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的事迹对我们青少年实现人生意义有何启示
①我们青少年应以获奖科学家为榜样，树立崇高远大理想，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②珍惜受教育的权利，自觉履行受教育义务； ③学好科学文化知识，增强创新意识，培养“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积极参加科技小发明、小制作等活动。
④关心身边的科技事物．努力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把自己培养成为创新型高素质人才，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于敏的故事
于敏，核物理学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
1926年8月16日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
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原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高级科学顾问。
在中国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起了关键作用。
此后长期领导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理论问题。
对中国核武器进一步发展到国际先进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20世纪70年代起，在倡导、推动若干高科技项目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985年、1987年和1989年三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994年获求是基金杰出科学家奖。
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85年荣获“五一劳动奖章”。
1987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1] 2015年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
2015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观后感200字
今天晚上，我观看了2014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颁奖盛典节目，里面的人物和故事令我感动不已。
有被称作氢弹之父的物理学家于敏老先生；有在贵州贫困山区支教10年的退休外交官朱敏才夫妇；有为了孩子学习而与孩子同桌16年的陪读母亲；也有敢于与暴恐分子作斗争的警察叔叔木培提；还有为了远赴非洲抗击埃博拉病毒的医务人员...... 其中最令我感动的是于敏老先生，当主持人宣读颁奖词，于老先生的儿子接过奖杯的那一刻，距离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3个月，前苏联用了6年3个月，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中国人只用了2年8个月。
朱光亚院士称，在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的过程中，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几乎是唯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
那是一段荡气回肠、催人泪下的一代物理学家的故事。
1966年12月28日，我国进行了首次氢弹原理试验，为确保能拿到这次试验的测试结果，于敏顶着戈壁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刺骨严寒，检查和校正测试项目屏蔽体的摆置。
核试验基地都是在条件恶劣的高原和大漠上，当时40岁的于敏身体虚弱到这样的程度：从宿舍到办公室只有百米的距离，有时要歇好几次，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移步。
由于过度操劳和心力交瘁，他曾多次休克在工作现场。
但在那样高难度、高辐射的条件下，于老先生仍以命相搏。
经过无数次的测量，中国的氢弹原理实验成功了
于老先生这一辈子为中国的科技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他这种为国家奉献一生的精神值得我学习，我要学习他那宽大的胸襟，坚持不懈的毅力，吃苦耐劳的品质，和勇于探索的精神，在学习中取得更大的进步。
邓稼先制造“两弹一星的故事
邓稼先(1924-1986)安徽怀宁人，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
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
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邓稼先又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
领导并亲自参与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
邓稼先和周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开创性的基础巨著，它总结了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起到指导作用，而且还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
邓稼先对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培养年轻的科研人员，他还写了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波理论等许多讲义，即使在担任院长重任以后，他还在工作之余着手编写“量子场论”和“群论”。
邓稼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
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他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
他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却鲜为人知，直到他死后，人们才知道了他的事迹。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祖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父亲是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曾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
1925年，母亲带他来到北京，与父亲生活在一起。
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
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
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七七”事变后，全家滞留北京，他秘密参加抗日聚会。
在父亲安排下，16岁的邓稼先随大姐去了大后方，在四川江津读完高中，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
抗战胜利时，他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
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
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
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
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
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 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
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
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
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
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
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
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
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
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
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中国研制原子弹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经常饥肠响如鼓。
邓稼先从岳父那里能多少得到一点粮票的支援，却都用来买饼干之类，在工作紧张时与同事们分享。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日夜加班。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
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10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
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
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
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
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
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
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
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
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
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危险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
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
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
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
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
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
”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
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
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
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
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
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中国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和那样差的基础上研制成“两弹一星”（核弹、氢弹和卫星），西方人总感到不可思议。
杨振宁来华探亲返程之前，故意问还不暴露工作性质的邓稼先说：“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
这是真的吗
”邓稼先请示了周恩来后，写信告诉他：“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
”杨振宁看后激动得流出了泪水。
正是由于中国有了这样一批勇于奉献的知识分子，才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
翌年，他随母到北京，在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的父亲身边长大。
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
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
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秘密参加抗日聚会。
在父亲安排下，他随大姐去了大后方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
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
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
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
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
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
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
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
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
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
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
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
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
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
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
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
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
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
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
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
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
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
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危险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
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
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
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
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
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
”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
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
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
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
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
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关于名人邓稼先的作文200字。
邓稼先是我国研制和发展核武器的重要技术领导人为我国成功研制原子弹、氢弹和新型核武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华人民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屈辱史，但是邓稼先改变了这种局面。
邓稼先是安徽省怀宁县人。
在物理学上获得了博士学位后回国到中国科学院工作。
邓稼先从1958年开始隐姓埋名为我国的科技发展做贡献，他始终站在中国原子武器设计制造和研究的第一线。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1967年6月17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这才是中华人民值得兴奋的时刻。
邓稼先是一个默默奉献的人，他从不骄傲，从不公布自己的伟大事迹，直至他死后1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才给他追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可以说他与世界上一切和他从事一样工作的人都不一样，到他临死前还和于敏联合署名写了一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
邓稼先是祖国的自豪，他才是真正的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邓稼先的事迹
于敏和邓稼先在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里程中，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在邓稼先逝世后的近20年里，于敏仍然引领着中国的核武器事业。
直到今天，他的意见和建议对这一领域的决策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
他是中国突破氢弹原理的关键人物，为此，有人把他称为中国的“氢弹之父”。
靠古诗词安眠 于敏，高度近视的眼睛，稍稍有点驼的背，头上稀稀疏疏的华发，未曾开口先有笑意的脸，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慈祥、谦和。
1988年，于敏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的岗位上正式退了下来，如今，只是挂着个顾问的头衔。
他告诉我，他一天的生活是这样的：早上７点钟起床后，洗漱完毕，先打一打太极拳，做一做健身操，然后吃饭。
饭毕，看一些科技资料、电视新闻，然后上网看看评论和消息。
午饭后，还要睡一会儿，大约迷迷糊糊到２点左右。
然后，起来看看报纸和专业的书籍。
剩下的时间大多数消耗在读史上了。
于敏虽然是一位大物理学家，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最大的爱好，竟然是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
如今，工作少了，他一天至少要拿出３个小时的时间来读他喜欢的书，包括《资治通鉴》、《史记》、《汉书》、《三国志》、《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等。
于敏说，年轻时最爱读三国，现在最爱读的是红楼梦。
人老了，关心年轻人的命运符合老年人的性格特点。
于老晚上21点躺下开始睡觉。
到凌晨要醒二三个小时，每到这个时候，许多问题就出来了。
他形容说，脑子里就像有脉冲，一冲一冲的，控制不了。
于是他就开始背古诗古词，就像有人通过反复地数数来安眠一样。
在谈到于敏对古诗词的爱好时，一位跟随于敏多年的同事曾先才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
80年代，完成了突破新型初级小型化原理的任务后，中子弹的研制也进入加速期。
一次次的试验，许多如于敏一样的科学家，不但工作超负荷，而且还经受着常人难以想像的压力，有时候，还会因为一些无法避免的试验误差遭到难以预料的打击。
有一次，在研制基地做了三次核武器试验仍未观察到预期现象。
当时就有人大做文章，下令邓稼先、于敏等人参加“学习班”，并在“学习班”会上点名批评于敏。
于是，在某次中子弹试验前的一次汇报会上，于敏、陈能宽感慨系之，两人一人一句地背起了诸葛亮的《后出师表》：“……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最后，于敏背到“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
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
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
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
凡事如是，难可逆见。
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当于敏一口气把《后出师表》背诵到底时，在座者无不以泪洗面。
也许，正是这厚重的古人诗句，正是这高扬着民族精神的古文化，熏陶、浸润着于敏，使他的生命价值如此紧密地和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
从1976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是保密的。
1988年，他的名字解禁后，他第一次走出了国门。
但是，对这一次出国，于敏至今说起来甚感尴尬，但也颇有自己的一番心得。
由于工作的关系，于敏此次出国是以某大学教授的身份去美国访问的。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尽管去了许多地方，但他始终像个“哑巴”：要问也不方便问，要说也不方便说，很不好受。
他说；“我这一生在和别人的交流方面有无法弥补的欠缺。
博学，就必须交谈，交谈就不能是单方面的，不能是‘半导体’，必须双向交流。
但从我所从事的工作来讲，和外面接触总有一个阀门，因此交谈起来吞吞吐吐，很别扭。
不能见多识广，哪能博学
不能交流又哪来考察的收获。
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决定不再出国了，把机会多让给年轻人一些。
这样对这些年轻人，对我们的事业都是有好处的。
” 于敏家的客厅里悬挂着谙葛亮《诫子书》中的一句“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 远”。
于敏最欣赏的诗句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他评价诸葛亮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为了理想奋斗终生，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道德楷模，最可贵的是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记者称他为诸葛亮式的人物，于敏说：“我比诸葛亮差远了，他是中华民族 的英雄，我只是萤火之光，怎能与皓月争辉。
” 于敏简历:出生年月：1926年 籍贯：中国河北宁河（今天津）人 职务：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部副主任, 理论 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副院长、院科学 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于敏河北宁河（今天津）人，1926年生，男，中共党员，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9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并兼任助教。
1951年起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从事核理论研究工作，做出了优异成绩。
1960年底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
1965年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 院，历任理论部副主任，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副院长、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94年1月起任院高级科学顾问等职。
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热核武器物理中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起了关键作用。
后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 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70年代起， 在倡导、推动若干高科技项目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 学奖一等奖，1985年、1987年和1989年三度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1992年获光华奖特等奖，1985年荣获五一劳动奖章，1987年获全国劳 动模范称号。
1999年9月18日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