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益生产的十大工具
生产十大工具如下： 1、价值流分析(VSM) 精益生产始终围绕着价值这个核心于价值有两个层面： ①客户需要支付的价值， ②客户愿意多付的价值(增值)。
精益生产的价值更趋向于第②个层面。
价值流分析就是通过价值的2个层面对产品生产流程中的要素进行界定，首先去除浪费(客户不支付的)，进而缩减客户不愿意多付的要素，从而实现设备和员工有效时间的最大化和价值最大化。
2、标准化作业(SOP) 标准化是生产高效率和高质量的最有效管理工具。
生产流程经过价值流分析后，根据科学的工艺流程和操作程序形成文本化标准，标准不仅是产品质量判定的依据，也是培养员工规范操作的依据。
这些标准包括现场目视化标准、设备管理标准、产品生产标准及产品质量标准。
精益生产要求的是“一切都要标准化”。
3、5S与目视化管理 5S(整理Seiri、整顿Seiton、清扫Seiso、清洁Seiketsu、素养Shitsuke)是现场目视化管理的有效工具，同时也是员工素养提升的有效工具。
5S成功的关键是标准化，通过细化的现场标准和明晰的责任，让员工首先做到维持现场的整洁，同时暴露从而解决现场和设备的问题，进而逐渐养成规范规矩的职业习惯和良好的职业素养。
4、全员设备保全(TPM) 全员设备保全(TPM)是准时化生产的必要条件，目的是通过全员的参与实现设备过程控制和预防。
TPM的推行首先要具备设备的相关标准，如日常维护标准、部件更换标准等，随之就是员工对标准的把握和执行。
TPM推行的目的是事前预防和发现问题，通过细致到位的全面维护确保设备的“零故障”，为均衡生产和准时化生产提供保障。
5、精益质量管理(LQM) 精益质量管理(LQM)更关注的是产品的过程质量控制，尤其是对于流程型产品，在制品质量不合格和返工会直接导致价值流的停滞和过程积压，因此更需要产品过程质量的控制标准，每个工序都是成品，坚决消除前工序的质量问题后工序弥补的意识。
6、TOC技术与均衡化生产 均衡化生产是准时化生产(JIT)的前提，也是消除过程积压和价值流停滞的有效工具。
对离散型产品而言，TOC(瓶颈管理)技术是实现均衡化生产的最有效技术，TOC的核心就是识别生产流程的瓶径并解除，做到工序产能匹配，提升整个流程的产能，瓶颈工序决定了整个流程的产能，系统中的要素不断变化，流程中的瓶颈也永远存在，需要持续改善。
7、拉动式计划(PULL) 拉动是精益生产的核心理念，拉动式计划(PULL)就是生产计划只下达到最终(成品)工序，后工序通过展示板的形式给前工序下达指令拉动前工序，后工序就是客户，这样就避免了统一指挥因信息不到位所造成的混乱，同时也实现了各工序的自我管理，生产流程中物流管理也是通过拉动式计划实现。
拉动的理念同样也适用于管理工作的流程管理。
8、快速切换(SMED) 快速切换的理论依据是运筹技术和并行工程，目的是通过团队协作最大程度地减少设备停机时间。
产品换线和设备调整时，能够最大程度压缩前置时间，快速切换的效果非常明显。
9、准时化生产(JIT) 准时化生产(JIT)就是在需要的时间、按需要的量、生产客户需要的产品，JIT是精益生产的最终目的，SOP、TPM、LQM、PULL和SMED等是JIT的必要条件，JIT是应对多品种小批量、定单频繁变化、降低库存的最有效工具。
10、全员革新管理(TIM) 全员革新(TIM)是精益生产的循环和持续改进，通过全员革新不断发现浪费，不断解除浪费，是持续改善的源泉，是全员智慧的发挥，通过改善的实施也满足了员工“自我价值实现”的心理需求，进而更加激发员工的自豪感和积极性。
该工具的实施需要相关的考核和激励措施。
内容摘自：天行健咨询
明建文帝的下落
明建文帝下落三说考述 张一鸣 引 言 建文帝（皈依佛门后被尊为“应文大师”，自称“文和尚”）逊国后的下落，是中国历史之谜，时隔600多年，至今仍未完全破解，从而得出为史学界一致公认的定论。
归结起来，目前共有三说：一是“自 已焚燃说”，二是“出亡穹窿山”的“新说”，三是为僧后“流亡西南说”。
建文帝朱允炆是明王朝的第二代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之孙。
因其父懿文太子朱标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早逝，这时朱元璋已65岁，为了避免众子（共26子）争夺皇位，求得江山稳定，乃立10岁的朱允炆为皇太孙。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病逝，根据遗诏，朱允炆即帝位，改年号“建文”。
拥兵自重的诸王（均为朱允炆叔父）不断出现谋反迹象。
当时朱元璋的二子秦王、三子晋王都已死去，最年长的，也是实力最雄厚、对朝廷威胁最大的是四子燕王朱棣（驻北平）。
于是朱允炆采纳了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的“削藩”建议，先剪除其余诸王，再向燕王开刀。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先后剥夺了周、湘、齐、代、岷5个藩王的实权，废为庶人。
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七月，朱棣起兵北平，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靖难之役”，经过约3年的征战，1402年燕兵攻陷京都（南京），皇宫中大火熊熊，建文帝不知下落，成了历史悬案。
《明史·恭闵帝》叙述中相当混乱，既称：“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
”似乎说下落不明；可是又有一句：“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
”似乎又承认“自已焚 燃说”；下面还有一句：“或云帝由地道出亡……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
”似乎又倾向为僧后“流亡西南说”了。
本文对以上三说作些考述，重点放在阐释第三说上。
“自已焚燃说” 此说最早见于明代官修的《明实录·太宗实录》，云：（在燕兵攻陷京师后，建文帝）“遂阖宫自已焚燃。
上（按：指朱棣）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
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痴騃耶
吾来为扶翼尔为善，尔竟不亮而遽此乎
” 此说很难成立，原因是：第一，朱棣派出使者四处寻访朱允炆的行动，实际上已经否定了“自已焚燃说”。
朱棣夺位初期，为了稳定政局，绝天下人望，瓦解勤王队伍，也确曾一度宣扬过“自己焚燃说”，例如他命令已被捕下狱的方孝孺起草诏书，“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
’孝孺曰‘成王安在
’成祖曰‘彼 自己焚燃死’”①。
朱棣登位后在给朝鲜国王的诏书上亦曰：“不期建文为权奸逼胁，阖宫自己焚燃。
”② 实际上他并不相信“自己焚燃说”，“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③。
郑和七下西洋的一项任务，就是查找建文帝下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按：公元1405年）六月，命（郑）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④。
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又派遣户科都给事中胡濙以访仙人张邋遢（即张三丰）为名，偏行天下州郡乡邑，隐查建文帝安在⑤。
所以明代大思想家李贽（卓吾）说：“当永乐在位之二十一年也，犹未放心于建文之逃去”⑥，也就是说直到朱棣病殁前一年，对朱允炆的寻访和追捕工作始终没有放松。
朱棣下令停止搜捕朱允炆，是在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听了胡濙的报告后，“（胡）还朝，驰谒帝于宣府。
帝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
滢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
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⑦。
唯“濙悉以所闻对”一语过于简略，胡濙究竟向朱棣报告了些什么内容
对此，康熙三十年（公元1671年）由云贵总督范承勋主持修纂的《云南通志》（问世早于《明史》48年）卷30“建文帝”一节，根据当时掌握的史料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太宗（按：即朱棣）夜召入殿问状，（胡）濙对曰：‘某（按：指建文帝）固在，然天命人心去之已久，无能为也。
不若姑置之度外，在陛下成就圣德，在彼获终余年。
’太宗颔之，遂罢四出之使者。
” 第二，自己焚燃而死的不是朱允炆而是马皇后。
明人陈建《皇明通纪》记述：“（建文）帝知事去，遂纵火焚宫，死者甚众，皇后马氏赴于火而死。
后燕王清宫，诘帝所在，宫人指后尸以应。
王遽出之灰烬中，伏而哭曰：‘吾之来意，欲为周公辅成王耳
小子无知，乃至此乎
’” 第三，明以来对“自己焚燃说”持怀疑态度的不乏其人。
如崇祯时乐安李焕章在为赵士喆《建文年谱》所作序言中即称：“壬午之变，让皇（按指朱允炆）果 自己焚燃于宫中，天下臣民之望已绝，文皇（按指朱棣）之祚可永，文皇之心安矣
曷湖湘之使、西洋之遣、两广之搜、玉玺之索、三丰之访，至末年而未已，岂非重耳在外，而惠、怀终有戒心欤
”近代明清史专家孟森（心史）在《万季野明史稿辨诬》一文中也认为：“其谓建文必已焚死，二百年来原为成祖托词以绝人望，而建文实未死也。
” 当然，清初也有学者相信“自己焚燃说”。
如康熙年间《明史稿》总裁王鸿绪在《史例议》中，即花了大量篇幅专门论述建文帝必定焚死，还指斥建文在位时“虐杀宗藩，自遭众弃，势穷力竭，而后一死了之。
”主笔万斯同（季野）也认为“紫禁城无水关，无可出之理；鬼门亦无其地……所谓中使者，乃成祖之内监也，安肯以后尸诳其主
而清宫之日，中涓嫔御为建文所属逐一刑讯，苟无 自己焚燃实据，岂肯不行大索令耶
”并断言建文帝系“逼迫自殒，即使出亡，亦是势穷力尽，谓之逊国可乎
”但孟森认为：王说“持论既偏，意有所蔽”，万说“词意甚悖，”曾著专文“辨诬”。
“出亡穹窿山”的“新说” 1986年上海学者徐作生发表了《明惠帝出亡穹窿山新证》，翌年又发表了《明惠帝出亡穹窿山补证》（以下简称“徐文”）⑧。
1991年1月16日，新华社从上海发出了一则题为《明建文帝下落有“新说”》的专电，在扼要介绍了徐文主要论点后称：“史学界不少著名史学家对这一结论予以认可”，“这一发现，对明史和‘靖难之役’、‘郑和下西洋’等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评价甚高。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云南日报》都摘要或全文予以转载。
“新说”的主要内容是：建文帝逃出南京后，流亡至江苏吴县（明代隶属苏州府）穹窿山。
在名僧姚广孝（法名“道衍”）的秘密保护下，隐藏在该山皇驾庵内，长达20多年，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病殁于此。
殁后朱棣授意寻访建文帝的胡濙，在皇驾巷后的小山坡上，为他建了一座皇陵，徐先生曾在此找到了“惠帝陵”的遗迹。
笔者认真研究了徐文并查找了有关史料后，认为“新说”论据不足，漏洞甚多，难以成立，曾于1992年2月写了一篇《明建文帝下落“新说”质疑》⑨ 与徐先生商榷。
拙文主要论点是： 一、从当时政治环境和吴县地理位置看，朱允炆不可能长时期隐藏于穹窿山。
朱棣以武力夺取帝位初期，自感人心难附，地位不稳，他的军事力量又主要分布在从北京至南京的交通沿线，广大地区仍为朱允炆势力掌握。
为了防止有朝一日这位逊帝又卷土重来，所以他一方面扩大军事占领，另一方面加强镇压活动。
恢复了锦衣卫职能，以后又建立东厂特务组织，强化恐怖统治。
对于仍然忠于朱允炆而不愿归附自己的旧臣，均视为“奸臣”，不仅以炮烙、凌迟等酷刑虐杀，还大搞“诛十族”、“瓜蔓抄”，甚至“转相攀染，村里为墟”，全村人都被杀光⑩。
两次公布“奸臣”黑名单50余人（其中即有随同建文出亡的监察御史叶希贤），悬高赏格缉拿{11}。
对于“头号政敌”，当时仍具有较大影响和号召力的朱允炆，更视为心腹大患，派出侦骑四处追寻，远至海外，必欲抓获才安心。
对朱允炆来说，当时的政治环境是极其险恶的。
再说，从洪武元年（公元1386年）明太祖朱元璋开国直至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前的54年，南京一直是明王朝的京都。
迁都后仍以南京为留都，设五府六部官，并“命中府掌府事官守备南京，节制南京诸卫所”{12} 以加强控制。
南京实际上仍是当时全国第二政治中心。
而吴县穹窿山离南京不远，连朱允炆也感到这一地带很不安全。
早于《明史》81年问世，史学界公认为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七曾有一段记载：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春八月，朱允炆至吴江（与吴县相邻，同属苏州府）史仲彬家，史留朱暂居数月，朱曰：“彼（按：指朱棣）方急图我”，“此近宫阙，不便”，三日后即离去。
朱棣并非昏聩之辈，追捕“头号政敌”岂能舍诸近而求诸远
因此，朱允炆隐匿在朱棣眼皮下的穹窿山长达20多年，直至病殁未被发现的情况是难以想象的。
二、姚广孝不可能成为朱允炆的“神秘保护人”。
姚广孝是朱棣的主要谋士和帮助朱夺取帝位的得力助手、头号功臣，深得朱的信任和重用。
在朱就帝位后，论功行赏，对姚加官晋爵，“永乐二年四月，拜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复其姓，赐名广孝，赠祖父如其官。
帝与语，呼少师而不名。
” 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姚病危，朱棣以九五之尊，亲往探视，“车驾临视者再，语甚欢，赐以金唾壶，问所欲言。
”当姚提出释放因替朱允炆削发坐冤狱已十多年的囚僧溥洽时，“帝以广孝言，即命出之。
”可谓言听计从，有求必应。
在姚死后，“帝震悼，缀视朝二日，命有司治丧，以僧礼葬。
追赠推诚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谥恭靖，赐葬房山县东北。
帝亲制神道碑志其功，官其养子继尚宝少卿。
”真是生荣死哀，泽被后世{13}。
但相较之下，姚广孝与朱允炆，并无任何特殊关系，姚随朱棣赴北平时，朱允炆尚未就帝位。
姚深受朱棣厚恩，又深知朱镇压政敌心毒手狠，株连无辜毫不留情，怎么可能心怀弍志，“以身试法”，冒着生命危险去秘密保护其恩主朱棣的“头号政敌”朱允炆呢
再说，由于姚积极协助朱棣以血腥手段镇压异己，残杀大批无辜者，搞得声名狼藉，众叛亲离（他回乡探亲时，连胞姐和旧友都拒绝会见他，还不断责骂他），树敌甚多。
如果他敢于暗中保护朱允炆，难道不担心被政敌和受害者亲友告发
三、朱棣及其子孙根本不可能为流亡中病殁的朱允炆建“皇陵”。
请看史实{14}：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朱棣夺取帝位后，立即下令革除建文年号，以是年为洪武三十五年（按“洪武”实际只有三十一年），翌年为永乐元年。
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大学士杨士奇奏请修《建文实录》，称：“建庶人虽亡，当修实录。
”不果。
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给事中杨天民疏请复建文年号，从之。
奉圣旨，建文事迹着附太祖高皇帝实录之末，仍书其年号。
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四月，工商郎中李若愚请复建文帝庙谥，录死节诸臣，上命礼部集议见奏，然终未及行。
十七年（公元1664年）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明亡。
另据《明史》卷四“恭闵帝”称：“正德、万历、崇祯间，诸臣请续封帝后及其庙谥，皆下部议，不果行。
大清乾隆元年（按：公元1736年）诏廷臣集议，追谥曰：恭闵惠皇帝。
” 从上述史实可知：恢复“建文”年号，是在朱允炆逊位后193年的万历二十三年，（在这漫长的时间内，他已被废为“庶人”）；而追谥其为“惠帝”，则是在他逊位后334年的清代乾隆年间。
从朱棣夺位以后的明代诸帝，根本不承认流亡的朱允炆是继承洪武法统的合法皇帝，怎么可能为他建“皇陵”呢
如果真要像徐文所言由朱棣授意胡濙建了“惠帝陵”，那就等于直接肯定了朱允炆继承朱元璋帝位的合法性，也就等于间接承认了朱棣以武力夺位的非法性，这对朱棣来说不是“自搬石头自砸脚”吗
至于徐文中声称在穹窿山发现的所谓“惠帝陵”，除了有雕龙柱础、御池桥、神道、宝顶（半圆形坟丘）、方台（巨方石）等外，石雕制品上竟没有镌刻片语只字，附近也没有任何碑记足资证实，怎么能贸然认定为“惠帝陵”呢
何况“惠帝”的称谓是清代乾隆年间才出现，明代人怎么可能建“惠帝陵”呢
这篇商榷文章成稿后，曾送请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审阅，有两位明史专家给笔者来信说“您在文章中所述观点，我们是比较同意的。
徐文亦曾拜读，对新说不敢苟同，此乃外行之作，对史一知半解之处颇多”，“他的观点，没有什么根据”。
当然，也有少数学者对“新说”持赞同态度，例如山东大学教授晁中辰在其《明成祖传》一书中，就认为“新说”是“近人在考察建文帝下落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在学术界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和赞同”。
应该说，这是在没有认真研究“新说”的情况下所作的溢美之词（笔者曾将拙文寄晁先生参考）。
为僧后“流亡西南”说 此说见于明清两代的多种著述，主要内容是：在燕兵攻下金川门后，建文帝本欲自尽殉国，翰林院编修程济劝说他逃出南京以待日后。
此时宫中少监王钺跪陈：“高皇帝（按：指太祖朱元璋）临终时留下一支铁箱，并嘱咐大难临头时始可打开。
”砸开铁箱后，发现有三张和尚度牒，分别写着应文、应能、应贤三个名字，三套僧衣、僧帽，还有剃刀一把、文书一纸及白金十锭。
文书上用朱笔写道：“应文从鬼门（按：皇城太平门内的一扇小门，仅容一人通过）出，余人从水关御沟而行。
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
”于是建文帝和吴王教授杨应能、监察御史叶希贤分别自认度牒上“应文”、“应能”、“应贤”三人名号，由僧官溥洽削发为僧后逃出。
有神乐观住持王升受高皇帝托梦，驾小船接应。
逃出后流亡至西南。
最早肯定此说的是明代嘉靖年间郑晓的《今言》，此书“一百六十六”有一所记述：“正统（按，明英宗年号，“正统元年”为公元1436年）初，建文帝出滇南至广西，一日呼寺僧，谓曰‘我建文皇帝也’。
寺僧大惧，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趺足坐地，自称朱允炆。
曰‘胡濙名访张邋遢，为我也。
’众闻之悚然，闻于朝，乘传之京师，有司皆以王礼见。
比至，入居大内，以寿终，葬西山，不封不树。
帝尝赋诗云‘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
乾坤有恨家何在
江汉无情水自流。
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
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声吞哭未休’{15} 或云‘帝顶颅偏颇，高帝知其必不终，尝匣髡缁之具，戒之曰‘必撄大难，乃发此。
’以故遂为僧云。
”按：郑晓生于明孝宗弘治十二年（公元1501年），距建文逊位仅99年；此书问世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距建文逊位也只164年。
郑曾任南京（留都）吏部尚书、北京（京都）刑部尚书，熟知明代掌故，此书记述真实可信。
明代官修的《明实录·神宗实录》载有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十月，明神宗朱翊钧与大学士张居正的一段对话云：“上御文华殿讲读，从容与辅臣语及建文帝事，因问曰：‘闻建文尝逃逸，果否
’张居正对曰：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老相传，言建文皇帝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
正统间至云南，曾于壁上题诗一首，有‘流落江湖四十秋’{16} 之句。
有一御史见诗起疑，召而问之，老僧坐地不跽，曰‘我欲归故国’，方验知其为建文也。
御史以闻，遂驿召来京，入宫验之，良是，时年已七、八十，后不知所终。
上因命居正诵其诗全章，慨然兴叹，继命书写进览。
寻且下诏复建文年号。
” 以上两则史料充分证实，明代不论私人著作还是官方记载，都肯定了建文为僧后“流亡西南说”。
大体上万历以前，朝野人士因惧遭文字狱，有关建文下落的著作极少（笔者仅见到郑晓的《今言》和《吾学编》两书），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诏复建文年号后，文网渐弛，此类著作才逐步增多，特别是明末清初更大量出现（有的涉及建文，有的专述建文）。
例如李贽《续藏书》、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王世贞《弇山堂别集》、陈继儒《建文史诗》、赵士喆《建文年谱》、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释永惺《大明高僧传》、徐嘉言《建文纪》、查继祖《罪惟录》、谈迁《国榷》、邵远平《建文帝后纪》等。
贵池刘廷銮撰，成书于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的《建文逊国之际月表》还逐年、逐月记述了建文帝流亡各地的情况。
丰润谷应泰撰，成书于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的《明史纪事本末》则专列了“建文逊国”一章，记述甚详。
以上各书，对于建文帝流亡的具体路线、行止地点、时间虽不尽相同，但大体上对为僧后“流亡西南说”都持肯定态度{17}。
建文流亡西南期间，曾到过贵州、四川、广西的一些名山、佛寺，但仍以在云南的时间最长，大体是“以滇南为堂奥，以黔蜀为门庭。
”在云南期间，曾先后驻锡昆明、武定、禄劝、永昌（今保山）、浪穹（今洱源）、鹤庆等地，所以云南有“两多”，一是记述建文帝在滇的著作多，二是和建文帝有关的遗事、遗迹、遗物多。
主要著作有：明代刘文征的《滇志》（天启志）、谢肇淛《滇略》、清代冯甦的《滇考》、倪蜕的《滇云历年传》、张若骕的《滇云纪略》、师范的《滇系》、释园鼎的《滇释记》以及康熙年间编篡的《云南通志》、《云南府志》、《武定府志》、《永昌府志》、《鹤庆府志》、《续修浪穹县志》等。
建文帝在云南的遗事、遗迹、遗物很多，一般都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有些也可能是后人附会）。
例如昆明五华寺（亦称悯忠寺，旧址在五华山）有相传建文曾坐过的“狮子座”，西山太华寺大殿前有相传为建文帝手植的“松子鳞”山茶树一株（《徐霞客游记·游太华山记》中曾记述：“抵太华寺，寺亦东向，殿前夹墀皆山茶，南一株尤巨异”，即指此树。
惜上世纪60年代初，因花工施肥过量被烧死，仅存残根）。
寺门前还有一株参天的银杏树，至今仍郁郁葱葱，相传亦系建文手植。
建文路过富民县时住于城西灵芝寺，用蒲团在草地上打坐，以后“其草感而成形，如蒲团状，人称蒲团草，虽值隆冬，其色不变。
”经过嵩明州邵甸一村时，饿甚，觅食无门，幸遇一好心农夫施以米饭，建文欢呼一声“得食矣
”后来当地士绅获知这位行脚僧就是建文帝时，就将该村易名为“得食村”，并在施食处立“建文经食处”碑刻。
武定文庙泮池前原有一跃龙亭，据志书载“建文帝僧服跋涉，信宿此地，蝼蝈哄鸣，帝意恶之，遂至今绝响。
万历间，知府王懋武因建亭于此，今废”。
狮子山上有建文曾栖息过的“龙隐庵”及观星斗的“礼斗台”遗址，正续寺内有相传为建文手植的孔雀杉及山茶，还有后人建的“惠帝祠”，内有建文披袈裟塑像及从亡诸臣牌位。
有一联甚佳“僧为帝，帝亦为僧，数十载衣钵相传，正觉依然皇觉旧；叔负侄，侄不负叔，八千里芒鞋徒步，狮山更比燕山高。
”永昌府保山县白龙山（即今阿邑山），“山上旧有寺，建文至永时居于此，当事者惧及祸，俟其出，潜焚其寺，建文遂去，寺废”。
太保山麓法明寺，“永之古刹也，其三字匾为建文帝所书，永郡传以为宝，后毁于兵燹，至今人犹惜之。
”浪穹（洱源）县有建文曾居住过的“潜龙庵”，从亡的叶希贤、杨应能两臣不幸病逝，帝赋诗哭之，并亲题“两忠之墓”，葬于庵东{18}。
鹤庆观音山有建文路过时曾息足和宿夜的山洞，后人称为“眠龙洞”。
以上均见于有关府、州、县地方志。
“新说”的首倡者徐作生为了否定传统的“流亡西南说”，曾提出了一个疑问：“岂能设想，处于这种重兵竣法的包围之下，惠帝（朱允炆）及其从亡诸臣竟可以如入无人之境，自由往来于西南以至中原各地。
”笔者经过查考史料，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有一批朝野人士（包括从亡诸臣）的公开保护和暗中掩护。
在这些人士中，有三个人的作用更为突出： 一个是镇守云南的沐英次子，西平侯沐晟（永乐三年封黔国公）。
沐家与朱家关系极为密切，沐英少孤，朱元璋“抚为子，从朱姓”{19}。
朱对沐英的几个儿子都很喜爱，其长子沐春，“群臣请试职，帝曰：‘儿，我家人，勿试也，’遂予实授”{20}；其次子沐晟，“少凝重，寡言笑，喜读书，太祖爱之，历官后军左都督”{21}。
朱允炆与沐晟，不仅是君臣，也是义兄弟。
朱在位时，在政治上曾支持沐对付其为非作歹的皇叔珉王朱楩，“初，珉王封云南，不法，为建文帝所囚”{22}。
可是朱棣上台后，就采取了偏袒朱楩的态度，“成祖即位，遣归藩，益骄恣，晟稍持之。
王怒，谮晟，帝以王故，诏诫晟”{23}。
相较之下，沐晟肯定对朱允炆的感情更深。
沐晟是怎么暗中保护朱允炆呢
成书于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的冯甦《滇考》“建文遁迹”中有一段记述：“父老又言：（建文）初至滇，寓城中（按：即昆明）五华寺，自言与沐将军有旧，寺僧报沐（晟），沐至寺密语，移时，使人送至武定府。
语虽无据，然以永乐时法网之密，而帝得保全于滇，不可谓无默护者也。
沐黔宁（按：指沐晟之父、黔宁王沐英）本传言，懿文太子（按：指朱允炆之父朱标）卒，王哭泣过度，卒陨其生，似以讳赐死事。
然黔宁本高帝（按：指明太祖朱元璋）养子，于懿文谊同昆弟，死而哀恸，亦情理之可信者。
故建文万里奔赴，（沐）春与（沐）晟既不挟之以开衅，亦不卖之以邀宠，慎密庇祐，以全其生，于凝脂束湿之世，洵非长者不能也。
”（按：沐春已于洪武三十年即1397年逝世，继掌滇政者为其弟沐晟。
）所以朱允炆能长时期隐藏在云南，看来和沐晟的“慎密庇祐”，也即暗中保护有很大关系。
虽然朱棣对此也略有所闻，“建文之 自己焚燃也，文皇意其匿晟所，使使诇察，无状，乃已。
”{24} 所谓“无状，乃已”，也就是说由于沐保护有方，查不出结果，只好不了了之。
一个是朱棣派出隐查朱允炆下落的胡濙。
胡是建文二年进士，授兵科给事中，原系朱允炆旧臣。
朱棣即位后，迁户科都给事中，奉派隐查朱允炆下落达十余年。
他怎么明为察访，暗中掩护呢
李贽曾有一段重要议论：“胡忠安（按：胡濙谥“忠安”）之忠大矣，当永乐在位之二十一年也，犹未放心于建文之逃去，而所托腹心之臣惟忠安一人。
孰知忠安一日在湖湘，则建文一日之得安稳于滇粤诸山寺耶
留一建文，固无损于事永乐之忠，而反是以结文皇之宠，完君父叔侄之伦。
今观公之告文皇，直言其足虑而已
呜呼，诚哉
其无足虑也，公岂欺文皇者哉
上疑始释，建文无恙，吾固以谓胡忠安之忠大矣
”{25} 看来胡濙暗中掩护朱允炆，主要有二：一是转移察访目标，明知朱在滇可能性大而又不赴滇，“时又传建文在滇南，公以故在楚湖南最久”{26}。
以使建文“得安稳于滇粤诸山寺”；二是他最后报告朱棣“无足虑”的那番话，使“上疑始释，建文无恙。
”客观上起到了保护朱允炆的作用。
再一个就是从亡11臣中的编修程济。
据《明史》卷143“程济” 称，此人“有道术”，建文即位初期，即上书预言某年某月某日燕王将起兵。
以后追随建文出亡，“每遇险，济辄以术脱去”{27}，是朱允炆的一位得力的忠实保卫者。
所以李贽盛赞他：“若程者，判以其身从君逃难至满数十戴，其忘家忘亲忘身之忠又如此，固人臣之大忠也。
”{28} 为什么有一批人甘愿冒着性命危险来保护一位逊帝呢
除了“忠臣不事二主”的忠君思想外，主要是他们认为朱允炆是一位“仁君”、“有德之君”，值得为其作出牺牲。
因为朱即位后，“诏行宽政，赦有罪，蠲逋赋”，“诏告天下，举遗贤。
赐民高年米肉絮帛，鳏寡孤独废疾者官为牧养。
重农桑，兴学校，考察官吏，赈罹灾贫民，旌节孝，瘗暴骨，蠲荒田亩”{29}，推行了一系列深得民心的“仁政”措施。
朱本人仁厚大度，从谏如流，其祖朱元璋在遗诏中称他“仁明孝友，天下归心”，《明史》赞曰：“惠帝天资仁厚，践祚之初，亲贤好学，召用方孝孺等。
典章制度，锐意复古。
尝因病晏朝，尹昌隆进谏，即深自引咎，宣其疏于中外。
又除军卫单丁，减苏、松重赋，皆惠民之大者。
”{30} 有两件事足以说明他的仁厚大度。
一是“建文元年秋七月壬申，靖难兵起，九月，御史尹昌隆上疏，劝帝让位于燕王，御史金焦、侍书史仲彬面劾请诛之，弗许，曰：‘昌隆素有敢言之风，其勿以为罪。
’”{31} 二是朱允炆派大将军耿秉文率兵30万北伐出师前，告诫诸将士不能伤害朱棣，“勿使朕有杀叔父名”{32}。
这和夺取帝位后镇压异己，残杀无辜的朱棣，形成了鲜明对比。
对于朱允炆的仁德，明人多有评述。
李贽称：“故建文之时，死难之臣若此其盛者，以有（方）孝孺风之，连茹拔之，而建文复以春温煦之耳
”{33}《建文年谱》的作者赵士喆称：“天之所废，必若桀纣，未有有德之君而遽亡者。
独建文帝以孝慈、恭默、崇古、右文者而亡其天下，千古扼腕，以为天道不可知。
”{34} 为《建文年谱》撰序的钱谦益则称：“读未终卷，泪流臆，而涕渍纸欷歔，烦酲不能解免。
夫然后知让皇帝之至德，沁入人心者如此其深且厚。
”{35} 以上三说中，“自己焚燃说”应予否定，“新说”疑点尚多，看来能够成立的仍然是为僧后“流亡西南说”。
以让不让为题的议论文 1500字
名利，是大家都在向往的一种权利，他是某些身份的象征，但同时他也不是很容易得到的。
他本身就是一种相互矛盾的事情，你去追逐他，会被人认为你虚伪做作。
你要不去追逐他，会被别人认为你没有上进心。
世间有多少人为了征求名利而断送了自己苦心经营的亲情和友情。
真不知那些为了追求名利而丢掉人心的人到底值不值。
名利就真的那么重要么
为何还有很多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会灌输“只有好好学习长大才能当大官，挣大钱”的思想，为什么不教育孩子好好学习长大后为国家做贡献呢
是什么原因
还不是现在这个社会太现实，人心太冷漠。
很多人都是势利眼，对有钱的都去高看一眼，然而那些穷朋友觉得可有可无。
就连小孩上学来说，有钱的你可以随意挑自己喜欢的学校，恐怕校领导还要在那些有钱人后面唯唯诺诺吧。
而没钱的呢，不是遭到刁难就是得到白眼。
现在很多有钱的孩子都养成了坏习惯，感觉自己的父亲有钱有势，到处耀武扬威。
这不前几天一个叫李某某的青年，仗着父亲的势力干了坏事，可最后不也难逃牢狱之灾么。
追求名利要有度，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事业观。
要明白权利是谁给的，是要为哪些人服务的，为什么最近各地频频出现高官被拉下马的现象，还不是因为这些人拿权利当以己私利。
只有正确行使好自己的权利，做到权为法所用，任何事情不超过法律这条界线，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得到社会的认可。
一个国家有严明的君主才能强盛，如果是一个昏君，只能加速这个国家的灭亡。
布拉特岛有一种王鱼，有一种本领能吸收较小的生物当自己的鳞片，当王鱼有了这种磷片后会比没有磷的王鱼大出四倍。
可是到了后半生因为身体的退化，这种磷会脱离它的身体，结果被剥夺了磷的王鱼无法再适应这个世界。
最后它选择自残，往岩石上猛撞，最后挣扎数日死去。
王鱼的行为就好比那些盲目的追求名利的人，用尽一切心机往自己身上贴名贴利，结果最终不是自己的终究也贴不到自己身上去。
追求名利固然是好，可是要认识到自己的实力，切不可急功好利，要遵循自然发展的原则，这样追求的名利才属于自己的。
当的故事早已成为千古美谈，当六尺微巷已为众人所称颂。
赞扬，面对那一枚枚闪烁着金光的世乒赛金牌，我不禁问道，我们是否应该让出他们，我们到底该让出什么?诚然，当乒赛的现场奏响一次次国歌，国人是那么自豪，骄傲，然而面对所谓“垄断”的质疑层出不穷，我们也会焦虑，反思，那么，我们又是否该让?在我看来，我们可以让出技术，而不是让出奖牌，我们可以让出科学的训练方法，却绝不可以故意削弱自己的实力，以求他国获得金牌，粉饰出世界经济水平的一片繁荣多元的假象。
时光匆匆而逝，一百年前的中国刚刚放生了剧变，一次惊天的变革刚刚开始。
一百年来，我们感受到了中国生机勃勃的改变，我们要自豪的说，这些改变是靠中国人的手创造出来的，我们何时要求过英美国家让出一片天地呢?授人之鱼，不如授人之渔。
当我们先进的乒乓球训练方法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时，我们有理由与他国做技术交流，让出技术。
而当我们的水稻种植技术，因的成果而提高时，我们也主动提出让他为世界水稻种植培养人才。
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粮食问题，而不只是一味的让出粮食，救济饥饿人口。
，六尺微巷，让出的是一种传统美德，让出的，是一种人性的美好。
而让奖牌却非如此，让粮食让钱，让一切一切的物质，仅仅只能救一时之需，甚至有时违背了基本的道德准则。
只有当先进的技术为世人所共享时。
我们才真的可以看到高水平的比赛，我们才真的可以看到这世上再无饥饿啼哭的孩子，我们才真的可以看到那人们的笑脸绽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你让或不让世界都会因此而改变;你让或不让，没有人会强迫。
然而当你思考让或不让之前，请一定记得考虑，是让出一时的荣誉，换那世界一时的“荣光”，还是让出技术，让出科学，换那世界阵阵爽朗明快的笑声，换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