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生平，及其事迹简介2000字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
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
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
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
初任郎中，奉使西南。
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
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
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自称其先祖是颛顼时期的天官。
《史记·太史公自序》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周宣王时期，司马迁的祖上来到秦国以后。
他的直系祖先是战国秦惠文王时期秦国著名的武将司马错。
司马迁司马迁的父亲是西汉武帝时期太史令司马谈。
司马谈是当时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著有《论六家要旨》一文，系统总结了春秋战国秦至汉初以来阴阳、儒、墨、法、名、道各家思想的利弊得失，并对道家思想进行了高度肯定。
该文是对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总结。
司马谈在约汉武帝建元六年至元封元年间任太史令。
公元前145年，司马迁出生于家乡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市）。
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上，司马迁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
年十岁则诵古文。
”二十岁时，他从长安出发，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
在《自序》上司马迁说“（他）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
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还报命。
”二十五岁时，他又以使者监军的身份，出使西南夷，担负起在西南设郡的任务。
足迹遍及“邛、莋、昆明”等地。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去世，三年之后，司马迁承袭父职，任太史令，同时也继承父亲遗志（司马谈临终曾对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准备撰写一部通史。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与唐都、落下闳等共同定立了“太初历”，该历法改变了秦代使用的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的习惯，而改以正月为岁首。
从而，为中国的农耕社会奠定了其后两千年来所尊奉的历法基础。
之后司马迁便潜心修史，专心写作，开始了《史记》的写作。
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司马迁成就了《史记司马迁自称其先祖是颛顼时期的天官。
《史记·太史公自序》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周宣王时期，司马迁的祖上来到秦国。
他的直系祖先是战国时期秦国著名的武将司马错。
秦惠文王时期，司马错曾经在朝堂上与张仪辩论，辩论内容被收入《战国策·秦策》，后收入《古文观止》，名为《司马错论伐蜀》。
辩论胜利后，秦惠文王派司马错等人出兵巴蜀，得胜而守之。
六世祖司马靳为名将武安君白起副手，参与长平之战，坑杀赵卒四十万人，司马错、司马靳等军事之功为秦国奠定了一统天下的军事基础。
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史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
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太史公、历史之父。
与司马光并称“史界两司马”，与司马相如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均已散失，唯《艺文类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赋》的片段和有名的《报任安书》（即《报任少卿书》）。
《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
《悲士不遇赋》也是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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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约公元前339年～约公元前278年），名平，出身于楚国的贵族。
公元前340年诞生于秭归三闾乡乐平里。
屈原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26岁就担任楚国左徒兼三闾大夫。
起初他颇 屈原像 受楚怀王的信任，曾做到左徒的高官，他主张授贤任能，彰明法度改良内政，联齐抗秦。
但是，楚怀王的令尹子椒、上官大夫靳尚和他的宠妃郑袖等人，由于受了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不但阻止怀王接受屈原的意见，并且使怀王疏远了屈原。
结果楚怀王被秦国诱去，囚死在秦国。
顷襄王即位后，屈原继续受到迫害，并一被放逐到江南。
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的政治思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就在同年五月五日端午节这天投汨罗江自杀。
[1] 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约于公元前340年出生于楚国丹阳（今湖北宜昌市秭归县），自称颛顼的后裔。
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张章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
同时主持外交事务。
主张楚国与齐国联合，共同抗衡秦国。
提倡“美政”。
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
但由于自身性格耿直加之他人谗言与排挤，屈原逐渐被楚怀王疏远。
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国还是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
使得屈原亦被楚怀王逐出郢都，开始了流放生涯。
“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入溆浦余徘徊兮，迷不知吾所如……”，在流放期间，屈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不朽名篇。
其作品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成为中国文学的起源之一。
屈原“朝发枉渚”处:今湖南常德德山 图片来源： 武陵藏珍---沅澧流域历史文化图说\\\/周新国 周波 著 “朝发枉渚”之地(今常德德山)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屈原被放逐后，在和渔父的一次对话中，渔父劝他“与世推移”，不要“深思高举”，自找苦吃。
屈原表示宁可投江而死，也不能使清白之身，蒙受世俗之尘埃。
在渔父看来，处世不必过于清高。
世道清廉，可以出来为官；世道浑浊，可以与世沉浮。
至于“深思高举”，落得个被放逐，则是大可不必。
屈原和渔父的谈话，表现出了两种处世哲学。
前278年，秦国攻破了郢都。
当年五月五日，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抱大石投汨罗江而死。
屈原的事迹，主要见于司马迁《史记》的记载。
根据《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可推定屈原出生于楚威王元年（前339年）正月十四日。
屈原于是年正月十四诞生于丹 屈原画像 阳，即今湖北秭归，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
屈原生活的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
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朝廷一切政策、文告，皆出于其手。
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
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上官大夫靳尚出于妒忌，趁屈原为楚怀王拟订宪令之时，在怀王面前诬陷屈原，怀王于是“怒而疏屈平”。
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职后，转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
怀王十五年（前304年），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南、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于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
怀王受骗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
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
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
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
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
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
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屈原力劝不可，但而怀王的小儿子子兰等却力主怀王入秦，怀王亦不听屈原等人劝告，结果会盟之日即被秦扣留，三年后客死异国。
在怀王被扣后，顷襄王接位，子兰任令尹（相当于宰相），楚秦邦交一度断绝。
但顷襄王在接位的第七年，竟然与秦结为婚姻，以求暂时苟安。
由于屈原反对他们的可耻立场，并指斥子兰对怀王的屈辱而死负有责任，子兰又指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造谣诋毁屈原，导致屈原再次被流放到沅、湘一带，时间约为顷襄王十三年前后。
在屈原多年流亡的同时，楚国的形势愈益危急。
到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预示着楚国前途的危机。
次年，秦军又进一步深入。
屈原眼看自己的一度兴旺的国家已经无望，也曾认真地考虑过出走他国，但最终还是不能离开故土，于悲愤交加之中，自沉于汨罗江，殉了自己的理想。
屈原自杀的日子，可能是五月初五，或距这一天很近的一个日子。
五月初五原来是楚地的传统节日，后来人们就把这一天作为纪念屈原的日子，其本来意义，反而鲜为人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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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秦文化 这里首先涉及的问题就是如何定义“秦文化”
“秦文化”既不同于之前的“周文化”，也不同于之后的“汉文化”与“唐文化”。
虽然，他们都基本产生形成于长安和关中地区，但因历史渊源不同、时代和社会条件不同，因而，其文化内含与文化构成也就完全不同。
就此而言，应当说：秦文化就是嬴姓氏族或秦人氏族艰苦创业的产物，是秦人族群在立足于关中地区，应对种种挑战以发展自己、实现自己的历史长河中创建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生存理念和生活方式。
它应是秦时文化与秦地文化的有机统一。
秦人氏族来自东方 大约在公元前六七千年以前，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诸氏族正处于母系氏族时期。
许多地处东方或西方的不同氏族部落，也逐步向肥沃的黄河中游黄土平原 移动，其中的商人氏族和秦人氏族，都是来自于东海之滨，而周人氏族则来自于西方。
据说，秦人氏族来自于东方山东半岛的邹鲁一带。
传说中秦人最早的祖先叫大 业，是一个名曰女修的姑娘“吞食玄鸟（黑色的燕子）之蛋而生”。
在夏王朝建立前夕，因为大业的后人伯益曾为舜训过鸟兽，还帮禹治过水，所以，舜便“赐”秦 人祖先“姓赢氏”，故司马迁说：“秦之先为嬴姓”。
殷商时期，秦人祖先的一部分去为商朝奴隶主守护“西垂”，是一个很顺从的氏族。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灭商后，秦人氏族又成为周人的氏族奴隶，因其 族人又参与了商纣王儿子武庚的反周叛乱，遂被周人称为“顽民”而举族迁往西周边陲，今甘肃天水附近，即清水县秦亭一带守护边境。
这里土地肥沃，宜于农耕， 所以，古（秦）字像双手舂禾，表明“其地宜禾”。
春秋时期，由于周原一带依然戎狄猖獗，周平王决定迁都洛阳，秦襄公亲自率兵护送，周平王见其诚心护送，便封秦襄公为“诸侯”，并将“岐以西之地 赐于秦”，允许其建国。
平王说：“戎无道，侵伐我丰岐之地，秦能逐戎，即有其地”（《史记》）。
这说明秦在“立国”之后，能否存在仍是一个未知数。
以上事实说明：秦人的祖先即嬴姓氏族，是一个无身份、无地位、无国土的落后氏族；这个时候的秦人依然生活在文明、荒蛮的夹缝之中，它如果不发奋图强，不是被东方诸国边缘化，就是被戎狄征服而继续成为荒蛮氏族。
秦人坚定地选择了前者，前后用了六七百年的时间，迅速崛起于关中平原。
从文明提升或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秦之所以能由弱变强、由分离到统一、由 弱势文化转变为强势文化，主要是因为在秦人族群的思想深处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地生成着忧患意识、发展意识、改革意识、人才意识这样一些生存理念，以及由这些 理念所支配的生存和生活方式。
秦先民的忧患意识 秦人的忧患意识，是同当时戎狄部落的侵犯干扰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后来东方一些诸侯国家一再瞧不起秦人，蔑视秦人有着很大关系。
周平王之所以东迁洛阳，就是因为当时的“丰岐之地”及以西的大片土地，经常受到戎狄部落的侵犯或干扰，在“丰岐之地”的东边，即关中东部还有西 周留下来的梁、芮小诸侯国。
这使秦人无驻足之地，并由此激发了他们东征西伐的历史使命感。
在秦襄公到秦穆公时代，先后用了一百二十多年的时间，消灭了秦国 边境上的两个小国——梁和芮，又“用由余谋”离间西戎首领，并将其彻底打败。
至此，从陕西、山西交界处黄河起，一直到遥远的西方，至今甘肃中部以至更远的 地方，都由秦国所控制。
这就是秦穆公时代“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丰功伟绩。
秦国的声望由此而远扬域外。
秦也就成为域外民族对中国的称呼。
如古波斯人称中国为“赛尼”，古希伯来人称中国为“希尼”，这都是“秦”的音译，后来这一词由西方传到印度，则变成“支那”或“China”就是秦的音译。
秦人虽已威名在外，但由于在旧的奴隶制改革方面落后一步，因此，又出现被动挨打，甚至被东方诸侯大国视为“戎、狄”的现象，连会盟都不要秦人参加。
这对年轻的秦孝公刺激很大，认为“丑莫大焉”（《史记》），决心变法图强，发展经济。
秦先民的发展意识 秦人的发展意识也是被逼出来的。
秦人在百多年的东征西伐战争中，深深体会到利用一切有利资源和条件发展农业经济，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秦人的有利 条件是地广人稀，既“收周余民”，又不断扩大领地。
这样秦国就取得了发展经济的两个重要条件——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充足的劳动力。
岐是周人的故居，那里是关中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周原。
古周原气候暖和、湿润，河流溪涧，星罗棋布，是我国农业生产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
周平王 东迁以后，“周余民”便成为秦国从事农业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有知识有文化，又“好农耕”，经验丰富，生产技术水平又高，对秦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 要作用。
后来，随着领地的不断扩大，许多戎人、狄人也成为当时农业生产的一支力量。
商鞅变法后，秦人又以优厚的条件招徕临近的晋人来秦垦荒种地，到战国末 年，关中地区大部分已成肥沃良田。
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埌沃野千里。
” 秦惠文王时，又西取巴蜀，这样，秦国便“南有泾、渭之沃，擅巴、汉之铙”（《史记》），即不但有关中之富饶，还有巴、蜀“天府之国”，即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东部和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西部富庶之地，应该说，这是秦之所以强盛乃至统一中国的最坚实的物质基础。
秦先民的改革意识 秦人的改革意识也是从其忧患意识中生发出来的。
在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之前，秦献公已从政治制度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
诸如：废除人殉制度、取消“野人”与“国人”的区别一律被编“入伍”，并在边远地区设置带军事性质的县制，如陕县、蓝田县等就是那时设置的。
秦国的改革具有一些不受儒家宗法观念影响的特点。
比如，对周王朝提出的嫡长子继承制，秦国并不以为然，而是“择勇猛者立之”。
所以，被一些宗法 贵族斥之为“夷”。
从秦襄公立国至秦穆公时的九代国君来看，计兄终弟继者三人（德公、成公、穆公），立次子者一人（襄公），立孙者二人（宪公、出子），不 明嫡庶者一人（文公），以长子身份继位者仅二人（武公、宣公）。
穆公以后也无定制，可见嫡长子继承制在秦并不确立。
再如人才选拔，同族人被重用者不多，国 外的有用人才却能在秦国得到重用。
秦国大规模进行封建改革，则是秦孝公时依靠商鞅变法来完成的。
商鞅原是卫国国君后裔，本名卫鞅或公孙鞅，后因秦封其为商君，所以称为商鞅。
商鞅 先到过魏国，但不得志，后见孝公求贤令，便来到秦国，和秦孝公谈过四次：他第一次向秦孝公说以道家“无为而治”的“帝道”，孝公一听就打瞌睡；第二次又说 以儒家“仁义治国”的“王道”，孝公仍不感兴趣；第三次才说以法家“事决于法”的“霸道”，竟引起极大兴趣；第四次便讲到如何“会盟称雄”的“术道”，孝 公却一连数日也不厌倦，并当即采纳商鞅的法家理论，在当时人民“归心于农”、“勇于公战”的前提下，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耕战”的政策，发布了垦草令和奖 励耕织的种种举措，且以暴力推行之，推动了秦国封建经济的大力发展。
商鞅变法的成功，使秦国“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史记·李斯列传》）。
但秦惠文王一上台就将商鞅处死，由商鞅变法确立起来的封建制度，却没有任何的改变。
可见商鞅变法及此前的诸多改革也是秦国强盛乃至最后统一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秦先民的人才意识 秦国不但有着招徕三晋及其他国人来秦垦荒种地的光荣传统，而且也有选贤任能的优良作风。
早在春秋时期，在秦国参与出谋划策的外国人就有：百里 奚、蹇叔、由余、丕豹、公孙枝、内史廖、随会、白乙丙、西乞术、孟明视等。
这些人中有来自当时敌国晋的丕豹、随会；来自戎人的由余。
由余原是晋人，后逃至 戎，穆公见其贤慧而任之，因由余谋伐戎狄而“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商鞅变法后的秦惠文王时期，秦国除聚集了一批法家人物之外，还有兵家和纵横 家，这些谋臣良将在对外战争中表现了所向无敌的战斗力量，如纵横家张仪入秦率兵攻魏，献出上郡十五县，后又西取巴蜀，为以后的发展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秦国坚持接纳使用宾客的政策，对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迅速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仅就秦始皇时代而言，就接纳有：王齮、茅焦、尉缭、桓齮、昌 平君、昌文君、李信、王绾、冯劫、王离、赵亥、隗林、冯无择、王戊、赵婴、蒙恬、宗胜等。
他们皆非秦国人，却为秦国出力，为统一中国做出了突出贡献。
难怪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历数秦国用外人而使秦国富兵强的事实，驭斥秦王逐客的种种“理由”，并使其改变主张，撤消了逐客之令。
秦文化的优越缺失 以上所述，充分说明秦文化的历史渊源来自于秦人艰苦创业的过程，并折射出秦文化作为一种生存和生活方式的丰富内含和基本要素。
但在秦国迅速崛起 之后，却像历史长空中的一颗流星，仅放出一阵耀眼光芒就又迅速消逝。
秦氏王朝十五年而亡的短命历史告诉我们：浩气凛然、雄伟壮阔的秦文化其内在包涵着的消 极因素也应引起人们重视。
这主要是：治国策略的单一少变，只重法家残暴极端的一面，而轻儒家仁爱亲民的一面；胜利后又好大喜功，恣意享乐，腐化堕落，加重 了人民的负担。
因此，在刚直古朴、苦苦追求的秦文化的质地中应该多一些温和喜庆的色彩，在秦人豪侠爽朗、直言快语的性格中，也应多一些沉稳典雅、文静睿智 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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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伍子胥对楚平王的尸体鞭三百倍加赞赏，但对李斯的复仇行为大多持反对意见，实不知，这也不过是人之常情而已。
何况，李斯虽对秦国及后世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痕，然而他终不是泛泛之辈。
在荀况那边呆上的几年时间来，荀子还一直对他寄予了很多希望，以至学成之日，荀况亲自为李斯写推荐书给楚，只是李斯自懂“ 得时无怠”而选择了大势所趋的秦国。
后来，在吕不韦家里寄宿，李斯同样完成了一项利千秋的事，就是抄。
根据引记载，小篆这一自秦以来独特的字体就是楚国上蔡人李斯所整理的。
并且基于百姓对小篆的陌生，李斯和赵高，胡毋等人写了，和等，供大家临摹。
小篆开创了文字的新天地，为“车同轨，行同文”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现仍在世的有刻石有、和、等。
此外，李斯的文采也不逊色。
就比如《谏逐客书》。
这“书”奠定了李斯的地位。
秦始皇是何等人物，在进行“逐客令”时，那场风暴紧紧地针对着吕不韦，而曾在吕不韦手下作过工的李斯毅然选择了拼搏，怀着至死一博的勇气和气慨，李斯毫不吝啬地写下了这封万言书。
面对着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和动荡的的社会环境，李斯将治国之略，帝王之术，人才得益无不渗透在他的言语里，当即就把高高在上的秦王说得诚服了。
真是乱世出英雄也，李斯何也不是个地道的英雄
当放稳了基石，李斯的政治野心一步一步得到满足，他的人生高锋就是当宰相那会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贵感怕是世上也少有人能体会。
只是等到秦始皇去逝以后，李斯与赵高密谋立二世为帝，将公子扶苏，蒙括害死，原以为可以安枕无忧之日，却不料一切全权掌握在赵高的阴谋里。
最后竟也被那个昔日的“同僚”用计害死了。
李斯的死倒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本来嘛，人死心有一命，早死晚死实难再逃。
只是临死那会儿，李斯还是再次表现出那种写《谏逐客书》的勇气，直露地揭示赵高的阴谋，他是这样喊的：“大秦要亡了，如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了，回昏君之心尚未悟，奸臣赵高仍被重用。
我不久就会看到，盗至咸阳，麋鹿游于宫苑。
”李斯一生的醒悟在这里才开始，只是上苍给他的机会却是在下世了。
李斯一生为已计谋，算计他人，却不料最终反被他人算计。
他的无奈同样也是当时那个时代的无奈。
附：史记卷六十三 老子韩非列传 第三 人或传其(韩非)书至秦。
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
”秦因急攻韩。
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
秦王悦之，未信用。
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
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
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
”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
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
韩非欲自陈，不得见。
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韩非子的学说里没有“司法(公民监督权)的理论，一切事务都要君主亲自过问并监督，可见封建社会的法治不是真正的民主法治，资本主义的法治才是真正的法治
夫道以无为喻德 儒以仁义喻德 法以赏罚喻德 2005-10-4 22:55 回复 程敏宗 0位粉丝 2楼 总觉得历史上可以值得一说的人都死得太早 人，大凡拥有了大智慧之后，便溘然而逝了。
像伍子胥，像比干，像诸葛亮，从没有人嫌自己活得长的，不然秦王也就不会去求长生之药，历代道士也不必求什么炼丹之法。
说回来，人求“长生不老”是利已，而民求圣人“长 生不老”则是利国，利万代的事。
可惜，自然法则还是让人那般公平地消逝在大地之下。
而这一去之后，是否会出现唐玛佐·康帕内拉所说的那种转世呢
不得而知。
当韩非子喝下那毒酒之后，一切隐在李斯心中对韩的妒火逝去，秦王悔之，民痛之。
但人终归免不了一死，不管那是怎样的死法。
在中国整个封建君主时代，有两个圣人 一位是当属孔子，孔子及其儒家思想被历代帝王将相所宗奉，以他的仁礼为德纲，因此他是人们正面所推崇的圣人；而另一位则是韩非，韩非子所著的整套《韩非子》治国方略，即，法、术、势三条，却也是历代君王独裁统治的理论基础与实战基础，当时秦王读《孤愤》、《五蠹》时，感叹：“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足见韩非子对治国研究的程度之深。
后始皇用韩非之说，兼并天下。
也见一斑。
都说韩非是进《存韩》而韩亡，著《说难》而以说身死，这实在是不能怪韩非子，诸位是知道韩非子天生结巴，天造的如何能更改之。
既然在那种时代无法靠做“说客”，不能像苏秦与张仪一般光张嘴就可以横扫千军，也只好像他的老师那般著起书来。
韩非至少在荀子那里呆上过几载，有老师那般的毅力。
想当年荀子潦倒病死之前还在苦著书，其精神可歌可泣，韩非虽没继承荀子儒家学说，这著书方面倒是师徒二人有志同道同之处。
2005-10-4 22:55 回复 程敏宗 0位粉丝 3楼 终及学说，韩非以“法、术、势”集于一身，但这终不是他首创，因为这是已经存在的历史经验，韩非不过将其三者加以综合，并提出三者是缺一不可，相互扶助，共达同识。
在韩非的法治观念中，强调的是重刑，《六反》中言：“明主之治国也，众其守而重其罪”就是这个道理。
重法的目的是“杀一警百”以达到利于国 家的目的。
这样，犯法的人少了，这样国家也就昌盛起来。
而“法莫如显”、“以事遇法则行，不遇法则止”、“释法而任智，惑乱之道也”中所讲的公正性、公开性、规范性则是早为人所道。
至于韩非的“术”一说，王夫之就说过了，申不害也有所涉及。
对于“势”，《易·系辞》上有说：“君子之大宝曰位”，想必说的就是势，要的是君王得势，君威建立起来，君臣分明，这样就不会出现“主失势而臣得国，主更称暮臣”的怪胎。
而韩非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是集他人之所长，融会贯通而已。
其实韩非的法制治国却有一些道理，可与西方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相比拼。
讲的是一人当政，因为韩非子的学说里没有公民监督权的理论，一切事务都要君主亲自过问并监督，并过多没有分级部署，而且要君王隐蔽于众臣之间，不能在臣面前过分地表现喜乐与悲愁，怕就怕臣民们投其所好，使“五蠹”横生。
只可惜，秦始皇不识人才，就因李斯“不如以过法诛之”一句，“下吏治非”。
后悔又能如何，眼睁睁地看着即得利益随风而飘逝，一代良才就这样毁了。
虽然其重要原因在于李斯的诽谤，但韩非曾有意上书于秦王，只怪书落于李斯之手，一切也就付诸东流。
由此不难看出，秦王的狱制建设也不见得是那般地完美，有冤不能申，是一大弊端。
话说李斯，可是一代伟大的仓鼠。
从上蔡做看粮仓的小官，到后来的宰相，人生之富贵无不在其中。
早年李斯训鼠得了磨练，后来在荀子那边听教，倒也学得些礼仪，懂了点儒家之道，可谁又知后来焚书坑儒的正是李斯本人。
怪只怪，二百多年前，李斯的祖上：蔡国大将军李属被成公所株，罪名不明。
后李斯经考证，李斯终于明白，孟坷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原来是纪实，并非虚辞。
当年围困于先圣于陈、蔡之野，不光是野牛猛虎，还有自己的先祖
而李斯的先祖的惨死和家族的败落，和孔子直接相关。
于是，李斯借冬日怪生西瓜，将四百六十一人活活地埋于山谷之下。
2005-10-4 22:56 回复 程敏宗 0位粉丝 4楼 人们对伍子胥对楚平王的尸体鞭三百倍加赞赏，但对李斯的复仇行为大多持反对意见，实不知，这也不过是人之常情而已。
何况，李斯虽对秦国及后世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痕，然而他终不是泛泛之辈。
在荀况那边呆上的几年时间来，荀子还一直对他寄予了很多希望，以至学成之日，荀况亲自为李斯写推荐书给楚，只是李斯自懂“ 得时无怠”而选择了大势所趋的秦国。
后来，在吕不韦家里寄宿，李斯同样完成了一项利千秋的事，就是抄《吕氏春秋》。
根据《太平广记》引《蒙恬笔经》记载，小篆这一自秦以来独特的字体就是楚国上蔡人李斯所整理的。
并且基于百姓对小篆的陌生，李斯和赵高，胡毋等人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等，供大家临摹。
小篆开创了文字的新天地，为“车同轨，行同文”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现仍在世的有刻石有《泰山封山刻石》、《琅琊刻石》和《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等。
此外，李斯的文采也不逊色。
就比如《谏逐客书》。
这“书”奠定了李斯的地位。
秦始皇是何等人物，在进行“逐客令”时，那场风暴紧紧地针对着吕不韦，而曾在吕不韦手下作过工的李斯毅然选择了拼搏，怀着至死一博的勇气和气慨，李斯毫不吝啬地写下了这封万言书。
面对着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和动荡的的社会环境，李斯将治国之略，帝王之术，人才得益无不渗透在他的言语里，当即就把高高在上的秦王说得诚服了。
真是乱世出英雄也，李斯何也不是个地道的英雄
当放稳了基石，李斯的政治野心一步一步得到满足，他的人生高锋就是当宰相那会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贵感怕是世上也少有人能体会。
只是等到秦始皇去逝以后，李斯与赵高密谋立二世为帝，将公子扶苏，蒙括害死，原以为可以安枕无忧之日，却不料一切全权掌握在赵高的阴谋里。
最后竟也被那个昔日的“同僚”用计害死了。
李斯的死倒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本来嘛，人死心有一命，早死晚死实难再逃。
只是临死那会儿，李斯还是再次表现出那种写《谏逐客书》的勇气，直露地揭示赵高的阴谋，他是这样喊的：“大秦要亡了，如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了，回昏君之心尚未悟，奸臣赵高仍被重用。
我不久就会看到，盗至咸阳，麋鹿游于宫苑。
”李斯一生的醒悟在这里才开始，只是上苍给他的机会却是在下世了。
李斯一生为已计谋，算计他人，却不料最终反被他人算计。
他的无奈同样也是当时那个时代的无奈。
附：史记卷六十三 老子韩非列传 第三 人或传其(韩非)书至秦。
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
”秦因急攻韩。
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
秦王悦之，未信用。
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
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
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
”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
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
韩非欲自陈，不得见。
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韩非子的学说里没有“司法(公民监督权)的理论，一切事务都要君主亲自过问并监督，可见封建社会的法治不是真正的民主法治，资本主义的法治才是真正的法治
夫道以无为喻德 儒以仁义喻德 法以赏罚喻德
(关于屈原的)2000文范文
屈原（约前342—前278），名正则，字灵均，一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
汉族，出生于东周战国时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他是一个黄老之学的传播者。
继吴起之后，在楚国另一个主张变法的政治家就是屈原。
他创立了“楚辞”，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
战国时期楚国贵族出身，任三闾大夫、左徒,兼管内政外交大事。
他主张对内举贤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
后因遭贵族排挤，被流放沅湘流域。
他开创了诗歌从集体歌唱转变为个人独立创作的新纪元，是我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人，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屈原生活的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
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朝廷一切政策、文告，皆出于其手。
屈原为实现振兴楚国的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
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上官大夫靳尚出于妒忌，趁屈原为楚怀王拟订宪令之时，在怀王面前诬陷屈原，怀王于是“怒而疏屈平”。
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职后，转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
怀王十五年（公元前314年），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于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
楚怀王大怒，派大将军屈丐率军攻秦。
秦惠文王派庶长魏章及樗里疾、甘茂率军迎战，韩国也派兵相助。
两军于丹阳交战。
秦施计离间楚将关系，使其互不配合，大败楚军，俘屈丐及裨将逢侯丑等70余将领，斩首8万人。
随后，秦又遣军攻取楚地汉中(今陕西汉中)600里地，置汉中郡。
楚怀王十分愤怒，就动用国内全部兵力又一次袭击秦国。
两军在蓝田交战，楚军又大败。
韩国、魏国听到楚国受困，就都南下袭击楚国，一直打到邓。
楚国听到消息后，就率军撤出秦国。
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
屈原的著作《国殇》即是对这场战争中楚国阵亡将士“封尸”而作的追悼词 。
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
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
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
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
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屈原力劝不可，然而怀王的小儿子子兰等却力主怀王入秦，怀王亦不听屈原等人劝告，结果会盟之日即被秦扣留，两年后客死异国。
在怀王被扣后，顷襄王接位，子兰任令尹（相当于宰相），楚秦邦交一度断绝。
但顷襄王在接位的第七年，竟然与秦结为婚姻，以求暂时苟安。
由于屈原反对他们的可耻立场，并指斥子兰对怀王的屈辱而死负有责任，子兰又指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造谣诋毁屈原，导致屈原再次被流放到沅、湘一带，时间约为顷襄王十三年前后。
在屈原多年流亡的同时，楚国的形势愈益危急。
到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并在宜昌烧楚先王陵墓。
这预示着楚国前途的危机。
次年，秦军又进一步深入。
屈原眼看自己一度兴旺的国家已经无望，也曾考虑过出走他国，但最终还是爱恋故土，于悲愤交加之中，自沉于汨罗江，殉了自己的理想。
屈原死日，可能是五月初五，或距这一天很近的一个日子。
五月初五原来是楚地的传统节日，后来人们就把这一天作为纪念屈原的日子，论其本来意义，反而鲜为人知了。
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
其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
如《离骚》写他向重华陈辞之后御风而行，他先叩天宫，帝阍闭门不纳；他又下求佚女，佚女恰巧不在那里；他去向宓妃求爱，宓妃却对他无礼；他欲求简狄和二姚，又苦于没有好的媒人去通消息。
这种上天入地的幻想与追求反映了屈原在现实中对理想的苦苦探求。
此外如《九歌》、《天问》等还采用大量神话和历史传说为素材，其想象之大胆、丰富 ，古今罕有。
除此之外，屈原的作品还以一系列比兴手法来表情达意。
如他以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以臭物、萧艾比喻奸佞或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来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 。
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 。
“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
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从孤愤的屈原，到幻化的屈原，再到抗战需要的屈原。
我们说，屈原的戏剧形象无不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而一个真实的屈原，他绝不是戏剧的屈原，也不是历史的屈原。
两千多年来，谁能认识真实的屈原呢
也许，我们会感到楚国的屈原很遥远，《离骚》的屈原很神秘，政治的屈原很失意，放逐的屈原很孤独，爱国的屈原很崇高……可是，我们毕竟不知道，我们需要怎样的屈原。
如果让我挑选，我宁可选择戏剧的屈原。
因为，一个戏剧的屈原最像时代的屈原。
而今，伟大的屈原以及有关的端午节，已经成为一个打上文化标志的仪式，并非学子式、学院式的屈原了。
人们在节日怀念屈原，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并没有什么实际内容。
我想，当屈原被推动着走进大众，成为旅游节上文化与商业联姻的标签，本身就很有戏剧性。
当下所做的屈原爱国的解释，就是基于这个概念进行的再解读，是后人在借屈原这杯酒在浇自己胸中的块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