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江之麋&永某氏之鼠的读后感~~速求·~~
柳宗元三戒包括：《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指这三篇寓言，合称为《三戒》。
这一组三篇寓言，是作者贬谪永州时所写。
题名“三戒”，可能是取《论语》“君子有三戒”之意。
文前的小序，已经点明了文章的主旨所在。
作者借麋、驴、鼠三种动物的可悲结局，对社会上那些倚仗人势、色厉内荏、擅威作福的人进行辛辣的讽刺，在当时很有现实的针对性和普遍意义。
三篇寓言主题统一而又各自独立，形象生动而又寓意深刻，篇幅短小，语言简练而又刻划细致、传神，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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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773～819)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
字子厚。
河东(今山西永济)人。
世称柳河东。
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与韩愈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生平 柳宗元一生经历大致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青少年时期。
柳宗元父辈已定居长安(今陕西西安),有田宅，多藏书。
父柳镇,官至侍御史,守正疾恶。
柳宗元自幼受母卢氏教育,4岁能读古赋14篇。
少年时曾随父去过安徽、湖北、江西、湖南等地。
13岁写《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早有奇名。
但他早年为文,主要是为考进士作准备,故以辞为工，以务采色，夸声音为能(《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又曾自称：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
（《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可见他是胸怀大志的。
第二阶段，在朝做官时期。
贞元九年 (793)中进士。
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
授集贤殿正字。
一度调为蓝田县尉。
不久，回朝任监察御史里行，与韩愈、刘禹锡为同官，并与刘禹锡一起参加了主张革新的王叔文政治集团。
贞元二十一年正月，顺宗即位，王叔文集团当政，柳宗元被擢为礼部员外郎，协同王叔文诸人，在半年内推行了一系列进步措施，由是为宦官、藩镇、保守官僚所反对。
同年八月，顺宗被迫让位于太子李纯，即宪宗，改元永贞。
九月，王叔文集团遭到迫害。
柳宗元初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
刘禹锡、韦执谊、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亦同时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八司马。
第三阶段,贬谪远州时期。
永贞元年冬,柳宗元到达永州贬所。
在永州九年,有机会深入了解人民疾苦,游览本州山水名胜,写下不少诗文名篇。
永州八记、、《段太尉逸事状》、《贞符》、《非国语》、、《天对》、《捕蛇者说》等均为此时所作。
元和十年 (815)春，奉召至京师。
三月，又外出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
六月至任所,官虽稍升,而地更僻远。
他在这里兴利除弊，修整州容，发展生产，兴办学校，释放奴婢，政绩卓著。
元和十四年十一月病殁。
当地居民哀悼他，在罗池地方建庙纪念。
现在柳州市柳侯公园内，还有柳宗元衣冠墓。
贬谪永、柳二州，虽然在政治上失意，却使他在文学上获得了巨大成就。
南方人士多有向他求学问业者，扩大了他在文坛上的影响。
文学主张 柳宗元的文学主张,与他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有密切关系。
他的哲学思想，继承了王充元气自然论的传统，并利用当时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予以丰富，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
他在、《天对》、《非国语》、等作品中,认为宇宙是无限性的,宇宙的本元是元气，不存在造物之神；物质世界的变化是由于阴阳二气的运动，人事祸福、社会治乱和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没有赏罚关系。
他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
在中，他认为郡县制之胜于封建诸侯制，是因为它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他肯定郡县制，主要是为了反对世袭特权，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封建国家的统一。
他又在中反对宦官干政；在《送宁国范明府诗序》、《送薛存义序》中提出官吏盖民之役而非以役民；在《兴州江运记》、《非国语·不藉》中主张重视农战。
这些进步思想，都具有现实意义。
但唐代是佛教哲学泛滥的时代，柳宗元自称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送巽上人序》），认为法之至莫尚乎般若，经之大莫极乎《涅□》。
世上士将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经论，则悖矣(《送琛上人南游序》)。
在政治上失意时，他更进一步向佛教寻找精神上的解脱。
文集中有关佛教的碑、铭、记、序、诗歌等作品，占有一定的比重，对唐代盛行的禅宗、天台宗、律宗等学说都有所涉及，对佛家的唯心主义立场表示同意。
虽然他也认为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若是，虽吾亦不乐也（《送僧浩初序》），但反对像韩愈那样辟排佛教，以为那是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蕴玉也(同前)。
他说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同前）。
所反对的仅仅是去孝以为达，遗情以贵虚(《送元□师序》)一类的僧徒，他从儒以礼立仁义的观点看待佛教的律，说儒以礼行，觉以律兴（《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
这就削弱了他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因素。
柳宗元的哲学、政治思想也影响到他的文学主张。
散文理论方面，第一，他与韩愈同时倡导古文，同样重视文的内容，强调道与文的主次关系，主张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但对于道的内容，却不同于韩愈的只谈仁义。
他认为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以生人（民）为己任，以伯（霸）济天下，凡君子为道，舍是宜无以为大者也(《与杨诲之第二书》)，认为道应该使国家强盛、对人民生活有利，应该切实可行，注重实际。
由此出发，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主张文须有益于世（《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杨评事文集后序》），强调了作品对现实所起的作用。
第二，他也很重视艺术形式的作用。
一方面，他反对内容不合于道而片面追求形式华美的作品,说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遒密以为能，不亦外乎（《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夫为一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以炳然诱后生,而终之以辟,是犹用文锦覆陷井也（《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另一方面，他对忽视艺术形式的偏向也有所批判，说言而不文则泥（《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杨评事文集后序》)。
好的内容必须辅以好的形式,具有艺术感染力,才是完美的作品。
第三,他认为写作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不能出以轻心、怠心、昏气、矜气,以避免文章的剽、驰、杂、骄等弊病（《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他强调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指出了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第四，他推崇先秦两汉之文，提出要向儒家经典、、、、等学习借鉴,博观约取,以为我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同时又不能堕于荣古虐今（《与友人论为文书》）。
在诗歌理论方面，他继承了刘勰标举比兴和陈子昂提倡兴寄的诗论传统，并和同时代白居易中关于讽谕诗的主张相一致。
他说: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杨评事文集后序》）,仆尝病兴寄之作□郁于世，辞有枝叶，荡而成风，益用慨然（《答贡士沈起书》）。
同时，他又接受了司马迁的说法：《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认为君子遭世之理，则呻呼踊跃以求知于世,而遁隐之志息焉。
于是感激愤悱,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以形于文字,伸于歌咏，是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为之也(《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
这和韩愈不平则鸣之说相近。
但他所说感激愤悱，是志在用世而不得行其道者之所为，这种有关创作动力的论点，较之韩愈所谓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诗序》）、自鸣其不幸(《送孟东野序》)等侧重个人穷困、不谈用世行道的论点，意义的广狭有所不同。
柳宗元的诗文理论，代表着当时文学运动的进步倾向。
文学创作 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作品,包括诗文两部分。
文的成就大于诗。
柳宗元的成就是多方面的。
其中近百篇为骈文，不脱唐骈文的习气，但也有像《唐故特进赠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大都督南府君睢阳庙碑》那样的佳篇。
古文部分,大致可分为论说、寓言、传记、山水游记、骚赋五类，很多是具有丰富的现实内容和精湛的艺术技巧的作品，特别是在贬谪南方深入接触社会以后所作。
论说包括哲学、政论等文章，以及议论为主的杂文。
其特点是笔锋犀利,论证精确。
为哲学论文的代表作。
、等为长篇和中篇政论的代表作。
、《桐叶封弟辨》、《伊尹五就桀赞》等为短篇政论的代表作。
特别是《封建论》，洋洋大篇,林纾称它为古今至文,直与《过秦》抗席（《韩柳文研究法》）。
寓言继承《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列子》、《战国策》的传统，并有新的发展。
他的寓言多用来讽刺、抨击当时社会的丑恶现实,推陈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种动物拟人化的艺术形象以寄寓哲理或表达政治见解。
代表作《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合组成的《三戒》，通过麋、驴、鼠三种物态的描绘，反映现实，形象生动，语言犀利，篇幅虽短，而波澜起伏。
《□□传》、《罴说》等篇嘲弄贪婪无厌、虚声惑众的人，同样嬉笑怒骂，因物肖形，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
传记文继承《史记》、《汉书》的传统而有所创新。
一种是写英勇正直的上层人物的，如《段太尉逸事状》，刻画了段秀实勇于与强暴者斗争和真切关心人民疾苦的动人形象,又描写了骄兵悍卒的无赖形态和虐民罪行,文章写得生气勃勃,向来与韩愈《张中丞传后序》并称。
又一种是写下层被压迫人物的，如《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宋清传》、《捕蛇者说》等,以进步的政治立场和深厚的同情心,反映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才能、遭遇、高尚品格、抗暴精神，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有夸张有虚构，似寓言又似小说。
桐城派古文家以为《宋清传》等未免小说气（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恰恰道出了柳宗元传记文的特点。
柳宗元在《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中说：俳又非圣人之所弃，正说明他对小说有比较正确的认识。
这类作品，便是他这一主张的实践。
山水游记,是柳宗元文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这些游记，均写于贬谪永州以后,而永州之作更胜于柳州之作。
著名的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潭记》、《钴□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即其典范。
这些作品，画廊式地展现了湘桂之交一幅幅山水胜景，继承了郦道元《水经注》的传统而有所发展。
《水经注》是地理书，对景物多客观描写，少主观感情的流露。
柳宗元的游记则把自己的身世遭遇、思想感情融合于自然风景的描绘中。
由于对客观景物观察深刻，又经过惨淡经营，因而能够准确地反映对象，并且在艺术思维过程中，投入作者本人的身影，借被遗弃于荒远地区的美好风物，寄喻自己的不幸遭遇，倾注怨愤抑郁的心情。
除了这种借景抒愤的特色外,游记中还有一种幽静心境的描写,表现他在极度苦闷中转而追求精神寄托，如所谓清冷之状与目谋，□□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钴□潭西小丘记》），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始得西山宴游记》）,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至小丘西小石潭记》）等，都体现了这种境界。
至于直接刻画山水景色,文笔或峭拔峻洁,或清邃奇丽，有的是纷红骇绿(《袁家渴记》)，有的是萦青缭白（《始得西山宴游记》）。
写丘石之状,或如牛马之饮于溪，或如熊罴之登于山（《钴□潭西小丘记》）；绘溪水之形，或则舟行若穷，忽又无际(《袁家渴记》)，或则鱼皆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至小丘西小石潭记》），都能用精巧的语言艺术地再现自然之美。
后人写游记者，往往奉为楷模。
骚赋也是柳文中具有特色的部分。
屈原的骚体，在东汉以后，徒具形式，精神全失。
柳宗元在政治斗争中失败，长期贬谪,悲愤激情,有与屈原相通之处。
《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吊屈原文》、《骂尸虫文》、《宥蝮蛇文》、《憎王孙文》等篇，都是用《离骚》、《九章》的体式，或直接抒情，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确如严羽所说: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退之、李观皆所不及。
（《沧浪诗话·诗评》）《天对》和《晋问》两巨篇，形式仿照《天问》、《七发》，为另一种类型。
前一篇不少地方用唯物观点回答了《天问》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到宇宙和人事各方面。
后一篇用问答的形式，夸张晋地山河的险固，兵甲的坚利，物产的丰盛，归结到唐尧政治清明的主旨。
两篇造语奇特，但也有奥僻难解之处。
诗歌的数量较少，只存 140多首，都是贬谪以后所作。
前人评论柳诗,大多以为是继承陶渊明传统,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
这主要是指其五古《首春逢耕者》、《溪居》、《饮酒》、《读书》、《感遇》、《咏史》、《咏三良》、《咏荆轲》等篇，思想内容与陶诗相近，语言也较为朴素，如杨万里所说；五言古诗句雅淡而味深长者，陶渊明、柳子厚也。
（《诚斋诗话》）但他还有另外一些五古如《初秋夜坐赠吴武陵》、《晨诣超师院读禅经》、《界围岩水帘》、《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登蒲州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南涧中题》、《与崔策登西山》等,却是学谢灵运的,造语精妙,间杂玄理,连制题也学谢灵运,因此元好问又以为柳子厚晋之谢灵运(《论诗三十首》之四自注)。
但谢、柳二人生活遭遇不同,思想个性不同,柳诗于清丽之中蕴藏幽怨,同中也就有异。
除了继承陶、谢二家传统之外，柳诗还有以慷慨悲健风格擅场的，五古如《哭吕衡州》、《哭连州凌员外司马》伤悼永贞政变时的同道者、同贬者，《韦道安》歌颂侠义行为;七古如《行路难》、《古东门行》、《笼鹰词》、《寄韦珩》，或咏叹志士仁人，或揭露豪强罪恶，或声讨藩镇叛乱，或描写艰险生活，现实性都较强。
《唐铙歌鼓吹曲》12篇，热烈歌颂唐王朝初期反对突厥、吐谷浑贵族军事集团侵扰的业绩，体现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主义思想，形象瑰伟，语句奇警，气壮山河，声裂金石。
律诗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是唐人七律中的名篇，《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岭南江行》、《柳州峒氓》、《别舍弟宗一》诸篇，通过对南方奇异风物习俗的描绘,抒写贬谪生活中的哀怨之情,在唐律中独具一境界。
绝句如《江雪》、《长沙驿前南楼感旧》、《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离觞不醉至驿却寄相送诸公》、《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等篇，写景抒情，或幽峭奇辟，或韵致悠扬，在唐人绝句中不可多得。
可见柳诗丰富多采，不拘一格。
有关柳宗元及其作品的评价，旧时大多数人由于对王叔文集团缺乏正确认识，往往肯定其作品而贬抑其人。
韩愈赞扬他的作品为玉佩琼琚，大放厥词（《祭柳子厚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迁），崔（瑗）、蔡(邕)不足多也（刘禹锡《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纪》引），认为他遭受贬谪以后能够自持其身，但对他参加王叔文集团则认为是不自贵重顾藉（《柳子厚墓志铭》）。
后来评论家从刘□、宋祁、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一直到清代的张伯行、林纾都持这种论调。
首先为柳宗元昭雪的是范仲淹，不仅称其述作礼意精密，涉道非浅，亦称其人为非常之士；认为王叔文诸人谋国意忠，《唐书》芜驳，因其成败而书之，无所裁正（《述梦诗序》）。
后来严有翼、李贽、王夫之、王鸣盛一直到近人章士钊也都为之辨证。
对于柳文，评论家在肯定其成就的前提下，往往以韩、柳对比，有的认为柳不如韩，有的认为韩不如柳。
如宋祁谓柳州为文，或取前人陈语用之，不及韩吏部卓然不丐于古，而一出于己（《笔记》）。
方苞在《书柳文后》、《答程夔州书》、《古文约选序例》等文中，极端扬韩抑柳。
晏殊、严羽，焦循、刘熙载、陈衍则扬柳抑韩。
焦循誉柳为唐、宋以来，一人而已（阮元《通儒扬州焦循传》）。
陈衍认为柳之不易及者有数端:出笔遣词,无丝毫俗气，一也；结构成自己面目，二也；天资高，识见颇不犹人，三也；根据具，言人所不敢言，四也；记诵优，用字不从抄撮涂抹来，五也。
此五者颇为昌黎所短（《石遗室论文》）。
章士钊《柳文指要》则极端扬柳抑韩。
但诸家论柳文，除章士钊外，不论是扬是抑，偏重论文章形式的居多。
偶有涉及文中思想的，如刘禹锡、王伯思肯定无神论，苏轼、何焯等则相反。
对于柳诗，评论家也有不同看法。
苏轼称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东坡题跋·评韩柳诗》），发纤□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书黄子思诗集后》），是就柳诗近于陶、韦风格的一部分而予以肯定的。
有的则过分推崇为妙绝古今（《王直方诗话》），清词丽句，不可悉数，名与日月争光（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诗之圣也（袁宏道《与李龙湖》）。
而持扬柳抑韩论的，又谓其古律诗精妙，韩不及也。
当举世为元和体，韩犹未免谐俗，而子厚独能为一家之言，岂非豪杰之士（刘克庄《后村诗话》）。
相反，持扬韩抑柳论的,则或谓其边幅太狭,不及韩之瑰伟（许印芳《诗法萃编》），或谓其近体卑凡，尤不足道（王世贞《艺苑卮言》）。
本集和版本 柳宗元的集子,为刘禹锡所编,题《河东先生集》，宋初穆修始为刊行。
《四库全书》所收宋韩醇《诂训柳先生文集》45卷、外集 2卷、新编外集 1卷，为现存柳集最早的本子。
宋童宗说音注、张敦颐音辨、潘纬音义的《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43卷、别集 2卷、外集2卷、附录1卷，有《四部丛刊》影元刊本，为现行影印本之最早者。
宋童宗说注《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集》45卷,宋建州刻本,现藏北京图书馆。
宋魏怀忠编注《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21卷、外集2卷、新编外集1卷、《龙城录》2卷、附录8卷，有《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影印文渊阁本。
宋廖莹中编注《河东先生集》45卷、外集 2卷、补遗、附录等，为宋人注本中最后的一种，有□隐庐影印宋刻世□堂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据以排印，上海人民出版社有重印本。
明蒋之翘辑注《柳河东集》45卷、外集 5卷、遗文、附录等，虽采辑旧注，中多蒋氏自注的部分；有明三径藏书刻本、《四部备要》排印本。
柳宗元生平事迹，参见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新、旧《唐书》本传、文安礼《柳先生年谱》（载五百家注柳集卷首，别有《粤雅堂丛书》本）。
今人著作，施子瑜《柳宗元年谱》（载《武汉大学学报》1957年第一期，有湖北人民出版社本），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柳宗元年谱初稿》（载《山西师院》1974年第3期）,可供参考。
关于柳宗元的研究论著，章士钊《柳文指要》，取材详博，为论柳著作的巨帙，但其中多扬柳抑韩之论。
柳宗元是谁?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他的散文风格自然流畅，幽深明净。
他一生创作丰富，议论文、传记、寓言、游记都有佳作。
议论文笔锋犀利、逻辑严密，以《封建论》最有代表性；寓言多用来讽刺时弊，想象丰富、寓意深刻、言语尖锐，《三戒》是他著名的讽刺小品；传记散文多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略带夸张虚构，《捕蛇者说》、《童区寄传》、《段太尉逸事状》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作。
柳文中的山水游记最为脍炙人口，它们在柳宗元手里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柳宗元也因而被称为“游记之祖”。
柳宗元山水游记的著名代表作是“永州八记”。
这“八记”并非单纯的景物描摹，而是往往在景物中托意遥远，抒写胸中种种不平，使得山水也带有了人的性格。
柳宗元散文语言简炼生动，他常运用虚实结合、夹叙夹议方法谋篇布局，使得文章意趣横生。
此外，柳文多用短句，节奏明快而富于变化，这是他汲取骈文之长所致。
怎样认识柳宗元人品和文品统一的文学思想
有唐一代，贬谪永州的文士很多，但有作品传世的实为不多，在永州期间有作品的更是少之又少。
柳宗元贬居永州的时间最长，与永州及永州人民的关系也最深厚，永州的人民、永州的山水给他的回报也最丰厚。
据刘禹锡编定的《柳河东集》共有内卷四十五卷，外卷2卷，计600余篇（首），其种类有雅诗歌曲、古赋、议辩、论、墓碑、铭表、对传、行状、问答、书序赠序、山水游记、启表奏状等等。
他无体不能，又无体不精。
他在永州期间共写有作品324篇（首）（何书置《柳宗元在永州·柳宗元在永州年谱》），占其作品总量的近五分之三，（翟满桂《一代宗师柳宗元》）而真正奠定其文宗地位的也是他在永州的作品。
在永州作品的主要体裁是政论说理、答对酬赠、山水游记、传记寓言、辞赋诗歌等，尤其是山水游记作品奠定了他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一代文宗、名垂千古的文学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他被贬永州且长期在永州山水的浸染的结晶。
归纳柳宗元在永州的创作，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和艺术价值。
一 非罪遭贬的激愤和悲哀。
“废逐人所弃，遂为鬼神欺。
才难不其然，卒与大患期。
…我歌诚自恸，非独为君悲。
”(《哭连州凌员外司马》) “衡岳新摧天柱峰，士林憔悴泣相逢。
只令文字传青简，不使功名上景钟。
三亩空留悬罄室，九原犹寄若堂封。
遥想荆州人物论，几回中夜惜元龙。
”(《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故连州员外司马凌君权厝志》“哀君有道而不明白于天下，离愍逢尤夭其生，且又同过，……好谋谟，……匡危疑，兴大福。
……佐经邦，财用足。
……仍祸凶，……何以葬，南岭曲，魂有灵，故乡复。
”所哭所悲的是何等人才，又是何等遭遇
自己不也是这样吗
他参与永贞革新只是为了“共立仁义，裨教化。
”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
”没想到“很忤贵近，狂疏谬戾，蹈不测之辜”而引发“群言沸腾，鬼神交怒。
”加上自己地位“素卑贱，暴起领事，人所不信”，以致“大罪之外，诋诃万端，旁午构扇，尽为敌雠。
”（《寄许京兆孟容书》）因而被一贬再贬。
被贬永州，长时间得不到外界消息，自己似乎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人，人生经历中的落差使他极难适应，虽“闷即出游”，但“游复多恐”，因常担心有毒蛇沙虫，正如在朝中稍不小心就踩着了保守派的尾巴而被咬一口一样，使他无法放松心情，找到释放的机会。
虽有时能遇上“幽树好石，暂得一笑”，但“已复不乐”，原因是常有“如囚拘圜土”之感。
（《与李翰林建书》） 遭受挫折后的坚强和执着。
被贬，对于一个在官场正如日中天的官员来说，是人生的极大挫折，也是对他人生的一次极大考验。
有的人在挫折中一蹶不振，也有的则把它当作了一块人生的磨刀石，愈挫愈勇，最后取得人生的辉煌，这往往需要他能坚守自己的人生信仰，执着于自己的人生追求。
柳宗元被贬永州后，尽管他有千种万种的委屈、愤激、不满和悲悯，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下去，更没有放纵自己，而是在受挫后仍然坚守正义，不改初衷。
这种思想是与他所推崇的屈原是一脉相承的。
屈原在“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情况下被流放，有人劝他放弃自己的追求，同流合污，以明哲保身，但他没有这样，而是不愿“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宁愿投江葬身鱼腹也不放弃自己追求的人生理想，（司马迁〈屈原列传〉）明知“将愁苦而终穷”“重昏而终身”，也不愿意“变心以从俗”“董道而不豫”，他认为心是正直的，是光明磊落的，即使到了荒僻偏远之地也是无所谓的。
（屈原〈涉江〉）柳宗元在赴贬途中就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在经过屈原投江自尽的汩罗江畔所写下的《吊屈原文》就已充分地透露他的心声：对屈原的“不从世俗，惟道是就”的精神极为感佩，对他所遭受的迫害极为同情，他也深刻理解屈原的不忍“立而视其（国家）覆坠”的爱国深情，他知道屈原“穷与达固不渝兮，唯服道以守义”的高尚品质，他已被他的持守节操感动得“涕之盈眶”了。
经过这么一番审视之后，他的心灵也得到了又一次的洗礼，屈原就成为了他心目中的榜样了。
他在永州的十年中，看到的、经历的并不比屈原时代好多少，所遭受的打击也不比屈原的轻。
尽管如此，他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始终相信自己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不仅在有关文章中为他们的政治改革作辩护，而且在很多的诗文中抒发自己的人格理想。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江雪》）一个在恶劣环境中特立独行的高洁之士形象就矗立在我们的心中了；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他“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尽管“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
缧囚终老无余事”，也仍然“愿卜湘西冉溪地。
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
”（《冉溪》）他在等待着，期盼着，希望有一天还能被起复重用。
当又一年过去了，宽赦无望，起复重用更是不可能时，他仍然是坚守节义，有时甚至用调侃的方式来排遣心中的郁闷，“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
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
晓耕翻露草，夜傍向溪石。
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
”（《溪居》）一个“幸”调侃味全出，他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闲时与农人为邻，每天与农人一样，早晨下地，露水湿脚，黄昏时就在溪水旁的石头上与农人话家常，似已完全融入了农人的队伍，享受着农人的真淳与朴实。
在他看来，虽然现在被贬远地，形如“系囚”，但他认为一个人遭遇困苦并不可怕，怕的是一蹶不振，就此放弃，所以他“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
”（《答周君巢饵久寿书》）他还认为真正的高洁之士，“所忧在道，不在乎祸。
”（《忧箴》）“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的办法就是著书立言，又相信“身虽陷败，而其论著往往不为世屈。
”（《上襄阳李朔仆射献唐雅诗》）他尽管只是一个“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并不因为人微言轻，而放弃自己的信仰，没官没职了，思考的机会反而更多了，学习民众了解民众的机会也更多了，他的思想倒还更加成熟了，形诸笔端，就形成了一篇篇不朽的文章。
不仅有大力宣扬自己政治理念、治国方略的政论文章，更有为小民百姓鼓与呼、充满爱憎的篇章。
《段太尉逸事状》向史官进言，为下层军官段秀实涂上浓浓的一笔，对他的大智大勇进行了充分的褒扬；《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对阳城在道州的“瞻仰德宇，高愈嵩岱。
当职施政，示人准程”为官为民的德行，以及“良士勇善，伪夫去饰。
堕者益勤，诞者益恭”勤政效果倍加推崇，并“立石书德，用扬懿德”。
《送薛存义序》更是高度赞美了“早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不虚取其值”的薛存义，鞭挞了“受其直，怠其事，又盗其货器”样的官吏。
充分表达了一个正直的封建政治家积极的用世态度描写美丽山川，在娱情山水中排遣忧愤。
作为满怀匡世、济民、报国之志的柳宗元，被一贬再贬到“南蛮”之地，又是一个毫无实权的司马员外郎，他倍感孤独，他没有人们常说的“无官一身轻”的感觉，有的只是无法排遣出去的不能实现“利安元元”，“兴尧舜孔子之道”的遗憾，无以发泄的“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愤慨，但他没有消沉，思考哲学、社会、历史、人生，他努力读书著述，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和对社会的看法，这无形中减轻了他部分的痛苦。
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仅有了本地的朋友，而且，不断有从京城被贬的官吏来到永州，他们来到永州后，就成为柳宗元的朋友，柳与他们常在一起饮酒作诗，抒写自己的怀抱。
他们有时还到郊外去消闷解忧，上高山，入深林，探寻幽深的溪谷流泉和怪异的山石，一遇上奇景异境，他们就会暂时忘记了一切，饮酒至醉不知归。
元和四年他在法华寺西亭上发现河对岸的西山，就“始指异之”，不顾无路的艰难，忍不住“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登上山巅，纵目四望，辽阔的大地尽收眼底，使之真正地感受到了大自然的伟观，心胸也不觉大大开阔起来，认为以前的游览算不了什么。
（《始得西山宴游记》）从这天开始，他就和朋友们围绕西山，沿着愚溪和潇水河尽情游观，开始了真正“自放山水间”之游。
在元和四年这一年里就游了西山、钴鉧潭、小丘和小石潭，它们相距都不是很远。
搬家至愚溪后，他们游览的足迹更远了，不仅到了相近的袁家渴、石渠、石涧和小石城山，而且到了远离城区70余里的黄溪。
每到一处都有文记之，根据所游之景而写出了《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游黄溪记》等游记散文，其中前八篇被后人合称为“永州八记”，这些文章就像一本绝妙的永州山水连环画，临山摹水，惟妙惟肖。
当然，我们不能不说到他的《游黄溪记》，此篇“为柳州集中第一得意之笔，虽合荆、关、董、巨四大家，不能描而肖也。
”（林纾《韩柳文研究法》）该文先用两层铺垫、衬托，将黄溪的总体美推到读者面前，次之交代其位置，描绘山石、树木、流水的姿容神态，介绍黄神之来历，从容不迫，引人入胜。
柳宗元在永州所写的山水游记，没有亭台楼阁、风花雪月的闲情逸致，有的只是排遣心中郁闷，聊浇心中块垒的无奈，每篇游记都或隐或显地寄托着他的政治理想、被贬后的遗弃感和孤独感（《柳宗元在永州》）。
本想借山水来解闷摆脱烦恼，但每次出游归来都快乐不起来，正如他自己所说“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已复不乐”，“闷即出游”，（《与李翰林建书》）归来还闷，正道出了他心中常人难解的结。
不过就因为这些，柳宗元已经被后人称为“游记之祖”了，可见其在山水游记创作上的崇高地位。
二 发自肺腑，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物有不平则鸣之，柳宗元才华横溢，青年得志，在官场可谓一帆风顺，被擢为礼部员外郎时年仅33岁，年青的他参与了王叔文主持的永贞革新，还是其中的要员，是革新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但是革新刚开了头就被保守派扼杀了，参与革新的人员一个个或被赐死或被远贬外地当司马。
正想为国为民做点事的他竟落到如此下场，心中何得平静
被贬之后的作品都烙上了他被贬后心境苦闷、愤激和沉重反抗的印记，正因如此，这种不平不满发自于肺腑，才使他的作品有了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才使其作品有了一种不衰的艺术魅力。
他在为一个个先他而逝的革新派人物所写的悼词中就体现了他强烈的“不为世屈”的人格精神。
《哭连州凌员外司马》字字皆血，声泪俱下，诗先是历数凌准的学识才能（“六学成一贯，精义穷发挥”），次则浓墨重彩地赞美他的胆气（“抗声促遗诏，定命由陈辞”）和高风亮节，再说他如此英才，最终却落得个身贬母死、二弟继亡，自身又双目失明（“泣尽目无见”），含冤而贬死南荒的悲惨遭遇。
这哀悼的仅仅是凌员外吗
绝不仅止，“我歌诚自恸，非独为君悲”，所有参与革新的人士的结局都极为悲惨，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罢了。
在他所有的骚体变赋文当中，继承了屈原的遗风，并发扬了屈原的精神。
他与屈原有着同样的革新失败而南贬遭遇，同样地清高傲慢，倔强守节，柳宗元发现屈原的骚赋文章表达人生失意不得志的怨愤是极为有效的方式，因而“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骚赋文就成了他重要的抒怀载体。
《吊屈原文》中“委故都以从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视其覆坠兮，又非先生之所志。
穷与达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义”，一个屈原的知己，以屈原为榜样，要正道直行，不同流合污的光辉形象就矗立在读者面前了。
托物言志。
柳宗元作为一个被朝廷撂在“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与李翰林建书》）的永州，没有实权，又一直希望被朝廷或量移或起复任用的谪吏，著书说话都格外小心，不敢造次，在写给故旧大臣们的信中，常叮嘱他们“勿示人”，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而连累亲朋好友，就只好用能托意于物的手段来曲折表达心曲了。
而寓言就成为了他这类作品的突出代表。
这些寓言虽然篇幅短小，但内蕴深刻，极有利于表达作者的曲情委意，能收到绵里藏针的批判效果，是一种有效的斗争武器。
他在永州所写的寓言内容可分为讽喻时政的黑暗，鞭挞现实社会中各种腐败现象；痛斥奸佞专权，预示依势逞强者必然灭亡；针砭贪欲主义，揭露封建官僚的种种丑态；抒发政治抱负，表达东山再起的愿望等。
《憎王孙文》中的王孙们就是隐喻那些政敌们的，他们相互倾轧，不择手段打击政敌，作者忍不住三次发出“王孙兮甚可憎”的咒语，表达了作者的无比愤怒。
王孙们之所以敢如此放肆，原因是有“山之灵”的庇护和支持，这就充分表达了作者对最高统治者的不满。
《三戒》是其寓言中最精彩的作品，它由《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三则组成。
它们批评的是社会上的类似于麋、驴、鼠的某些人，没有自知之明，外强中干，往往自以为是，恃强而骄，不曾想最后都露了馅，逃不出被消灭的命运，曲折地表达了对那些凭着某种势力上台下狠力排斥打击改革派的政敌们的强烈抨击。
在《永某氏之鼠》一则中还寄希望于新房主能将这横行的旧鼠们消灭光，这里的新房主也许就是作者对新的最高统治者出现的期盼吧。
《罴说》讽喻的是通过描写自己没有什么本领靠借助外力以达到目的的人最终都没有好下场，来讽喻当时朝廷采取以藩制藩政策的愚蠢。
借景抒情。
借景抒情，触景生情，融情于景是柳宗元又一重要的艺术手法。
在其山水游记中如此，他的诗作更是如此。
《南涧中题》“秋气集南涧，独游亭午时。
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
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
羁禽向幽谷，寒藻舞沦漪。
去国魂已游，怀人泪空垂。
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
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
谁为后来者，当与此心期。
”一开头就将情的基调锁定在悲凉上了，在秋天的亭午时分，孤独的太阳静静地照在诗人身上，诗人独自游览郊外野地，造境清幽，使人顿生孤独之感；一“萧瑟”，一“参差”，使人凉意顿现；“羁鸟”、“寒萍”与诗人当时的身份和心境正合，他触目伤怀，一股悲伤之意不由从中兴起，产生了强烈的去国怀人之情，“去国魂已游，怀人泪空垂。
”但突然又感到“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而已。
《与崔策登西山》也写秋天登山，只是多了一人。
“西岭极远目，毫末皆可了。
”极目所见愈辽远，心中的孤独感愈强烈，所见愈细，伤感就愈重。
“谪居安所习，稍厌从纷扰。
非令亲爱疏，谁使心神悄”看似超脱，实则是更深的执着。
“偶兹遁山水，得以观鱼鸟。
吾子幸淹留，缓我愁肠绕。
”看似心底里的痛苦从登山中获得了暂时的解脱，但从中不难看出他心中压抑着的悲愤与不平。
《愚溪诗序》更是将物我融而为一，借溪说己的代表作。
此溪“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浅狭蛟龙不屑，不能兴云雨，无以利世”，但能“鉴万类，清滢秀澈，锵鸣金石”，（《愚溪诗序》），“远王都三千余里”，被世人抛弃在这荒郊野外， “我”同此溪一样，“虽不合于俗”，“我”们的改革遭到了失败，被贬到这远离京城的永州，且“久留而不去”（《愚溪对》），但“我”能“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愚”人住“愚”溪，“愚辞歌愚溪”，这是作者的愤激之词，也是作者的自慰之篇，充分表达了对受到这不公正待遇的处境的曲折反抗。
见溪伤己，借溪抒怀就自然而然了。
寓忧愤于闲适恬淡的艺术风格。
苏轼说柳宗元诗歌“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讲的就是柳宗元诗歌寓忧愤于闲适恬淡之中的艺术风格。
闲适恬淡风格以陶渊明、谢朓为宗，柳宗元也有一部分作品学陶谢，但又与陶谢不同，因为他的处境和心境与他们不一样，虽然他在寄情山水时，时有“慕隐”之意，如在摹写田园风物时，很有陶氏风味，但他写自然风物的目的并非只为娱情山水，因为他虽然被贬，但从未放弃，内心深处始终在希冀被起复召用，以便再展宏图，这种心思又不能直白地说出，当希望一个个地变成泡沫以后，藏在心中的那份执着就更为深沉而冷静了，发而为文，自然也更为平静了，读来自有一种平静的水面下是惊涛骇浪之感了，如《南涧中题》、《冉溪》等。
对于这种风格，他在《对贺者》中所说的“嘻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可以作为注脚。
其山水诗如此，山水游记亦如此。
“永州八记”是他等待无望之后放情山水的无奈之举的记录。
发现西山前，自觉“为戮人，居是州，恒惴栗”，心情一直处于高度紧张中，到元和四年，两次特赦无份，向故旧大臣求援无果之后，就已经极显无聊了，发现西山并游览之后，再以此为中心，游钴鉧潭、小丘和小石潭，再游袁家渴、石渠、石涧和小石城山，每到一处，极写景之美，又极写其景之被遗弃转自网络，希望对亲有帮助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