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诗歌
推进科学发展，构建社关键在于建设一支能够在新新阶段担当、经得起风浪考验的高素质的党员领导干部队伍。
胡锦涛总书记根据新时期我党要完成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造就高素质的党员干部队伍。
那么，新时期的党员领导干部应具备哪些方面的素质呢
对此，很多领导和学者都曾有过精辟的论述，其中有政治坚定、学识渊博方面的要求，也有追求创新、团结民主方面的要求，更有心系群众、勤俭清廉方面的要求，这些要求都关乎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
那在当前推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领导干部除应具备传统的能力素质外，还应提升哪些方面的新素质和新能力呢
笔者看来，至少应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素质和能力。
一、要具备忧患意识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具有忧患意识，在自然灾害、社会动乱、异族侵凌和阶级斗争的反复敲击锤打中不断延续的忧患意识，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的重要支柱。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党的四代领导核心都堪称增强忧患意识的典范，并多次告诫全党形势越好越要增强忧患意识。
从国家来看，保持忧患意识，就是清醒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清醒认识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清醒认识共产党人对人民的庄严承诺。
就一个地区来说，保持一种忧患意识，能够让我们从安乐中预见危机、从有利中发现不利、从挑战中看到希望，未雨绸缪，积极主动。
当前，面对推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新任务，党员领导干部如何增强忧患意识，笔者以为，除了要做到在思想上先人一着、能力上胜人一筹、工作上快人一拍、自律上严人一等外，还应突出以下四个方面： 1、要强化本领恐慌感。
60多年前，同志曾指出，“我们的队伍里有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感，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
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学习本领，这是我们许多干部迫切需要的。
”这些语重心长的告诫在今天读来仍有很强的针对性。
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对建设学习型政党作出了战略部署，并强调“要做合格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必须大力加强学习，努力用人类社会创造的丰富知识来充实自己。
”从工作实际看，一个党员领导干部要驾驭全局并卓有成效地领导所管辖的区域，完全凭经验、凭上级的指示精神、凭周围的智囊团出谋划策已远远不够，必须要有学者的卓识、清晰的思路、独特的见解、科学的判断。
因此，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各级领导干部都应有一种“本领恐慌感”，自觉视学习为一种觉悟、修养、境界、责任、作为。
不仅要用科学理论来武装头脑，而且要用社科知识来充盈自己。
通过学习，获得科学的理论知识，获得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获得做事的知识和本领，以及做人的道德和诀窍。
2、要重塑话语新形象。
推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要求领导干部直接面对公众，更多地利用软权力来执政，所以领导干部必须学会说话，学会做群众工作。
因此，领导干部必须告别官话、大话和套话，建立以亲民、真实、个性化为特征的全新的话语体系，不断塑造好自己的话语形象。
3、要保持适当压力度。
铁人王进喜说：“一个人每天都要工作，如果责任心不强，就没有压力，就轻飘飘地过去了。
我们要对党负责，对国家负责，对自己负责，就应该有压力。
” 有了一定的压力，我们才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开拓创新的勇气、求真务实的作风、艰苦奋斗的传统和敢于负责的精神。
从推进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的新任务看，也要求我们领导干部有那么一股子气、一股子劲，努力把党的路线方针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领导干部应保持适度的压力，说到底是我们党承担的历史使命和所从事的事业决定的。
党的十七大根据我们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高举伟大旗帜和带领人民在本世纪前20年实现的奋斗目标要求，号召全党同志保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的精神状态。
笔者认为，新时期领导干部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离不开来自于目标任务的压力。
4、要增强工作预见性。
预见性是对事物未来走向的认知与把握，即见事早、反应快，走一步、看两步，抓当前、想长远。
增强预见能力首先要切实提高综合素质。
包含思维能力观察能力、应变能力、判断能力、分辨能力等。
只有提高综合素质，才能抓住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针对可能出现的新变化，作出正确的预测。
其次要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不能走马观花，而应全面、深入、细致，透过现象抓住本质；不能蜻蜓点水，而应持之以恒，做到日积月累。
只有长期积累，占有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才能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把握工作变化的趋势而进行预测。
再次要不断总结经验、掌握科学方法。
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是提高预见能力的有效方式。
工作中所得到的感性认识有真有伪，必须经常对已获得的感性认识进行筛选，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辨析，从一般事物中概括出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作为提高预见性的参考。
领导干部还应及时了解当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成果，使工作的预测更为科学、有效。
二、要具备博大胸怀 胸怀是一种品质，是一种境界，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文化。
作为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具备博大的胸怀，才能做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也才能直面人生，成就功业。
1、要有世界眼光。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上指出：“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
直面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至今仍在发酵中的美国次贷危机，以及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事实无不在告诫我们，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在经济全球化中趋利避害，是各级领导干部必不可少的素质。
检验一个干部是否具备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能力，要看其能否从国际国内形势的相互联系中把握发展方向，能否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化解风险、用好机遇，能否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能否从国际国内因素的综合作用中掌握发展全局。
比如，近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地方出现了境外企业撤资甚至“半夜出逃”现象。
这些地方的领导是否洞悉由来，有了科学的应对之策
再如，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美元持续贬值，中国出口高增长脚步放缓，全球物价上涨和中国物价涨幅过大“双碰头”，在这种复杂困难的形势下实施宏观调控，调什么
怎么调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旁观者清”。
但是，从目前的世界形势来看，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关键在于当局者清，对世界大局有清醒的判断，对困难有清醒的认识，对战略有清醒的把握，对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和突发事件，也有清醒而完备的预案。
2、要有大局观念。
顾全大局是我们党的传统作风，是领导者必备的政治素质。
树立正确的大局观，把强调全局的统一性和讲求工作的创造性很好地结合起来，既是领导者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
树立大局观念，就是要站高一些，看远一些，不能只看到自己的鼻尖尖。
如今的领导干部，不仅要有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还要有环球同凉热的胸怀。
例如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在自己管辖的地区，在职权范围内，更自觉更认真地做好工作，就是在为全市经济发展的大局作贡献。
3、要有民主意识。
领导干部要善于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重大问题要集体研究决定，不但要团结与自己意见一致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起工作，做一个团结共事的开明人。
要充分发挥领导者在促进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作用，着力形成上齐下顺、同心同德、聚力合心的工作局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领导就是选择。
是凭着自己的经验和智慧，经过反复的调研，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但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当作最后的结论。
想法即便是相对成熟的，也还要讨论，让大家对将要的决策进行会诊。
因为每一个人的角度不同、立场不同，自然会有不同的见解，这些不同的见解是提醒，是补充。
因此，领导干部要有容人之量、荐才之德、热诚之心、谦虚之怀，要做民主集中制的表率。
4、要有科学理念。
在新的发展阶段，一些长期积累的问题和发展中暴露出的深层次矛盾困扰着我们，一些与科学发展观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制约着科学发展。
这些问题既表现在认识上，也凸现在实践过程中。
因而，推进科学发展需要我们科学执政。
在发展理念上，要坚持以人为本，尽量满足人们的发展愿望和多样性需求，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
在发展模式上，要敢于扬弃与先发地区同业竞争、同构发展的“熟路”，依靠资源大量消耗、能源换取经济增长的“老路”，经济发展较快、老百姓得实惠较少的“狭路”，注重从实际出发探索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在发展的价值追求上，不急功近利，要更加注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多做一些打基础利长远的事。
在发展的保障措施上，要注重建设低成本政府、优质政府、专业化政府和电子化政府。
三、要具备发展能力 十七大报告把科学发展观高度概括为“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这一科学内涵是贯穿党的十七大精神、继往开来的思想灵魂，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发展布局、发展动力、发展目的认识，是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一个新水平的体现。
推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作为领导干部，重要的是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不断提升科学发展的能力。
1、要有统筹发展的能力。
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领导干部要善于当“班长”、要学会“弹钢琴”、要胸中有数等见解，即使今天读来，也都相当鲜活，使人既有所悟，也有所得。
对此，领导干部在具体工作中，应放远眼光、放宽视角、放高目标、找准定位、理清思路，着力统筹发展能力的提高，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协调好城市与农村、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等的关系。
2、要有真抓实干的能力。
一是抓好典型。
典型示范、解剖麻雀是老传统，也是一个被实践证明非常有效的工作方法。
抓典型可以使人学有榜样、比有参照、赶有目标。
要善于发现典型，通过深入基层和群众，把最具有说服力和代表性的人和事发掘出来；要善于培养典型，对挖掘出来的典型，要进行扶持、引导，达到抓一点带一片的目的；要善于推广典型，把典型经验变成面上做法。
二是抓好重点。
抓重点，就是要求我们抓工作分清轻重缓急，正确处理一般、重点与重中之重的关系，抓好那些制约、影响、决定全局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即抓大事，从事务圈中解脱出来，抓住各项工作的“牛鼻子”，集中充足的人力、充分的物力、充实的财力、充沛的精力进行重点解决；抓战略，要吃透上情的基础上，对全局性的问题进行科学分析研究，拿出发展战略、推进战略和机动战略来；抓关键，善于在推进落实中权衡利弊、比较分析、总结得失，抓住决策落实中的关键问题，以卓有成效的新工作、新思路、新措施带动各项工作的落实。
三是抓好制度。
没有具体的制度和机制、没有必要的检查和措施、没有完善的激励和约束，再好的愿望、再好的部署、再好的目标，也会流于空谈。
要建立健全和完善有关制度，把责任、标准、进度层层分解，落实到人，奖章要挂在具体人的脖子上，板子要打在具体人的屁股上。
3、要有开拓创新的能力。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推动新发展的根本思想武器。
党的十七大根据世情国情和党情出现的新变化新特点，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重大工作部署，本身就是开拓创新的成果。
同时，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书本无现成答案，域外无模式借鉴，只有坚持开拓创新，才能闯出新的天地，开创新的局面。
开拓创新关键是要培养三种精神：一是首创精神。
要敢为天下先，对任何工作都敢于尝试、敢于创新，摈弃只说不干、光说不练、坐而论道的习惯；摈弃观望、怕犯错误和承担责任、等着别人办好试点再干的思想。
二是探索精神。
正如温州人所说；“没有模式就是模式。
”要善于借鉴发达地区的经验，用大思路、大气魄、大手笔、大动作谋划工作，勇于在实践中探索新的发展模式。
三是实干精神。
说：“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
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
”因此，我们要把好的思路和措施凝聚到一起，落实到“干”字上，先干不争论，先试不议论，先做不评论，允许在探索中有失误，不允许无所作为。
正如仇和所说：“我看腐败有三种：第一种是贪污，第二种是决策失误造成经济损失，第三种就是宁愿少干事，甚至不干事，保证不出事，四平八稳，按年龄大小、皱纹多少、胡子长短排除等提拨。
”而且后两种比第一种造成的损失更大，更可恶。
仇和的这个观点当然可以讨论，但真要想干事，总是有办法的。
4、要有坚守信用的能力。
信用与信任是政府和社会秩序的基石。
政府信用对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良性运行具有主导责任。
而一旦政府不守信用，它对社会信用的损害将是致命的。
最几个月，互联网进行了一个社会信用等级的调查。
让人感到意外和担忧的是，政府官员以82.3％的得票率，再一次被网民选为信用最差的群体。
因此，在推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信用应成为官员最有价值的政绩。
同时，也进一步理解了海门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坚持将“诚信”作为海门招商引资第一资源的良苦用心。
四、要具备赤子情怀 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强化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个根本目的，多次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领导宗旨。
这充分说明，“为民”不仅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
因此，领导干部要善怀爱民之心，善谋利民之策，善做利民之事，善行利民之举。
1、要尊重民众的知情权和表达权。
2007年有两个事件是会被载入史册的。
一是陕西的华南虎事件，二是厦门PX事件。
前者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公众利用自己的力量（包括通过媒体）不断揭示真相，实现自己的知情权和表达权的精彩过程，后者则使这一过程最后呈现出一个多方满意的结局，成为环保领域率先实现“民意决定”民主决策的开局之力作。
厦门PX事件再次表明，假如没有有效的公众参与的管道，民众将世代承受的环境成本以及政府与民众之间为对立与不信任付出的成本的都会极其高昂。
在公共管理理论里有一个高压阀的概念：有畅通的渠道让大家发言，民众情绪就会得到疏导，人们将更加趋于理性、克制和让步。
一味压制，高压锅就会爆炸。
厦门PX事件最终走向良性轨道，正是市民广泛参与媒体自由讨论、政府机关兼听则明、政府和人民互相学习、互相提升的结果。
而陕西的华南虎事件告诉我们：在互联网时代，任何人、任何组织和力量都无法长久地掩盖和粉饰真相，也无法长久地剥夺或削减公众的知情权和表达权。
传统的“一夫当关，万夫莫言”的“一言堂”历史正在我们的社会中渐行渐远，在互联网这个“人人都是记者”的“自媒体时代”，在人们的市场意识、民主意识、科学意识、创新意识、和谐意识普遍得到增强的今天，我们没有必要再遮遮掩掩，完全可以对一些所谓的敏感问题进行深入地分析、公开的探讨，旗帜鲜明地引导群众正确地认识事物的实质。
“理论只要彻底就一定能够说服人”。
2、要有无为的思想。
老子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老子说的“无为”，当然不是什么都不做，听任命运的摆布，而是不妄为、不乱为，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
笔者认为，推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领导干部应具备“无为”思想，通过“无为”思想，达到“有为”、“富民”的目的。
一是不强制，政府不为而民为。
政府“无为”，就是简政放权，按市场规律搞经济建设，用市场杠杆去调节生产，而不能用政府行为代替市场杠杆，不能用强迫命令、下指标的方式“逼民致富”。
同志曾指出：过去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的事情，这是违背科学管理的。
因此，作为领导干部，你不需要干涉群众的具体经营行为，你只需要告诉群众：放手去干
二是解民忧，有所为有所不为。
西方政治学中有这样的观点：政府充当的是守夜人的角色，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当然，这管得最少，不是不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即群众发展经济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群众遇到了什么困难，你就帮助解决什么困难；群众想不到的，你就提醒群众想到；群众想做而做不到的，你就帮助群众做到，但不需要你亲自去游泳，去越俎代庖。
三是重规范，依法作为而不乱为。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领导干部的职责，就是自己依法办事，让群众发展经济。
政府的“无为”，就是放权于民、让利于民，依法办事不率性而为。
3、要有敬畏的心态。
在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举行2008年秋季开学典礼上，李源潮同志在开学讲话中指出，当干部要有敬畏之心，一要敬畏历史，使自己的工作能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二要敬畏百姓，让自己做的事情对得起养育我们的人民；三要敬畏人生，将来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感到后悔。
敬畏历史，就是尊重历史，放眼长远，科学发展，干一些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事。
敬畏百姓，就是不忘人民，服务人民，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敬畏人生，就是公道正派、清正廉洁。
让广大群众真切感受到我们的公道正派不是对一时一事的态度，而是个人一生一世坚持和追求的处世原则，从而形成崇高的个人威望和高尚的人格魅力，赢得广大干部群众的信任、理解和支持。
现代国人自虐式逆向种族歧视形成原因是什么
首先源于历史观的错误导致，（被外族侵略还说成融合，被入侵多次却叫帮助开放，耻辱啊）还有便是对于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教育的缺失（应试教育呗）并且国人的民族自尊因为社会的种种因素被削弱，还有是不合理的民族政策（有很多少数民族在我国算少在世界算多却依旧有优惠）等等多种原因导致了如此情况，但目前这类人还好并不算多只是一小撮人是在哪上窜下跳，混淆视听罢了。
左宗棠与洋务运动
各个时期人们对洋务运动价不一，从最早的一味否定到如今的正确认识．（如果是考试，一楼的答案是很好的，我这个只是为了提高你的课外阅读量．） 洋务运动发轫于1861年初。
当时留守北京议和的钦差大臣恭亲王奕欣，领衔上奏《统筹全局折》，经过王公大臣会商同意和咸丰批准，正式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从此，洋务运动便正式开场。
1894年9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洋务派苦心经营十余载的新式陆军和北洋舰队一败涂地，清政府被迫于次年4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洋务运动从此而宣告破产。
洋务运动持续的时间长达35年，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受到史学界的普遍重视。
洋务运动可谓中国近代化的第一炮，可是这第一炮并没有放响，基本上是失败了，没有把中国改变成为独立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因而引起了对洋务运动不同评价的持续论争。
这一论争从洋务运动开始起，历经旧中国近90年，新中国48年，仍未能论争出一个“定论”来，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以下仅就我所了解的洋务运动评价与研究的情况，做一概略的回顾，聊供史学界同仁讨论批评，以期推动有关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
一、旧中国90年的评价与研究 （一）晚清统治集团内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争 晚清统治集团原本都是顽固派，洋务派是从顽固派阵营中分化出来的，两派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是基本一致的，但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则迥然不同。
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顽固派则坚持中国的封建传统，反对西学。
两派最激烈的论争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867年（同治六年），围绕着同文馆培养洋务人才，应否招收正途出身学员问题的论争；第二次是1874年（同治十三年），围绕着设厂制造船炮机器和筹备海防的论争；第三次是1883年（光绪八年）开始的围绕着建筑铁路问题的论争。
在两派论争过程中，顽固派对洋务运动的各项措施，竭尽攻击之能事。
他们抬出了“礼义廉耻”、“天道人心”和“用夏变夷”等封建教条，全面地反对学习“西学”，说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攻击洋务派提倡“西学”，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是“败坏人心”，是“用夷变夏”；甚至攻击侈谈洋务者是“祸国殃民”，是“洪水猛兽”。
他们指责洋务派自造船炮是“虚耗国帑”和“便于浮冒”；特别反对推行耕织机器，认为“夫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机器渐行，则失业者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能言矣”。
他们反对洋务派开采矿藏，修筑铁路，筹设银行，便利商民等措施，认为“古来圣君贤相讲富强之道者，率皆重农抑商，不务尽山泽之利，盖所称为极治者，亦曰上下相安，家给人足，足以备预不虞而已”。
认为这些措施会“便利外国侵略”，“妨碍小民生计”。
甚至认为开矿修路，会“震动地脉”，“破坏风水”，要求“永远禁止”。
他们对经办近代工矿的洋务派，不断进行人身攻击，指责周馥、盛宣怀、杨宗濂、马建忠辈，“其人皆屡被讥弹，而时号通晓洋务，专能依据洋书，条陈新法，阳为创设，阴便私图”；“皆唯利是图，通外洋以蠹中国”。
特别对其中从商人买办出身的人员，更是十分轻蔑。
如攻击丁日昌“曾以诸生充洋行雇员”，“矫饰倾险，心术不正，实为小人之尤”。
攻击唐廷枢等是“洋行厮役，专一凭借官势，网利渔财”；是“病国奸商，害民巨蠹”。
至于洋务派官僚在经济活动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贪污腐败弱点，更成为顽固派进行攻击的炮弹和把柄〔①a〕。
顽固派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上述攻击，显然是站在封建自然经济的顽固保守立场上，无疑是错误的和违反时代进步潮流的。
而洋务派则满足于农民革命已被镇压下去和对外维持和局的现状，自诩为“同光中兴”的功臣，确信所从事的“求强”“求富”活动获得了成功。
他们囿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不愿也不敢全面学习西方。
（二）早期改良派和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批评 从洋务派转化的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等人19世纪80年代开始，便批评洋务运动只引进西方近代生产技术而不引进西方政治体制的弊病，提出向西方和日本学习君主立宪制的主张；并对洋务企业官督商办方式不满，提倡商办。
但他们批评的方式比较委婉。
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则旗帜鲜明大张旗鼓地批评洋务运动。
康有为批评洋务派的变法是“积习难忘，仍是补漏缝缺之谋，非再立堂构之规，风雨既至，终必倾坠”；“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大变则强，小变仍亡”；“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
梁启超对洋务运动的批评更加形象化，他说：“中国之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
……譬之有千岁老屋，瓦墁毁坏，梁栋崩析，将就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以冀支持。
斯二者用心虽不同，要之风雨一至，则屋必倾圮而人必同归死亡一也。
夫酣嬉鼾卧者，则满洲党人是也，补苴弥缝者，则李鸿章、张之洞之流是也。
谚所谓室漏而补之，愈补则愈漏，衣敝而结之，愈结则愈破，其势固非别构新厦，别出新制，乌乎可哉
”梁启超对洋务派官督商办方式的批判也是一针见血：“李鸿章所办商务，无一成效可睹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
”严复在《辟韩》一文中，更击中了洋务派维持封建专制君权的要害，指出：“君臣之伦，出于不得已也，患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
在《与外交部主事论教育》一文中，严复又形象化地批驳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他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
”这一批评一针见血，从而动摇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根据。
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上述批评，痛切时弊，击中要害。
在这一基础上提出的“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风靡全国，相形见绌的洋务运动，不得不被迫退出政治舞台〔①b〕。
（三）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中对洋务运动的态度 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当他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的1894年6月北上，提出《上李鸿章书》时，年方28岁，其政治思想正在由改良向革命演变。
他在上书中，对洋务运动赞赏与批评同时并举，最后并赋予殷切期望。
他赞赏洋务派敢于冲破“成例”的束缚和“群议”的阻挠，倡导洋务运动，“励精图治”、“勤求政理”，“育才则有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诸学堂；裕财源则辟煤金之矿，立纺织制造之局；兴商务则招商轮船、开平铁路，已先后辉映”；“快舰、飞车、电邮、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
由于自己看到“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骎骎乎将与欧洲并驾矣”，因而“逖听欢呼，闻风鼓舞”。
在这里，孙中山所说的，应该不是一般的阿谀奉迎之词，而是反映了当时一个爱国青年对洋务新政的看法。
他批评洋务运动“仿效西法”，虽取得显著成就，但终因“舍本图末”，“徒袭人之皮毛，而未顾己之命脉”，所以“犹不能与欧洲颉颃”。
他明确提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者，徒维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他提出以上四大改革纲领，意在拓展洋务领域，推进洋务运动，并非反对洋务运动，否定洋务派实行的新政，而是认为“今年以来，一切新政次第施行，虽所谓四大之纲不能齐举，然而为之以渐，其发轫于斯乎”
对洋务运动期望之殷切，溢于言表〔①c〕。
（四）旧中国史学界研究洋务运动概况 在这一问题上，章鸣九、徐泰来在《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发表的《洋务运动研究的回顾》一文中（以下简称章徐文）已做了全面而详尽的论述，我只打算在章徐文的基础上做以下几点补充。
第一，赵尔巽等编撰的《清史稿》，站在清政府封建统治的立场上，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主要人物的评价很高。
例如《曾国藩传》对曾的结论是：“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
公诚之心，尤足格众。
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
凡规画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
……呜呼
中兴以来，一人而已。
”〔②c〕再例如《李鸿章传》，称“鸿章持国事，力排众议。
在畿疆三十年，晏然无事。
独究讨外国政学、法制、兵备、财用、工商、艺业。
闻欧美出一新器，必百方营购以备不虞。
尝设广方言馆、机器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磁州、开平铁矿，漠河金矿；广建铁路、电线及织布局、医学堂；购铁甲兵舰；筑大沽、旅顺、威海船坞台垒；遴武弁送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筹通商日本，派员往驻；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
凡所营造，皆前此所未有也。
”〔③c〕对左宗棠的评价也很高，结论中说：“宗棠事功著矣，其志行忠介，亦有过人。
廉不言贫，勤不言劳。
待将士以诚信相感。
善于治民，每克一地，招徕抚绥，众至如归。
论者谓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信哉
”〔④c〕 第二，中共创始人之一的瞿秋白，在20年代头几年，即对近代中国早期的社会变动和洋务运动的本质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论述。
瞿曾多次指出，近代中国经济关系的变动，是在“中国的经济和外国资本主义相接触”的基础上发生的。
帝国主义“既要投资投货于中国，就不得不破毁中国宗法社会之束缚”，因为经济上已有变动，遂发生新的生产关系，同时国内外亦发生新的经济力量”，外货倾销使国内“渐渐形成‘商业资本’，商人渐能组织生产，出现资本主义式的工场和工厂；侵略使农民破产，造成闲空的无产阶级后备队”。
这样外国资本就在客观上促成了中国资本主义与劳动力的结合，从而“不得不建立相当的资产阶级的关系”。
这说明，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不是社会经济内部矛盾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
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引起中国社会的急遽变动，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之途径有特异之点——它从一开始就分成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这样两部分”。
瞿认为官僚资本的发展是受外铄，它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两个买办化的过程。
一是中国大商人的买办化；二是大地主阶级变成官僚买办阶级，这就是洋务派的产生。
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是李鸿章，他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企业，这些企业在生产技术上依靠外国技师，在经营管理上采取腐朽的官僚制度，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来维持封建统治。
外国侵略势力与中国封建统治者的结合成为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初形式〔①d〕。
这是中共党人对洋务运动较早定下的否定基调。
第三，章徐文中对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的反动立场所作的批评，我完全同意。
但该书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值得注意。
该书肯定奕欣、文祥倡导洋务新政之功，并惋惜洋务运动晚了20年，他说：“恭亲王把握政权以后，天下大势为之一变……奕欣与文祥在元首逃难、京都将要失守的时候，接受大命……他们就毅然决然承认外人的要求，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条约签订以后，英法退军，中国并没丧失一寸土地……条款虽很多，主要的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
历史上的意义不外从此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这种关系固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
奕欣与文祥决不转回头看，留恋那一去不复返的闭关时代。
他们大着胆子向前进，到国际生活中去找新出路。
我们研究近代史的人所痛心的，就是这种新精神不能出现于鸦片战争以后，而出现于二十年后的咸末同初。
一寸光阴一寸金，个人如此，民族更如此。
”〔②d〕接着对洋务运动做出以下评价：“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做事极不容易。
同治年间起始的自强运动，虽未达到目的，然而能有相当的成绩，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倘若当时没有恭亲王及文祥在京内主持，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在京外推动，那末，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以后的中国还要麻木不仁，好像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一样。
”〔③d〕 这一评价，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失为符合历史实际的持平之论。
该书最后对洋务运动未能救国的原因也做了比较深刻的剖析。
应该承认，蒋氏这本书立场虽然反动，但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研究水平比起梁启超来已有所提高。
第四，萧一山在他所著的《清代通史》中，用了较大篇幅论述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人物。
他首先表示完全赞同蒋廷黻对于洋务新政晚来20年的感慨。
他对同光中兴的总评价是：“顾此时列强与中国相见者，若英法俄美德奥之属，不仅兵力商务凌踔我国，其宗教文明，又足掀神州学术之基础，使吴亘古未有之变局……而应付此变局者，虽以奕欣、文祥在内，曾、左、李等在外，勉强维持，渐有起色，然固无如专权纵欲之女主何也。
换言之，即奕欣、曾、李辈对国际有认识，对政治有兴革，亦不免受制于宫廷骄矜之寡妇，不得大行其志。
而此寡妇者，乃上承祖宗家法、旗门规矩，旁受宦寺及亲属之包围，其才其智，对驾驭群臣则有余，对政治建设则不足。
且以当时环境，位固守旧者占绝大多数，权位至亲若醇王，德高望重如倭仁，皆头脑冬烘，不谙大计，又何攸责怪于未受教育之妇人以斡旋气运耶
是则所谓中兴之业者，察其意义，不过在削平十余年之太平捻回之乱，使内部趋于安定而已。
而军事政治社会不惟不能改良，反日趋于窳败。
以故同治中兴不能比迹于开国，而中兴亦无显著之殊勋，此其效盖可睹矣。
”在这里，萧一山已接触到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的根源了〔①e〕。
他对曾国藩的评价是：“国藩相清之动机，一曰保天下，二曰保人民，三曰保中国。
”这种评价完全是颂扬。
对李鸿章的评价是：“梁氏以不学无术责李，而原其生于数十年前之中国，未能尽行其志，诚为确论……其权术机警之才，坚忍之性，皆颇足以有焉，在当时之环境中，舍李外更无他人可代也……但以受旧思想之感染，仍不免自信自大，与外人交涉，常带傲慢轻侮之色，视外人如市侩小儿……故李鸿章入外人之彀中而不自知，尤以受俄国人之诳骗与订中俄密约，结果中国一无所获，而受害又不仅密约之条款。
总之，争小节而遗大体，清末外交失败之总因，鸿章固未能例外也。
”〔②e〕在这里，对李鸿章已是有褒有贬了。
第五，施复亮在他的《中国现代经济史》一书中，对洋务运动持基本否定态度。
他对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军用工业的评价是：“以上所述，都是军用工业时期重要企业，大部分是军用工业。
这些军用工业，都是由官僚所创办，由官僚来经营的，所有机器和技师，完全仰给于外国，又不注意养成本国的技术人才。
加以那些担负经营责任的官僚，丝毫不懂得军用工业的精神，而认为是一种美差肥缺，只知道尽量搜刮以饱私囊。
因此，虽有此种军用工业，而对军事仍无什么补益。
后来的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的败北，义和团事变八国联军底入京，充分暴露了此种军用工业的失败。
到了辛亥革命以后，国内统一破坏，这些兵工厂，反成为各地军阀争夺的目标，而为助长内乱的一个祸源了。
”他对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的评价是：“这些官办及官督商办的商品工业和矿业，与军用工业一样，差不多完全归于失败。
以官僚和绅士为总办的官办工业，自己既无经营能力，完全听信外国工程师经营。
那些外国工程师，一点诚意也没有，竭力排斥华人干部参与工厂经营，并助长外国资本的流入，因而种下中国企业界的普遍祸根。
”他对洋务企业的总评价是：“中国近代企业的创始者，既然是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大官僚，所以中国的新式企业，也还与官僚结有不解之姻缘。
中国近代企业的迟迟发达，这亦是一个原因。
”〔①f〕 第六，章徐文的第二节，提到吕振羽1940年发表的《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对洋务运动作了如下分析：“洋务运动在本质上并非革命运动，而是封建阶级的一种自救运动……洋务运动在‘西学为用’方面，在学习和设立资本主义性质的事业方面，客观上是进步的，而在‘中学为体’，在维护封建统治方面，则是保守的、反动的。
但由此而开展了‘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
”“洋务运动是失败了，但它替戊戌运动开辟了道路。
”〔②f〕我个人认为：吕先生在40年代初对洋务运动的这一评价，是中肯、全面而的，是基本符合历史实际的，对今天进一步深入研究洋务运动来说，也是富有指导意义的。
第七，章徐文第三节，对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两本书中全面否定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观点做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我想在这里补充一些背景材料。
当抗日战争进入第六个年头的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强调“中国国民道德的教条，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而中国立国的纲维为礼义廉耻”；俨然以“八德四维”这一中国道统的继承者自居。
而这一所谓“八德四维”的道统，实际上是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翻版。
更有甚者此书中一再指责共产党“割据地方，反对革命，组织武力，破坏抗战，妨碍统一”，诬蔑共产党是“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是“反革命”。
实际上，是蒋在进一步强化专制独裁统治，在这本书出版的同时，蒋介石进行大规模反共内战的阴谋已露端倪。
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警惕。
于是中共在思想舆论战线上进行了必要的准备。
上述范、胡两本书，正是上述政治背景下的产物。
1944年范文澜发表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这篇名著，骂的是曾国藩，针对的却是蒋介石。
1981年初，当时主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出版工作的原《大公报》记者徐盈同志，读到黄逸峰和我合写的《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一文（《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以后来信说：“在40年代，我（在重庆）写过一组关于洋务派为帝、封服务的小文，同胡绳有过讨论……我当时是指洋务派与四大家族是一脉相承的。
”徐盈同志这里所说的问题，是关于评价洋务运动很珍贵的史料，有助于我们对当时的背景的理解。
二、新中国47年的评价与研究 （一）50年代全面否定论占统治地位 新中国开国以后，在50年代，前述范文澜、胡绳两本书中全面否定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观点，理所当然地占有了统治地位。
1954年8月，《中国近代史》又出了第9版，范老在说明中又特别强调指出：“《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是1944年我在延安时写的。
曾国藩是近百年来反动派的开山祖师，而他的伪善乔装却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
他的继承者人民公敌蒋介石把他推崇成‘圣人’，以为麻醉青年、欺骗群众的偶像。
为了澄清当时一些人的混乱思想，所以有揭穿曾国藩这个汉奸刽子手本来面目的必要。
这篇文章便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写出的。
现在仍把它附在书后”。
1956年12月，牟安世的《洋务运动》问世。
该书在导言中即开宗明义地指出：“所谓洋务运动（或称‘同光新政’），乃是清朝统治者在汉族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用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办法，换取外洋枪炮船只来武装自己，血腥地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借以保存封建政权的残骸为目的的运动。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并以军事为中心的运动。
”这就进一步给洋务运动宣判了死刑。
这一时期，虽已有不少论著对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给予相当重视，但均不占主要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陆续出版了不少有关洋务活动的历史资料，为后来开展深入讨论准备了条件。
（二）60年代的一场论争 这场论争，是由我在《文汇报》理论版1961年12月28日、1962年1月12和21日，连续发表的《试论洋务运动对早期民族资本的促进作用》、《试论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和外国侵略资本的矛盾》、《试论洋务运动中洋务、顽固两派论争的性质》三篇文章所引起的。
这三篇文章，原本是一篇文章的三段，因太长而分成三篇发表的。
我在1957年才从机关调到上海经济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当时正在主持编写《江南造船厂厂史》，并负责执笔撰写江南制造局的一章，由此我开始接触到洋务运动和洋务派问题。
由于对洋务运动素无研究，所以我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初期只能依据范文澜、牟安世等人的全面否定观点，竭力贬低江南制造局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后来，我认真翻阅了1959年由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8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在史实面前，我开始对全面否定论有所怀疑，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写出文章初稿，并在经济所内会议上提出讨论。
当时有不少同事劝我不宜轻易发表，避免自找麻烦。
那时候党中央正在筹备召开七千人扩大会议，政治空气较为宽松，《文汇报》理论版负责人郑心永，为了活跃学术空气，前来征稿，我便把文章初稿加以修改后交给他发表了。
当时我对洋务运动的主要看法，已初步形成后来一直坚持的两点论，即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既存在反动与消极的一面，又存在进步与积极的一面，应同时兼顾，不可偏废。
我之所以选择以上三个题目，片面突出它的进步与积极一面，目的是为了便于打破全面否定论一边倒的沉闷局面，以利于展开深入讨论而已。
平心而论，这种两点论，并不是什么“发明创造”，如前所述，早在40年代吕振羽便已提出；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的序例中，也同样提到：“为期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对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历史，也产生过一定的作用”；我的文章只是加以强调和突出罢了。
文章发表后，如所周知，引起新中国史学界的一场大论争，在全国各报刊陆续发表和我商榷的文章近50篇，多数不同意我的意见，支持者只是少数人，可见全面否定论的影响之大。
这一讨论开始还是正常的学术争鸣，后来由于党中央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和北京会议上，一再强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政治空气紧张起来，一些文章便无限上纲上线，变成了围攻和批判，迫使我只得沉默不言，这一场论争，只好不了了之。
但尽管如此，这场论争还是对全面否定论产生了很大冲击，为下一阶段全面而深入地研究洋务运动提供了基础。
关于这场论争，在前述章徐文第四节中也做了详尽而恰当的述评，我是赞同的。
到了十年动乱期间，在“四人帮”的“影射史学”的恶劣影响下，我和黄逸峰被扣上“美化洋务派”的帽子而受到种种折磨，那就已经不是学术范围的事情了。
（三）新时期的新论争、新局面和新成果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的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仅为全国四化建设开辟了新的历史时期，而且为洋务运动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使这一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论争、新局面和新成果。
先说新论争。
这次新论争，是60年代论争在新时期的必然继续和发展。
事有凑巧，这次新论争的导火线，又是黄逸峰和我合写的《重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点燃起来的。
1978年下半年，《历史研究》编辑部向黄逸峰和我约写重评洋务运动的文章。
交稿后，他们不太满意我们的两点论，建议将反动消极的一面删掉或压缩，以便突出进步积极的一面。
我们不同意改动，他们便组织徐泰来写《也评洋务运动》，和我们的文章同期发表，同我们商榷。
紧接着我们又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发表《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答徐泰来同志》。
于是便展开了这场新论争。
新论争的阵容是：徐泰来和他的老师李时岳、以及胡滨等为一方，认为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的进步运动，和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并列，批评了我们提出的洋务运动反动消极的一面——五个罪恶产物和三大恶果等等。
黄逸峰和我等为另一方，主张洋务运动同时存在进步与反动的两面，而反动的一面则是主要的，不同意称作进步运动。
就这样，我在新论争中的位置，从60年代反对全面否定论的“激进派”，一变而成为反对全面肯定论的“保守派”，这是多少带上一点戏剧性的变化。
在这场新论争中，比起60年代，学风上有很大进步，真正出现了百家争鸣畅所欲言的可喜局面。
这是一种有益于学术发展的良好学风。
次说新局面。
这主要指的是连续召开七届全国性的洋务运动学术研讨会的盛况。
首届洋务运动学术研讨会，是1980年12月由吉林大学历史系和该校学报编辑部发起，在长春举行，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到会学者近50人，主持人李时岳，会后出版了《洋务运动讨论专集》，收录论文24篇。
第二届会议是1982年冬天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主持人夏东元，到会学者100余人，提交论文70余篇，会议主题仍是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讨论气氛之热烈，超过首届会议。
第三届会议于1985年8月在兰州举行，主持人杜经国，会议主题是洋务企业的性质和作用，到会学者近90人，提交论文60余篇。
第四届会议是1987年12月在汕头大学举行的，由调到汕头大学担任副校长的李时岳和调到汕头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的杜经国共同主持，到会学者近80人，提交论文50余篇，会议主题是评论洋务派人物。
第五届会议于1989年10月在山东东营市举行，由山东大学孔令仁主持，到会学者130余人，提交论文90余篇，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进程，会后出版了论文集。
这是五届会议中比较盛大的一次会议。
第六届会议于1992年5月在宜昌水利学院举行，由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皮明庥主持，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与早期城市发展，到会学者10余人，提交论?br>参考资料：历史研究
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开中国近代化的先河，是中国近代化的起步。
主要表现在：①工业近代化的起步（首先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并创办民用工业）。
②技术近代化的起步（引进西方技术，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和技术工人）。
③军事近代化的起步（创建三支新式海军）。
④教育近代化的起步（新式学校的培养目标、教学内容与旧式教育有很大不同，奠定了新式教育的基础，并开留学风气之先）。
洋务运动的消极作用：①由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②军事工业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不能为国求强；③民用工业为解决军事工业困难，不能为国求富；④在很大程度上被洋人说控制利用；⑤经营管理腐败，充满封建观念。
张子家训的详尽解析，包括每一句子的解析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 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 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覆小心人 美酒酿成缘好客，教子收书散千金 闲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马行无力皆因瘦，人不风流只为贫 ——《张子家训》 张良[1]汉代丞相 写于公元前200年 彭城[2]子房山顶
庵上镇的基本情况
潮 一生情情无尽 千古恨万叶千声 碧荡黄泉空吟斯人韵 须影无人问别后不知君远近 天荒离人恨春意 寸断琼枝盼断隔世信 化作相思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