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王羲之《兰亭集序》的生死观
之《兰亭集序》既有良辰美景、赏心乐事的铺陈，又借题发挥，围绕生死的重大问题抒发感慨。
虽然文章内容比较艰深，却是对学生进行生死观教育不可多得的名篇。
其一在于第二段中作者引用的古训“死生亦大矣”。
这句话出自《庄子·德充符》：“常季曰：‘彼（王骀）兀者也，而王先生（王：超过），其与庸亦远矣。
若然者，其用心也，独若之何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
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庄子借孔子之口说，说明王骀这个残疾人在死生这样的大事上举重若轻，精神进入到一种无所依赖的境界，原因是他主宰着事物的变化而不因为外物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心境，所以庄子进一步地提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庄子·齐物论》），“以死生为一条，以可不可为一贯”（《庄子·德充符》）。
就庄子来说，他实际上是以生死的虚无而否定世俗，对所处的现实社会进行了彻底的颠覆。
王羲之借此句只是表达“生”之难得、“死”之令人悲痛的观点。
一者人“欣于所遇”而“得于己”只是一时的快慰，“所之既倦，感慨系之”的感伤时刻终会到来。
二者“向之所欣”，“已为陈迹”只是“俯仰之间”，生命何其短促
三者人的生命长短完全听凭自然，人在自然伟力的面前何等渺小
正因为生命如此宝贵，人怎能怠慢有限的生命，怎能不用永恒的生命价值回报自然对人的恩赐
其二为“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句。
东晋时期国势日衰，士大夫们大多不求进取，他们崇尚老庄，大该玄理，一时玄谈之风盛行。
庄子曾说：“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
”东晋时期士大夫阶层对老庄哲学的膜拜，反映出崇尚虚无的思想倾向。
王羲之力斥老庄“一死生”、“齐彭殇”的看法为“虚诞”、“妄作”，一反东晋士大夫沉溺老庄唾余谈玄的时风，认为生是生，死是死，不能等量齐观。
王羲之的深刻之处在于，一方面他坦然承认生命的脆弱短暂，另一方面又看到了生和死的本质的不同，人不能庸庸碌碌如行尸走肉般地“生”，应该让自己的生命空间充实丰盈。
王羲之的这种对生的执著与热爱的积极的人生态度，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前后期的诸多文化大家。
李白的《拟古十二首》之九说：“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
”其中虽然不乏人生的豁达，但也并无多少豪迈振奋的成分可言。
王羲之的笔下则涌动着热爱生命的激流，启示着后人不断书写瑰丽的生命华章。
其三是抓住第三段的“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乎”句。
王羲之“悲”从何来
今人看待前人，总是把他们的是非曲直看得清楚分明，但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今人在创造历史的时候，他们是否真正地吸取了前人的教训
他们对前人的看法有没有可能由自身所验证
如此说来，人类社会是很难达到认知的完美境界的，甚至会留下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这正是王羲之的叹惋之处
基于对人生的这种认识，王羲之不是安于现状，沉溺于无谓的感喟，而是“列叙时人，录其所述”，他要用优美的文字为当时的盛会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为自己的人生写下灿烂的一笔
王羲之的感叹警醒着人们：如果听凭人生虚度，任其苍白荒芜，那就真的可悲了
一个人怎样活着才有意义，怎样看待死亡，王羲之从一次普通的宴游活动感悟人生，对这些问题作了精彩的回答。
读种树郭橐驼传有感
读种树郭橐驼传有感 本文题目虽称为“传”，但并非是一般的人物传记。
文章以老庄学派的无为而治，顺乎自然的思想为出发点，借郭橐驼之口，由种树的经验说到为官治民的道理，说明封建统治阶级有时打着爱民、忧民或恤民的幌子，却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仍旧民不聊生。
这种思想实际上就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的老庄思想的具体反映。
唐代从安史之乱以后，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
只有休养生息，才能恢复元气。
如果封建统治者仍借行政命令瞎指挥，使老百姓疲于奔命，或者以行“惠政”为名，广大人民既要送往迎来，应酬官吏；又不得不劳神伤财以应付统治者摊派的任务，这只能使人民增加财物负担和精神痛苦。
如果我们了解中唐时期的社会现实，知道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针对性，则能体会到这篇文章的进步意义。
这是我们首先必须弄清的。
本文共五段，每两段又可合为一大段。
第一大段是介绍传记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征，以及籍贯、职业和技术特长。
第一小段看似闲笔，却生动有趣，给文章带来了光彩色泽。
这里面要注意三点。
一、在《庄子》书中所描绘的许多人物，有的具有畸形残疾，如《养生主》《德充符》中都写到失去单足或双足的人，《人间世》中则写了一个怪物支离疏；有的则具有特异技能，如善解牛的庖丁，运斤成风的匠人，承蜩的佝偻丈人等。
柳宗元写这篇传记，把这两种特点都集中在郭橐驼一人身上，他既有残疾，又精于种树。
可见柳宗元不仅在文章的主题思想方面继承了《庄子》的观点，连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灵活地吸取了《庄子》的写作手法。
二、橐驼即骆驼，人们称这位主人公为橐驼，原带有开玩笑，甚至嘲讽性质。
但这位种树的郭师傅不但不以为忤，反欣然接受。
柳宗元在这里不着痕迹地写出了这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善良性格。
但作者这样写仍是有所本的。
在《庄子》的《应帝王》和《天道》中，都有这样的描写，即人们把一个人呼之为牛或呼之为马，他都不以为忤，反而欣然答应。
这同郭橐驼欣然以橐驼为名是一样的。
这种描写实际上也体现了老庄学派顺乎自然的思想，即认为“名”不过是外加上去的东西，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实质，所以任人呼牛呼马，思想上都不致受到干扰波动；相反，甚至以为被人呼为牛马也并不坏。
三、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塑造了一个形貌丑陋而心地善良的敲钟人，这个艺术形象对后世影响很大。
直到近年电视剧《女奴》中的花匠也属于这一类型。
其实，这种把外表丑陋而心灵美统一在一个人身上的描写，在我国，可以说从《庄子》就开始了。
柳宗元所塑造的郭橐驼形象也是这方面的典型。
不过柳宗元是把“丑”和“真”（他思想上认识到颠扑不破的真理）统一起来，雨果是把“丑”和“善”统一起来，略有不同而已。
后一小段写郭橐驼种树的特异技能。
他种树的特点有二：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长得硕茂，容易结果实，即所谓“寿且孳”。
作者在后文没有写郭橐驼种树的移栽易活的特点，只提到栽了树不妨害其成长的这一面。
其实这是省笔。
盖善植者必善移树，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
所以这里为了使文章不枝不蔓，只点到而止。
在这一小段的收尾处还布置了一个悬念。
即“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
读者从这儿必然急于想知道郭橐驼种树到底有什么诀窍。
而下文却讲的是极其平凡而实际却很难做到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
”可见郭并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养水平和掌握规律的深度太不够了。
从这里，作者已暗示给我们一个道理，即“无为而治”并不等于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
这个道理从下面两大段完全可以得到证明。
第二大段的两小段是郭橐驼自我介绍种树的经验。
上下两节是正反两面对举，关键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
为了把这一道理阐述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文章用了对比的写法，先从种植的当与不当进行对比。
究竟什么是树木的本性呢
“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个“欲”字，既概括了树木的本性，也提示了种树的要领。
郭橐驼正是顺着树木的自然性格栽种，从而保护了它的生机，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
这正是郭橐驼种树“无不活”的诀窍。
他植者则不然，他们违背树木的本性，种树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因此必然遭致“木之性日以离”的恶果。
这就回答了上段的问题，他们“莫能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标不学本。
继从管理的善与不善进行对比。
“勿动勿虑，去不复顾。
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是郭橐驼的管理经验。
乍看，好像将树种下去以后，听之任之，不加管理。
事实上，橐驼的“勿动勿虑”，移栽时的“若子”，种完后的“若弃”，正是最佳的管理，没有像疼爱孩子那样的精心培育，就不会有理想的效果。
他植者不明此理，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关心太过，什么都放不下，结果适得其反，“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压抑了甚至扼杀了树木的生机。
这两层对比写法，句式富于变化。
写橐驼种树，用的是整齐的排比句，而写他植者之种树不当，则用散句来表示，文章显得错落有致。
“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用押韵的辞句，使重点突出，系从《庄子·马蹄》的写法变化而出。
从介绍橐驼的种树经验上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观点同老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
柳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结合，他并不主张一味听之任之的消极的“顺乎自然”，而是主张在掌握事物内部发展规律下的积极的适应自然。
他要求所有的种树人都能做到认识树木的天性，即懂得如何适应树木生长规律的业务。
把种树的道理从正反两面讲清楚以后，文章自然就过渡到第三大段。
第三大段是正面揭出本旨，实为一篇之“精神命脉”。
作者通过对话，运用“养树”与“养人”互相映照的写法，把种树管树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
对“养人”之不善，文章先简要地用几句加以概括：“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这与上文“他植者”养树管理之不善遥相呼应。
接着用铺陈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种种表现加以集中，加以典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画细致入微，入木三分。
如写官吏们大声吆喝，驱使人民劳作，一连用了三个“尔”，四个“而”和七个动词，把俗吏来乡，鸡犬不宁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
作者最后以“问者”的口吻点出“养人术”三字，这个“养”字很重要。
可见使天下长治久安，不仅要“治民”，更重要的还要“养民”，即使人民得到休生养息，在元气大伤后得到喘息恢复的机会，也就是后来欧阳修说的“涵煦之深”。
这才是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
综观全文，我们应注意三点：一是无论种树或治民，都要“顺天致性”，而不宜违逆其道；二是想要顺天致性，必先掌握树木或人民究竟怎样才能“硕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发展规律；三是动机效果必须统一，不允许好心办坏事，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头上。
把这三点做好，才算懂得真正的“养人术”。
彀怎么读
彀[gòu]1.使劲张弓：～中（弓箭射程所及的范围，喻圈套、牢笼）。
入～。
入我～中。
2.古同“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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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的《中国文脉》摘抄1000字。
一 中国文是指中国文学几千年发展中等级的生命和审美潜流。
这种潜流，在近处很难发现，只有从远处看去，才能领略大概，就像那一条倔犟的山脊所连成的天际线。
正是这条天际线，使我们知道那个天地之大，以及那个天地之限，并领略了一种注定要长久包围我们生命的文化仪式。
因为太重要，又处于隐潜状态，就特别容易产生误会。
要纠正的误会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这股潜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官方主流； 二，这股潜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民间主流； 三，这股潜流，属于文学，并不从属于哲学学派； 四，这股潜流，虽然重要，但体量不大； 五，这股潜流，并不一以贯之，而是时断时续，断多续少； 六，这股潜流，对周围的其他文学现象有吸附力，更有排斥力。
等级，是文脉的生命。
人世间，仕途的等级由官阶来定，财富的等级由金额来定，医生的等级由疗效来定，明星的等级由传播来定，而文学的等级则完全不同。
文学的等级，只由一种没有明显标志的东西来定，这个东西叫品位。
品位决定等级，等级构成文脉。
环顾四周，现在越来越多的“成功者”都想以文炫己，甚至以文训世。
有些“儒商”为了营造“企业文化”，强制职工背诵古代那些文化等级很低的发懵文言；有些电视人永远在绘声绘色地讲述着早就应该退出公共记忆的文化残屑；电视上某些文物鉴定和拍卖节目，只要牵涉到明清和近代书画，就对作者的文化地位无限拔高。
试想，如果唐伯虎、乾隆都成了“中国古代一流诗人”，那么，我们只能悄悄把整部《全唐诗》付之一炬了。
面对这种情况我曾深深一叹：“文脉既隐，小丘称峰；健翅已远，残羽充鹏。
” 我主张，在目前必然寂寞的文化良知领域，应该重启文脉之思，重开严选之风，重立古今坐标，重建普世范本。
为此，应努力拨去浮华热闹，远离滔滔口水，进入深度探讨。
选择自可不同，目标却是同归，那就是清理地基，搬开芜杂，集得高墙巨砖，寻获大柱石础，让出疏朗空间，洗净众人耳目，呼唤亘古伟步，期待天才再临。
由此，中华文化的复兴，才有可能。
二 先秦诸子，都是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没有一个是纯粹的文学家。
但是，他们要让自己的思想说服人、感染人，就不能不运用文学手段。
思想家和哲学家在运用文学手段的时候，有人永远把它当做手段，有人则不小心暴露了自己其实也算得上是一个文学家。
先秦诸子由于社会影响巨大，历史贡献卓著，因此对中国文脉的形成有特殊贡献。
但是，这种贡献与他们在思想和哲学上的贡献，并不一致。
我对先秦诸子的文学品相分为三个等级—— 第一等级：庄子、孟子； 第二等级：老子、孔子； 第三等级：韩非子、墨子。
在这三个等级中，处于第一等级的庄子和孟子已经是文学家，而庄子则是一位大文学家。
把老子和孔子放在第二等级，实在有点委屈这两位精神巨匠了。
我想他们本人都无心于自身的文学建树，但是，虽无心却有大建树。
这便是天才，这便是伟大。
在文脉上，老子和孔子谁应领先
这个排列有点难。
相比之下，孔子的声音，是恂恂教言，浑厚恳切，有人间炊烟气，令听者感动，令读者萦怀；相比之下，老子的声音，是铿锵断语，刀切斧劈，又如上天颁下律令，使听者惊悚，使读者铭记。
孔子开创了中国语录式的散文体裁，使散文成为一种有可能承载厚重责任、端庄思维的文体。
由于他的思想后来成了千年正统，因此他的文风也就成了永久的楷模。
他的文风给予中国历史的，是一种朴实的正气，这就直接成了中国文脉的一种基调。
中国文脉，蜿蜒曲折，支流繁多，但是那种朴实的正气却颠扑不灭。
因此，孔子于文，功劳赫赫。
本来，孔子有太多的理由在文学上站在老子面前，谁知老子另辟奇境，别创独例。
以极少之语，蕴极深之义，使每个汉字重似千钧，不容外借。
在老子面前，语言已成为无可辩驳的天道，甚至无须任何解释、过渡、调和、沟通。
这让中国语文，进入了一个几乎空前绝后的圣哲高台。
第三等级，韩非子和墨子，都不在乎文学，有时甚至明确排斥。
但是，他们的论述也具有文学素质，主要是那些干净而雄辩的逻辑所造成的简洁明快，让人产生了一种阅读上的愉悦。
当然，他们两人实干家的形象，也会帮助我们产生文字之外的动人想象。
更重要的是要让出时间来看看第一等级，庄子和孟子。
孟子是孔子的继承者，比孔子晚了一百八十年。
在人生格调上，他与孔子很不一样，显得有点骄傲自恃，甚至盛气凌人。
这在人际关系上好像是缺点，但在文学上就不一样了。
他的文辞，大气磅礴，浪卷潮涌，畅然无遮，情感浓烈，具有难以阻挡的感染力。
他让中国语文，摆脱了左顾右盼的过度礼让，连接成一种马奔车驰的畅朗通道。
文脉到他，气血健旺，精神抖擞，注入了一种“大丈夫”的生命格调。
但是，与他同一时期，一个几乎与他同年的庄子出现了。
庄子从社会底层审察万物，把什么都看穿了，既看穿了礼法制度，也看穿了试图改革的宏谋远虑，因此对孟子这样的浩荡语气也投之以怀疑。
岂止对孟子，他对人生都很怀疑。
真假的区分在何处
生死的界线在哪里
他陷入了困惑，又继之以嘲讽。
这就使他从礼义辩论中撤退，回到对生存意义的探寻，成了一个由思想家到文学家的大步跃升。
他的人生调子，远远低于孟子，甚至也低于孔子、墨子、荀子或其他别的“子”。
但是这种低，使他有了孩子般的目光，从世界和人生底部窥探，问出一串串最重要的“傻”问题。
但仅仅是这样，他还未必能成为先秦诸子中的文学冠军。
他最杰出之处，是用极富想象力的寓言，讲述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而在这些寓言故事中，都有一系列鲜明的艺术形象。
这一下，他就成了那个思想巨人时代的异类、一个充满哲思的文学家。
《逍遥游》、《秋水》、《人间世》、《德充符》、《齐物论》、《养生主》、《大宗师》……这些篇章，就成了中国哲学史、也是中国文学史的第一流佳作。
三 很快就到汉代了。
司马迁和《史记》，这是我心中永远的太阳。
司马迁在历史学上的至高地位，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说，只说他的文学贡献。
是他第一次，通过对一个个重要人物的生动刻画，写出了中国历史的魂魄。
因此也可以说，他将中国历史拟人化、生命化了。
更惊人的是，他在汉赋的包围中，居然不用整齐的形容、排比、对仗，更不用词藻的铺陈，而只以从容真切的朴素笔触、错落有致的自然文句，做到了这一切。
于是，他也就告诉人们：能把千钧历史撬动起来浸润到万民心中的，只有最本色的文学力量。
大家说，他借用文学写好了历史；我则说，他借用历史印证了文学。
除了虚构之外，其他文学要素他都酣畅地运用到了极致。
但他又不露痕迹，高明得好像没有运用。
不要说他同时的汉赋，即使是此后两千年的文学一旦陷入奢靡，不必训斥，只需一提司马迁，大多就会从梦魇中惊醒，吓出一身冷汗。
除非，那些人没读过司马迁，或读不懂司马迁。
我曾一再论述，就散文而言，司马迁是中国古代第一支笔。
他超过“唐宋八大家”，更不要说其他什么派了。
“唐宋八大家”中，也有几个不错，但与司马迁一比，格局小了，又有点“做”。
四 我对于魏晋文脉的梳理，大致分为“三段论”—— 首先，不管大家是否乐见，第一个在战火硝烟中接续文脉的，是曹操。
曹操的军事权谋形象在中国民间早就凝固，却缺少他在文学中的身份。
然而，当大家知道，那些早已成为中国熟语的诗句居然都出自他的手笔，常常会大吃一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山不厌高，海不厌深”；“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在漫长的历史上，还有哪几个文学家，能让自己的文句变成千年通用
能用那么开阔的气势来写宇宙人生的
像他那么干净、朴素、凝炼的笔墨，又有几个
第二段，曹操的书记官阮■生了一个儿子叫阮籍，接过了文脉。
比阮籍小十余岁的嵇康，再加上一些文士，通称为“魏晋名士”。
其实，真正得脉者，只有阮籍、嵇康两人。
这就是第三段的主角，陶渊明。
就文脉而言，陶渊明又是一座时代最高峰了。
自秦汉至魏晋，时代最高峰有三座：司马迁、曹操、陶渊明。
若要对这三座高峰做排列，那么，司马迁第一，陶渊明第二，曹操第三。
曹操可能会气不过，但只能让他息怒了。
理由有三： 一，如果说，曹操们着迷功业，名士们着迷自己，而陶渊明则着迷自然。
最高是谁，一目了然； 二，陶渊明以自己的诗句展示了鲜明的文学主张，那就是戒色彩，戒夸饰，戒繁复，戒深奥，戒典故，戒精巧，戒黏滞。
几乎，把他前前后后一切看上去“最文学”的架势全推翻了，呈现出一种完整的审美系统。
态度非常平静，效果非常强烈； 三，陶渊明创造了一种以“田园”为标志的人生境界，成了一种千年不移的文化理想。
不仅如此，他还在这种“此岸理想”之外提供了一个“彼岸理想”——桃花源，在中华文化圈内可能无人不知。
把一个如此缥渺的理想闹到无人不知，谁能及得
陶渊明为中国文脉增添前所未有的自然之气、洁净之气、淡远之气。
而且，又让中国文脉跳开了非凡人物，而从凡人身上穿过，变得更普世了。
五 明清两代五百四十余年，中国文脉严重衰弱。
这五百多年，如果要找能与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关汉卿可以并肩站立的文化巨人，只有两个，一是明代的哲学家王阳明，二是清代的小说家曹雪芹。
我们今天所说的文脉，王阳明不应列入其中，因此只剩下曹雪芹。
为什么会产生这么惊人的情况
原因之一，是明清两代统治者实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已发展到了文化恐怖主义（如“文字狱”）。
这就必然毁灭文化创新，培养出大量的文化侍从、文化鹰犬、文化侏儒。
原因之二，是中国文脉的各个条块，都已在风华耗尽之后自然老化，进入萧瑟晚景。
这是人类一切文化壮举由盛而衰的必然规律，无可奈何。
文脉，从来不是一马平川的直线，而是由一组组抛物线组成。
要想继续往前，必须大力改革，重整重组，从另一条抛物线的起点开始。
但是明清两代，都不可能提供这种契机。
明清两代五百年衰微中，只剩下两个光点，一是小说，二是戏剧。
小说，习惯说“四大名著”，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
我们中国人喜欢集体打包，其实这四部小说完全没有理由以相同的等级放在一起。
真正的杰作只有一部：《红楼梦》。
其他三部，完全不能望其项背。
《三国演义》气势恢宏，故事密集。
但是，按照陈旧的正统观念来划分人物正邪，有脸谱化倾向。
《水浒传》好得多，有正义，有性格，白话文生动漂亮，叙事能力强，可惜众好汉上得梁山后便无法推进，成了一部无论在文学上还是精神上都是有头无尾的作品，甚为可惜。
《西游记》是一部具有精神格局的寓言小说，整体文学品质高于上两部，可惜重复过多、套路过多，影响了精神力度。
如果要把这三部小说排序，那么第一当是《西游记》，第二当是《水浒传》，第三当是《三国演义》。
《红楼梦》则完全是另外一个天域的存在了。
这部小说的高度也是世界性的，那就是：全方位地探寻人性美的存在状态和幻灭过程。
它为天地人生设置了一系列宏大而又残酷的悖论，最后都归之于具有哲思的巨大诗情。
虽然达到了如此高度，但它的极具质感的白话叙事，竟能把一切不同水准、不同感悟的读者深深吸引。
这又是世界上寥寥几部千古杰作的共同特性，但它又中国得不能再中国。
于是，一部《红楼梦》，慰抚了五百年的荒凉。
六 中国近、现代文学，成就较低。
我前面刚说明清两代五百多年只出了两个一流文人，哲学家王阳明和小说家曹雪芹。
可从近代到现代，偌大中国，没出过一个近似于王阳明的哲学家，也没有出过一个近似于曹雪芹的小说家。
现代作家之中，真正懂文脉的也是鲁迅。
这倒不是从他的小说史，而是从他对屈原、司马迁和魏晋人物的评价中可以窥探。
郭沫若应该也懂，但天生的诗人气质常常使他轻重失度、投情过专，影响了整体平正。
在学者中，对中国文脉的梳理做出明显贡献的，有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三人。
梁启超具有宏观的感悟能力，又留下了大量提纲挈领的表述；王国维对甲骨文、戏曲史、《红楼梦》的研究和《人间词话》的写作，处处高标独立；陈寅恪文史互证，对佛教文学、唐代和明清之际文学的研究十分精到。
如果有年轻学生问我如何重新推进中国文脉，我的回答是：首先领略两种伟大——古代的伟大和国际的伟大，然后重建自己的人格，创造未来。
也就是说，每个试图把中国文脉接通到自己身上的年轻人，首先要从当代文化圈的吵嚷和装扮中逃出，滤净心胸，腾空而起，静静地遨游于从神话到《诗经》、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关汉卿、曹雪芹，以及其他文学星座的苍穹之中。
于是，你就有可能成为这些星座的受光者、寄托者、企盼者。
中国文脉在今天，只有等待。
望采纳
庄子骈拇篇作文是哪篇语文试卷上的题目
内 篇 《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 外篇 《骈 拇》《马 蹄》《胠 箧》《在 宥》《天 地》《天 道》《天 运》《刻 意》《缮 性》《秋 水》《至 乐 》《达 生》《山 木》《田子方》《知北游》杂篇 《庚桑楚 》《徐无鬼》《则 阳》《外 物》《寓 言》《让 王》《盗 跖》《说 剑》《渔 父》《列御寇 》 《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