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尔：什么是正义（What is Justice?）
）”。
桑德尔教授系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座教授、美国人文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
他的学术论著包括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Justice: A Reader，The Case against Perfection: Ethics in the Age of Genetic Engineering，Public Philosophy: Essays on Morality in Politics，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等等。
本次讲座由高研院和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联合主办。
本期讲坛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哲学研究所所长童世骏教授和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哲学系主任万俊人教授担任评论嘉宾。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刘建军教授，以及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刘清平、顾肃、林曦、纳日碧力戈、吴冠军、陈润华、孙国东、沈映涵等参加了此次讲坛。
在正式演讲开始前，邓正来教授做了开场讲话。
他欢迎各位同学和老师的到来，并简要地介绍了桑德尔教授。
接着，现场播放了桑德尔教授的一段精彩的讲座视频，过后，桑德尔教授正式登上演讲台为复旦的同学们作了一场期盼已久的演讲。
桑德尔教授首先感谢同学们的到来，期待今晚能够了解同学们的所思所想，与同学们相互学习。
由于同学们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他相信大家对正义问题会有非常丰富的见解。
桑德尔教授描述了理解正义的三种进路。
第一种进路认为，正义意味着为最多的人谋取最多的快乐，也就是哲学家杰里米00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式的功利主义所持的观点。
第二种进路认为，正义不单单指人民福祉的最大化，它毋宁是一个关乎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尊重和安全的问题。
这即是约翰00罗尔斯（John Rawls，1920-2002）式的自由主义所支持的观点。
第三种进路认为，正义不是最大化人们的福祉或GDP，也不是尊重个人选择的权利。
正义的存在，就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在一个“追寻美德”的社会中，这样将促使人们追求更有价值的目标。
阿拉斯代尔·查莫斯·麦金泰尔（Alasdair Chalmers MacIntyre，1929－）便是这种观点的支持者。
接着，桑德尔教授对三种正义观的优劣进行了分析。
考虑到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过于抽象，桑德尔教授引入了现实中的一个救生船的故事作为例证。
一艘船在海上遇到了危险，船上的四名船员由于缺乏食物和水，急切地盼望着救援的到来。
然而许多天过去了，救援一直没有来。
其中的一名船员，他是一名孤儿，在船上做侍者，因为喝了海水已经病倒了。
为了能够维持生命，另外的三名船员最后把这位生病的侍者杀死并吃掉，最后成功地获救，回到了英国。
因为杀害了那位男侍者，他们回国后被逮捕，面临法庭的宣判。
讲完这则故事，桑德尔教授给同学们提了一个问题，即如果你是法官，你会怎么给这三个人判刑，他们是否有罪
现场听众踊跃地举手发表观点，围绕着集体的快乐是否高于个人的快乐，以及是否能把人作为工具来利用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之后，为了进一步探讨功利主义的观点，桑德尔教授又讲述了另外一个关于“幸福之城”的故事。
这是一座超乎想象的美好的城市，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只有一个人例外。
在一座最漂亮的大楼的地下室里，一位孤儿孤零零地住在那里，遭受着痛苦。
但是没有人来拯救他，因为大家知道，整座城市的幸福和美好都是因为这位孤儿遭受着痛苦。
他们不愿意牺牲幸福而去拯救他。
针对这则故事，桑德尔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幸福之城以一位孩子生活在痛苦中换取了城市的幸福，你认为这样可行吗
现场同学积极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随后桑德尔教授对同学们的讨论做了梳理和总结。
他认为同学们提到的两个观点，即正义是对个人自由的尊重以及正义是以道德为基础的观点，是对边沁功利主义正义观的否定。
他还以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的独白和美国动画片《辛普森一家》为例，讨论了高层次享受和低层次享受哪个更值得追求的问题，认为要对享受做高级或低级的定性判断，我们不能单纯地以功利主义的观点来衡量，而正义与“哪些享受是值得的”这一问题具有相关性。
桑德尔教授指出：把道德转换为功利主义的表达存在一定的困难。
他以一个他在牛津大学读书时的真实故事诠释了他的这种说法，并结束了他的演讲。
桑德尔教授讲述的故事幽默风趣、深入浅出，现场不时传来热烈的掌声和欢乐的笑声。
评论嘉宾童世骏教授对桑德尔教授的演讲发表了五点评论。
首先，桑德尔教授讲的三类正义观的解释大致对应于哲学上关于“有什么”、“做什么”、“是谁”等问题的回答，分别对应于功利主义、义务论和德性论。
第二，道德两难可以用不同角度加以解决。
从桑德尔的讲演所举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功利主义也可以提出很有力的反对杀人、酷刑的论据。
另外，桑德尔讲稿中提到的道德分工可以用来证明特殊义务，而特殊义务可以证明社群主义道德理论，但承认特殊义务的那种道德分工体制本身可以用康德主义或功利主义进行辩护。
第三，道德判断的正当性取决于判断的主体，这使得老师在课堂上运用道德例子与学生进行讨论，有一定局限。
他认为，桑德尔让学生选择的火车例子与救生船例子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在前者，火车司机的选择是在他之外的5个人死还是1个人死之间，而在后者，船员的选择是在他们自己3个人死还是那个可怜的小孩死之间的选择。
第四，道德判断的正当性取决于一些理所当然的经验前提，特别是特定时空的条件。
有些经验条件是永恒的，比方说人会死亡等等，但有些并不是。
桑德尔例子中那艘船的四个人，如果是全球剩下的最后4个人，我们怎么看
人类这个物种生存是使道德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
在全球安全成为紧迫问题的条件下，道德考量应该观照这一维度。
第五，道德两难可能并不一定都能得到理性的解决。
关键的问题在于：道德两难的解答可能并不在道德理论当中，而在道德直觉当中——甚至不在道德领域之内，而在于道德领域之外。
问题的解决不是依靠特定的道德主体的苦思冥想，而是对这种两难经常发生的那个环境的革命性改造。
如马克思所说：“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对于社会改造和人格教育来说，功利主义倒有特殊的作用。
评论嘉宾万俊人教授首先感谢了桑德尔教授的演讲，然后从学理上提出了两个问题。
首先，他说在西方伦理学和政治哲学领域，人们对道德哲学主要采取三种方式。
第一种是功利主义的方式，也就是价值目的论的方式，强调要均衡和计算利弊得失。
第二种是康德的道义论方式，强调道德行为的正当理由。
这两种方式的终极根源都是自由主义，桑德尔教授作为自由主义的批判者，显然不满足于这两种方式。
桑德尔教授意图以他的理论作为第三种方式来说明什么是正义，但是问题在于他并没有告诉大家什么是正义。
他建议桑德尔或许可以重新考虑柏拉图的说法，即正义关注更多的不是人的德性，而是人的身份、角色、品格以及人在整个社会秩序中的地位。
其次，万俊人教授对把案例分析运用在正义问题探讨中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
因为当案例本身具有极端性的时候，它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例外情形，而不是正常情形。
而正义恰恰不是一种例外的情形，它关乎我们的生活、社会秩序、利益关系，是每时每地每个时代都遇到的永恒的主题。
用这种例外情形的极端推理，恐怕不能解决问题。
随后，桑德尔教授对嘉宾的点评进行了简短的回应。
他认为第三种方式不光是个人道德问题，还是评价美好生活的问题。
如果没有一个对美好生活的思考和界定，我们便无法理解正义。
然而道德如果只是代表个人道德，就太狭隘了。
他同意万教授的说法，认为功利主义和道义论这两种方式是不足以分析正义问题的。
用第三种方式论证正义，我们就无法避免去论证人类的好处即，是什么使得人类的生命有意义。
他也同意童教授的道德两难不一定都能得到理性解决的说法，但是他认为是否存在正确的做法，或者哪种做法更好或更坏是无法推测的。
现场的听众向桑德尔教授提出了许多问题，主要包括 “正义与合理相冲突时，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哪种处理方式对社会更有利
” “如果我们是那个船上被杀的男孩，我们该怎么办
”“您认为政府现在的正义状况如何
您在担任小布什总统顾问时对伊拉克行动是否有建言，您提了什么建议
”等等。
桑德尔教授一一进行了解答。
讲座最后，邓正来教授再次感谢了桑德尔教授的精彩演讲和同学们的热情参与。
他希望同学们能够认真思考讲座中讨论的问题，而不是把它当作一种消费。
本次讲坛中，桑德尔将其哈佛校史上听众最多的课堂搬到了复旦大学，吸引了复旦大学各院系师生以及外地、外校的众多听众前来参加。
为了便于更多的人参与，还特在经济学院大堂进行了现场视频直播。
整个会场不仅座无虚席，而且异常火爆，被很多人认为是复旦校史上听众最多、最火爆的一次讲座。
大部分听众站着或是坐在地上聆听了整场讲座，并积极思考和回答桑德尔教授提出的问题。
整场讲座气氛热烈，听众们对知识的渴求和探索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公正该如何做是好 读后感
《公正，该如何是好》读后感如果一个人的死能换来多数人的生，你会牺牲那个人而让自己和同伴们活下去吗
如果改进汽车的致命缺陷能挽救很多人的生命，你会愿意为此付出高额的改装费用吗
如果一项合同与传统道德相冲突，法院判决合同无效，你会认为法院的判决是公正的吗
书中的问题异常尖锐。
在这个日益物质化的年代，我们的行为选择总在人性和物质性之间摇摆不定。
当我们遇到生死抉择的时候，我们常常因为尊重人的基本权利而违背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原则，因此我们才认为，19世纪遇险的英国船员为了存活下去杀死并吃掉一个病弱的奴仆，是有悖人道的。
但是，我们口口声声说个人的生命权利至上时，为什么像福特汽车这样的企业却会给生命贴上价格标签
如果我们尊重个人的权利，但为什么大多数人又会反对同性婚姻
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思潮、我们的正义观，正陷入尴尬的两难选择当中。
我们甚至怀疑法律是否公正，因为法律无法回避个人的道德判断，无法做到中立。
读者文摘上有一篇名为《世界上五大无话回答的问题》，第一个便是失控的电车正在行驶，迎面的轨道上有5个人，灾难已不可避免，轨道上还有一个人，只要撞上他便可以挽救5个人的性命。
你会怎么做
道德判定应该依据行为的结果，还是行为本身
这是道德核心问题，决定我们对公正的定义专政家认为，只有能够维护经济稳定和政治平稳，用残忍方法对待几个反动者根本不算什么不道德。
如同马基雅里《君主论》中倡导的：“只要结果是好的，可以原谅一切手段”。
所以如果能救5个人，就杀了那无辜的人吧
前段时间人们对小悦悦事件，老人跌倒扶不扶这类事件议论很多，认为中国世风日下。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这是由于责任感大于价值观。
旁观者与当局者他们对一件事选择完全不同，这是被迫选择和自主选择的差别，不关乎价值观而在于责任感。
在没有绝对责任感的逼迫下，任何人都可以对恶姑息，视而不见，因为他不必面对良心的责问。
这是一种可预见的非理性。
所以想要获得旁观者支持，最重要不是申诉你的原则，而是拉他入局。
所以桑德尔教授说，哲学是个坏东西，它会使我们变成坏公民。
因为哲学会教化我们，使我们原本熟视无睹的情景变得陌生。
风险便在这里，我们的所有由此已与过去完全不同了，过度沉溺其中，便会伤到自己。
因此我们有一种逃避方法叫怀疑主义，并不彻底解决问题，坚持个人原则，对别人原则不发表见解，不去推理思考而是逃避。
康德说过：“怀疑主义是人类的安息之地。
”其实不是的，怀疑主义只是简单默许，鲁莽推理便足以让它溃不成军。
因为我们生活于其中，便必须去推理，尽管这些问题已被讨论了太多次，太多次。
《公正》这本书便是唤醒我们的鲁莽推理。
何不看看自己能在哲学这条路上走多远
或许人文科学不能助我们登上火星，但至少可以让我们在地球上生活得更舒服一些。
火车压到五个人，如果改道，只压到一个人，怎么选择，我记得反映了一个哲学问题，是什么
解读哈佛--行择的道德困境--解读哈佛桑教授公开课之一火车疾司机在驾驶室闲地喝着咖啡，一抬眼，猛然看见五个人正在前方铁轨上干活，按警铃，没响，拉手刹，失灵，眼看就要撞上这五个人，突然发现不远处铁轨有个分岔，岔道上站着一个人。
是转向岔道，撞死一个人，还是继续开下去，撞死五个人
如果你是火车司机，会怎样选择
这是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自己的公开课“正义应该怎样做
”中，开篇设想的场景。
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J.Sandel）是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公众知识分子之一，他致力于“公民教育”，深信任何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都需要积极参与和善于思考的公民精神。
桑德尔教授认为所谓的政治哲学，就是诠释人类各种行为的道德基础，就是不停地追问我们行为选择的背后，为什么要这样做
道德依据是什么
对桑德尔教授提出的这个场景，大多数人都会轻松地做出选择：转向岔道，撞死一个人。
如果无法避免亡人的悲剧，只能在一条生命与五条生命之间进行抉择，那为了五个人能活下来，牺牲一个人是值得的。
其背后的道德依据是：做法是否正确，行为是否符合道德，取决于我们选择这种行为的结果。
牺牲一条生命，可以拯救更多的生命，结果是合算的，是道德的，那转向岔道的行为选择就是正确的。
这种只关注结果的道德原则，姑且称之为结果主义，以成败论英雄的功利主义，就是在结果主义的土壤上开出的花朵。
让我们再设想第二个场景：火车失控向前疾驰，警铃不响，刹车失灵，前方没有岔道，火车向铁轨上干活的五个人撞去，此刻，你正在铁轨旁，身边还站着个大胖子，把胖子推到在铁轨上，硕大的身躯可以停住这列火车，但胖子会命丧黄泉。
推，还是不推，你又会怎样选择
如果按照结果主义的道德原则，应该把胖子推到铁轨上，同样是牺牲一条生命，拯救五条生命，结果是道德的，选择推胖子的行为也应该无可厚非，是正确的。
我们在第一个场景中就是这样选择，这样做的。
然而，面对后一个场景，我们大多数人会对胖子“下不了手”，在前面是正确的做法，放在后面就感觉不对劲了，问题出在那
在后一个场景中，我们不仅关注了行为结果，也关注了行为本身，关注了行为的过程。
其背后的道德原则是：什么是应该做的正确行为，与行为结果无关，只与行为本身或行为过程有关。
关注行为过程的道德原则，姑称之为“过程主义”，它宣称：如果行为本身就是不正确的，无论结果好坏，都是不道德的。
我们不能为了拯救更多的生命而滥杀无辜，我们之所以对胖子“难以下手”，是因为胖子是“无辜”的。
二个场景，同样是在一条生命与五条生命之间选择，结果一样，过程不同，行为选择就有了变化。
我们发现：行为结果有道德，行为过程也有道德，而且行为过程的道德原则，并不依附行为结果的道德原则而存在，二者是分离的。
也就是说，行为结果的道德原则不能凌驾于行为过程的道德原则之上，我们不能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对少数人的利益，胡作非为。
因为，“胡作非为”的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我们之所以对胖子“下不了手”，不是因为我们不认可“一个换五个”的结果，而是不能认同这样“换”的方式。
换一个事例，就会更能清楚地认识这样的区别。
一个医生要照顾六个车祸病人，五个病情中等，一个危重，如果医生把一天的时间，照顾五个病情中等的病人，就能救活这五个人，但那个病情危重的会死去；用一天时间照顾病情危重的病人，可以挽救他的生命，但另外五个人会因病情加重而死去。
如果你是医生，你会如何选择
放弃一个病情危重的生命，去拯救那五个生命，大概是多数人的选择。
这里，结果主义的道德原则帮助我们做出了抉择。
如果这个医生，面对着五个车祸后的病人，每个病人都有一个身体器官损伤，需要立即移植，否则就会死亡，但找不到可供移植的器官。
这时，隔壁病房来了个体检的健康小伙子，正躺在床上休息，为了拯救五个生命，医生能不能从这个小伙子的身上，取出需要移植的五个器官呢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过程主义的道德原则告诉我们，我们杀害一条无辜的生命，这样的行为本身就是不道德的，无论为此拯救了多少条生命，事情的道德与否和结果无关，只在行为本身。
由此看来，人类行为选择是否正确，既要看行为选择的结果，也要看行为过程的本身。
只看结果，不讲过程，可以成为“不择手段”幌子；只讲过程，不讲结果，也可能会“好心办坏事”。
当我们为了增进大多数人的所谓“社会福利”，而牺牲少部分人的所谓“个人利益”时，是不是可以“不择手段”地进行“强制”呢
结果主义与过程主义，在什么情况下，谁更优先
这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道德困境。
当我们用政治哲学的眼光审视这些“习以为常”的事情时，会让平常熟悉的行为变得陌生，会让“想当然””和“理所当然”离我们远去，这不是政治哲学提供了新的信息，而是它在引导我们用新的视角或方式，重新思考这些问题，政治哲学会让我们疏远过去的惯例、约定的习俗、固有的观念和习惯的判断，一旦熟悉的事情变的陌生，它就永远地和以前不一样了。
然而，我们又不能不面对这样的境地，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行为选择的答案中，这此答案就是我们的生活。
哈佛大学桑德尔教授公开课：公平，怎么做才好
——读桑德尔《公正》\ □说书■丁国强\ 哈佛大学讲授迈克尔·桑德尔的《公正》（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思考社会公正问题。
作为一门公开课，桑德尔将其定义为一门论辩性科目，学生们通过反驳那些哲学家们获得批判的乐趣。
公正是人类争议最激烈、分歧最大的问题。
\ 市场促进了个人自由和社会福利，但是也导致了公正的缺失。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提出“理性经济人”假设，利益最大化成为经济主体的理性追求。
但是，每个人的利益最大化肯定构不成整个社会的公正。
桑德尔说：“贪婪是一种恶，是一种不道德的存在方式，尤其是当它使人们觉察不到别人的痛苦时。
它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恶，它还与公民德性相冲突。
”一个公正良善的社会必然要以推进公民德性为目标，而不是一味攫取财富。
那些一心抢占经济先机的人很少考虑到是否占有了他人的机会和选择的可能性。
道德考量是一个滞后的反思。
\ 桑德尔指出，关于公正的考量，似乎不可避免地使我们思考最佳的生活方式。
公正意味着权利的合理配置、利益的相对平衡和生活的安宁和谐。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会拒绝道德的滋养、法律的控制和文明的浇灌。
公正是一套复杂的机制，牵涉社会的各个层次。
政治国家的功能也已经从阶级统治向社会治理转化，社会治理的本质在于提供公正，没有公正就没有秩序和活力。
公正是政治生态的核心。
秩序可以通过强力来维持表面上的稳定，公正却无法阳奉阴违，因为它关乎社会的深层结构。
\ 德国学者科斯诺夫斯基说：“一种在经济上高效率的系统绝不意味着就是一个好的或有道德的社会，经济也不就是社会的全部。
”（《资本主义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页）没有公正和道德的经济繁荣因为有悖于社会德性而难以长久持续下去。
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经济增长只能是少数利益集团的成就，而个人私利的积累并不能相应地增进公共利益。
公共领域是正义的寄身之所，公共资源枯竭就会导致正义的缺失。
在日益固化的利益格局中，公正成为一种分化的话语、分歧的目标。
如果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利益需求、话语霸权和阶层偏见来追求公正，公正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桑德尔认为，我们生活中充满了公正与公正的争论，这些看似民主的争论“不过是一连串教条的主张，或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食物大战。
”以公正的名义吃掉对方从而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实质上是一场残酷的战争。
谁之公正，比公正本身这一问题更加重要。
\ 市场经济带来了机会平等，但是如果没有完善的法治体系和社会保障机制，就会造成权利和利益的分化。
完全靠市场的自发的调节不可能带来一个良善的社会。
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中也出现的政府与民争利、弱势阶层固化等问题，显示社会公正出现危机。
穷人阶层向上流动的渠道变得狭窄，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占有了更多的优势资源。
“ 丝”是一种自嘲，也表达了对不公正现象的无奈。
人的正当需求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不公正感。
桑德尔认为把公正看作幸福最大化是典型的功利主义逻辑。
“这种功利主义逻辑能够被扩展至支持一种非常激进的、关于财富的再分配，它可能让我们把钱从富人那里转给穷人，直到我们从盖茨那里所拿走的最后一美元，对他所造成的伤害与跟它对受助者的帮助一样多。
”公正从来都是制度性的，既是一种公共规则体系，又是一种社会价值。
没有公正，整个社会就没有共识、共享和合作，这样的社会充满了风险和危机。
公正不是浪漫主义理想，而是一种正当性诉求。
社会公正观是多元的，公正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也难以量化，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抽象地谈论公正问题，往往让人厌烦。
人们更关心特定语境中的遭遇与选择，更关心自身的行为能否得到社会的正当评价和认同。
\ 桑德尔提倡亚里士多德的“共同政治”模式，通过公民参与政治来提升社会良善。
在他看来，政治是人类本性的一种表达，是一个展现人类能力的场合。
公正是每个人寻找适合自己本性生活的一个过程。
笔者认为，桑德尔所说的参与固然是个好东西，但是，这并不能代替制度安排和法律治理。
公正是国家理性和社会目标，而不只是单个人的内在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