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李白与杜甫 读后感
李白和杜甫是我国古代最为著名的、影响最为深远的诗人，但自唐代以来，人们多喜将他们并论，更有学者对他们的进行比较，以致很多诗评家都卷入了对李杜孰优孰劣的争论。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虽然学界还存在着李杜优劣论，但人们更喜探讨李杜之间的交谊、李杜诗歌思想和艺术之异同。
一、李杜之交谊和相互影响 本世纪较早探讨李杜交谊的学者是闻一多。
他在《杜甫》一文中用饱含感情的笔墨，描述了李杜二人的交往和友谊。
如他在写到李杜第一次会面时说：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出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
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四十年代，陈叔渠在《唐代两大诗人的风义感及其他》中也论及李杜之交谊。
他认为，杜甫对于李白，一片怜才之忱，在他的诗中，时时可见；最奇怪的是，李白对于杜甫，却是很为冷淡，这可见老杜的怜才爱友，一热烈至诚，出于无情的了。
五十年代，林庚在《诗人李白》中较为细入地探讨了李杜之间的交谊。
他认为，李白是杜甫生平最倾心的诗人，而其因素又有政治和诗歌两方面。
李白与杜甫相会游从的半年中，李白影响杜甫的成分要多一些。
他们真无愧于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他们对于政治的警惕性， 对于现实的敏感，乃是时代真实的镜子。
他们的默契也就是现实主义传统的发扬。
从诗歌艺术上说，也是李白影响杜甫为多：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前，现存约十首的诗中几乎都是五律，可见杜甫早期的作品原是以五律为主的。
而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后，受到李白七古的影响，后来又从七古中获得全新的解放，因而又创造了他自己所独有的五古 。
六十年代，人们对李杜交谊更为关注，出现了好几篇论述李杜之交谊的文章，如郭沫若的《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耿元瑞的《有关李杜交游的几个问题》等。
郭文指出，李白和杜甫是像兄弟一样的好朋友。
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像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
七十年代，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李杜交往和友谊的看法。
他说：杜甫十分同情李白，毫无问题。
而李白虽然年长十一岁，他对于杜甫也有同样深厚的感情。
前人爱以现存诗歌的数量来衡量李杜感情的厚薄，说杜厚于李，而李薄于杜。
那真是皮相的见解。
对于相传李白所作的《戏赠杜甫》诗，作者认为，既非嘲诮戏赠，也不是后人伪作，那诗亲切动人，正表明着李白对于杜甫的深厚的关心。
八十年代以后，仍然有一些学者论及李杜之交往和友谊，如李宽的《杜甫与李白的友谊》、叶嘉莹的《谈李白、杜甫的友谊和天才的寂寞》、王辉斌的《李杜初识时地探索》等。
叶嘉莹通过对杜甫《赠李白》一诗的解说，证明李杜相轻之说的决不可信，看出李杜二人于外表的相异之下所蕴含的一份生命与心灵上的相通。
王辉斌文则对李杜天宝三载前后的行踪进行考察，认为他们初识的地点不在洛阳而在梁园。
二、对李杜优劣的再讨论 虽然本世纪大部分学者并不热衷于讨论李杜孰优孰劣的问题，但是在一定的时期仍有一些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持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的观点。
本世纪上半叶 这一时期，大多学者对历史上的李杜优劣论不以为然。
如胡小石在《李杜诗之比较》中就没有对李杜强分高下，而是从李杜二人的创作实际出发对其诗歌艺术之异同一一比较。
汪静之在《李杜研究》中也认为，历史上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者中能真了解李、杜者不多，李杜二派的辩论，因为偏倚的嗜好而盲赞瞎谤，都没有说着最重要处。
所以作者从七个方面分析了李杜的相异之处。
而另外一些学者虽然没有明确地持李杜优劣论，但隐隐约约显露出一点抑李扬杜的调子。
如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就说，李白虽然\\\\'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然而我们凡夫俗子钟不免自惭形秽，终觉他歌唱的不是我们的歌唱，他在云雾里嘲笑那瘦诗人杜甫，然而我们终觉得杜甫能了解我们，我们也能了解杜甫。
杜甫是我们的诗人，而李白终于是\\\\'天上谪仙人\\\\'而已。
再如李广田在《杜甫的创作态度》中借用宋人罗大经的话表明了自己抑李扬杜的观点 ，还认为：以诗之纯风格言，李或有胜杜处；以诗之思想内容言，杜实胜李百倍；因任何作品，都不能只凭其风格而伟大。
何况所谓风格优越云云，实在也还是一般的偏见，因为归根结蒂，风格仍为思想所决定，一个人如果根本不能接受李白的思想，也就无从欣赏他的风格了。
当然，这种扬杜抑李论是有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背景的，同时也和论者所持的文学理论观念分不开。
同样，傅庚生在《评李杜诗》中也从思想和情思的重要性方面肯定了杜甫，贬低了李白：若藉着如此的一种客观标准去衡量李、杜二人的诗歌，我们会发现杜甫有八九分的光景了，李白要逊似二三分。
本世纪下半叶 五六十年代，由于受新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学界在研究古典诗歌时，也就更多地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用和诗歌作品的现实性或人民性。
用这种观点来衡量李杜，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扬杜抑李论了。
然而，当时也有一些学者并未扬此抑彼，而是能够持平，见出李杜二人各自的成就。
如苏仲翔的《李杜诗选》就各选李杜诗歌二百余首（共五百余首），合为一编，以见其诗歌实质、风格之异同。
作者指出，李白和杜甫，是照耀着唐代乃至整个古典诗坛的两面万古常新的旗帜。
他们二人的作品无疑同样都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人民性，李白和杜甫，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来说，都是继往开来、沾溉百世的人物。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的出版，又较为集中地体现了文革时期自上而下的扬李抑杜的倾向。
据王学泰《二十世纪文化变迁中的杜甫研究》介绍，解放后不只一次地说过，他更爱读李白的诗，而且认为李白是千古诗人之冠；江青在审查影片《杜甫》是也曾强调说主席更喜欢李白的诗，言外之意就是不能再赞扬其他诗人了，尤其是不能赞扬曾与李白并称的杜甫。
所以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几乎处处扬李抑杜，完全改变了他在六十年代初所持的李白与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的看法。
八十年代以后，几乎没有人再在李杜比较时持扬此抑彼的观点了，人们大多对李杜诗歌创作之异同条分缕析。
三、李杜思想、诗歌艺术之比较 八十年代以前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有学者对李杜的思想和诗歌艺术进行了比较。
如胡小石的《李杜诗之比较》就对李杜诗歌艺术和成就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比较。
再如，汪静之在《李杜研究》中也就思想、性格、艺术、境遇、行为、嗜好、身体等方面对李杜进行了比较。
五十年代，苏仲翔在《李杜诗选·导言》中首先探讨了李杜思想方面的异同。
他认为，在对于祖国的爱慕、对于人民的热爱、对于侵略战争的憎恨等三方面，李杜是共同的；至于二人不尽相同而且在诗中比较突出的，则为李多人民自豪感与反抗精神，杜富人道主义与悲天悯人之怀。
接着从在诗歌史的地位上说，李杜都是继往开来、沾溉百世的人物。
李白是第一个吸取民族优良传统和外来形式，奄有陶谢庾鲍沈宋各家之长，把中国诗歌推向全面发展的\\\\'先驱\\\\'；杜甫则是随着时代进展又把诗歌创作提到现实主义空前未有的高度，因而赢得\\\\'诗史\\\\'、\\\\'诗圣\\\\'称号的集大成者。
八十年代以后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对李杜各方面进行比较的成果就越来越多了。
在这些成果中，首先值得一提的罗宗强的《李杜论略》。
该书从政治思想、生活理想、文学思想、创作方法、艺术风格、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对李杜二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比较，而且精见迭出。
在罗宗强著作同时或之后，学界还出现了一些李杜比较的专题论文，如金启华的《李杜诗论的比较》、袁行霈的《论李杜诗歌的风格和意象》、裴斐的《唐代转折时期的李、杜及其诗歌》、萧瑞锋的《李杜异同论》、苏为群的《李杜山水诗的特色及其异同》、吴光兴的《李杜独尊与八世纪诗歌的价值重估》等。
其中金启华文认为李杜诗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主张吸收风雅骚赋，建安以前各家之作，取精用宏，成就他们的伟大；不同之点主要在于对声律的看法，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成就他们各自不同的特色。
袁行霈文认为，在建立自己独特的意象群方面，李白和杜甫都是能手。
飘逸与沉郁这两种不同的风格，突出地表现在不同的意象群上。
李白所创造的富于个性特点的意象中最突出的就是飞翔的大鹏，还有奔腾咆哮的黄河、长江，高出天外的山峰、飞泻直下的瀑布，这些都具有超凡的气概，曲折地表现了李白冲决束缚、追求自由的热情，可以见出他飘逸不群的风格；而杜甫伤时忧国的情怀借着客观物象表现出来，形成带有浓厚忧郁色彩的意象，如瘦马、病桔等，在这些被损害与被遗弃的生物身上，杜甫表现了多种深沉而忧郁的情思。
作者指出，李杜风格的不同还体现在意象的组合上。
李白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疏朗，好象疏体的写意画，三两传神之笔可能胜过满纸的勾画；杜甫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紧密，往往把几个意象压缩在依据诗中，显得凝重、老成、深沉。
李杜意象疏密的不同还表现在诗的章法上：李白的诗章法疏宕，跳跃性强，诗的节律也比较急迫，有一股不断向前冲击的力量；杜诗意象之间的脉络相当分明，章法十分严密，节律回旋舒缓，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渗透力。
裴斐文则认为，李杜都有很大的政治抱负，其个性差异表现在各自选择的从政道路不同：杜甫是标准的正统派，立志作贤臣，采取的入仕方式亦与一般士子无异；李白则梦想当策士，献奇策立奇功，一举而致卿相。
但他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均以悲剧告终。
吴光兴认为，李杜生前不受重视，李杜齐名当以其文集行世为限，约在八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或八十年代，李杜独尊的构想最初很可能出于新古文派。
作者还认为，八、九世纪之交至北宋王安石之前，李杜被视为一种共同的审美理想――壮大奇丽；从王安石开始，李杜不同，李为豪放，杜为沉郁。
小结 总之，二十世纪的李白研究无论是生平、思想研究，还是艺术分析、作品整理，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当然在特定的时期内，李白研究也曾因受到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而走过弯路。
八十年代以后李白研究虽然突飞猛进，但是选题重复、徒有方法之新而无突破之实的现象日益严重。
九十年代，真正有份量、有突破、令人为之一振的论著和论文更是越来越少。
然而，由于有本世纪李白研究的所取得的成绩作基础，加上更为扎实的治学精神、更为先进的研究方法、更为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二十一世纪的李白研究必将会出现更为长足的进步。
读杜甫的诗后的读后感
他的诗沉郁顿挫，反映历史。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
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
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
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
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有《杜工部集》传世。
杜甫和李白齐名，世称“大李杜”。
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
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
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
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
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
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
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
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
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
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
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
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
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
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
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
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
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
有《杜工部集》。
杜甫的经历和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 所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开元19（时20岁）年始漫游吴越，5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第。
再漫游齐赵。
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
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
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
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
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
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
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
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房琯善慷慨陈词，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但不切实际，与叛军战，采用春秋阵法，结果大败，肃宗问罪。
杜甫始为左拾遗，上疏言房琯无罪，肃宗怒，欲问罪，幸得脱）。
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
四、西南飘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
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
后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摄成都，杜甫投往投，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
这时期，其作品有《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大量名作。
杜甫诗充分表达了他对人民的深刻同情，揭露了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尖锐对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这千古不朽的诗句，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所铭记。
“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
”这是杜甫对祖国无比热爱的充分展示，这一点使他的诗具有很高的人民性。
杜甫的这种爱国热枕，在《春望》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名篇中，也表现得非常充沛。
而在《三吏》、《三别》中，对广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爱国精神的歌颂，更把他那颗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展现在读者面前。
出自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统治阶级奢侈荒淫的面目和祸国殃民的罪行，必然怀有强烈的憎恨。
这一点在不朽的名篇《兵车行》、《丽人行》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一个伟大爱国者的忧国忧民之情，必然在其它方面也有所表现。
杜甫的一些咏物、写景的诗，甚至那些有关夫妻、兄弟、朋友的抒情诗中，也无不渗透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
总之，杜甫的诗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艺术记录。
杜甫以积极的入世精神，勇敢、忠实、深刻地反映了极为广泛的社会现实，无论在怎样一种险恶的形势下，他都没有失去信心，在我国悠久的文学史上，杜甫诗歌的认识作用、借鉴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都是难以企及的。
杜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是，诗人常将自己的主观感受隐藏在客观的描写中，让事物自身去打动读者。
例如《丽人行》中，诗人并没有直接去斥责杨氏兄妹的荒淫，然而从对他们服饰、饮食等方面的具体描述中，作者的爱憎态度已显露无遗。
杜诗语言平易朴素、通俗、写实，但却极见功力。
他还常用人物独白和俗语来突出人物性格的个性化。
杜诗在刻画人物时，特别善于抓住细节的描写，如《北征》中关于妻子儿女的一段文字就是非常突出的例子。
杜甫诗风多变，但总体来看，可以概括为沉郁顿挫。
这里的沉郁是指文章的深沉蕴蓄，顿挫则是指感情的抑扬曲折，语气、音节的跌宕摇曳。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的评价
郭沫若《李白甫》 却说那时好糊涂 爱好中典文学的人，谁不曾沐浴着李白与杜甫这二个闪耀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巨子的万丈光焰
。
但真正对他二人的认知与，却会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而有所改变。
这其中，又有郭沫若的一本发表于文革鼎盛时期的《李白与杜甫》一书的搅惑，使我们对李杜二人产生了很大的误解。
建国前三十年，尤其是在文革十年中，吾泱泱大国几乎所有文人知识分子都被极左的意识形态划分定性为“资产阶级臭老九”被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
只有郭沫若和矛盾二人却俨然以“红顶文人”的身份成为统治集团炙手可热的人物。
在那个荒蛮的年代，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高大全”叫嚣于中国大地。
在人们只能对毛主席语录顶礼膜拜的万马齐喑的局面下，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和章士创的《柳文指要》却能同在1971年嚣嚣刊世。
可见郭氏的显赫与至尊。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在青少年时期可以随便公开读到其书的作家，除了鲁迅、浩然，便是郭沫若。
平心而论，《李白与杜甫》的确算得上一本颇有文学色彩的让人读得津津有味的论著，其睿智的辩说和详实的考据，对一个文学爱好者确实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正值我们求知欲旺盛的年龄，虽然随着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几乎已将古今中外所有文学艺术给统统否定并推翻封禁，所幸我母亲却能从单位已封存的图书室里不断拿出各种五花八门的书回家，一天，她又将一本暗红色封面的册子悄悄塞给我——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几个字赫然出现在我眼前。
我那时正读高中一年级，早已闻说郭老的大名，并且对他的书法崇拜得五体投地。
《李白与杜甫》立即让我陷入如痴如迷之中。
对古典文学爱得发疯的我，比读选集还如饥似渴地读着这本《李白与杜甫》，从此对我所景仰的两个大诗人有了更生动更明晰的了解。
这本书中郭老巅覆性地对李白的褒扬和对杜甫的贬抑，加上自己对所崇拜的人的盲目信任，也不知不觉把这一观点深深烙在心中。
李白的豪侠仗义与浪漫不羁的天性本来就对年少气盛的人具有强大的吸附力，加上郭老对李白的反抗统治阶层、蔑视权贵、视功名如粪土等特色的刻画提炼，更让我陷入对李白的迷狂当中。
李白一句“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影响我终生，因为那时我住家大院的后门一开，便是汉江水自东向南一泻千里向长江奔去，一丝西北流的意识也没有。
同时，对杜甫这个隐约之中深得人们好评的“人民诗人”也产生了讨厌的印象。
那时竞也学着郭沫若的腔调在与同学咏吟唐诗宋词的时候对李白大加赞扬却对杜甫投之以不屑。
只记得郭沫若说杜甫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和大地主的立场上，“每饭不忘君”，写的诗都是为统治阶级利益着想，为代表大地主利益的士大夫文人着想，是个“趋炎附势”的家伙，根本不配“人民诗人”的称号。
杜甫那首著名的代表关怀人民疾苦的《茅屋如秋风所破歌》，郭老以饱满的无产阶级感情满腔仇恨地分析揭露出压根没有对被大地主欺压剥削的广大贫下中农投去一丁点的同情，而是在为士大夫地主阶级有钱人摇唇鼓舌、鸣冤叫屈。
郭老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注意，句中的“寒士”，就是士大夫，是富人阶层，而不是“寒民”，穷寒的平民。
郭老这一震聋发聩的揭示，让我佩服得独自一人在暗中发呆。
多么鲜明的阶级立场啊
郭老的眼光真是犀利独到。
再看郭老对杜甫压根没有“人民性”的推论：“杜甫虽然一针见血地揭露封建社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具咏怀》的残酷现实等‘人民性’的同时，还有‘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喜雨》的站在统治阶级立场‘心狠手毒’，希望帝王能对‘吴越’的造反者们予以‘滂沱’般的清洗。
”郭说：“以上只举两例以表明杜甫的阶级意识和立场，杜甫是完全站在统治阶级、地主阶级一边的。
这个阶级意识和立场是杜甫的脊梁、贯穿着他遗留下来的大部分诗文”。
“以前的专家们是称杜甫为‘诗圣’，近时的专家们是称为‘人民诗人’，被称为‘诗圣时’，人民没有过问，被称为‘人民诗人’时，人民恐怕就要追问这个所以然了。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郭老这种拿“人民”说事，是典型的文革时期贯用的动不动拿人民做挡箭牌的极左手段，但当时读来，可真是喑自信服郭老的旗帜先明，爱憎分明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
紧接着，郭老对杜甫有名的“三别”“三吏”六首诗作了更进一步的批判和揭露——所谓“三别”，即《新婚别》《重老别》《无家别》；“三吏”即《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
对《无家别》之中的凄惨无比、家破人亡的明不忍睹，郭老道：“这首诗可能是六首中最好的一首，具体地描绘出了洛阳一带的田园荒芜、人烟绝灭的景象。
特别最后一句‘何以为蒸 ’
作者把问题提出来，但没有写出答案，答案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只好造反’，一个是‘没有办法’。
照诗的情况和作者的意识看来，只能是后者。
”郭老从对杜甫的“没有办法”帮助人民脱离困苦的猜想和臆断，把杜甫并没有同情人民而是泛泛而谈，毫无作为的态度，作了一针见血的指责和不满。
是啊
你杜甫不是“人民诗人”吗
为什么对人民的困难不拿出一点办法。
可见“人民性”是假的，可见郭老对古人的没有崇高的无产阶级觉悟而恨铁不成钢的心情的激切
对“三别”“三吏”钻皮出羽的解析，郭老最后得出结论：“但在今天，我们从阶级的观点来加以分析时，诗的缺陷便无法掩饰了。
杜甫自己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的人，六首诗中所描绘的人民形象，无论男女老少都是经过严密的阶级滤器所滤选出来的驯良老百姓，驯善得和绵羊一样，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抗情绪。
这种人正合乎地主阶级、统治阶级需要，是杜甫理想化了的所谓良民”。
郭老一层层剥去了杜甫身上“人民诗人”的光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杜甫是一个吃得油头滑脑，很得封建统治者赏识，穿得花花绿绿的有钱有势的大地主。
在多年的我党的教育下，大地主是我们那个时代人的最大对头，比当时很少见的资本家可恨多了。
所以，凡以后读文学作品，每逢见着了杜甫以及评论杜甫的文章，我都不屑一瞥匆匆而过。
对杜甫的老大不敬，还有一点就是杜甫不是李白真正的朋友。
这在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中也有深刻的令人叹服的分析和揭露。
据统计，李白与杜甫二人交往，李白写给杜甫的诗有4首，杜甫写给李白的诗有二十多首。
但这并不能证明二人的情深谊厚，也不足以证明杜甫对李白的一往深情的关注与敬仰。
李杜二人相交时，李白已44岁，杜甫才33岁，时李白已才华盖京城，声名播海隅。
杜甫则连续10年迎考不弟，潦倒漂迫，杜甫只有作李白的铁杆粉丝的份儿，杜甫的才华阅历根本没法和李白相比。
郭老花了很长篇幅对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200字作了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趋炎附势”的杜甫与李白之间“喑喻着交道的翻覆”，而且“这是诗的重点”。
论证了李杜二人不可能有过真心实意的交情，郭老又从李杜二人对宋玉的态度上得出二人高下：“杜甫说他自己要努力：‘窃攀屈宋宜方驾’，杜甫很看中宋玉，愿以宋玉为师，爱把屈原与宋玉并举来提高宋玉。
其实宋玉是值不得学习的，他的文学成就已被李白远远超过了。
李白并不那么佩服宋玉，他的《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甫》开头两句就是反宋玉。
‘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
’说秋兴悲就是宋玉。
杜甫在《咏怀古迹》里却特别欣赏他，所谓‘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是亦吾师’在这里可以看出李杜二人的不同之处。
至于屈原的水平，不仅李白没有达到，杜甫也没有达到”。
郭将李杜比附屈宋，屈原“有骨气”，宋玉“没骨气”，李白有骨气、有气节，敢于反抗君王，蔑视权贵，而杜甫没骨气，甚至还“趋炎附势”，处处想着君主统治者。
所以郭认为李杜压根不是同一阵营同一阶层的人，二人不可能是真心互㺺倾慕的好朋反。
我当时欣然接而又顺利接受了郭老的观点，杜甫对李的友情是绝对高攀不上的虚情假意，是虚伪的，是想沾李白的光。
而李白对杜甫的友情却是情深意切纯真无私的，我为李白对杜甫的真心感到可惜，暗骂杜甫虚伪狡猾，欺骗单纯豪侠的李白。
如果开批判大会，立时把杜甫也揪上来批斗批斗该多好啊
对杜甫的认识的改变是随着岁月的改变而变的。
当我们逐渐认清楚了极左专制对我们的欺骗和愚弄；当我们知道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强权产生大量的去势的马屁作品；当我们已不再是年少轻狂之身；当我们在世上混了几十年碰得到处是伤暗自吮舔的时候，不经意间，与杜甫的诗擦肩而过， 再耐着性子读下去，才恍然大悟，因年青时的轻信与浅薄，竞被郭沫若老的《李白与杜甫》给迷惑了。
杜甫的诗中有那么多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有那么多的艰难苦恨的人身遭际和困厄，还有那么多对人间疾苦的关怀与同情，压根不是郭老所说的杜甫只代表统治阶级，只代表士大夫及大地主阶级。
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用现在人的观点，为奉承讨好统治者，以附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去衡量去要求一个一千多年前的唐朝时的落魄文人，真是太不对头了。
且不说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所表露的悲天悯人的人道情怀，也不论他到底是为大庇“寒士”还是“寒民”，由自己的苦难连想到别人的苦难，由自己的身世家世连想到社稷民生，一个“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穷苦儒士，身上承载了几多中国人文人儒士的高尚情怀与道德操守
《新婚别》中，“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国家兵荒马乱，军队连年征伐，与战士新婚的妻子“席不暖君床”即“暮婚晨告别”。
杜甫哀叹国家的不幸，最终导致平民百姓的更大不幸，对处于下层的弱势群体寄以极大的同情。
一个弱女子眼睁睁看着新婚的丈夫“君今往死地。
沉痛迫中肠”，却不得不“对君洗红妆”做生死离别的悲惨遭遇，怎能不让千载万代后人掩涕吞声
这难到不是“人民诗人”对普通百姓的命运的深切关怀的“人民性”最好的诠释吗
《潼关吏》中，“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关道”的边关戎士，艰苦劳作修筑边关要塞，他们最通晓固守御敌的实战大计，只要“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
而昏庸的统治者唐玄宗却仼用好大喜功却又无能的寻舒翰出关迎战叛军安禄山，最终招致大败而使山河破碎国将不国 。
杜甫通过基层守关小吏之口，劝戒讽谏统治者体恤民情，听取工作在第一线的普通下层人民的意见，时时处处躬行着“每饭不忘君”的对国计民生的忧患意识，这样的一个连公务员还没考上的一个寒士，有着比现在的某些“公多员”“人民公仆”高得多的先进性、代表性
现而今我泱泱大国，国富民强，但统治者最好多多听听杜甫老夫子们的意见，听听民间基层普通平民百姓的呼声。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只有处在社会最下层的人民，处在各种政策法规最终受益于否终端的人民大众，才对国家体制政策的优劣得失感受最深。
一旦国策失误，百姓的呼声阻塞于道野，民声不畅达，民怨不排解，到时可不是潼关吏这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不气馁、不懈怠那么容易以对付的事了。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杜甫是个标准的忧患成癖的老人，要说对国家社稷的关心除了楚大夫屈原，后人莫之能比。
他的《岁晏行》一诗中，在“岁去暮矣多北风，潇湘洞庭白雪中”劳作的“莫徭”之民，“天寒纲罟冻，射雁鸣桑弓”。
遭遇米贵又米贱和物价不稳定，收获的农产品怱然遭跌价贱卖，再加上名目繁多的税役，生活既不安定又无保障，本已在水深火热之中，竞至于要“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可见三农们负担之重自古至今千古不易。
现而今都特色社会主义了，国家几乎每年都发一个一号文件，排头解决三农问题，却越是叫得响，越是落不到实处；那个方面重视得最多，那个方面往往最得不到重视。
杜老夫子真是打开古今之通道，揭示出万变不离其宗的社会“普世价值”。
“往日用钱捉私铸，今许铅锡和青铜”，在铜钱里边掺铅锡做假，也能大行其道，大发其财而没有来管了。
国人造假之风，自古盛行，至今不衰 ，如今假货泛滥，肉里注水，蛋里加苏丹红、牛奶里加三聚氰胺，政策法规里给你加个“可酬情自行”，比之杜甫所揭之的“铅锡”更是名堂深奥，登峰造极。
“刻泥为之最易得，如恶不合长相蒙，”坑蒙拐骗，贪污腐败，政出不行，德信尽丧，如今已达到无货不假、无官不贪的境地，“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怨何时终”杜老先生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哀叹，至今还没有终结
可叹杜夫子一辈子不停叨叨唠唠，连自己的生活都朝夕不保，而且频频累迁，颤沛流离，居无定所，仍不彻悟。
这可不是郭沫若简单的一个“代表地主阶级利益，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大帽所令人心服的。
一个潦倒穷困的小知识分子，是不是自作多情自以为是太甚
因为人家统治集团，压根听不到也没心思去听他的罗嗦。
你想代表人家这个阶级的利益还怕你够不够格哩
以现今的一句时髦话来说：“你们算个屁
” 打住，扯远了。
还是看郭老对杜甫的误导吧。
李杜二人的友谊交情，郭老已给我们点明了，二人其实有着“交道的翻覆”。
但到了我们自己也略约能解读一点原作的时候，郭的注解推断显然站不住脚了。
看杜甫写的《天末怀李白》：“凉风起天来，君子意如何
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
”秋风乍起，万物萧瑟，令人伤感的季节，油然记起自己所崇敬怀念的李白，雁阵惊掠而过，捎上思念之情，相交相知却天各一方，江湖诡谲多变，世事艰难，人心莫测，远方的友人不知情况如何。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担心着李白率真单纯的禀性和放荡不羁的才情，能否应对得了险恶复杂的社会，那些专事攻奸刻薄的阴险小人，是非常善于钻空子挑毛病来阴害人的，加之顺适的境遇对著文赋诗的人来说又反而不是什么好事，所以两头让人担忧。
杜甫这样说，是根据自己深怀大志却得不到重用并累遭迫挤陷害的坎坷命运有感而发，将心比心，李白的持才傲物却更容易引起人的猜忌和陷害。
“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泪罗”。
二人相交相识，志趣相投又更相惜相怜，在屈大夫的悲惨命运里找到再形象不过的注解。
甚至二人可以一起共作冤魂成为屈原样的高尚之人。
可见杜甫把李白比之自己可连为一体生死与共知心朋友。
这样真挚的思念与表白，读来令人嚅吁不已。
年青的时候，怎么就读不出其中的滋味呢
要是早一点感悟出杜甫这种对朋友的真心思慕和爱护，这一生中不是会再多交几个知心朋友
惜乎少年无知容易轻信，又没多抽出时间精力研读杜先生的诗，轻轻松松被郭老的学术观点给蒙住，独自装模作样成了个抑杜扬李的八十年代“文学青年”。
若以文学艺术以反映现实批判现实为嫀妙之境，比起一味狂放啸傲，不食人间烟火的李白，杜甫的诗自然会更多引起人们的深思与感悟。
浪漫的情怀奔放的激情活泼的意趣自由的人格当然最容易从李白的诗句里得到快感与升华，但随着社会阅历的增长，对人生苦难的体验，杜甫的诗才最能让人从中获得共鸣与认同，浪漫奔放随首青春的绽放而短暂地得到释放，但当铅华洗尽，沧桑的体验充盈在身的时候，才会感悟到厚重艰涩的社会现实及经历才是人这一辈子最大的拾获。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四时的物华万有的生命都随同周遭的际遇和自己的经历而物我相融。
“万物皆备于我”，当个人与社会融合背负在一起的时候，当道德责任与情义都能与自己所处的现实社会紧紧相关联的时候，人似乎才能活出点品味和格调来。
这也就是我们读杜甫诗歌的时候所感受到的滋味。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浩浩荡荡的生命体验感知与江河同在，与四时同存，个体之中有河山，河山之中有个体，天人合一，物我而忘。
富贵荣华，贫困潦倒，静观淡定，豁达悠远……都是和我们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现实社会紧想连。
没有谁能抛开他所处的时代而渐行渐远。
所以，李白沉醉后醒来不得不谦洒而又无奈地写下：“忽魂悸而魄动，况惊起而长嗟，唯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二人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人格价值，谁也抹杀混淆不了。
撼山河易，撼李杜二人难，而抑杜扬李，更是滑稽可笑。
李白浪漫天真，豪放坦荡，纵情不羁，天马行空，追求人生的自由与独立的人格，蔑视权贵，视功名富贵如粪土，一生有抗争与反叛精神；杜甫深厚沉郁，坦诚通达，历经磨难，悲天悯人，关怀社稷民生，把自己的命运紧紧融汇到国家的命运之中，把民间的疾苦视为自己的疾苦。
二人是中国文学史上双峰并峙的高峰。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堪称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一个典范，并且是一个标准的“奉承、讨好”之作——据说平素喜欢李白，且毛的老朋友章士钊当时正以八十五岁的高龄在写一本《柳文指要》的书，受到毛的赞许与资助。
郭老得知后不甘示弱，亦以耄耋年开始他一生最后一本论著的写作。
并且当时六七年至六八年短短一年多一点时间里郭老的二个儿子郭时英、郭民英相继被文革动乱迫害致死
郭老正是在这种巨大的丧子之痛中开始写作《李白与杜甫》，又给写这本书的动机和意图畄下朴溯迷离的推测。
诚然，郭老怎样编织概念设立论点铺排文字，以当下的略为宽松的环境来推断分析，郭老自有他行文的权力和自由，但恰恰是郭老这种宁可以主题先行、为附会迎合统治者的思想意识而不惜用简单的政治斗争的观点去套取古人，不惜以今人的思想价值观去衡量要求古人而穿缀附会钻皮出羽这种既违反常识又有违人格的作法确实与郭老当时的处境非常矛盾。
闹革命雄韬伟略英明无比，不意巅峰极顶之后溃于极端，导致他一手策划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成为人间祸害的根源。
在文革当时他的独栽高压政治统治下，个人崇拜的淫威使奴才遍地、人人自危，于是人妖颤倒，是非混淆，道德沦丧，人格尽失。
以反叛名震天下的郭沫若也只好在这种政治高压下挥舞阶级斗争的大棒肆意妄为起来。
郭氏一辈子走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
他天才早慧，一生身不仅学术成果累累，而且又投身国内政治斗争，成为周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名流显贵。
抗战时期任国民军政治部付主任掌管文艺宣传阵线，旗下几乎网罗了全国第一流文人名士，一时风流天下、荣耀至极，奏响了一支时代的《洪波曲》”。
抗战胜利，旋又机锋一转，坚决与国民党划清界线，解放后成为我党一面文艺旗手。
他总是以其超人的智慧和胆识，牢牢抓住了历史和命运给他的机缘，可谓一代骄子。
不意晚年写下《李白与杜甫》，却打下深深的阶级斗争的烙印，为了迎合时政，奉承独裁统治者对李白的御好，竞将两个唐时的互相推崇惺惺相惜的大诗人划为不同阵营的充满猜忌怨恨的对头而一抑一贬，犯下低极的常识性错误，终至为其后半身的平庸无聊留下活生生的把柄，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
郭老的失误，更进一步让我们认识到专制统治对人性的扭曲与摧残，也更让人感到“文艺为政治服身”的可耻与可悲。
李白与杜甫谁的功绩更达
功绩，这怎么说呢。
郭子仪的功绩大，HH。
论成就，各有千秋，无法直接对比的。
论才能，也许是李白更高些。
李白和杜甫
要谈李白与杜甫，似乎不知天高地厚。
但在教学中每每涉及两人，无论何种教材都把无不将两人的作品列为必读篇目。
也就迫使我不得不进一步了解，以弥补过去自己对两人一鳞半爪的的认识。
同时将所读所想记录下来，即是现在这些文字。
李白、杜甫的诗都有几大本,可谓如海之深广，真不知从何处起锚。
思前想后从两人酬唱诗入手也可说是海中行船的一种方式。
读杜甫的诗，有关李白的还真不少。
光《唐诗三百首》中就有5、6首。
《杜甫诗集》可以见到10来首，如：《赠李白》、《春日忆李白》《梦李白》、《天末怀李白》等等。
但李白写给杜甫的,找遍了《李白集》也只见到三首即《戏赠杜甫》、《沙丘城下寄杜甫》、《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
就此也可以想见两个伟人曾经的关系。
两人不仅有诗歌的往来，而且共度过一段美好时光。
李白与杜甫相会是在李白因触怒权贵放归山林时。
他们相会于洛阳，之后便同高适一起游于梁宋。
杜甫在诗中描写当时的情形是：“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兄弟。
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
两人可谓一见如故。
李白当时已经是诗名远扬的大诗人了，而杜甫还默默无闻。
性格孤傲的李白和杜甫应是很投缘的。
后来两人各奔东西，但有诗互相寄赠。
杜甫的诗中充满了对李白的崇敬，而且对李诗风格评价甚恰。
如《春日忆李白》：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何日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可惜我们没有在李白的诗中看到他对杜诗的评价。
或许是因为当时杜甫的诗还没有什么名气。
从《沙丘城下寄杜甫》我们只看到李白把视为杜甫可思之友： 我来竞何如，高卧沙丘城。
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
鲁酒不成醉，齐歌空复情。
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李白在《戏赠杜甫》一诗对杜甫作诗苦吟还多有讥讽之意如： 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
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杜甫诗中也对李白诗才超群，但反受排斥，郁郁不得志而鸣不平。
如《梦李白》中有诗句：“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然而这何尝又不是他自己以后的处境，甚至可以说后两句诗对他更适合。
因为李白身前还因诗名闻达于长安，因贺知章、吴筠的荐举为唐玄宗重用，供俸翰林。
而杜甫有身之年没有过李白的风光，他只做过左拾遗这样的品位低微的小官。
杜甫一生的经历与李白极其相似。
两人少时都敏而好学，饱读诗书。
青壮年时都游历各地。
可谓读了万卷书，行了万里路，积累了成才的知识和见识。
两人都差不多四十多岁开始作官，同样又因不擅官场权术，不会圆滑处世被逐，再过漂泊生活。
范文澜先生认为李白和杜甫在政治上都是幼稚的。
李白的幼稚在于妄自尊大，自以为神仙下凡。
杜甫的幼稚在于满脑子儒家经典，凡事依礼而行。
两人都见不惯社会不公而以诗挞伐。
李白在京城为官三年中，不仅傲慢无礼讥刺权贵写了一组《古风》诗，而且戏弄权倾一时的高力士，让他当众脱鞋加以羞辱。
更有甚者他指责唐王朝是：“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
”（《古风》第十五首）。
他胆大包天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唐明皇：“可怜飞燕倚新装”（《清平调》）影射皇帝宠幸杨玉环。
杜甫在当左拾遗时，全不管自己的升降，据理力争为房琯辩解而触怒唐肃宗被疏……因而两人都没有在官场上平步青云，如水火之不容而见逐。
在逆境当中，杜甫的生活更见窘迫，李白诗见不到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的苦难。
李白的生活要宽裕的多，才有“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将进酒》）。
而杜甫生活中常常是：“饥饿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悬百结。
”（《投简咸华两县诸子》）。
又有：“囊中恐羞涩，留得一钱看”（《空囊》）。
在逃出安禄山乱军时杜甫到了最穷困的时候，有诗云：“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
这也是杜甫成为了比李白更多地描写人民疾苦，其诗被人尊称为“诗史”的原因。
杜甫在他的《天末怀李白》一诗中总结李白的成功说“文章憎命达”，意为命运太顺的人写不出好文章来。
李白因为命途多桀，一生坎坷太多才成为大诗人。
杜甫这一见识很高，其实他自己后来成为可与李白比肩的唯一的诗人又何尝不是这样。
李白与杜甫，他们身世相同，诗歌成就上的巨大成功也是出于同样的外因和内因——在政治上都不得志，性格上都不容于时。
唐朝排名第三的大诗人白居易也是这样认为的，在他的《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一诗中说： 翰林江左日，员外剑南时。
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
暮年埔客恨，浮世谪仙悲。
吟咏流千古，声名动四夷。
…… 而在诗的风格上两个人却可谓大相径庭。
前面引李白诗《戏赠杜甫》就见出两人写诗的风格不同。
这里我选两首诗作为比较 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牛宰羊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 与尔同消万古愁。
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廻。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李白的《将进酒》写黄河，杜甫的《登高》写长江，而且都有酒。
不同的是李白豪饮，杜甫因穷困而断酒。
两首诗既能看出两人性格的不同，又能见到诗歌风格的互异。
李白诗一望而知为一气呵成，才华横溢，挥洒自如。
时而七言，时而六言，时而十言，词随意走不讲定式，不拘法度。
杜甫诗为呕心沥血之作，至工至美，法度严谨。
两人最终成为中国诗歌史上并峙的两座最高峰。
李白是“斗酒诗百篇”，才华横溢，挥洒自如，如江河之决堤。
杜甫则是“新诗改罢自长吟，语不惊人死不休。
”因而李白诗自然天成，气势不凡。
杜甫诗至工至美。
两人的诗在中国诗史上是并峙的两座最高峰。
当然这些人们已经说的很多，而我这里想说的到是另一个话题。
唐代，尤其是盛唐，是我国诗歌史上最辉煌的时代，然而却是两个处于逆境中的人成了最伟大的诗人。
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一种共性：大凡文学成功之士官场上总是失意，先秦时如屈原，比李杜晚宋代的苏轼，清代的如曹雪芹、蒲松龄……这实在值得后人好好探究，特别值得今天的人们深思。
如果不处逆境，李白写不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如果不处逆境杜甫写不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如果不处逆境两人官场得志，恐怕就会养尊处优、脑满肠肥。
写出来的大概只会是王维似的闲适诗而已。
也正因为他们不趋炎附势，不畏权贵，贫贱之中亦能慷慨高歌，才使他们思想上保持了独立性，文学上保持了个性化。
据说安史之乱时李白曾在李璘叛军中供职，因此有人认为他晚节不保。
实际应该说是别人利用李白的名声想乱中夺天下，李白是误入歧途，但这仍不能抹杀李白诗歌中表现出来的思想独立性。
只能说是李白一生政治见解的幼稚。
杜甫在安史之乱中也身陷叛军之中，但他头脑中的忠君思想使他冒死投奔唐肃宗。
因此有人认为杜甫比李白人格更高尚，诗亦在其上。
这种评价恐怕更具伦理性，而少文学性。
韩愈说得好：“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李白和杜甫留给后人的启示很多，最重要的恐怕还不是他们写下的许多千古绝唱，而是他们身处逆境，仍能达观高歌的精神。
今天做文学实属不易，做纯文学就更不易。
商业化的侵蚀几乎无处不在，许多文学艺术领域的竞赛变成后台金钱实力的角逐。
然而可喜的是许多人仍在为真正的文学奋斗不息，每年的“茅盾文学奖”都有好的作品问世。
我相信在我们这个出过屈原、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龚自珍的国度，文学事业将更加灿烂辉煌。
浅谈李白、杜甫、白居易的风格和生世 作者：按·时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1969 更新时间：2004-12-1 众所周知，李白，杜甫，白居易是盛唐和中唐时期最为著名的三位诗人。
研究这三人的创作风格和身世遭遇有助于我们了解盛唐，中唐时期诗歌创作的基本面貌。
李白的创作风格和身世遭遇 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盛唐诗歌的气来，情来，神来在李白的诗歌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他的诗歌创作，充满了发兴无端的澎湃激情和神奇想象，既有其实浩瀚的壮观奇景，又有标举风神情韵而自然天成的明丽意境，美不胜收。
可以说：“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1 。
” 《望天门山》是李白七绝佳作中的一首。
这首诗写出了诗人在大自然怀抱和日常生活中获得的审美感悟及片刻情思，属兴到神会，一挥而就的自然天成之作。
那刹那的感觉，无穷的韵味，所表现出的是自然的美和普遍的人性，人情，平易真切，极富生活情趣，有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
当然，仅仅凭借一首《望天门山》是不足以说明李白的七绝之妙的。
李白的七绝，以山水诗歌和送别诗为多。
在这些诗歌中，有一种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气质，以其天真纯朴的童心，与山水冥合。
无论写景言情，都有种一气流贯的俊秀和爽朗，如《望庐山瀑布》，《早发白帝城》，《山中问答》等2 。
李白不仅七绝的成就卓越，而且乐府和歌行体的作品也有不俗的成绩。
如乐府诗《蜀道难》，《行路难》等运用大胆的夸张和巧妙的比喻突出主观感受，以纵横恣肆的文笔形成了磅礴的气势。
李白将自己的浪漫气质带入乐府，使古题乐府诗歌获得新的生命，把乐府诗歌创作推向无与伦比的高峰。
而李白的歌行创作成就比乐府高3 。
如《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作品，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变，达到了随心所欲而变化莫测，摇曳多姿的境界。
充分体现了盛唐诗歌气来，情来而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具有壮大奇伟的阳刚之美。
综观李白诗歌的作品，我们不难看出：李白是个艺术个性非常鲜明的一位；在中国诗歌史上，他的作品艺术个性也是独一无二的。
同时，我们对他的创作风格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他的诗歌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主要表现为侧重抒写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很少对客观物象和具体事件做细致的描述。
李白的抒情方式最具鲜明的特点是，它往往是喷发式的，一旦感情兴发，就毫无节制地奔涌而出，宛如天际的狂飙和喷溢的火山。
与喷发感情表达方式相结合，他的诗歌想象变幻莫测，往往发想无端，奇之又奇。
诗歌中的意象多为：大鹏，巨鱼，长鲸，大江大河，沧海雪山等壮美雄奇之物。
这为其提供了更多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制造了更多的浪漫。
李白诗歌语言风格，具有清新明快的特点，明丽爽朗是其词语的基本色调4 。
他那些脱口而出，不加修饰的诗，常呈现出透明纯净而又绚丽夺目的光彩，反映出其不肯苟同与世俗的高洁人格。
为什么李白的创作风格是如此的浪漫飘逸又奔放奇逸
这就使我们要看看李白的身世遭遇5 ：李白出身于一个富有的，有文化教养的家庭。
使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
他的少年时代生长于蜀中。
蜀中是道教气氛浓郁的地方，环境对他的神仙道教信仰影响甚大。
道教影响，几乎伴随他的一生。
大约18岁左右，他学习纵横术。
我认为，就是因为他青少年时代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使他具有了狂傲飘逸洒脱的气质。
开元十二年（724），李白开始游历生活，并多次希求荐用，屡遭失败。
使他对朝廷充满不满与失望的情绪，但又关心国家大事，希望建功立业的心情并无减退。
直到李光弼出征东南，他半道病还，病逝为止。
我认为，正是李白受到良好的教育，又具有唐代诗人一般的“济苍生”，“安社禝”的儒家用世思想，同时，道教思想贯穿他一生。
因此，他过于理想化的人生设计与失败之间不停地来回，使他常陷于悲愤，不平，失望之中，又保持着自负，自信和豁达，昂扬的精神风貌。
同时，又具有浪漫情怀和独立不拘的性格特点。
杜甫的创作风格和身世遭遇 “诗史”杜甫是衔接盛唐和中唐的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创作风格也是别具一格的，当然，这和他的身世遭遇也是分不开的。
《秋兴八首》是杜律诗登峰造极之作，课本只收录了其中之一，我觉得这不足以表现诗人对于组诗驾驭的高超能力。
《秋兴八首》6 中的第一首，由从菊两开引发了对辛酸岁月的感慨，引发对于故土的思念。
正沉浸于回忆中，第二首又从现实开始，进入感慨与回忆，又被山城悲声惊醒，回到现实中来。
时光流逝，已经月上中天，于是又有第三首。
后面几首则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回忆往昔，感慨万千，叹息身世。
7 要用一首诗歌来表现如此复杂又低怀不已的感情不容易，而组诗就能做到这一点，这也是我认为应该评述组诗的原因。
杜律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合律而又看不出声律的束缚，对丈工整而又看不出对仗的痕迹。
炼字上也十分的成功，他说过：“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正是对他追求炼字的真实写照。
他的炼字还有一个特点是俗字口语使诗读来更加亲切8 。
杜甫的叙事诗写得也很好，如“三吏”，“三别”等，具有史的价值。
他的叙事诗不仅在于它提供了史的价值，而且提供了比事件本身更为广阔的，更为具体生动的生活画面。
因此，世人称其
quot；诗史“。
杜诗的主要风格特征是沉郁顿挫，带有悲慨的感情基调。
他的诗歌有一种深沉的忧思，无论是写生民疾苦，还是写自己的穷困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阔大的。
他的诗，蕴涵着一种厚积薄发的力量，使诗歌变得缓慢深沉，变得低回起伏。
其次，杜诗风格是多样性的，这与他不同时期不同经历有关。
以上几个方面是杜甫诗歌的创作风格，形成这种创作风格不能说这与他的身世无关，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杜甫的身世遭遇9： 杜甫生长在一个奉儒守素的家庭之中。
他的青年时代是一段南北漫游，裘马轻狂的回忆。
33岁遇到李白结下一段千古传诵的友谊。
同许多唐代诗人一样，他怀着巨大抱负的心思，一心要为国家尽力。
但到了公元746年，他参加一次李林甫设好骗局的考试，落第之后不久，又回长安，数度希求汲引，但都落空。
十载长安，历尽辛酸。
同时，他看到了民生疾苦，时刻关心国家安危。
安史之乱后，他几经周折，当官，被贬。
最后开始了他晚年飘泊西南的生活，并最终病死于穷困潦倒之中，十分凄凉。
我觉得，使杜甫形成其独特的创作风格显然是同他的身世遭遇息息相关的。
杜诗的不同风格，与其不同时期不同境遇，或同一时期不同心境似有关系。
当他生活坎坷，颠沛流离之时，他的家国之思身世之感便自然涌出，悲歌慷慨，诗歌往往表现为沉郁顿挫。
当他的生活稍为安定时，他就写一些萧散自然的诗。
成都草堂的一段时间，就有不少这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