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史读后感
读中国古代文化史有感法律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产物而不是从来就有。
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的中国，在大约公元前5000年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产生了父权家长制。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私有制的产生，导致贫富分化，阶级差异明显，平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
频繁的氏族部落战争，产生了法律，也促进了华夏民族的融合。
中国法律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和中国的社会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其独特的特点。
约公元前21世纪，禹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一种前所未有的奴隶制法律体系建立起来。
继夏而兴的商，继承并发展了此种法律体系，并将神权法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但夏商仍处于习惯法阶段，并没有进入成文法阶段。
夏商以“恭行天罚”，“天讨”的神权思想作为法律的思想基础。
利用宗教神灵控制社会，宣扬“君权神授”，“王权神佑”，以国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是秉承天意来统治人世的，目的在于是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政权合法化和神圣化，并赋予统治阶级的代表—国王以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
《尚书 召诰》曰：“有夏服天命。
”原始自然宗教与阶级社会有政治目的的天神崇拜与祖先崇拜相结合的产物—神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灭商后建立了周朝。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殷商的天道观已受到较大冲击。
统治者不再宣称王是天帝的化身，而代之以“天只赞助有德”之人。
总结了商朝重刑辟招致亡国的历史教训，结合在镇压三监叛乱中的实践认识，为了建立和巩固周朝对全国的稳定统治，在“以德配天”思想的指导下，西周统治者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法制原则。
中国古人重视祭祀，周公“制礼作乐”，将夏商的礼发展成一套以维护宗教等级制为核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也就是“周礼”。
利用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礼”实行统治，亦即“礼治”，也是西周的一大特色。
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变化，秦朝在统一天下后，为了保证法律的统一适用，废除了六国各自的法律，使“法律由一统”。
在巩固皇权专制的前提下，无论是嬴政还是韩非，李斯都极力奉行“缘法而治”的思想，厉行法治。
从出土地睡虎地秦简可以看出，秦朝制定法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然而秦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奉行法家的治国原则。
在重刑主义理论指导下，秦王朝承袭奴隶制的酷刑，给广大群众带来深重灾难，最终点燃了农民起义的烈火，公元前202年，经过五年楚汉战争汉高祖刘邦在秦帝国倒塌的烈火中建立了统一的地主阶级中央集权国家—西汉。
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一向蔑视儒家的庶民皇帝刘邦采纳陆贾“无为”理论，为西汉以儒为本的正统法律思想的建立做了铺垫。
从220年曹丕称帝至581年杨坚建立隋朝，政权不断更迭，但都操于士族豪门地主手中，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制度，面对复杂矛盾的局面各统治集团都重视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一时期立法频繁，律学发达，成为上承秦汉，下开隋唐的历史阶段。
隋朝沿革了汉魏以来的法律形式，《开皇律》是其代表作。
至唐初，统治者认为礼与法各有侧重，主张治国必须礼法结合，缺一不可。
他们特别强调法律内容要统一，简约和稳定。
法律内容需保持一致，避免参差，否则会损害法制，不利于治国。
司法也是重中之重，并集中在慎重刑罚方面，唐太宗要求司法官大公无私，做到“法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
唐律处处体现礼的精神，还用法维护礼，君权，父权和父权得到了切实的保护。
所以后人评说唐律是“一准乎礼”。
继唐而起的宋朝法制较唐有进一步的发展。
可以将宋朝的立法思想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北宋初年至仁宗末年，立法主要在肯定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第二阶段至北宋末，法律主要用来摆脱财政危机；第三阶段也就是理学发展完备，“因时适变，度时制法”成为指导思想。
宋朝的统治者十分重视法律，他们参与立法，倡导律学考试，注重官员的法律素养。
皇帝对法律的重视引起了社会价值的重大变化，争言法令成为一种时尚，以至于“天下争诵法令”。
这是宋代社会的特色。
到了明朝，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又一次出现。
明朝以元亡为鉴，提出了“刑乱国用重典”的法制指导思想。
但这也并非是百世通行的治平之道。
对“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中国传统法制指导思想，明朝统治者也可谓心领神会。
他们虽有“重典治乱”表象的一面，但在实质层面上，更注重传统儒学与伦理纲常的教化作用。
在他们看来，法律是推行教化的必要措施。
教化与刑罚不应有主辅之分。
满族入关后，为笼络汉人，全面继承明朝法制。
清统治者在“首崇满洲”的基础上主张“满汉一体”但对于汉族知识分子与官吏又极为猜忌，对其言行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其吹毛求疵的程度为历代所罕见。
自1840年，中国由封建社会步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法律制度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
以大陆法系为主的西方法律原则和立法体例开始移植到中国，并与中国的某些传统相结合，使中国的法律制度逐渐纳入到世界近代法制的框架中。
1905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后，十四个省宣告独立，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宣告成立。
虽然由于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使得南京政府犹如昙花一现，仅仅存在了3个月，但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仍积极进行法制建设，先后制定和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约法》和其他一系列革命法令，改革司法制度，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光辉的法制篇章。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99年这50年时间里法制的发展，包括宪法，民法和经济法律，刑事法律，行政法律和诉讼法律制度的发展。
新中国法制的发展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改革开放后，新中国的法制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一些重要的基本法律的相继制定和颁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逐步健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制度进一步发展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古代中国政治家读后感100字
读后感之家：《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1200字 每当大家滔滔不绝地谈论中国历代政治时，“封建君主专制”总是第一个被引用的词眼。
我们已经习惯于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古代政治是不堪回首的往事，尤其在近代经历过黑暗的侵略史后，更全盘否定了古代政治制度的光辉之处。
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作者钱穆向大家说明了几千年的中国政治史也有它争奇斗艳的一面，让我们对古代政治有了另外的感悟。
中国过去的政治纵要说它专制，也不能不认为这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开明专制，它自有制度，自有法律，并不全由皇帝一人的意志决定一切。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政治主要是两条线，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皇权与相权之争，这两股力量的交锋相错最终是中央战胜地方形成中央集权，皇权打败了相权导致丞相被废除。
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领土之大，人口之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难以滋养民主制度的土壤。
我们更应该了解古代政治并非真是极端的君主专制。
汉代的中央政府里面三公九卿，唐代的三省分制划分了中央的权力，并且各机构之间互相牵制，就是皇上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也不能随意发号施令，如果他真要一意孤行，那么终究是要被历史淘汰的。
唐代皇上颁发命令需要先由中书省制定，门下省审批，最后由尚书省执行。
就是封建专制严重的清代，也只能说是部族专制，仍非皇帝专制。
因为皇帝个人并没有掌握整个主权，皇帝只是代替了宰相的一部分权力。
我们也许不曾知道明制常朝有两种：一种叫御殿，即在大殿内朝会议事；一种叫御门，即到奉天门，让老百姓也可以见面说话。
清朝故宫的午门是预备皇帝和民众见面的阳台。
这样的古代制度类似我们今天民主政治的踪影。
所以，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我们不能一言以蔽之，把它批得一无是处。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存在冗官现象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宋代冗兵冗官现象严重是导致其衰败的重要原因，明代时期也同时存在这样的问题。
明制地方行政制度最低一级是县，县上面是府和州，又往上是省，即承宣布政使司，这三级之后还有三个分司。
这样纷繁复杂的行政体系导致行政效率低下。
对比起今天中国当今的行政部门也隐藏同样的问题，部门之多，职责不明确，责任推诿。
所以中国之将来，是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来简化，继续彻底地进行政治改革，不再重蹈历史的覆辙。
一项好制度，若能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要后代人来努力改善，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永久下去，才使我们在政治上勇往直前。
制度也只是历史事项中的一目，人类整部历史便没有百年不变的，每项制度之变有其可变的限度，在变动中导出它不变的本源。
纵观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每当改朝换代之后总会有新的制度来统治新的时代，不断地寻求与本时代相适应的制度。
所以当我们回首历史时，我们应该以正确的历史观评价历史，而不是一味地否定或肯定。
同时我们更明白事物是变化发展的，只有与时俱进，找到符合实际的才是最好的。
中国古代历史观后感2000字数
一部颠覆传统历史的巨作大秦帝国 事隔一年，终于看完了这历史剧，尽管结尾是意料之中的，但还是觉得有些无法接受。
眼睁睁的看着秦国从商鞅变法开始历经六代君王而崛起的帝国就这样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就走向了灭亡。
最后一部看着很教人难受，功臣一个个惨死，阴谋一步步得逞，心里一直都在期望能有人站出来阻止赵高胡亥的胡作非为。
假如扶苏没有自杀，假如蒙恬不那么温顺的不顾真假的听从王命，假如李斯能在最后关头清醒过来杀掉赵高重新拥立一个新的皇帝，结局是否就能改变呢
也许能有秦五世秦六世甚至十几世的出现，但恐怕终究也逃不过最后一亡。
正如同已经灭亡的六国一样。
秦国一统天下是有其偶然性的。
可以看到，每个国家的灭亡其实都可以归咎到君主身上。
但凡遇到明君，则国家可以改革图强，一旦遇到昏君，则很快就能耗空国力。
即使秦国的商鞅变法其改革深度远大于六国，并且整个国家是一个法治完备的国家，但君王的权力仍然是超越一切的，所以即使明君如嬴政也有昏头发“逐客令”的时候。
所以，秦国的强大，依然依靠的是君主的个人能力。
所幸的是，秦国的运气真的比六国要好。
秦孝公以后的一百四十年六代君王中，平庸者只有三个，并且这三人加起来的执政时间才不过八年，像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昭王、嬴政这种雄主加起来的执政时间有一百三十二年之久。
老王暮政也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时期，而在秦国，除了在秦昭王执政五十六年的末期确有暮政之险以外，其他英明的君主几乎都是在英年去世的。
而且几乎就是活活给公务累死的。
终于，在如嬴政这般千古难遇的一代明主去世以后，秦帝国终于遇到了一个有史以来最昏庸的君王，从而使得奸臣得道，功臣殉国，不到三年竟然就灭亡了。
眼看着历史进入了一个倒退期，商鞅变法以来所建立的法治大道完全被破坏，帝国所积累的财富、大的工程也尽数被摧毁，真是教人无比心痛
唯一感到欣慰的是西汉建立以后实际上是恢复了很多嬴政统一天下以后的制度，使得中华文明得以延续下去。
虽然是部小说，但它却蕴含着深刻的历史观点，并处处以正史做解释。
忽然发现，学习历史的时候，只知道一个历史事实而却不知道其背后的故事和原因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真希望孙老师可以接着楚汉之争继续写下去，好让我重新学习一次历史。
中国古代官僚制度
始于魏晋以来的九品.中华文化--中国古品制度 中国古代官制中着两类官职：一类具有实际职能，另一类则代表官僚的品位高下。
秦汉以降，历代品位性等级的形态、来源，品位性官职的数量、类别纷繁复杂并且因时而异，其每一细微变化都可以折射出相关政治变迁，解析其中的原因可以显示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一些重要特点。
秦汉官僚的头衔相当简洁，大多不过一官而已。
像“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这样的头衔是很希罕的。
但汉以后就不同了，官僚的头衔叠床架屋，诸如“使持节侍中都督南徐兖北徐南兖青冀六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南徐州刺史竟陵□开国公”、“使持节特进侍中太尉公尚书令都督冀定沧瀛幽殷并肆云朔十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并肆汾大行台仆射领六州九（大）酋长大都督散骑常侍御史中尉领领左右驸马都尉南赵郡开国公”之类官僚结衔，看得人眼花缭乱。
就算魏晋以后的官儿比秦汉能干，兼治十数职毕竟勉为其难。
其实这成堆的官衔各有不同性质，并不一定都对应着一份差事，许多不过用来增添荣耀、加重资望及赋予待遇而已。
例如“侍中”、“散骑常侍”就是加号，加之者得以佩貂珥蝉，神气多了。
“特进”也是加衔，由此朝会时班次就可以进至三公之下了。
加“开府仪同三司”则可开设府署、辟召掾属，享受和三公同等的礼仪。
“骠骑大将军”并不是军职而是军阶，称“军阶”也只是因其名为武号而已，文官也常用“某某将军”标志位阶。
散官“左光禄大夫”用于标志文官位阶，在北朝武职也能获得。
此外上述头衔中还包括兼衔、爵号等等。
这时官僚的业绩未必超迈秦汉，可资夸耀的官号却五光十色、琳琅满目了。
这样看来，中国古代的职类结构中至少存在着两类官职：一类承担兵刑钱谷、监察考选等等实际行政职能，另一类则主要用于安排官僚品位高下，属“品位性职类”。
后一类官号的权责规定有时只是徒具其名，但它们却具有不容忽视的品位意义：用于增添资望、赋予待遇、确认品阶，以及提供起家官职或迁转阶梯，提供候选、储才或安排冗散之位。
前面征举的长串官衔，其中有许多就是这类官号。
当然，在职能性和品位性官职之间，也存在大量既有职能、又有很浓的品位色彩的官。
品位性官职进一步发展，就形成了散阶制，这在唐宋时期尤为突出。
以唐制为例，其时文武散阶分别由文武散官构成。
文武散阶都是29阶，分别以“大夫”、“郎”或“将军”、“校尉”等为名。
粗通古代史的人都会知道，这些大夫、将军等已不再是官职了，只是标志等级的阶号，好像近代的军衔。
散阶和职事官阶并不一致，为此还发展出了“行”、“守”等术语以规范之。
在入仕之初，官员首先获得的是散阶；在任满解职的时候，散阶依然维系着官员品级；在授予职事官时，散阶高低是必须考虑的因素。
曾有众多待遇从属于散阶，例如薪俸、给田免课、刑罚、班序、车舆、衣服等，此外还涉及致仕、封爵、置媵、营缮、丧葬、谥议等方面的待遇。
北宋前期一度以“寄禄官”为阶官。
唐宋的叙阶及进阶制度，繁复得让人眼晕。
现代文官等级制中，依据品位的分等和职位的分等，构成了两种不同类型。
品位的分等是针对人员资历品级的分等，表现为跟人走的官阶；职位的分等则仅仅针对岗位权责确定报酬、划分等级，此外就别无官阶了。
唐宋的“阶职分立制”，显属品位分等。
传统文官等级制乍一看来好像很简单：秦汉用“若干石”的禄秩，魏晋以降用九品官品，如此而已。
其实不然。
禄秩或九品仅仅是级差而已，透过“品位—职位”视角，我们能看到多得多的东西。
阶官与职事官都用九品来标志高下，但对于前者，九品是个人的位阶；对于后者，九品是职位的等级，这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于是第一，职位本身的高低构成了序列；第二，个人的官阶高低构成了又一序列。
如果由“品位”继续说下去，则还有第三，作为“品位”而被运用的各色官号、名位、加衔、兼职等等，事实也是等级制的重要部分，往往构成了或清晰、或模糊的序列，对应着不同地位待遇。
进而还有第四，级差本身也可能用如品位。
比如说吧，汉代的官僚待遇有一些逐渐与禄秩等级相应了，如六百石以上官有免役权、“先请”权，二千石以上官有任子权。
比起权益只和具体职位挂钩的做法，待遇依品级而定则品位分等色彩就浓厚了一些。
后代也有大量官僚特权以官品为差。
清代的“加某品衔”、“加某品服俸”，等于是把官品本身用如品位了。
此外还有第五，勋官、封爵的等级虽非官阶，但无疑也具有某种品位功能。
历代王朝中这些因素形形色色、错综交织，且不断发生着各种变异，呈现为不同格局。
甲骨文和金文中一般情况是一人一官，那么也许有人就会用“早期特征”解释秦汉的官衔简练。
南北朝的官僚迁转，有时就能看到各种官衔的此升彼降：某人迁某官步子过大了，就略降其另一衔号以资微调，以更精确地确认这位官僚的品级。
古人札记记述，元明的官衔有多达200多字的。
传统的等级与职类安排的演进，不仅体现在职能分工的日益细密上，还体现在权益分配、品位设置的日益复杂化上。
不过若把品位的复杂化仅仅看成一个线性进程，也未尽然。
比如说，不妨认为周代官员都拥有两个基本官称，司马、司寇、右师、大史什么的当然应该看成职事；而被后儒称为“内爵”的卿、大夫、士序列，看来就有从属个人的“品位”意味了。
《周礼》对某官用中大夫、下大夫还是用上士、中士、下士，都有明确规定。
在世卿世禄的贵族制下，“内爵”等级首先取决于宗法身份，各色礼遇权益大都附丽于爵级。
这种独立于官职的“内爵”，可以视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品位分等。
秦汉用“若干石”禄秩来标志官僚等级，而禄秩有一个突出特点，它很大程度上是附丽于职位的：居其职方有其秩，居其职则从其秩。
做了太守你就是“二千石”，一旦解职，“二千石”就非你所有了。
官员因故去职后朝廷并不为之保留既往官资，再仕之职低于原秩也不希罕。
比如有位六百石县令，在辞官为父母服丧三年后，只谋到了一个百石的州从事。
甚至三公的再仕官低于原职也不希罕。
假如以前做过三公，那么做千石的尚书令时朝廷多少有些优待，可给予二千石的待遇，但仍达不到先前相当“万石”的级别；但如故官二千石者做了尚书令，就这点儿优待也没有了，只能依从新职的千石之秩。
今人经常诟病职位能上不能下、级别能高不能低，秦汉却不是这样。
这很有点职位分等的意思吧。
也就是说，从先秦“内爵”到汉代禄秩，官制中的品位因素反倒一度趋于淡化。
论汉代官制：“从整个制度来看，与后世相比，冗官不多，而且每个官吏都担负非常具体的任务。
……冗官少恐怕是官僚制发展的表现，但也是官僚制尚处于初期阶段的特点。
”所谓“初期阶段的表现”，除了简单粗糙外还可做较积极的理解：官僚组织在初创时总是较为精干有效的；此后随时光推移，老化、腐化和贵族化因素便逐渐滋生积累，包括冗官充塞、品级繁复等等。
秦汉等级管理的简单性中包含着草创的粗糙，但同时又是简练明快、富有新生朝气的；唐宋入流、进阶、磨勘、改官的复杂程序当然含有制度的进化，但过分的繁文缛节、繁琐细密，也反映王朝已须为官僚的特权分配穷思殚虑，这部分事务畸形膨胀开来了。
唐宋的散阶制，上承魏晋南北朝的制度余绪。
由于士族门阀政治东风送暖，魏晋以来官制中的品位因素百花争艳。
秦汉的领兵武职“将军”，很快就虚衔化为军阶。
各种冗官、名号、荣衔的滋生如雨后春笋。
散官大夫在汉代只是没有固定职事，却经常承担临时差使，魏晋以下则几乎就是冗散或荣衔。
汉代加官本来具有的职能意义，在此期也明显淡化。
南北朝时形成了东西省体制，两省文武散官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入仕初阶、迁转阶梯及用作加衔。
此外秘书著作之官、东宫侍从及府官僚掾，也因优游无事、主要用于起家迁转而大为“品位化”了。
在著名的九品中正制下，中正依门第而定品，士人在入仕之初甚至之前，就先已拥有了一种作为官资的“门品”了。
相关的各种选例，包括清浊有别、士庶有别、文武有别、官吏有别，都具有强烈的品位性质。
后代好些品位性设置，都是此期发展起来的，例如重文轻武之制、流内流外之制等等。
唐代的文武散阶就来自南北朝的文散官和将军号，而且与东西省散官呈沿革关系。
由唐宋而明清时代，转折再度发生了。
明代的散阶形似唐宋而实已变质：唐代是据门荫而授阶、据阶而授官，官职来自位阶，或说以“阶”为基准；明制却是据官而授阶的，有官职才有位阶，散阶通过入流和考满来授受，并依职事变动相应调整，如此而已。
所以学者认为明代散阶仅是一种荣衔，不再有独立于官品。
清代官员的等级待遇进一步向实际职务倾斜，散阶制继续淡化、简化，甚至混同于封赠，面目全非了。
由此可见，品位分等和品位性职类在历代并非直线前行，而是存在着起伏不平的波峰和波谷。
周代的“内爵”可以视为最早的品位分等，汉代禄秩等级则显示了“附丽于职位”的鲜明特征；魏晋南北朝的“门品”等等制度，无疑是品位性安排和品位性官职的一个高峰，唐宋阶官承其余绪；明清时则又出现了向职位分等回归的趋势。
那些波峰和波谷不会无因而来，与各代官僚政治和官僚群体的性格变迁，肯定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就不能不涉及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的不同倾向性的问题了。
学者认为，品位的分等是“以人为中心”的，它有助于保障官僚的稳定感，使其不致因职位变动而丧失“级别”；职位的分等则是“以事为中心”的，体现了相对科学性、民主性，保证了效率和同工同酬。
早期历史文官制一般都呈品位分等，越传统的社会越重身份，而“身份”就是一种从属于个人的地位。
例如，英国文官制的诞生较早，所以采用了品位分等之法、残留着贵族色彩，与富有现代性的美国文官制相当不同。
进而这两种分等就可以和官僚的“自利取向”或“服务取向”问题联系起来。
在“服务取向”的情况下，官僚只有很小的自主性和拓展特权的天地，专制君王的铁腕迫使他们成为动员资源、统一国家和压制反抗的有效工具。
而在“自利取向”情况下，官僚特权膨胀，拥有更大空间来牟取一己私利；官额膨胀而效率下降；官僚将官位仅仅视为薪俸之源，将之“私有化”甚至世袭化，并使自身“贵族化”了。
我们假定：重身份、“以人为中心”的品位分等安排，与官僚的“自利取向”或“贵族化”倾向具有更大亲和性；重效率、“以事为中心”的职位之分等，则与官僚的“服务取向”呈内在契合关系。
由此来看历代官阶制变迁：周代官员的卿、大夫、士的品位性分等，与其时的封建贵族政治相为表里。
战国急剧的官僚制化造成了身份制的断裂，秦汉强硬的皇权“以吏治天下”，或说以“吏”的形象为百官定性定位，相应地，禄秩等级便呈现出从属于职位的浓厚色彩。
魏晋以降官僚阶层大为“士族化”了，与士族门阀政治相应，此期等级制中的品位因素在帝国时代名列前茅。
唐宋发达的散阶制，一方面残留着上一时代的影响，叙阶时“一切以门荫结品”；同时“劳考进叙”之制又显示，它已回归于官僚政治范畴之内了。
至如明清时代向职位分等的一定回归，与学者所云此期“专制皇权高度强化”、“官僚法律特权地位降低”，应该说直接相关。
对历代品位制变迁的如上叙述，只是个非常粗线条的勾勒；除了以上概括的5类品位安排之外，肯定还找得出更多的品位因素。
历代品位性等级的形态、来源，品位性官职的数量、类别纷繁错综且因时而异，其每一细微变化都可以折射出相关政治变迁；解析其间因果，便可以显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一些重要侧面。
品位视角的官制研究，较之职能视角的官制研究，应该说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
曹魏建立后由吏部尚书陈群提出。
它的主要内容是，在各州郡选择「贤有识见」的官员任「中正」，查访评定州郡人士，将他们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作为吏部授官的依据，实际上官员都从世家大族中选定，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情况。
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以此制选官。
唐代的官僚等级制下 在职事官之外，存在着文散阶和武散阶序列，它们分别由文武散官构成，被称为“散位”、“本品”或“本阶”。
文散官一共有29阶。
开府仪同三司居从一品，特进居正二品；自从二品到从五品下的11号都以“大夫”为名，分别是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正议大夫、通议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中散大夫、朝议大夫、朝请大夫、朝散大夫；自正六品上到从九品下，分别是朝议郎、承议郎、奉议郎、通直郎、朝请郎、宣德郎、朝散郎、宣义郎、给事郎、征事郎、承奉郎、承务郎、儒林郎、登仕郎、文林郎、将仕郎。
武散官也是29阶。
自从一品到正三品分别是骠骑大将军、辅国大将军、镇军大将军、冠军大将军；自从三品到从五品下分别为云麾将军、忠武将军、壮武将军、宣威将军、明威将军、定远将军、宁远将军、游骑将军、游击将军；正六品上到从九品下，上阶为校尉、下阶为副尉，分别是昭武校尉、昭武副尉、振威校尉、振武副尉、致果校尉、致果副尉、翊麾校尉、翊麾副尉、宣节校尉、宣节副尉、御侮校尉、御侮副尉、仁勇校尉、仁勇副尉、陪戎校尉、陪戎副尉。
白居易《轻肥》有句：“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
”依照唐制，四品、五品官服绯衣，二品、三品官佩紫绶，“大夫”与“将军”都是就散阶而言的。
其官司之别，曰省、曰台、曰寺、曰监、曰卫、曰府，各统其属，以分职定位正一品 太师 太傅 太保 大学士 从一品 少师 少傅 少保 太子太师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尚书 都察院左右都御史 正二品 太子少师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总督 侍郎 内务府总管 从二品 内阁学士 翰林院掌管学士 巡抚 布政使 正三品 都察院左右副都御史 宗人府府丞 通政使司通政 大理寺卿 詹事府詹事 太常寺卿 顺天府尹 奉天府尹 按察使 外务部左右丞 从三品 光禄寺卿 太仆寺卿 盐运使 正四品 通政使司副使 大理寺少卿 詹事府少詹事 太常寺少卿 鸿胪寺卿 顺天府丞 奉天府丞 道员 外务部左右参议 从四品 翰林院侍读学士 翰林院侍讲学士 内阁侍读学士 国子监祭酒 都转运运盐使司同知 知府 正五品 左右春坊左右庶子 通政使司参议 光禄寺少卿 六科给事中 宗人府理事官 郎中 顺天府治中 奉天府治中 钦天监监正 太医院院使 同知 直隶州知州 从五品 翰林院侍读 翰林院侍讲 司经局洗马 鸿胪寺少卿 监察御史 员外郎 知州 运盐司运副 盐课司提举正六品 内阁侍读 左右春坊左右中允 国子监司业 部院主事 宗人府主事 寺衙门主事 起居注主事 都察院都事 都察院经历 大理寺左右丞 钦天监左右监副 太医院院判 京府通判 京县知县 兵马司指挥 钦天监春夏秋冬中五官正 太常寺丞 神乐署署正 府通判 从六品 左右春坊左右赞善 翰林院修撰 光禄寺署正 钦天监满洲五官正 钦天监秋冬官正 布政司经历 布政司理问 运盐司运判 直隶州州同 州同 僧录司左右阐教 道录司左右演法正七品 翰林院编修 通政使司知事 通政使司经历 大理寺左右评事 太常寺博士 太常寺满洲读祝官 国子监监丞 内阁典籍 京县县丞 兵马司副指挥 知县 太常寺典簿 按察司经历 皇史宬尉 太仆寺满主簿 部院寺内务府司库 京府儒学满汉教授京府儒学训导 外府教授 七品笔帖式 从七品 翰林院检讨 銮仪卫经历 中书科掌印中书 内阁中书 办事中书 詹事府主簿 光禄寺典簿 京府经历 钦天监官五官灵台郎 祠祭署奉祀 布政司都事 运盐司经历 直隶州州判 州判 国子监博士 国子监助教 唐古忒学助教 古忒学中书 正八品 国子监学正 国子监学录 钦天监主簿 太医院御医 五经博士 八品笔帖式 四氏学学录 太常寺协律郎 布政司司库大使 运盐使库大使 道库大使 按察司知事 外府经历 外县县丞 盐课司大使 盐引批验所大使 州学正 县教谕 僧录司左右讲经 道录司左右至灵 从八品 翰林院典簿 国子监典簿 鸿胪寺主簿 钦天监五官司挈壶正 太医院吏目 祠祭署祀丞 神乐署署正 布政司照磨 运盐司知事 府州县训导 僧录司左右觉义 道录司左右至义 正九品 钦天监五官监侯 钦天监五官司书 太常寺赞礼郎 九品笔帖式 按察司照磨 府知事 同知知事 通判知事 县主簿 和声署奉銮从九品 翰林院待诏 工部制造库司匠 国子监典籍 钦天监博士 鸿胪寺鸣赞 鸿胪寺序班 会同馆序班 刑部司狱 府照磨 通判照磨 钦天监漏刻博士 太医院吏目 太常寺司乐 宣课司大使 州吏目 道库使 府税课司大使 按察使司狱 府司狱 同知司狱 巡检布政司仓大使 府库大使 同知仓大使 土司副巡检 都纲 都纪 正科 正术 未入流 翰林院孔目 礼部铸印局大使 县典史 兵马司吏目 崇文门副使 关大使 府检校 长官司吏目 茶引批验所大使 盐茶大使 同知库大使 州库大使 税课司分司大使 州税课使大使 县税课使大使 驿丞 河泊所所管各闸闸官 道仓大使州仓大使 典科 训科 典术 训术 副都纲 僧正 僧会 副都纪 道正 道会武官 正一品 领侍卫内大臣 一二三等子 太尉从一品 内大臣 八旗都统 外省驻防将军 乌鲁木齐热河察哈尔都统 提督 正二品 左右翼前锋统领 八旗护军统领 八旗副都统 左右翼总兵 外省驻防副都统 銮仪使 一二三等男 总兵 从二品 散秩大臣 副将 正三品 一等侍卫 冠军使 火器营翼长 步军翼尉 包衣护军统领 乌枪营总 圆明园总管 前锋参领 护军参领 乌枪护军参领 骁骑参领 城守尉 陵寝总管 圆场总管 黑龙江船驳水手总管 察哈尔总管 王府长史 参将 一二三等轻车都尉 指挥使 从三品 圆明园包衣营总 包衣护军参领 吉林参领 黑龙江参领 指挥同知 察哈尔参领 驻防协领 一等护卫 游击 宣慰使司宣慰使 正四品 二等侍卫 云麾使 前锋侍卫 副护军参领 乌枪护军参领 副前锋参领 副骁骑参领 佐领 步军协尉 信驳总管 南苑总管 陵寝副总管 陵寝司工匠 圆场翼长 太仆寺马厂驼厂总管 上都达布逊诺尔 达里岗爱总管 防守尉 黑龙江吉林管水手四品官司仪长 骑都尉 都司 宣慰使司同知 指挥佥事 从四品 城门领 包衣副骁骑参领 包衣佐领 察哈尔副参领 察哈尔佐领 四品典仪 二等护卫 宣慰使司副使 宣慰使司宣抚使 正五品 三等侍卫 治仪正 步军副将 步军校 监守信驳官 南苑门章京 陵寝防御 陵寝管理烧造砖瓦官 分管佐领 盖州牛庄满洲掌印防御 关口守御 黑龙江吉林管水手五品官 云骑尉 守备 宣慰使司佥事 宣抚使司同知 正千户 从五品 四等侍卫 委署前锋参领 委署护军参领 委署乌枪护军参领 委署前锋侍卫 下五旗包衣参领 五品典仪 三等护卫 守御所千总 河营协办守备 宣抚使司副使 安抚使司安抚使 招讨使司招讨使 副千户 正六品 蓝翎侍卫 整仪尉 亲军使 前锋校 护军校 乌枪护军校 骁骑校 监造火药官 陵寝祭祀供应官 太仆寺马厂驼厂翼长 黑龙江吉林管水手六品官 门千总 营千总 宣抚使司佥事 安抚使司同知 招讨使司副招讨使 长官司长官 百户 从六品 委署步军校 内务府六品翎长 六品典仪 卫千总 安抚使司副使 正七品 城门使 盛京游牧正尉 太仆寺马厂驼厂固山达 七品廕监生 恩骑尉 把总 安抚使司佥事 长官司副长官 从七品 盛京游牧副尉 七品典仪正八品 盛京养息尉左右翼长 八品廕监生 外委千总从八品 八品典仪 委署亲军校 委署前锋校 委署护军校 委署骁骑校 圆明园副护军校正九品 各营蓝翎长 外委把总 从九品 太仆寺委署固山达 额外外委
中国古代艺术设计史读后感 快呀 急用
《史记》，《三国志》，《资治通鉴》等等。
《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
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三国志》是由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代的断代史，同时也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
《三国志》在此之前已有草稿，当时魏、吴两国先已有史，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此三书当是陈寿依据的基本材料，蜀国无史，故自行采集，仅得十五卷。
而最终成书，却又有史官职务作品的因素在内，因此《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
三国志最早以《魏志》、《蜀志》、《吴志》三书单独流传，直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三书已合为一书。
《三国志》也是二十四史中最为特殊的一部，因其过于简略，没有记载王侯、百官世系的表，也没有记载经济、地理、职官、礼乐、律历等的志，不符合《史记》和《汉书》所确立下来的一般正史的规范。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
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中国古代简史张帆读后感3000字
如何在一学期的课程中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过程讲述完毕，《中国古代简史》作为教育部立项的重点教材，作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中国古代简史》的突出特点是：注重贯通理解并兼顾断代知识、提供最新研究成果和个人史识、注重历史知识的系统性并兼顾生动性，在以朝代顺序为主线的同时突出历史发展的内在阶段特征，关注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自不同的地位。
《中国古代简史》书作为讲义，在北大文科公共课上广受好评。
作者简介 张帆，1967年生，历史学博士。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工作。
主要专业研究方向为元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中国古代民族史。
中国古代经济史 齐涛读书笔记
齐涛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经济史》初版于1999年。
其时，已有不少关于中国经济史的鸿篇巨制，但一直缺少一部简明的、适于历史专业与经济类专业本科教学的中国古代经济史教材。
因此，齐先生组织人员，编写了这部小型的教材。
教材出版后，得到了学界的充分认可，已在四十多所高校的历史或经济类院系使用，并被一些大学指定为研究生教材。
在重印七次之后，教材的编写者对其进行了修订。
（以上据“再版后记“，页374）修订版由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发行。
全书共四十四万余字，由绪论开题。
绪论之后共有八章，分别为：中国古代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社会大分工与中国古代经济结构的初步形成、中国古代农业经济与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中国古代的土地与赋役制度、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与城市经济的繁荣、工商货币政策的沿革、经济区划的变迁与经济重心的移动、资本主义萌芽与中国传统经济的终结。
本书绪论部分的修订者为马欣教授。
绪论提纲挈领地讨论了六个问题：经济发展的环境问题、经济结构问题与传统经济的走向、经济技术的发展道路、土地赋役制度问题、工商业政策问题、经济区划问题。
以下就是恒恺读此书时做的笔记，或曰摘抄。
1、经济发展的环境问题。
（1）他（斯大林）的结论是“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原因、决定的原因，但他举证的前提却是社会制度的“变化”不是由地理环境的“变化”所引起的。
“地理环境”与“地理环境的变化”并不是一个概念，这在逻辑分析中应当是属于偷换概念，因而，由此得出的结论不能成立。
（页2）（2）与欧洲大陆相比较，中国的地理环境有三个基本特性：第一，中国可资利用的土地面积远小于欧洲。
第二，中国的土壤条件亦较欧洲恶劣。
第三，中国的气候条件与欧洲迥异。
（页3）（3）中国自然环境的特性是造就中国古代经济发展道路的不可忽略的原因，以农业经济为例，中国传统农业经济是建立在精耕细作基础之上的以土地经营为核心的综合经济。
欧洲有利的地形条件与温润的海洋性气候，使其森林与草场覆盖率远高于同期中国大陆。
而欧洲历史上又不曾存在地狭人多之虞，这儿农民的生产经营始终采取大面积的粗放耕作。
在此基础上，欧洲历史上的农民发展起了农牧混合经济。
农牧经济与耕织经济中的粮食生产均是以耕地为本，生产可变率较低。
但农牧经济中畜牧业以及与之相联的毛纺业却具有较高的可变率。
中国耕织经济中的纺织业虽然在明清时代也呈现出一定的商品化生产倾向，但始终未脱出封建自然经济的桎梏，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纺织业以桑（蚕）、麻、棉为基本原料，而桑、棉、麻的生产同粮食生产一样也是以耕地为本，这就使中国历史上的纺织业因社会需求而增加生产的弹性较小，未形成商品生产的大潮流。
（页3-4）（4）地理环境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影响的第二个方面是地理环境的变化影响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与变化。
例：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气候变化。
（页4-5）（5）地理环境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影响的第三个方面是地理环境对人类向其施加的影响的反馈。
例：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森林植被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生产产生的三个方面的直接影响。
（页5-9） 2、经济结构问题与传统经济的走向（1）经济结构主要应当包括农业经济结构、手工业商业经济结构，在此基础上，还应当着眼于立足于其上的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的关系，并进而探求其成因与影响，这是把握中国古代经济运行脉搏的重要一环。
（页9）（2）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结构的特点可以一言以蔽之，即以土地经营为核心的综合型经济。
（页9）（3）中国古代工商业经济结构的突出特点就是它的混合性与依附性。
第一，对于乡村工商业而言，其突出的特性是手工业与商业的难以分割，以及工商业与农业经营的难以分割。
第二，对于城市工商业来说，其突出的特点是依附性。
所谓依附性主要是指城市工商业对政权以及上层社会的依附。
（页9-11）（4）东方所具有的乡村活力与恢复的能力体现在：第一，中国乡村农民具有较强的综合经营能力。
第二，中国古代是城乡一体的社会与经济结构。
第三，中国古代的农业以精耕细作为特色，单位面积产量很早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但这种活力是十分有限的，具有较强的时效性。
中国古代的乡村面临着一系列压力：其一是城市膨胀的压力，其二是工商业的发展，其三是日益增长的乡村人口。
（页11-12）（5）造就中国古代经济结构的直接原因是三次社会大分工（农业与畜牧业、农业与手工业、农业与商业）的问题。
中国历史上的这三次大分工都是相对的、不彻底的，这是造就混合型、多元型经济结构的直接原因。
而中国社会没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大分工，原因又有二：一是由于中国独特的自然环境所造就的经济特性，一是由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特定道路所造就的社会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页12-13）（6）中国文明的形成途径给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三个重要影响：第一，国家机器先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大分工而出现；第二，自国家产生起，政治活动、政治组织与政治目的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先导性的内容；第三，国家自产生之日起就与宗法血缘关系交织到了一起，因此，按地域而不是按血缘关系划分国民一直没有真正地实现。
（页13） 3、经济技术的发展道路（1）经济技术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与先导。
在中国古代社会，它主要由农业生产技术与手工业生产技术两大部分组成。
（页13）（2）农业生产技术的基本组成包括农业耕作技术、水利灌溉技术与农产品加工技术，其基点应当是农业耕作技术。
中国古代农业耕作技术的最突出特色便是精耕细作。
精耕细作的实施，是由我国特定的自然条件所决定的。
历史上中国农业产量的多寡不取决于播种面积的多少，而是取决于精耕细作的水平。
这种精耕细作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会使农业生产技术与农业产量达到一个相当的水平，带来整个农业经济的繁荣，但是，这种精细化农业的发展道路，又使得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的进步没有充分的空间，难以出现新的突破与变革。
（例：牛耕）与技术发展相应，精耕细作还直接制约着中国封建农业的转化。
（页14-16）（3）手工业技术最大的特点是实用技术的发达与成熟，而实用性的最大特点是究其然，不究其所以然。
（页16-17） 4、土地赋役制度问题（1）要想真正把握中国传统经济政策，就必须从土地问题与土地政策入手。
（页17）（2）中国古代的土地赋役政策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夏商西周至井田制瓦解，其特点是税人与税地的合一，典型代表是井田制；第二阶段是自战国授田制到中唐均田制的瓦解，其特点是以人户为税基的赋税占主导地位；第三阶段是自两税法到清朝的摊丁入亩，其特点是以土地为税基的赋税逐步占主导地位。
这三个阶段的历史进程与宗族土地所有制、土地国有制、土地私有制三种土地形态的矛盾运动联系在一起。
（页17-19）（3）大土地所有制：首先，国家政权对私有地权一直处在抑制中。
其次，中国古代地权关系的不稳定性和分散性。
中国古代地权转移与分散化的根源有三：第一，大土地所有者的多元化与非身份化。
第二，中国古代的土地私有化起步早，进展快。
第三，中国古代的家产继承制度是诸子的平均继承。
（页20-22） 5、工商业政策问题（1）中国古代的工商政策有三条基本原则：抑商、官办与垄断。
（页22）（2）论者多认为，“重农抑商”的核心是农本思想。
但王朝统治者重农的第一本意不是发展农业、繁荣乡村，抑商的第一本意也不是抑制工商业的发展。
历代王朝的重农政策固然有保护、扶持农业生产的意义，但其第一本义是固农民于土地家园，以保证其统治秩序的稳定。
（页23-26）（3）“抑商”抑的是王朝所控制的工商体系之外的私营工商业。
与之相应，则是历代王朝对官手工业与官营商业的高度重视。
中国古代的工商垄断政策可以以刘晏的榷盐法为界划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垄断以官办为主，后期的垄断则是官与商的结合，以特许商人的商运商销为主。
这种官商结合的后期垄断对于传统经济的转型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有着十分强烈的负面影响，是阻碍近代历史进程的主要障碍之一。
（页26-27） 6、经济区划问题（1）中国古代的经济区域首先是在农业生产与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
（页27-28）（2）进入文明时代后，中国的经济重心经历了由东到西，又由西返回，再进而南下的过程。
夏商时代，中国古代经济的重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西周时代，则移至关中地区；春秋战国时代，属于多中心时代，后“秦地”（关中和蜀中）占据了龙头地位；西汉时代关中与山东并为两大经济中心；东汉时代，关中凋敝，经济重心完全东移；魏晋南北朝时代，又一次出现中心多元化；隋唐时代，形成以长安、洛阳，扬州，益州为基点的三个经济中心。
宋元明清时代，又进入了一个经济多元化与多中心的时代。
（页28）（3）中国古代经济区划变迁中的三个基本趋势：首先，中国古代经济区域的变迁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经济区域的不断拓展过程；同时也是经济中心多元化的过程；同时又是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分离过程。
（页28-29）（4）影响经济区划与经济重心变动的因素主要有五项：自然环境的变动（两方面）、人口的流徙（有自然环境变迁、社会政治、人口压力等多方面原因）、经济贸易交流与交通的发展（一直是重要因素）、技术发展与经济结构的变化（技术进步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传统经济的改造，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二是促成新兴产业的生长；三是推动经济规模的拓展。
）、政治与战争的影响。
变动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页29-32）※中国传统经济的归宿：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改良还是革命，都无法将中国传统经济带入资本主义，也无法改变中国传统经济的命运，它最终还是步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泥潭。
（页32）最后，恒恺从绪论的引注文献中，整理出若干进一步阅读的研究性著作：邓云特（邓拓）《中国救荒史》、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齐涛《丝绸之路探源》。
附带言之，绪论第二部分所涉及的中国文明起源的特定道路，可参阅马新、齐涛《中国远古社会史论》一书，尤其是该书第二章《中国的洪水传说与创世纪》，精彩。
庄恒恺 2012年春（转载请注明出处：庄宝宝的部落格）答案转自百度百科
世界文明史读后感
[世界文明史读后感]1 第一轴心期的中国在公元前800—200年间，世界上出现了三个文明中心，世界文明史读后感。
《世界文明史》152页记载：公元前6至公元前5世纪，在整个欧亚大陆——希腊、中国、波斯和印度，思想异常活跃，群雄角逐，异说纷呈，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 、政治家、哲学家，他们为人类的认识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大贡献。
卡尔·雅斯贝斯称之为‘第一轴心期’。
当时的中国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著名的百家争鸣运动。
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等名人辈出。
促进了哲学、文学、政治伦理学的发展。
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
2 唐宋时期中华文明举世无双《世界文明史》300页说：中国唐宋时期的文明，可以说代表了这一发展阶段最高峰，是世界上其他文明不可比拟的。
……大量的 朝鲜人、日本人、印度人、西域人来中国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
3 明清时期的新变化明代直至清代前期，中国无疑是世界最先进的国家。
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
《世界文明史》425页记载：在中国和西方贸易中，中国是出超国，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每年都有大量出口，……十七、八世纪，中国从国外输入6万吨白银，约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
当时的中国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但强大的中国开始狂妄自大，不思进取。
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央集权的专制进一步加强。
罢免了官僚机构之首的宰相。
由皇帝直接经管六部。
皇帝是最高决策者，也是最高执行者。
明朝末期，由于专制导致的腐败已经相当严重。
第二，新思想观念遭到扼杀。
《世界文明史》428页记载：明代后期，一些不满当权派的知识分子借书院讲学之名进行政治活动。
其中以东林书院为首，也称东林党。
引起当权派的恐惧，最终将他们杀戮禁锢，直至禁毁书院。
清朝时期大兴文字狱，迫害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
著名思想家李贽著作多次遭到统治者禁毁，70多岁仍被捕入狱，愤然自杀。
第三，西方文化的入侵。
1511年，葡萄牙人在饶过好望角13年后，攻占马六甲海峡。
1514年进入中国东南沿海。
16世纪中叶，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
1840年发生了鸦片战争，中国惨败。
从此，中华文明面临生死存亡的选择。
二 中国近代落后之迷。
1 李约瑟问题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穷其毕生精力写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提出了一个疑问，即中国古代技术辉煌曾经胜过欧洲，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问题。
此后，许多学者开始研究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提出了环境决定论、语言文字决定论、制度决定论、入侵决定论等。
2中国摆脱落后的努力，开启现代化的进程，读后感《世界文明史读后感》。
鸦片战争使中国人如梦方醒，开始承认落后。
开始了寻找落后的原因和摆脱落后的努力。
第一，器物现代化。
1842年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说，认为中国的制度是好的，只是武器不如人。
从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是师夷长技理论就具体实施。
洋务运动缩小了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在军事方面的差距，建立了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海军。
但由于制度落后，导致甲午战争惨败，洋务运动破产。
第二，制度现代化。
维新运动认为必须学习西方的制度。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了共和。
但由于人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社会，西方制度在中国遇到水土不服，出现了国会纵火案、曹锟贿选、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等事件。
第三，思想观念的现代化。
五四运动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矛头直指中国传统封建文化。
陈独秀提出用西方的民主、科学改造中国青年，使之成为新青年。
鲁迅直截了当批判封建礼教，并提出拿来主义。
胡适更被看作是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
五四运动中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遭到文化保守主义的不满。
中国近代落后与失败是传统农业文明与新兴工业文明碰撞的必然结果。
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多元性，诸子百家的兴起无疑是社会文化多元性的表象。
然而缘何东周时期的社会动荡会成就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呢
最早对诸子百家的缘起作出解释的是西汉史学家和文化大家刘向，后来经其子刘歆的继承与发展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主要是说：在周朝礼崩乐坏之前，吏与师不分。
换句话说，政府各个部门的官员便负责把有关这一部分的知识传下去。
这些官吏和贵族诸侯一样是世袭的。
按照这个理论，当后来周朝皇室失去权力时，官吏们也失去了原来的优裕地位，而散落民间，他们便以私人身份招收学生，传授他们知识。
这时，他们已经不是官，而成为师。
就在教师与官吏分化的过程中，兴起了诸子百家。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P28，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刘歆甚至将各家具体出自于何种官吏都作了细致的划分，诸如：道家出自于史官，法家出于理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等等。
刘歆关于各家来源的解释和分类虽然有许多任意牵强之处，但是他在归类的过程中充分观察了政治和社会环境，其所运用的思维方式却是十分先进的，故我们不妨把刘歆的理论加以修正：周朝时周王室——诸侯——庶民构成了其社会权力结构层次，而只有特权阶级即周王室和诸侯才享有受教育的机会，正是这样他们才能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的主导，就是说他们当然地负起了引导社会知识文化发展的责任。
然而当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时，社会制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预示着固有的政治权利结构发生重大的破坏，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诸侯由于战争或其他原因失去了土地和封号，降为庶民阶层；另一方面，也有庶民由于其某些专长或其他原因上升成为官吏，融入特权阶层，社会学上将其称之为社会结构性流动。
（易益典主编，《社会学教程》，P30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各诸侯国为了强化其国力所实行的政治改革更加速了社会结构性流动的过程（事实上各国的政治改革都含有与打破贵族世袭垄断政治权力相类似的举措。
著名的商鞅变法就是很好的例子），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知识的官方代表散落民间，包括贵族和原本以一技之长服侍君王诸侯从而获得世袭官职的官吏，这就是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礼失求诸野。
他们通过专门的知识或技能开馆收徒，以维持生计，并游历诸国以期达到其政治主张。
他们不同的专长或者思想见解经过繁衍和发展逐步成为各种不同派别。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诸子百家。
〔世界文明史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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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帆的中国古代简史的读后感1000字左右
如何在一学期的课程中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过程讲述完毕，《中国古代简史》作为教育部立项的重点教材，作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中国古代简史》的突出特点是：注重贯通理解并兼顾断代知识、提供最新研究成果和个人史识、注重历史知识的系统性并兼顾生动性，在以朝代顺序为主线的同时突出历史发展的内在阶段特征，关注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自不同的地位。
《中国古代简史》书作为讲义，在北大文科公共课上广受好评。
作者简介 张帆，1967年生，历史学博士。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工作。
主要专业研究方向为元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中国古代民族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