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读后感1200字怎么写
一 《三国演义》取材于东汉末年和魏、蜀、吴三国的历史，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开始，一直叙写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 吴亡为止，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
晋朝史学家陈寿把这段历史编成史书《三国志》，南朝宋人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博引群书，注文多出本文数倍，增补了许多材料。
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也是一本写三国历史的史书。
同时，有关三国的故事一直流传不断。
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着重记载魏晋名公士族的言谈轶事。
据杜宝《大业拾遗记》记载，隋炀帝时已有曹瞒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等水上杂戏。
唐朝李商隐的《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以看到，当时已用三国人物作为笑谑的材料。
宋、元时代，三国人物已由民间艺人带上讲台或舞台，据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说三分”(即说三国故事)已是“说话”中的独立科目之一，并出现了专说“三分”的著名艺人。
我们现在看到的三国故事的最早讲史话本，是元初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刊刻的《三分事略》，可能就是宋人说话的底本。
《三分事略》共分上中下三卷，从刘秀赏春、司马仲相阴间断狱开篇；正文从桃园结义开始，以诸葛亮病死结束，长达八万多字，虽然叙写简率，但三国故事的始末已粗具梗概。
金院本、元杂剧也常常搬演三国故事，现今存留的剧目就有四十多种，剧本有一二十种。
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就是在上述史书、杂记和平话、戏曲的基础上写成的，写作者是罗贯中。
“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高儒《百川书志》)的说法，是符合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的实际情况的。
罗贯中的生平不见史传，仅有的一些材料记载，多有参差，其中贾仲明《录鬼簿续编》较为可信。
他说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
与人寡合。
乐府、隐语，极为清新。
与余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
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馀年，竟不知其所终。
”至正甲辰是公元一三六四年，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初，大约在一三三。
到一四00年间。
他所写的小说很多，相传有数十种，现在留存的，除《三国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和《三遂平妖传》等。
他亦能词曲。
所作的杂剧，除现存的《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以外，尚有《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等二种。
罗贯中经历了元末的社会大动乱，他接近社会下层，目睹当时现实斗争，对人民苦难深重的生活处境有所了解，对他们的理想追求也有所认识。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不可能提出取代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任何设想。
从罗贯中所写几种小说的思想倾向看，他推崇“忠”“义”，主张用“王道 ”“仁政”治理天下。
罗贯中一定程度上看到社会动乱的某种政治因素，但他所持的态度是错误的，他从根本上否定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
他这种政治主张不仅表现在《三国演义》里，在《隋唐志传》和《三遂平妖传》里也有明显反映。
现在可以见到的《三国演义》的最早本子，是明弘治甲寅(公元1494年) 序、嘉靖壬午(公元1522年)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
全书二十四卷，分二百四十则，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
至于这个刻本与罗贯中原本之间，内容上有无不同，现在没有资料可供说明。
在这以后，《三国演义》刊本越来越多，现在可见的明末刊本就有二十多种，说明流传很广。
有的刊本除了加上总评、回评、眉批、夹批外，内容上几乎是相同的。
清朝初年，毛纶(字声山)、毛宗岗(字序始)父子，假托“古本”，对《三国演义》重新加以修订，并逐回评论。
他们在修订中，进一步突出以蜀汉为正统，明确指出，把曹魏定为正统是错误的，而采用朱熹在《通鉴纲目》里关于蜀汉是正统的说法，声称“余故折衷于紫阳《纲目》，而特于《演义》中附正之。
”(《读三国志法》)其次，是推崇关羽，认为关羽“报主之志坚”，“酬恩之义重”，“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读三国志法》)。
毛纶、毛宗岗如此修订《三国演义》，使得封建正统思想和封建礼教观念更加浓厚。
清朝统治者很看重《三国演义》，曾派人同《四书》一起译成满文，并对作为“忠”“义”化身的关羽大加吹捧；同时，为了鼓吹封建伦理观念以维护封建统治，清代统治者还大肆宣扬封建正统观念，他们以标榜“为明复仇”为号召，修建朱明陵园，自居于继明的“正统”。
毛氏父子的修订，跟清代统治阶级的观点是正相符合的。
此外，毛纶、毛宗岗对文字情节也作了不少改动，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所说：“凡所改定，就其序例可见，约举大端，则一日改，……二日增，……三日削，……。
其馀小节，则一者整顿回目，二者修正文辞，三者削除论赞，四者增删琐事，五者改换诗文而已。
”这种修饰加工工作，改变了原本若干松散拖沓的地方，使全书更加紧凑畅达，成为《三国演义》广泛流传的一种本子。
毛纶、毛宗岗修订的《三国演义》刊行之后，至今又约三百年了，内容上没有什么大变动。
《三国演义》写作的演变过程，有值得注意的两个特点：第一，它是在集体创作的长期过程中形成的。
作者有民间艺人，也有封建文人，他们的政治、艺术观点和创作意图各有差别，在漫长时期的传说和口头、书面的艺术创作里，集纳和熔铸了不同时代的历史内容，所以《三国演义》表现出较为复杂的思想倾向。
第二，它是一部历史小说。
三国的人物故事久已流传，为人们所熟悉，这就使创作活动受到某种制约，即不能完全无视原有的三国人物和故事。
然而，作者虽不能全盘改变原有的人物和情节，却可以根据自己的世界观来决定取舍，有意识地突出或删去某些方面，进行艺术虚构，利用各种艺术手段来宣传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等等。
所以，《三国演义》并不是简单地复述三国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而是一部经过艺术构思和艺术加工的文学作品。
它一定程度地描写了封建社会各阶级的阶级关系和生活面貌；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某些罪恶；提供了认识封建社会政治、军事斗争的部分材料；并塑造出一些较有影响的人物形象，在艺术上颇具特色。
但是，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封建文人编修的史书，固然是为维护封建制度服务的，即使是民间的、或接近于民间的文艺，也经常受到地主阶级思想不同程度的侵蚀。
因此，在民间流行的平话和戏曲，有的封建意识也相当浓重，如《三分事略》、金元戏曲中的三国戏，封建意识就十分明显。
《三国演义》的作者从维护封建统治立场出发，不但承袭了“ 正史”和平话、戏曲中的一些封建意识，而且还根据当时封建统治的需要，某些方面有所强化，这应该引起注意。
由此可知，《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它展示了三国的历史画卷，描写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暴露他们凶残阴险的种种罪恶，在封建统治者残民以逞之下，不难看出广大人民遭受蹂躏的痛苦和不幸。
另外《三国演义》在鼓吹实施“王道”“仁政”的同时，歌颂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统治；反对农民革命；鼓吹“英雄”史观、神权思想和封建迷信；提倡封建道德，特别宣扬“忠”“义”等。
因此，我们一定要遵照同志关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的教导，有批判地阅读《三国演义》，把这部小说当作了解我国古代历史的一种思想材料。
…… 六 取材于历史，又不为历史事实所限制，是《三国演义》创作方法的一个特点。
小说取材的来源已经指出过，它包含两方面：一类是历史书，像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三国志注》等；一类是民间和文人关于三国故事的创作。
鲁迅曾经指出创作《三国演义》处理题材的问题：“据正史即难于抒写，杂虚词复易滋混淆”(《中国小说史略》)。
小说却比较妥善地解决了上述问题。
在艺术创作的长期过程中，作者没有完全拘泥于历史事实，但也没有全部摒弃它，而是依据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现实，对历史题材有选择地加以取舍；吸取前人创作成果，通过艺术构思进行再创造，塑造出具有一定认识意义和艺术价值的人物。
正如鲁迅所说：“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须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
”(《鲁迅书简》第六O五页)以曹操的形象来说，这个人物的真实性问题，一向是争论最多的。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不是历史上曹操的翻版。
曹操性格如此复杂、深刻，是在各个时代艺术加工过程中形成的，作者通过对现实的观察、研究、分析，加深对封建社会“英雄”性格的认识，不断深化人物的性格特征。
这样经过再创造的人物，已经不是历史上的曹操所能包容，在这个形象中，同时也体现了历史上其他“乱臣贼子” 的某些特征。
《三国演义》的这一特点，为明代其他历史演义小说所不及。
《小说枝谈》记述《列国志》创作情况，指出它是把“《左传》、《国语》、《战国策》诸书……一一取而充塞其篇幅”。
明代这种依据史书记载，装点成小说的现象，是十分普遍的，其成就和影响都远远不及《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展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人物画廊，其中有的是栩栩如生的艺术典型，它塑造人物的艺术特点是： 在现实矛盾的斗争中，用人物自己的言行，表现他们的性格。
赤壁之战是决定三国分立的决定性事件，曹、孙、刘三个集团，为发展自己的力量进行了拚死的斗争。
出现在这次历史性舞台上的人物有：诸葛亮、孙权、周瑜、鲁肃、黄盖、曹操、蒋干等十几个人物。
诸葛亮出使东吴，揭开了多种矛盾冲突的序幕。
曹操大军压境，东吴内部“主战派”和“主降派”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斗争。
在两派各自陈述“战…‘降”的利弊中，孙权动摇于两者之间，既害怕曹操的强大兵力，不敢应战；又不愿向曹操称臣投降。
作者通过孙权一再“沉吟不语”、“低头不语”，以及数次反覆，来写他内心矛盾。
作者从东吴“主战”“主降”两派矛盾冲突中，通过孙权自己的言行和心理活动的具体描写刻划出他患得患失的性格特征。
不仅孙权如此，诸葛亮机警、雄辩、多谋略，周瑜气量狭窄，鲁肃小心拘谨，黄盖、阚泽勇敢沉着等，也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各个人物不同的性格特征，以人物各自不同的言行显现出来，达到性格和言行的和谐一致，人物性格个性化得到异常生动的表现。
即便如两次短暂出场的蒋干，虽然着墨不多，却由他自己的言谈举动，活现出一个愚蠢而又自作聪明的人物。
这种直接描写人物言行的白描手法，其艺术表现力，超过作者的侧面叙述。
刘禅是一个处在重要地位的人物，作者并不缺少对他性格的侧面叙述，但形象不鲜明。
第一百十九回，写他做了俘虏后的“乐不思蜀”，从刘禅的言语、体态、神情中，描写他的昏庸、低能，却成为一段表现人物性格非常出色的文字。
运用生动的细节描写，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
作者在塑造曹操这一形象时，精心选择了细节描写，如第十七回“借头压军心”一节，写曹操攻打袁术时，军粮将尽，接济不及，命令仓官王重“以小斛分散”，不料士兵怨声四起。
“操乃密召王星人曰：‘吾欲问汝借一物，以压众心，汝必勿吝。
’ 星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头以示众耳。
’重大惊……。
”作者通过这样的细节描写，有力地揭露了曹操的狠毒，暴露了封建统治者损人利己的恶劣品质，把细节描写和人物的性格特征结合起来。
细节不是使用那些偶然的、一般的、可有可无的细节，如第二十四回，写刘备要袁绍出兵，乘虚进攻许昌，这是一次极好的出击时机，袁绍却为了小儿子生疥疮而拒绝出兵。
小说描写他愁得“形容憔悴，衣冠不整”，灰心丧气地叹息：“吾有何心更论他事乎?”反映袁绍目光短浅、优柔寡断的懦夫性格。
第一百三回，司马懿在渭北打了败仗，拒绝再出战，诸葛亮送了妇女衣服，并在信中给以极大侮辱，以为挑战。
“司马懿看毕，心中大怒——乃佯笑曰：‘孔明视我为妇人耶?’即受之，令重待来使。
”表现司马懿隐而不露的阴险是很深刻的。
某些细节的反覆着重描写，使人物性格更加深化。
“许攸问粮”写曹操一再说谎，通过曹操装模作样的细节描写，使一般的虚伪深化为奸诈，丰富和突出曹操典型形象的性格特征。
渲染环境气氛，以加深人物性格的刻划。
“三顾草庐”一节，作者先后曲折地写了司马徽、徐庶对诸葛亮的介绍，影影绰绰地虚写他非凡的才能，用气氛来烘托人物形象。
前二次刘备去隆中都没有遇见，而卧龙岗静谧秀丽的景色、踪迹不定的“逸人隐士”、吟诗唱句的歌声，以及刘备迫切求见的心情的描绘，达到情景交融，使气氛更加神秘，引起人们渴望一见诸葛亮。
“三顾草庐”气氛的渲染，是作者为了美化刘备“求贤若渴”的封建政治家风度和神化诸葛亮的希世之才，为理想化的人物涂抹色彩。
《三国演义》对曹操的几次败仗，写得很生动，这就是在第六十回提到的：“濮阳攻吕布之时，宛城战张绣之日；赤壁遇周郎，华容逢关羽；割须弃袍于潼关，夺船避箭于渭水。
”这几次战役，曹操败得相当惨，作者极力描写他狼狈不堪的处境，气氛也很悲凉，但是，处于穷途末路的曹操，有时会意想不到地连连大笑，这是用环境描写来反衬曹操“顽强”“狡谲”的一面。
环境描写不是孤立的，只有和刻划性格交融在一起，才能丰富艺术表现力。
像“温酒斩华雄 ”、“大战长坂桥”，都是小说渲染环境、烘托气氛极为生动的篇章。
由于作者有声有色地描绘出千军万马奔腾呼啸的气氛，并在典型环境中刻划性格，使关羽、赵云、张飞等的“勇武”气概得到有力的表现。
在艺术结构方面，《三国演义》叙述了上百年的历史，组织了众多的人物和纷繁复杂的事件，正如明高儒所说：“陈叙百年，该括万事”(《百川书志》)。
小说前八十回，叙述汉末大小军阀之间的兼并战争，小说后四十回，写魏、蜀、吴三国之间的矛盾斗争，直至晋统一全国。
全文有头有尾，前后呼应。
小说以魏、蜀、吴三国的矛盾斗争为主线，以描写战争为主要情节，围绕这条主线，串联着数以百计的大小故事，参差错落，然而前因后果都很清晰。
在用笔上，有实写、虚写、详写、略写，有时还运用插叙、倒叙，说明情节的来龙去脉；显示了《三国演义》在结构上的成就。
间杂文言和白话是《三国演义》的语言特色。
它改变正史的全部文言，这种“文不甚深，言不甚俗”(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的文词，使具有一般阅读能力的人都能看懂；跟平话相比，选词用字较为精炼，抒情写景也较细致。
作者还注意用富有表现力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如张飞；个别地方也有生动的口语，如第五十四回，写吴国太和孙权的对话。
不过，类似这种较为成功的语言是不多的。
《三国演义》保留了大量书面语，有些章节照抄史书原文，因此，这种间杂文言、白话的语言，比起《红楼梦》、《水浒》等接近口语的语言来，就显得逊色了。
《三国演义》是我国长篇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自它问世以后，我国历史小说的创作才逐渐兴盛。
明清以来，上自写盘古的《开辟演绎》，下迄记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演义》，包括各个历史时代的历史小说大量涌现；或以史事为主线，或以人物为中心，创作十分繁荣。
另外，戏剧、曲艺等，也以《三国演义》的内容为题材，进行大量的创作和改编。
《三国演义》以它取舍精当的选材构思，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维妙维肖的人物刻划，影响着后代文学艺术。
不仅如此，即使在今天，它杰出的艺术成就，有分析有批判地加以借鉴，也应该是肯定的。
战国策的原文
《战国策》是一部历史学著作。
它是一部国别体史书，又称《国策》。
记载了东周、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各国之事，记事年代起于战国初年，止于秦灭六国，约有240年的历史。
分为12策，33卷，共497篇，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游说之士的政治主张和言行策略，也可说是游说之士的实战演习手册。
本书亦展示了东周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
《战国策》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主体上体现了纵横家的思想倾向，同时也反映出了战国时期思想活跃，文化多元的历史特点。
《战国策》的政治观比较进步，最突出的是体现了重视人才的政治思想。
《战国策》一书是游说辞总集，几乎所有纵横家谋士的言行都在此书。
有三大特点：一智谋细，二虚实间，三文辞妙。
《战国策》的文章长于说事，无论个人陈述或双方辩论，都喜欢渲染夸大，充分发挥，畅所欲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此外，描写人物形象极为生动，而且善于运用巧妙生动的比喻，通过有趣的寓言故事，增强文章的感染力。
作者并非一人，成书并非一时，书中文章作者大多不知是谁。
西汉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书名亦为刘向所拟定。
宋时已有缺失，由曾巩作了订补。
著名的篇章有：苏秦以连横说秦（成语前倨后恭的出处）冯谖客孟尝君（成语狡兔三窟、高枕无忧的来源）赵且伐燕(成语鹬蚌相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渔翁之利的来源 )邹忌讽齐王纳谏（成语门庭若市的来源）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唐雎不辱使命
高中那篇文章是战国策中的
概述[编辑本段] 殷商时代有了，也就有了记史文。
到了周朝，侯国的史官进一步以朴素的语言、简洁的文字记录了列国间的史实，如《春秋》。
以后，随着时代的需求，产生了描述现实的历史文学，这就有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所著，共18万字，记载了春秋240年间列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和言论以及天道、鬼神、灾祥、占卜之事。
这部书叙事富于戏剧性，情节紧凑，战事描写尤为出色，语言精炼、富于形象。
《国语》是一种国别史，分别记载了周王朝及诸侯各国(公元前1000--前00)之事，记言多于记事，所记大多为当时较有远见的开明贵族的话。
《战国策》作者不可考，现在版本为西汉刘向辑成。
它同《国语》一样，也是分国记事，记载了西、东周及秦、齐、楚、赵等诸国之事，记载内容是谋臣策士的种种活动及辞说。
《战国策》文章的特点是长于说事，善用比喻，人物形象塑造极为生动。
先秦历史散文为中国的历史文学奠定了基础，对后世历史家和古文家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之交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各种学术流派纷纷著书立说，争论不休，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
代表不同阶级或阶层的思想家的著作，促进了说理散文的发展。
这些思想家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
记载他们言论的书流传到现在的有《论语》、《孟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
《论语》和《孟子》是儒家诠释“仁”的著作。
《论语》是记录孔丘及其弟子言行的，其中多半是简短的谈话和问答。
《孟子》是记载孟轲言论的。
孟轲长于辩论，因此书中语言明快，富于鼓动性。
《墨子》代表墨翟“兼爱”的主张，语言朴素，说理明确，逻辑性很强，《兼爱》、《非攻》等篇极有代表性。
《庄子》代表道家庄周“无为而治”的主张。
庄子散文在诸子中独具魅力。
这表现在作者具有奇幻的想象力和敏锐的观察力，善用民间寓言，长于譬喻，使文章富于文学趣味。
《韩非子》代表法家“因时制宜”的主张。
韩非散文结构严谨，锋芒锐利，说理深刻。
《荀子》代表荀况的学说，现有32篇，多长篇。
荀子散文特点：论点明确、层次清楚、句法整练、词汇丰富。
《吕氏春秋》是秦丞相吕不韦门客的集体创作。
它包括八览、六论、十二纪，兼有儒、道、墨、法、农诸家学说。
书中保留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事。
它是一种系统化的、集合许多单篇的说理文，层层深入，最见条理。
和诸子散文一样，它往往以寓言故事为譬喻，因而文章富于形象性。
先秦诸子的说理散文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
汉初，政论散文有所发展。
贾谊(公元前200--前168)是西汉初年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文章《过秦》总结了秦代灭亡的原因，汲取了秦末农民起义的教训，发展了先秦的民本思想。
他的散文善用比喻，语言富于形象性。
除贾谊外，汉初还有不少散文家，他们的文章大多或论秦之得失，或针对时弊，提出自己的主张，其中以 错和邹阳成就较高。
错以主张募民备塞的《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两篇散文最为著名。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封建王朝迫切需求总结古代文化，给予大一统的统治局面以哲学和历史的解释，司马迁的《史记》应运而生。
它的出现将先秦历史散文又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
在《史记》的影响下，东汉产生了不少历史散文著作，班固的《汉书》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汉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文体“赋”。
赋的名称始于战国赵人荀卿的《赋篇》，到后代形成了特定的体制。
讲究文采、韵节，兼具诗歌和散文的双重性质。
接近散文的称“文赋”，接近于骈文的称“骈赋”。
汉初贾谊的《吊屈原赋》、《鹏鸟赋》，司马相如（前179--前118）的《子虚》、《上林》，西汉末年杨雄（公元前53--18）的《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河东赋》，班固的《两都赋》，东汉张衡（78--139）的《二京赋》，都是汉赋的名篇。
魏晋南北朝时期，骈文盛行，散文衰落。
但在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衡之的《洛阳伽蓝记》等学术著作中仍有一些质朴的叙事、抒情、写景的优美文字。
唐朝韩愈大力反对浮华的骈俪文，提倡作古文，一时从者甚众，后又得柳宗元大力支持，古文创作业绩大增，影响更大，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文学史上称其为古文运动。
以韩柳为首的古文运动的胜利，树立了一种摆脱陈言俗套，自由抒写的新文风，大大提高了散文的抒情、叙事、议论、讽刺的艺术功能。
中唐以后，古文运动一度衰落，到了宋代，欧阳修再一次掀起了古文运动，此后的王安石、曾巩、苏轼、苏洵、苏辙等人都在古文革新运动的影响之下取得了各自的成就，后人将他们与唐代韩愈、柳宗元合称为“唐宋八大家”。
北宋的历史文学家司马光编有一部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它除具有史学价值外，还非常具有文学价值。
南宋散文家在北宋诸位大家影响下，产生了一部分上书言事的政论文，表现了作者鲜明的政治态度，胡铨、陈亮、叶适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家。
古文运动的成功，使散文更切合实用，南宋时大量出现的笔记杂文便是一个明证。
洪迈的《容斋随笔》、王明清的《挥尘录》是笔记杂文中的佳作，此外，朱熹(1130--1200)的古文长于说理，造诣非浅。
明初的宋濂(1310--1381)是“开国文臣之首”，他的一部分传记文很有现实意义，比较著名的作品有《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等。
明中叶以后，针对程朱理学、八股文的束缚，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发起“复古运动”，倡导文必秦汉。
他们在对扫荡八股文风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同时，又走上了盲目摸拟古人的路子。
后来的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复古运动，也再一次重复了他们的错误。
归有光等“唐宋派”首先起来反对复古派，进而是万历年间的公安派也加入猛烈抨击拟古主义的队伍。
公安派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时称“三袁”，袁宏道(1568--1610)最为著名。
他们认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因此反对贵古贱今，模拟古人。
袁宏道更出于作家的主观要求提出了“性灵说”。
公安派的散文创作特点是：冲破传统古文的陈规旧律，自然流露个性，语言不事雕琢。
与公安派存在的同时还有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他们也主张独抒性灵。
公安派与竟陵派革新的直接产物是晚明大量出现的小品散文，这是传统散文的一个发展，张岱(1597--?)是小品散文作者中比较有成就的一位。
他的小品散文题材较广，山水名胜、风俗世情、戏曲技艺乃至古董玩具等等都可以入他的文。
他的散文语言清新活泼，形象生动，广览简取，《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是他的代表作。
明末清初，晚节不保的侯方域(1618--1654)的散文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代表作有《李姬传》、《马伶传》、《任源邃传》等。
桐城派古文是清中叶最著名的一个流派，主要作家方苞、刘大槐斗、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因此而得名。
方苞(1668--1749)继承归有光的传统，提出“义法”主张，并使之成为桐城派古文的基本理论。
桐城派古文作品选材用语只重阐明立意，而不期堆砌材料，因而文章一般简洁自然，但缺乏生气，代表作品有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
与桐城派对立存在的是提倡“骈文”的复社作家，汪中(1744--1794)是其中成就最大者。
清初有不少成绩突出的散文家，如王猷定、魏禧。
王猷定(1599--约1661)的传奇性散文以小说传奇体打破了传统古文写法，代表作有《李一足传》、《汤琵琶记》、《义虎记》等。
魏禧(1624--1680)以人物传记最为突出，代表作是《大铁椎传》。
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为清末改良运动的代表人物，也是学术上改良派的代表作家。
他们的散文无视传统古文的程式，直抒己见，畅所欲言，是政治斗争的有效工具。
梁启超的新体散文更是对一切传统古文的猛烈冲击，为晚清的文体解放和“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开辟了道路，他的《少年中国说》即是这样一篇典型作品。
伴随着对封建主义文学和文言文的批判，最早的一批现代新文学作品诞生了，议论性散文便是其中之一，它是现代散文的源头。
新文学诞生的初期，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议论散文影响最大的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
他们的作品以随感录为主要形式，内容包罗广泛，重点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上。
鲁迅是写作议论散文成就最高的作家。
诞生期的议论性散文担任了反封建的先锋，它所议论的对象紧贴生活，具体而且细微；它的形式自由，可长可短；它的语言可刚烈悲壮，也可幽默讽喻。
议论散文之后，记叙性散文、小品文也相继问世，现代散文进入蓬勃发展阶段。
发展期的散文风格各异、样式不一，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就形式而言，有记叙、写景、抒怀、言志、评述；风格上形成了鲁迅的峻冷峭拔，周作人的平和冲淡，朱自清、冰心等的清新雅致，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豪迈挥洒，叶圣陶、许地山的朴素平直，徐志摩的浓艳绚丽等。
语丝社周作人是小品文的开拓者之一，代表作《故乡的野菜》、《乌篷船》、《菱角》、《夏之梦》等多以小题材为描述对象，笔调从容、闲逸，于趣味性、知识性中潜移默化地培育着对生活的热爱。
他的议论性散文在当时也占有重要地位。
与周作人艺术风格相近的是同为语丝社的林语堂。
他的代表作《翦拂集》着力讽刺时弊，批判传统的中庸哲学，强调与旧世界的斗争。
俞平伯的《杂拌儿》、《燕知草》等集子也带有与周作人类似的雅致，但同时又多了些晦涩的味道。
郭沫若与郁达夫同属奔放潇洒一派。
郭沫若的散文诗集《小品六章》文笔精美，语言雕饰，设景味道深长；郁达夫的游记散文中《屐痕处处》和《钓台的春昼》是代表他风格的作品，尤其是后一篇，写出了富春江秀丽的景色，于凭古怀悼之间，抒发了对现实的愤懑之情。
何其芳的抒情散文在30年代别有风姿，被称为“诗人的散文”。
做为现代派诗人，他将现代派的一些方法渗入散文创作，以达抒写情感之目的，代表作为《画梦录》。
何其芳散文的语言同他的诗一样，精雕细琢，有很强的可感性。
记叙性散文中，李广田(1906--1968)记人的篇章很有代表性。
他笔下的人物描写没有故事情节，只截取一些生活片断，加以抒情的寥寥几笔，以达传神之效。
抗战爆发，尤其是皖南事变之后，富有战斗性的杂文发出时代的最强音。
郭沫若的《新缪司九神礼赞》、《斥反动文艺》等文成为国统区思想战线、文化战线的重要文献；闻一多《最后一次的讲演》表现了一个坚强的民主战士面对手枪的英勇气概；冯雪峰的杂文侧重于人的心灵剖析，表现出较强的理论力量；聂绀弩(1900--1986)的杂文在艺术上作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他善用令人兴趣盎然的古代故事巧妙抨击现实。
此外，丰子恺(1898--1975)、林默涵(1909-- )等许多作家也都写了大量杂文。
记叙与抒情相结合的散文在国统区成绩突出。
茅盾的《白杨礼赞》、《风景谈》，巴金的《废园外》、《灯》、《龙》都是名篇，沈从文的《湘西散记》是记叙自然与人文状况的美文。
建国初期，作家和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业余作者们，运用散文自觉地高唱反映新时代、新人物、新事物、新风貌的赞歌。
因为作者队伍庞大，所以反映的生活面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宽广程度。
作品所呈现出的风格也是多种多样的，如巴金的热烈凝重，冰心的细腻柔婉，靳以的热情澎湃，刘白羽的激越高亢，华山的幽默气派，风格虽各不相同，但他们都以真实纯朴的感情涂抹着新生活的绚丽色彩。
这时期散文创作一大特色是，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两项内容交相辉映。
抗美援朝题材的作品影响较大的是：刘白羽的《朝鲜在战斗中前进》、靳以的《祖国枣我的母亲》、菡子的《和平博物馆》、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中间》等；写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名篇有：柳青的《1955年在皇甫村》、秦兆阳的《王永淮》、沙汀的《卢家秀》、靳以的《到佛子岭去》、华山的《童话的时代》、李若冰的《在柴达木盆地》、臧克家的《毛主席向着黄河笑》、杨朔的《石油城》等。
形式多样也是本时期散文创作的收获之一。
游记、小品、随笔和杂文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它们在新时代的作用，不少作品受到读者的欢迎。
游记有贺敬之的《重回延安枣母亲的怀抱》，方纪的《歌声与笛声》，杨朔的《香山红叶》，碧野的《天山景物记》，叶圣陶的《游了三个湖》，茅盾的《斯德哥尔摩杂记》，峻青的《欧行书简》等；随笔有菡子的《小牛秧子》，何为的《两姊妹》；杂文有茅盾的《剥落蒙面强盗们的嘴脸》，巴人的《况钟的笔》，任晦的《“废名论”存疑》以及马铁丁的《思想杂谈》等。
虽然本时期散文创作收获丰厚，但从整个文学领域来看，散文相比其他文学体裁受重视不够，尤其杂文显得更为薄弱。
另外，有时由于受到不正常政治生活的影响，整个文艺界普遍存在着不敢大胆揭露现实矛盾冲突的现象，散文创作也不例外。
1957年以后，散文创作受到各界重视，作品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大大超过了上一时期，名家俊作竞相涌现。
老作家叶圣陶发表的《记金华的两个洞》是继《游了三个湖》之后又一篇耐看的游记作品；冰心的《樱花赞》和巴金的《从镰仓带回的照片》是两支国际主义友情的赞歌；吴伯箫的《歌声》、《记一辆纺车》，是对延安艰苦岁月的追忆；方纪的《挥手之间》记录了历史的紧要关头，伟人从容不迫的风采；陶铸的《松树的风格》咏物抒怀，意味深长；碧野的《雪路云程》、《武当山记》在葱山丽水雪路云程之间洋溢着浓情画意；陈残云的《珠江岸边》、《沙田水秀》描绘了珠江岸边人民的变化；于敏的《西湖即景》、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将人带入迷朦的画境，诗意盎然；翦伯赞的《内蒙访古》以历史学家丰厚的文化底蕴将游记散文写得充实而辞采飞扬；沈从文的《新湘行记》中一如往日的山水焕发出了新生活的新气象；韩少华的《序曲》和徐开垒的《雕塑家传奇》是描写人物散文中的优秀篇章。
此外，菡子的《黄山小记》，严阵的《牡丹园记》、冯牧的《沿着澜沧江的激流》、宗璞的《西湖漫笔》、峻青的《秋色赋》、李若冰的《祁连雪纷纷》都是游记和抒情散文中的上乘之作。
这一时期的散文园地进入成熟的收获期，冰心、巴金、叶圣陶等老作家以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
更为可喜的是，以杨朔、刘白羽和秦牧为代表的中青年散文家日渐成熟，形成了各自的艺术风格。
杨朔的散文似轻风抚柳般清新优美、婉转动人，刘白羽散文如同熔岩爆发般恣肆汪洋、炽热如火，秦牧的散文则将知识性、趣味性融合起来，如数家常、娓娓道来。
其他的散文家也各具特色，个性鲜明，如碧野的明艳动人，陈残云的轻盈秀丽，邓拓的深刻犀利，吴伯箫的简炼真诚，曹靖华的平易朴素，峻青的高远深阔，李若冰的豪迈冷峻，陶铸的坦率峭拔，菡子的温婉细腻，宗璞的娟雅清秀……家家都亮出了写作散文的真功夫。
文化革命中，文化遭到浩劫，没有了文化，也就没有了散文。
文革后，天开云霁，人们被压抑了十年的情感喷涌而出，在散文创作领域，首先汇成的是一曲哀挽的悼歌。
这支歌以高亢的旋律、悲壮的色彩、朴素的风格，开拓了一代文风。
怀念、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散文有何为的《临江楼记》、毛岸青、邵华的《我爱韶山的红杜鹃》，刘白羽的《巍巍太行》，袁鹰的《飞》，张长的《泼水节的怀念》，菡子的《长江横渡》，薛明的《向党和人民的报告》，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等；追忆缅怀被迫害致死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和其它民族精英的优秀作品有：丁宁的悼念杨朔的《幽燕诗魂》，黄宗英悼念上官云珠的《星》，金山悼念戏剧家孙维世的《莫将血恨付秋风》，丁一岚的《忆邓拓》，荒煤的《忆何其芳》，巴金追念爱妻的《怀念萧珊》，楼适夷的《庸悼傅雪》和悼念柳青的《创业诗篇犹待续，千秋遗恨在人间》等。
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是人们所熟悉和敬仰的，他们的事迹都是鲜为人知的，作品所抒发的情感不仅感人肺腑，而且催人警醒，促人奋进。
新时期的散文，如同一只报春的燕子，灵巧、敏捷地最先带着时代的气息飞进人们的心里。
改革开放后，全社会沸腾的生活首先在散文中得以体现。
此外，反映生活各方面，如回顾个人经历和情怀、揭示生活哲理的散文亦重展笑颜，绽放光彩。
这类作品中的优秀之作有丁玲的记叙与丈夫的牛棚生活的《牛棚小品》，严阵追忆女教授高风亮节的《水仙》，张抗抗的歌颂群众中蕴藉的无穷力量的《地下森林断想》，管桦和丁宁托物言志，寄托气节与向往的《竹》和《仙女开花》等。
游记散文也日渐繁荣，它们大多继承古典散文中寄情于景的传统手法，于一山一水中寄托自己的情怀。
这当中，国际题材的作品风采独具，丁玲的《我看到的美国》、萧乾的《美国之行》、王蒙的《德美两国纪行》、穆青的《在斜塔下》、刘白羽的《一曲清清塞纳河》、韦君宜的《故国情》等都是鼎力之作。
秋天的况味（林语堂） 秋天的黄昏，一人独坐在沙发上抽烟，看烟头白灰之下露出红光，微微透露出暖气，心头的情绪便跟着那蓝烟缭绕而上，一样的轻松，一样的自由。
不转眼缭烟变成缕缕的细丝，慢慢不见了，而那霎时，心上的情绪也跟着消沉于大千世界，所以也不讲那时的情绪，而只讲那时的情绪的况味。
待要再划一根洋火，再点起那已点过三四次的雪茄，却因白灰已积得太多，点不着，乃轻轻的一弹，烟灰静悄悄的落在铜炉上，其静寂如同我此时用毛笔写在中纸上一样，一点的声息也没有。
于是再点起来，一口一口的吞云吐露，香气扑鼻，宛如偎红倚翠温香在抱情调。
于是想到烟，想到这烟一股温煦的热气，想到室中缭绕暗淡的烟霞，想到秋天的意味。
这时才想起，向来诗文上秋的含义，并不是这样的，使人联想的是萧杀，是凄凉，是秋扇，是红叶，是荒林，是萋草。
然而秋确有另一意味，没有春天的阳气勃勃，也没有夏天的炎烈迫人、也不像冬天之全入于枯槁凋零。
我所爱的是秋林古气磅礴气象。
有人以老气横秋骂人，可见是不懂得秋林古色之滋味。
在四时中，我于秋是有偏爱的，所以不妨说说。
秋是代表成熟，对于春天之明媚娇艳，夏日之茂密浓深，都是过来人，不足为奇了，所以其色淡，叶多黄，有古色苍茏之慨，不单以葱翠争荣了。
这是我所谓秋的意味。
大概我所爱的不是晚秋，是初秋，那时暄气初消，月正圆，蟹正肥，桂花皎洁，也未陷入懔烈萧瑟气态，这是最值得赏乐的。
那时的温和，如我烟上的红灰，只是一股熏熟的温香罢了。
或如文人已排脱下笔惊人的格调，而渐趋纯熟炼达，宏毅坚实，其文读来有深长意味。
这就是庄子所谓“正得秋而万宝成”结实的意义。
在人生上最享乐的就是这一类的事。
比如酒以醇以老为佳。
烟也有和烈之辨。
雪茄之佳者，远胜于香烟，因其味较和。
倘是烧得得法，慢慢的吸完一支，看那红光炙发，有无穷的意味。
鸦片吾不知，然看见人在烟灯上烧，听那微微哗剥的声音，也觉得有一种诗意。
大概凡是古老，纯熟，熏黄，熟炼的事物，都使我得到同样的愉快。
如一只熏黑的陶锅在烘炉上用慢火炖猪肉时所发出的锅中徐吟的声调，是使我感到同观人烧大烟一样的兴趣。
或如一本用过二十年而尚未破烂的字典，或是一张用了半世的书桌，或如看见街上一块熏黑了老气横秋的招牌，或是看见书法大家苍劲雄深的笔迹，都令人有相同的快乐，人生世上如岁月之有四时，必须要经过这纯熟时期，如女人发育健全遭遇安顺的，亦必有一时徐娘半老的风韵，为二八佳人所绝不可及者。
使我最佩服的是邓肯的佳句：“世人只会吟咏春天与恋爱，真无道理。
须知秋天的景色，更华丽，更恢奇，而秋天的快乐有万倍的雄壮，惊奇，都丽。
我真可怜那些妇女识见偏狭，使她们错过爱之秋天的宏大的赠赐。
”若邓肯者，可谓识趣之人。
关于“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系列的作文 600以上
画蛇添足，语出《战国策·齐策二》。
原意为画蛇时给蛇添上脚。
后比喻做了多余的事，非但无益，反而不合适。
也比喻虚构事实，无中生有。
沟壑的意思
满招损，谦得益。
这反映的是一个“度”的问题。
那个皇帝，我真不知道。
和水有关的名言警句，我只记得唐太宗，那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其他真不知道了，尽管教授过很多遍高中历史，汗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