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的作品，年轮 雪城 今夜有暴风雪 黑纽扣 。
张承志，黑骏马 北方的河 心灵史 金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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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 《以笔为旗》
故人枉顾来三本新书：贾（著文）《老西安》（老照片系列）、陈厚诚李金忆录》和张承志近年文集《以笔为旗》。
在睡觉和上网的间隙里，断断续续，总算读完了。
现在，我来说说读张承志的一点感想。
要写“新时期文学”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不可能不提到张承志。
他的特异的风格和创造力，他的激情四溢的歌唱般的文字，使他获得了很高的文学声誉。
他远不是讲故事的好手，但他表白心情的能力在中国文坛独步一时。
《黑骏马》、《北方的河》、《心灵史》，还有许多散文小品，都具备高贵的情感品格和美丽的叙述形式，迥异群贤，足以不朽。
提起张承志，我的心情总是很复杂。
不错，他给我的影响非常大，甚至可以说，多年以来，我一直追随在他的后面。
当我还是一名求学于中文系的文学青年时，张承志的小说成了我最痴迷的当代范本；当我厌倦了八十年代后期文学的萎靡和堕落，并因此抛弃了作家梦时，我看到，张承志还在那里坚守着什么；当我进入历史学的殿堂，开始实践真正的学者人生时，我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专业兴趣投向了张承志昔日的领地——北方民族与西北史地；近十年来，我还做到了使自己的旅行线路覆盖张承志的足迹。
如今，他在小说和散文里讲述的事物、人群和地名，我基本上都有虽然肤浅却很亲切的感性了解。
然而，偏偏就在这样的时候，我发现，我不再能够追随他了，他越来越陌生、越来越离得远，甚至，他许多坦率的内心独白，激起了我强烈的排斥感。
这些年读了张承志一本又一本新书。
一方面，《绿风土》、《清洁的精神》和《荒芜英雄路》，是从前那个张承志的延续；另一方面，《心灵史》、《金牧场》、《牧人笔记》、《鞍与笔》，还有我手头这一本《以笔为旗》，展现了另一个张承志，是那个期望走并且已经走上了叛逆之路的异类张承志。
熟悉张承志作品的人，很容易把他的叛逆之路在地图上描画出来：从乌珠穆沁草原到北疆的哈萨克高山牧场，过渡的桥梁是游牧生活方式；从哈萨克牧场到宁夏南部的西海固黄土高原，过渡的桥梁是伊斯兰信仰；从西海固到甘宁青的广大回民聚居区，过渡的桥梁是追寻哲合忍耶的传奇；现在，张承志又走向南疆的叶尔羌和喀什噶尔了，我猜想，桥梁是更广意义上的异类精神，伊斯兰的共同信仰，仅仅是张承志的一个依托。
从表面上看，穆斯林的浪子张承志，正在向某一个地方回归。
也许是作为一个暗示，《以笔为旗》的封面，使用了喀什艾孜尕尔大清真寺的照片。
然而，把张承志看成一个狭隘的原教旨狂热者，无疑是一个误解。
宗教和依附于宗教的路线、人群与温暖，不过是他在精神崩陷时刻所抓住的稻草。
他把信仰喇嘛教的蒙古人和西藏人看成同类，而把他在北京的多年街坊看成河对岸的人群，并且，他还经常以猛烈的言辞，批评那些信仰与行为与他的要求有异的回族民众，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正如他在《都市的表情》中所说，在北京他觉得自己与民众不是同类，还是“来自西藏和新疆，卖牛角的和卖核桃仁的异类，才象我的同伙”。
信仰和血统，并不是绝对的界限；界限出现在，对不起，我必须说出自己的印象，界限在汉族与非汉族之间。
汉族与非汉族，汉文化与非汉文化
这是一个令人惊愕的边界。
张承志从来没有掩饰他对于今日汉族文化的蔑视。
在他的作品里，“猪”的形象几乎就是汉族的代名词，无论这猪是出现于回族拱北附近的山坡上，还是游荡于蒙古草原的草场上。
他经常提到“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并且以“满山周粟”来象征今日汉文化的腐朽。
他用直率的侮辱语句，来谈论汉族知识分子。
比如，在描述伊犁哈萨克敬茶待客的风俗时，他写道：“常有美丽的少妇蹲在炊前待茶。
但是用无聊的汉地文人的把戏是行不通的，她们不会接过话头，大多根本不答。
”（《粗饮茶》）简单的事实叙述也搀杂着他强烈的敌视和厌憎。
应该严肃地、深刻地理解发生在张承志内心的这种变异。
在北京生长、成熟以后才向伊斯兰回归的他，本来是受汉族社会和汉族文化养育成长的。
他对汉语文的学习是如此成功，以至评论界公认文笔漂亮是他作品的重要特色（不客气地说，近年他的语文能力正在下降，生硬的、半通不通的语句越来越多，大概是受了其它语言的影响）。
但是，叛逆的激情和创新的天性，使他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社会巨变中，由于不适应而异常躁动。
与全社会的文化反省相配合，他开始向传统以外的资源去寻求动力、重新获得自尊。
这时，他的回族血统发挥了作用，哲合忍耶的传奇也赋予他全新的生命活力。
从此，张承志走上了一条与同时代作家非常不同的道路。
我想，很多人都能够理解张承志的这种转变，也许还有人会羡慕他终于在精神溃灭的时代，获得了如此深刻的灵魂救赎。
但我仍然认为，这种救赎与其说是宗教体验，莫如说是自我膨胀。
从《古兰经》和回民的宗教实践中所汲取的精神力量，足以让他面对他日益排拒的社会现实。
然而，张承志还顺着这个逻辑，继续滑了出去，滑得太远、太远。
他终于摆脱了对汉族文化传统的依赖，他试图让自己的情感和思维都融入黄土深处的回民。
他说这是作家与民众的联系。
在很多问题上，他的表达方式和认识习惯，也的确与普通回民非常的一致了。
比如，他经常混淆了官府与民族的关系，混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把受歧视、受压迫（其实应当进行具体分析）的责任不是推给官府与政治，而是推给整个汉族及其文化。
从汉文化的深厚积淀中成长起来，中年以后由于精神危机而寻求伊斯兰救赎的张承志，表现出远比普通宗教活动家明确得多的热情，决然地抛弃了他与故国的联系。
他发现，自己平生就注定了要走这条路：他是那样轻易地就习惯了蒙古和哈萨克的饮食，他从来就只喜欢非汉语的歌曲，……是的，他是传统汉文化的叛逆，而且，还不仅是叛逆而已。
我不知道，张承志本人是否曾经以这种方式分析自己的“心灵史”。
以上的分析是提供一个逻辑框架，让我能够理解今天的张承志。
无论事实如何，今天的张承志处在两难境地：你只能用你的母语汉语写作，虽然你厌憎汉族社会的价值和结构。
走向喀什噶尔的张承志，也不能不面对现实政治与民族关系的复杂纠葛，你的文化取向（“个人取道”），是否能够经受血与火的现实考验
另外，你的价值与取道，你所追求的尊严和清洁，究竟会演化出什么样的现实苦难
在复杂得无法用文字表达的西北民族问题上，你的彻底和坚定，难道就会带来民族亲和与民众安乐么
一个热爱黄土地各族居民的知识分子，能够以简单的诅咒和激越的战斗号召，来面对西北广大地区的历史命运么
我是在这个意义上，发现了在自己与我长期默默追随的张承志之间，横亘着无法逾越的长堑。
我仍然理解他、尊重他，但是，我已经不再能跟随他的步伐。
张承志在《忘掉了丝绸的古路》一文中有一句话：“交通线于我早已蜕化成抵达前的折磨。
”是的，你很匆匆，你很忙碌，你在前进中已经不能细细地反思你的来路——可是，你的道路指向何方
你知道你将抵达何处
张承志的生平，能用于作文中
张承志[编辑本段]张承志 张承志，男，回族，笔名：张录山，经名：赛义德。
1948年生于北京。
原籍山东省济南市。
曾供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海军创作室、日本爱知大学等处。
现为自由职业作家。
1978年开始笔耕。
曾获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二、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已出版著作30余种。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理想主义气质”著称。
个人简介 张承志在清华附中高中毕业后，于1968-1972年在内蒙古乌珠穆沁插队当牧民。
197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75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搞考古工作。
1978年以突出成绩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翁独健先生研究生，1981年毕业获民族历史语言系硕士学位。
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任助理研究员。
1987年调海军政治部文化部当专业作家，现辞职为自由作家并作油画。
1983-198 4年曾以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特定地区研究计划合作人及东洋文库外国人研究员的身份在日本搞中北亚历史研究，其后几度应邀赴日本搞学术研究和讲学，并出访美国、加拿大、德国、蒙古等国家。
长期从事中亚、新疆、甘宁青伊斯兰黄土高原的历史宗教考古调查。
信仰伊斯兰教。
使用数种外语。
1985年当选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
《小说选刊》编委。
1987年被英国剑桥大学国际传记中心收入《世界名人录／世界作家名人录》中。
处女作为蒙文诗《做人民之子》发表于内蒙古蒙文杂志《花的原野\\\/1978,6》上，第一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获得了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中篇小说《阿勒克足球》获得《十月》第一次文学奖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张承志《三份没有印在书上的前言》（《花城\\\/94,3》）中称，张承志有三本仅以外文出版的作品，即为《内蒙古大草原游牧志》（七、八年前出版，在日本印行六次，作者认为就作品对游牧生活细节的描绘来说，海外尚没有能与它相比者，但他为它被当作旅行手册而感到可悲，他盼望的读者是企图为青春寻找意义的年轻人，而不是游客或少数所谓专家学者。
）、《中国之中的伊斯兰教》、《红卫兵的时代》（以日文创作，日本发行，四万册），后者被作者认为是第一本关于早期红卫兵运动的正面总结。
，他说：对此我有认真的把握。
因为在所谓老红卫兵的成员中，我尚未发现有谁比我对红卫兵造反事实的意义更肯定；也没有谁比我对红卫兵的特权阶级思想更敌对，这是第一点。
其次是因为十几年来我一直留心了西方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和左翼运动，我注意到了它们不可否定的意义，也注意到了它们优于和劣于我们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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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纪实 张承志1967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1968年到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插队，在草原上当了四年的牧民。
1972年人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
1975年毕业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组工作。
1978年发表处女作《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人民文学》1978年10期），引起文坛注意，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同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语言系学习，研究蒙古族及北方诸民族的历史。
1981年毕业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张承志畅谈中日文1978年以突出成绩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翁独健先生的研究生，1981年毕业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不足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87年调海军政治部文化部当专业作家，现在辞职为自由作家并作油画。
长期从事中亚、新疆、甘宁青伊斯兰黄土高原的历史宗教考古调查。
信仰伊斯兰。
使用数种外语。
1978 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曾多次获全国中、短篇小说奖。
代表性作品有小说集《黑骏马》、《北方的河》、《黄泥小屋》；长篇小说《金牧场》、《心灵史》；散文集《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等。
张诚志以一种独立不羁 ，庄严深邃，冷峻热烈的审美品格。
张承志以一种独白的方式表达着他的精神哲学，以一种自信坚定的姿态捍卫着一种神圣价值观，一种熔铸诗歌、音乐、绘画、历史和哲学的复杂形态创造着“美文”。
他那种具有燃烧性和震撼力的新语言和新思想，显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独创性魅力。
1981—1982年曾在日本东京大学进修。
这时期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金牧场》，中短篇小说《北方的河》、《黑骏马》、《黄泥小屋》等，其中《黑骏马》、《北方的河》分获1981—1982和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他被称作一个理想主义的精神漫游者，早期以草原生活为题材，从大地、民间汲取精神养料；稍后他把个人理想与宗教信仰结合在一起，开始了他对于回民生存和真主信仰的探索。
1984年，他到回民聚集地西海固，在那里结识了一大批哲合忍耶的教友，他们为了维护信仰的纯洁及张承志心灵的自由而不惜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极大地震动了张承志。
他不仅成了哲合忍耶教徒，而且用文学的形式写了一部宗教史《心灵史》（花城出版社1991年初版），在文坛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编辑本段]张承志-主要作品短篇小说 《辉煌的波马》张承志散文《北望长城外》 《胡涂乱抹》 《美丽瞬间》 《凝固火焰》 《九座宫殿》 《雪路》 《晚潮》 《绿夜》 《顶峰》 《大坂》 《春天》中篇小说 《北方的河》 《黑骏马》《聋子的耳朵》长篇小说 《心灵史》 《西省暗杀考》散文随笔 《荒芜英雄路》(随笔集) 《墨浓时惊无语》 《美文的沙漠》 《波斯的礼物》 《日本留言》 《面纱》 《袍子经》 《敬重与惜别》[编辑本段]张承志——作品简介《黑骏马》 《黑骏马》以一个男人离乡返乡的心路历程和一出凄美的爱情故事折射出蒙古民族在新旧观念冲撞中的自我抉择，以及作为草原理想一代的挣扎和呐喊。
《北方的河》 《北方的河》所讲的主人公是一个回城的大龄知青，为了摆脱命运，准备考研，所考的是冷门的地理学。
书中淡淡地写了朦胧的爱情，写了平庸生活与理想之间的差距，写了生活对激情的磨钝，写了在北方的河中所汲取的力量。
《西省暗杀考》 《西省暗杀考》在荒凉的西部，有一个叫一棵杨的小村庄。
历史上的某一天，义军首领马化龙在这里被凌迟处死，死前，他面对刽子手的尖刀预言说，四十年后，会有人为我报仇的。
多年后，这里果然发生了鲜血淋漓的杀戮。
[编辑本段]张承志——人物评价 典型的愤青型作家。
因为在他的小说中，多半体现的是民族文化悠扬的历史，读起来缓慢而优美。
但他的散文却体现出一种完全不同于小说的风格，愤世嫉俗，而且带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并对诸多国际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字里行间，体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典型的忧患意识。
在张承志的散文中，作家对中国当今所处的社会形态抱有很大的遗憾与批判，特别是对当今中国人奉行的犬儒主义提出了强烈的批评。
作家说：失败的大陆像一艘下沉的巨轮，我是它还给卑鄙海洋的一个漩涡，尽管我不能成为桅杆上的旗。
过多的深思熟虑,使作家越来越忧愁.每每心烦意乱，他总会想起多年前被流放到草原当知青的那段时光.苦难而珍贵。
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特别是对回族和维吾尔族的文化，张承志总是毫不吝啬自己的笔墨，大肆进行夸赞，张承志甚至直言：“我的根在西亚的阿拉伯”。
草原，已然成为他所有记忆里最深的源头，里面藏着他对草原人民深深的热爱。
同样的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张承志最欣赏的作家就是伟大的文学旗帜鲁迅。
对先生的尊敬也溢于言表。
同样留学过日本的经历，使作家对日本这个国家有着较深的理解。
他说，这个国家有岛国特有的封闭意识。
很多人都曾选择到这个国家留学,但终究还是离它而去。
听说，日本人里有一个叫永三郎的大学教授，因不满日本教科书里扭曲对侵略中国事实的掩盖，20年来一直和日本教育社打官司，却终以败诉告终。
彻底揭示了日本法律的薄弱。
张承志在一次日本之旅时，恭敬的向这位因官司而瘦得可怜的老人献上了一盆万年青，以使他相信在中国是有人对他心怀感激的。
在所有人类的陋习中，作家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歧视。
这是孤立和毁灭一个人的致命伤口。
不管是在文革还是当今，中国还是外国，作家都对这种场面进行了多次的描写。
对这种性格提出了严厉的批判，但他同时又无奈的指出;在很多时候，人们不是在歧视别人，就是被别人歧视，所以，骨子里的张承志，是一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
[编辑本段]张承志-个人影响 从创作上看，张承志八十年代初以知青题材短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知名，并在其中开始了他以“人民”为主题的探索。
九十年代之后张承志以其具有宗教气质的长篇小说《心灵史》而震动文坛，并高张起一面向世俗挑战的旗帜。
但我以为其最有成就的作品却是八十年代前期的两部中篇小说：《北方的河》与《黑骏马》，这些作品中表达出的对人的价值思考令人难以忘怀． 张承志曾出访美国、加拿大、德国、蒙古等国家。
长期从事中亚、新疆、甘宁青伊斯兰黄土高原的历史宗教考古调查。
信仰伊斯兰教。
使用数种外语。
1985年当先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
《小说选刊》编委。
1987年被英国剑桥大学国际传记中心收入《世界名人录／世界作家名人录》中。
处女作为蒙文诗《做人民之子》发表于内蒙古蒙文杂志《花的原野\\\/1978,6》上，第一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获得了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中篇小说《阿勒克足球》获得《十月》第一次文学奖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三份没有印在书上的前言》（《花城\\\/94,3》）中称，张承志有三本仅以外文出版的作品，即为《内蒙古大草原游牧志》（七、八年前出版，在日本印行六次，作者认为就作品对游牧生活细节的描绘来说，海外尚没有能与它相比者，但他为它被当作旅行手册而感到可悲，他盼望的读者是企图为青春寻找意义的年轻人，而不是游客或少数所谓专家学者。
）、《中国之中的伊斯兰教》、《红卫兵的时代》（以日文创作，日本发行，四万册），后者被作者认为是第一本关于早期红卫兵运动的正面总结。
，他说：对此我有认真的把握。
因为在所谓老红卫兵的成员中，我尚未发现有谁比我对红卫兵造反事实的意义更肯定；也没有谁比我对红卫兵的特权阶级思想更敌对，这是第一点。
其次是因为十几年来我一直留心了西方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和左翼运动，我注意到了它们不可否定的意义，也注意到了它们优于和劣于我们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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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独特的创作主题，他被称作一个理想主义的精神漫游者，早期以草原生活为题材，从大地、民间汲取斧神养料；稍后他把个人理想与宗教信仰结合在一起，开始了他对于回民生存和真主信仰的探索。
1984年，他到回民聚集地西海固，在那里结识了一大批哲合忍耶的教友，他们为了维护信仰的纯洁及心灵的自由而不惜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极大地震动了张承志。
他不仅成了哲合忍耶教徒，而且用文学的形式写了一部宗教史《心灵史》（花城出版社1991年初版），在文坛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他用宗教写作为现代社会的精神沉沦亮出了一条拯救之路，著有随笔集《荒芜英雄路》等。
然而他作品中越来越浓厚的宗教倾向也引起了争议。
张承志照片(5)
有什么值得一看的书
书内容我就说了直接你书名:《平凡的世界》（路遥）、《人生》遥）、《林的葬礼》（霍达）、《所谓先生》（皮皮）、《千年一叹》（余秋雨、是一本旅行日记看起来非常轻松，又能给你很多感触）、《活着》（余华）、《心灵史》(张承志)、《一千零一夜》（有意思，也算是对阿拉文化的一种了解)、《拿破仑》、《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周国平）另外他写得《只有一个人生》也不错。
《追风筝的人》（有电影版的，很是有感触)、《狼图腾》、《骆驼祥子》（本人唯一看过老舍的一个作品）、《白鹿原》（本人觉得一般吧，但是又是矛盾获奖作品。
应该有它的魅力所在吧，因人而异)、军事题材小说《狼群》、《弹痕》（本人比较喜欢）楼主这些都是我看过的，都是我认为很值得看的，不会让你觉得在浪费时间。
作家张承志怎么样
有人把他和堂吉诃德相比，也有人说他像西西弗斯。
我觉得他是中国最后一位鲁迅~文笔超棒，以笔为旗，鲜血淋漓~很深刻~他的散文非常棒，小说有些不敢苟同。
如果想看，《荒芜英雄路》《敬重与惜别》 《西省暗杀考》《鞍与笔》《清洁的精神》值得一读
张承志文学作品选集 心灵史卷怎么样
变化中的文学环境90年代中国作家的生存方式以及作品的生产和流通，与国家机制仍有着密切的关系。
1992年，中国社会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文学体制的改革也作为一项文化政策开始施行。
作家和文学刊物、出版社等原则上不再依靠国家资助，而进入市场。
作家的生存方式因为市场化而改变，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作品。
例如《王朔文集》的出版，《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移民文学”热，《废都》、《白鹿原》等小说的出版所形成的“陕军东征”等。
文学作品的存在，不再仅仅是作家的个人行为，而成为受到市场选择的集体行为。
在80年代，“现代化”作为一种告别“历史暴政”和解决社会矛盾的新的发展方案，在知识界的想象中，是充满希望的乐观前景。
80年代整个文化氛围的理想主义情绪大体是建立在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想象的基础上的。
但在具体的实践真正降临之后，人们却发现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偏差；随着市场调节机制的形成和消费文化的成熟，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中的作用和位置趋向了“边缘化”。
他们开始对自身的价值、所追求的文学理想、曾经持有的文化观念产生了怀疑。
因而，在90年代文化意识和文学内容中，80年代那种进化论式的乐观情绪受到很大的削弱，作家们变得迷茫困惑，作品中批判和反省的基调大量凸现。
90年代的文学环境公开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立场。
与80年代不同，90年代，更多地却是对“多元化”、“个人化”等的提倡。
对于原先那些被理解为集体性或统一性的观念，例如“发展”、“历史批判”等的认识，趋于分化。
这种分化不仅是一种描述性的认识，而且有其社会实践的依据。
自1992年市场经济政策提出后，文艺政策上也作出了调整。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使得文学作品可以通过“第二流通渠道”（即非官方的出版和销售渠道）传播。
同时，在90年代，中国的消费文化基本发展成型。
“大众文化”成为人们主要的文化需求，因而，90年代的文化分化更为明显。
对于这种分化的描述有多种方式。
其中较为典型的一种是区分为三种形态，即“主流文化”（又称国家意识形态文化、官方文化、正统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又称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又称流行文化、通俗文化）。
各种文化形态之间常常是互相交叉、渗透的。
文化的分流造成了知识分子群体的进一步分化。
这种分化并不是以简单而直接的方式进行的，而是在不断的文化争论和文化交流中形成的。
其中最为重要，规模最大，影响也最为深远的是1993~1995年间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
一些人文学科的研究者从对社会和文学中的一些现象的批判中提出问题，从而引起争论。
争论的核心主要是围绕知识分子的精神价值和社会功能问题展开。
什么是“人文精神”，如何看待消费性文化现象以及90年代的社会现实等，是其中主要的话题。
90年代文学的主要冲突，从80年代提倡文学的“独立性”，更多地转移到文学创作与商业操作之间的冲突上来。
“雅”与“俗”、“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区分也被重新提出。
但在市场体制下，即使是“雅”或“纯”文学也无法离开出版运作和文化消费市场的选择。
因此，“雅”与“俗”的区分也变得含混起来。
文学现象90年代社会生活和文学创作发生很大的改变，一些评论家提出了“新时期”结束话和“后新时期”概念。
他们在将“新时期文学”看成一个整体的同时，认为到了90年代，文学的主题、总体风格、读者与文学的关系都因为社会”转型“而开始转变”，因而，“新时期文学”“结束了”。
他们把“新时期文学”看作一种社会政治形态的文学，而90年代文学则是“商业社会”的写作形态。
对于“后新时期”的概念则未得到普遍认同。
“90年代”文学与80年代文学之间的“延续性”要大于两者的“断裂性”。
这是因为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会“转型”，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社会文化并没有作有意识的全面调整。
在90年代，文学作品与发展着的文化市场和文化工业结合起来。
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背景对文学的制约力量逐渐体现，并构成了文学的“实体性”的内容。
文学潮流的淡化是90年代的文学现象之一。
在“新写实”小说之后，文学界又提出过一些潮流性的命名，如“新历史小说”、“新状态小说”、“新体验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等。
从90年代文学的发展过程来看，难以看出类似于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前中期）那样以潮流的方式推进的痕迹。
在一个已逐渐失去单一“主题”并呈现“多元化”的社会，对于文学的基本想象和要求已发生了变化。
而对于历史的反省，也使得要求历史发展和文学新潮对应的文学史观受到怀疑。
在文体样式上，作家们热衷于创作长篇小说。
长篇小说的数量在90年代大大增加，而且也受到了普遍的关注。
在90年代较为活跃的小说家几乎都创作了一部或几部长篇小说。
王蒙、王安忆、贾平凹、张伟、韩少功、张承志、余华、刘震云、苏童、格非等，在90年代最有影响的作品，几乎都是长篇。
长篇小说的增多，可以看作是作家和文学“成熟”的某种标志。
作家针对更为广泛、复杂的问题而长时间地关注于一部作品的创作，有利于更好地表现时代主题。
王安忆、张承志、余华等作家都在他们的长篇小说中显示了鲜明的艺术个性。
但长篇小说的兴盛与商品化文学市场也有密切关系，而且长篇小说的出版往往能形成较大的影响。
从阅读上看，读者只要弄清了人物关系，对于一部长篇就可以不断地看下去，而不需要像读中短篇小说那样，每次阅读都必须从头开始。
从改编影视作品考虑，需要的也主要是长篇。
90年代文学的另一个现象是，文学批评变得越来越具有独立性。
如关于“学术规范”的问题，关于“后学”的讨论，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等。
90年代的文学批评由于引进了欧美6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理论而日趋理论化，文学批评已不完全是对文学作品作出评价，而是寻求自身理论的完整性，是在作品的基础上进行“创作”。
新批评、叙事学理论、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诸种理论，在90年代的文学批评中都有表现。
理论的发展不仅丰富了批评的认知前提，也使得批评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同时，也对文学的阐释和理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
90年代由于文学在生产、传播方式上的变化，以及文化立场分化的显现，相应地在文学批评中出现了被称为“文化批评”的形态。
这种批评并不重视对文学作品的“审美”品质作出判断，而关注作品的文化性质和它如何被生产、被接受的过程，因而对文学的市场化作出了更为有效的解释。
但是，由于这种批评越来越与文学创作脱节，这种现象也引起了很多文学研究者的质疑；而作家从一种传统的文学批评观出发，对90年代批评状况也发出许多责难。
90年代文学状况在90年代，大多数文学作品重点表现内容，不太重视文学形式的探索。
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先锋小说”，以及一些“先锋”诗人对“叙事”和语言的自觉意识的强调，在90年代基本上已作为一种文学的“常识”被接受，融会在普遍的创作追求之中。
也有一些作家，如小说领域的韩东、朱文、鲁羊、述平、东西、李冯等，诗歌领域的欧阳江河、西川、王家新、翟永明、孙文波、臧棣等，对文学的形式作了新的探索。
只不过，他们在文学界受到的关注，远不如80年代先锋实验那样热烈。
90年代文学创作仍然把反思历史作为主题，但在反思的立场和深度以及历史的指向上，却有了不同。
从90年代初期起，被称为“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的作家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历史题材的写作。
例如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苏童的《米》、《我的帝王生涯》，格非的《敌人》、《边缘》，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小说和《1937年的爱情》，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刘恒的《苍河白日梦》，池莉的《预谋杀人》、《你是一条河》，方方的《何处是我家园》等。
在这些小说中，作家们以整个20世纪的历史为题材，在“正史”的背景下，书写个人或家族的命运。
有的小说（如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历史只是一个忽略了时间限定的与当下的现实不同的空间。
所有这些历史题材小说中，都弥漫着一种沧桑感。
个人总是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而成为历史暴行中的牺牲品。
这些小说与五六十年代的史诗性和80年代初期的“政治反思”性相比，更加重视的是一种“抒情诗”式的个人的经验和命运。
因此，有些批评家将之称为“新历史小说”。
在90年代的作品中，也包括有“反右”、“文革”等事件的反思性主题。
如李锐的《无风之树》、《万里无云》，王朔的《动物凶猛》，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等。
在散文领域，陆续出版了一些关于50~70年代历史的纪实性回忆录。
主要的如“火凤凰文库”中收入的巴金的《再思录》、李辉的《人生扫描》等。
在批评领域，也有关于反思20世纪的“激进主义”等的讨论。
此外，还有一些50~70年代重要小说如《红旗谱》、《浩然文集》的重版和一些过去未能发表的《从文家书》、《无梦楼随笔》、《顾准日记》等的发掘。
这些都是对世纪末人民要求反思历史的不同的呼应。
90年代商业社会中的消费取向，使得一部分作家更急迫地关注生存的精神性问题。
这些作家在80年代就已经确立自己的艺术个性和文学地位，大多有“知青”生活的背景。
他们90年代的创作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关注精神问题和现实批判的主题。
这方面的创作有张承志的长篇小说《心灵史》和散文《荒芜英雄路》、《以笔为旗》，张炜的小说《家族》、《柏慧》和散文《融入野地》，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和散文《夜行者梦语》，史铁生的小说《务虚笔记》和散文《我与地坛》，王安忆的小说《乌托邦诗篇》、《纪实与虚构》和散文《重建乌托邦》。
这些作品往往保持一种“精英”立场，试图寻求反抗商业社会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精神资源。
因而，在这些作品中，强化了人的生存意义与价值等主题。
在90年代，文学作品着重表现了现代都市生活，由于与现实社会的发展保持一定的“同步”关注，这些作品往往重新被“现实主义”理论整合。
例如“新写实”在90年代的发展，“新状态”、“新体验”、等命名，都显示了这种取向。
文学在表现“现实”时的基本方式和内容都有一些变化。
与此同时“个人”经验在文学中具有了新的特别的含义。
一方面，意味着脱离80年代的集体性的政治化思想的独立姿态，另一方面，个人经验成了作家据以描述现实的主要参照。
前者更多地体现在诗歌写作中，通常从个人的经历和经验以及个人的感受来组织小说的结构，如陈染、林白等女作家的自传体小说，以及以“亲历者”的身份切入小说的“新状态”、“新体验”小说，都是如此。
因此，“个人化写作”（或称“私人化写作”）是90年代作家和评论家谈论较多的话题。
张旻的小说可以看作是这种“个人化写作”的一例。
他的《情戒》、《情幻》、《自己的故事》等小说，多取材于校园人物的生活，以第一人称的视点展开主人公对自己故事的叙述。
主要内容往往与人物的个人情感经历与欲望体验相关，着意表现人物的内心冲突和体验。
张旻的叙述委婉平静，能比较精确地把握细节和感受。
随着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日益突出的“新”现象，如都市生活，市民趣味等，成为了90年代文学的主要表现内容。
80年代“现实主义”所要表现的对象，主要是国家体制之内的人和事。
但在90年代，一些体制外的人与事，如都市白领，个体户，普通市民等，也迅速成了文学的重要表现对象。
由于作家无法准确地把握这些现象，因此，他们一般会倾向于从物质存在对个人生存的巨大影响去考虑。
例如朱文的《我爱美元》、《单眼皮，单眼皮》，何顿的《弟弟你好》、《生活无罪》，邱华栋的《都市新人类》、《手上的星光》，张欣的《绝非偶然》、《首席》等。
这些小说尽管在内容上有新的开拓，但是缺乏思想深度。
朱文1991年开始小说写作，他着重于描写个人欲望的展开和表现形式。
所处理的题材往往带有某种“道德”反叛性，事件和叙述语言有粗俗化的特点，但是在叙述上却能够冷静地控制节奏，因而显示出一种特别的活力。
何顿擅长于写以“个体户”为主的城市小市民，表现这些由“体制内”走向“体制外”的人群的生活经历。
他发展了王朔小说表现的市民生活内容，通过生动的故事具体地展示人物对金钱和欲望的追逐。
他的小说以湖南方言作为讲述语言，更增加了故事的“原生态”色彩。
中国现代十大作家是谁
1 莫言:以小说明的红萝卜》成名，高粱使他享誉文坛。
天才般的叙事和中国民间文化的奇妙结合,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罕见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深度。
2 余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先锋代表作具有一种敏锐的艺术感知力和精妙的叙事技能,尤其是后期作品,充满了一种巨大的悲悯情怀和朴素诚实的文风。
3 孙犁:发表小说《荷花淀》等作品，受到广泛赞扬，曾称赞他是一位有风格的作家。
浓郁的风情化,使他的作品饱浸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邃内涵。
4 汪曾祺:《受戒》和《大淖记事》是他的获奖小说，他以散文笔调写小说，简洁,朴素,诗意化与人性化交融在一起,令人回味无穷。
5 北岛:朦胧诗派的创始人之一，“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成为多数人的格言。
对时代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洞见力。
6 张承志:回族作家，代表作《黑骏马》、《金牧场》。
对心灵的纯洁性和理想的诗意性从来不做丝毫的放弃。
7 史铁生:《务虚笔记》、《我与地坛》等名作充满了受难意识,对生命的存在有着自身独特而尖锐的体悟。
8 余光中:台湾现代派“十大诗人”之一，一个不败的文化偶像,一个充满了感伤气息的文化表征。
9 陈忠实:因为《白鹿原》而奠定了自身坚实的文学史地位。
10 王安忆:短篇小说《小鲍庄》被视为寻根派代表作，近期比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长恨歌》。
一个不断地进行自我超越的作家,一个总是要寻找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