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影响
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结构分化作为社会变迁的主要形式之一，其对现代化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机制，即由异质性所体现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组织对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以及角色多元化和职业等级差异对阶层多元化、社会流动和教育普及的引发及促进作用，这两者都有助于消除封建的“先赋”特权，增加个人“自致”地位的比重。
因此，许多社会学家将社会结构的分化程度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将结构分化的形态作为观察和描述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最根本的变化是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这I 一变化的根本动因是体制改革。
改革对我国社会分化的影响大致是这样一个过程：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国营企业的“分权让利”使社会产生了自由流动资源，即不受国家统一控制和分配的劳动力、资金、产品、原材料、技术等等。
这些资源随改革的深入而不断增加。
2.自由流动资源的出现与增加导致整个社会资源的组织与分配方式的变革，即由单纯地依靠计划体制和行政手段转变为计划与市场、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结合。
3.多种利益主体和权力主体的发育，如各种地方和社区政府、政府各部门。
民间组织、农村各类企业、城乡个体工商户等等。
4.功能专一的组织和角色群体的出现与增加逐渐导致了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经济与行政、行政与法律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初步分离。
改革以来，这一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的结构变迁过程作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过程中最值得关注之处是： 1.体制改革始于农村，其对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最大贡献是推动了农村工业化的迅速兴起和蓬勃发展，这一农村工业化进程导致农村原同质均等的社会结构发生剧烈的分化，新的角色群体和组织大量涌现，如乡镇企业家、近 1亿的乡镇企业工人和新的合作企业、私营企业等等。
城乡原社会结构的二元特征决定了城市社会结构的分化过程不同于农村，城市社会分化主要是体制内外的分化。
改革后城市社会分化首先发生在原体制的最边缘部分，其结果之一是一部分处干体制边缘的社会力量率先从体制内分化出来，如个体工商业者、民营企业、三资企业等。
随着分化从体制边缘向体制中心部分的不断推进，体制外力量亦不断增强，他们以不同于体制内的规则和方式组织与运行，这一过程一方面不断地受到体制内社会分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受到农村社会分化的影响。
一些横跨两个体制和城乡两大社会系统的交叉性群体和边缘性群体开始出现，如个体户、进城作工的农民工等等。
上述各种新的结构要素的出现和增加，有力地推动了民间社会的发育。
2.改革后随着各类社会主体（个人、组织、政府）自主权的扩大和利益的明确化，原由行政级别和身份等级决定的等级式社会分化逐渐转变成一种由类属和单位边界决定的四块式分化，决定社会成员地位与利益差异的原等级要素，如所有制类型、家庭阶级出身、政治身份、行政级别等的作用大大削弱，而个人所在单位和社区的发展状况，个人所属职业类别和部门（如汽车司机、税务部门）等集团性要素的作用增加。
社会结构从等级性分化到团块式分化的转变意味着中国社会的阶层化过程将是缓慢的。
3.与改革前相比，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分化速度大大加快，分化程度大大加深，但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系统、不同社会群体间在分化速度和分化程度上有着很大的差异，例如沿海地区分化速度快于中西部地区，同处东部的温州地区分化程度大于苏南地区。
又如经济系统的分化快于权力结构的分化，农民群体的分化大于城市居民群体的分化，狭义社会结构的分化深于广义社会结构的分化等等。
这种不平衡分化导致整个社会原相似同构的社会结构多样化，以及原高度整合的三大结构，即收入、权力与职业声望结构的错位，社会成员的各类社会位置间的整合程度也因而大大降低。
社会结构形态的多样化和各类社会结构的错位增加了社会结构的张力并因而增加了结构整合的难度。
4.在大多数市场国家，社会成员按劳动分工的需求在市场的作用下分化与组合，社会结构的分化主要体现为一种功能分化。
随着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所发生的这种功能——结构的分化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条件和必然过程。
改革后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化一方面体现了这种功能分化的过程，如国家与社会职能的分化，党政、政企职能的分化，以及职能单一化、专门化组织的发展等。
但另一方面由于现阶段我国的社会分化主要是体制变革的结果，而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与调整，从而结构分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种利益分化，政策因素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
因此，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出现一种矛盾的现象，即社会结构在改革后发生了剧烈深刻的分化，但各类社会组织不但没有随着分化程度的加深和速度的加快使其功能更加专门化、单一化，反而出现了全面“经济化”或“企业化”的趋势。
功能分化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主要是增加异质性，而利益分化则主要是扩大不平等，改革后中国社会结构分化中利益作用使得结构的纵向分化快于横向分化。
行政性整合与契约性整合 社会的整合一般是通过两个层次实现的。
一是全国层次上的政治整合，二是地方层次的社会整合。
前者的目的主要是确保民族国家的主权，实施行政控制与管理，以行政和法律的手段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后者主要是以民间的、非政治性的手段在社区层次上发挥作用，以维持基本的社会活动秩序，使承担不同功能的角色、组织、制度能建立起和谐与配合的关系。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整合机制的突出特点之一是社会整合较强，而政治整合较弱；在两个层次的整合之间，缺乏组织形式的联结，而主要依赖于“士绅——地主”集团的私人关系起联系两个层次的整合机制的作用，并部分地用价值整合替代组织的整合。
这种整合体系一方面赋予整个社会以灵活性和稳固的基础，使之能维持两干多年，另一方面也造成这种社会体系的一个致命弱点，即整合的民次拉瓜。
其结果少一.是在近代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时，无法作为一个整体作出强有力的反应。
孙中山先生痛心疾首的“一盘散沙现象”，就是这种整合机制的必然结果。
特别是在现代因素的冲来了下，社会整合的机制不断弱化，中国陷入政治与社会的双重解体之中。
1949年以后形成的新的整合机制，即是为解决当时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双重危机所做的努力。
1949年以后中国整合模式的突出特征之一是政治整合极为强有力，即使是在基层社会中，其整合也主要是以行政性整合手段实现的。
从这种意义上说，这种整合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政治整合替代社会整合为特征的。
其原因不难理解，在政治整合机制与社会整合机制全面失效的情况下，政治整合机制的重建不仅成为当务之急，而且从当时国家和政府所拥有的资源来看，政治整合机制的重建也较为容易。
而社会整合机制的重建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一种自然演进的过程，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
因此，通过重建政治整合来实现社会整合的重建，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这样，到50年代中后期，这种以政治整合替代社会整合的模式便已基本形成。
在农村，典型的形式是人民公社（先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城市中，则是以单位为主干，附之以街道委员会系统。
无论是农村的人民公社还是城市中的单位，都是集各种职能于一身的总体性组织，在其中起核心作用的都是政治与行政权力c具体说来，党的组织系统、行政权力系统、工青妇等群众团体，是在这种整合机制中起作用的三支重要力量。
这种整合模式的明显优越性之一是消除了社会整合与政治整合之间的紧张状态，使两者高度一致起来，并使地方层次上的社会整合从属于国家层次上的政治整合。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整合与政治整合之间的摩擦是经常发生的。
但也必须看到，由于民间性的社会整合实际上不存在，结果使政治整合的负担大为加重。
同时，这种整合模式是相当僵硬的，必须以不断抑制社会的分化为前提，而社会分化恰恰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
在改革开放的 15年中，这种持续了 30多年的整合模式开始受到冲击。
其表现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是原有整合模式存在的前提条件不断丧失。
原有的整合模式是以两个基本条件为前提的。
一是国家对资源的全面垄断，二是自上而下的总体件组织系统的存在及其有效运转。
但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这两个条件都在发生变化。
由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国家对资源的垄断已经明显弱化；由于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农村中的总体性组织已不复存在；而城市中的企业改革也在使企业逐渐成为一种纯经济性的组织，总体性组织的特征明显减少。
这样，就使得国家通过其总体性组织实现基层社会整合的二是新的社会分化和社会生活复杂化对社会整合不断提出新的要求。
在农村，农业生产的分散经营、农村中经济活动的专门化及职业和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都需要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进行整合。
城市中，在单位制不断弱化的同时，所谓的体制外的活动大量出现，原有的户籍制和人事制度已明显松弛，跨地区的社会流动使城市中的移民大量出现。
且不说原有的整合机制正在弱化，即使其能有效发挥作用，也不足以应付这不断复杂化的社会生活。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十几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寻求新的社会整合机制的过程，而这种新的社会整合机制的基本特点就是以契约性的社会整合为主导。
换言之，中国的社会整合经历了一个从传统社会的先赋性整合（以血缘、地缘为基础），到改革前的行政性社会整合，再到契约性社会整合的历史性变革。
在经济活动领。
域中，这种趋向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
除了国家层面上的宏观调控之外，市场中的契约性关系，以及建立在契约性关系基础上的商会、行业协会等中间组织，都在整合经济活动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中，情况要更为复杂，而且在城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在农村，相当一部分地区中的家族这种先赋性整合形式正在复活，在另一些地区，原有的村一级准行政组织（或自治性组织）仍在发挥强有力的作用，还有的地区，则是“能人”在基层社会整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城市中，新的社会整合机制的框架则更为模糊，除了市场的整合作用之外，中间组织和社区自治似乎在开始发挥作用。
总起来说，契约性社会整合虽然将成为今后中国社会整合的基本方向，但对其目前发挥作用的程度决不能估计过高。
就社会整合而言，中国现仍处于一个过渡性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存在着一个先赋性、行政性、契约性以及其他整合形式共存的局面。
在这一时期，有三个问题需要密切予以关注：第一，吗目前的社会整合明显滞后于社会分化过程，这将导致社会生活助种种紊乱；第二，不同性质社会整合形式之间既存在互补的关系，也存在着矛盾；第三，新的社会整合形式与国家层次的政治整合之间如何接轨，仍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组织与单位制 社会组织是现代社会的构成要素，它直接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形式及变化。
近 15年来的改革便我国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乃至性质发生了变化。
在农村，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撤社建乡，原来的准行政组织——生产队被取消，但新建村民委员会自治地位的确立及其在握资源的缺乏，使得许多不发达农村处于无组织状态。
集体经济发达的农村村级组织运行比较正常，也有极少数农村的独立利益膨胀，甚至同国家分庭抗礼。
处于原集中管理体制中心的行政组织变化缓慢，仍然承担着“部件”职能。
成员对组织的依赖性很强，但人事制度有所松动，单位自谋福利的冲动大大增强，许多单位通过组建“翻牌”公司等措施开发计划外自有资源，从而使这些单位的性质开始变得复杂。
在计划体制之外成长起来的私营企业，在资源获取方面得不到国家的优惠，也不受国家的行政性约束。
其成员的人事关系或挂在人才交流中心，或放在街道办事处，不归属原来的行政管理体制。
企业与国家的关系受市场规则支配，企业内部则以高工资来对抗各种风险和弥补不足。
在组织结构上，它们常常缺乏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党、群组织，从而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
受上述因素的影响，作为原来“单位制”主体的企事业单位也在发生变化。
第一，单位角色职能化。
随着国家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向，企事业单位的政治职能在减弱，其专业职能在加强。
企业不再是承担国家指定任务的“部件”，事业单位也不再是过去那样的国家的“代理人”，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功能性整体。
第二，单位利益独立化。
政企分开使企业逐步脱离政府的监护与干预，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则使其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
政府对企业不予投资、利税包干及让企业自行消化由改革带来的矛盾等一系列措施，使企业的独立利益进一步明显化。
与此相应，事业单位固定岗定编、财政包干也不得不逐渐改变它们对于政府的过分依赖，而谋求自我改善的能力，从而利益也相对独立化。
第三，单位责任具体化和内向化。
由于企业成为利益主体，并同国家建立契约关系，这使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具体化。
同时，企业对提高其成员收入及生活水平的责任无处推卸以及国家对企业约束的弱化，使企业由外向性责任向内向性责任变化，即由完全对国家负责，向主要对企业职工负责转变，甚至内向性责任的承担重于外向性责任的承担。
这也使得企业正成为真正的职工利益共同体，事业单位的上述特征也日渐明显。
第四，单位的“家长”角色强化。
单位成员利益共同体的形成加强了成员的同舟共济意识及企业对其成员的保障意识，这些责任的不可推卸性和.社会比较机制使单位的“家长”角色普遍强化。
这样，改革以来国家与组织的关系就由总体生存模式逐渐变为独立生存模式。
组织不再是国家的“部件”，而是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整体”。
除了农村之外，我国社会以组织为单位的外部特征没有改变，但组织的职能却正在发生实质性变化。
它们虽然承担着社会管理的职能，但其中心任务则是满足成员需要及谋求组织自我发展。
即正在由“管理型单位”变为“利益型单位”。
我国的社会结构体制也因此正由“管理型单位制” 向“利益型单位制”转化，“单位制”特征没有减弱，在一定范围内反而加强。
不论组织的单位意识，它们对自身利益的计较与争取，还是职工对组织（单位）的认同与关心的增加，都反映出它们正在形成对外相对独立，内部紧密相依的社会共同体，甚至可以说，现在的组织正在成为真正的单位。
在国家、组织、成员的关系上，“慈母式国家”正在被“严父式单位”所取代。
单位不像改革前的国家那样对组织和社会成员不计贡献地给予普遍关怀，而是在契约的基础上对其成员给予更多的关怀。
身份类别划分与社会流动 身份，是指社会赋予个人、与职业及其他社会角色相联系、标明人的社会地位的类别标志。
所有制身份类别形成的原因是当时国家对所有制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果I（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并存）；同时，也是“资源有限”的必然结果。
国家通过控制生活资源的分配，从而控制集体所有制职工变为全民所有制职工，进而有效地维持这种身份类别划分。
所有制身份类别形成之后，则从经济结构上反映和维护着城市社会中的社会等级。
由于经济建设成了各项工作的中心，社会生活中的政治色彩开始淡化。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地主、富农分子摘帽，为错划的右派平反及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受害者落实政策、平反昭雪无疑纠正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倾向。
与此相连，政审制度虽然还存在，但范围缩小了，且更注重人们的现实表现。
这意味着阶级身份系列已丧失了它赖以维系的条件。
社会的评价标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人们评价一个人不再将其家庭出身放在首要位置，而是着眼于他的能力和成就。
因此，原有的阶级身份系列在城乡都日益弱化并趋于消失。
以“大包干”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农民有了生产与分配的自主权。
这首先导致了国家对生活资源控制的松动。
城乡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在城乡都出现了可以自由流动的资源。
这就导致了与生活资源的分配密切相连的户籍制度与票证制度的日益松动。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城市中计划体制外经济的发展，则使大批农民有了进城改变自己农民身份的机会。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流向乡镇，出现了一支规模巨大的异地流动大军。
维系城乡居民身份系列的前提条件的日益减弱，势必导回城市中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与发展，创造了大量体制外的新的就业位置。
这些就业位置也意味着多种新的职业身份，而这些身份是原有的干部与工人两大身份系列都无法涵盖的。
体制内的干部与工人在利益驱使下流向体制外这些新的就业位置的结果，是模糊了原有的“干部”与“工人”的身份界限，并发展出一种用体制外的职业身份系列来包容体制内的“干部”与“工人”身份系列的趋势。
体制外经济的迅速成长，其经营与分配的灵活（使国营企业处于劣势）及人们评价企业日益趋向经济效益，这就逐渐模糊了原有的所有制身份界限，使所有制身份存在的意义减弱。
当前，中国社会的身份类别划分标准正在发生剧变。
一种新的、具有自致性和可变性的、以职业身份为标志的身份系列正在逐渐取代以往的城乡各种身份系列。
在这一过渡时期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新旧身份系列并存、交融与交叉错位的复杂图景。
原有的身份系列及评价标准仍在起作用，人们可以利用凭借原有身份已经取得的资源，在新的职业身份系列中谋得一个能有更多收益的职业身份。
政治评价体系与利益评价体系的并存，导致了人们身份系列与社会地位的多面性，也决定着人们在新的职业身份系列中的取向。
在城乡流动中，原有身份与新职业及新居住地的矛盾，则导致了大批边缘人及大量边缘群体的产生。
伴随着这几种身份系列的松动的，是社会流动的三大趋势。
即社会精英流向的多样化；八千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及体制内的工人与干部向体制外流动。
这三大流动趋势正改变着中国社会的精英结构，改变着社会位置与人口的空间分布，改变着体制内外经济、社会位置的比例关系。
因此，身份类别的松动对中国现时社会结构的最大影响是，它为社会结构的变迁松了绑。
区域格局与区域关系 区域是指“由社会关系和组织原则所组成的社区” 。
在一个社会中，区域间的关系及其由此所形成的基本区域格局，是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改革开放的15年中，中国的区域关系和区域格局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
分析这些变化及其过程，可以使我们从一个方面深化对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理解。
在 15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社会中这种以全国一盘棋、地区间同质同构、强调地方的自我生存能力的区域格局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
其中最明显地表现为： 第一，利益的分化，地方开始成为利益主体。
如前所述，在改革前的全国一盘棋的总体性体制中，地方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被抑制的状态。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随着中央的权力不断向地方下放，全国一盘棋的模式开始被打破，以地方行政机构为代表的地方社区开始成为利益主体，财政地方化的趋势日益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地区的关系已不再是靠中央行政权力联结的关系，利益关系和市场经济中的交换和契约原则开始成为联结不同地区的新的纽带。
过去的那种地区间无偿调拨的状况已经不复存在。
在地方利益动机驱动下，地方保护主义日益明显。
第二，地区间的异质性明显增强。
在改革开放之前，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仅表现5为发展程度的差异。
但在今天.地区间的同构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不同地区间的异质性大为增强。
其原因在于，随着权力下放，地方制定政策的能力加强；中央政府对部分地区给予特殊的政策；由于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和发展程度不同，使得不同地区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适应能力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由于区位条件和历史遗产的差异，目前地区间的异质性突出表现在所有制结构、经济结构、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发展的程度等方面。
其结果是使全国性的统一政策失去基础。
第三，市场原则支配下的区域关系形成了一种“差距扩大动力系统”。
由于改革开放深化程度的不同，经济遗产的差异，以及在区位方面的差别，地区之间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梯度状态。
在这种梯度格局之中，已经形成了一种近似于较发达、中等程度发达、不发达地区的格局。
大量的统计资料可以表明，在15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这些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而且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的是，一种类似于国际分工格局的地区分工格局已在开始形成，如广东、上海、江苏等发达地区，开始成为加工区；而内地的许多地区，包括像辽宁这样的老工业区，则正在成为原材料的提供者和商品销售的市场。
第四，不同地区的发展机制出现了差异。
这种差异突出表现在以沿海地区为代表的发达地区和内地落后地区的不同发展机制上。
以行政调拨为手段的全国一盘棋的区域格局的解体，全国性市场的初步形成，将各个地区的发展置于这种正在形成中的市场环境之中。
但由于不同地区在发展的时间和水平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其在这个市场中的竞争能力便表现出明显的差别。
比如，早发展的发达地区，由于在技术和经济实力上的巨大优势，具有很强的市场扩张能力，其企业本身也具有很强的发展动力与潜力，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地区的发展更需要的是市场条件和自由的经济政策。
而落后地区的情况却恰好相反，其在技术和经济实力上的明显劣势，资本的缺乏，企业家阶层的欠成熟等种种条件，使其在与发达地区企业的竞争中，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
在这样的地区，如果没有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的行政力量的介入，要想获得经济的顺利发展，并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是很困难的。
综上所述，在短短的15年中，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和还在发生重大变迁，这是本质性的总体变迁。
这种变迁是积累性的，也是革命性的。
虽然新结构的具体细节尚难勾画，但其轮廓是确定了的：它将沿着上面描述的方向继续深化与发展。
中国古代经济史 齐涛读书笔记
齐涛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经济史》初版于1999年。
其时，已有不少关于中国经济史的鸿篇巨制，但一直缺少一部简明的、适于历史专业与经济类专业本科教学的中国古代经济史教材。
因此，齐先生组织人员，编写了这部小型的教材。
教材出版后，得到了学界的充分认可，已在四十多所高校的历史或经济类院系使用，并被一些大学指定为研究生教材。
在重印七次之后，教材的编写者对其进行了修订。
（以上据“再版后记“，页374）修订版由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发行。
全书共四十四万余字，由绪论开题。
绪论之后共有八章，分别为：中国古代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社会大分工与中国古代经济结构的初步形成、中国古代农业经济与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中国古代的土地与赋役制度、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与城市经济的繁荣、工商货币政策的沿革、经济区划的变迁与经济重心的移动、资本主义萌芽与中国传统经济的终结。
本书绪论部分的修订者为马欣教授。
绪论提纲挈领地讨论了六个问题：经济发展的环境问题、经济结构问题与传统经济的走向、经济技术的发展道路、土地赋役制度问题、工商业政策问题、经济区划问题。
以下就是恒恺读此书时做的笔记，或曰摘抄。
1、经济发展的环境问题。
（1）他（斯大林）的结论是“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原因、决定的原因，但他举证的前提却是社会制度的“变化”不是由地理环境的“变化”所引起的。
“地理环境”与“地理环境的变化”并不是一个概念，这在逻辑分析中应当是属于偷换概念，因而，由此得出的结论不能成立。
（页2）（2）与欧洲大陆相比较，中国的地理环境有三个基本特性：第一，中国可资利用的土地面积远小于欧洲。
第二，中国的土壤条件亦较欧洲恶劣。
第三，中国的气候条件与欧洲迥异。
（页3）（3）中国自然环境的特性是造就中国古代经济发展道路的不可忽略的原因，以农业经济为例，中国传统农业经济是建立在精耕细作基础之上的以土地经营为核心的综合经济。
欧洲有利的地形条件与温润的海洋性气候，使其森林与草场覆盖率远高于同期中国大陆。
而欧洲历史上又不曾存在地狭人多之虞，这儿农民的生产经营始终采取大面积的粗放耕作。
在此基础上，欧洲历史上的农民发展起了农牧混合经济。
农牧经济与耕织经济中的粮食生产均是以耕地为本，生产可变率较低。
但农牧经济中畜牧业以及与之相联的毛纺业却具有较高的可变率。
中国耕织经济中的纺织业虽然在明清时代也呈现出一定的商品化生产倾向，但始终未脱出封建自然经济的桎梏，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纺织业以桑（蚕）、麻、棉为基本原料，而桑、棉、麻的生产同粮食生产一样也是以耕地为本，这就使中国历史上的纺织业因社会需求而增加生产的弹性较小，未形成商品生产的大潮流。
（页3-4）（4）地理环境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影响的第二个方面是地理环境的变化影响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与变化。
例：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气候变化。
（页4-5）（5）地理环境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影响的第三个方面是地理环境对人类向其施加的影响的反馈。
例：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森林植被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生产产生的三个方面的直接影响。
（页5-9） 2、经济结构问题与传统经济的走向（1）经济结构主要应当包括农业经济结构、手工业商业经济结构，在此基础上，还应当着眼于立足于其上的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的关系，并进而探求其成因与影响，这是把握中国古代经济运行脉搏的重要一环。
（页9）（2）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结构的特点可以一言以蔽之，即以土地经营为核心的综合型经济。
（页9）（3）中国古代工商业经济结构的突出特点就是它的混合性与依附性。
第一，对于乡村工商业而言，其突出的特性是手工业与商业的难以分割，以及工商业与农业经营的难以分割。
第二，对于城市工商业来说，其突出的特点是依附性。
所谓依附性主要是指城市工商业对政权以及上层社会的依附。
（页9-11）（4）东方所具有的乡村活力与恢复的能力体现在：第一，中国乡村农民具有较强的综合经营能力。
第二，中国古代是城乡一体的社会与经济结构。
第三，中国古代的农业以精耕细作为特色，单位面积产量很早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但这种活力是十分有限的，具有较强的时效性。
中国古代的乡村面临着一系列压力：其一是城市膨胀的压力，其二是工商业的发展，其三是日益增长的乡村人口。
（页11-12）（5）造就中国古代经济结构的直接原因是三次社会大分工（农业与畜牧业、农业与手工业、农业与商业）的问题。
中国历史上的这三次大分工都是相对的、不彻底的，这是造就混合型、多元型经济结构的直接原因。
而中国社会没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大分工，原因又有二：一是由于中国独特的自然环境所造就的经济特性，一是由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特定道路所造就的社会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页12-13）（6）中国文明的形成途径给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三个重要影响：第一，国家机器先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大分工而出现；第二，自国家产生起，政治活动、政治组织与政治目的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先导性的内容；第三，国家自产生之日起就与宗法血缘关系交织到了一起，因此，按地域而不是按血缘关系划分国民一直没有真正地实现。
（页13） 3、经济技术的发展道路（1）经济技术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与先导。
在中国古代社会，它主要由农业生产技术与手工业生产技术两大部分组成。
（页13）（2）农业生产技术的基本组成包括农业耕作技术、水利灌溉技术与农产品加工技术，其基点应当是农业耕作技术。
中国古代农业耕作技术的最突出特色便是精耕细作。
精耕细作的实施，是由我国特定的自然条件所决定的。
历史上中国农业产量的多寡不取决于播种面积的多少，而是取决于精耕细作的水平。
这种精耕细作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会使农业生产技术与农业产量达到一个相当的水平，带来整个农业经济的繁荣，但是，这种精细化农业的发展道路，又使得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的进步没有充分的空间，难以出现新的突破与变革。
（例：牛耕）与技术发展相应，精耕细作还直接制约着中国封建农业的转化。
（页14-16）（3）手工业技术最大的特点是实用技术的发达与成熟，而实用性的最大特点是究其然，不究其所以然。
（页16-17） 4、土地赋役制度问题（1）要想真正把握中国传统经济政策，就必须从土地问题与土地政策入手。
（页17）（2）中国古代的土地赋役政策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夏商西周至井田制瓦解，其特点是税人与税地的合一，典型代表是井田制；第二阶段是自战国授田制到中唐均田制的瓦解，其特点是以人户为税基的赋税占主导地位；第三阶段是自两税法到清朝的摊丁入亩，其特点是以土地为税基的赋税逐步占主导地位。
这三个阶段的历史进程与宗族土地所有制、土地国有制、土地私有制三种土地形态的矛盾运动联系在一起。
（页17-19）（3）大土地所有制：首先，国家政权对私有地权一直处在抑制中。
其次，中国古代地权关系的不稳定性和分散性。
中国古代地权转移与分散化的根源有三：第一，大土地所有者的多元化与非身份化。
第二，中国古代的土地私有化起步早，进展快。
第三，中国古代的家产继承制度是诸子的平均继承。
（页20-22） 5、工商业政策问题（1）中国古代的工商政策有三条基本原则：抑商、官办与垄断。
（页22）（2）论者多认为，“重农抑商”的核心是农本思想。
但王朝统治者重农的第一本意不是发展农业、繁荣乡村，抑商的第一本意也不是抑制工商业的发展。
历代王朝的重农政策固然有保护、扶持农业生产的意义，但其第一本义是固农民于土地家园，以保证其统治秩序的稳定。
（页23-26）（3）“抑商”抑的是王朝所控制的工商体系之外的私营工商业。
与之相应，则是历代王朝对官手工业与官营商业的高度重视。
中国古代的工商垄断政策可以以刘晏的榷盐法为界划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垄断以官办为主，后期的垄断则是官与商的结合，以特许商人的商运商销为主。
这种官商结合的后期垄断对于传统经济的转型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有着十分强烈的负面影响，是阻碍近代历史进程的主要障碍之一。
（页26-27） 6、经济区划问题（1）中国古代的经济区域首先是在农业生产与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
（页27-28）（2）进入文明时代后，中国的经济重心经历了由东到西，又由西返回，再进而南下的过程。
夏商时代，中国古代经济的重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西周时代，则移至关中地区；春秋战国时代，属于多中心时代，后“秦地”（关中和蜀中）占据了龙头地位；西汉时代关中与山东并为两大经济中心；东汉时代，关中凋敝，经济重心完全东移；魏晋南北朝时代，又一次出现中心多元化；隋唐时代，形成以长安、洛阳，扬州，益州为基点的三个经济中心。
宋元明清时代，又进入了一个经济多元化与多中心的时代。
（页28）（3）中国古代经济区划变迁中的三个基本趋势：首先，中国古代经济区域的变迁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经济区域的不断拓展过程；同时也是经济中心多元化的过程；同时又是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分离过程。
（页28-29）（4）影响经济区划与经济重心变动的因素主要有五项：自然环境的变动（两方面）、人口的流徙（有自然环境变迁、社会政治、人口压力等多方面原因）、经济贸易交流与交通的发展（一直是重要因素）、技术发展与经济结构的变化（技术进步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传统经济的改造，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二是促成新兴产业的生长；三是推动经济规模的拓展。
）、政治与战争的影响。
变动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页29-32）※中国传统经济的归宿：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改良还是革命，都无法将中国传统经济带入资本主义，也无法改变中国传统经济的命运，它最终还是步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泥潭。
（页32）最后，恒恺从绪论的引注文献中，整理出若干进一步阅读的研究性著作：邓云特（邓拓）《中国救荒史》、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齐涛《丝绸之路探源》。
附带言之，绪论第二部分所涉及的中国文明起源的特定道路，可参阅马新、齐涛《中国远古社会史论》一书，尤其是该书第二章《中国的洪水传说与创世纪》，精彩。
庄恒恺 2012年春（转载请注明出处：庄宝宝的部落格）答案转自百度百科
世界文明史读后感
[世界文明史读后感]1 第一轴心期的中国在公元前800—200年间，世界上出现了三个文明中心，世界文明史读后感。
《世界文明史》152页记载：公元前6至公元前5世纪，在整个欧亚大陆——希腊、中国、波斯和印度，思想异常活跃，群雄角逐，异说纷呈，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 、政治家、哲学家，他们为人类的认识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大贡献。
卡尔·雅斯贝斯称之为‘第一轴心期’。
当时的中国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著名的百家争鸣运动。
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等名人辈出。
促进了哲学、文学、政治伦理学的发展。
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
2 唐宋时期中华文明举世无双《世界文明史》300页说：中国唐宋时期的文明，可以说代表了这一发展阶段最高峰，是世界上其他文明不可比拟的。
……大量的 朝鲜人、日本人、印度人、西域人来中国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
3 明清时期的新变化明代直至清代前期，中国无疑是世界最先进的国家。
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
《世界文明史》425页记载：在中国和西方贸易中，中国是出超国，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每年都有大量出口，……十七、八世纪，中国从国外输入6万吨白银，约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
当时的中国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但强大的中国开始狂妄自大，不思进取。
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央集权的专制进一步加强。
罢免了官僚机构之首的宰相。
由皇帝直接经管六部。
皇帝是最高决策者，也是最高执行者。
明朝末期，由于专制导致的腐败已经相当严重。
第二，新思想观念遭到扼杀。
《世界文明史》428页记载：明代后期，一些不满当权派的知识分子借书院讲学之名进行政治活动。
其中以东林书院为首，也称东林党。
引起当权派的恐惧，最终将他们杀戮禁锢，直至禁毁书院。
清朝时期大兴文字狱，迫害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
著名思想家李贽著作多次遭到统治者禁毁，70多岁仍被捕入狱，愤然自杀。
第三，西方文化的入侵。
1511年，葡萄牙人在饶过好望角13年后，攻占马六甲海峡。
1514年进入中国东南沿海。
16世纪中叶，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
1840年发生了鸦片战争，中国惨败。
从此，中华文明面临生死存亡的选择。
二 中国近代落后之迷。
1 李约瑟问题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穷其毕生精力写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提出了一个疑问，即中国古代技术辉煌曾经胜过欧洲，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问题。
此后，许多学者开始研究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提出了环境决定论、语言文字决定论、制度决定论、入侵决定论等。
2中国摆脱落后的努力，开启现代化的进程，读后感《世界文明史读后感》。
鸦片战争使中国人如梦方醒，开始承认落后。
开始了寻找落后的原因和摆脱落后的努力。
第一，器物现代化。
1842年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说，认为中国的制度是好的，只是武器不如人。
从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是师夷长技理论就具体实施。
洋务运动缩小了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在军事方面的差距，建立了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海军。
但由于制度落后，导致甲午战争惨败，洋务运动破产。
第二，制度现代化。
维新运动认为必须学习西方的制度。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了共和。
但由于人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社会，西方制度在中国遇到水土不服，出现了国会纵火案、曹锟贿选、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等事件。
第三，思想观念的现代化。
五四运动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矛头直指中国传统封建文化。
陈独秀提出用西方的民主、科学改造中国青年，使之成为新青年。
鲁迅直截了当批判封建礼教，并提出拿来主义。
胡适更被看作是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
五四运动中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遭到文化保守主义的不满。
中国近代落后与失败是传统农业文明与新兴工业文明碰撞的必然结果。
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多元性，诸子百家的兴起无疑是社会文化多元性的表象。
然而缘何东周时期的社会动荡会成就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呢
最早对诸子百家的缘起作出解释的是西汉史学家和文化大家刘向，后来经其子刘歆的继承与发展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主要是说：在周朝礼崩乐坏之前，吏与师不分。
换句话说，政府各个部门的官员便负责把有关这一部分的知识传下去。
这些官吏和贵族诸侯一样是世袭的。
按照这个理论，当后来周朝皇室失去权力时，官吏们也失去了原来的优裕地位，而散落民间，他们便以私人身份招收学生，传授他们知识。
这时，他们已经不是官，而成为师。
就在教师与官吏分化的过程中，兴起了诸子百家。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P28，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刘歆甚至将各家具体出自于何种官吏都作了细致的划分，诸如：道家出自于史官，法家出于理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等等。
刘歆关于各家来源的解释和分类虽然有许多任意牵强之处，但是他在归类的过程中充分观察了政治和社会环境，其所运用的思维方式却是十分先进的，故我们不妨把刘歆的理论加以修正：周朝时周王室——诸侯——庶民构成了其社会权力结构层次，而只有特权阶级即周王室和诸侯才享有受教育的机会，正是这样他们才能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的主导，就是说他们当然地负起了引导社会知识文化发展的责任。
然而当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时，社会制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预示着固有的政治权利结构发生重大的破坏，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诸侯由于战争或其他原因失去了土地和封号，降为庶民阶层；另一方面，也有庶民由于其某些专长或其他原因上升成为官吏，融入特权阶层，社会学上将其称之为社会结构性流动。
（易益典主编，《社会学教程》，P30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各诸侯国为了强化其国力所实行的政治改革更加速了社会结构性流动的过程（事实上各国的政治改革都含有与打破贵族世袭垄断政治权力相类似的举措。
著名的商鞅变法就是很好的例子），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知识的官方代表散落民间，包括贵族和原本以一技之长服侍君王诸侯从而获得世袭官职的官吏，这就是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礼失求诸野。
他们通过专门的知识或技能开馆收徒，以维持生计，并游历诸国以期达到其政治主张。
他们不同的专长或者思想见解经过繁衍和发展逐步成为各种不同派别。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诸子百家。
〔世界文明史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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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议论文
论文关键词国传统文化；发展；传承论文提要：对于几来维系中华精华之源泉,深蕴着丰富营养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才能在经济全球化导致的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得到更好地传承和发展,笔者认为只有历史辩证地正视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保护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重构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采用不同的媒介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播,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近百年来,国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冰火两重天.上世纪两次大的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灭顶之灾,而尤其可悲的是使中国人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情操难以为继,使新一代的中国人出现了信仰危机、价值危机、道德危机,导致民族精神的衰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冷静的反思；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恢复,研究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当下思想文化界一道众所瞩目的风景线.由政府到学界,由国内到国外,国学热不断升温.如,在《百家讲坛》阎崇年讲清帝、刘心武讲红楼、易中天讲三国、王立群讲史记、于丹讲论语；《光明日报》专门开设了国学版,中文搜索引擎百度开设了“国学频道”,新浪网高调推出乾元国学博客圈,政府举办了“俄罗斯‘中国年’”、“德国‘中国年’”,在各个国家开设学堂,等等.这一冷一热带给我们很多思索：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笔者简要地探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并对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方式作了思考. 一、理性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科技,可能会亡国；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自己的文化,就要亡种,而亡种比亡国更可怕.对中华民族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身份证和象征,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唯一标志.对于几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精华之源泉,深蕴着我们先民追之不舍、迄今十多亿中国人仍然哺之于中的丰富营养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一棒子打死,妄自菲薄、数典忘祖,搞历史虚无主义是不行的；但抱残守缺、照抄照搬、全盘吸收,大搞复古主义也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冯友兰曾说：“中国人最关切的是中国文化和文明的继续和统一.”我们的智慧或可超然于文化之外,而我们的最终命运又必然统摄于文化之中.因此,理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不贰选择. 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识之士也在不断思索,1935年《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应进行本位文化建设.指出对肇始于近代的民族文化危机,“我们不能任其自然推移,我们要求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同时,“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1958年《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建议以儒家文化为主,融会西方“民主、科学”,以达“返本开新”后的世界价值和济世功用.2004年《甲申文化宣言》的策略落脚点：侧重强调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平等、多元共生的见解及中华文化对世界未来的可能性贡献.“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不同族群的恒久信仰、行为方式和习俗,则理应受到尊重”,“主张文明对话,以减少偏见、减少敌意,消弭隔阂、消弭误解.我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近代中国的三次文化宣言,通过以文化的名义直抒当下诉求,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策略指向演进的历史轨迹以及未来文化建设策略在价值取向和技术选择上的理性趋势. 二、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后期的封建社会里一定程度上起着阻碍历史进步的作用.但仍然有与现代化融合从而促进现代化成功实现的诸多营养成分存在,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东亚价值观”仍是亚洲各国发展的文化基础,而且还受着那些“文明过度”的西方学者的特别青睐——认为在中国这种以伦理主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中可以寻求到医治由“过度文明”带来的“文明病”的良方. （一）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管是对历史负责,还是对未来负责,都应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尽管这个“文化酱缸”在一定时期内束缚了历史的发展,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的特色,是中国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五千年文化的积累,是中国文化保持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整理,从中吸取精髓,使之发扬光大；摒弃糟粕,以史为鉴. （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文化的“神”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文化的“形”是文化的“神”的载体,要发挥传统文化新的生命活力,就应实现其“神”与其“形”的现代统一.因此,一方面要致力于传统文化固有的“形”保存、保护——经典文本、文物古迹、传统节庆、优良的民间习俗、民间谚语等文化遗产,使之继续发挥作为传统文化其“神”的载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总结传统文化中的“神”,对其进行现代价值再创造,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观念,及时反映和体现出改革开放进程中涌现出的一些新思维、新观念、新取向,使中国文化更具时代特征和时代引导能力,使有“形”的文化遗产具有现代生命力. （三）重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腐朽、落后、愚昧成分已经难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必然会被文化自身的新陈代谢所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改造要有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时代意识,弘扬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以和为贵”、“兼爱”、“尚贤”、“自强不息”等普适性文化元素要大胆地发扬光大,应该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文化中包含的科学精神、民主思想、法制观念、****理论等文明成果,要像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样,吸收、消化、使之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中浑然天成的一部分,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更加完善. 三、大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保护中国传统文化,重构中国传统文化,最终目的就是要使中国传统文化深入民心,并且走出国门,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最重要的两个途径是：学校教育和媒介传播. （一）学校教育活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也是国家常抓不懈的一项工作.2006年9月国务院发布《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在有条件的小学开设书法、绘画、传统工艺等课程,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 笔者认为,要系统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还应该将其作为一门专门的课程独立于语文、历史等其他各科.这是向中国知识阶层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而知识阶层是发展文化的生力军,是普及文化的传播者.这门课程应重在介绍中国传统思想、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传统风俗习惯、传统文学艺术等,让学生在这门课程中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产生敬畏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产生历史认同感和归属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发展的联系而产生自信心；吸收中国传统思想而提高道德修养,学习中国传统文学艺术而获得美的教育. （二）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向大众、向世界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宣传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适性宣传,将传统文化融入文学艺术、影视戏剧中,渗透在网络、文化交流、旅游观光中,面向社会大众,重新唤起社会大众了解传统历史和文化的热情.通过这些媒介宣传,使中国传统文化民间化、大众化、全球化. 目前,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潮流.斯宾格勒的“文化有机论”与季羡林的“21世纪是东方文化世纪论”,以及不少学者认同的“太平洋世纪论”都认为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将成为世界主流或内核.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扬弃了落后和腐朽,在吸收了中国新文化、新思想,在融合了世界先进文化后,将在中国、在全世界显出勃勃生机.中国“礼义仁智信”的做人原则,教化为本、以德为先的政治策略,饱含中国深厚文化底蕴的风俗民情,孕育中国悠久历史的名山大川,将成为中国先进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蕴藏着丰富价值理念的中国传统文化将在人类新一轮道德价值规范的重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的和平崛起的强大精神动力.在我们向发达国家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会以新的方式与世界文化、现代文明并存,并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八大艺术学院是哪几个?
问的不对，只有六大艺术学院；答的也不对，几个回答都是八大美院。
六大艺术学院是：南京艺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云南艺术学院、广西艺术学院、吉林艺术学院、新疆艺术学院。
求一篇读后感，主流书籍的，一定要自己写的，≤800字
读《乡土中国》有感中国人，几千几百年以来，世世代代以土地为生，所以，“乡土”二字，实在是已经牢牢的镌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不可磨灭。
从前在我的眼里，乡村只是姥姥家的代名词，只是一年偶尔会回几次的陌生土地。
尤其是在现在这个人员大量流向城市的大时代之中，乡村正逐渐的被人们淡化和遗忘掉，所以，刚开始翻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会觉得它晦涩难懂，不解其意，可能是这样的生活距离我们太过遥远，也太过陌生。
但慢慢的，我发现中国的乡土社会其实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相反，它包罗万象，涵盖万千，这其中实在是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和汲取吸收的东西。
果然，人读的书越多，就会在这个世界面前觉得自己愈发的渺小。
本书的确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从最不起眼的中国乡村社会的细节小处入手，生动还原了广袤黄土大地之上，由广大农村人民谱写出的一曲曲波澜壮阔的历史图卷。
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书中，作者潜移默化向读者传递出的社会规律与法制道理。
在现在社会，乡土社会的概念无疑是被弱化的，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开展，无数在乡土间长大的青年朋友走向向城市迁徙的道路，中国社会城市化潮流已成必然趋势，不可扭转，不可倒退，这就给原本已基本发展成型的乡土社会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强有力的冲击。
所以，在乡村气息日渐衰弱的今天，总结回顾它带给我们的宝贵经验与财富就显得颇为重要了。
但我们仍要注意的是，弱化归弱化，中国社会，进行大幅度改变的只是一个外表，它从一个质朴实在，不会打扮的纯朴汉子，经过几十年来的改变与革新，逐渐变成了一个时髦新潮，摩登时尚的新新人类。
其内心的，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浓浓中国气息仍然不可磨灭。
作者在文章中提到了一个新颖的概念，叫“礼治”。
它不同于现在社会中所崇尚的法治，也非远古时代的人治，而是严格遵循几千年前孔老夫子所提出的“仁义礼智”，与“克己复礼”的观点，就像是陈忠实老先生的文学作品《白鹿原》中所描绘的那样，让乡绅贵族们去妥善处理解决四邻八方的矛盾与纠纷。
这就有些类似于法理学上的习惯法与惯例的样子，这一套规则能让众百姓认可，而且大家都同意按照这个规矩来行事，确实高效方便。
若是法治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私情和冤案发生，若是人治就不会有那么多位高权重的人总说身不由己烦恼重重了。
中国社会的人们是依照多年以来形成的传统习惯生活行事的，不管处于什么地位，都得按照这些规定行事。
自己写的，可能字数超了，自己看着改改吧
《街头》这首诗的意思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声名显赫的作家，与1929年从北大英文系毕业并留校教书，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后又发表长篇小说《桥》。
他又是中国三十年代有影响的诗人。
是智慧诗的代表作家，更是一位“东方化”的现代诗人，融入他的诗的灵魂的是佛道精义，是诗禅传统，是晚唐李商隐温庭筠的“驰骋想象”，“上天下地，东跳西跳”的诗境，是六朝文的风致。
他的诗在“深玄的背景”下，透露出的孤洁感仍是现代人的。
他写过很多的新诗，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诗歌的代表作：《街头》行到街头乃有汽车驶过， 乃有邮筒寂寞。
邮筒po， 乃记不起汽车号码x， 乃有阿拉伯数字寂寞， 汽车寂寞， 大街寂寞， 人类寂寞。
三十年代的诗人写的诗是纯然的现代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
诗人多用一些比较生疏的古字，甚至是所谓‘文言文’中的虚字来表达一个意义，一种情绪，或甚至是完整一个音节。
在亲切的日常生活调子里舒卷自如，敏锐，精确，而又不失它的风姿。
由此发现30年代现代派诗歌与中国传统诗歌主流有深刻的联系。
30年代现代派诗歌是“倾向于把侧重西方诗风的吸取倒过来为侧重中国旧诗风的继承，而废名正是代表了30年代诗人的写作特征，在《街头》这首诗中就有着这些体现。
细读这首诗，会发现这首诗有两个十分突出的特征:一个是它的思想上有另人震惊的思想震撼力，另一个是它的艺术上语言的高度凝练。
诗人连用“寂寞”一词，在诗中反复出现，而且内涵是不确定的，由邮筒寂寞，阿拉伯数字寂寞，汽车寂寞，大街寂寞，一直写到人类寂寞，街头本来是喧闹的，但用的是反常识的语言，有一种陌生化的效果。
这是大千世界万象内聚，包容与心，思接万仞千里，全凭瞬间顿悟，超越了逻辑，抽去了中介，这又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某些艺术表达方式暗合或相通。
在艺术上，俄国著名的文艺思想家巴赫金把它称为“陌生化”。
街头是这首诗的情境，街头所看到的事物应该是很多很多的，然而在这首诗中只出现了汽车和邮筒这两个事物，这两个事物显然是被诗人精心挑选过的是现代化的标志，是工业化的标志，写的是现代世界，因此，诗人表达了他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和否定。
诗人行到街头，看到汽车从眼前驶过，邮筒寂寞，二者是并列的。
“汽车驶过”是作者所看到的眼前事物，而“邮筒寂寞”是作者的感觉，是作者感受到的。
他的诗在“深玄的背景”之下透露出的孤洁感仍是现代人的，在这首诗中能深深的体会作者在喧闹中所领悟到的无所不在的寂寞。
整首诗分两个单元，第一个单元由开头到邮筒寂寞。
第二个单元由邮筒po到诗歌结束。
在整首诗中一个最关键的词是“乃”，它是由第一句汽车驶过而来，邮筒寂寞是由汽车驶过而来，这是静止的邮筒相对运动的汽车而言是寂寞的，这暗示诗人有静止和运动的比较，由运动的汽车看静止的邮筒。
这是诗的第一个单元。
在第二个单元中，诗人由静止的邮筒看运动的汽车。
邮筒是静止的，字母“po”看得很清楚，汽车是运动的，记不住号码，邮筒“po”看得清到看不清汽车号码用“x”代替，所以诗人说运动的汽车是寂寞的，诗的内在结构是一正一反再合并的。
由此及彼，大街寂寞，人类寂寞，诗的内在逻辑就推理出来了，这首诗是典型的中国道家庄子的思想对策。
在这首诗中，汽车和邮筒都是否定形象，都是寂寞的，诗人由此表达了对现代社会的否定，汽车邮筒都是现代社会的代表，所象征的都是寂寞的，所以大街是寂寞的，人类是寂寞的，所以表达了诗人对现代社会的否定，所以说这首诗的思想是极有震憾力的。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搞现代化，可以说现代化是中国的梦想，但废名在三十年代就表达了思想相反和对现代化的批判。
中国近现代思想的主流是进步的，汽车和邮筒都是先进的交通工具，汽车是行动的，邮筒是静止的，人类尽管有了汽车和邮筒，但是人类仍会有思念有分离，现代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的处境，因此说明科学技术上的进步解决不了人类精神上的处境。
总之，在整首诗中诗人用了一连串反常识的语言，起到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由邮筒寂寞，数字寂寞，大街寂寞直到人类寂寞，体会到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
这是诗人的独到之处，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还有就是用现代化的代表事物来表达对现代社会的否定和批判，具有强烈的思想震撼力，在当时的社会有极强的批判效果和敏锐的洞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