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读后感400字~600字
《战国策》是现在保存下来的不多的记载战国时代的历史文献之一。
它是一部国别体史书。
是依次分国家编写的。
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是战国历史的生动写照。
西汉末年刘向将其编订为三十三篇，正式定名为《战国策》。
我近日闲来无事，便将其潜心“攻读”了一番，觉得有所斩获。
全书读下来最大的感觉就是一个字“诡”，真的很“诡”。
由于《战国策》的基本内容是战国时代各国谋臣和策士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辞令，故而保存了不少纵横家的著作和言论。
所谓纵横家，也是战国时代独有的一派。
当时的政客分合纵与连横。
连横及与秦交好，而合纵则是各国合力抗秦。
于是乎，抱有不同政见而又渴望权力以一展宏图士们，比如苏秦、张仪等等便开始了一番波澜壮阔的对决。
举个例子吧，《战国策·秦策三·齐助楚攻秦》中，张仪就完美演绎了一个说客足以扭转乾坤的能力。
话说齐国援助楚国打秦国，占领了曲沃。
秦王想要讨伐齐国，可是齐楚邦交友善，无从下手。
于是张仪自告奋勇前去楚国游说。
他对楚王说：我们秦王最敬爱的是您，我们的臣子都想做您的手下，我们最恨的的君王就是齐王，我们的臣子最不想侍奉的就是齐王。
可是您怎么能和他这样的人为伍呢
因为齐国太丑恶了，所以我们秦国想要讨伐他，可是贵国却和齐国相交甚欢。
所以秦王无法好好听从于您，我们也不能好好侍奉您。
如果您能和齐国断交，我会恳请秦王把方圆六百里的土地献给您。
这样您不但削弱了齐国，交好了秦国，还增强了自身实力，岂不是一举三得
张仪看似出了个高招，将楚王说得是心花怒放。
可是当楚国与齐国绝交后，张仪却“耍赖”再也没有出现。
楚国没得到土地，齐楚两国最终被秦国各各击破了。
其实，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管中窥豹”一般地看出《战国策》中的那些策士的说辞，大多都是引用生动的寓言故事，或者是暗喻、譬喻等等，他们大多步步为营，层层推进，通过一个又一个看似常理而又十分诡异的小观点，让你不断对其进行认同，小观点聚沙成塔，使得你最终不知不觉的对他的观点表示赞成。
这就是我读完全本书最大的感觉。
“诡”
各色人士诡异的性格不说，最令人称道的就是说客们的诡辩了。
一则又一则充满逻辑思想而又争锋相对的说辞，一篇又一篇向君王们阐述自我见地的高谈阔论，处处彰显着策士们的睿智以及语势磅礴。
不得不承认，古人的智慧完全不亚于现代人。
他们的思想、智慧使我彻底折服，这是《战国策》给我带来的巨大震撼。
春秋战国读后感,500字
外国人常说，没去过长城与故宫，就等于没来过中国；有中国人说，如果不了解春秋战国历史，就不算真正的炎黄子孙。
之所以发出这样的感慨，是因为我们的中华文化成形于并且膨胀于历时550年的春秋战国。
翻翻我们的书本，一鼓作气、不自量力、老马识途、假道伐虢、退避三舍、一鸣惊人、卧薪尝胆、围魏救赵、纸上谈兵、负荆请罪、窃符救赵、毛遂自荐、唇亡齿寒、远交近攻、狐假虎威、画蛇添足……这些脍炙人口的成语，都是出自春秋战国时期。
有人说，中国三分之二的成语，出自春秋战国。
虽然言过其实，但可以说，我们读历史，讲文化，如果不了解春秋战国，那么一切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春秋时代的特色，概括起来就两个字，一个是“乱”，一个是“霸”。
周天子对天下失控，所以就会“乱”。
正因为“乱”，所以需要“霸”来维持秩序。
但正因为大家都想要“霸”，所以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换诸侯旗。
霸中有乱，乱中有霸，乱得精彩纷呈，霸得波澜壮阔。
战国时代的特色，概括起来也是两件事，一个是“你争我战”，一个是“变法求贤”。
从春秋到战国，战争规模越来越大，从几千、几万人到几万、几十万人。
战得恢宏，争得惊人。
黄河水，浪淘沙。
当弱小诸侯被一个个淘汰时，有见识的诸侯国便开始革新变法，由弱变强，由小强到大强；便开始求贤用贤，由败转胜，由小胜到大胜。
因为有“你争我战”，所以才有“变法求贤”；因为有“变法求贤”，所以胜利理所当然、失败也理所应该。
因为有“你争我战”、“变法求贤”，所以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儒家、道家、法家、墨家……这些形成于春秋末和战国时的不同流派争芳斗艳、各显其能。
到底何种观点最适宜
何种思想被推广
春秋战国的舞台一一检验。
如何自立，如何求强
如何避祸，如何消灾
春秋战国时期有着许许多多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这些办法，对任何时代的人们处世、立业，都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折射出的仁、义、信精神，闪烁出的礼、智、勇光芒，为万世称道，从某种角度说，更为今人所惭愧。
正因为此，历经数年，作者撰写了长篇历史纪实小说《春秋战国》。
它以《左传》、《国语》、《史记》、《战国策》和当今考古发现为素材，并借鉴了《东周列国志》和一些民间传说情节，经反复查验、构思，创作、撰写而成。
相比同类历史小说，本书除了是正统的、唯美的、完整叙述春秋战国主要事件的历史小说外，还有以下几项特点： 一是注重内涵。
作者是《读者》杂志签约作家，写小品文20余年，有一股严谨、求实的精神，现今把这部百万字长篇小说当成了千字小品文来写，在注重观赏性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艺术性、思想性。
在注重内涵的基础上，同时注重可读性。
撰写本书时不像一些娱乐性小说盲目、任性和随意，而是努力将这部书写成精品、力作和佳篇。
二是注重史实。
作者是山东的一名文化工作者，这些年先后到过河南、湖北、湖南、陕西、山西、浙江、重庆、江苏、安徽、甘肃、内蒙、宁夏、江西、福建、河北、上海、天津、北京等地，认真参观那儿的博物馆，领略当地的山水和风情，努力让本书所涉及的人物形象、历史情节、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基本符合史实。
在注重史实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精彩。
春秋战国时期的故事很多，本书只留下精髓，放弃一切平淡和低俗。
三是注重逻辑。
作者曾被评为《演讲与口才》杂志创刊20周年最优秀作者，写过数百篇演讲口才、做人处世、组织行为、政坛风云类的文章，而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智慧恰恰是集中体现在这些方面。
作者在处理故事情节、构思人物对话时，不是海阔天空、恣意而为，而是让其合情合理并且新颖独到。
在注重逻辑的基础上，特别注重流畅。
把一部时跨500余年的历史写成一部系统小说，确实有点儿难度。
为此作者动了很多脑筋，让一个个诸侯国都有了各自鲜明特色，让君主、政客、将军、说客、刺客、壮士、美女、平民、少儿等一个个历史人物出场简短而且有力。
整部小说，没有生拼硬凑，而是一环紧扣一环，段与段紧密相接，看了这段想看下一段。
撰写长篇史实小说《春秋战国》的指导思想是：在尊重历史、交代清楚的基础上，方便今人阅读和理解。
所以在人名处理上，按今人习惯，姓加名或氏加名，如“姜小白”，而不是古书中出现的“小白”。
在人名处理上，还尊重今人熟悉的称呼，如姜小白做了国君后，本小说改用“齐桓公”这个人物称谓。
虽然“齐桓公”是其逝后谥号，但依照当今流行文法，使用“齐桓公”。
不过在小说的人物对话中，齐桓公生前，不出现“齐桓公”，在其逝后才在人物对话中出现“齐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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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如何做好江油群众宣传工作的思考（2011年10月8日）胡锦涛总书记说：“做好宣传工作，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
①”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在新形势下宣传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
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群众宣传工作的方式，才能更好地从源头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2011年9月30日星期五，江油市委宣传部组织广大干部职工观看了电影《辛亥革命》。
影片中以国父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先烈在不同场合进行的深情并茂的演讲、辩论和宣传的画面使我对于在新形势下如何做好江油群众宣传工作产生了几点启迪和思考。
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一、因人而异，量体裁衣。
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孙中山等辛亥革命党人所进行的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中，革命好比一驾马车，武装斗争和群众宣传就像马车的两个轮子，二者缺一不可。
国父的群众宣传工作做得相当到位，水平相当高，其中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国父（赵文暄饰演）的宣传总是能因人而异，量体裁衣。
总是能根据对方不同的身份地位、职业经历、文化素养、思想性格、处境心境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宣传方式和策略，使他的革命理念和崇高思想深入人心。
在此，我可以举出几段情节：1.广州起义失败后，国父在华侨筹款大会上的宣传就是很经典一个例子。
国父宣传的对象是在场的华人华侨，海外华侨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身在异乡常常遭受洋人的欺凌、屠杀和奴役，心中最希望的就是中国能够早日强大，中华民族能够早日复兴。
国父在演讲前并没有故意隐瞒广州起义已失败的事实，而是直接向在场的华侨华人说：刚刚得到消息，广州起义失败了……吾党菁华，付之一炬。
这些年轻人,有的才华横溢,有的家境优越,有的新婚燕尔，为什么甘愿舍弃自己的生命
为什么明知牺牲还要一往无前
为的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
为的是一种信念，一种信仰
……”在场的华人华侨们无一不被国父慷慨激昂的宣传感动得热泪盈眶，唏嘘不已。
他（她）们在听完国父的宣传之后不仅没有因为广州起义失败丧失对革命事业的信心，反而纷纷毁家纾难，慷慨解囊，更加义无反顾的资助国父的革命事业。
同志晚年回忆国父时曾深情的说：“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
②”悲壮的语言常常更具有一种宏伟的感人力量。
国父这一段悲怆的宣传，真正达到了化悲痛为力量、化失败为胜利、化精神为物质的效果。
2.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为了镇压革命，急忙派出驻英公使唐维庸（陶泽如饰演）积极向四国银行游说，妄图以国家主权为抵押贷得巨款以充军用。
为了与清廷抗衡，国父不顾个人安危，单刀赴会火速赶往欧洲劝说四国银行不要贷款给清廷。
这时，国父所面的宣传对象已变为银行的经理、董事们。
这些人和华人华侨完全不同，对中国是否强盛、中华民族是否复兴毫不关心，他们的脑子里唯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经济利益。
针对这一情况，国父巧妙的改变了宣传策略，闭口不谈民族复兴，而是大肆宣讲清廷不过是一个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专制政府，如果四国银行贷款给清廷用于镇压革命的话，不仅将遭到全中国人民的诅咒和痛恨而且他们的巨额贷款也必将化为泡影，毫无任何经济利益可言。
国父的一番话直击这些金融大佬们的要害之处。
最终成功的促使四国银行做出“暂停贷款给清廷”的决定。
极大的鼓舞了革命士气，有效的摧垮了清廷垂死挣扎的经济基础。
尤其值得我们借鉴的是，国父在演讲时是直接使用英语，而与之对垒的清廷驻英国公使唐维庸面对四国银行的经理们只能不停的通过翻译表达自己的意见，在国父气势磅礴的宣传攻势面前毫无招架还手之力，只能狼狈不堪的落荒而逃。
3.为了争取各界人士对革命伟业的支持，国父十分重视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
影片中，国父积极策动唐维庸的女儿唐曼柔（王子文饰演）临阵倒戈，反戈一击。
虽然唐曼柔是唐维庸的女儿，但是从影片中她的衣着打扮我们就能很容易看得出来，唐曼柔是一位久居海外，深受西方文明影响的新型知识女性，迥然不同于清朝传统女性。
因此，国父对她所作的宣传又不一样。
当她与国父谈及“革命与死亡”的话题时，国父用十分浪漫的语调说：“死不是革命的目的，革命是要改变命运，为天下人谋取永久的幸福，是许多年轻人用生命的代价换取让活着的人更好地生活……”这番美好理想和幸福憧憬相交织的话语使得唐曼柔坚定地站在了革命这一边，宁肯背负“不忠不孝”的罪名也要与自己的父亲和清廷彻底决裂。
在国父与唐维庸就四国银行借款与否的斗争中，出面为国父担任法语翻译。
唐曼柔在关键时刻的反戈一击让四国银行的大佬们感觉：“连唐维庸的女儿都跑去支持孙中山了，看来大清国真的没啥希望了。
”因而不敢继续助纣为虐。
唐曼柔的支持直接影响了现场的辩论气氛，扭转了辩论局势，使历史的天平向革命势力一方倾斜。
反观国父的对手隆裕皇太后（陈冲饰演）和宣统皇帝（苏晗烨饰演）面对摇摇欲坠的政治危局，既无任何解决问题的对策办法又无一句凝聚人心的宣传鼓动。
只会坐在御座之上向群臣痛哭流涕，眼睁睁看着政权被推翻，黯然退位。
二者相较，高下立判。
二、形式多样，激荡人心。
由于时间的限制，《辛亥革命》这部影片仅有100分钟。
为了更好地探索群众宣传工作的内在规律，找到新形势下做好江油群众宣传工作的办法。
在国庆期间，我查阅了《中华民国史》③和《文史资料选辑》④中的相关记载。
通过查阅这些历史文献资料，我发现：在辛亥革命中，以国父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从事群众宣传工作除了有“因人而异、量体裁衣”的特点之外，还有几项特点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国父年轻时口才就很好，逢事“议论滔滔”，“九流三教，皆可共语”。
早在香港学医期间，国父便与革命同志“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
国父成为职业革命家后，更是把宣传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淋漓尽致。
革命党中还有许多杰出的演说家。
比如：鉴湖女侠秋瑾，“每大会集，必抠衣登坛，多所陈说，其词淋漓悲壮，荡人心魂，与闻之者，鲜不感动愧赧而继之以泣也”。
以撰写《革命军》而闻名全国的邹容“凡遇学生开会，容必争先演说，犀利悲壮，鲜与伦比”。
敢骂慈禧的著名学者章太炎先生也是演讲高手，他在“苏报案”出狱后来到日本。
他利用革命党人和留学生集会欢迎的场合，作慷慨激昂的长篇反清演说，令听者荡气回肠，为之感奋，当时天正下雨，听讲者数千人竟“咸植立雨中，无不动容”。
在群众宣传工作中，文字宣传比口头宣传有其无可替代的优势。
尤其报刊这种当时新兴的传媒形式，特别为革命党人所重视。
早在1899年，被清廷污蔑为“四大寇”之一的陈少白先生就奉国父之命在香港筹办起《中国日报》，该报“宣传排满，做革命党喉舌”，即使其副刊上的文字，“不管什么题目，内容都含有民族性的排满思想在内，为一般读者所爱读”。
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革命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从内地到港、澳乃至海外（特别是在日本），简直是铺天盖地。
据辛亥元老、民国总统府国策顾问冯自由先生在《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一文中的统计，清末各种革命报刊达到110余种。
除报刊外，革命书籍也是革命党人所常用的宣传工具。
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中，革命党人编撰了大量短小精悍、通俗易懂的宣传小册子。
其中既包括像章太炎的《訄qiú书》这样学理蕴涵的著述，也有像刘成禺（汉公）的《太平天国战史》那样的借古讽今之作，更多的则是直截了当的宣传反清排满思想的革命读物。
可以说当时的革命书籍既具有针对不同层面读者的形式多样化特点，又有着异曲同工地宣传革命的统一内容指归。
遍地开花，群芳争艳。
使清廷防不胜防，人心失尽。
焦头难额，无计可施。
三、出奇制胜，妙计百出。
《孙子兵法.军势篇》中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
”革命党人在从事群众宣传工作时，直接宣传反清排满思想是最为日常和主要的内容。
像由邹容撰写的《革命军》，陈天华所作的《警世钟》、《猛回头》等书册形式的宣传品，其直言不讳地正面呼号反清反帝、奋起革命，其鼓动力，不啻万钧雷霆。
但革命党人并不排斥在群众宣传中使用“奇招异术”从侧面攻击清廷，赢得民众支持。
比如，时任山西同盟会评议部部长的景梅久先生就利用报纸屡施奇招。
由于清廷的新闻检查制度十分严苛，他常常正话反说，往往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武昌起义爆发，他撰写了《鄂乱怀疑篇》一文，明明对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知之已确，深信不疑，文中偏写成“吾人固未敢置信也”；明明是要张扬革命之声势，但他只含混地（不指明是说清方还是革命一方）以“武昌据长江上流，为南北重镇，水陆形势之区，兵备集屯之域也”这样的言辞报道；明明知道原清军将领黎元洪并不出名，只是被革命党人临时推举为大都督才勉强参战指挥，却故意称“欧人称为第一流名将”，如此等等。
其实在当时，凡是对时局真相稍有了解的人，都能看出他笔后的真相。
显然，这与一般的“曲笔”手法大有不同，已不啻一种“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恶作剧”般的调侃。
再比如：武昌起义爆发初，《国风日报》故意出一期“白版”。
除一版广告及社会新闻外，正面一版全是空白，只在上面排了一行二号字道：“本报从各方面得到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
”结果，这期白报一出，人心更是汹汹不定，都乱猜起来嚷嚷着说：“大概革命军完全胜利了，清兵大失败了
各省都响应起来了罢
不然哪有一版禁登的消息呢
”清廷感到如此更为不妙，便又派警察来报馆告诉编辑：“除过靠不住的谣言，准你们登载就是。
”景梅久等人正中下怀。
的确，一张“白版”，给了读者更大的猜测和想象空间，会衍生出诸多传闻，加重对清廷不利的舆论氛围和社会扰乱情势，这自然正是革命党人所希望的。
如此“白版”，可谓“此处无字胜有字，此时出奇胜入正”。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当时革命党人在群众宣传战线上“出奇制胜”的招术可谓五花八门，不胜枚举，它们与正面的反清排满宣传紧密配合、相辅而行，极大的增强了宣传效果，赢得了民众支持，鼓舞了革命斗志。
四、白话宣讲，浅显直白 众所周知，革命党人多数是知识分子，国父等领袖和骨干人物更是博览群书。
因此在革命初期，个别革命党人常爱用艰晦文言文进行写作。
比如章太炎在1907年的《神州日报》的发刊辞上写到：“自古哲士哀时，达人砺俗……”。
这样的文字，不要说在今天，即使在当时也不是一般人所能读得懂的。
但很快，革命党人就能娴熟的运用白话文向社会公众特别是下层民众进行宣传了。
从此以后，革命党人的群众宣传工作面貌焕然一新，事半功倍。
比如：福建大都督府参事会议员、老同盟会员林白水先生在《中国白话报.发刊词》中写到：“文言文报刊全是给知识分子看的，任你说得怎样痛哭流涕，总是‘对牛弹琴’，一点益处没有的……革命的希望都在我们几位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那十几岁的小孩子阿哥、姑娘们……但他们即使识字的文化也不高，不喜欢或看不懂那种“之乎者也，诗云子曰”类“离奇古怪的文章”。
林白水自己“为着这事，足足和朋友们商量了十几天，大家都知道没有别的法子，只好做白话报罢”。
这种以白话报刊来作为向普通大众宣传的方法有效的扩大了革命影响。
反观清廷出资所办的《政治官报》等御用报刊几乎都是以文言文撰写、编辑、装排和发行，订阅者仅局限于各级衙门的官员和幕僚，私人自费订阅者寥寥无几，在民间影响甚小，完全无法和革命党人所办的白话文报纸的影响力相抗衡。
五、在新形势下做好江油群众宣传工作的启迪和思考最近，同志要求领导干部不管处在哪个层次和岗位，都应该读点历史，尤其要注重学习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⑤。
我感觉，我们不仅要学习历史事件，还要注意从汲取历史事件的经验教训，从而归纳总结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精髓。
然后，再用这些规律和精髓来指导我们现在和将来的宣传工作。
只有这样做，才能算是认真贯彻落实了习副主席的讲话精神。
单位领导组织我们大家观看《辛亥革命》这部电影其实就是学习、借鉴历史的一种很重要的方式。
从电影和历史资料中可以看出：辛亥革命期间，革命党人在群众宣传方面的这一系列高水平的策略和手段，为推翻清王朝、结束帝制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中有几点值得我们加以学习借鉴。
1.要因人而异，不要千篇一律。
群众宣传，说到底是要讲给群众听的。
宣传搞得好不好，不仅要看宣传内容是否有道理，还要看群众能不能够准确理解，乐于接受。
如果我们宣传的内容群众听不懂，或者压根就不想听，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此搞群众宣传一定要看对象，一定要量体裁衣，一定要因人而异。
我国春秋时代，有一位名叫邓析的思想家说过：“夫言之术：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辩；与辩者言，依于安；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豪；与贫者言，依于利；与勇者言，依于敢；与愚者言，依于说；此言之术也。
（见《邓析子》）”意思是说，我们要搞好群众宣传工作必须要针对不同的对象和对象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要话因人异，区别对待。
即或是最优秀的演讲家传播的最高明的道理，如果不考虑听众的态度及条件，也不可能获得理想的效果。
国父搞群众宣传就充分运用了这一真理。
2.要形式多样，不要因循守旧。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不断增长并日益多样化。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内容、形式、手段等各个方面入手，提供多样化的宣传产品和形式，努力满足不同地域、层次、群体、年龄群众的精神需求。
同时，坚持差异性原则，为群众提供更多富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的不同需求。
加快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乡镇文化站等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建设，加快完善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影剧院、体育场、综合文化站、文化广场、文化公园、街道文化中心等阵地，做到文化惠民、文化乐民、文化安民。
新的形势下，我们不但要占领报刊杂志、广播电台、电视电影等传统宣传阵地，还要积极占领贴吧、网站、手机短信等新阵地。
重视对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的建设、运用和管理，有效引导群众宣传热点焦点，牢牢掌握群众宣传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3.要千方百计，不要固步自封。
蛇，看起来十分可怕，但印度人耍起蛇来却能得心应手。
这说明，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找到事物的客观规律
要想搞好群众宣传工作，有一条很重要的规律就是必须要千方百计开动脑筋。
什么叫千方百计呢?千方者，就是九百九十九方加一方，百计者，就是九十九计加一计。
如果现在我们一个人能够提出那么几个方几个计来。
宣传部下辖的各股室、各部门加起来就会有多少方
多少计呀?所以，只要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尽其才，悉用其力，那么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都是可以解决和克服的，新形势下的江油群众宣传工作就一定能够做得更好
。
4.要通俗易懂，不要佶屈聱牙。
让群众听懂我们所宣传的内容是对我们从事群众宣传工作的基本要求，但恰恰也是最主要的考验。
因此，我们面对群众讲话时一定要尽量使用通俗易懂、明白如画的言语来表达。
这样才能让群众迅速、准确地接受和理解，才能给群众留下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
如果我们在宣传工作时一味追求新奇甚至故弄玄虚，用一些艰涩难懂的词汇术语，让群众听起来非常吃力，就会影响宣传效果、会场纪律和群众情绪。
不仅费力不讨好，事倍功半，群众还不买账。
唐代文学家韩愈把这种文体称之为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
因此，我们要尽量少引用（或不引用）群众不熟悉的词汇和典故，多采用群众生活中常见的俗语、俚语、成语和故事，让群众觉得和蔼可亲。
来部不久，部领导就要求我思考一下新形势下如何做好江油的群众宣传工作，但由于我从来没有搞过群众宣传，也没就群众宣传工作进行过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故而未敢妄加置喙。
这次通过观看电影《辛亥革命》以及查阅相关史料，才使我对群众宣传工作有了一些启迪。
其实，关于如何做好新形势下江油的群众宣传工作，各级领导早已洞鉴在心，游刃有余。
我本不该冒昧妄言，部领导安排我思考这个问题，既是对我的考验和锻炼更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
所以明知自己见解粗浅，文词疏鄙。
依旧不敢稍有隐瞒。
班门弄斧于前，谨供领导执政参考。
注释：①《人民日报》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②《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③《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2010年7月版。
④《文史资料选辑（1-100期合订本）》，中国文史出版社，全国政协编撰，1986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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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形容九寨沟的诗句
1、瑶是在人间笑凡夫安学仙。
有堂通九此中仙境旋。
2、细数珍珠百，流云在水近茅庵。
一沟浓烈松林翠，满眼清幽宝石蓝。
幸好山深无佛诵，适逢客众有诗谈。
境佳本属文人辈，留取华章赚点颔。
3、四面山峦回峰映一潭碧水狭口流。
4、蜀山自古称峨眉，峨眉哪比九寨奇
碧湖相连群瀑叠，水光山色仙境开。
5、金秋访九寨，红叶胜花开。
碧海泛五彩，风雪舞剑岩。
四顾皆仙界，一步一徘徊。
挥手暂相别，相约又重来。
古人写的没有哈，可能那本来就路不好走，以前也没什么大诗人去过。
我这些都不是古诗哈，都是现在人写的，但是是谁写的就不知道了。
中国酒文化的起源
一、酒文化的起源 东西方酒文化的起源，几乎同时产生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
虽然，两者产生的地域相差几千公里，但是，两者还是有一些共同点：比如都在酒的起源上有着美丽的故事传说，都是作为一种神奇的药物诞生，都给人带来了惊奇和迷醉。
但是，两者的不同还是最重要的，主要表现在： 第一，酒的起源不同 作为东方中国酒的起源，自古以来历史就有明确的记载，基本形成了固定的说法：有的认为是仪狄酿酒。
公元前二世纪史书《吕氏春秋》云:“仪狄作酒”。
汉代刘向编辑的《战国策》则进一步说明:“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日:‘后世必有饮酒而之国者。
’遂疏仪狄而绝旨酒”。
有的认为是杜康酿酒。
东汉《说文解字》中解释“酒”字的条目中有:“杜康作秫酒。
”《世本》也有同样的说法。
不管怎么说，对酒的起源，中国基本是有明确记载的。
西方则没有明确的历史记载。
据传，酿酒在西方，首先是在波斯，后来传到了当时希腊的克里特岛，然后才传到了法国等地。
在西方，酒的产生有着美丽的传说：据说，有一位古波斯国王，把吃不完的葡萄藏在密封的瓶中，并写上“毒药”字眼，以防他人偷吃。
国王日理万机，很快便把这收藏给忘记了。
这时有位妃子被打入冷宫，生不如死。
凑巧看到这“毒药”的瓶子，便有轻生之念。
打开后，里面颜色古怪的液体也很像毒药，她就喝了几口，在等死的当儿发觉不但不痛苦，反而有种舒恬陶醉的飘飘欲仙之感。
于是她将这事呈报国王，国王大为惊奇，一试之下果不其然。
这当然是个美丽的传说，但葡萄酒的发现的确提高了人类的享受。
第二，酒的原料不同 最初，中国的酒是由果品等酿成的甜酒。
《 黄帝内经· 素问》中记载了黄帝与歧伯讨论酿酒，提到一种古老的酒---醴酪，是用动物的乳汁酿成的甜酒。
《诗经·风·七月》记载：“六月食郁及，七月亨葵及菽。
八月剥枣，十月获稻。
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讲的是酿酒所用的原料：如棠棣、芹菜、山枣、豆类、稻类、黑黍和稷等。
后来，逐渐发现用粮食酿造的白酒，无论口感还是力量，都要比甜酒好的多，粮食酿酒成为主流。
如今，谈到中国的酒，指的主要是白酒。
而西方的酒，一开始是用大麦酿造的，后来，他们才知道葡萄可以酿酒，而且酿造出来的酒，更加甜美香醇，让人沉醉。
葡萄酒就逐渐成了西方的主流。
如今，谈到西方的酒，主要指的是以葡萄为原料酿造的香槟、白兰地等酒。
第三，酒与政治的关系不同 在东方，自酒产生的那一日起，就受到了政治的约束。
大禹一开始就认识到了酒的破坏力，提出了限制酒的主张：“后世必有饮酒而之国者，遂疏仪狄而绝旨酒。
”他认为，酒固然可以给人带来享受，但是，后世必然会有因为酒而导致亡国的，下旨限制酿酒。
等到了后世，尤其在汉、唐、宋等代，由于造酒浪费了大量的粮食，朝廷出台了多种政策，如收高额的税、限制买卖、官府专营等手段，来加强酒的控制和管理。
可以说，酒文化已经成了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西方，自酒产生那日起，就受到了统治者的喜爱和推崇。
波斯王喜欢酒，拿破仑更加喜欢酒，酒神还成了朝廷及百姓崇拜的重要神。
西方的酒文化，更多地与哲学、宗教联系到一起，与政治的关系并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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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古代文学2000字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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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语本人发表回答早于此人，因添加这一句话排其后面。
特此说明。
】 知道你有没有交作业，如果已经交了，以下的资料也不算浪费，因为既然是中文系或选修中文系的课，以后还会有类似的作业。
本人也是中文系毕业，《太平广记》已经读过，并写过类似的读后感，提供的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另外提示一下，《太平广记》作为古代的小说全集，虽是古文所写，但并不晦涩难懂，无聊的时候作为消遣读一下也是件有趣的事，先秦汉魏的志怪，唐传奇等等大都被搜集其中，是中文系，尤其是汉语言文学系学生应该要读的一本书。
1，书名：太平广记 作者：宋代李昉、扈蒙、李穆、徐铉、赵邻几、王克贞、宋白、吕文仲等12人奉宋太宗之命编纂。
出版单位：中华书局，时间：1962年9月。
2，概述：全书按题材分为92类，又分150馀细目。
神怪故事所占比重最大，如神仙55卷，女仙15卷，报应33卷，神25卷，鬼40卷，可见其取材重点所在。
此书基本上是一部按类编纂的古代小说总集。
许多已失传的书，仅在本书内存有佚文，有些六朝志怪、唐代传奇作品，全赖此书而得以流传。
书中最值得重视的是杂传记 9卷，《李娃传》、《柳氏传》、《无双传》、《霍小玉传》、《莺莺传》等传奇名篇，多数仅见於本书。
还有收入器玩类的《古镜记》，收入鬼类的《李章武传》、收入神魂类的《离魂记》，收入龙类的《柳毅传》，收入狐类的《任氏传》，收入昆虫类的《南柯太守传》等，也都是现存最早的本子。
《太平广记》引书较广，有些篇幅较小的书几乎全部收录，失传的书可据以辑集，有传本的书也可据其异文互校。
书中引文比较完整，不象其他类书引文多加删节。
分类较细，也便於按题材索检资料，因而对校辑、研究古代小说极有价值。
鲁迅曾指出:“我以为《太平广记》的好处有二，一是从六朝到宋初的小说几乎全收在内，倘若大略的研究，即可以不必别买许多书。
二是精怪，鬼神，和尚，道士，一类一类的分得很清楚，聚得很多，可以使我们看到厌而又厌，对於现在谈狐鬼的《太平广记》的子孙，再没有拜读的勇气。
”(《破〈唐人说荟〉》)他辑录《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也充分利用了此书。
3，读后感想：《太平广记》的分类，的确便于检查，也很有研究的价值。
书中神怪故事占的比重最大，如神仙五十五卷，女仙十五卷，神二十五卷，鬼四十卷，再加上道术、方士、异人、异僧、释证和草木鸟兽的精怪等等，基本上都属于志怪性质的故事，代表了中国文言小说的主流。
直到清代《聊斋志异》系列的拟古派小说，都跳不出这个范围。
书中神仙加上女仙的故事，共计七十卷，又排在全书的开头，可以看出唐五代小说题材的重点所在，也可以看出宋初文化学术的一种倾向。
唐代道教和佛教竞争很激烈，道教虽然不占上风，然而由道士和信奉道教的文人编造出来的神仙故事却影响很大，产生了不少优美动人的小说。
例如写方士上天入地寻找杨贵妃的《长恨歌传》就是一篇代表作。
唐代小说中的名篇如《柳毅传》、《无双传》、《虬髯客传》以及《杜子春》、《张老》、《裴航》等，也都和道教有关。
晚唐五代神仙家的思想更是弥漫一时，杜光庭就是一个神仙传记的大作家，《太平广记》里收了不少他的著作。
宋初的小说还保留着这种风气。
但是《太平广记》的分类标准并不统一，如讲精怪的《东阳夜怪录》、讲龙女的《灵应传》，都收在杂传记类，按类别就一时不容易找到。
从这里可以了解到宋初人把一部分唐代传奇称作“杂传记”，还没有用“传奇”这一名称。
《太平广记》的编者把神仙、道术放在异僧、释证等类的前面，显然有尊崇民族的宗教文化的意思。
作为小说，宣扬佛法灵验和因果报应的故事虽然可以诱惑一部分读者，但艺术性实在不如神仙故事。
唐代小说里往往讲仙女下凡，又有灵丹度世，还有许多神奇灵异的变化，更能眩人耳目。
当然，所有神仙鬼怪的故事，都是幻想的产物，一般带有消极出世的宗教迷信的宣传，都需要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
唐代小说的代表作，还应该数那些写人间现实生活的作品写得最好，如完全不带有神怪成分的《柳氏传》、《莺莺传》、《李娃传》等，写作方法更接近于现实主义的道路。
中国的小说成熟于唐代。
唐代小说的绝大部分收集在《太平广记》里，明清人编印的唐代小说集却往往是改头换面的伪书，所以鲁迅指点读者看唐人小说还是要看《太平广记》。
当然，《太平广记》里收的不只是唐代作品，还有不少是汉魏六朝的作品。
其中单篇流传的唐代传奇大多已经收入了新的选本，如鲁迅编的《唐宋传奇集》、汪辟疆编的《唐人小说》等书，比较容易见到。
但不少已经散失的小说集还很少有经过认真整理的版本，我们要了解宋代之前中国古代小说的全貌，也只能通读《太平广记》。
《太平广记》对后来的文学艺术的影响十分深远。
宋代以后，话本、曲艺、戏剧的编者，都从《太平广记》里选取素材，把许多著名故事加以改编。
例如演张生、崔莺莺故事的《西厢记》，有各种不同的剧本，这个故事差不多已经家喻户晓了，可是最早保存在《太平广记》里的它的素材《莺莺传》，却很少人知道。
《太平广记》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宝藏，很值得阅读。
但它到底是古代的作品，文字障碍很多，还不便于向广大读者推荐。
现在高光、王小克、汪阳等同志发愿为年轻一代的读者扫除障碍，架设桥梁，费了很大工夫，把全书译为现代汉语，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司马迁生平，及其事迹简介2000字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
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
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
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
初任郎中，奉使西南。
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
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
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自称其先祖是颛顼时期的天官。
《史记·太史公自序》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周宣王时期，司马迁的祖上来到秦国以后。
他的直系祖先是战国秦惠文王时期秦国著名的武将司马错。
司马迁司马迁的父亲是西汉武帝时期太史令司马谈。
司马谈是当时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著有《论六家要旨》一文，系统总结了春秋战国秦至汉初以来阴阳、儒、墨、法、名、道各家思想的利弊得失，并对道家思想进行了高度肯定。
该文是对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总结。
司马谈在约汉武帝建元六年至元封元年间任太史令。
公元前145年，司马迁出生于家乡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市）。
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上，司马迁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
年十岁则诵古文。
”二十岁时，他从长安出发，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
在《自序》上司马迁说“（他）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
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还报命。
”二十五岁时，他又以使者监军的身份，出使西南夷，担负起在西南设郡的任务。
足迹遍及“邛、莋、昆明”等地。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去世，三年之后，司马迁承袭父职，任太史令，同时也继承父亲遗志（司马谈临终曾对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准备撰写一部通史。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与唐都、落下闳等共同定立了“太初历”，该历法改变了秦代使用的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的习惯，而改以正月为岁首。
从而，为中国的农耕社会奠定了其后两千年来所尊奉的历法基础。
之后司马迁便潜心修史，专心写作，开始了《史记》的写作。
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司马迁成就了《史记司马迁自称其先祖是颛顼时期的天官。
《史记·太史公自序》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周宣王时期，司马迁的祖上来到秦国。
他的直系祖先是战国时期秦国著名的武将司马错。
秦惠文王时期，司马错曾经在朝堂上与张仪辩论，辩论内容被收入《战国策·秦策》，后收入《古文观止》，名为《司马错论伐蜀》。
辩论胜利后，秦惠文王派司马错等人出兵巴蜀，得胜而守之。
六世祖司马靳为名将武安君白起副手，参与长平之战，坑杀赵卒四十万人，司马错、司马靳等军事之功为秦国奠定了一统天下的军事基础。
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史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
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太史公、历史之父。
与司马光并称“史界两司马”，与司马相如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均已散失，唯《艺文类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赋》的片段和有名的《报任安书》（即《报任少卿书》）。
《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
《悲士不遇赋》也是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