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家文化读后感

时间：2020-07-20 06:50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读后感300字

中国传统文化课后感学期的选修课就这样匆匆的告于段落了，我感慨。

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被中国传统文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被中国传统文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但我们仍有必要系统地学习我们的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中让我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在于修生养性，提高自身素质

格物致知，发展社会经济

而我在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中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方面的知识，因为传承让我们更加理性的了解历史而发展会要我们更加理性的创造未来。

因为文化影响着后来者，后来者又传承、修正并补充着文化。

在历史进程中，文化在碰撞中平稳地发展与进步着，波澜不惊。

而现代的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提起传统文化，成长于文化断层期的我们多数没有什么清晰的概念。

即使有所涉猎可能也会感叹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也有人可能会说：在现今时代，传统文化已经过时了，太保守了。

传统文化究竟是不是过时了

对我们当前社会还有没有价值

我们通过下列的事实来证明她亘穿古今的强大生命力和日益凸显的社会利益，类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文化作为文化主体保留至今。

以传统文化为立国之基的中国在世界上存在了长达五千年，对比在历史上强盛一千多年的罗马帝国，却早已不复存在。

二战后的日本，在吸收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继续在家庭、学校、公司、政府部门保持固有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以兼收并蓄的方式得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强国

中国古代文化史读后感

读中国古代文化史有感法律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产物而不是从来就有。

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的中国，在大约公元前5000年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产生了父权家长制。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私有制的产生，导致贫富分化，阶级差异明显，平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

频繁的氏族部落战争，产生了法律，也促进了华夏民族的融合。

中国法律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和中国的社会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其独特的特点。

约公元前21世纪，禹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一种前所未有的奴隶制法律体系建立起来。

继夏而兴的商，继承并发展了此种法律体系，并将神权法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但夏商仍处于习惯法阶段，并没有进入成文法阶段。

夏商以“恭行天罚”，“天讨”的神权思想作为法律的思想基础。

利用宗教神灵控制社会，宣扬“君权神授”，“王权神佑”，以国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是秉承天意来统治人世的，目的在于是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政权合法化和神圣化，并赋予统治阶级的代表—国王以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

《尚书召诰》曰：“有夏服天命。

”原始自然宗教与阶级社会有政治目的的天神崇拜与祖先崇拜相结合的产物—神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灭商后建立了周朝。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殷商的天道观已受到较大冲击。

统治者不再宣称王是天帝的化身，而代之以“天只赞助有德”之人。

总结了商朝重刑辟招致亡国的历史教训，结合在镇压三监叛乱中的实践认识，为了建立和巩固周朝对全国的稳定统治，在“以德配天”思想的指导下，西周统治者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法制原则。

中国古人重视祭祀，周公“制礼作乐”，将夏商的礼发展成一套以维护宗教等级制为核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也就是“周礼”。

利用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礼”实行统治，亦即“礼治”，也是西周的一大特色。

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变化，秦朝在统一天下后，为了保证法律的统一适用，废除了六国各自的法律，使“法律由一统”。

在巩固皇权专制的前提下，无论是嬴政还是韩非，李斯都极力奉行“缘法而治”的思想，厉行法治。

从出土地睡虎地秦简可以看出，秦朝制定法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然而秦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奉行法家的治国原则。

在重刑主义理论指导下，秦王朝承袭奴隶制的酷刑，给广大群众带来深重灾难，最终点燃了农民起义的烈火，公元前202年，经过五年楚汉战争汉高祖刘邦在秦帝国倒塌的烈火中建立了统一的地主阶级中央集权国家—西汉。

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一向蔑视儒家的庶民皇帝刘邦采纳陆贾“无为”理论，为西汉以儒为本的正统法律思想的建立做了铺垫。

从220年曹丕称帝至581年杨坚建立隋朝，政权不断更迭，但都操于士族豪门地主手中，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制度，面对复杂矛盾的局面各统治集团都重视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一时期立法频繁，律学发达，成为上承秦汉，下开隋唐的历史阶段。

隋朝沿革了汉魏以来的法律形式，《开皇律》是其代表作。

至唐初，统治者认为礼与法各有侧重，主张治国必须礼法结合，缺一不可。

他们特别强调法律内容要统一，简约和稳定。

法律内容需保持一致，避免参差，否则会损害法制，不利于治国。

司法也是重中之重，并集中在慎重刑罚方面，唐太宗要求司法官大公无私，做到“法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

唐律处处体现礼的精神，还用法维护礼，君权，父权和父权得到了切实的保护。

所以后人评说唐律是“一准乎礼”。

继唐而起的宋朝法制较唐有进一步的发展。

可以将宋朝的立法思想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北宋初年至仁宗末年，立法主要在肯定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第二阶段至北宋末，法律主要用来摆脱财政危机；第三阶段也就是理学发展完备，“因时适变，度时制法”成为指导思想。

宋朝的统治者十分重视法律，他们参与立法，倡导律学考试，注重官员的法律素养。

皇帝对法律的重视引起了社会价值的重大变化，争言法令成为一种时尚，以至于“天下争诵法令”。

这是宋代社会的特色。

到了明朝，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又一次出现。

明朝以元亡为鉴，提出了“刑乱国用重典”的法制指导思想。

但这也并非是百世通行的治平之道。

对“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中国传统法制指导思想，明朝统治者也可谓心领神会。

他们虽有“重典治乱”表象的一面，但在实质层面上，更注重传统儒学与伦理纲常的教化作用。

在他们看来，法律是推行教化的必要措施。

教化与刑罚不应有主辅之分。

满族入关后，为笼络汉人，全面继承明朝法制。

清统治者在“首崇满洲”的基础上主张“满汉一体”但对于汉族知识分子与官吏又极为猜忌，对其言行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其吹毛求疵的程度为历代所罕见。

自1840年，中国由封建社会步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法律制度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

以大陆法系为主的西方法律原则和立法体例开始移植到中国，并与中国的某些传统相结合，使中国的法律制度逐渐纳入到世界近代法制的框架中。

1905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后，十四个省宣告独立，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宣告成立。

虽然由于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使得南京政府犹如昙花一现，仅仅存在了3个月，但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仍积极进行法制建设，先后制定和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约法》和其他一系列革命法令，改革司法制度，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光辉的法制篇章。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99年这50年时间里法制的发展，包括宪法，民法和经济法律，刑事法律，行政法律和诉讼法律制度的发展。

新中国法制的发展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改革开放后，新中国的法制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一些重要的基本法律的相继制定和颁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逐步健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制度进一步发展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通史》读后感1000字

我本次读是《中国通史》。

这本书把中国录史，从盘古开天地直到新中国成全部记载在内。

看完这本书，我颇有感受。

必须说的一点，是我收获了很多很多知识。

把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全部容纳进取的一本书，读完后能不收获知识吗

它记述了中国五千年来的发展，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的生活状况，描绘了中国古代各国家的兴起、发展与衰落，记载了各种军事谋略，赞颂了古代各国的英雄好汉，咏唱了自古至今的那些非凡诗人用自己的灵魂所书写的诗歌，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或喜或悲的故事… 这本书，无愧称为“人类历史比读经典”。

它把中华上下五千年，写的淋漓尽致。

当然，读完这本书后，我不止是对中国历史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我还发现了，了解中国的历史，对于语文来说，是多么重要的。

先来说平时应用最广泛的成语吧。

中国文学里基本上每一个成语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而这些故事，都是来自于古代发生的一些事情。

没有这些事情，也就没有现代丰富多彩的中文词汇。

我们要想充分了解一个成语的含义和用法，就必须知道它背后的故事。

而这些故事去哪里找呢

不用看别处，就在这本书里。

之后，再来谈谈对于背书的作用。

看完了这本书，了解了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就能够把那些平时背起来能烦死人的“作家作品”像糖葫芦一样串起来。

其实背作家作品，从某一方面来说，就像吃糖葫芦一样。

零零散散的诗歌作品，就像裹着糖的山楂。

而历史事件发生的顺序，就像中间的那个棍。

单独吃糖裹山楂，的确挺好，但用棍子串起来，吃着就更方便了。

看完这本书，把糖葫芦串起来后，了解了作者写诗写文章的背景，就能够更深刻地体会到他的感情，以及诗歌想表达的思想。

有些诗歌，写的是在那个时代能体会到，而现在我们无法体会到的一些感情，比如说对官场斗争的痛恨，战争中士兵报国的忠心，和家人与外出者相互的思念。

不知道为什么写诗，诗理解起来就会困难许多。

中国的兴衰成败,五千年沧桑流变.自中华文明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勃兴,仡今已有五千年.我们有过沉默，也有过辉煌；当然，也有过上百年的屈辱，沉默使我们奋进，辉煌使我们自信,屈辱使我们清醒。

　　在我们古中国，有着无数的英雄。

　　说到秦始皇,无人不说他是一个暴君，但谁又能否认他不是一位英雄呢

是他，统一了我们中国，是他修筑了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雄伟的万里长城，是他,建筑了呀是世界八大奇之一的兵马俑，也是他建筑了规模宏大的阿房宫。

　　这些事,在当时的百姓眼里，是一个苦不堪言的结果，都认为他是暴君，而在我们21世纪人的眼里，则是一个伟大的英雄。

　　远古虽然已经逝去已久,而他们所创造的奇迹却留了下来，他们的事迹都记在了人们的心里。

虽然他们可能当初并未意识到。

最后，我想把这本书推荐给所有看这篇文章的人，尤其是同学，因为它是在太经典，太值得读了。

看完了后，无论是谁，都一定会有收获的。

希望你喜欢它。

读后感《道教和中国文化》葛兆光

道教作为中华民族自创的宗教，是我国整个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在发展过程中，对我国的思想文化的许多方面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中国论文网　　关键词道教思想艺术国民性格　　中图分类号：J524.3 文献标识码：A 　　郭沫若曾说过，“道家思想可以说垄断了二千年来的中国学术界”。

也许此话过于片面，但不得不承认的是，道教确实在许多方面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道教所传承的道家思想，对魏晋玄学、隋唐重玄学和宋元明清内丹学的产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因此，道教在学术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哲学上，道教的宇宙本体论和阴阳转化、规律运动的辩证思维法，是被普遍接受的传统世界观和方法论，尤其是辩证思维法至今还有着重要影响。

后来对中国文化影响很大的佛教，它的传播也借助了老庄玄学，禅宗的宗旨方法更是深受庄子学说的启发。

在唐代，道教重视玄学，因此在理论思辨方面非常精致。

在唐代萌芽、在宋明时期盛行的道教内丹心性论，也是中国古代心性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值得一提的是，道教与儒家、佛教在思想上的互相吸收渗透，大大促进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根基。

比如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对道教经典进行了认真的研读。

他曾经说自己是“终朝读道书”，并且托名为“空同道士邹欣”给道经《周易参同契》作注。

其次，道教秉承道家思想认为“身国同治”、“内圣外王”，强调“无为而治”。

汉朝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清朝康乾盛世等鼎盛时期都使用“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治国方针，因此道教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在文学艺术的领域，道教的自然情怀更是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传统文艺的审美观，音乐、文学、绘画等无不可追寻道教的踪影。

六朝时期志怪小说的繁荣是由道教的流行直接促成的，十分有名的志怪小说《搜神记》便记载了许多道教故事。

此外，盛行的游仙诗也是一种以歌咏神仙漫游之情为主题的诗篇。

唐诗华丽的风格是受道教渲染所形成的。

在“诗仙”李白所作的诗中，涉及道教内容极多，范文澜更是在《中国通史》中称李白是“反映道教思想的杰出作家”。

宋词中大量词牌名源自道教，如《潇湘神》《望仙门》《临江仙》《女冠子》《献仙音》等等，都和道教神仙故事有很大关联。

而宋代如苏轼、秦观、黄庭坚、柳永之类的填词大家，都有以道教为题材的词作。

元曲中神仙飞升题材的曲目并不少见，而当时的“神仙道化剧”更是专门描述神仙度人和得道飞升的故事的。

作为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马致远，现存的神仙道化剧就有《马丹阳三度任风子》《西华山陈抟高卧》《开坛阐教黄粱梦》和《半夜雷轰荐福碑》四种。

明清小说大都都含道教思想，神仙济世的主旨尤其在大量神魔小说中得到体现。

小说中大多形成了“智者形象道士化”的传统，连四大名著也不例外。

《西游记》中充满了“木母”、“金公”、“黄婆”等道教丹法术语；《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登坛借东风等是道教思想的反映；《水浒传》以“张天师祈禳瘟疫”作为发端；《红楼梦》的开端也是由空空道人把“石头记”抄下来传到人间。

另外，明朝盛行的青词也是受道教影响衍生出来的产物。

道教“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思想也深刻影响着中国艺术追求写意、神似的风格和神韵，王羲之、顾恺之、吴道子、郑板桥等书画家的作品都深受道教思想浸润。

　　道教对国民性格的塑造作用也是无与伦比的，它在国人的伦理道德、性格心理和民族凝聚力等发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道教不仅奉行“尊道贵德”，还提倡“忠孝仁义”，影响了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道教崇尚以柔克刚、上善若水，促成了国人含蓄、内敛的性格心理；道教阴阳协调、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人的辩证思维方式的基础；道教逍遥洒脱的精神，塑造了国人热爱生活的品性；道教宣扬始祖轩辕黄帝，使得海内外华人都尊黄帝为祖宗，形成了深厚的民族感情和民族凝聚力。

就像周作人认为的：“平常讲中国宗教的人，总说有儒释道三教，其实儒教的纲常早已崩坏，佛教也只剩了轮回因果几件和道教同化了的信仰还流行民间，支配国民思想的已经完全是道教的势力了。

照事实看来，中国人的确都是道教徒。

” 　　中国的四大发明中，火药是源自道士炼制外丹，而且指南针和印刷术的发明也和道教有着密切的联系。

事实上，道教对科学技术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道教的炼丹术深化了人们对药物性质的认识，同时也大大推动了制药学的发展。

甚至可以说，炼丹术是中国古代化学的滥觞。

此外，道教追求延年益寿，这极大地推动了医药学、养生学的发展。

道教不仅促进了中医对人体中的气化、经络、气、气血等方面的探索，还提出了养命与养性理论，极大地丰富了中医思想。

另外，道教医学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更是总结出了推拿、食疗、针灸等医疗方法。

东晋的葛洪、梁代的陶弘景和唐代和孙思邈等都是著名的道医。

特别是孙思邈，被尊称为“药王”，在民间有着很高的地位。

他编写的《备急千金要方》不仅收集了东汉以来许多医方、医论、针灸、用药等基本成果理论，以及食疗、服饵、按摩、导引等养生方法，还记载了他多年的临床经验，对我国医药学特别是方剂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晚年他又编写了《千金翼方》，对《备急千金要方》作了全面的补充，尤其是本草、伤寒、中风、杂病和疮痈等部分的内容最为突出。

这两本书被后人通称为《千金方》，在我国医药学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之，千百年来，道教文化广泛地渗透到了民众的生活中，对中国古代的社会习俗乃至民族心理等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难怪鲁迅先生曾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

读中国传统文化有感

这部《吕著中国通史》没有采用一般通史的体例。

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分门别类地、有系统地叙述了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下册分章按时代顺序有条理地叙述了政治历史的变革。

虽然在叙述理乱兴亡的过程中，夹叙一些典章制度，但是往往缺乏条理系统，上下不够连贯，使初学者摸不清头绪，不能构成系统的历史知识。

但在今天看来，这种体例的中国通史，对于初学者还是有一定用处的，它对帮助读者初步掌握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及学术文化等系统的历史知识有很大的好处。

当时作者编写此书，不仅是为了大学教学上的需要，还有个明显的目标，就是想从中总结出一些历史的经验，用来指导我们今后的行动。

他说：“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

”作者当时在这部书中总结了哪些重要的历史经验

对于我们的前途作了怎样的推测

对我们的行动又作了怎样的启示呢

重点在于社会经济的变革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方面。

其中“财产”一章，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叙述，着重说明了中国历代社会改革思潮的主流。

他认为中国古代有两大社会改革思潮：一是儒家（主要指经今文学家）主张“三世”之说，要求从“乱世”经历“小康”而到达“大同”的“太平世”，谋求恢复井田制，平均地权；一是法家，主张节制资本，实行盐铁等大工商业官营，管理民间的商业和借贷。

法家的主张，汉武帝时桑弘羊曾经实行，但只收到筹款的结果，没有取得改革社会的成效。

西汉末年王莽综合儒法两家主张，进行社会改革，结果完全失败，“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失败”（96页）。

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国家是阶级时代的产物，治者阶级总是要剥削被治者以牟利的”，因而不可能由他们来完成有利于人民的社会改革。

作者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完成有利于人民的社会改革，而且认为“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

这是作者从我国历来社会改革思潮的主流中，说明我们所以容易接受社会主义而加以推行的原因。

怎样推行社会主义呢

作者在“实业”一章中，指出农工商三者之中，“农为尤要”，在叙述农业“自粗耕进于精耕的过程”之后，接着检讨“中国农业进化的阻力”，认为主要由于土地私有和小农制，其唯一的“出路是要推行大农制”，改变生产方式，效法苏俄的集合农场，使用耕作机械，化除农民私见，因为“生活变则思想变，生产的方法变则生活变”。

作者一方面通过对经济制度和社会改革思想发展历史的叙述，指出必然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势；另一方面又通过对于政治制度和政治改革思想发展历史的叙述，指出必然走向民主政治的趋势。

“政体”一章，突出地说明殷、西周、春秋时期的贵族专制政体内，保存有许多民主政治的遗迹。

《周官》上有“大询于众庶”之法，国家有危难，国都要迁移，国君要改立，都必须召集国人而征询意见。

这在《尚书•盘庚》和《左传》等书中可以找到许多例证。

从《尚书•洪范》可以看到“君主、卿士、庶人、龟、筮各占一权，而以其多少数定吉凶，亦必系一种会议之法，亦非随意询问”。

他因此断言，远古确有民主政治制度，后来才破坏掉的。

舆论到后来虽然效力渐薄，至有如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然明欲毁乡校之事；然在古初，舆论“必能影响行政，使当局者不得不从”。

作者又指出，我国从来民主政治的思想很流行，见于儒家书中的独多，尤以《孟子》一书为深入人心。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原君》、《原臣》两篇，对于“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之义，“发挥得极为深切”。

作者认为这种“旁薄郁积的民主思想”，因为条件未曾完具而不曾见之于行动，正有待于时势的变化。

作者还认为西洋用代议政体继君主专制，自有其历史条件，而中国却没有这个条件，“于是急转直下，而成为现在的党治”。

这里所说“现在的党治”，是指当时国民党而言。

读文化觉醒中国崛起后感

近日拜读了梁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国文化要义》两部著作，自觉小有收获，对课堂所讲的内容有了进一步的理解，遂笔记于此。

因两部书中后者成书较晚，作者在其中对旧著的观点作了修正，而本文脉络亦以其体系展开，虽不守篇章之序，却以其体系为本，仅於个别处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填补，故撰此陋文题目为“《中国文化要义》读书笔记”。

因两部书中后者成书较晚，作者在其中对旧着的观点作了修正，而本文脉络亦以其体系展开，虽不守篇章之序，却以其体系为本，仅于个别处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填补，故撰此陋文题目为“《中国文化要义》读书笔记”。

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公思路是：首先将中国文化常被人指说的特异之处一一罗列，而后归并为十四特徵，继而拈取其中某一特点为研究入手，解释其来由，“前后左右推阐印证，愈引愈深；更进而解释及於其他特点。

（中略）总之，最后我们若能发现这许多特点，实不外打从一处而来；许多特徵贯穿起来，原都本於惟一之总特徵；那就是寻到了家。

中国文化便通体洞然明白，而其要义可以在握。

” 篇首所绘图示，乃根据书中所陈各特徵之关系整理而成，反印证於各章节以求畅达。

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公思路是：首先将中国文化常被人指说的特异之处一一罗列，而后归并为十四特征，继而拈取其中某一特点为研究入手，解释其来由，“前后左右推阐印证，愈引愈深；更进而解释及于其他特点。

（中略）总之，最后我们若能发现这许多特点，实不外打从一处而来；许多特征贯穿起来，原都本于惟一之总特征；那就是寻到了家。

中国文化便通体洞然明白，而其要义可以在握。

”篇首所绘图示，乃根据书中所陈各特征之关系整理而成，反印证于各章节以求畅达。

一、理性早启一、理性早启于梁公看来，中国问题一切根源尽在篇首所谓第四特徵者，只不过一开始仅说第四特徵乃一神秘力量，直到篇末方将其阐发为“理性早启” 。

于梁公看来，中国问题一切根源尽在篇首所谓第四特征者，只不过一开始仅说第四特征乃一神秘力量，直到篇末方将其阐发为“理性早启” 。

既言“理性早启”，则必先明确“本能”、“理性”与“理智”之别。

所谓本能，即动物生而所能，而止於其所能，是有限的。

所谓本能，即动物生而所能，而止于其所能，是有限的。

而如脊椎动物之先天本能安排不足，要靠后天学习方能生存的，乃是心思作用中的理智。

其摆脱本能愈多，则其理智作用愈强，沿理智之途走得最远者，便是人类。

当理智造乎最终“无所为”的冷静地步，而后得尽其用，就不期产生了无所私的感情——这便是理性。

理性与理智原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理智之用无穷，而独不作主张；作主张的是理性。

” 理智乃静态的、客观的知识与方法，而理性更有向上一念，求生活之更合理也。

理性与理智原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理智之用无穷，而独不作主张；作主张的是理性。

”理智乃静态的、客观的知识与方法，而理性更有向上一念，求生活之更合理也。

在行为上，节足动物以本能指导行为，脊椎动物以理智渐取代之，而人正依靠心思作用摆脱本能控制最甚，以理智松开本能的机械束缚，不仅代之以理智，更产生了独有的理性。

以上种种，都在以下图示中体现。

既已阐明理性、理智之别，回归论述中国的“理性早启”。

根据上段解释，梁公认为理性是一要求生活向上合理之追求，自有对进於无对，凡事向内寻求，这与老师课上所讲东方文化“合”对自然本根和谐的终极关怀应属一义。

根据上段解释，梁公认为理性是一要求生活向上合理之追求，自有对进于无对，凡事向内寻求，这与老师课上所讲东方文化“合”对自然本根和谐的终极关怀应属一义。

理性理智虽同为心思作用两面，原本密不可分，但理性要求位元阶更高，认识了“人之所以为人”问题。

所谓理性早启，乃指中西文化早期形态——即中国出现周孔教化前的形态——虽无甚大区别。

但中国早早便转向追求理性，乃至演绎出道德与宗教的分野，中西文化自此分途。

至於周孔教化之兴盛果由何道，梁公没有在书中讨论，惜其对此并无态度。

至于周孔教化之兴盛果由何道，梁公没有在书中讨论，惜其对此并无态度。

居文化中心而为主的，是一种人生态度，是其所有价值判断，而非为人生而有的工具手段、方法制度之类。

人类文化必以宗教为开端，以其迷信、独断，取其凝聚、驯服之功用，在道德、礼俗、法律尚不存在之时建立秩序。

而后中西文化渐次分途，故其人生态度、所有价值判断乃因对宗教的不同态度见差异。

西洋强于理智而弱於理性，则须以宗教作工具使人心智向上，故宗教林立，高下不等。

西洋强于理智而弱于理性，则须以宗教作工具使人心智向上，故宗教林立，高下不等。

最终以基督宗教一派至为浩荡，自创世至末世无所不包而远开出人类知识范围处立足，给予人心智莫大安慰，终成大统。

而我中国文化经周孔教化提前进於理性之境，便无须也容不得退回反绕宗教的圈子，道德自觉完善为一再自然不过之要求。

而我中国文化经周孔教化提前进于理性之境，便无须也容不得退回反绕宗教的圈子，道德自觉完善为一再自然不过之要求。

周孔教化原是一种学术而非宗教。

宗教喜谈生死鬼神之事，正因它恰合於产生宗教的知识与情志要求，可使人对外在的神的理性充分信仰，而贬低人的理性价值；但子恰恰相反，不谈“怪力乱神”而充分相信人都有理性，完全信赖人类自己，要求人向内发力，此其一。

宗教喜谈生死鬼神之事，正因它恰合于产生宗教的知识与情志要求，可使人对外在的神的理性充分信仰，而贬低人的理性价值；但子恰恰相反，不谈“怪力乱神”而充分相信人都有理性，完全信赖人类自己，要求人向内发力，此其一。

宗教视仪式为其神圣威信所系，故特别重视仪式规制、祭坛布置之事；而当子贡欲告朔之饩羊，子只说“赐也

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 ，分毫没有指责对错之义，只把两种观点对比讨论，此乃宗教所万不能容之事，此其二。

宗教视仪式为其神圣威信所系，故特别重视仪式规制、祭坛布置之事；而当子贡欲告朔之饩羊，子只说“赐也

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 ，分毫没有指责对错之义，只把两种观点对比讨论，此乃宗教所万不能容之事，此其二。

故经过周孔教化改造，中国文化中虽仍保有原始宗教的部分元素，如祭天、敬祖、崇德报功，但其核心已是非宗教的周孔教化，而这些原始元素已转化为周孔教化中的礼。

儒家在学术上所作的惟一功夫，便是教人反省自求而已。

除了信赖自己的理性，别无它求。

这实在是道德，远非宗教。

道德为理性之事，存在於个人之自觉自律；宗教为理智之事，寄于教徒之恪守教诫。

道德为理性之事，存在于个人之自觉自律；宗教为理智之事，寄于教徒之恪守教诫。

中国自孔子以降，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路。

道德宗教二者，同是教人向善。

然而宗教速效、力大、不易失坠，道德则难度骤增。

这就为宗教本是个工具方法，而道德则否。

宗教向外借力求善，但这外力实在就是自己，而道德不绕这个弯，径向内部发力发掘自己的善。

如此看来道德本应是一迅速跨入理性的通衢，但其矛盾也在於斯。

如此看来道德本应是一迅速跨入理性的通衢，但其矛盾也在于斯。

须知人类历史上，道德远比宗教为后出者，正是因为人类理性较之理智总是发育不足，因而道德广泛实现是一至难之事，理性的通衢反成为文化早熟的歧路。

故“道德气氛特重”与“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两特徵实为一件事之两种表达，毫无二致。

故“道德气氛特重”与“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两特征实为一件事之两种表达，毫无二致。

至此，中国文化早熟理性早启之事已然在胸，进而可以此贯穿全书。

以理性早启为起点，中国社会呈现出职业分途和伦理本位状态，以下分论之。

二、伦理本位二、伦理本位梁公谓中国社会为一伦理本位社会，是针对近三千年即周孔教化下的中国社会而言。

梁公谓中国社会为一伦理本位社会，是针对近三千年即周孔教化下的中国社会而言。

至於三前年前的中国社会，他并不对其作过多研究，因为那段历史虽在时间上占有不少分量，但价值也仅止於此，远不及后三千年文化功夫重要。

至于三前年前的中国社会，他并不对其作过多研究，因为那段历史虽在时间上占有不少分量，但价值也仅止于此，远不及后三千年文化功夫重要。

因此他对前三千年中国社会形态观点也较含糊，只大致称为宗法社会、封建社会，而没有将此封建社会、宗法社会与西洋进行比较研究，只说应该大致相同。

周孔以降的社会方是梁公发力之处。

他言孔子以一部《春秋》在旧秩序中勾勒出新秩序来：一面启导人类理性，是一切旧习俗旧观念都失其不容怀疑、不容商量的独断性，而凭著理性作权衡；一面谆谆于孝弟，敦笃家人父子间的恩情，令其成为人伦至情，而后由近及远善推其所为，俾社会关系建筑於情谊之上。

他言孔子以一部《春秋》在旧秩序中勾勒出新秩序来：一面启导人类理性，是一切旧习俗旧观念都失其不容怀疑、不容商量的独断性，而凭着理性作权衡；一面谆谆于孝弟，敦笃家人父子间的恩情，令其成为人伦至情，而后由近及远善推其所为，俾社会关系建筑于情谊之上。

后西汉世伦理终令封建解体并取而代之，原本在此。

此种由内而外的关系模式，使得社会富於平等气息和亲切意味，在他滋养下，维系中国文化两千余年的礼俗不知不觉间诞生。

此种由内而外的关系模式，使得社会富于平等气息和亲切意味，在他滋养下，维系中国文化两千余年的礼俗不知不觉间诞生。

其诞生后千年不易，正如其根本所植的自然法，故能与其同寿於天地间。

其诞生后千年不易，正如其根本所植的自然法，故能与其同寿于天地间。

孔子之学与其说在社会秩序与组织，毋宁说在完善个人，说白了就是“做人”。

一个完美的中国人格，是在一系列伦理关系中产生的，以孝子为始，进于慈父等事。

他终其一生始终处於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及人与自然的普遍伦理关系中，决不允许也不可能有分毫脱离。

他终其一生始终处于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及人与自然的普遍伦理关系中，决不允许也不可能有分毫脱离。

这就大不同於西洋社会的人生状态，梁公将西洋对应於中国人家族生活的状态称为集团生活，若单从字面上理解，仿佛西洋人生活状态更为合理，更有“合”的意味在其中。

这就大不同于西洋社会的人生状态，梁公将西洋对应于中国人家族生活的状态称为集团生活，若单从字面上理解，仿佛西洋人生活状态更为合理，更有“合”的意味在其中。

细查起来实则正相反，须知西洋人是在普遍、深入地将人域与自然、此群与彼群、自家与人家、自我与他人、灵魂与肉体甚至灵魂内部割裂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完成自己某种利益，而极其局部地、谨慎地、不情愿地、小心提防地妥协结合成为集团，并在集团间角力。

故此集团决不含有“合”的意味，反倒是为了更好地“分”下去。

接下继续谈伦理本位社会对中国人人生状态的影响。

沿著孔子作大道儒学所谈“做人”问题思路走出去，相对於一个人，整个世界都处在以他为核心的伦理圈中，距离圆心愈近，他对其所负的责任愈重。

沿着孔子作大道儒学所谈“做人”问题思路走出去，相对于一个人，整个世界都处在以他为核心的伦理圈中，距离圆心愈近，他对其所负的责任愈重。

例如离他最近的是他的亲族，亲族中又以本房最近，本房中以父母最近，故中国文化奉家族与孝道於至高地位。

例如离他最近的是他的亲族，亲族中又以本房最近，本房中以父母最近，故中国文化奉家族与孝道于至高地位。

以此组织社会，虽然某乙可能相对於某甲为不甚亲从之人，但某乙又自有其至亲至爱。

以此组织社会，虽然某乙可能相对于某甲为不甚亲从之人，但某乙又自有其至亲至爱。

说得形象些，此圈在一处薄了，自有另一圈将此处垫厚，整个世界便处在广泛地伦理联系中，绝没有一处失缺漏空。

人便总可相互救济关怀，不致陷於绝境，世界温润和谐的气氛自然浑厚敦实，伦理社会实在居功至伟。

人便总可相互救济关怀，不致陷于绝境，世界温润和谐的气氛自然浑厚敦实，伦理社会实在居功至伟。

三、职业分途三、职业分途中国社会由於理性早期所呈现出社会状态的另一面，便是职业分途，这又不同於西洋阶级对立。

中国社会由于理性早期所呈现出社会状态的另一面，便是职业分途，这又不同于西洋阶级对立。

先要讲清楚什麼是阶级。

先要讲清楚什么是阶级。

若从宽泛说，人间万般高下不齐，未尝不可都叫做阶级。

但这种归纳之下的阶级并非对文化过程都具有重要意义，故拮取其重要者，梁公将阶级解释为“经济政治之对立争衡的形势”。

此种阶级构成在经济关系上，而依托於政治制度。

此种阶级构成在经济关系上，而依托于政治制度。

盖在经济上存在剥削，而政治上则土地等资源均各被人占领之时。

阶级不是理性产物，甚至是反理性的：一面以强力施於人，一面以美利私乎己。

阶级不是理性产物，甚至是反理性的：一面以强力施于人，一面以美利私乎己。

但人类理性总须渐次开发，当人类时间全被体力劳动所占据，便无须臾工夫开发理性。

只有当阶级产生令一部分人悠闲了之后，人类进於理性始得提速。

只有当阶级产生令一部分人悠闲了之后，人类进于理性始得提速。

随著经济与文化进步，更多人乃至全人类都有充足悠闲时间，理性方能得到极大跨越，阶级终归消亡。

随着经济与文化进步，更多人乃至全人类都有充足悠闲时间，理性方能得到极大跨越，阶级终归消亡。

那麼中国秦汉以来的社会尝有阶级吗

那么中国秦汉以来的社会尝有阶级吗

经济上应说是不可能的。

我国史上土地可自由买卖的时间占绝大多数；且基於伦理本位观念，土地不似西洋及日本之长子继承，而是在各房间均摊，故长期稳定集中土地实数不易。

我国史上土地可自由买卖的时间占绝大多数；且基于伦理本位观念，土地不似西洋及日本之长子继承，而是在各房间均摊，故长期稳定集中土地实数不易。

根据梁公所获资料，全国范围内土地集中垄断情形不著，一般估计，有地者颇占多数，且此多数远不止於五十一对四十九之比。

根据梁公所获资料，全国范围内土地集中垄断情形不着，一般估计，有地者颇占多数，且此多数远不止于五十一对四十九之比。

而在竞争上更为激烈的商业和工业终不能淩驾於农业之上：古代商业兴旺均依赖国际大宗贸易，而中国商业从未真正主动向国外推销，反倒是数千年海禁，摧抑有加；而工业本身限制於理性早启，人们心思聪明全在於斯却不用於此，故工业与商业两衰，其对土地集中助力甚微。

而在竞争上更为激烈的商业和工业终不能凌驾于农业之上：古代商业兴旺均依赖国际大宗贸易，而中国商业从未真正主动向国外推销，反倒是数千年海禁，摧抑有加；而工业本身限制于理性早启，人们心思聪明全在于斯却不用于此，故工业与商业两衰，其对土地集中助力甚微。

所可虑者，仍在政治势力之影响。

但政治势力促使土地集中，乃是对解放於封建的中国社会之莫大逆转，必不可久，史上不断回圈於此而不得久固。

但政治势力促使土地集中，乃是对解放于封建的中国社会之莫大逆转，必不可久，史上不断回圈于此而不得久固。

因此中国社会在经济上虽有剥削者，但因其分散流动，故并不存在一剥削阶级。

下面考查政治上是否有统治阶级，与上段互相印证。

在中国实行统治的人，从大处可说是读书人，从中细辨别，可以有皇帝家族、官吏、儒生三种，以下一一说明。

三种人中所占比例最大的儒生其实是个再松散不过的群体。

首先入门很容易，古人读书科考只有限的几本，不收学费的义塾亦随处可见，读过几年后就可一面训蒙一面科考，更有耕读传家、半耕半读之类方法补贴生活。

只要有心仕途，接受教育总不是个难事。

而且儒生与农、工、商皆没有明确的界限，一个人可能这一代经商务工，下一代读书，也可能此一时读书，彼一时从商，更有前面所提到半耕半读的口语。

因而儒生虽然在学问上是一共同体，但在生活中绝大多数都是不稳定於仕途和学术的。

因而儒生虽然在学问上是一共同体，但在生活中绝大多数都是不稳定于仕途和学术的。

即便有豪门世家世代官宦，也占不了儒生多大比例。

再言官吏。

我们知道中国早早地便从贵族治国转入官吏治国，此事大约发生在春秋战国之时，名士鹊起各国仕官。

官吏之所大不同於贵族者，即他不过是为他人行统治。

官吏之所大不同于贵族者，即他不过是为他人行统治。

他在步入仕途之前不过是平头百姓，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告老还乡之后又回归于百姓。

任官只是一时之事，何必与生於斯、长於斯、老死于斯的百姓为水火不容之对立

任官只是一时之事，何必与生于斯、长于斯、老死于斯的百姓为水火不容之对立

因此只有皇帝家族才是真正的孤家寡人，除皇帝而外多数亲族不能实际掌握政权，官吏不但不愿与百姓对立，反倒常站在百姓一边，以“爱民如子”、“民贵君轻”等伦理要求皇帝。

皇帝虽然一人在上万人在下，但每有大举动往往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官吏百姓们却也离不开皇帝，皇帝一倒台则天下大乱荼毒众生。

千年来往往是一种消极相安之局，少有积极统治之实，而君臣百姓自然融为一大社会，都以对方为重，盖莫能逸出，更不能有阶级对立争衡之势。

中国虽本有卿、大夫、士之阶级，但此阶级逐渐消失，变成官吏而职业化了，他们和农工商各司其职。

孟子尝言：“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义也。

” 往往被误读为人生而有贵贱，但结合同篇“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其真意应在於社会各有分工而无高下。

孟子尝言：“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往往被误读为人生而有贵贱，但结合同篇“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其真意应在于社会各有分工而无高下。

前文已述有分工有剥削方能有进步有文化。

中国社会并非没有剥削没有统治，只是其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时常易位，从不固定，故难形成阶级，我们称此状态为职业分途以区别於阶级对立。

中国社会并非没有剥削没有统治，只是其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时常易位，从不固定，故难形成阶级，我们称此状态为职业分途以区别于阶级对立。

西洋以强力加於人走阶级之道行剥削之事，而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从理性中获得剥削的合理性，径向理性中开出路去，取进步所必须之分工，舍剥削所流毒之阶级，更从一侧面证明中国理性之早启。

西洋以强力加于人走阶级之道行剥削之事，而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从理性中获得剥削的合理性，径向理性中开出路去，取进步所必须之分工，舍剥削所流毒之阶级，更从一侧面证明中国理性之早启。

张汝伦当代中国的文化命运的读后感

《中国文化的命运》是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先生整理编辑的梁漱溟文稿，其中三分之二是未曾公开出版的遗稿。

全书分为中国文化之精神、社会演进上中西殊途、发挥中国的长处以吸收外国的长处等三编。

全书一百八十页，相比较那些动辄皇皇十几卷的书来说，不算很多。

但其中中西比较的视角，观察两种文化的根本不同，字字珠玑，几十年前的见解超过今人的庸论能详尽现露其宝。

　　他在自己的文章里痛彻心扉地发问：东方文化能否存在

“我们所看见的，世界上完全是西方化的世界

”他批评洋务运动将西洋东西搬来中国的时候，没有留意这些东西在西方产生的文化根基，“好比西化的东西是一个瓜，洋务派仅截断瓜蔓便搬过来，如此轻轻一改变，不单这些东西搬不过来，并且使中国旧有的文化步骤也全乱了。

”梁漱溟属于“保守派”，却不无理性之处。

　　梁漱溟说：“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来之根柢。

”在他的眼中，中医有其学术的价值和地位，但是“惜其莫能自明。

”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没有经过必要的发展阶段便一步登天，所以只有等别人来接受它。

看完梁漱溟对中医的论断，则当今某些“学家”认为中医是伪科学之论，可一笑置之矣。

　　1941年圣诞节，日本军队袭入香港。

经过九死一生的挣扎，梁漱溟终于逃脱虎口。

他乘船逆西江而上进入广西。

在安全抵达国统区以后，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我不能死。

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略显狂狷之语，尽显效国之志，可以为后人珍惜生命之楷模。

　　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思想而行动的人”。

艾恺称他为“最后的儒家”其象征意义，大约也在于像梁漱溟那样坚持立场和重视实践的人，是中国的绝响。

梁漱溟对别人给他加上的学者、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的称号都不太认同。

但我以为称呼他“教育家”该是妥帖的，他在山东邹平进行了七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当年投身到邹平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知名教授、学者不下百人，知识分子几百人，有的夫妇双双下乡。

当时，梁漱溟为研究院农场撰写了一副对联：“与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梁菽麦黍稷下功夫”，此处可见其从事乡村建设的态度和热情。

1986年初，九十三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在北京讲课不愿落座，他以梁启超先生的名言自励，朗声说，学者就应该死在讲台上

求中国大历史读后感，六百字，非常感谢

读《中国大历史》有感提起中国历史，对我而言只是停留在一个很肤浅的层面上，自己所知的仅仅是一些历史朝代和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

印象最深刻的便是照着课本背一些事件的历史意义。

就算是在讨论历史时也只是局限于历史的一件事。

更多时候是在接受别人的历史见解，零零碎碎。

而读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才系统的了解了中国历史的独特性与必然性。

这些都使我获益匪浅。

以往看关于中国历史方面的书籍，大都是以历史朝代为时间顺序，以史料堆砌为著作目的。

读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感受到的是作者思维的跨越与论述的总体性。

总体而言《中国大历史》不在一人一事、一朝一代上做考证与论述，而是着眼于历史大局，着眼于中国，从宏观角度阐释中国历史。

《中国大历史》中对中国历史有着高度的概括。

通过将中国历史与外国历史进行对比，论述了中国社会缘何没有走上资本主义；中国历史在经济、政治、文化的特点及其自身的独特性。

读《中国大历史》让我深深体会到了历史中所蕴含的价值。

更然我们明白了“古为今用”的道理。

读《中国大历史》解开了自己心中的一些疑问，在经济上，《中国大历史》阐述了中国经济体制的变化，从古至今中国经济体制的变化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经济体制的变化往往对应着社会制度的改革。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在历史的作用下中国逐渐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制度。

在政治上，中国历史走过了古代的专制和中央集权体制到了今天的一党专政与多党合作制度。

总结历史经验，以史为鉴才能维持祖国的繁荣与统一。

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往往注重道德的约束而忽视法治的效力。

而今我们倡导法治社会才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

文化上，我们必须承认儒家文化一直影响着中国历史。

就在今天儒家文化也影响着我们每个人，儒家文化在道德上给予我们一定的约束。

我们应该继承并发扬历史遗留下来的灿烂文化来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近代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变革，从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社会蜕变为一个现代国家。

不得不让我们感叹中国历史之大。

其一，作者说了黄土地带是中国历史的源流，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

针对这一点，作者提到了千百年来，中国坚持重农抑商的政策，而黄土地带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源头，可见黄土地带的重要性。

而且，西安是十一朝古都，这又为黄土地代添了几许功绩。

同时黄河流域的治理问题更影响到中央集权的产生，因为当上层建筑不适用于经济基础时，适合时下发展的上层建筑便会呼之欲出。

还有，黄土地区的气候使得农业问题的产生，而解决问题需要强有力的中央体系。

这一切都体现了黄土地区作为客观条件，对我国历史的影响。

在作者的描述中，中国历史的产生，发展，辉煌，都和中国历史发展的源头是黄土地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其实细细想来，西安的作用却是留存至今，凡是对中国历史有些了解的人对西安一定都不陌生，就算是中国的文化也在西安有很多的体现。

还有，在西安兴起的周朝，其兴盛可见一斑，远远超过在东部发展起来的商朝，所以西安这一地带，注定要对历史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其二，作者认为儒家的思想对历史有重大的推动作用，以及对中央集权都颇有影响。

首先,作者认为亚圣孟子的观念更为成熟，对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发展更有帮助。

孟子的观念作为客观条件对秦的发展巩固很有帮助，他认为君主是必要的,等级是要有的。

而后，汉武帝尊重儒家思想，同时也沿袭了严酷的刑法来维持人民秩序，所以说汉的政治文明是多种思想的结合体。

总的来说，书中提到的儒家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风向标，对中国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这点我承认，但与此同时我个人有几个不同观点；我认为儒家重农抑商的观点就值得考量，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对西方商业的发展望尘莫及，也就突显除了其思想的弊端，但放在当时看，确有它的先进性。

另外，书中提到的儒教，我不是太明白，能影响中国两千多年又不被提倡，实在很难理解,难道是说中国人思想的保守性已经到达这个地步了么

的确，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最灿烂的部分之一，《论语》《孟子》等一直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们学习，“仁”“仁爱”也一直被人们所提倡。

《中国大历史》从感性与理性方面论述了中国历史的变迁，让我们了解了更多的历史知识。

作者展示给我们的是一种大历史观，带给我们的是关于人类历史的思考。

我们创造着历史，更要总结历史。

这样我们才更加明白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美好明天。

请尽快采纳我的答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