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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抗战史读后感200字

时间:2015-01-23 14:44

张家口属历史上的塞北吗

在明王朝存在的二百七十六年里,宣府镇(今张家口市宣化区、宣化县)以北疆“九边”之首闻名于世。

明太祖封其十九皇子为谷王,曾就藩宣府;明成祖朱棣五次北征,三次驾巡宣府镇城;建于明代的清远楼、拱极楼、镇朔楼号称“塞北三楼”,而清远楼以其造型别致玲珑,素有“小黄鹤”之誉。

  作为军事重镇,宣府的教场那时与“大同的婆娘”、“蓟镇的城墙”一起赢得了塞上“三绝”的美誉。

  “宣府的教场”是说长城中段防线御敌练兵为全国之冠的状况。

教场是古代操练和检阅军队的场地。

宣化在元代为宣德府,明洪武三年改为宣府,洪武二十六年设前、左、右三卫,次年明太祖发动北平军士筑宣府城,第二年又封皇子朱*为谷王,就藩宣府,展筑城垣,从此这里就成了明朝最为重要的边防重镇之一了。

但由于北元各部侵扰多从这一带进入,故历来战事和屯兵最多。

据《宣府镇志》记载,从洪武元年(1368年)起至崇祯二年(1629年)的261年里,共发生过重大战斗92次,其中敌方入侵81次。

屯兵最多时达十五万之众。

宣德五年(1430年)置宣府镇,设万全都指挥使司,成为全国十七个“省军区”之一,管辖两个州、十五个卫、两个千户所、五个堡、七座城。

这一段的长城从成化年间总督余子俊开始,经嘉靖时总督翁万达、杨博等数十年的修建,较为坚固,军事设施可谓齐备。

特别是景泰年间,昌平侯杨洪镇守宣府时,御军严肃,军士操练过硬,“骑座善驰射,步兵善弓弩”,“士兵精壮,为一时边将冠”。

到了隆庆、万历年间,王崇古、方逢时任宣大山西总督期间,坚持“谨烽火、远斥侯,缮甲兵、勤操练”,经过多年历任官员的严格整饬和训练,在当时可谓兵强马壮、器械犀利,特别是其教场之盛与戚继光治下的“蓟镇的城墙”同为世人所称道。

  据《宣府镇志》记载,当时宣府镇所辖各州、卫、所、堡、城均有教场、演武厅、军器局、火药局、神机库、神枪库等设施。

其中宣府镇城的教场规模最大,最为壮观。

建在昌平门外一里多地,建于洪熙初年,房屋、墙垣全用砖石砌成,时名“将台”,内有演武厅。

嘉靖八年(1529年)都御史刘源清增筑高台于前,名曰阅军台。

东西两边建有各营将领的“官厅”。

可惜以后毁于战乱。

  那时军士的操练,自下而上定期选拔赴上一级验试,奖优罚劣。

“军士步骑皆善,将领各以其能受赏,否则罚。

军士给钱六百为道里费。

将领自指挥使以下,所统军士三分至六分不中者,次第夺俸;七分以上,次第降官至为军止。

都指挥军士四分以上不中,夺俸一年;六分以上罢职”。

  至于“大同的婆娘”之所以受人称道,一种解释是因为其多出美女,不但在辽代养育了漂亮聪慧、颇有作为的肖太后,而且在明朝正德年间引得纨绔皇帝武宗朱厚照慕名而来微服巡幸。

大同妇女旧日受世人津津乐道的另一个原因,是她们的脚裹得特别小,且有“赛脚”之风。

还有一种解释见于明朝人沈德符的《野获编》:“所谓‘大同的婆娘’,大同代筒王所封,乐户较他藩多数倍,今在花籍者尚二千人。

京师城内外,不隶三院者,大抵皆大同籍中溢出流寓,古所谓‘路歧散乐’者是也。

”这里指的就是妓女了。

明代大同的“婆娘”与扬州的“瘦马”均为世所艳称。

现在看来,这并非大同历史上的光荣。

假如你到大同,初识当地妇女,想夸奖人家几句,你可以对她称道肖太后、铁镜公主,可千万别引用“大同的婆娘”一说。

因为这不同于“陕北的婆姨”,那是褒义,这却是鄙称。

当地人知道是骂人、揭祖宗老底的话,自然不爱听。

细考起来,《辞海》引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四“妇女曰娘”:“谓妇人之卑贱者,曰几娘、曰某娘,鄙之曰婆娘。

”《水浒》写西门庆与潘金莲眉目传情:“西门庆这厮一双眼只看着那妇人;这婆娘一双眼也把来偷睃西门庆。

”  张家口的马市  有人说张家口的商业源于对蒙贸易,发展于清代旅蒙商,这无疑是对的。

如要刨根问底,张家口的对蒙贸易则始于明朝的马市。

  何谓马市?马市是古代封建政府以金帛或茶盐等物在指定的地点同少数民族换马的互市。

早在西汉初,刘汉王朝允许南匈奴在塞内北边诸郡包括代、上谷郡居住,后来北匈奴也与汉朝“和亲”。

汉武帝便迁乌桓人入居今张家口、万全一带,设西部校尉和护乌桓校尉,管理边防和民族贸易事宜。

下令在边境开辟专门的地点,接受匈奴使者进来的贡品,并给予一定数量的金帛或茶盐等物作为答礼,同时也允许随使者同来的人出售牛羊马匹,与内地商人自由买卖,时称贡市。

以后逐渐发展成边境各民族间的贸易和对外国的通商,又称互市。

唐玄宗时,突厥族每年到西受降城用马匹换金帛,为马市之始。

在宋、明朝时,官府和军队所需马匹多是从马市购来的。

宋朝时用茶叶、食盐同边疆少数民族换马。

明代永乐初年,在甘肃设有同回族易马的互市,后又在辽东的开原南关、开原城和广宁设立三处马市,以米、布、绢同满、蒙等民族换马。

永乐七年(1409年)朝廷在宣府置镇守总兵官,佩镇朔将军印。

宣德五年(1430年)置万全都指挥使,统领宣府各卫,辖周围近十万平方公里地区的防务,其中万全右卫的张家口堡就是今张家口市桥西区的母体。

正统三年(1438年)在大同开马市,后因战事而停。

嘉靖三十年(1551年)明世宗批准大同总兵仇鸾所奏,下诏以白金十万两于宣府、大同开马市,命待郎史道总理此事。

当时便选定张家口堡北今上堡正、西沟街为马市地点,“张家口本荒缴,初立市场,每年缎布买自江南,皮张易自湖广”。

这年官办的贡市,“三口共易马一万余匹”。

这是史载张家口最早开设的马市。

可惜开市不到两年,因战事又起,大同、张家口便相继罢了市。

  隆庆五年农历六月十三日,张家口马市又在原址(正、西沟街)正式开市了。

这次马市仍为官市,首先有进贡使者携贡品入市。

按朝廷规定:“通计岁贡马不得超五百匹,使者不得过百五十人。

马分三等:上驷三十进御,余给价有差,老瘠者不入。

”刚开市时,“日来者以三百人驻边外,我兵五百驻市场,期尽一月”。

后来由于王崇古“广招商贩,听令贸易布帛、菽粟、皮革。

远自江淮湖广,辐辏塞下”,山西来的商贾尤多,逐渐发展成“岁以为常,市各二日,每月又有小市”。

贸易方式是以物换物,蒙民以马、牛、羊、驼、皮张等换取内地的绸、布、米、茶、釜等生活必需品。

市场上熙熙攘攘,十分热闹,成交量不断上升,超过了嘉靖年间,成为闻名塞北的万全市集。

据《明代宣大山西马市考》记载:仅张家口、大同、水泉营三市“官市易马七千匹、羊达二万二千多匹(头)”。

到了万历三年,朝廷将易马数量限定在三万五千匹以内,可年年突破。

万历六至七年仅张家口一市年易马就超过三万五千匹。

那时,天南地北的商人云集张家口,很多人在此定居设店,长期从事对蒙贸易。

  万历四十一年宣府镇决定在今东、西太平山间筑一专门的马市,并取名来远堡。

因与张家口堡南北呼应,后来人们俗称上下堡,从而成为扼守宣府的大门。

来远堡马市是怎样的繁荣景象呢?万历年间有人专门绘了一幅《马市图》,可惜没有流传到今天。

  到了明朝末年,北元蒙古族背离明廷而臣服于努尔哈赤,马市中断。

清军入关定鼎北京不久,于顺治二年(1645年)在张家口和古北口等处设马市,用茶换马,来远堡马市得以恢复。

雍正年间,朝廷仅在四川边境开设互市用盐换马,而张家口蒙汉交易市场也由来远堡移至大境门外,改称“外管市场”。

咸丰年间朝廷规定各地军队所需马匹统归自购,官设马市全废。

张家口的马市也由朝廷特批的“皇商”所代替。

他们依靠朝廷赋予的政治经济特权,打着大清国的商旗,拉着骆驼,满载着内地的货物,走出大境门,进入蒙古大草原,开始了历时三百年的旅蒙贸易历程。

  坝下黄土地的神韵  地处燕南赵北的坝下黄土地上,流传着许多优美而古老的神话,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曾活跃在桑干河畔的涿鹿之野,使得张家口地域文化与中华文明的起源有着不解之缘。

古代国的兴起和北魏孝文帝加速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创举成为张家口历史上光彩夺目的篇章。

同时,作为北方民族文化互相融合的主要区域,几千年来传承扬弃,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在燕赵文化中都占有一席重要之地,有着独特的神韵。

  今天,那些遍布张家口大地的远古遗址、碑铭墓地、古代建筑、宗教寺院和历代战场,还有那独具豪放质朴风格的文化艺术以及像群星闪烁在历史天空中的杰出人物,都无不昭示着张家口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阳原县泥河湾盆地以其动植物群和文化遗址闻名于世,从这里发掘的泥河湾、马圈沟、小长梁、许家窑、东谷坨等数十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证明这一带是中国早期人类的脚踏地。

涿鹿县矾山镇的轩辕黄帝城、蚩尤坟、蚩尤泉曾是中华三祖黄帝、炎帝和蚩尤生息战斗过的地方。

正如有人所说,从上海能了解中国近代的百年史,在北京可以看到五百年的岁月沧桑,西安能够使人目睹两千年前中国社会的模样,而张家口的涿鹿则告诉人们,五千年前中华文明在这里发祥。

蔚县城南西侧的南安寺塔,始建于北魏,重修于辽,如今成了蔚县的象征性建筑。

连同始建于五代、明洪武十年(1377年)重筑的蔚州城、玉皇阁以及暖泉书院,还有那元代大书法家书写的碑铭——蔚州杨氏先茔碑都向人们显示着蔚县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绵长的人文历史。

宣化区下八里有辽代张世卿墓中保存着完好的壁画,不但向人们展示了八百多年前张家口一带契丹族辽国人们生活的场景,而且对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绘画史和天文科学及中外文化交流史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位于赤城县境内的金阁山灵真观是元朝时修建的道教圣地,而滴水崖的长春洞朝阳观则是佛、道、儒三教合一的胜景所在。

还有怀安的昭化寺、蔚县的重泰寺、宣化县的柏林寺等寺庙景观都昭示着张家口地域内多民族、多种宗教相互交融的文化特色。

  四季分明的塞北黄土地虽比不上终年带绿的江南,但也不乏风景秀丽、引人入胜之处。

华北最高峰小五台山山高林密、泉水淙淙、夏季凉爽好避暑,冬季严寒可登山。

还有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失地将士纪念塔、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察哈尔烈士陵园、董存瑞烈士纪念馆等则是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它所昭示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张家口人。

  在古老的燕赵文化中,张家口传统文化有着属于它自己的神韵。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张家口的传统文化不仅具有华夏和游牧民族的双重特征,而且还具有多样性和开放性并存的特点。

张家口地域文化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既不断积淀自成一色,又不断与周边其他特质的文化进行交融,以提升自己的品位,亮丽自己的色泽。

这既是人民大众精神生活的需要,又是传统文化随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而使张家口文化成为整个中华文化特别是燕赵文化中一个充满个性和生机的鲜活的区域文化。

  注重教育是人才辈出的重要环节。

宋代著名的教育家胡瑷说过:“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本者在学校。

”张家口坝下地区与江南和中原地区比,虽为苦寒之地,学校教育兴办也较晚,但由于人口来自南北各地,相互影响,家庭教育基础较好,治学风气也淳厚,构成了坝下良好的教育框架,使坝下各县区历代人才能在较高的文化水准上成长,且促成英才的脱颖而出。

同时,勤奋好学是人才成长的内在根据。

大凡才识过人者皆勤奋好学。

张家口一带生活环境较为艰苦,面对困境,很多学子“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而获得成功。

日本侵占时期,张家口一带学校陷入停顿状态,学生失学,教师失业。

后来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为爱国民众所抵制。

抗战胜利后,首次解放的张家口成为晋察冀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教育事业大发展。

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张家口的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到目前,已基本形成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为国家培养出无数德才兼备的人才,其中不乏国家的栋梁和科技的英才。

  沧桑不语看古城  岁月悠悠,沧桑不语。

到如今,我们的这座城市已经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了。

前四百年是一座典型的古代城市,作为塞外边关、军事重镇,有宣化的镇朔楼和桥西下堡“武城”为证;作为陆路码头、北方商埠,那上堡“圈里”原来是与蒙古茶马互市的地方。

《管子度地》中说:“内之为城,城外之为郭。

”围“城”的叫墙,围“市”的是垣,故张家口的别名叫张垣,实际上是侧重从商贸和经济的意义上讲的。

那时候,城里住着贵族官员、文人武将,还充斥着商贾工匠、贩夫走卒。

随着社会的发展,“城”与“市”逐渐合为一体。

  1908年,一个广东人代表天津怡和洋行来到张家口寻找商机。

他看中了清水河东岸的一片土地,那里正在施工的张家口火车站(今北站)即将建成。

便利的交通将使这一带成为黄金地段。

于是他创办了张家口第一个经营房地产的企业——怡安有限股份公司。

用二十万两白银买下了这一带的五百四十亩土地,几年间便相继兴建了怡安街、桥东大街、东安大街、宣化路一带的商号和住宅房屋六千多间,形成了一片崭新的与西岸下堡武城遥遥相对的街区。

在桥东新区中,有名的建筑有庆丰茶园、东安市场和南市场,而怡安街成了桥东的商业中心和张家口最繁华的街道之一。

  说到怡安街不能不说庆丰戏院,这是当时张家口辐射面最大的戏剧演出场所,位于怡安街最热闹的地段,1909年始建,三年后竣工,时称庆丰茶园。

砖木结构,坐南朝北,占地1000平方米,建筑造型仿照当时北京的庆乐、广德戏园。

1912年为庆贺茶园落成举行典礼,特邀北京御戏名角“十三旦”侯俊山和“元元红”郭宝臣,开唱“批台戏”《坐楼杀惜》,轰动了整个张家口。

1945年张家口第一次解放后,郭兰英、赵丽蓉曾是这里的主要演员。

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先后接待过许多蜚声国内外的著名演员和文艺团体。

  “文化大革命”十年间,“红山城”张家口的国民经济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基层劳动,数以万计的知识青年上坝下乡,城市建设和管理处于无政府状态。

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古城张垣进入了持续、健康发展的阶段,1995年成为对外开放地区,20世纪的上半叶,张家口曾经以陆路商埠、察哈尔省会闻名于世。

如今,作为冀西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如何利用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便捷的陆路交通优势,提升自己的城市品位,从京冀晋蒙之间的一般城市跃居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进而大大缩短与周边地区的时空距离,壮大自己、重振雄风,这将是决策者和建设者们孜孜之求的战略目标。

  看看吧!城市建设的设计师们已为我们描绘出二十年后张家口的形象:  在京西塞北万里长城的脚下,一市三城的张家口市区分布在长达60公里的条状地带上,这里在山川、平原和林地,有赐儿山、水母宫、八角台等自然景区,有大境门、宣府镇朔楼,有老城堡子里、古街怡安街……这些景观风貌被建设者做为现代化城市的基本素材,来塑造一个“山水中有城市,城市中有山水”、城景交融、天人合一的生态型环保城市。

  下花园城区将借助鸡鸣山的地貌特征,展现山奇、水秀、城美为特色的城市风貌。

南新区也将以新型现代化的城市展现在人们面前。

科学的规划、合理的布局,集金融、商贸、信息、文化、会展及行政功能于一体的新市区,是21世纪城市建设水平的集中体现,有着开敞、有序、活泼、热烈而浓厚的现代气息。

居住区的住宅布局富有个性,空间层次变化有序,在高新科技工业区内充盈着时代气质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品质。

在整个中心城市内将根据张家口的山川风貌、地域文化和社会经济环境特征,提炼本市艺术个性,展示塞北地域文化的丰盈和繁盛,设置“跨越雄关”、“时代牧歌”、“鱼水情深”、“华夏之尊”、“沃野莜香”、“故里情怀”、“北国逢春”、“城河浸月”八景,以求激发人们热爱故土、建设家乡的壮志豪情,从而使张家口文化的精髓得以传承和发扬,充分展示大自然的情趣和舒适宜人的现代文明城市的风采。

历史上的河北名将有哪些

日军侵华的历史很长,不应只从1931年,甚至是1937年算起  因为太长,1939年以后的历史参照楼上的回答  小日本1894年开始侵略中国  1894年(甲午年)  8月1日日本对中国宣战,甲午战争正式开始。

这次战争是由于日本用武力侵占朝鲜,并于7月偷袭中国海陆军而引起的。

据日本中冢明教授1994年7月22日披露,他发现的历史资料证明,甲午战争完全是经日军周密策划后发动的侵略战争。

这部历史资料记载,日军拘禁朝鲜国王后,强迫他请求日军将清朝的势力赶出朝鲜半岛,然后日军以此为借口,“向清国开战”。

  9月17日日本联合舰队与中国清朝北洋舰队在黄海交战,中国海军在海战中受挫。

  10月26日日军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并相继攻占大连、旅顺、营口,牛庄等地。

  11月22日清政府通过美国公使向日本提出媾和。

  1895年  2月日军攻占威海卫军港,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4月17日中国战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在日本下关签订了。

条约共11款,主要内容:(1)中国承认朝鲜完全“自主”;(2)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3)赔偿日本军费银二万万两;(4)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对日通商口岸;(5)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城市任便投资设立工厂;(6)日本享有单方面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等特权。

在这项条约上签字的清朝政府代表为李鸿章,日本政府代表为伊藤博文。

  5月4日日本因俄、德、法等国的干涉,决定“放弃”辽东半岛。

  11月8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在北京签订了。

条约规定,清朝政府以白银三千万两“赎回”辽东半岛,日本军队从辽东半岛撤出。

  1896年  3月-5月日本在沙市、厦门、苏州、杭州、重庆等地相继设立领事馆。

  7月21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中日通商行船条约。

  1897年  3月4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苏州日本租界协议书。

  5月13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杭州租界协议书。

  6月30日日本在辽宁牛庄设立领事馆。

  1898年  4月22日日本政府照会清朝政府,强迫清朝政府声明不割让福建予他国。

24日,清朝政府复照日本政府,声明中国不割让福建予他国。

  7月16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汉口日本租界协议书。

  8月18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沙市日本租界协议书。

  8月29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天津日本租界协议书及附属议定书。

  1899年  4月28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福州日本租界协议书及其附件。

  10月25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厦门日本租界协议书及其附件。

  1900年  6月15日日本内阁决定向中国派遣25000名官兵,作为对义和团运动进行武装干涉的八国联军的主力。

  8月14日由日本等组成的八国联军攻陷北京。

  8月24日日舰“和泉号”的陆战队在厦门登陆。

28日,又从台湾派两个步兵连侵占厦门。

  1901年  4月3日日本在南京设立领事馆。

  9月7日清朝政府与日本等11国在北京签订,同意外国军队驻扎在北京到天津、山海关沿线的12个地区,赔款白银4.5亿万两,日本从中分得3479.31万两。

  9月24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重庆日本租界协议书。

  1903年  1月15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中日通商行船续约。

  4月24日清朝政府和日本签订扩大天津日本租界协议书。

  1904年  2月8日日本突然袭击俄国在中国旅顺口的舰队。

10日,日俄战争爆发。

12日,清朝政府宣布对日俄战争保持中立。

俄国战败,1905年9月5日签订朴茨茅斯和约。

根据和约规定,俄国将辽东半岛的租惜权和“南满”铁路(长春至旅顺)的干线、支线及其沿线属地上一切特权转让给日本。

  1905年  4月4日日本在长沙设立领事馆。

  10月17日日本在辽阳设立关东总督府。

  12月22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东三省事宜条约。

条约规定,清朝政府同意根据日俄朴茨茅斯和约将俄国在辽东半岛的租借地转让给日本,并在中国东三省增加开放城市和港口,安东和奉天之间军用铁路由日本经营,禁止修建与“满铁”平行的线路。

  1906年  5月-11月日本先后在安东、奉天、广东新民设立领事馆。

  11月26日日本设立“南满洲铁道公司”(简称“满铁”)。

  12月5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日本归还营口的协议。

营口是在日俄战争时被日本占领的。

  1907年  2月9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扩大汉口日本租界协议书。

  3月-11月日本先后在哈尔滨、吉林、南京、汕头、长春设立领事馆。

  4月15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有关新奉(新民-奉天)和吉长(吉林-长春)铁路的协议。

据此,清朝政府将以高价收买日本所营新奉铁路,并向日本借款修建吉长铁路。

  5月30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有关设立大连海关协定。

协定规定,由日本人任税务司长;从海路运进大连的货物,不征进口税;经旅大运往中国内地的货物,要征收进口税。

  6月28日清朝政府通知日本,同意根据1905年中日关于东三省事宜条约,开放风凰城、辽阳、宁古塔、珲春、三姓、海拉尔、爱辉等7个城市。

  1908年  3月13日日本就日本私运军火船第二“辰丸”号在澳门海面被清舰扣留一事,向清朝政府递交备忘录。

3月15日,清朝政府决定致歉和赔偿损失。

这一事件激起广东等各地人民的不满,掀起抵制日货运动一年之久。

  9月10日日本在辽阳、铁岭设立领事馆。

  1909年  9月4日清朝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有关间岛问题协议,规定开放吉林省的龙井等地。

同日清朝政府与日本签订有关东三省5个问题的协定,承认日本政府在抚顺、烟台两地的采煤权;安春铁路沿线及“南满”铁路干线的矿务,由中日两国合办;承认大石桥至营口铁路为“南满”铁路支线等。

  11月4日日本在吉林省龙井设立间岛总领事馆。

  1910年  2月9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两国邮政关系协议。

清政府承认日本政府在中国设邮局的合法性。

  3月24日杭州发生与日本商人冲突事件,有7家日本商店被毁。

6月8日,清朝政府赔款白银1万两。

  4月4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有关架设鸭绿江铁桥协议。

  1911-1919年  1911年  10月16日日本外相内田康哉指令日本驻清公使通知清朝政府,日本将供应付伐辛亥革命所需武器弹药。

  11月25日日本天皇批准出兵干涉中国的辛亥革命。

  1912年  1月中国革命政府向三井物产会社借款30万日元,购买武器。

  1913年  10月5日中日双方就修建“满蒙铁路”问题交换公文。

  10月6日日本政府承认中华民国。

  1914年  8月15日日本政府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把中国山东省的胶州租借地无条件转让给日本。

  8月17日日本铁道守备队在郑家屯附近与中国警察发生冲突,日本向该地进驻一个连的军队。

  9月2日-11月7日日军先后占领了山东的龙口、潍县、青岛等地,占领胶州湾及胶济铁路全线。

  1915年  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会见袁世凯,针对中国政府要求日军撤出山东的照会,提出了秘密条款,共有5号,分为21条,即“二十一”条。

其5号的主要内容有:(1)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2)将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的期限延长为99年,承认日本在“南满”及东蒙的特权;(3)将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4)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他国;(5)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充任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察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日本在武昌、九江、南昌和潮州之间有修筑铁路权等。

  5月25日袁世凯除对第5号声明“容日后协商”及第4号用命令宣布外,与日本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

  7月14日日本在九江、济南设立领事馆。

  8月6日中日就重新设立青岛中国海关问题签订协议。

  1916年  8月13日日军非法进驻郑家屯,与奉天28师发生冲突,即郑家屯事件。

  1917年  2月-3月日本在赤峰、通化设立领事馆。

  11月2日日、美双方就中国问题交换公文(兰辛?石井协定),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日本尊重美国提出的中国“门户开放”、“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

11月9日,中国通知日、美两国,中国不受其协定的约束。

  1918年  1月日本“满铁”开始管理吉林-长春铁路。

  5月16日日本政府与段祺瑞政府签订日华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要求中国陆军与日本陆军共同向苏联后贝加尔州及黑龙州出兵,并给日军提供方便。

  6月-8月日本在郑家屯、成都设立领事馆。

  8月8日日驻华公使向北京段祺瑞政府提议共同向满洲里方面出兵,北京政府表示同意。

  1919年  1月27日凡尔赛和会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半岛的特权。

  5月4日北京学生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  口号,展开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

  9月9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向北京政府的徐世昌提供财政支援。

  9月29日日本在湖北宜昌设立领事馆。

  1921-1928年  1921年  5月13日日内阁会议决定从山东铁路沿线撤军。

  5月17日日内阁决定支援张作霖,以确保日本在满蒙的利益。

  11月12日-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意、日、葡、比、荷、中等9国在华盛顿举行会议,亦称“太平洋会议”。

会议共签订了7个条约和协定,主要的条约有:(1)共同镇压远东人民,首先是镇压中国人民,为此美、英、法、日签订;(2)争夺海上霸权,按一定比例规定海军力量的美、英、日、法、意;(3)根据美国的《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的原则,共同掠夺中国的《九国公约》等。

会议期间,中日签订了关于解决山东悬案协定,规定胶济铁路由中国借款赎回,胶济租借地及附近地区归还中国;开放胶州租借地为万国商埠。

  1922年  1月-12月日本在芜溯、张家口、满洲里设立领事馆,在青岛设总领事馆。

  1923年  1月日本和中国商定给胶济铁路证券贷款4000万日元。

  3月中国驻日代理公使向日本外相提出废除二十一条,日本拒绝。

中国各地相继示威游行,要求收回旅大。

  6月日本水兵在长沙枪杀示威的码头工人,造成惨案。

  1925年  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开枪打死工人顾正红,打伤十余人,成为“五(三竖一横)”运动的导火线。

  1926年  3月12日日本4艘驱逐舰驶入大沽口,配合直、奉军阀天津,反对以冯玉祥为首的临时政府。

  1927年  3月24日日、美、英、法、意等国军舰炮轰北伐军业已占领的南京,死伤两千多人,造成南京事件。

  4月6日日本币原外相指令其驻华公使,通过外交谈判解决南京事件。

4月11日,日、美、英、法、意5国驻武汉领事反诬北伐军造成南京事件,要求处分肇事者,被武汉政府拒绝。

  4月22日日首相田中义一发表施政演说,叫嚷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不能置之不理”,并指示日公使,对发动“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蒋介石予以“道义声援”。

  5月28日日政府发表出兵山东的声明。

从旅顺调遣陆军约2000人到青岛。

上海等地掀起反对日本侵占山东、抵制日货运动,9月,日本被迫从山东撤军。

  6月27日-7月7日日本政府在东京举行东方会议。

会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于7月  25日呈送日皇一个秘密奏折说:“吾人如欲征服中国,则必先征服满洲及蒙古。

吾人如欲征服世界,则必先征服中国……当吾人得以统治中国全部资源之后,吾人将更能进而征服印度、南洋群岛及中小亚细亚以至欧洲”。

  8月15日日本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格、关东军司令官和日本驻华外交官在大连开会。

决定以300万日元贷款的条件,唆使张作霖取缔排日运动。

  10月13日-11月8日蒋介石访问日本。

11月5日,与田中义一首相会谈,蒋要求日本协助国民政府统一中国。

  12月13日日、英派遣军舰掩护广东的李福林反动军队,镇压广州起义。

  1928年  4月19日日本政府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并向第六师团发布动员会。

2日,发表向山东再次出兵的声明。

  5月3日日军向济南发动进攻,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日军在济南奸淫掳掠,屠杀中国军民5000多人,造成“济南惨案”,亦称“五三惨案”。

同年10月,中日就此惨案举行谈判,1929年3月29日达成协议:由中日双方组成调查委员会,就地调查解决,南京政府负责保护在华日本人之生命财产安全;协定换文两个月后,日军撤出山东。

  5月18日日本分别通知北平和南京当局,重申“如战争波及满洲时,为了维持治安,将采取适当的有效措施”。

北京的张作霖和南京国民政府对此表示抗议。

  6月4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军阀混战中失利,在被迫从北京乘火车撤回东北的途中,经过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的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设的炸弹炸死,是为“皇姑屯事件”。

  12月29日东三省保安司令张学良决定东三省挂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以示由国民政府统一中国,日本表示抗议。

  1929-1933年  1929年  6月3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承认南京国民政府。

  1930年  5月6日中日关税协定正式签订。

根据协定,日本仍享有优惠国待遇;中国国民政府获得关税自主权,但又规定对110种进口的日货暂不加税。

  1931年  2月日本在郑州设立领事馆。

  7月初日本制造万宝山惨案。

日军在长春县万宝山地区强迫朝鲜侨民挖掘良田引水修坝,枪杀和逮捕当地农民。

  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郊外柳条湖的“南满”铁路,反诬是中国军队干的,悍然对附近的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命令东北军“绝对不得抵抗”,并撤至山海关内。

19日,日军侵占沈阳。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日军更加得手,迅速进攻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

至1932年1月,东北全境沦陷。

  1932年  1月28日日本军队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又称上海事变)。

28日夜间,日军向上海闸北发动进攻。

驻防上海的中国十九路军奋起反击,开始了淞沪抗战。

日军遭到沉重打击,死伤万余人,4度更换司令。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坚持不抵抗政策,淞沪抗战遭到破坏。

  3月初,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十九路军被迫撤离上海。

3月24日,在美、英、法、意等国的干预下,日本与中国国民政府在上海开始停战谈判。

5月5日,双方在上海签订了(又称)。

协定规定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安亭、昆山、苏州一带地区驻军,而日本可进驻“若干”军队。

  3月9日日本制造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长春宣告成立。

溥仪为“执政”,年号“大同”。

10日,溥仪致函关东军司令,“委托”日军维持国防和治安、管理铁路,并聘请日本顾问。

  3月13日蒋介石就伪“满洲国”的成立发表谈话说,“东北成立伪国,完全为日方一手包办。

政府虽痛恨溥仪等等为傀儡,但如讨伐,即难免扩大战争,考虑结果,暂不颁讨伐令”,继续执行其不抵抗政策。

  3月16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宣称:伪“满洲国”的“一切政令”,须经过驻地的日本军部及特务机关许可,方能实行。

  1933年  3月日本和伪满政府签订“委任经营合同”,将伪满所有铁路及铁路所属全部财产,交给“满铁”。

  3月日军攻占热河省后,大举进攻长城各口。

东北军曾在长城一带抗击日军,后因蒋介石镇压抗日运动,使日军长驱进犯滦平地区,直逼平津。

  5月31日中国国民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

根据协定,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今通县)、香河、宝抵林亭镇、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并划上述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地区力非武装区,这样,中国国民政府承认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区,便利于日本进一步控制整个华北。

  7月-10月中国国民政府和日本密谋联合“围剿”滦东抗日武装力量,进攻方振武、吉鸿昌率领的抗日同盟军。

  10月8日-24日日本为迫使中国国民政府承认“满洲国”,派代表与中方代表在北平、南京、东京多次会谈。

国民政府答应与伪满通车、通邮,并禁止一切抗日活动。

  12月11日4艘日舰开入福建马江,协同蒋介石军队占领厦门,镇压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在福建成立的抗日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

  1934-1936年  1934年  3月1日伪满政府和日本政府就伪满实行帝政交换公文。

同日,“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溥仪在长春称帝,年号“康德”。

  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以对记者谈话方式发表对华政策的“非正式明”,说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地位”,不容许其他国家对华采取共同行动;维持“东亚和平秩序“为日本单独的权力,无须他国干涉;如果中国用以夷制夷的政策,日本唯有加以排斥,如果各国暗助中国抗击日本,日本亦不得不反对。

  10月21日日本召开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五相会议,决定调整日华关系,“实现日、满、华三国互助合作”,使中国放弃反日政策,根绝排日运动。

  1935年  1月2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国会发表演讲,说要与中国“亲善”。

日驻华使节据此  于29日、30日先后会见汪精卫、蒋介石。

2月22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认为广田“有诚意”,表示要“制裁反日行为,以示信谊”。

其后,汪精卫也表示愿以和平方式解决中日间纠纷,并派王宠惠赴日会谈。

2月27日,蒋、汪联名训令严禁反日活动。

  5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和日本政府宣布,双方外交关系由公使级晋升为大使级。

  5月29日日本天津驻军参谋长酒井借口中国国民政府援助义勇军孙永勤部队,向国民政府提出交涉,要求掌握在华北的实际统治权,同时从东北调遣日军入关进行武力威胁。

  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中国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正式提出备忘录(日文为觉书),限3日答复。

  7月6日何应钦在与日方秘密会谈后,复函梅津表示接受全部条件,通称《何梅协定》。

根据协定,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的主权大部丧失,禁止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活动。

  10月-12月日本制造“华北事变”。

10月22月,日本在河北香河指使汉奸暴动,占据县城。

11月7日,策动宋哲元等进行“华北五省自治运动”。

11月25日,策动殷汝耕等汉奸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脱离南京政府。

12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反而指派宋哲元等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会长,以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

  1936年  1月21日日本广田弘毅外相发表对华三原则的演说,这三原则为:“日中提携、承认满洲国、共同防共”。

  5月6日日本和伪冀察政委会秘密签订华北防共协定”。

协定规定。

中国军队不得进驻冀察两省,日军驻扎华北铁路沿线,日本派人担任伪军的政治和军事顾问。

  5月12日在关东军的支持下,以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为首的内蒙少数上层分子,成立伪蒙古军政府。

  11月23日绥远驻军傅作义等部奋起抗击侵犯绥远省东北区的日本侵略军,收复百灵届(今内蒙古自治区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这一事件被称为“绥远事件”。

  12月12日西安事变在中共中央的努力调停下和平懈决,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7日,关东军发表声明,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反共防共政策。

同日,日本外相声称,南京国民政府“如与张学良、杨虎城妥协,日本政府不能置之不理”。

  1937-1938年  1937年  4月6日日本外相、藏相、陆相、海相决定“对华政策”和“华北问题指导方针”主要内容是使南京政府逐步放弃容共。

依赖欧美的政策,促其接近日本,特别是在华北主动协助实现“日、满、华合作”。

  7月7日日军悍然炮攻宛平城和进攻城外的卢沟桥,挑起卢沟桥事变。

即“七?七”事变。

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影响下,当地中国驻军第29军奋起抗战。

从此,中国人民展开了全面抗成。

  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

  7月19日蒋介石在庐山举行军事委员会会议,决定对日作战。

  7月28日日军开始对华北发动全面进攻。

宋哲元等退出北平,日军侵占北平。

  8月13日日本以8月9日日本官兵2人在上海虹桥军用机场被击毙一事为借口,出动大批海陆军和飞机进攻上海,是为“八?一三”事变。

上海守军在上海人民积极支援下奋起抵抗。

这一事件还严重威胁到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和蒋介石的统治,国民政府被迫实行抗战。

  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严惩南京政府的声明。

日本海军首次出动飞机轰炸南京。

  8月15日中国政府颁布对日抗战总动员会。

  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9月5日日本海军发表封锁全中国沿岸宣言。

  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与日军板垣师团4000余人作战,歼灭日军三千多人,俘战一千多人,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品,是为“平型关战役”。

这一胜利打击了日军的气焰。

  11月11日日军攻占上海。

  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在南京进行大屠杀,被杀害者达三十万人之多。

  1938年  1月16日日本近卫文磨首相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对华声明(第一次近卫声明)。

声明说,“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之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

  3月下旬日军第10师团向台几庄发动进攻。

4月3日,中国军队以40万优势兵力,包围进攻台几庄之敌,并击退由临沂增援之敌第5师团一部,至4月6日,取得了歼灭日军两万余人的胜利。

  3月28日在日本扶植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梁鸿志为“行政院长”。

  6月24日日本召开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五相会议,决定“解决中国问题的指导方针”:集中国力直接解决“支那事变”,“在本年内实现战争目的”。

  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东。

  10月27日日军占领武汉三镇。

  11月3日日本近卫文(上麻下吕)首相发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第二次近卫声明)。

  11月20日高崇武、梅思平同日本影佐大校在上海签订以反共卖国为内容的“日华协议记录”。

协议规定,日本政府将此“协议记录”发表后,汪精卫等人应立即同蒋介石断绝关系,并声明为建设东亚新秩序实现日华合作和执行反共政策,在适当时机建立新政府。

  11月26日日军占领深圳。

  12月18日汪精卫从重庆逃到河内。

20日,汪在河内发表声明向日本投降。

  12月22日日本近卫首相发表“近卫三原则声明(第三次近卫声明)”,强调要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要和“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向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

  1939-1944年  1939年  2月10日日军在海南岛登陆。

  5月31日汪精卫到达日本。

在日期间,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和陆军、海军、外务、大藏等大臣举行会谈,汪在会谈中表示将“号召国民党及其他各党派和无党派同志,设想在南京成立推行和平方针的国民政府”。

  6月6日日本“五相”(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会议决定成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方针。

同时策动蒋介石投降,说蒋介石“亦可参加新政府”。

  9月20日日本大本营命令设立“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西尾寿造大将任总司令。

河北历史上出过哪些名人

1895年,在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一家吉姓小茶馆的后院,诞生了一名男孩,取名鸿昌。

对于鸿昌的父亲吉筠亭来说,添人增口是件喜事,可又多了张吃饭的嘴。

好不容易熬到了18岁,恰恰冯玉祥在河南招兵,于是他便报名参军,从此开始了他一辈子的戎马生涯。

自幼即以岳飞、文天祥等为心目中的英雄,所以在行伍中他待人诚恳,吃苦耐劳,恪守军规,勇敢善战,以致有“吉大胆”之称,他率领的部队则号称“铁军”。

到了1930年,也就是35岁那年,被提拔为国民军第22路军的总指挥。

当时正值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虎视眈眈,可是国民党借口“”,拼命剿杀共产党。

这时吉鸿昌奉命攻打鄂豫皖苏区,他在前线化装成小炉匠进入苏区,亲眼见到共产党的真实情况,觉得茅塞顿开,并为自己立定了目标:“投错了门路,就拔出腿来!”于是准备率部起义。

不料得到密报,很快解除了吉鸿昌的兵权,以“考察”的名义将他驱逐到国外。

就在吉鸿昌出国前夕,9·18事变发生,他听到这一消息“发指眦裂”,声泪俱下地说:“国难当头,凡有良心的军人都应该誓死救国!”坚决要求留在国内,与日本帝国主义。

但无动于衷,依然逼令他出国。

满怀悲愤的吉鸿昌无奈,只好在上海下榻的旅馆墙上,留下了“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诗句,一明自己的心志。

赤心爱国的吉鸿昌在美国受尽了民族歧视,有人告诉他,你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以受到礼遇。

吉鸿昌怒不可遏,说:“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此,他特意做了一枚木制胸卡,上面用英文写着:“我是中国人!”而且随时随处佩戴,直面那些看不起中国人的人,用中华民族的自尊向美国的种族歧视挑战。

吉鸿昌在国外到处宣传抗日,一次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他:“日本有飞机大炮,中国凭什么抗日?”他拍着胸脯愤然回答道:“我们有热血,有四万万人的热血。

中国人的愤激已经达到了极点,莫不抱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

誓愿牺牲一切,为生存而战!为真理而战!”到了古巴首都哈瓦那,正值那里的华侨集会,纪念孙中山诞辰65周年,他应邀在会上做了慷慨激昂的抗日讲演,听罢许多人热泪盈眶,一位华侨高声说:“吉将军,你快回国,把军队整顿起来吧,我们一定作你的后盾!”吉鸿昌听罢激动地说:“我一定不辜负同胞们的热望,誓死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说罢泪如雨下,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这时,到场的侨胞也放声痛哭,高喊:“牺牲一切,奋斗到底!”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吉鸿昌闻讯提前回国。

船到上海,他见到日本军舰正在攻打吴淞炮台,而国民党的军舰却不还一枪。

吉鸿昌在甲板上顿足高呼:“放炮啊!放炮啊!”然后对周围的人说:“看!我们的数百万同胞就在那炮火里!”言迄失声痛哭。

到了南京,他再次向请缨抗日;可是蒋介石却让他在上海办实业,他愤懑至极,抗议说:“我是军人出身,军人的天职是卫国杀敌,不是发财!” 爱国无门的吉鸿昌只好采取独立行动,潜至湖北发动旧部起义,蒋介石派兵追击。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吉鸿昌进入苏区;后由苏区至上海,再由上海北上天津。

不久即与中国共产党在天津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并于1932年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名旧军人转变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为实现抗日救国的誓愿,1933年5月吉鸿昌变卖家资,购置武器,联合了爱国军人冯玉祥等,在张家口组织起,发表“外抗暴力,内除国贼”的声明,并一度收复了张家口以北的大片土地,把日伪军队赶出了察哈尔省。

其间他即兴作诗说:“有贼无我,有我无贼。

非我杀贼,即贼杀我。

半壁河山,业经改色。

是好男儿,舍身报国!”天津各界抗日联合会得到抗日同盟军胜利的消息,立即派人赴前线慰问。

后来,由于蒋介石想方设法破坏抗日同盟军的爱国行动,致使吉鸿昌因弹尽粮绝而失败。

吉鸿昌潜回天津后并不灰心,又在天津组织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在法租界花园路5号家中的三楼,购置印刷设备,印刷出版宣传抗日的刊物,后来又改名、,继续从事抗日活动。

然而蒋介石并未因此而放松对吉鸿昌的迫害,严令特务机关不惜一切手段除掉吉鸿昌。

这时的吉鸿昌处境已十分危险,党的地下组织要他撤离;但吉鸿昌考虑到有许多工作还要在天津继续进行,于是先把家眷转移到英租界的牛津别墅,自己则居住在法租界国民饭店或惠中饭店。

1934年11月9日,国民党特务勾结天津法租界当局,在国民饭店刺杀吉鸿昌未遂,乃将他逮捕。

先由法国工部局引渡到天津警察局,旋押往河北蔡家花园51军的军法处。

审讯时吉鸿昌正气凛然、义正词严地说:“我抗日,是打鬼子、救中国!我作地下工作,是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想用审讯吓住我,你们想错了!” 几天后,吉鸿昌又被解到北平旃檀寺陆军监狱,蒋介石密令将他就地处决。

11月24日军法官到狱中向吉鸿昌宣布判处死刑的命令,吉鸿昌神态自若,他向监刑官索要纸笔,给妻子胡红霞写了一封遗书,安排身后:“红霞吾妻: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

人终有死。

我死,你也不必过伤悲,因还有儿女得你照应。

家中余产,不可分给别人,留存教养子女等用。

我笔嘱矣。

小儿还是在天津托喻先生照料上学,以成有用之才也。

家中继母已托二、三、四弟照应教〔孝〕敬,你不必回家可也……” 行刑前,39岁的吉鸿昌以地作纸,枯枝为笔,写下了一首感天动地的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然后喝令执行官:“给我搬把椅子来!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倒在地上。

”他坐定以后,又喝道:“我为抗日而死,一生光明磊落,不能在背后开枪!”执行官问他:“那你打算怎么办?”吉鸿昌厉声说:“在我面前开枪!我吉鸿昌要亲眼看着你们是怎样把我打死的!”然后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抗日胜利万岁!”这样一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抗日民族英雄,没有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之下,而是死在了民族败类手中,引发了我们太多太多的历史哀痛与沉思

平型关战役的概述(简洁)和经过

平型关战役发生于1937年9月中旬,由于沿平绥路西进的侵华日军占领大同后,分兵两路向雁门关、平型关一线进攻,企图进逼太原。

为了配合友军作战,阻挡日军的攻势,八路军第115师在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指挥下,奉命开抵平型关地区集结待机。

最终以八路军取得胜利告终。

此次战役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给日军最精锐的部队板垣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歼灭性打击,从而高长中华人民的反侵略志气,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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