《左传》言赵衰返国后：“文公妻赵衰，生原同、屏括、楼婴。
赵姬请逆盾与其母，子余辞，姬曰：“得宠而忘旧，何以使人
必逆之
固请，许之。
来，以盾为才，以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
”子余，赵衰字。
赵同、赵括、赵婴齐三兄弟因各食邑于原、屏、楼三地，故称原同、屏括、楼婴。
《赵世家》说赵衰娶赵姬是在随重耳出亡之前，《左传》说在其后，究竟二说谁对
杨伯峻认为：“赵姬之言，‘得宠而忘旧’，说明赵衰之得已在叔隗（即出亡后所娶翟妻，赵盾生母）后，赵盾卒于前602—601之间，前585原同、屏括放婴齐，前583晋讨赵同、赵括，似赵姬三子皆幼于盾”。
晋灵公死后，赵氏家族的地位又有提高，其内部的嫡庶地位也有变化。
左传》宣公二年（晋灵公十四年，前607）条称：“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 而为之田，以为公族。
……赵盾请以括为公族，曰：‘君姬氏之爱子也。
微君姬氏，则狄人也。
’公许之。
冬，赵盾为旄东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为公族大夫。
”按公族，杨伯峻先生有解释：“公族有二义，凡公之同姓子弟曰公族，此广义之公族。
……公族大夫亦省曰公族，此狭义之公族”。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宣公二年条。
）上引公族显系狭义。
晋君姬姓，赵氏以异姓跻身公族大夫，故称“赐”。
这是赵宗地位提高的标志。
同时，赵宗内部嫡庶关系起了变化。
赵盾大概有感于嫡母赵姬的贤让，也有可能受到“兄终弟及”习惯的影响，提出以异母弟赵括为公族大夫，继承赵宗，自己则降为“旄东之族”。
杨先生认为，旄东之族即余子、公路，是嫡子之外的支庶子弟，赵盾从此“以余子自居而以正卿兼掌旄东之族”。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宣公二年条。
）是则赵盾又由嫡子降为庶子，由大宗降为小宗。
赵氏内部嫡庶关系的变化，似乎并未影响赵盾、赵朔父子在政治上的地位。
《赵世家》称赵盾在晋成公时仍然“任国政”，“晋景公时而赵盾卒，谥为宣孟，子朔嗣”。
晋景公时，赵朔任职仍高于其叔父赵括。
晋景公三年（前597）晋楚之战，“荀林父将中军，先谷佐之，士会将上军，克佐之，赵朔将下军，栾书佐之，赵括、赵婴齐为中军大夫，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 （《左传》鲁宣公十二年、《史记》卷三九《晋世家》、《史记》卷四三《赵世家》。
），此条记载便是明证。
晋景公十二年（前585）赵括才列为卿，（《左传》鲁成公二年、《史记》卷三九《晋世家》。
）这时赵朔可能已死，赵括作为宗主和卿大夫，在赵族内部终于确定了族权和政权方面的优势。
正是由于宗族内部嫡庶关系和政治地位的改变，赵朔死后，年幼的赵武已无缘继承祖父曾经获得过的权力优势，所以他只能列入“庶子”之类，故称“赵庶子赵武”。
后来，大概是因为属于“庶子”，又由于同晋景公的亲缘关系，他才躲过这场族诛之难，还由于韩厥的帮助，重新继承赵宗，赵氏势力才又兴旺发达起来。
除上述分析之外，细读《赵世家》，还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对赵简子以前赵氏先祖中衍至简子之父赵景叔，出现的名字起码涉及有二十多代，但这段先祖史所记的总字数只有二千多，而赵氏族诛一事则占了一半的篇幅。
赵朔之前和之后，叙述都非常简单，而唯独这个事件的故事性极强，整个事件的过程、人物的对话详细而生动，这也不能不使人怀疑它的真实性。
当然，如此生动的描述离不开司马迁的如椽妙笔，但这决不是司马迁的凭空臆造，显然是对赵氏后代有关这段历史传说的剪裁加工。
综上所述，可以断言，所谓“赵世孤儿”云云，纯属子虚乌有，我们同意杨伯峻先生“全采战国传说”的判断，但赵氏曾遭族诛一案则确有其事。
经过以上辩证，对此案可作如下概括： （一）赵氏族诛事件，发生在晋景公十七年（前583），赵武复立，可能是在晋景公十九年（前581）。
因此，《赵世家》所言实误。
（二）赵氏族诛的范围可能限于赵同、赵括两个支族，赵婴齐一支是否受到株连，不明。
但起码赵朔及其后代（即赵庄姬所生子女）未受波及。
（三）赵氏族诛起因于赵庄姬的“谗言”，但更主要的因素是栾氏、郤氏势力的排挤和倾轧。
（四）赵武复立主要是依靠韩厥的支持，韩厥：“昔吾畜于赵氏，”表明在晋国的政治活动中；韩、赵二氏的联盟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
（《国语》卷一一《晋语五》：“赵宣子言韩献子于灵公，以为司马，”亦可见赵盾与韩厥关系。
） 最后需要指出，由于文献资料的限制，我们对赵氏族诛一案所知甚少，但上述辨析仍然有助于我们从客观上加深对晋国政治史的认识。
人们熟知，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大变革、大动乱的时代，在当时社会政治舞台上主要有三大势力，即周天子为首的周王室，各国诸侯为首的公室和各国内部的卿大夫。
这三种势力之间，各诸侯之间，以及各国内部卿大夫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分化和组合，构成了当时新旧贵族之间展开斗争的基本格局。
这些矛盾和斗争，在春秋时期的各个阶级表现不尽相同。
初期主要表现为周王室同诸侯之间的矛盾；中期主要表现为各诸侯之间的矛盾；后期主要表现为卿大夫之间的矛盾。
在晋国，卿大夫同晋公室、卿大夫之间的矛盾斗争尤为明显。
晋文公时期称霸中原，这既是对诸侯斗争的胜利，也是对周天子权威的进一步削弱。
晋文公之后，随着私家势力的发展，卿大夫对晋公室的矛盾、卿大夫之间的矛盾日益纷繁复杂，错综交织。
晋景公时期赵氏族诛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赵氏族诛，这固然存在着晋公室抑制卿大夫势力的意图，而栾氏集团的排挤却是这场斗争的最深刻背景。
可以说，赵氏族诛是晋国内部卿大夫各集团之间矛盾的一次公开冲突，也是晋国政治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
如果说六卿专权、三家分晋是卿大夫同晋公室旧贵族的斗争所致，那么，赵氏的一度族诛以及栾氏、郤氏、范氏、中行氏、智氏等诸侯集团的覆灭，则是卿大夫之间互相倾轧、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
不绝人祀，就是不要断绝人家的香火，让那些即使是亡国的人也可以有块地方生存，可以祭祀自己的祖先。
这种观念在春秋战国之前盛行。
于是，周灭商后，商朝王室被允许迁往宋地居住。
这些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不绝人祀，与网开一面有相同的含义。
这是我们祖先的善念，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的根源所在，是一种气度和气魄。
栉风沐雨，薪火相传;筚路蓝缕，玉汝于成.是什么意思
原文:人谁无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左传·宣公》。
大意是谁能不犯错误呢
犯了错误而能改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
《左传》这句话源自一个历史故事。
春秋时，晋灵公无道，滥杀无辜，臣下士季对他进谏。
灵公当即表示：“我知过了，一定要改”士季很高兴地对他说：“人谁无过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遗憾的是，晋灵公言而无信，残暴依旧，最后终被臣下刺杀。
历史上确有能改过而终成大业的君主。
楚庄王初登基时，日夜在宫中饮酒取乐，不理朝政。
后来臣下用“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神鸟故事启发他，并以死劝谏，终于使他决心改正错误，认真处理朝政，立志图强。
楚国终于强大起来，楚庄王也位列“春秋五霸‘之一。
译:人都有可能犯错误,犯了猎误,只要改正了仍是最好的人请采纳
与栾书缶有关的历史事件
一般，两种说法都纳。
但是，两种说法，同父异母认同度更高炎帝与黄帝是同父异母兄弟，黄帝为兄，炎帝为弟。
炎帝生母为羌族之女，名曰“女登”。
故以从母得姓之俗而姓姜，名榆罔，按其后世封官“缙云”为氏，其生前为有熊部落方国行政领袖。
其时，部落及部落方国行政领袖沿袭氏族社会旧制，其职称曰“后”，后世以为“帝”、“后”都是君主之称，故以炎帝生前在龙门山焚林垦荒之功，以火色之“赤”称曰“赤帝”，此如《周书》之载。
也有以烈火炎上之性，而谓之“炎帝”。
由于西汉末年以来将中国历史上的历史时代名称“神农”与五帝时期的具体历史人物名“炎帝”捏合为一，以倡“炎帝神农氏”之妄说，因而，对炎帝史事、阪泉之战、阪泉地名所在等，都产生了大量的错误解释。
对此，我们有必要分别进行清理、辨析，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炎帝非神农。
神农，同“有巢”、“燧人”、“伏牺”一样，是先秦史家追述中国原始社会发展史中，依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历史阶段，在生产生活上所出现的不同历史特点而命称的时代划分名称，而非具体的历史人名。
“神农”之所指，是继“伏牺”之后，社会生产全面发展到以农耕经济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历史时期，在时间上它相当于距今八千年以来到五千年左右的历史阶段，也即轩辕黄帝肇造国家制度之前的历史阶段。
当然，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候，其社会发展进步，都不是一刀齐，在不同的地域，其进步总是存在着快慢之分的。
就中国历史上农业生产的发展而言，按现在考古发现的历史证据表明，桑干河流域进入农耕生产时期，在距今一万两千年左右；若以全国各地普遍进入农耕生产的时间而计，是在距今七、八千年左右的历史上。
故，《尸子》云：“神农氏七十世”。
七十世者，也只是一个约略性的估计年代。
《吕氏春秋·审分览·慎势》曰：“神农十七世”。
《尸子》成书在前，《吕氏春秋》撰写在后，此或误抄“七十”为“十七”所致，或以为言以“七十世”而太久而改之。
《礼记·曲礼》孔颖达疏引三国时谯周之语，则又是一种说法，言“神农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
今人读此，或者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古人谈及“神农”，会是一人一个说法呢
其实这也本不奇怪。
对于人们知之不详的原始社会历史，有一些探讨性的说法，也并不稀奇。
就像现在，言及古史分期，社会发展史研究者，常用“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之词以作历史分期；古人类学家用“直立人”、“智人”、“现代人”作分期；考古学家则用“旧石器时代”、“细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为分期。
具体到各个学者、各种著作的认识又不尽一致。
这对于研究而言是很正常的。
现在，依考古发现的大量证据而言，《尸子》所言的“神农氏”历史时期有“七十世”之久，应该说，大体上是比较正确的。
古人习以三十年为一个世代，七十世相当于两千多年，换言之，《尸子》之说是将距今七千多年到黄帝肇造国家制度之前的这一段历史作为“神农氏”历史时期，应该说，这是比较接近于客观历史实际的正确的说法。
“神农”是历史时代名，而非具体的历史人名。
对于这一点，中国产生最早的古籍《山海经》也是一证。
《山海经》保存的上古史料是最多的。
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遗址、历史人物葬处、山川、河流、湖泊、古代的物产、飞禽走兽、都有记载，可以说是包罗万象。
对于古代具体的历史人物，如黄帝、炎帝、蚩尤、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等，都有记载，它就是没有“有巢”、“燧人”、“伏牺”、“神农”这样的历史时代名称。
由此可见，编造“炎帝神农氏”这样不伦不类的名称，是多么的荒唐
正因为“神农”是历史时代名，而非具体的历史人名，所以，在先秦众多古籍中，都有着明确的区分。
这就是，谈到“神农”称“世”，说到黄帝、唐尧、虞舜等用“时”。
例如：《庄子·盗跖》：“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商君书·画策》：“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春秋时，齐桓公已成霸业，欲效帝王行封禅，管仲情知封禅做大，对桓公不利，直理以劝，桓公又不会听从，就灵机一动，将虙羲、神农等一些历史时代名临时“拉”来以充古帝王，编造“受命”、见“祥瑞”方能行封禅，以难桓公。
即使如此，也未将神农与炎帝合而为一。
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
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虙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
”(《管子·封禅》) 中国自古为礼仪之邦，行文述事须分上下长幼而不可以乱言。
古史黄帝、炎帝并提，总是黄帝在前而炎帝在后，从来未有黄、炎颠倒而作“炎黄”者。
因何
黄帝为兄，炎帝为弟，此其一；黄帝姓姬，为少典之嫡出。
炎帝姓姜，在少典为之庶生。
此其二；黄、炎在有熊虽同为军、政首领，然涿鹿之战后，炎帝争权欲分裂有熊，是为不德，因有阪泉三战之败。
此其三；黄帝此后东西南北“以战去战”一统神州，建立文明的国家之制后，虽仍使炎帝主政于南方，但实际上受封“缙云”之职，已为臣属而不为“帝”。
此其四；对于肇造国家文明之制，施行文明教化，发展科技，如统一文字、发展医学理论、制定法律、音律、历法等各方面，炎帝的贡献都远难与黄帝相比。
此其五。
因此，中国历朝历代举行国家祭典，都是将黄帝列入大典的五年“禘”、三年“袷”之中，上配五天神，下陪历代帝王之祖而享祭。
炎帝则无此殊荣，他只是在一年四季的郊祀之中，配南方天神赤帝赤熛怒、四象中朱雀一象的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星神、火神而享祭。
唯其如此，古人黄、炎联述，从来都作“黄炎”而从不称“炎黄”，只在刘歆、班固、皇甫谧等人的笔下，才有了颠倒的“炎黄”之辞。
谓于不信，请观史实： 《国语·晋语》：“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 贾逵注：“少典，黄帝、炎帝之先”； 虞翻、唐固注：“少典，黄帝、炎帝之父”； 《国语·周语》：“夫亡者岂繄无宠
皆黄、炎之后也”； 韦昭注：“鲧，黄帝之后也。
共工，炎帝之后也”； 《左传·昭公一七年》：“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
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
”此文所载乃郯子之不详历史的荒唐语，我们引此，是因其祖述“黄、炎”尚有长幼之序而未乱； 《吕氏春秋·荡兵》：“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 《新书·益壤》：“黄帝者，炎帝之兄也” 炎帝非“神农”。
炎帝是具体的历史人物，神农是一个历史时代名称。
这个问题举凡认真研究历史的古今学者认识都是一致的。
因此，罗琨就说：“在先秦文献中，凡黄帝连言的炎帝或炎，均置于黄帝或黄之后”；“神农一语最早见于晚周，主要用于表示一个历史时代……神农氏时代包括了从原始农业的发明到取得初步发展的漫长历史，它的上限甚至可延伸到农业前夕。
”（罗琨：《‘炎黄’、‘黄炎’与黄帝陵》，载《炎黄文化研究》1994年一期） 那么，所谓“炎帝神农氏”这种不伦不类的称谓，又是怎么造出来，而又讹传至今的呢
此中，有三个不懂历史而强述史的人物，这里不能不提他们的大名： 第一名，是西汉末年的刘向之子刘歆。
刘向幼年就受到了汉武帝迷信鬼神、言及黄白之术杂书的影响，这些书是刘向之父治淮南王狱时得到的。
宣帝时又欲仿效汉武，刘向言“黄金易成。
上令典尚方铸作事，费甚多，方不验，上乃下更生（刘向本名）吏。
吏劾更生铸伪黄金，系当死”（《前汉书·刘向传》）。
只是，由于刘向之兄赎其罪，才留得一条性命。
刘歆，是刘向诸子中最喜读书的一个，然其自幼所接触到的皆为不少家传方士所编的杂谈鬼神之类怪诞书。
刘歆因读之更钻，常会提出一些连刘向也回答不出来的怪问题。
王莽靠神鬼之说，图谶之谋，篡夺西汉帝位，就靠得是刘歆的谋划，因而被王莽封为“国师”（《前汉书·刘歆传》）。
刘歆先为王莽谋，做了个“假皇帝”，进而又靠造图谶“赤帝行玺某传子黄帝金策书”的所谓“铜匮”天书，“言王莽为真天子”（《前汉书·王莽传》）。
刘歆的这种编造，就把赤帝（炎帝）说成是黄帝的父亲了，刘歆为了更进一步拍王莽的马屁，就进而索性将炎帝与神农氏合户造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 “炎帝神农氏”之称。
第二名，是后汉的班固。
班彪、班固父子二人，原非史官世家，其述史是欲借以美化汉代帝王而获得政治好处。
故班固曾因“私改国史”而下狱。
此后，其弟班超上奏明帝说明班家的述史意图，明帝取其所述之史稿以验，读后很高兴，这才任班固为兰台令史，让其述史的。
无论古今，凡以述史而媚上，为美化当权者服务，就必然要歪曲历史。
而此前不畏权贵、秉笔直书史事的司马迁，已将西汉历史完整地记载到了汉武帝之末，班氏父子欲美化汉代帝王，就必与司马迁对着干：说司马迁述史“是非颇缪于圣人”，其述史“甚多疏略，或有抵啎”（班固：《前汉书·司马迁传·评语》），其父甚至连司马迁蒙难受刑，也用来做幸灾乐祸的诅咒，言之为“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
”（《后汉书·班彪传》）司马迁述史，对汉武帝抨击最烈者，莫过于武帝听信方士公孙卿胡编黄帝成仙不死，因而劳民伤财大兴封禅一十三载，最后振兵释旅途中在涿鹿祭轩辕黄帝陵于桥山，却看到了黄帝冢，这使武帝极为尴尬。
于是，班固述史，一是将桥山笔移至陕北阳周县南；二是篡改武帝元封元年冬十月振兵释旅的行军路线；三是凡武帝巡幸经过涿鹿县者一律不载，实在避不过者，就用“独鹿”之名以代；四是开列一个与其所述西汉历史没有丝毫关系的所谓《古今人表》，并自注以“炎帝神农氏”、“炎帝妃生黄帝”之类的胡话；五是在《律历志》中塞入一个歪曲古史系统的所谓《世经》。
如此，“炎帝神农氏”这个荒怪不经的提法，就以“正史”的形式流播于后世。
第三名，就是皇甫谧。
皇甫谧“年二十，不好学，游荡无度”，后在其叔母苦劝之下，始学便“以著述为务，自号玄晏先生”（《晋书·皇甫谧传》），不久因患风痹疾而改学医。
二十尚不学，中途又改行。
读书杂乱，而不知分析，以著述为务，必示人以博学。
如此必走东拼西凑、杂相连缀、不足者兼以附会的道路了。
然黄帝史事久远，历史上除司马迁有一个简略之述外，就很少有有系统的史料传世了。
正因为如此，皇甫谧杂相连缀更加附会的《帝王世纪》就被世人当“宝贝”，其错误乃至荒唐之说广为转述、流传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信，我们可以以他对炎帝之述为例： 神农氏，姜姓也。
母曰任姒，有乔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
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
上面这短短的四十七个字，就是杂揉了《国语·晋语》所载晋大夫司空季子的附会，《前汉书·古今人表》及《律历志·世经》的胡诌，《孝经钩命决》的编造而为其文。
如此的《帝王世纪》还能有多少靠得住的东西
炎帝初娶妻于今山西地方之羌女，生女曰“女娃”。
由于部落方国行政首领负责农业生产、天文观察等事，经常在熊耳、龙门、空桑诸山活动。
当其在空桑之山（今山西省五台山）巡视天文观察之际，其爱女思父而独自离家东行欲见炎帝，行至今山西大同地方，落入“大同古湖”尚未完全退尽的泽水之中，溺水而亡。
炎帝因痛失爱女而悲，除命称今山西浑源西南的一条水为“怿女之水”外，其在与黄帝分治南北之时，于河南、山东两地所筑屯兵之邑都命称为“空桑”，以寄托其对爱女的哀思。
炎帝在蚩尤叛乱之初，能以国为重，从太昊之地北上少昊筑邑监视，但由于不敌蚩尤而败回涿鹿不了解黄帝因使骄兵之计，不放他进入轩辕之丘，而在围困蚩尤之际救其到阪泉屯兵以作战防止蚩尤西逃的侧翼之旅的原因，就心生异心，待黄帝战胜蚩尤的喘息未定之际，突然向黄帝发起争权之战，也就是我们后世所说的“阪泉之战”。
当黄帝不得已三战将其打败之后，炎帝仍不肯与黄帝和解。
黄帝四面征战，一统华夏以后，就封炎帝为“缙云”之官，与其重新分治南北，使其重新主政于南方。
至此以后，炎帝虽重视发展农业，精心治理南方，并娶赤水之女听訞为妻，生儿育女，与西南各族和谐相处，但却至死也末与黄帝往来。
因此而死葬于湖南。
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角度而言，原始社会由氏族家长制走向部落时期，其产生的“帝、后”双头领导体制，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一种过渡型政治制度。
在进入文明时代之际，其掌握军事领导大权的“帝”取代行政领袖之“后”，成为文明国家制度中的第一代君主，本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
炎帝在中华大地统一之前，虽曾是有熊部落方国行政领袖，他对有熊的振兴有功，进入文明时代后的南方开发，也曾经做出过很重要的历史贡献，但其在思想上不能够作到“与时偕行”，不能够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而发动与黄帝争权位为实质的“阪泉之战”。
所以，论对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的贡献，炎帝是不能与黄帝相提并论的。
希望帮到你，还有问题就追问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