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人生经历
你好 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著名哲学家，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州大学（现在的河南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其哲学作品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
冯友兰（1895年~1990年），字芝生，河南唐河县人。
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
学者冯友兰的彩照[1]《中国哲学简史》享誉全国，《人生的境界》《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被编入中学教材。
1915年毕业后考上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开封一个中等学校教书，不久考入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研究生，回国后，在燕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
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曾出其手。
曾长期任教清华大学，历任清华及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清华校务委员主席，对现代中国哲学研究有重要贡献。
一生为了治学，收藏有中外图书数万册，其中不乏古籍和善本图书。
尤对中外哲学史料的收藏较为系统，文史著作大半。
1994年，其亲属遵照先生遗愿，将其藏书捐赠给清华大学收藏，清华大学图书馆建立有《冯友兰文库》。
文库主要收藏冯友兰先生著作及中西文化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资料，现有7 000余册图书。
著《新理学》、《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论文集》、《四十年的回顾》、《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中国现代哲学史》等数十种。
[2]中学时期冯友兰照片集(20张)冯友兰，字芝生，1895年12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
祖籍山西高平县，清康熙55年（1716年）先祖冯泰来河南唐河祁仪镇经商，遂定居于此，百余年间，繁衍为当地望族。
祖父名玉文，字圣征，一生无意于功名，善作诗，有《梅村诗稿》。
父亲冯台异，字树侯， 号复斋。
生于清同治5年（1866年），光绪15年（1889年）中举人，曾任唐河崇实书院山长。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科殿试位居三甲榜尾，赐同进士出身，至湖广总督张之洞幕下帮办洋务，曾任武昌方言学堂会计庶务委员，后任湖北崇阳县知县。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病逝於任所。
冯友兰的早年教育与大多数中国读书人并无两样。
7岁上学，先读《诗经》，次读《论语》《孟子》，再读《大学》《中庸》，从头至尾，反复吟诵。
因其父公务繁忙，教育子女的重担就自然落在粗识文字的冯母吴清芝身上。
好在当时儿童重记忆、轻理解，如此他又勉强读完了《书经》、《易经》和《左传》。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冯家专门聘请了教师负责冯友兰的教育，较正规地开设了古文、算术、写字、作文等功课。
因课程较为轻松，冯友兰在闲暇时还常阅读一些他父亲所藏的新书籍、新刊物，开始初步接触一些世界知识。
约在12岁时，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因病猝逝，他遂跟随其母迁回老家唐河，并继续延聘教师授学。
在这期间，他开始阅读诸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书籍。
两年后，遵其母嘱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开封第五中学。
1912年冬，冯友兰再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第二中学的高中预科班。
当时的上海第二中学，所有课程都采用英文原著作教材，其中有位教师还将一本耶芳斯的《逻辑学纲要》当作英文读本。
正因如此，冯友兰反而对形式逻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由此而引起了对哲学的兴趣。
大学时期1915年9月，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开始接受较为系统的哲学训练。
当时的北京大学，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使冯友兰眼界大开，并且深受影响。
在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年，适逢胡适和梁漱溟二人先后来到北京大学任教。
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健将，并专以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为旗帜，大肆鼓吹全盘西化论；一个是一踏进武昌中华学校即宣称“我此来除替释迦牟尼、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的东方文化派砥柱，专以复兴中国文化为职志。
二位先生年轻气盛，才姿英发，各据讲坛，展开了一场东西方文化的大辩论，冯友兰幸逢其会，受益匪浅，对其以后研究中西哲学，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关系启迪甚深。
婚姻生活冯友兰北大毕业后回到开封，第一件事是结婚成家，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冯友兰的婚姻同这位哲学家的哲学创作一样，都带有近代启蒙的色彩。
他的婚姻似乎打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制度。
还是在1914年，冯友兰在上海第二中学读书时，经同学介绍，与他的同乡河南新蔡人任坤订婚。
任坤是辛亥革命的前辈任芝铭先生的第三个女儿，其父最早在河南提倡妇女解放，并先后将包括任坤在内的三个女儿送到当时女子的最高学府----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接受现代教育。
冯友兰与任坤订婚时，正是任坤在女子师范读书的时候，于是两家相约：在任坤毕业后方能结婚。
1918年夏天，冯友兰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恰好任坤也读完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全部课程。
二人双双拿到了两所高等学府的毕业文凭，并一同回开封结婚。
此时冯友兰23岁，任坤24岁。
冯友兰作为一位哲学家，他头脑中经常思考的是社会、人生和哲学。
而家庭生活的重担完全落在了出身世家而又受过高等教育的任坤身上。
因此冯友兰的成就与这位贤妻良母式的女性实在不能分割。
正因有这样一位贤妻良母，才使冯友兰“不相累以庶务”，专心从事创作。
在“文革”期间，冯友兰屡遭抄家，备受欺凌，又多亏任载坤的多方护佑方使得冯友兰在精神上有一隅之安。
也正是在“四人帮”倒台，冯友兰又遭批判之际，任载坤因患肺癌医治无效而溘然长逝，她带着千般无奈和万般凄凉离开了人世。
从1918年夏至1977年秋，这对真正可以称得上同甘苦共患难的夫妻共同走过了五十九年的漫长道路。
五十九年前，冯友兰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有如此结局的。
因为对于这位哲学家来说，爱情、婚姻、家庭和任何事物一样，虽然都有一个过程，但其本质是稳定的。
在冯友兰这位哲学家心目中，“爱的本体”，生活的本体，早已与他生命的本体融在一处而成为一种永恒，那还会有什么牵挂呢
二人生女儿作家宗璞。
创办刊物1918年6月，冯友兰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开封，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并迅速波及全国。
冯友兰虽未及亲临，却积极响应，并同几位好友创办一名为《心声》的刊物。
在他起草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本杂志之宗旨，在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三松堂自序》）。
《心声》成为当时河南省宣传新文化运动之独一无二的刊物。
引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近现代中西文化冲突、交战最激烈的时期之一。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迅速传入中国，并经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大力宣传、介绍而广为传播；而杜威、罗素等人的访华讲学，再加上胡适、丁文江等人的大力鼓吹，又使实用主义、马赫主义、新实在论的影响扩大，成为一时显学。
与此同时，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亦纷纷涌入。
面对如潮水般涌入的西方思想，一些封建守旧派亦树起复古的旗帜，固守本土文化，拒斥外来思想。
一时之间，风云际会，蔚为壮观，各种思想、流派之间展开了正面的交锋、冲突，中西文化进行了一场全面的较量。
中国向何处去
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
诸如此类的问题以空前尖锐的形式被提出来，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大家都在探索中寻求答案。
生当此时的冯友兰，对此类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与探索。
正如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所说：“我从一九一五年到武昌中华学校当学生以后，一直到现在，六十多年间，写了几部书和不少的文章，所讨论的问题，笼统一点说，就是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
我生在一个文化的矛盾和斗争的时期，怎样理解这个矛盾，怎样处理这个斗争，以及我在这个斗争中何以自处，这一类的问题，是我所正面解决和回答的问题。
”《《三松堂学术文集》自序）纵观冯友兰一生的哲学史研究及哲学思想的演变过程，莫不是围绕着中西文化问题这一中心来展开的。
赴美考察 正是带着对这一问题寻找答案的想法，冯友兰于1919年赴美考察，师事新实在论者孟大格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
由于当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在中国思想界风行一时，因此冯友兰对此派哲学也比较感兴趣，并专门写了《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和《心力》两篇文章，向国内思想界介绍柏格森的哲学思想。
同时，他还运用柏格森的哲学观点写成了《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文，指出；中国之所以没有近代科学，并非是中国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因为中国传统注重人是什么，即人的品性和修养，而不注重人有什么，即知识和权力；中国哲学向内追求，以达人性的完满为目的；而西方哲学则向外探寻，以认识自然、征服外在世界为最终目的。
正是中西哲学的不同理想和追求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并导致中国无近代科学的落后情况。
在美考察期间，冯友兰还有幸拜会了莅美访问、讲学的印度学者泰戈尔，共同探讨了东西文化的若干问题，并将谈话记录整理成《与印度泰戈尔谈话》（东西文明之比较）一文，发表在国内《新潮》三卷二期上，同时，他对国内学术界亦颇为关注。
1921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认为中西文化之争绝非古今之争，而是作为文化产生之根源的“意欲”的根本不同之故，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展开了对东西文化的全方位比较研究。
冯友兰当时对此书观点颇多契合，并立即用英文写成《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向美国学术界介绍梁的著作和思想。
学成回国1923年，冯友兰在杜威等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在此文中，冯友兰将世界上的哲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损道；第二类是益道；第三类是中道。
这三派哲学的分歧导源于对“天然”与“人为”的不同看法。
他认为，人类所经验之事物、无非两类：一是“天然”，一是“人为”。
“自生自灭，无待于人，是天然的事物。
人为的事物，其存在必倚于人，与天然的恰相反对”，有的哲学家有见于天然之美好，而力反人为境界，是为损道派，如中国古代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之老庄即是典型；有的哲学家有见于人为境界之美好，而提倡改造天然境界，是为益道派，如主张改造、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学和“人力胜天行”之中国墨家学派即属于此类；而有的哲学家则持调和折中的态度，主张兼收天然和人为的益处，是为中道派，此派当以主张“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为代表。
对此三派，冯主张采取宽容的态度，让其各行其道，并行不悖，但对儒家思想的偏爱，又使他明显地偏向于中道派的儒家哲学。
冯友兰这种中西哲学之比较观，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虽说法有异，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这不能不说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论的影响。
所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作为人类的最后归宿，冯则以儒家文化为归趋，并随着研究的深入，冯友兰最终还是超越了这一观点。
1923年，冯友兰考察回国。
1925年讲授中国哲学史，同时还给美国人办的一所华语学校讲授《庄子》。
在此期间，他的主要著作是1926年出版《人生哲学》。
此书前半部分基本上是《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的中译本，后半部分《一种人生观》是他根据1923年冬在山东曹州省立六中演讲人生哲学的讲稿整理扩充而成。
冯友兰在后来回忆说：“在我的哲学思想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是新实在论占优势”（《三松堂自序》），他的这种由实用主义到新实在论的思想转变，在《人生哲学》中就已明显地体现出来。
在这本书中，他自称持新实在主义观点，并力图把新实在主义同中国传统哲学结合起来，这一思想在他后来建构的新理学体系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1928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1927—1937年），是冯友兰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时期。
1931年和1934年，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出版问世。
该书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又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代表了3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此书后来还被冯的美国学生卜德译成英文，成为现今西方人系统了解中国哲学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
在这部巨著中，他自称为“释古派”而与胡适的“疑古派”相区别。
他着力论证了儒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正统地位。
这为他后来创立新理学思想体系积累了思想材料，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出席哲学会议冯友兰曾于1934年应邀出席在布拉格召开的“第八次国际哲学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哲学在现代中国》的学术报告。
会后，他又通过申请获准访问苏联。
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和探究事实真相的心理，踏上了苏联的国土。
冯先生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关于苏联革命后的情况，有人把它说成是天国乐园，有人把它说成是人间地狱，我想亲自去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通过耳闻目睹，他得出了如下结论：“苏联既不是人间地狱，也不是天国乐园，它不过是一个在变化中的人类社会，这种社会可能通向天国乐园，但眼前还不是。
”（《三松堂自序》）冯生先的这种印象是比较真实而不带任何偏见的。
他还通过横向比较，得出了另外一种结论：封建社会“贵贵”，资本主义社会“尊富”，社会主义社会“尚贤”。
被捕审讯回国后，冯先生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了两次正式演讲。
一次是漫谈苏联见闻；另一次是以“秦汉历史哲学”为题，提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思想为基本要素的“新三统五德论”，集中论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观点，这次讲演引起了官方的怀疑与不满。
次年十月底十一月初，他竟被国民党政府警方视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审讯。
国民党此举引起全国哗然，人们纷纷提出抗议。
迫于全国的民主势力，冯在被关押、审查数天后，遂被释放。
对于这次事件，鲁迅先生曾在一封书信中愤然说到：“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
”（《鲁迅书信集》）这次事件对冯的震动也颇大，但他并未因此而与国民党决裂，而是选择了更加谨小慎微的道路。
创制新理学体系1937年至1946年，是冯友兰学术生涯的关键十年，其新理学体系即在此间创制而成。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冯友兰虽身处后方，却心系国事，常为中华民族之存亡而忧心如焚，感慨凄凉。
在暂避长沙时，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
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
”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
1946年5月 西南联大的使命结束，冯友兰为联大纪念碑撰写了碑文。
碑文气势磅礴，旨正意远，文采横溢，旅美史学家何炳棣称其为二十世纪的一篇雄文。
冯友兰自己也很看重此文，晚年回忆说：“文为余三十年前旧作。
以今观之，此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词藻，有音节，寓六朝之俪句于唐宋之古文。
余中年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则其选也。
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有蕴于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
今日重读，感慨系之矣。
”望采纳
与狼共舞中狼的象征意义
《蜀王》又记载了一个关于蜀道话。
据说秦惠王候，蜀王部下有五个大力士，称为“五丁力士”们力能移山。
秦惠王送给蜀王五个美女，蜀王就命五丁力士移山开路，迎娶美女。
有一天，看见有一条大蛇进入山洞，五丁力士一齐去拉蛇。
忽然山岭崩塌，压了五丁力士。
秦国的五个美女都奔上山去，化为石人。
这个神话，反映着古代有许多劳动人民，凿山开路，牺牲了不少人，终于打开了秦蜀通道。
李白运用这个神话的母题①，写了第五韵二句：“地崩山摧壮士”，也可以说是指五丁力士，也可以说是指成千累万为开山辟路而牺牲的劳动人民。
他们了，然后从秦入蜀才有山路和栈道连接起来。
第一段诗到此为止，用四韵八句叙述了蜀道的起源。
第二段共享九个韵，描写天梯石栈的蜀道。
“六龙回日”也是一个神话故事，据说太阳之神羲和驾着六条龙每天早晨从扶桑西驰，直到若木。
左思《蜀都赋》有两句描写蜀中的高山：“羲和假道于峻坂，阳乌回翼乎高标。
羲和和阳乌都是太阳的代词。
文意是说：太阳也得向高山借路。
而最高的山还使太阳回飞避开。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这一句就是说：上面有连太阳都过不去的高峰。
“高标”是高举、高耸之意，但作名词用，因而可以解作高峰。
萧士赟注引《图经》云：高标是山名。
这是后代人误读李白诗，或有意附会，硬把一座山名为高标。
原诗以“高标”和“回川”对举，可知决不是专名。
这两句诗有一个不同的文本。
《河岳英灵集》、《极玄集》这两个唐人的选本、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唐人写本，还有北宋初的《唐文粹》，这两句却不是“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而是“上有横河断海之浮云，下有逆折冲波之流川”。
从对偶来看，后者较为工整，若论句子的气魄，则前者更为壮健。
可能后者是当时流传的初稿，而前者是作者的最后改定本。
故当时的选本作“横河断海”，而李阳冰编定的集本作“六龙回日”。
现在我们根据集本抄录。
以下一大段又形容蜀山之高且险。
黄鹤都飞不过，猿猴也怕攀缘之苦。
青泥岭，在陕西略阳县，是由秦入蜀的必经之路。
这条山路百步九曲，在山岩上纡回盘绕，行旅极为艰苦。
参和井都是二十八宿之一。
蜀地属于参宿的分野，秦地属于井宿的分野。
在高险的山路上，从秦入蜀，就好似仰面朝天，屏住呼吸，摸着星辰前进。
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旅程中，行人都手按着胸膛，为此而长叹。
这个“坐”字，不是坐立的坐，应该讲作“因此”。
以上是第二段的前半，四韵八句，一气贯注，渲染了蜀道之难。
下面忽然接一句“问君西游何当还”，这就透露了赠行的主题。
作者不象作一般送行诗那样，讲些临别的话，而在描写蜀道艰难中间，插入一句“你什么时侯才能回来呀”由此反映了来去都不容易。
这一句本身也成为蜀道难的描写部分了。
“畏途巉岩”以下四韵七句，仍然紧接着上文四韵写下去，不过改变了描写的对象。
现在不写山高路险，而写山中的禽鸟了。
诗人说：这许多不可攀登的峥嵘的山岩，真是旅人怕走的道路(畏途)。
在这一路上，你能见到的只是古树上悲鸣的鸟，雌的跟着雄的在幽林中飞绕。
还有蜀地著名的子规鸟，常在月下悲鸣。
据说古代有一个蜀王，名叫杜宇，号为望帝。
他因亡国而，后化为子规鸟，每天夜里在山中悲鸣，好象哭泣一样。
这一句诗的读法，一向有不同的意见。
近年来出版的选注本，都断句为“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
成为七字一句，三字一句。
我以为这样读法是错的，应该是两个五字句。
古书没有标点，也不断句，很难知道古人把这句诗如何读法。
但吴昌祺的《删订唐诗解》、钱良择的《唐音审体》，都是清初刻本，都是圈断了句子的。
他们把这一句定为“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
我以为这样断句较为适当。
它是两个五言句，不是七、三句法。
理由是：“愁空山”三字不成句。
歌行中的三字句，常常是两句连用，很少单独用的。
这在李白诗中可以找到不少例证。
只因为“子规啼月”、“蟪蛄啼月”在唐诗中往往可见，所以许多人不敢把“夜月”二字和“啼”字分开，于是读成了上七下三的句法。
至于“夜月愁空山”这一句的意思是：在空山之中，明月之下，使行人为之忧愁。
李白有一首《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的绝句也用同样的意境：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过夜郎西。
以这首诗的第一句和第三句为证据，可知李白写的是两个五言句，而不是上七下三的句法。
作《而庵说唐诗》的徐增把此句十字连为一句读，而解释道：“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并无有人迹。
空山古木间，日之所见者，但是悲鸟雌雄威群而飞；夜之所闻，但是子规月下啼血最苦。
”历来讲唐诗者，这段讲解最为突出。
他躲躲闪闪地讲了一通，我们竟看不出他怎样分析这个十字句法。
以下还有一韵二句，是第二段的结束语。
先重复一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接着说：使人听了这些情况，会惊骇得变了脸色。
“凋朱颜”在这里只能讲作因惊骇而“色变”的意思，虽然在别处应当讲作“衰老”。
第二段以下，韵法与章法似乎有点参差。
现在我依韵法来写，分为三段。
但如果从思想内容的结构来看，实在只能说是两段。
从“连峰去天不盈尺”到“胡为乎来哉”是一段，即全诗的第三段。
从“剑阁峥嵘而崔嵬”到末句是又一段，即全诗的第四段，第三段前四句仍是描写蜀道山水之险，但作者分用两个韵。
“尺”、“壁”一韵，只有二句，接下去立刻就换韵，使读者到此，有气氛短促之感。
在长篇歌行中忽然插入这样的短韵句法，一般都认为是缺点。
尽管李白才气大，自由用韵，不受拘束，但这两句韵既急促，思想又不成段落，在讲究诗法的人看来，终不是可取的。
这一段前二句形容高山绝壁上有倒挂的枯松，下二句形容山泉奔瀑，冲击崖石的猛势，如万壑雷声。
最后结束一句“其险也如此”。
这个“如此”，并不单指上面二句，而是总结“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以下的一切描写。
在山水形势方面的蜀道之险，到此结束。
此下就又接一个问句：你这个远路客人为什么到这里来呢这又是出人意外的句子。
如果从蜀中人的立场来讲，就是说：我们这地方，路不好走，你何必来呢如果站在送行人的立场来讲，就是说：如此危险的旅途，你有什么必要到那里去呢 接下去转入第四段，忽然讲到蜀地的军事形势。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易于固守，难于攻入。
象这样的地方，如果没有亲信可靠的人去镇守，就非常危险了。
这几句诗完全用晋代张载的《剑阁铭》中四句：“一人荷戟，万夫趑趄，形胜之地，匪亲弗居。
”李白描写蜀道之难行，联系到蜀地形势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事实上已越出了乐府旧题“蜀道难”的范围。
巴蜀物产富饶，对三秦的经济供应，甚为重要。
所以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第一句就说蜀地“城阙辅三秦”，也是指出了这一点。
李白作乐府诗，虽然都用旧题，却常常注入有现实意义的新意。
这一段诗反映了初唐以来，蜀地因所守非亲，屡次引起吐蕃、南蛮的入侵，导致生灵涂炭的战争，使三秦震动。
这一段诗，在李白是顺便提到，作为描写蜀道难的一部分。
但却使后世读者误认为全诗的主题所在。
有人以为此诗讽刺章仇兼琼，有人以为讽刺严武，有人以为讽刺一般恃险割据的官吏，都是为这一段诗所迷惑，而得出这些结论。
但是，这几句诗，确是破坏了全诗的统一性，写在赠友人入蜀的诗中，实在使人有主题两歧之感。
明代的李于鳞，曾评李白的歌行诗云：“太白纵横，往往强弩之末，间以长语，英雄欺人耳。
”(《艺苑卮言》卷四引)对于这一段诗，我也认为是“强弩之末”的“长语”(多馀的话)。
【作品赏析】 这首诗，大约是唐玄宗天宝初年，李白第一次到长安时写的。
《蜀道难》是他袭用乐府古题，展开丰富的想象，着力描绘了秦蜀道路上奇丽惊险的山川，并从中透露了对社会的某些忧虑与关切。
诗人大体按照由古及今，自秦入蜀的线索，抓住各处山水特点来描写，以展示蜀道之难。
从“噫吁”到“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为一个段落。
一开篇就极言蜀道之难，以感情强烈的咏叹点出主题，为全诗奠定了雄放的基调。
以下随着感情的起伏和自然场景的变化，“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咏叹反复出现，象一首乐曲的主旋律一样激荡着读者的心弦。
为什么说蜀道的难行比上天还难呢
这是因为自古以来秦、蜀之间被高山峻岭阻挡，由秦入蜀，太白峰首当其冲，只有高飞的鸟儿能从低缺处飞过。
太白峰在秦都咸阳西南，是关中一带的最高峰。
民谚云：“武公太白，去天三百。
”诗人以夸张的笔墨写出了历史上不可逾越的险阻，并融汇了五丁开山的神话，点染了神奇色彩，犹如一部乐章的前奏，具有引人入胜的妙用。
下面即着力刻画蜀道的高危难行了。
从“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至“使人听此凋朱颜”为又一段落。
这一段极写山势的高危，山高写得愈充分，愈可见路之难行。
你看那突兀而立的高山，高标接天，挡住了太阳神的运行；山下则是冲波激浪、曲折回旋的河川。
诗人不但把夸张和神话融为一体，直写山高，而且衬以“回川”之险。
唯其水险，更见山势的高危。
诗人意犹未足，又借黄鹤与猿猱来反衬。
山高得连千里翱翔的黄鹤也不得飞度，轻疾敏捷的猿猴也愁于攀援，不言而喻，人行走就难上加难了。
以上用虚写手法层层映衬，下面再具体描写青泥岭的难行。
青泥岭，“悬崖万仞，山多云雨”（《元和郡县志》），为唐代人蜀要道。
诗人着重就其峰路的萦回和山势的峻危来表现人行其上的艰难情状和畏俱心理，捕捉了在岭上曲折盘桓、手扪星辰、呼吸紧张、抚胸长叹等细节动作加以摹写，寥寥数语，便把行人艰难的步履、惶悚的神情，绘声绘色地刻画出来，困危之状如在目前。
至此蜀道的难行似乎写到了极处。
但诗人笔锋一转，借“问君”引出旅愁，以忧切低昂的旋律，把读者带进一个古木荒凉、鸟声悲凄的境界。
杜鹃鸟空谷传响，充满哀愁，使人闻声失色，更觉蜀道之难。
诗人借景抒情，用“悲鸟号古木”、“子规啼夜月”等感情色彩浓厚的自然景观，渲染了旅愁和蜀道上空寂苍凉的环境气氛，有力地烘托了蜀道之难。
然而，逶迤千里的蜀道，还有更为奇险的风光。
自“连峰去天不盈尺”至全篇结束，主要从山川之险来揭示蜀道之难，着力渲染惊险的气氛。
如果说“连峰去天不盈尺”是夸饰山峰之高，“枯松倒挂倚绝壁”则是衬托绝壁之险。
诗人先托出山势的高险，然后由静而动，写出水石激荡、山谷轰鸣的惊险场景。
好像一串电影镜头：开始是山峦起伏、连峰接天的远景画面；接着平缓地推成枯松倒挂绝壁的特写；而后，跟踪而来的是一组快镜头，飞湍、瀑流、悬崖、转石，配合着万壑雷鸣的音响，飞快地从眼前闪过，惊险万状，目不暇接，从而造成一种势若排山倒海的强烈艺术效果，使蜀道之难的描写，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如果说上面山势的高危已使人望而生畏，那此处山川的险要更令人惊心动魄了。
风光变幻，险象丛生。
在十分惊险的气氛中，最后写到蜀中要塞剑阁，在大剑山和小剑山之间有一条三十里长的栈道，群峰如剑，连山耸立，削壁中断如门，形成天然要塞。
因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历史上在此割据称王者不乏其人。
诗人从剑阁的险要引出对政治形势的描写。
他化用西晋张载《剑阁铭》中“形胜之地，匪亲勿居”的语句，劝人引为鉴戒，警惕战乱的发生，并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揭露了蜀中豺狼的“磨牙吮血，杀人如麻”，从而表达了对国事的忧虑与关切。
唐天宝初年，太平景象的背后正潜伏着危机，后来发生的安史之乱，证明诗人的忧虑是有现实意义的。
李白以变化莫测的笔法，淋漓尽致地刻画了蜀道之难，艺术地展现了古老蜀道逶迤、峥嵘、高峻、崎岖的面貌，描绘出一幅色彩绚丽的山水画卷。
诗中那些动人的景象宛如历历在目。
李白之所以描绘得如此动人，还在于融贯其间的浪漫主义激情。
诗人寄情山水，放浪形骸。
他对自然景物不是冷漠的观赏，而是热情地赞叹，借以抒发自己的理想感受。
那飞流惊湍、奇峰险壑，赋予了诗人的情感气质，因而才呈现出飞动的灵魂和瑰伟的姿态。
诗人善于把想象、夸张和神话传说融为一体进行写景抒情。
言山之高峻，则曰“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状道之险阻，则曰“地崩山摧壮士，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诗人“驰走风云，鞭挞海岳”（陆时雍《诗镜总论》评李白七古语），从蚕丛开国说到五丁开山，由六龙回日写到子规夜啼，天马行空般地驰骋想象，创造出博大浩渺的艺术境界，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透过奇丽峭拔的山川景物，仿佛可以看到诗人那“落笔摇五岳、笑傲凌沧洲”的高大形象。
唐以前的《蜀道难》作品，简短单薄。
李白对东府古题有所创新和发展，用了大量散文化诗句，字数从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直到十一言，参差错落，长短不齐，形成极为奔放的语言风格。
诗的用韵，也突破了梁陈时代旧作一韵到底的程式。
后面描写蜀中险要环境，一连三换韵脚，极尽变化之能事。
所以殷璠编《河岳英灵集》称此诗“奇之又奇，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
关于本篇，前人有种种寓意之说，断定是专为某人某事而作的。
明人胡震亨、顾炎武认为，李白“自为蜀咏”，“别无寓意”。
今人有谓此诗表面写蜀道艰险，实则写仕途坎坷，反映了诗人在长期漫游中屡逢踬碍的生活经历和怀才不遇的愤懑，迄无定论。
【写作背景】 对《蜀道难》的写作背景，从唐代开始人们就多有猜测，主要有四种说法：甲、此诗系为房（王官）、杜甫二人担忧，希望他们早日离开四川，免遭剑南节度使严武的毒手；乙、此诗是为躲避安史之乱逃亡至蜀的唐玄宗李隆基而作，劝喻他归返长安，以免受四川地方军阀挟制，丙、此诗旨在讽刺当时蜀地长官章仇兼琼想凭险割据，不听朝廷节制：丁，此诗纯粹歌咏山水风光，并无寓意。
这首诗最早见录于唐人殷（王番）所编的《河岳英灵集》，该书编成于唐玄宗天宝十二载（公元七五三年），由此可知李白这首诗的写作年代最迟也应该在《河岳英灵集》编成之前。
而那时，安史之乱尚未发生，唐玄宗安居长安，房（王官）、杜甫也都还未入川，所以，甲、乙两说显然错误。
至于讽刺章仇兼琼的说法，从一些史书的有关记载来看，也缺乏依据。
章仇兼琼镇蜀时，虽然盘剥欺压百姓，却不敢反叛朝廷，相反一味巴结朝中权贵，以求到长安去做京官。
相对而言，还是最后一种说法比较客观，接近于作品实际。
现在一般认为，这首诗很可能是李白于天宝一载至天宝三载身在长安时为送友人王炎入蜀而写的，目的是规劝王炎不要羁留蜀地，早日回归长安。
【诵读提示】 乐府诗大多具有咏叹的意味。
这首诗言蜀道之险，有“风人之义”，咏叹的意味尤浓，诵读时必须把握这个基调，才能再现诗中的意境。
下面试分层加以解说： 1．“噫吁……难于上青天。
” 这两句统摄全诗，奠定了诗的咏叹基调，感情是豪放的，要读得很有声势。
全用散文化的句子，表明这是诗人在仰望蜀道时情不自已，脱口而出，也显示了感叹的强烈。
“噫吁”是惊异之辞。
“危”“高”，一义重出，极言蜀道高峻。
“乎”“哉”，皆可有延长音。
“蜀道之难”，可读得平缓，略作停顿后，再用升调读“难于上青天”五字，如此则全诗主旨自明。
2．“蚕丛及鱼凫……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 这一层写蜀道来历，当用叙述调读。
“蚕丛”四句说秦蜀两地长期隔绝，无路可通；“西当”两句说“太白鸟道”，意即无人能攀越──这些，都是为下文作铺垫的，应当读得轻而平缓。
最后两句为正意所在，应着意加以渲染，如同亲眼见到那怵目惊心的场面，表明蜀道的开通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3．“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以手抚膺坐长叹。
” 这一层紧承上文，写蜀道的高峻，含虽有道而人难行之意，当用咏叹调诵读。
“上有”二句从不同角度展示蜀道的概貌，要读得慢些，使听者产生视线移动的感觉，重音要落在“六龙回日”“冲波逆折”二语上。
“黄鹤”二句，有徒唤奈何之情，读后可稍作停顿，为下文蓄势。
最后四句近似特写，专叙人在青泥岭上行走的情形，读时须有身历其境的设想，“百步九折”“扪参历井”二语可重读，速度不宜快，至“仰胁息”作一顿，再读末句并作较长停顿。
4．“问君西游何时还……使人听此凋朱颜。
” 诗题下未注明送何人入蜀，所以这里的“问君”无妨假定实有其人，可以读得亲切一些。
将行而问“何时还”，已有不可行之意，重音要落在“不可攀”三字上，当用劝说的语气读。
以下四句借鸟声渲染旅途中悲凉凄清的氛围，读时要放低声调，有千里孤身之感，至“愁空山”徐徐而上。
然后用感喟的语调读主旨句，至“凋朱颜”略作一顿，以示意犹未尽。
5．“连峰去天不盈尺……胡为乎来哉!” 仍是说不可行，但内容加深了一层，因为说的是蜀道的险恶。
前四句不是纯客观的描写，读时须设想这是旅游者攀援于“连峰”“绝壁”之上，置身于“飞湍瀑流”之间，要使听者感到惊心动魄。
读后可作稍长停顿，再用“其险也如此”缓缓收住。
末句是诗人借用蜀人的口气，对历险而来的游者深表叹息──“胡为乎来哉”不是询问，当用降调读，暗含“何苦而来”之意。
6．“剑阁峥嵘而崔嵬……化为狼与豺。
” 读第一句当突然振起，以再现剑阁的险要景象。
“一夫”两句应读得顿挫有力，表明剑阁有易守难攻的特点。
但重点是最后两句，这是告诫西游的人：剑阁既为蜀之门户，形势又如此险要，自然易生军事叛乱，决不可以久居蜀地。
7．“朝避猛虎……不如早还家。
” 开头四句直承上文，写蜀地军事叛乱中的残酷景象。
全用四字句，节奏短而有力，读时当两字一顿，有惨绝人寰之意。
稍作停顿后，改用诚恳劝说语气读最后两句。
8．“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 这是全诗的结束语。
主旨句第三次出现，要读得缓慢些，有深沉的慨叹意。
“侧身西望”后稍作停顿，再用渐慢渐弱的声调读“长咨嗟”三字，若有余音，以发人深思。
【全诗的主旨句】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相关诗词】 《蜀道易》（见《醒世恒言》第二十五卷） 《行路难》天宝元年(742)，李白受玉真公主等人推荐，被玄宗召人长安，供奉翰林，为文学侍从之臣，参与草拟宫中文书。
他满腔热忱，一心要有所作为；但玄宗后期的朝政已被李林甫集团所把持，贤能之臣多遭排挤和打击。
李白也因受到谗言的诋毁而于天宝三载被迫辞职离京。
其《蜀遭难》、《行路难》等名作，都写于这个时期。
【有关资料】 一、助读材料：李白的《剑阁赋》。
全文如下： 咸阳之南，直望五千里，见云峰之崔嵬。
前有剑阁横断，倚青天而中开。
上则松风萧飒瑟（yù，猛烈），有巴猿兮相哀。
旁则飞湍走壑，洒石喷阁，汹涌而惊雷。
送佳人（指友人）兮此去，复何时兮归来。
望夫君兮安极（尽），我沉吟兮叹息。
视沧波之东注，悲白日之西匿。
鸿别燕兮秋声，云愁秦而暝色。
若明月出于剑阁兮，与君两乡（通“向”）对酒而相忆。
这篇赋无疑是诗人在长安时写的，因为题下有作者自注“送友人王炎入蜀”七字，赋中又有“咸阳之南”“云愁秦”诸语，都是作者身居长安的证明。
有趣的是，这篇赋的基本内容跟《蜀道难》一样，也说到蜀道的高峻险恶，表达了希望友人归来的意思。
我们很难确定赋中的王炎就是诗中的“君”；也不好说是先有赋而后扩写成诗，还是先有诗而后隐括成赋。
但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其写作时间相去不远，却是可以断言的。
把这两篇作品加以比较，还可以得到另一个启示：《蜀道难》的主要意图大概是在“申戒”二字上──这是《剑阁赋》中所没有的内容。
如果这个说法可以成立，那么诗中的“君”就可能属于虚拟了，因为借用对“君”── 一个虚拟的人──说话的方式可以层层深入地展开内容，突出地表明诗人的主要意图。
胡震亨说的“风人之义远矣”大约也有这样的意思。
二、补充注释 1．〔太白〕《水经注》云：“太白山在武功县南，去长安二百里，不知其高几许。
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
’”慎蒙《名山记》云：“……其山巅高寒，不生草木，常有积雪不消，盛夏视之犹烂然，故以太白名。
” 2．〔峨眉〕《一统志》云：“峨眉山，在四川眉州城南二百里，来自岷山，连冈叠嶂，延袤三百余里，至此突起三峰，其二峰对峙，宛若蛾眉，自州城望之，又如人之拱揖于前也。
” 3．〔六龙回日之高标〕语出左思《蜀都赋》：“羲和假道于峻歧，阳乌回翼乎高标。
”按：传说日神乘车，以羲和为御 者，驾六螭而行于太空。
阳乌，指日中的三足乌。
4．〔青泥〕《元和郡县志》云：“青泥岭，在兴州长举县西北五十三里接溪山东，即今通路也。
悬崖万仞，上多云雨，行者屡逢泥淖，故号为青泥岭。
” 5．〔扪参历井〕参、井二宿本相近，参三星（在猎户座内），居西方七宿（即奎、娄、胃、昴、毕、觜、参）之末，占度十，为蜀之分野；井八星（即双子座），居南方七宿（即井、鬼、柳、星、张、翼、轸）之首，占度三十三，为秦之分野。
青泥岭，乃自秦入蜀之路，故举二方分野之星相联者言之。
6．〔剑阁〕《图书编》：“蜀地之险甲于天下，而剑阁之险尤甲于蜀。
”附：张载《剑阁铭》全文。
岩岩梁山，积石峨峨。
远属荆、衡，近缀岷、。
南通邛、，北达褒、斜，狭过彭、碣，高逾嵩、华。
惟蜀之门，作固作镇，是曰“剑阁”，壁立千仞。
穷地之险，极路之峻。
世浊则逆，道清斯顺。
闭由往汉，开自有晋。
秦得百二，并吞诸侯；齐得十二，田生献筹。
矧（shěn，况）兹狭隘，土之外区，一人荷戟，万夫趑趄。
形胜之地，匪亲勿居。
昔在武侯（指战国时魏武侯），中流而喜。
山河之固，见屈吴起（指起云“在德不在险”）。
兴实在德，险亦难恃。
洞庭孟门，二国不祀。
自古迄今，天命匪易；凭阻作昏，鲜不败绩。
公孙（述）既灭，刘氏（指刘禅）衔璧。
覆车之轨，无或重迹。
勒铭山阿，敢告梁、益。
冯友兰纪念抗战胜利题词，是一篇文言文
原文如下: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
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
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
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
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
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移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
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
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
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
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
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校。
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
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
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
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
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
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
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
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
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干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如，此其可纪念一也。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
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
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
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
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
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
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
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庚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
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难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
联合大学之始终，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
爰就歌辞，勒为碑铭。
铭日：痛南渡，辞官阙。
驻衡湘，又离别。
更长征，经河泽。
望中原，遍洒血。
抵绝徼，继讲说。
诗书器，犹有舌。
尽笳吹，情弥切。
千秋耻，终已雪。
见倭寇，如烟灭。
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
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
罗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
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
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自识》 碑建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旧址，原大饭厅后小土山上。
文为余30年前旧作。
以今观之，此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词藻，有音节，寓六朝之俪句于唐宋之古文。
余中年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则其选也。
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有蕴于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
今日重读，感慨系之矣。
敝帚自珍，犹过于当日操笔时也。
关于沈园陆游和唐婉的题词
那座墙是后人仿照当时做的 不是那会留下来的 具体情况你可以看李元洛的《沈园悲歌》 天下的名园多矣，有的是帝王的禁苑，如北京的颐和园；有的是官宦的园林，如苏州的狮子林，或堂皇富丽，或典雅幽深，它们大都是以曲水平湖楼阁亭台的自然与人造的景观取胜。
而浙江绍兴东南隅禹迹寺南洋河弄内的沈园呢，它本来称为“沈氏园”，是南宋越中大族沈家的私人花园，它虽然不乏小桥流水林木假山等必具的园林之盛，但却是因杰出的诗人陆游的一曲悲歌而名动古今，历时八百余年而不废。
这在中国的园林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异数，而为其他园林所望“园”莫及的了。
绍兴十四年也即公元一一四四年，年方弱冠的陆游和他的表妹唐琬成婚。
一方少年才俊，诗情横溢，一方饱读诗书，秀外慧中；一方是绝世伟丈夫，一方为绝代好女子，何况他们原本青梅竹马，又复亲上加亲，从爱情的性爱、伦理之爱与审美之爱的三层次而言，他们本应该是天地间的绝配，是真正的所谓“天作之合”。
然而，他们不是生逢自由开放的现代，而是礼教森严的宋代，唐琬没有得到陆游母亲的欢心，被棒打鸳鸯而终告离婚。
这一桩个人的哀史与痛史，最早见之于陆游之后不久南阳人陈鹄的《耆旧续闻》。
此书记载汴京故实及宋室南渡后名人言行甚多，其中就说“放翁先室内琴瑟甚和，然不当母夫人意，因出之”，并且记叙了陆游离婚后不久在沈园与唐琬邂逅，唐琬“遗黄封酒果馔，通殷勤”。
陆游悲怅交集，写了有名的《钗头凤》一词，“其妇见而和之，有‘世情薄，人情恶’之句，惜不得其全阕。
未几，怏怏而卒”。
虽然语焉不详，但我们仍然要感谢他为这一悲剧写出了最早而可信的剧情提要。
陆游之后数十年，周密在《齐东野语》中记载得更为具体详细：“唐后改适同郡宗子士程。
尝以春日出游，相遇于禹迹寺南之沈氏园。
唐以语赵，遣致酒肴。
翁怅然久之，为赋《钗头凤》一词，题园壁间。
”“翁居鉴湖之三山，晚岁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胜情”。
至此，剧情提要已丰富为故事梗概。
不过，比周密大四十多岁的诗人刘克庄在他的《后村诗话》中，却向我们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令人分外怆然伤感的信息：陆游的老师是诗人曾几，曾几的孙子又受学于陆游。
对陆游的《沈园二首》，刘克庄“旧读此诗，不解其意，后见曾温伯言其详”，“其详”的内容之一，就是没有他人所述的遣致酒肴互通心曲的细节，而是“一日通家于沈氏园，坐间目成而已”。
也就是囿于封建礼法，他们根本无法像现代人一样交谈致意，只能眉目传情，只好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陆游十八岁时认识曾几，自称学诗从认识曾几的那一年算起，删定旧作成《剑南诗稿》，第一卷第一首便是《别曾学士》，诗集中多次追述从曾学诗的经过，八十四岁那年还梦见曾几，《梦曾文清公》诗中就有“晨鸡底事惊残梦，一夕清谈恨未终”之句，而诗集中也有赠其孙曾温伯之诗。
曾几祖孙对陆游知之甚详也甚深，曾温伯所言，当得之于祖父和父亲的说辞，乃第一手材料，十分可信。
“曾温伯言其详”，如此如此，更符合特定时代特定人物的规定情境，也平添了这一悲剧的凄怆色彩，可惜刘克庄限于诗话形式，同时也未能超前预见后人的好奇心态与求索心理，故记录得十分简略，语焉而不详。
如果是我，就会对曾温伯实行人钉人式的贴身采访，并且一一记录在案，写出详尽的对话录或访问记，让后世的读者一代代接力般地把卷捧读。
绍兴的沈园，我多年前来瞻拜过一次，写有《钗头凤》一文以记其事。
不久前一个秋日的午后，接过八百年前陆游递过来的诗柬与请帖，我又一次远从湘楚而至，旧地再游，重读那至性至情缠绵悱恻的往事，重温作者那刻骨铭心读者感怀不已的诗篇。
一跨进沈园的门槛，恍兮惚兮，我便仿佛回到了千年前的南宋。
园中有一泓宋代的池塘，沿岸杨柳依依，枝条垂拂，它们是想从水中捞起遥远的往事和丽人的倩影吗?园内枫叶流丹?叶已黄，红的仍然是她的心血黄的仍然是他的哀伤吗?题写《钗头凤》的那堵粉墙呢?世事沧桑，在陆游题壁之后，沈园多次易主，先变成了许氏园，后又成了汪氏的宅第。
据陈鹄记载，淳熙间他弱冠之年来游会稽许氏园，看到壁间有陆放翁的题词，笔势飘逸，而数十年间“寺壁犹存，好事者以竹木护之，今不复有矣”。
陆游与唐琬相见于沈园并题壁，是在绍兴二十一年(一一五一)春天，陆游时年二十七岁。
“淳熙”，是宋孝宗的年号，从一一七四年至一一八九年，此题诗之壁犹在。
陆游六十五岁回到山阴故里，六十八岁来游沈园，时在一一九二年，他写了一首七律，为《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
四十年前，尝题小词一阕壁间。
偶复一到，而园已三易主，读之怅然》：“枫叶如丹?叶黄，河阳愁鬓怯新霜。
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坏壁醉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
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蒲龛一炷香。
”从诗中看来，题词之壁四十年后就已非故物而成“坏壁”了，而陈鹄当时就说“今不复有矣”，我又到哪里去寻觅那原壁啊原壁，去摩挲顶礼放翁龙飞凤舞的手泽呢?不过，历史已非当年的原版，后人却可以复制，今日沈园正南的围墙边，新筑了一道断垣，其上以草书与行书分别刻有陆游与唐琬的《钗头凤》词，每阕寥寥六十个字： 红酥手，黄糆酒，满城春色宫墙柳。
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
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碰掮透。
桃花落，闲池阁。
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莫!莫!莫!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
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
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
角声寒，夜阑珊。
怕人寻问，咽泪装欢。
瞒!瞒!瞒! 这真是令人黯然神伤的悲怆奏鸣曲，苦恋二重唱!据说这一截断墙，是用园中出土的宋代砖石砌成的，难怪那些砖石无一不老态龙钟，极具沧桑之感，然而，在其上再版的，在我心中呜咽轰响的，在中国诗史中永恒如星座的，却是虽然写于八百年前但却永远年轻的青春之歌! 风雨如磐的封建时代，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乱点鸳鸯谱而造成的悲剧太多太多，即使是当今之世，因种种原因而所嫁非偶所娶非俦的也不在少数，正如老托尔斯泰在其名著《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所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也许是中外一理吧，明人黎举在《金城记》里移情于物而发奇想，他主张梅花娶海棠，柳橙娶樱桃。
清人张潮在《幽梦影》里却表示不同意见，认为清高的梅只宜去聘问梨花，而海棠最好嫁给杏花，樱桃呢?她的上选对象莫过荔枝。
而写《鸳鸯牒》的程羽文则由物而人，并且自充红娘，他一相情愿地把历史上有名人物的既定配对重新打乱，务求英雄美女才子佳人们琴瑟和谐，各得其所。
才士不遇，红颜薄命，该是天地间最令当事人抚膺断肠而令旁观者扼腕长叹的吧?人生自是有情痴，生命中总要有一点痴，生命才有所寄托，何况陆游是一个大痴之人?他痴于诗，“三日无诗自怪衰”而“八十年间万首诗”，这一自白就是证明；他痴于国事，梁启超《读陆放翁集》说“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和“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这一他白就是写照；他也痴于初恋，痴于爱情。
忽然一阵无情棒，打得鸳鸯各一方，而且唐琬在写下《钗头凤》之后不久即更加郁郁寡欢而辞世，恩爱的鸳鸯成了啼血的杜鹃，原本美好的婚姻短短两年即告离散，虽然美若朝霞却迅如闪电，陆游怎么会不人生长恨水长东地沥血而歌呢? 陆游怀抱恢复中原的雄图壮志，但不能见容更不能见用于机心深险蝇营狗苟的当道。
他东漂西泊，屈居下僚，国事天下事占据了整个身心，往日的爱情与创痛深埋在他的心底，犹如一坛陈年的苦酒，他不愿意去轻易启封，但有时也仍然不免触景生情，不足为外人道地自斟自饮。
陆游的舅舅中有一位名叫唐意，唐琬即是唐意之女，故里在湖北江陵。
唐意避难江陵山中贫病交加而逝，唐琬才不远千里投奔山阴陆家。
陆游四十六岁入蜀，途经唐琬的故乡江陵，他“谒后土祠”，“求菊花于江上人家”，并赋《重阳》一诗以寄近愁远恨： 照江丹叶一林霜，折得黄花更断肠。
商略此时须痛饮，细腰宫畔过重阳。
寄寓在此诗中的隐情，只有深入地了解陆游的爱情悲剧及有关情事，才能领略。
这首诗写“折得黄花”，诗人竟为之“断肠”，并只好“痛饮”消愁，如果不是深悲巨痛，何以至此?《剑南诗稿》中写菊花的诗，许多都与陆游、唐琬的爱情有关，如“秋花莫插鬓，虽好也凄凉；采菊还扌妥却，空余满袖香”(《采菊》)即是。
最明显的是《余年二十时尝作〈菊枕诗〉，颇传于人，今秋偶复采菊缝枕囊，凄然有感》二绝，这两首诗写于淳熙十四年(一一八七)，陆游于浙江严州军州事任上，时年六十三岁： 采得黄花作锦囊，曲屏深幌?幽香。
唤回四十三年梦，灯晚无人说断肠。
少日曾题菊枕诗，蠹编残简锁蛛丝。
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 陆游十九岁与唐琬燕尔新婚，曾经采菊花为枕，并作《菊枕诗》传诵一时，那是多么其甘若醴其甜如蜜的回忆!四十三年后于秋日偶然采菊为枕，却早已物是而人非了。
此诗咏菊而实为咏人，我们已无法请陆游向我们细说当年菊花枕的甜蜜故事与旖旎风光了，那本来是不能强求他公诸于世的个人隐私，而那首“颇传人”的题菊枕的少作，也未能流传于后世，如同一颗明珠在众人的传赏中突然失踪，使我们今天仍然不胜惋惜。
但是，他的回想之情，凄然之感，断肠之痛，刻骨之悲，至今仍定格在上述两首诗中，令我每一讽诵，均不胜低回。
而今日的一般读者，大都只知陆游写于沈园的那些追怀之作，而少知上述三首绝句。
殊不知这些作品，正是多年前沈园词作最早的后浪，又是不久后沈园诗作最早的潮头。
在地方小吏的位置上沉浮，在西南从戎九年后于东南继续飘荡，在六十五岁那年，陆游终于回到故乡山阴鉴湖边的三山定居，直至八十六岁去世。
此地距城内不远，时间是更行更远，空间则愈走愈近，比起以前在东南的福建与西南的巴蜀，现在他与沈园之间几乎是“零距离”了。
他每次前去城垣，总不免到禹迹寺登高临眺，或往沈园追昔抚今。
强自尘封的悲怆的岁月一经开启，感情的强自压抑的闸门一经打开，除了也许已经失传的之外，我们听到的是更多的也是至死而不衰的沈园悲歌。
前面引述的七律《枫叶初丹?叶黄》，就是他六十八岁时的作品，而最为人所熟知的，该是庆元五年(一一九九)他七十五岁时所作的《沈园二首》了：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
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病骨未为山下土，尚寻遗墨话兴亡”，是北宋李邦直题《江干初雪图》的名句，陆游在作品中曾多次化用，此诗亦复如此，虽然一咏家国，一叹私情，却同样感人；而“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则是曹植《洛神赋》中对洛水之神的绝妙形容，陆游用来赞美唐琬，也是情深一往。
在这两首诗中，那抚今追昔之感，至死不渝之情，海枯石烂之意，你即使是铁石心肠，也该会为之心动。
你如果本来就是一个多情种子，除了凌云的豪气，也有似水的柔情，那就定然会轻抚陆游的双肩，和他同声一哭了。
沈园内有一泓较大的宋代池塘，还有一处其状为葫芦的葫芦池，相传池边桥畔即是陆游与唐琬的邂逅之处。
我在柳岸池旁久久地徘徊寻觅，绿柳丹枫今日仍在临水自鉴，但不论是在岸上或是在水中，却再也看不到唐琬翩若惊鸿的身影，只有陆游的歌声不绝如缕，穿过八百年的悠悠岁月隐隐传来，将我的心弦弹奏并敲痛。
前人对陆游的《沈园二首》评价很高，但我以为清人陈衍在《宋诗精华录》中说得最好：“无此等伤心之事，亦无此等伤心之诗。
就百年论，谁愿有此事?就千秋论，不可无此诗。
”其实，不仅是《沈园二首》，陆游在之后的相关作品，同样动人情肠，时间，真是一剂特效或长效的治疗心灵创伤的良药吗?至少对于陆游它是失效的。
有的人也重情，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与年华的老大也会逐渐淡薄，有如年深月久而褪色的黑白照片，但陆游的这一番痴情却老而愈烈，与他的生命相始终，好似陈年的醇酒，时间越长越为香洌。
嘉泰元年(一二○一)他七十七岁时作《禹寺》一诗：“暮春之初光景奇，湖平山远最宜诗。
尚余一恨无人会，不见蝉声满寺时。
”不久之后，他又有“禹寺荒残钟鼓在，我来又见物华新。
绍兴年上曾题壁，观者多疑是古人”之句。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陆游八十一岁，他再一次梦到沈园，作《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氏园亭二首》： 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
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
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
玉骨早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 次年，陆游又写了《城南一首》：“城南亭榭锁闲坊，孤鹤归飞只自伤。
尘渍苔侵数行墨，尔来谁为拂颓墙?”时隔一年，他在八十三岁时作的七律《禹词》中，再一次叹息：“故人零落今何在?空吊颓垣墨数行。
”上述三首绝句，均以沈园为中心，二为记梦，是“梦文学”中的佳构；一为记实，与记梦之作相映相照。
三首诗念兹在兹，如同晚岁回首华年，仍然是年轻时悲剧的晚歌与挽歌。
我真要感谢沈园当年的主人，他是出于同享自然福泽的良好愿望呢，还是睦邻友好于乡里?本来是私家花园，却在春天对外开放，既不要介绍信，更无须门票，于是让我们的悲剧的两位主人公有缘在此不期而遇，让中国的诗歌史平添一段永恒的佳话，一番永不褪色的异彩，让中国人的爱情有了一部绝不逊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经典。
唐琬改嫁同郡士人赵士程，不久即恹恹去世，陆游则由母命再娶川人王氏，同居五十年，生下六个儿子。
陆游对儿子的钟爱有加，其情屡见于诗，但却没有一首给王氏的作品，我只发现“读经妻问生疏字，尝酒儿斟潋滟杯”一联提及，真是名副其实的片言只语。
王氏死后，陆游作《自伤》一诗，有“白头老鳏哭空堂，不独悼死亦自伤”之句，虽云“伤人”主要却是别有怀抱地“伤己”，虽然“哭人”，主要却是触景伤情地“哭己”，这从他给王氏所作的《令人王氏圹记》也可见一斑：“於?!令人王氏之墓。
中大夫山阴陆氏妻蜀郡王氏，享年七十有一。
封令人，以宋庆元丁巳岁五月早戌卒，七月己酉丧。
礻付君舅少俦，君姑鲁国夫人墓之南冈。
有子子虚，乌程丞。
子龙，武康尉。
子忄炎、子坦、子布、子聿。
孙元礼、元敏、元简、元用、元雅。
曾孙阿喜，幼未名。
”不仅简略未及百字，而且未提王氏之名，也见不到任何评价与追怀之语，比起陆游受人之请为不相干的他人妻室写的墓铭圹记，篇幅与分量都差多了。
我确实有些为这不知名的王氏不平，她其实也是牺牲品，一位悲剧人物，但陆游和她大约始终只有婚姻而没有爱情，只有一纸冰冷的婚书而没有两心的热烈相许吧? 陆游的爱国是终其一生的，他对唐琬的爱恋也是终其一生的，这两种内涵不同而同样专注热烈的情感，像两条涌浪飞花的河流，一同奔泻到他生命的终点。
前者，是千百年来传唱人口的那首绝笔之作《示儿》；后者，则是临终前一年的《春游四首》之一了： 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
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 陆游最后一次春游，观赏了绍兴城外兰亭等地的风光，但他仍然不忘去沈园作最后的凭吊，写了这一首永别之诗。
在《示儿》里，他还说“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他对于恢复中原仍然怀抱坚定的信念和殷切的期望，而对唐琬呢?他知道美人已经作土不能复生，而自己的生命也行将落幕，往事如烟，前尘若梦，日月匆匆而不堪回首。
他的深创巨痛虽然因自然生命的消亡而解脱了，但却长留在他的艺术生命——永恒的诗章里，炙痛撞伤后代无数读者多愁善感的心。
正如当前一首流行歌曲所说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八百年后，早已换了人间，快餐式的一夜情与逢场作戏的男欢女爱，成了世纪的流行病，不为权势与金钱所左右的两心相悦坚如磐石的爱情，已经像最名贵的钻石那样难以多得，而陆游那种生死恋情在当代也几近绝版了。
陆游与唐琬的爱情故事，古往今来也并非绝无仅有，但他们的生死恋之所以分外动人心弦，是因为恋情的真挚、热烈与持久，而且这种恋情随着时间的流逝与对象的香消玉殒，已经超乎男女性爱与夫妻伦理之上，而成为一种与精神的感应、慰藉与追怀相联系的上品乃至极品的爱情，近似于西哲柏拉图所说的“精神恋爱”。
除此之外，还因为他们个人的小悲剧有国家的大悲剧为背景，陆游有儿女之私，更有博大的家国民族之爱；他固然儿女情长，却绝非英雄气短，他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如果只是一介蝇营狗苟的俗子，如果只是一个纯粹咀嚼儿女之情的凡夫，就绝不可能引起如此广泛而持久的共鸣。
同时，陆游又是一代杰出的诗人，他的诗集中爱情诗极少，而且大都是写给唐琬的。
他未能挽留逝去的时光，但却以美妙的诗章永远挽留了他专注的美好的情感。
他手中如果没有一枝生花的彩笔，就不会有那么动人的情辞绮语芬芳和烫痛后世读者的嘴唇，而他的爱情故事，顶多也只是时间的风中的遥远传说了。
有多少真正的爱可以重来?只要人间仍有超越世俗的真情，只要百姓仍然有超越形而下的对精神的向往，只要民族的心头仍然供奉着永远的诗神，众生就仍然会钟爱陆游的沈园之诗。
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一个秋晴的午后，我在沈园久久地独自徘徊，遐思默想。
出得园来，时已昏黄，我问愈行愈远的沈园，问城中熙来攘往的行人和相拥而行的情侣，问茫茫大地无数窗口里的朵朵灯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