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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读后感

时间:2018-11-08 01:58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一、 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在小平同志“发展是硬道理”的旗帜指引下,GDP以平均每年9.8%的速度高速发展,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基本完成了“资本积累”。

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继续保持7.5%以上的增长速度,对世界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促进作用。

2012年我国人均GDP已达6 1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2012年的标准,中国已被列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

  但目前也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国际环境依然不容乐观,大多数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疲弱,还未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这给中国外贸出口带动很大影响。

2014年5月,美国“国债”突破16.7万亿美元“债务上限”;10月,美国政府17年来首次停摆,美国国债存在违约风险,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必然要受影响。

一些新兴经济体增速也有所放缓,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仍居高不下,很多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采取的超常规财政刺激政策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我国的周边环境还很不稳定,存在诸多威胁。

这些因素对中国经济必将产生许多外部压力,包括经济和政治等方面。

其次,内部体制出现障碍。

中国能够快速发展到现在,依靠的主要发展模式是以吸引外资、廉价劳动力以及迎合外部需求的生产导向为基础的旧有模式。

旧模式中的三个要素或称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把中国带到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上,但是现在这种模式潜力已基本耗尽。

中国人口老龄化非常迅速,人口红利逐渐丧失,很快将迎来“刘易斯拐点”。

2012年中国劳动力数量首次出现了减少,正以历史最快速度从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转变。

经济增速放缓,现有发展模式的所有弊病都达到了高峰。

此外,资源不足、环境污染,严峻的生态形式也是个棘手的问题,使得一直支撑经济增长的体制内部出现了制度性疲劳和障碍。

第三,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

根据国际发展的经验,新兴市场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使原本良好的发展势头转变轨迹,就像掉入陷阱一样,最终出现经济停滞。

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典型的表现是上个世纪后半期若干拉美国家。

2012年我国人均GDP已达6 100多美元,正处于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艰难爬坡阶段。

  二、 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总体良好,但长期的快速发展,积累和遗留的各种问题也十分突出。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发展方式粗放落后,经济结构不合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发展是粗放的,缺少内涵、质量和效益,是不可持续的。

我国的经济增长是主要停留在粗放经营方式上,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传统发展模式。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环境发展不协调,导致资源严重缺乏。

据有关方面测算,我国经济增长中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增加的贡献率占72%,依靠科技进步等促使要素效率提高的贡献率仅占28%,而发达国家后者占50%―70%。

具体来看,其一,在经济效益方面,我国经济运行并没有从根本上克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痼疾;其二,在经济结构方面,产业结构的失调依然存在,农业基础薄弱,发展缺乏后劲,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等。

  (2) 贫富差距过大。

根据联合国有关组织分析,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表示收入差距相对合理。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达0.474,远远超过0.4的警戒线,是世界上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

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使社会财富过多地集中在少数高收入阶层手中。

同时,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也都在扩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

这些问题如果不进行调节,就使人们的不公平感增加,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社会矛盾就突出,这也是上世纪许多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

  (3) 经济发展面临下行压力。

中国经济以9.8%的速度持续增长了30多年,2012首次“破8”,为7.8%,预计2013年约为7.7%,发展速度继续放缓。

过去作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正进行宏观调控,日趋减缓;内需乏力仍是我国长期经济发展的顽疾。

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支撑外贸出口高速增长的国际环境也在改变,使得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因素正在消减和逆转。

目前,虽然国内经济仍保持较快增长,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突出,繁荣的背后有太多的泡沫。

  (4) 区域发展不平衡。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梯度发展”政策,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

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指导下,经过30多年的发展,迅速拉大了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发展差距。

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2011年GDP最高的广东省为52 674亿元,约是西部10省GDP的总和,是最低的西藏(606亿元)的87倍,是中部江西(11 584亿元)的4.5倍,北部吉林(10 531亿元)的5倍。

与此同时,中东部地区差距、南北差距、城乡差距也随之越来越大,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

区域发展不平衡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一大障碍。

  (5) 市场和资源环境有待改善。

市场环境的好坏关乎经济的发展,也会影响社会稳定。

近年来,我国食品、医疗事件频发,安全问题层出不穷。

从三聚氰胺、瘦肉精,到苏丹红、地沟油,形形色色的安全问题,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健康;假冒伪劣、社会欺诈现象依然十分突出;社会诚信和社会道德水平依然不高。

这些不良的社会现象严重污染市场环境,也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信心,阻碍内需的发展。

此外,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我国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现象严重,资源环境问题也日益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中国高碳的能源结构使中国的发展处境极为不利,如果我国不能在低碳化方面取得积极进展,经济的增长空间将进一步被压缩。

  三、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对策  面对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要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关键要破解转型升级、和谐发展、改革创新三大难题。

以转型促发展,以和谐求稳定、以改革求出路。

  (一) 转型升级促发展  当前,支撑中国经济发展30多年的旧模式已到临界点,转变发展方式是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

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开启“发展升级版”和“奇迹第二季”是新一届政府的紧迫任务。

  首先要转变发展观念。

发展是硬道理,“硬发展”没道理。

要打造“中国升级版”必须走科学发展观的道路。

要实现真正的国富民强,必须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改变一些政府官员唯GDP增长论英雄的观念,转变发展方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生活观念,正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经济社会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抛弃高消耗、重污染、低效益的传统发展模式,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其次,要以扩大内需为抓手。

扩大内需是我国当前经济转型的战略基点和根本出路。

由于受国际经济环境影响,我国出口贸易已不能继续为宏观经济增长提供强大动力,扩大内需就成为当前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抓手,努力实现由出口拉动型经济向内需推动型经济转换。

要努力保持消费与投资的动态平衡,实现消费和投资的双重拉动,从而增强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扩大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众所周知,出口、投资、消费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在这“三驾马车”中最具实际意义的是消费。

在出口乏力的条件下,投资和消费成为主导,但最根本的是消费拉动。

没有消费,投资也缺乏动力源泉。

当前,国内需求发展潜力巨大。

中国有13亿多人口,有世界上最大数额的居民储蓄,截至2011年底,我国居民存款余额达到35.2万亿元,许多行业如教育、医疗、环保、能源、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供应短缺,这意味着在我国内需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

  促进城镇化发展是我国内需的一大源泉。

经济学家迟福林指出:城镇化是支撑消费释放的最大潜力所在。

城镇化率的不断上升,必然会带动人力资本、土地资源资本化等诸多潜力的进一步释放。

城镇化不仅可以扩大投资,还能有效促进消费,并对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目前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4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约15亿,城镇化发展蕴涵的内需潜力十分巨大。

[2]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到2020年,如果我国的城镇化率能达到60%,这将形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依托。

  第三,以调整经济结构为重点。

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打造中国升级版的主攻方向。

要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

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支持企业在竞争中淘汰落后产能,积极落实支持小微型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切实改善小微型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的发展环境。

  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是结构调整的重点方向。

2012年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446%,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中等收入国家53%左右的平均水平。

加快服务业发展,不仅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也是减轻就业压力、改善民生的需要。

通过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拓展服务业新领域,发展新业态,培育新热点。

不断提高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引资、引智,加快提升服务产业竞争力。

扩大开放合作,加大服务业招商力度,鼓励外资投向服务业基础设施和新兴服务业。

对传统服务业的升级改造,提高服务业的层次,实现产业化、规模化、现代化。

  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要特别注意去占领“微笑曲线”的两端。

“微笑曲线”理论是台湾有“IT教父”之称的宏基总裁施正荣提出的。

他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企业只有不断创新进取,向“微笑曲线”两端逐步发展,争取竞争的主动,才能扩大附加值及利润空间。

因此,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重视产品研发、大力推动自主创新,走科技创新之路。

[4]  (二) 社会和谐求稳定  和谐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

“稳中求进”是当前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

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的高速发展后,积累了许多难题和矛盾。

迫切需要认真解决,以利再进。

具体讲,和谐发展关键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 缩小贫富差距。

要保持社会稳定、和谐,减少社会矛盾,就必须缩小贫富差距。

要逐步调整收入分配体系,加大再分配调节。

要大幅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大幅减少扶贫对象;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促进社会财富分配由“哑铃型”向“橄榄型”转变。

逐步缩小贫富差距,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使全社会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2) 保障和改善民生。

民生连着发展、连着公平、连着和谐。

及时解决日益突出的民生问题,可以防止未来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隐患。

要摆脱对GDP的崇拜,把经济发展从“以物为中心”过渡到“以人为中心”,把经济增长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结合起来,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

要积极规范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广大群众的后顾之忧,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要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从而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要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改善市场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和平等享受的权利。

紧紧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5] 要继续加大反腐力度,坚持不懈地与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

反腐倡廉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

  (4)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这是保持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要实施全国一盘棋战略,注重区域平衡和协调发展,逐步缩小东西部差距、南北差距和城乡差距。

在进一步推动东部地区转型发展的同时,积极支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不断加大对边山老少穷地区经济扶持力度,继续实施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把先富带动后富落到实处。

  (5) 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继续小平同志“韬光养晦”战略,紧紧扭住发展大方向,埋头苦干,科学发展。

要以合作求发展,增强互利共赢,运用智慧和策略妥善解决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

着力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着力维护和平发展的大好形势。

为保障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三) 深化改革是出路  中国当前再次来到十字路口,旧模式的潜力已基本耗尽,唯寄希望于新一轮改革。

依靠改革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是新一代领导人施政的一个着力点。

国务院总理同志指出,改革是中国发展最大的“红利”。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刘艳提出改革是拉动中国经济的“第四架马车”,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崛起的初期靠的是技术革新和劳动成本优势,而真正的持续发展则要靠先进的制度和不断优化的社会经济规则。

以经济学家贾康为首的经济研究小组提出“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强调以推动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着力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实现“双创、双化、双减、双扩、双进、双到位” 的政策主张,为我国当前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当前,我国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全面深化改革要特别关注以下几方面。

  一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既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又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快改革财税体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3]维护金融稳定。

  二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创新是发展的永久动力,也是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关键。

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3]要积极打造技术创新的公共平台,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

政府应注重对具体产业领域自主创新的引导和扶持,大力培育具有高端技术的战略性和策略性产业。

同时,把人力资本积累作为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的重点任务,加快高层次人才的培养。

政府应加大科技资金投入,积极构建完善的科研体系,从而占领未来技术的制高点。

必须更加重视技术创新,切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经济发展从主要依靠投资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三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

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5]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促进城乡共同繁荣。

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

着力促进农民增收,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6]。

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和优化配置。

继续着力扩大就业,带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完善人口社会管理制度,推动“农民工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

继续创新农业发展方式,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

加快建立城乡衔接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福利保障和就业等制度,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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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什么态度对待传统文化更重要作者:吴国武八九十年代:碰撞与融合80年代:“全盘西化”抑或“中体西用”是当时最重要的两种主张和做法。

改革开放伊始,社会各界都开始重新寻找中国文化的崛起之路。

从官方层面来看,建国以来的大批判大体改弦易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综合创新论”有相当的影响力。

但从思想界的总体情况来看,“全盘西化”抑或“中体西用”是当时最重要的两种主张和做法。

李泽厚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后记中说:“一种意见要求彻底打碎传统,全盘输入西方文化以改造民族;另一种希望在打碎中有所保存和继承。

”学界多认为,这种情况类似于“五四”时期。

其实不然,因为那时的传统文化很有影响,西方文化如潮袭来。

而此时的中国,传统早已肢解隐去,西方对我们来说也是陌生的。

当时,“全盘西化”论者引介了西方的思想理论和生活方式,使全社会耳目一新。

然而,这种拿来主义往往将西方视为现代化的惟一模式,在对待传统文化上采取了与“文革”中破“四旧”相似的路数。

“中体西用”论者在小心翼翼地将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东西从封建帽子中剥离出来的同时,有意识地开始了学术研究,一些隐退的传统习俗也在恢复之中。

可惜的是,他们对现代化的思考还不够深入。

至于“综合创新”论者,大体延续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主流话语,只是比以前态度较为平和、做法较为务实。

有人将80年代的思想文化界分为三个阵营,一个是《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一个是《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一个是“中国文化书院”。

其中,后者被当作“中体西用”论的代表。

实际并非如此,虽然这个1984年成立的书院由梁漱溟、冯友兰等先生牵头,但是当时讲传统文化既不封闭也不偏执,而是心胸宽广、视野开阔。

以这个书院的宗旨来说,他们试图“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教学活动,继承和阐扬中国的优秀文化遗产;通过对海外文化的介绍、研究以及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提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水平,并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据乐黛云先生的回忆,这个书院授课还涉及像比较文学在内的许多现代学科。

90年代:知识界对于学术思想介入社会的方式和手段有了新的认识,80年代的激情必然会有转变。

但这并不是学术、思想之分离,而是多元化、深层次思考的结果。

进入90年代,中国经济社会进入了迅猛发展阶段。

一些新的具体问题与“全盘西化”、“中体西用”、“综合创新”等主张之间都有较大的差距,这就迫使社会各界重新思考并加以回应。

于是,很多人开始对具体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学理化趋势明显。

对于这个变化,李泽厚先生以“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来解释,但是这种概括并不准确。

就传统文化研究而言,考据、义理都很盛,大规模的古籍整理、文化遗存发掘保护渐次展开,思想史的研究不断深入,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逐步引入。

当然,知识界对于学术思想介入社会的方式和手段有了新的认识,80年代的激情必然会有转变。

但这并不是学术、思想之分离,而是多元化、深层次思考的结果。

对于李先生的议论,社会各界都有回应,但大多未能跳出学术、思想二分的暗示。

比如,王元化先生提出“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之说。

其实,这些都是对90年代、对学术思想本身的误解。

90年代初,“全盘西化”论者和热衷于政治的人大体沉寂,学术史研究、国学研究得到提倡,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事。

有人举出四个有影响的刊物,《读书》、《学人》和《国学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

前二者,比较从广泛意义上总结我们传统,后二者则立足于传统文化的弘扬上,同时也有一些丛书问世。

虽然大家也有争议,但大多是比较理性地就事论事,没有明显的一边倒倾向,只有所谓“自由主义”、“新左派”例外。

由于致力于具体问题的讨论,“全盘西化”、“中体西用”、“综合创新”等几种意见的正面冲突不是太多。

许多人正是在学科壁垒、范式差异中重建各种意见的基础,回应生活习俗、社会文化的变化。

以倡言“国学”为例。

1992年,张岱年先生在《国学丛书序》中说:“国学是本国学术之意,这是我们所用的名词,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学术,就不能称之为国学了。

西方称研究中国的学问为Sinology,一般译为汉学,现在亦译为中国学。

在某些西方人的心目中,所谓Sinology不过是对于中国历史陈迹的研究,把中国学术看作历史博物馆中的陈列品。

事实上,中国学术源远流长,其中一部分固然已经过时了,但是仍有一部分具有充沛的生命力。

中国学术是人类的精神财富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具有历久常新的精湛内容。

”此言明确将国学与汉学区分开来,成为后来知识界分化的潜在因素。

同样是1992年,袁行霈先生在“《国学研究》第二卷出版座谈会”上又标明“开放的国学与开放的《国学研究》”的立场。

很显然,这里的国学不排斥汉学,有一定的兼容性。

值得注意的是,季羡林先生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反复表达西方文明衰落、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国文明)兴盛之意,包括他在《东方》杂志中所强调的“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类”。

这种主张在世纪之交掀起了大波澜,新一轮的“传统文化热”如日中天,“文化输出”论也紧随其后。

传统文化热有进一步升温之势近年来,传统文化热有进一步升温之势,原先的传统文化倡导者、批评者也已分化。

在官方层面,有人将其与弘扬民族精神、强调中国特色联系在一起,甚至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特色、意识形态特点。

各级政府支持的中华民族先祖祭祀活动,有关政府组织发起的优秀道德文化重建,教育界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呼声,等等。

同时,在政府政策的引导鼓舞、经济条件的大大改善、社会生活日趋多元化的情况下,民间也掀起新一波的“传统文化热”。

与过去不同,这一波热潮中有媒体的参与、商业的介入,人文精神与社会行为兼具,正好体现其复杂性。

当然也有反对者,或以五四新文化为基准,或以全球化为指标,阐述自己的见解,甚至试图力挽狂澜。

“传统热”:拓展传统文化的外延,将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汉族的和少数民族的文化纳入进来,使传统文化的内涵更为精深,是值得称道的。

然而,这样做不免忽视了对文化核心价值的挖掘和创造性转换。

如果说,过去立足点在中西文化差异上看待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那么如今的社会各界力求在融入全球化与保持民族性的平衡中寻找传统文化的新位置,普通大众也感受到了重塑民族形象的要求。

2004年,一些学者发表所谓《甲申文化宣言》,将传统文化扩展,以中华文化的名义出现,主张文明的多样性,也强调传统文化的益处。

他们提出:“华夏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至今仍是全体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精神家园、情感纽带和身份认同。

”对于文化的推广也有明确的表述,即:“捍卫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理解和尊重异质文明;保护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实现公平的多种文化形态的表达与传播;推行公民教育,特别是未成年人的文化、道德教育,以及激励国家、民族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

”当然,此宣言一出,有反对也有赞同。

一些赞同者试图将其拉回到建设主流文化中来,反对者则视其为维护政权的文化策略。

平心而论,拓展传统文化的外延,将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汉族的和少数民族的文化纳入进来,使传统文化的内涵更为精深,是值得称道的。

然而,不免忽视了对文化核心价值的挖掘和创造性转换。

强调传统文化的传播及与其他文化的交流,避开了中西文化的对立,提炼出传统文化中有普世价值的东西,也是值得称道的。

然而,这种传播和交流难以具体化,或者在具体化中会遇到许多绕不开的问题。

“国学热”:本身没什么不对,关键是社会各界人士应该有不同的角色。

学者应该提供更多的材料,提出更多有价值的观点,而不是唯“国学”独尊。

媒体、大众以及社会团体似乎也有调整的空间。

从90年代起,“国学热”便一直延续。

我们知道,要解决一国的问题,“因地制宜”是关键。

传统文化要转型,也必须充分研究、挖掘和利用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

“国学热”也就成了势之必然。

然而,新世纪的“国学热”跟过去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国学的传播逐渐走向体制内。

有些大学在过去国学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推进“国学”成为学科、成为学位;也有些大学创办应用型的国学培训班,将民间兴趣纳入到高等学校社会教育的一部分。

甚至,一些中小学也开始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国学教育。

第二,国学的传播逐渐走向媒体化。

在图书出版的基础上,电视媒体和网络媒体大规模地介入到国学研究和推广上。

一些相关的电视节目,如央视《百家讲坛》非常火热,可与流行文化相媲美,中国古代史、古代典籍一时间成为时尚,也造就了所谓明星。

第三,学术界内部对国学的认识也有分化。

以往的国学热,实际只是传统热的升华。

如今的国学热有更多的本位立场,很多学者极力鼓吹这种立场,也有部分学者则稍显超脱,并渐渐从“国学”疏离出来。

有人将国学视为“国将不国之学”,此种总结虽然对当前“国学热”有警示作用,但其依据还是有点似是而非。

从近代史来讲,“国学”的提法本身确是对西方的回应,然而学术回应毕竟不能等同于政治。

同时也要历史地看待这种回应,因为这个概念已经成为传统文化的符号,不必拘泥于文字。

其实,“国学热”本身没什么不对,关键是社会各界人士应该有不同的角色。

学者应该提供更多的材料,提出更多有价值的观点,而不是唯“国学”独尊。

媒体、大众以及社会团体似乎也有调整的空间。

“儒学热”:有人有意无意地将“国学”窄化为“儒学”,标举“儒学”就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然而,各家理解的“儒学”又不尽相同,于是出现了各占山头、自立门派的情况。

讨论传统文化,必然要涉及儒学。

但是,随着讨论的深入,有人有意无意地将“国学”窄化为“儒学”,标举“儒学”就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然而,各家理解的“儒学”又不尽相同,于是出现了各站山头、自立门派的情况。

一些机构像国际儒学联合会、孔子基金会渐次成立,与儒学有关的刊物、丛书也纷纷出版,于是乎儒学也热了起来。

本世纪以来,一些学者倡导编《儒藏》,像北大、人大、川大等高校各有自己的《儒藏》编纂,试图树立儒家在儒释道三家中的主导地位。

这些都是所谓儒学复兴之中的表现。

由于各家理解的差异,“儒学热”中又有好几个群体。

最先是宋明理学式儒学,很多学者参与其中。

这一群体从80年代渐起,90年代成为当时儒学热的主流。

他们自许继承现代新儒家,用西方哲学和比较文化来接续所谓“道统”。

然后是综合型儒学,即所谓广义的儒家。

李泽厚先生曾对“儒学”有一个宽泛的定义,如此一来所有儒学的同情者均可纳入其中。

但是这个群体比较松散,实际上并不成派系。

较晚出现的是政治型儒学,多是一些热衷政治的人。

这一群体,是随着儒教之争而来的,2005年就开过一个“儒教学术研讨会”。

他们试图建立自己的政治理论,有人强调要重建儒教,也有人提出儒家社会主义。

这一群体与“尊孔读经热”的兴起息息相关。

“尊孔读经热”:“尊孔读经”本来就是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型中必定会反复出现的情况。

其本意可能是追求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但其结果只会带来狭隘和排他性,蒙昧主义的盛行反而不利于弘扬传统文化。

伴随“儒学热”而来的,便是尊孔、读经。

如果说“儒学热”的学理色彩较浓的话,尊孔热则有信仰的指向,至于读经问题则较复杂。

“尊孔读经热”的内在因素是,很多人以回到原典为起点,归于孔子素王上。

此外,90年代一些大学成立孔子研究院,近几年政府又以“孔子”之名建立了不少孔子学院。

在部分学者和社会人士过度推崇儒学、儒教下,有人把中国文化的复兴等同于尊孔读经。

“读经”与否,本来是民国时期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最近一段时期又浮出水面。

有学者和团体发起“古代经典诵读工程”,然而读哪些经典便成了争议强的问题。

一些学者主要偏重儒家的“四书五经”,与民国所谓“读经”很相似。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应该扩大“读经”的范围,有主张包括古诗文经典,有主张涵盖重要的子书,甚至主张涉及释道之书。

当然,也有不少人强烈反对各种类型的“读经”活动。

应该说,“尊孔读经”本来就是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型中必定会反复出现的情况。

其本意可能是追求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但其结果只会带来狭隘和排他性,蒙昧主义的盛行反而不利于弘扬传统文化。

总的来说,这四次“热”自有其原因:一是中国特色建设之需要。

政府欲加强中国特色,必定求助于传统文化,有关其研究、推广、普及便得到支持。

二是经济发展必然要求重塑民族形象。

既然要民族形象,当然离不开传统文化,无论政府、学界、机构、个人都有此要求。

三是个人生活的多样化亦需要信仰、精神的支撑。

而这种历史序列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我认为,与追求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有关。

研究传统,必然会有所总结甚至面向社会、未来。

在热潮前面,我们需要立多于破的意见,这样才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有更大的助益。

传统文化的未来与现代社会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这比开掘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将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本身还重要。

特别是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之种种情况,我们应该回归到理解,回归到同情,回归到多样化,保持一种健康、积极的心态。

如此,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沟痕才能不断弥合,源于自身的创新始能出现。

明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纪念,有必要总结在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关系方面的历史经验。

应当结束启蒙与救国、激进与保守、国粹与西化的二元对立思维,在重新梳理近百年历史的基础上看待我们的现在和未来。

从某种程度上说,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比开掘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将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本身还重要。

特别是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之种种情况,我认为应该回归到理解,回归到同情,回归到多样化,保持一种健康、积极的心态。

如此,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沟痕才能不断弥合,源于自身的创新始能出现。

首先,对于传统文化既要有足够的理解,也要有适当的同情。

我们的传统文化有连续性,许多东西仍在现实生活中若隐若现,并没有完全消失。

“理解传统”是为了立足现在、继续前行。

“同情传统”是为了发现传统的现代价值,没有同情便不会有人文情怀,便不会有责任感。

其次,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的两面性也要有充分的认识。

最近有人试图在古今、中外之争中提出所谓“新文化”的传统,我认为这种传统就是古今中外交融的结果,并不具备独立性。

细细查检,其渊源仍在传统和西方文化。

现代社会中有西方式和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比如,中国家庭伦理既有传统性也有现代性。

我们不能把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对立,传统中的无形有形东西或多或少地存在于现代化中的现代生活中。

最后,对于西方文化要有准确的了解,也要有开放的立场。

了解各民族的东西,有助于我们审视自己的传统与社会。

西方有其核心价值,也有其次生价值,我们要有开放的立场,既不惟其马首是瞻,也不谈虎色变,以斥西方文化为能事,就是用左手打右手。

此外,关于“复古”和“保守”二词,也不可责名不责实。

我认为,以复古为创新本来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用现代语言来讲就是求合法性。

复古有很多种,以创新、发展现代社会为目的的复古,未必不是一种尝试。

传统文化需要我们去弘扬,这种弘扬不是狂热的吹捧,也不是超冷静的贬抑。

从拿来主义立场来说,传统文化亦是选择拿来的对象之一;从保守主义的立场来说,客观评价并适度弘扬我们的传统更能获取理解和同情。

我们毕竟生活在现代社会,现代的平台注定我们要有平衡的态度。

协调发展的现代社会,需要传统文化,更需要弘扬传统文化的好态度、好做法。

作者介绍:吴国武,北京大学中文系。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方法说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方法,我既不是什么资深学者,也更不是什么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专家,我仅就作为一名求学者的浅薄认识来谈谈我自己的理解和看法。

我希望在我论述完之后大家能清楚的明白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以及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中国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根据历史所能提供的条件,创建、改造、传承下来的精神成果的总和。

五千年泱泱大国孕育出的传统文化,维系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和发展,是国家统一、人民团结的精神纽带。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实践性和辩证性、过程性和渐进性、民族性和融合性、统一性和差异性、规范性和操作性、道德中心化倾向和封闭保守性等特征,这些特征是精华与糟粕、积极与消极的统一。

中国传统文化在具体特点上则表现为:生命强盛不衰;追求稳定实际;重视整体协同;重于道轻于器;追求和谐,崇尚和美;见利思义,推己及人;兼容并蓄,有容乃大。

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大量的精华,它们包括对生生不息的渴望,对生存乐趣的演绎,对社会的责任,对自然的亲和,对友谊的追求,对亲情的眷恋,对道义的持守,对民族的融合,对心灵的升华,对未知世界的求解,对信息文化手段的运用,对智慧和知识的尊重等等。

也存在着许多糟粕或不合时宜的成分,比较突出的糟粕,可以说是奴性文化,它表现为在上级面前,下级往往没有了尊严;在老师面前,学生往往没有了自己的见解;在父母面前,子女往往没有了发言权。

正因为如此,它对于现代社会的作用和价值是双重的,既具积极效应,也有消极影响。

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要从这一特点出发。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应全面准确地理解和理性地看待,应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对待,做到“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对那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

譬如忠孝,荣辱、礼义廉耻以及以人为本、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小康社会,实事求是等,这些思想观念经过现代的创新性转化,已经成为我们制定国家大政方针的重要思想资源。

又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时代的新思想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

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

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

又如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

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和不合时宜的成分,必须否定和抛弃。

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不可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

要带着分析的眼光对传统文化加以鉴别,在此基础上进行扬弃,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有些人一直认为我们中国人太狭隘,总是死盯着自己的文化不放,没有真正的民主,他认为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

我坚决不同意他的观点,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决不能因为要与世界文化交流而丢弃自己的文化。

一个民族文化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才能立于世界之林,只有具有民族特色的才是真正属于世界的,只与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进行交流和碰撞才可能产生思想的火花。

如果一个民族连自己的传统文化都被别国别族的文化所浸染和渗透,甚至是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它又拿什么站立于世界

也因为各个民族文化不一样,这个世界才如此丰富多彩。

因此,当我们在与其他国家民族进行文化交流时切不可忘记祖宗的文化。

再一次申明,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必须保护中国人自己的文化,科学地批判和接受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经典继承和发扬去。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集体、一个人,都不可缺乏信念,不可缺乏精神支柱。

尤其是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真善美似乎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人活着的价值和意义也被很多人忽略了的今天,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用科学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真的是越来越重要了。

一切走极端的态度都无法全面地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

过冷过热都不行,我们必须静下心来思考寻找一条真正适合我们传统文化前进的路。

这条路仅靠几个人在那里呼吁和呐喊是无济于事的,必须有一大批人来思考和探索。

尤其是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里,在这个人被物质和金钱异化的时代里,在这个价值观被淡化的时代里,社会风气和道德时好时坏,重寻传统文化的经典,重建一个时代和国人的精神支柱越来越紧迫了。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是打破以往的一切观点重建,还是在原有认识的基础上加以批判地继承和发展

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绝对不是唯一的,关键是到底哪一条更适合我们。

中国新军事变革意义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对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作了深刻论述,要求全党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牢牢掌握加快我国发展...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是应对世界新军事变革挑战的重大战略抉择。

随着中国军事变革的逐步展开,西方各种军事变革模式蜂拥而入。

这种形势提醒人们:如果离开“中国特色”,中国军事变革就会效仿美国而不像美国、效仿俄国而不像俄国、效仿法国而不像法国……,从而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

“中国特色”决不能成为一个“万能筐”,任凭说不清的东西往里装。

认识特色的唯一条件是比较。

在与西方军事变革,尤其美国军事变革的比较中可以发现,中国军事变革具有以下八个方面的鲜明特色。

一、战略目的的有限性(中西方军事变革战略目的不同) 所谓战略目的不同,是指中国与西方军事强国由于国家性质、对外政策及军事战略不同而对军事变革的战略要求有本质的区别。

西方军事变革,尤其西方军事强国的军事变革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军事领域的必然反映,其战略目的在于通过军事变革确保绝对军事优势,以维持世界霸主的地位。

中国军事变革是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平自主的外交政策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本质体现,目的在于通过军事变革来提高信息化战争条件下防卫作战的能力,为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提供保障。

这是中西方军事变革的本质区别。

充分认识这种区别的意义在于:在世界军事变革的大潮中,必须正视中国的国情和军情,以免陷入盲目军事竞赛的泥潭,铸成历史性错误。

世界军事史表明:每逢军事变革的历史时期,总有一些国家不顾本国国情,盲目卷入一场浩大的军事竞赛之中,从而拉垮了国民经济,也使自身的变革中途而废。

因此,中国的军事变革不能人云亦云,不能盲目紧随西方,不能成为西方军事变革的翻版。

必须根据中国国家性质、中国军事战略性质和中国基本国力基础,有针对性地实施变革,以免军事变革成为军事竞赛。

这对于中国军事乃至中国整体建设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二、发动起因的应对性(中西方军事变革启动原因不同) 中西方军事变革具有不同的启动原因。

美国军事变革的启动原因:越南战争失败后,美军亟需产生新的作战方式,尤其冷战结束,美国企图以绝对的军事优势主导世界。

此时恰逢发生了以信息技术为主体的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为其军事变革提供了相应的物质技术环境和条件。

而中国完全不同:长期处于相对和平时期,没有战争失败后的惨痛反思。

最重要的是,军事变革的物质技术条件——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群体性突破没有首先产生于中国。

中国军事变革的动因,是为了抓住人类社会技术形态的时代转型机遇,是为了适应现代战争面貌的深刻变革,是为了应对世界军事发展的严峻挑战。

二者的区别集中表现在军事变革与现代战争形态的关系上。

即:现代战争形态的转型是美国军事变革的重要结果,却正是中国发起军事变革的主要原因。

现代战争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是谁让它变的

是美国人。

美军把军事变革的成果用于战争实践,从而引起现代战争形态的转型。

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军的作战样式就是现代战争的代表性样式,“世界军事的迅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美国军事发展的代名词。

而中国的军事变革是为了适应现代战争面貌的深刻变化,中国迎接世界军事发展的严峻挑战,实质是迎接西方强国军事发展的严峻挑战。

这是中西方军事变革的重大区别。

充分认识这种区别,有助于我们正确、客观地认识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所具有的较强应对性,即:变革则主动,不变革则被动,不变革无法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信息化局部战争。

三、发起模式的超常性(中西方军事变革发起模式不同) 西方国家军事变革的发起模式通常表现为:以科学技术群体的重大突破为前提,以武器装备水平的大幅提高为基础,逐次引发作战理论、教育训练及组织结构发生相应变革。

而中国没有首先具备军事变革的物质技术条件,武器装备水平处于落后的状况,或者说,中国军事变革的客观物质基础还十分欠缺。

这种情况要求中国军事变革必须采取超常规发起方式,即:战略指导具有科学的前瞻性。

强调以战略指导思想的变革为先导,牵引包括军事科技、武器装备在内的军事领域其他要素的相继变革。

1993年我军军事斗争准备基点转变时,从全军情况看,部队训练主要项目仍包括拼刺刀、投手榴弹,主战装备仍处于相当落后的状况。

然而,在这样的水平上,中央军委果断要求全军准备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

这种战略指导具有鲜明的理论超常性和前瞻性,已引起中国军事领域一系列变化,并成为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理论号角。

正确认识这种区别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不能等待物质技术条件完全成熟后再进行。

如果过于参照西方强国、尤其是美国军事变革的样式,过于强调物质技术基础和条件,只能阻碍中国军事变革的发生与发展,最终被世界军事发展的历史潮流远远抛在后面。

二是超常规发起军事变革后,中国必须最大限度地创造和补足军事变革物质技术条件。

如果过于强调自身的特色,过于强调中国的具体情况,而忽视军事变革的基本组成要素,违反军事变革的内在规律,也会导致中国军事变革因物质技术条件的不足而中断甚至夭折。

四、起始状态的后发性(中西方军事变革起始状态不同) 所谓起始状态不同,主要是指西方军事强国处于军事变革的先发位置,中国处于军事变革的后发位置。

需要强调的是,先发与后发,不仅仅是时间概念,更重要的是状态概念。

美军是在总体高度机械化的基础上向信息化战争时代变革,我军是在总体半机械化的基础上向信息化战争时代变革,还没有进入机械化高级发展阶段,处于严重的落后状态。

充分认识这种区别,有助于我们努力克服后发的劣势和充分发挥后发的优势。

后发具有一定的劣势:启动晚,差距大,伴有相当程度的被动性。

但是,后发仍有相对的优势。

军事变革历史表明,变革的率先者就是探路者,探路的过程就是以艰辛而漫长的努力、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甚至多走弯路的代价,来寻找正确的军事变革道路。

中国军事变革的后发优势在于,可以借鉴或直接获取西方军事变革的成果和经验,避开率先者所走过的弯路,从而结合自己的特点,直接进入正确的变革轨道。

充分发挥这种后发优势,防止把优势变成劣势,必须格外强调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战略规划,战略失误,是最大的失误,也是最大的浪费,更是无法挽救和弥补的损失。

五、运行方式的跨越性(中西方军事变革运行方式不同) 中国军事变革既然处于后发状态,既然与西方军事强国存在一个道路差,就必然面对运行方式的选择问题:是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军事变革或军队建设的全部道路,还是努力跨越其某一发展阶段或发展步骤。

无疑,中国军事变革选择了跨越式发展方式。

把跨越式发展作为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因为西方军事变革,尤其美国军事变革,包括其军队建设,不具备跨越式发展的条件和特征。

跨越式发展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可以采取的常规方式,而是人类社会,包括军事领域中事物运行和发展的一种超常规方式,其对应方式为循序跟进式发展,或称按部就班式发展。

它发生于落后者与领先者的相对运动过程中。

跨越式发展最根本的前提是必须具有跨越的参照系,即跨越什么,自己是不能跨越自己的。

领先者通常处于探索和开辟道路的位置,没有跨越式发展的任何参照系,所以不存在跨越问题。

因此,美军的发展方式更多表现为“开拓式”或“探索式”。

跨越式发展是落后者独有的发展方式,也是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独有优势和重要特征之一。

以跨越式方式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必须清醒地认识和正确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必须在较高起点上推进机械化、信息化建设,使我军的火力、机动力和信息能力协调发展。

这就要求我们努力跨越机械化发展的某些阶段,也要努力跨越信息化发展的某些阶段。

二是必须吸取发达国家军队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失误的教训,尽可能少走弯路。

三是必须针对西方军事强国的“反跨越机制”,加强自主创新的跨越能力。

所谓“反跨越机制”是指西方军事强国为了最大限度地拉开与落后者的差距(通常在武器装备水平上保持一至二代的差距),采取技术封锁、控制技术转让、全力垄断最新军事科技和武器装备等措施,使落后者减缓跨越步伐和降低跨越幅度。

对此,我军建设必须格外强调自主创新能力,最大限度地跟踪世界军事科技发展前沿,否则,虽然跨越,但难以缩短差距。

六、积累基础的欠缺性(中西方军事变革的积累基础不同) 所谓积累基础不同,集中表现为中国与西方强国的综合国力,或者说以军事实力为核心的国家战略能力的不同。

这种不同有着十分复杂的历史原因,除新中国诞生的物质基础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外,也有一些不容忽视的原因。

当美国等西方军事强国持续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时候,中国军事处于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尽管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是当时中国军事的主线,尽管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下,我军始终没有放松战争准备,尽管完成了“两弹一星”等伟大事业,为今天的军事变革打下了相关的基础,但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军事领域遭受了重大挫折。

同时,中国军队建设的社会环境遭到毁灭性破坏,经济停滞、科技停滞,中国众多杰出的科技人才遭到迫害。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中国全面改革开放。

然而,中国军队又进入了“自我保障、自我发展”的轨道。

就在我军“一保装备,二保生活”,在困难和忍耐中求发展的同时,世界军事领域发生了一场极其深刻的新军事变革。

不进则退。

海湾战争及以后的几场局部战争使我军看到:与西方军队的差距已越来越大,不仅存在第一个道路差——机械化高级发展阶段,而且出现了第二个道路差——信息化初级阶段。

即中国军队不仅在打典型的大规模机械化战争方面与美军有差距,在打初级信息化局部战争方面也存在着严重差距。

充分认识这种区别,有助于我们增强责任感、危机感和紧迫感。

中国与西方国家相比,经济建设和军队建设都存在着差距,军队建设的差距更大。

重要的是,后者更直接涉及到国家的安全与发展。

因此,必须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七、经济环境的过渡性(中西方军事变革经济环境不同)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军事变革,是在市场经济条件相当成熟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不存在军事变革与社会经济转型之间的较大矛盾,表现为军事领域的“单一变革”。

而中国的军事变革是在整个社会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环境中进行的,军事变革与社会经济转型几乎同时进行,表现为军事领域与社会领域的“双重变革”。

社会经济环境的过渡性,必然表现为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和不成熟性,必然使中国军事变革将面临诸多西方国家军事变革未能遇到的困难。

充分认识这种重大区别,目的在于把握两个重要的环节。

一是在社会经济环境发生重大转型背景下推进军事变革,整个国家将承受多个重大领域变革的艰巨任务。

国家必须对包括军事变革在内的整个国家社会变革进行总体筹划,把军事变革纳入国家总体建设和改革的大框架之内,使军事变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的变革相配套,军事变革与社会变革相协调,否则,军事变革乃至整个社会变革都会走上弯路。

二是社会变革是军事变革的基础环境,离开这一环境或客观物质技术基础,军事变革就会失去持续发展的根本条件。

因此,在社会总体变革的历史阶段内,军事变革不能超出社会变革成果的承受能力,这对于军事变革和国家整体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八、组织领导的坚强性(中西方军事变革领导力量不同) 美国等西方国家军事变革,就组织领导而言,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严格地讲,美国的军事变革是自下而上推动的,即先由军界中层力量倡导,逐步由最高决策层推动。

在这个过程中,每一项重大决策都受到社会各种力量、各种利益集团的严重干预和制约,甚至成为反对派攻击执政党的重要把柄。

中国军事变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变革,从一开始由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决策层发起,具有自上而下积极推进的重要特征。

党的坚强领导,与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是中国军事变革区别于其他国家军事变革的鲜明优势,也是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得以顺利进行的根本组织领导保证和制度保证。

充分认识这种区别,目的在于充分发挥中国军事变革鲜明的政治优势和组织领导优势。

一是必须充分发挥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统一调动和协调全国各方面的力量,对军事变革和社会变革的总体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为加快实现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二是必须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传统优势。

三是必须充分发挥中国军事领域特有的政治优势。

党对军事变革的领导,是通过党在军事领域的思想、政治、组织工作来实现的。

因此,必须加强军事领域的思想政治建设,保证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正确政治方向,保证在军事变革历史过程中全军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保证党、国家和军队关于军事变革一系列重大方针和决策的贯彻执行,保证人民军队变革不变色,变革不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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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三观”,自觉遵守自律准则。

一、什么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概念大家都知道,我不再赘述。

下面我举几个例子着重说明什么是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大家都读过,在这部影响巨大的名著中,奥斯特洛夫斯基写道:“人,最宝贵的是生命。

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人生观。

这是典型人生观的表述,这也是基本的人生观问题,实质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时时刻刻面临着来回答自己的一生怎么度过的问题。

伟大的主义战士雷锋这样看待人生: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服务的事业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服务的事业中去。

这是雷锋的人生观,活着就要为服务。

与进步的革命的人生观相反,也存在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腐朽没落颓废的人生观,比如有一种人生观就是“人生苦短、及时行乐”,雷锋说生命是有限的,这个人生观也说生命是有限的,但结论不一样,这个结论是:人生这么短暂,赶紧及时行乐吧。

就不讲奉献,而是只讲享受。

还有一种人生观,是极端利己主义的,叫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活着干什么呢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就是为了财。

对待金钱的态度,它也反映了一个人的人生观,也反映了一个人的价值观。

对待金钱,有的人认为“金钱万能,有钱能使鬼推磨”;但另外还有人认为不是这样,就是人不能把金钱带入坟墓,但金钱却能把人带入坟墓。

这就是对金钱的态度,也是反映了人生观。

  价值观就更丰富了、更具体了。

匈牙利著名爱国诗人裴多菲有一首广为流传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故,二者皆可抛。

他把生命、爱情、三种都极其珍贵的东西进行了比较,结论是具有最高的价值,为了,生命和爱情都可以扔掉,这就是价值观,他回答什么最值得的。

这就是裴多菲的价值观。

革命先烈夏明翰在奔赴刑场时大义凛然地喊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豪言壮语。

在党人看来,主义,也就是我们的信仰,比自己的生命都珍贵,“主义”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

孙中山先生主张“天下为公”,这是他的理念,也是一种价值观。

毛主席在《为服务》这篇文章中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为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替而死,替剥削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这里讲的是生死观,实际上也是价值观,就是回答怎样死是值得的,怎样死是不值得的。

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不是空泛的大道理,不是虚幻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如影相随、伴我们终生的东西。

只要是个活着的人,只要你有思想,你就受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支配,无非是你受什么样的世界观、什么样的人生观和什么样的价值观的支配。

二、要树立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在座的各位同志大都是刚刚离开校门,刚刚踏入社会,树立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大家今后一生的影响是很大的。

通过多年的学习,大家对树立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问题也早有思考。

从大的方面说,大家肯定说要树立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从小的方面具体讲,我想结合我个人的体会和大家交流一下我对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在世界观方面,我认为一定要尊重客观,顺应潮流,改造自我,与时俱进。

这是我在世界观方面所奉行的准则。

为什么要尊重客观

因为一个人只能尊重客观,认识客观。

客观就是世界,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你只能去认识它,去适应它。

要顺应潮流,孙中山讲世界之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人要顺着潮流,这也是个世界观,你不能逆着潮流来。

现在我们全国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我们宿豫要在全率先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这都是潮流,如果不跟着这个潮流,那就是世界观出了问题。

在世界观和自我之间,自己的主观要适应客观世界,如果不适应就要改造自我,使自己适应客观,不能倒过来,让世界按照我的意志来运转,那是不可能的。

历史上任何一个逆历史潮流的人下场都不好,最终都要自取灭亡,具体就不多讲。

同时,还要做到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步伐,否则就要落后,就要被社会淘汰。

在人生观方面,为服务是我们基本的人生观,这不是空话大话,我们作为国家公职人员,为老百姓服务是我们的本职。

那么怎么为服务,具体到点上,就是要做到忠于职守,爱岗敬业。

我们现在要打造的服务型,也就是说的职能就是服务,那么内的所有岗位的落脚点就是服务众,我们作为履行具体岗位职责的同志,只要把本职工作做好就是做到了为服务,当然有的人是直接面对众,有的人是间接面对众,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为众服务都是为服务。

同时,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在社会上还要扮演好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比如要在自己的父母面前做一个好子女,在子女面前做个好父亲,在妻子面前要做个好丈夫,在上级面前做个好下级,在下级面前做个好上级。

我现在是一名组工干部,我就要严格按照上级要求树好组工干部形象,大家是财政工作人员,就要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努力做好本职工作,树好自身形象。

我们都按照这些方面去做,人生观也就解决了。

把这几个角色都做好是不容易的,把这几个角色都做好那就是为他人谋利益的,就是一个很高尚的人。

在价值观方面,我认为最值得追求的就是所谓三不朽:就是古人讲的立德、立功、立言。

所谓立德,就是在道德上一定要达到很高的境界,任何时候都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所谓立功,就是做事,就是干事创业。

说“不求做大官,只求做大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岗位,这个岗位就是事业的平台,要在自己所从事的岗位上做出成绩,这才是大家现在要追求的目标。

所谓立言,就是我们的一些理念、一些想法能够成立,能够留下来,能够发生作用,发生影响。

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就是这个道理。

三、如何树立正确的“三观”做好今后的工作

怎样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如何做好今后的工作

这是我今天重点要和大家探讨的内容。

毛主席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头脑中固有的吗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都不是。

人的正确思想,不是我们头脑中固有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靠我们的学习、实践形成的,特别是在艰苦复杂的环境中实践考验形成的。

因此,我们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离不开工作实践,要在今后的工作实践当中体现出来。

一要高度重视学习。

有知识的人,知识比较丰富的人,是精神比较饱满的人,是充实的人,很少发生精神空虚的现象。

反过来说,不学习就容易精神空虚。

读好书就是同高尚的人谈话,读书使人充实,读书使人聪明,读书使人努力,读书使人高尚。

那么我们要读哪些书呢,这里我认为没有必要千篇一律,只要是能增长我们知识的书我觉得都可以读,要养成爱读书的习惯,一个人只有知识很丰富,境界才高尚。

同时,学习的目的应当是多层次的,也就是说,学习不仅是为了增加知识,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明事理,为了提升精神境界。

毛主席说,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但精神境界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学习和实践中培养和塑造的。

讲正气,必须养正气,加强修养就要不断地学习和读书,知识多了,本领就会增大,精神境界就会提高。

一个不读书、不学习的人,必然会鼠目寸光、趣味低下。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形势,一些人之所以犯错误,甚至犯罪,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不读书、不学习,不注意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

学习是完善自我的一个重要途径,人只有不断学习,不断升华自己,最后才能不断达到崭新的境界。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们都有追求的愿望,都有完善自己的愿望,怎么完善,只有学习,学习有用的东西,学习好的东西来完善自我。

二要坚定理想信念。

这里先给大家讲个故事:一场突然而来的沙漠风暴使一位旅行者迷失了前进方向。

更可怕的是,旅行者装水和干粮的背包也被风暴卷走了。

他翻遍身上所有的口袋,找到了一个青青的苹果。

“啊,我还有一个苹果

”旅行者惊喜地叫着。

他紧握着那个苹果,独自在沙漠中寻找出路。

每当干渴、饥饿、疲乏袭来的时候,他都要看一看手中的苹果,抿一抿干裂的嘴唇,陡然又会增添不少力量。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

第三天,旅行者终于走出了荒漠。

那个他始终未曾咬过一口的青苹果,已干巴得不成样子,他却宝贝似地一直紧攥在手里。

在深深赞叹旅行者之余,人们不禁感到惊讶:一个表面上看来是多么微不足道的青苹果,竟然会有如此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

是的,这是信念的力量

这是精神的力量

信念,是成功的起点,是托起人生大厦的坚强支柱。

在人生的旅途中,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事随人愿。

有的人身躯可能先天不足或后天病残,但他却能成为生活的强者,创造出常人难以创造的奇迹,这靠的就是信念。

对一个有志者来说,信念是立身的法宝和希望的长河。

信念的力量在于即使身处逆境,亦能帮助你扬起前进的风帆;信念的伟大在于即使遭遇不幸,亦能召唤你鼓起生活的勇气。

信念,是保证一生追求目标成功的内在驱动力。

在座的每位同志都有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理想一直都在努力奋斗,在这里我要说的就是,一定要坚定信念,只有坚定信念才能实现理想。

作为从事国家公务的人员,确立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还要勇于面对考验,能经受住严峻的考验,考验越严峻,越能显示出一个人的本色,越能检验出理想信念的根基牢不牢。

三要树立良好心态。

俗话说心态决定命运,心态决定成败,心态决定一切,当前要树立什么样的心态呢

提出阳光心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那么阳光心态具体指的是什么

清华大学有个专家——吴维库博士,他有一本很有影响力的著作——《阳光心态》,推荐大家读一读。

在这本书里,他系统阐述了什么是阳光心态,如何在繁忙复杂的工作、节奏紧凑的生活、度的压力下,通过树立阳光心态,让自己学会调整、改变和驾驭自己的心态,避开心理误区,以积极的心态应对人生的一切艰难险阻,从而改变人生的现状,创造崭新的生活,成为真正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

这里我先向大家简要介绍一下阳光心态。

  1、不能改变环境就适应环境。

先讲一个小故事:从前,在还没有发明鞋子以前,人们都赤着脚走路,脚被扎被磨的痛苦。

某个国家,有位大臣为了取悦国王,把国王所有的间都铺上了牛皮,国王踩在牛皮地毯上,感觉双脚舒服极了。

国王下令,把全国各地的路都铺上牛皮。

众大臣听了国王的话都一筹莫展,知道这实在比登天还难。

即便杀尽国内所有的牛,也凑不到足够的牛皮来铺路,而且由此花费的金钱、动用的人力更不知有多少。

正在大臣们绞尽脑汁想如何劝说国王改变主意时,一个聪明的大臣建议说:大王可以试着用牛皮将脚包起来,再拴上一条绳子捆紧,大王的脚就不会受痛苦了。

国王听了很惊讶,便收回命令,采纳了建议,于是,鞋子就这样发明了出来。

改变自己的脚,去适应整个世界。

大家刚刚走出校门,机关的环境与学校相比差异很大,那么大家是要试图改变机关的环境,让机关适应你,还是自己去主动适应现在的工作环境呢

  2、不能改变别人就改变自己。

鲁迅先生为了改变国人的麻木的思想,毅然弃医从文,用敏锐犀利的文字去震撼国人沉睡的灵魂,他艰难地跋涉在干涸的精神大漠。

心若改变,态度就会改变;态度改变,习惯就改变;习惯改变,人生就会改变。

大家在工作中会与很多人打交道,包括领导、同事和服务对象,并不能每个人都会是你想的那样,那么这个时候你是去试图改变对方,还是改变自己呢

  3、不能改变事情就改变对事情的态度。

有这样一个老太太,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染布的,二儿子是伞的。

她整天为两个儿子发愁,天一下雨,就为大儿子发愁,因为愁大儿子不能晒布了;天一放晴,她又为二儿子发愁,因为天不下雨二儿子的伞就不出去。

老太太天天愁哇,没有一天开心日子,疾病缠身。

一位智者对她说,你反过来想一想,天一下雨,你就为二儿子高兴,因为他能出伞了;天一放晴,你又为大儿子高兴,因为他可以晒布了。

老太太一想,有道理,从此,她天天高兴了。

将来,大家会遇到许许多多的事情,喜怒哀乐都会有,那么从这个故事当中你能得到哪些启发呢

4、不能向上比较就向下比较。

人什么时候会快乐?当发现别人比自己差的时候。

虽然自己有不尽如人意的事情,但是同更倒霉的人相比,自己还是幸运的。

当你抱怨因贫穷而没有鞋穿的时候,有人还没有脚呢。

把眼光放低一点,学会俯视,多往下比一比,生活想必会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满足。

我们提倡的是,人往高处走,眼睛向下看。

在座的各位现在都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不久的将来肯定会有的人进步比较快,有的人进步相对慢一点,这个时候进步慢的如果只是盯着进步快的,心里肯定不舒服,整体抱怨,心情肯定不舒服。

这个时候如果换个角度,也许心情就会好多了。

这里简要介绍一下如何树立阳光心态,大家有兴趣的话自己可以找找这本书好好看看,希望大家都能树立阳光心态,有一个充满阳光的生活。

四要提升道德情操。

一个人高尚不高尚,要看道德高尚不高尚,一个人有没有气节,有没有操守,主要是看他的道德气节、道德操守,良好的道德操守是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最经常的反映和折射。

有的人很缺德,一个缺德的人根本就不配做党员,不配做国家公务人员,更不可能谈得上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古人提出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说的就是不能随波逐流。

作为刚刚踏上工作岗位的国家公务人员要特别重视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关键要学会做人。

首先要做个老实人。

要以诚为本,为人要表里一样,自觉做到人前人后一个样,对人对已一个样,对上对下一个样,不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作风,不搞对人一套,对已一套的双重标准;以实为本,要自觉坚持实事求是,努力使自己的思想言行符合客观实际,能经得起实践、时间和历史的检验,以及个人党性、良心的检验。

其次要提高品位。

做到境界要高,眼界要广,胸怀要宽。

再次要注意小节。

作为国家公务人员,大家今后要管好自己的工作圈、生活圈、社交圈这“三圈”,始终坚持以俭养德,时刻检点自己,保持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

思想是行动的源泉:一、清正廉洁须防患于未然主义哲学观强调了人的意识的反作用力,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优良的精神文化是指引和约束具体行为的强大动力。

反腐倡廉工作一直是推动党风廉政建设的重点,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个人思想道德品质的深度考验。

二、清正廉洁与职业道德溶为一体职业道德是各行各业的行动指南,财务人员的清正廉洁体现于职业道德规范之中,是经济利益对财务工作的要求,是指导财务人员具体实践的引路明灯。

三、清正廉洁重在落实、贵在坚持廉政的基本内涵是:'廉'为'政'服务,'政'以'廉'长存。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是我们必须坚持的重要任务,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健全防腐体系的必然要求。

如何做好

一是率先垂范,时刻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从严明纪律抓起,我将率先按照《准则》要求自己,按照《条例》约束自己,严格遵守党规党纪,坚决拥护党的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使纪律立起来、严起来,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以严肃的纪律保证分管的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二是加强监管,确保管党治党责任落到实处。

强化《》意识,突出责任担当,以《准则》和《条例》为标尺,进一步严明纪律、严格工作程序,加强对分管部门和单位党员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领出好班子、带出好队伍、激发正能量,努力在经济解困和转型发展中大有作为。

积极支持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不回避、不袒护。

三是围绕大局,积极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紧紧围绕全工作大局,学习贯彻《准则》和《条例》,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指导和推动分管的各项工作。

紧紧围绕委'调整结构、优化产业、大上项目、促进转型'和发展'五大产业'的战略部署,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积极作为,为实现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廉洁自律准则学习心得体会(四)近日,中国党印发了《中国党廉洁自律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和《中国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全面从严治党树立了道德高线和纪律底线,备受各界关注。

作为一名纪检监察干部,第一时间'咀嚼'了新《准则》和《条例》,得出以下几点深刻体会。

新《准则》修订完善 '尺度大',对党员干部提出了更高更严要求

我想知道余秋雨在同济大学讲座过几次,主题分别是什么

我想知道怎么提前知道他在什么大学讲座的办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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