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讲了》读后感
《开讲啦》观后感 最近看了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撒贝宁主持的央视青年公开课《开讲啦》两期节目，感觉真的是青年培训难得的精品。
特别适合当下的我们。
建议读者有时间好好看看，相信一定会收获“正能量”。
开讲的嘉宾有邓亚萍、郎郎、陈坤、王朝歌、李少红等文体界名人，也有著名企业家王石、冯仑，还有教授葛剑雄，新闻发言人赵启正，航天员杨利伟。
《开讲啦》第一季主要讲了人生经验、理想、价值观、主流、励志，或者用最近流行的比较泛滥的说法叫“正能量”。
在主流价值取向上，《开讲啦》与传统的演讲一脉相乘，向上、励志，讲真善美。
制片人吴晓斌说：“励志永远是人们愿意接受的，只不过以前可能 ‘励’的方式不那么好，所以大多数人不接受，反过来给了非主流的东西一些存在的空间。
本次，节目在在表达主流价值方面有所创新，特别在语态方面的创新，会让大家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 节目的最大的亮点就是直接互动，不再像以前的大规模集体接受感动和灌输。
吴晓斌说：“观众倾听是倾听了，我希望他们不是一边倒的角色，听完演讲后讲太棒了，你说的太好了，我们太赞同了。
完全是请教式的那种。
希望年轻人站在自己的角度上，说这就是我的问题，而不是代表青年群体。
的时代，你能听到太多的声音，太多的观点，怎么让年轻人真正能够认识到用自己的心智去判断人生和未来，而不是在一种渐渐习惯的状态当中，把自己的人生交给周围的人，这非常重要。
” 企业家冯仑的演讲题目是“理想丰满”，他讲二三十年前中国人能谈的理想只是领袖的理想，国家的理想、而现在，理想是个人的，比如高校学生毕业，会有这样的场景，男生从宿舍挂下标语：三年变成“高、富、帅”，也会有女生不甘示弱：一定要做“白、富、美”。
这也是理想，你不能说这不是个理想。
”冯仑说，有理想，人会快乐，生命会简单而不纠结。
著名的女导演，曾经和张艺谋共同执导零八年奥运会开幕式的王潮歌说，“大家的幸福感特别特别差，每个人都奔着成功的目的去了，怎么可能每个人都是亿万富翁，怎么可能都是名人呢
我是谁，就是要告诉年轻人，要设定自己的人生目的，为什么非要把别人的日子和别人的生活当成自己的呢
成功是什么，成功是自己感到幸福，感到生而有意义，感到我没有那么多的挫败，感到我这个人不错。
这叫成功。
”大导演又对成功做了新定义。
《开讲啦》节目看后感觉很新颖，成功人士的演讲不教条，语言时代感很强，引人入胜。
希望读者有时间看看，我想对我们的培训课堂会有帮助。
读史学史读后感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读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是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过程，是对中；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史》教材修订版是200；这本书是由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但具体执笔的却是瞿林；读罢此书，感受最深的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点就是整部书在布局上“点面结合”地非常到位，；者又分七大节详细论述“继续发展”的表现，并且在第；其他的几个章节也大都如此，在从整体上勾勒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是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过程，是对中国历史上往昔史学的反思和总结，是史学研究自觉的表现，也是一种较高层次的史学研究，我国学者历来对中国史学史有所论述，创获颇丰。
葛剑雄，周筱赟《历史学是什么》读书笔记
老鼠，想必大家都对它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它呢，总是人们讨厌，唾骂的对象，我想，除了猫，再没有谁对它有一丝好感，因为它是猫的美食嘛
先让我来介绍一下它的外貌，瞧，那穿着灰色袍子的修长身材，长而细的尾巴，还有那整天想着歪注意，溜溜转的两只黑豆似的眼睛，那好吃懒做，尖长的油嘴。
哈
一只活灵活现的贼老鼠形象。
老鼠的胆子非常小，干什么事都萎萎缩缩，小心谨慎，生怕有个闪失，有一丁点声响，它们就会四处逃窜，我想说到这儿，老鼠们一定会不服气地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哎，有的人就是这样，别人点到他的错处，他非要找个理由来搪塞。
老鼠的听觉很敏锐，我自己这样认为，因为它们每爬一段路，便会停下来，竖耳倾听，如有动静，立刻准备逃跑，这个逃跑本领可是一绝的呀
简直可以用“飞檐走壁”这几个字来形容，它们总是可以敏捷轻快地爬上树或墙壁，不会摔下来。
真不知道它们脚上有什么秘密武器。
刚刚出生的小老鼠很可爱，我见过的，它们老鼠，想必大家都对它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它呢，总是人们讨厌，唾骂的对象，我想，除了猫，再没有谁对它有一丝好感，因为它是猫的美食嘛
先让我来介绍一下它的外貌，瞧，那穿着灰色袍子的修长身材，长而细的尾巴，还有那整天想着歪注意，溜溜转的两只黑豆似的眼睛，那好吃懒做，尖长的油嘴。
哈
一只活灵活现的贼老鼠形象。
老鼠的胆子非常小，干什么事都萎萎缩缩，小心谨慎，生怕有个闪失，有一丁点声响，它们就会四处逃窜，我想说到这儿，老鼠们一定会不服气地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哎，有的人就是这样，别人点到他的错处，他非要找个理由来搪塞。
老鼠的听觉很敏锐，我自己这样认为，因为它们每爬一段路，便会停下来，竖耳倾听，如有动静，立刻准备逃跑，这个逃跑本领可是一绝的呀
简直可以用“飞檐走壁”这几个字来形容，它们总是可以敏捷轻快地爬上树或墙壁，不会摔下来。
真不知道它们脚上有什么秘密武器。
刚刚出生的小老鼠很可爱，我见过的，它们身上没有一根毛，像刚出生的小猪，只是比小猪小。
大约只有大拇指那么大，全身都是粉红色的肉，眼睛怎么也睁不开，它们的样子很难想像它们会长成一只只人见人厌大老鼠。
要说老鼠的害处，那可真不少，它们经常啃东西，柜子、柱子、墙。
。
。
。
。
。
。
它无一不啃，这些都难逃它们的嘴。
他们还偷东西，自己整天不劳动，靠偷偷摸摸过日子，真是“恨铁不成钢呀
”老鼠，你为什么不能正正经经做个人见人爱的好老鼠呀，像米老鼠一样。
我真希望你弃恶从善，弃暗投明，“浪子回头金不换”呀
身上没有一根毛，像刚出生的小猪，只是比小猪小。
大约只有大拇指那么大，全身都是粉红色的肉，眼睛怎么也睁不开，它们的样子很难想像它们会长成一只只人见人厌大老鼠。
要说老鼠的害处，那可真不少，它们经常啃东西，柜子、柱子、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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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无一不啃，这些都难逃它们的嘴。
他们还偷东西，自己整天不劳动，靠偷偷摸摸过日子，真是“恨铁不成钢呀
”老鼠，你为什么不能正正经经做个人见人爱的好老鼠呀，像米老鼠一样。
我真希望你弃恶从善，弃暗投明，“浪子回头金不换”呀
人与自然无法和谐吗
葛剑雄阅读
无法和谐，或许人类若干年后会和谐，或许，等到另一个全新人类诞生，也就是世界毁灭之时
葛剑雄民国是大师众多的学术黄金时代吗 阅读
除了个别杰出人物外，民国学术总体上远没有超越清朝。
而今天的总体学术水平，已经大大超越了民国时期。
在社会上出现“民国（小学）教材热”时（观察者网注：约2010年），有记者问我：“为什么民国时的大师会编小学教材
”我告诉他，那时编教材不需要哪个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只要有出版社出就行，而出版社对编者是按印数付版税的。
所以编教材的版税收入一般远高于学术著作，如果能编出一种印数高、通用时间长的教材，编者等于开发了稳定的财源，何乐而不为
至于“大师”，这是现在对这些编者的称号或评介，当初编教材时，他们还不具备这样高的身份，甚至还只是初入职场的年轻人。
近年来，随着“民国热”的升温，一批“民国范儿”的故事流传日广，更成为影视作品的新宠。
与此同时，一批民国的“学术大师”如出土文物般现身，或者被媒体重新加冕。
于是在公众和年轻一代的心目中，民国期间成了大师众多、高峰林立的学术黄金时代。
不过如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这样的“黄金时代”的呈现并不是正常的学术史总结研究的结果，或者是相关学术界的共识，大多是出于媒体、网络、公众，或者是非本专业的学者、没有确切出处的“史料”、人云亦云的传闻。
所关注的并非这些人物的学术成就，而是他们的价值观念、政治立场、社会影响，甚至风流韵事。
例如，一讲到民国学术言必称陈寅恪、钱宾四（穆）的人大多并不知道陈寅恪究竟作过哪些方面的研究，往往只是看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也没有读过《国史大纲》或钱穆的其他著作。
称吴宓为“大师”的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哪一行的教授，只是同情他“文革”中的不幸遭遇，或对他单恋毛彦文的故事感兴趣。
称颂徐志摩、林徽因是因为看了《人间四月天》，或知道有“太太客厅”。
《邂逅霍金》葛剑雄 阅读短文答案
19．结合全文回答，霍金“超常的魅力”除目光以外，还表现在哪些方面。
(不少于三点)(3分) 20. 第⑤段中，作者为什么“既没有移步, 也没有拍照，连拍一下他的背影的念头也很快被自己否定了”?(4分) 21．作者说“霍金是幸运的”，其理由是什么?请分条陈述。
(3分) 22．第⒀段中，作者为什么希望霍金能够在“平静”中度过他的一生?(3分)19．①取得非凡杰出的科学成就；②直接挑战传统权威理论；③以坚强毅力战胜罕见疾病； ④以乐观的态度面对人生。
(答对三点即可，3分) 20． ①霍金独特的形象震撼了我，对这样一位的超常的人，任何干扰都是一种罪恶；②周围的感染了我，大家都尊重他作为一个正常人的生存权利。
(意思对即可，4分) 21．①霍金生活在一个人的价值得到充分尊重的时代；②霍金生活在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③霍金生活在剑桥大学，他完全可以像常人一样生活。
(意思对即可，3分) 22．希望人们能够让霍金远离各种干扰，像常人一样平静地生活，这才是对他最大的尊重。
(意思对即可，3分) 23．第一问：拥有一颗感恩之心，坚韧乐观地面对不幸。
(意思对即可，1分) 第二问：不设统一答案。
(3）是这个吗
望采纳
中国历史上哪一个人历经的朝代最多
说道中国历史上经历朝代最多的宰相，那就非五代时期（907——960）的冯道莫属。
一般我们说某人是几朝宰相、几朝元老大多都是说在同一个王朝里经历了几代皇帝，冯道是经历了五个王朝（后唐、后晋、契丹、后汉、后周），服侍了十一代皇帝。
冯道(八八二——九五四年)，瀛州景城(今河北交河东北)人，唐末投刘守光作参军，刘败后投河东监军张承业当巡官。
张承业重视他的“文章履行”，推荐给晋王李克用，任河东节度掌书记。
后唐庄宗时任户部尚书、翰林学士，明宗时出任宰相。
后晋高祖、出帝时均连任宰相，契丹灭晋后，被任为太傅，后汉代晋后任太师，后周代汉后依然任太师。
周世宗征北汉前，冯道极力劝阻，激怒了周世宗，因而不让他随军，令他监修周太祖陵墓。
当时冯道已患病，葬礼完成后就去世了，被周世宗追封为瀛王。
就是这位冯道，引起了千古毁誉。
尽管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和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中的《冯道传》对他有不同的评价，但相当大一部分内容是一致的。
冯道的不少好事，就是连称他为“无廉耻者”的欧阳修也没有否定，例如：他“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在随军当书记时，住在草棚中，连床和卧具都不用，睡在草上；发到的俸禄与随从、仆人一起花，与他们吃一样的伙食，毫不在意；将士抢来美女送给他，实在推却不了，就另外找间屋子养着，找到她家长后再送回去。
在丧父后辞去翰林学士回到景城故乡时，正逢大饥荒，他倾家财救济乡民，自己却住在茅屋里，还亲自耕田背柴；有人田地荒废又没有能力耕种，他在夜里悄悄地去耕种，主人得知后登门致谢，他却感到没有什么值得别人感谢的地方；地方官的馈赠也一概不受。
后唐天成、长兴年间，连年丰收，中原比较安定，冯道却告诫明宗：“我以前出使中山，在经过井陉天险时，怕马有个闪失，小心翼翼地紧握着缰绳，但到了平地就认为没有什么值得顾虑了，结果突然给从马上颠下受伤。
在危险的地方因考虑周到而获得安全，处于太平的环境却因放松警惕而产生祸患，这是人之常情。
我希望你不要因为现在丰收了，又没有战事，便纵情享乐。
”明宗问他：“丰收后百姓的生活是不是有保障了
”冯道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历来如此。
我记得近来聂夷中写过一首《伤田家诗》道：‘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
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
’”明宗让左右抄下这首诗，经常自己诵读。
另一次临河县献上一只玉杯，上面刻着“传国宝万岁杯”，明宗很喜爱，拿出来给冯道看，冯道说：“这不过是前世留下来的有形的宝，而皇帝应该有的却是无形的宝。
”明宗问是什么，冯道说仁义才是帝王之宝，并说了一通仁义的道理。
明宗是没有文化的武夫，不懂他说些什么，就找来文臣解释，听后表示要采纳。
冯道担任宰相后，“凡孤寒士子、抱才业、素知识者”，即贫穷的、无背景的读书人和有真才实学、有事业心的人，都得到提拔重用，而唐末的世家显贵、品行不正、办事浮躁的人必定被抑制或冷遇。
无论如何，这是值得称道的措施。
明宗年间，冯道还与李愚等委派官员，将原来刻在石上的儒家经典用雕版印刷。
这是见于记载的首次以雕版印刷《九经》，是中国印刷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此事竟然发生在战乱不绝的五代时期，与冯道个人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冯道最受诟病的是他的政治道德，欧阳修自不必说，司马光也称他为“奸臣之尤”，就是对他持肯定态度的《旧五代史》，在盛赞“道之履行，郁然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之后，也不得不对他的“忠”提出了疑问：“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
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
”直到范文澜作《中国通史》，还花了不小的篇幅对冯道大加挞伐，主要也是针对他的政治道德。
这些批判看来都是大义凛然，但联系冯道所处社会和环境的实际来分析，结论却不是如此简单。
像欧阳修这样生在承平之世的人，又遇到一个优容士大夫的宋朝，实在是三生有幸的。
所以他尽管也不时受到谗言的攻击，在宦海中几经沉浮，却能位致宰辅，死后获得“文忠”的美谥。
他不必像生在乱世或改朝换代时的士人那样，必须在不止一个的君主或朝代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还可以从容地用“春秋遗旨”(见《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来审判冯道一类不忠之臣。
相比之下，冯道可谓不幸之极，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最频繁的时期，他一生所事四朝(唐、晋、汉、周)加上契丹、十一帝(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晋高祖、出帝，汉高祖、隐帝，周太祖、世宗，辽太宗耶律德光)合计不过三十一年，平均每朝(含契丹)仅六年余，每帝仅三年余，最长的唐明宗和晋高祖也只有八年。
如果冯道生在康熙、乾隆时，他的一生仕途刚刚超过皇帝享国时间之半，不用说换代，还等不到易君。
而且这四个朝代都是靠阴谋与武力夺取政权的，契丹又是趁乱入侵的；除了个别皇帝还像个样，其余都有各种劣迹暴政，晋高祖石敬瑭更是靠出卖领土、引狼入室才当上儿皇帝的卖国贼。
即使按照儒家的标准，这些帝王大多也够得上是“乱臣贼子”或昏君暴君。
但事实上他们又都是统治了中原地区的君主，连欧阳修也承认他们的正统地位，一一为之作本纪。
因此冯道除非住进桃花源，或者优游林下，“苟全性命于乱世”，否则总得为这些皇帝效劳，总得忠于这些皇帝或其中的某一人。
逃避现实自然要容易得多，但如果当时的士人都是如此，难道真的要靠那些“乱臣贼子”和以杀戮为乐事的军阀刽子手治天下吗
欧阳修在严厉批判冯道的“无耻”时，提供了一个懂“廉耻”的正面典型： 五代时山东人王凝任虢州(今河南灵宝县)司户参军，病故在任上。
王凝一向没有积蓄，一个儿子年纪还小，妻子李氏带着儿子送其遗骸回故乡。
东行过开封时，到旅馆投宿，店主见她单身带一个孩子，心里有疑问，就不许她留宿。
李氏见天色已晚，不肯离店，店主就拉住她的手拖了出去。
李氏仰天大哭，说：“我作为一个女人，不能守节，这只手难道能随便让人拉吗
不能让这只手玷污了我全身
”拿起斧头自己砍断了手臂。
过路人见了都围观叹息，有的弹指警戒，有的流下了眼泪。
开封府尹得知后，向朝廷报告，官府赐给李氏药品治伤，还给予优厚的抚恤，将店主打了一顿板子。
欧阳修明知此事不过是一篇“小说”，却认为“以一妇人犹能如此，则知世固尝有其人而不得见也”，然后教训冯道们：“呜呼
士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
”言下之意，从李氏的例子说明即使在五代这样的乱世，连一个女人都还是有廉耻之心的；不仅李氏，围观的人、开封府尹、朝廷也都是是非分明的；只是流传下来的事例太少了。
李氏能断臂，冯道们为什么不能用自杀来避免“忍耻偷生”呢
读完这令人毛骨悚然的“节妇”事例，我非但不为欧阳修的良苦用心所感动，反而要为古人担忧了。
从公元九○七年朱温代唐至九六○年赵匡胤黄袍加体，五十余年间换了六个朝代，皇帝有十个姓，如果大臣、士人都要为本朝守节尽忠，那就会出现六次集体大自杀；如果要忠于一姓，就得自杀十次；欧阳修效忠的这个宋朝在开国时就会面对一个没有文人为之效劳的局面，或许就永远不会有“宋太祖”和“欧阳文忠公”的称号。
相反，与冯道同时代的人对他就赞誉备至。
冯道死时七十三岁，正好与孔子同寿，“时人皆共称叹”。
宋初的名臣范质对冯道的评价是：“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
”(《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引)显然这是由于范质等人至少都有历二朝、事二主的亲身体会，理解冯氏的苦衷，不像欧阳修只要说现成话那么方便。
其实，欧阳修遇事也未必都效法李氏。
治平二年英宗要追封自己的生父濮王为皇，当时任参知政事的欧阳修与宰相韩琦赞成，天章阁侍制司马光、御史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反对，结果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都被贬黜，而赞同欧阳修意见的蒋之奇被他推荐为御史，被众人目为奸邪。
欧阳修的小舅子薛宗孺和他有怨，捏造他生活作风不正派。
蒋之奇为了摆脱窘境，就上奏章要求对欧阳修进行查办。
欧阳修闭门接受审查，因得到故宫臣孙思恭的辨释，蒋之奇等被黜逐，欧阳修也力求辞职，降任亳州知州。
这一事件说明欧阳修并不那么光明正大，也不见得有李氏那样的廉耻之心。
引经据典迎合皇帝的心愿，贬斥持反对意见的人，早已超出了学术争论的范围。
蒋之奇的行为说明此人完全是一个无耻小人，但因为赞同自己的意见，就加以引荐提拔，显然已不是一般的用人不当。
受人污蔑后并没有像他要求别人那样以死明志，只是老老实实接受审查，以降职为台阶，看来事到临头就不像议论别人那么轻而易举了。
《宋史·欧阳修传》说他“数被汗衅”，但他的反应至多只是要求退职，说明他从来就没有李氏断臂的勇气。
有人喝着参汤作发扬艰苦朴素光荣传统的报告，带着浩荡的豪华车队去访贫问苦，儿子拿了绿卡后再提议限制出国，挪用公款后却要公教人员体谅国家的困难；或者跑到海外去指责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独立人格，入了外籍后来教导我们应如何爱国；大概都深得欧阳文忠公的真传，继承了假道学的传统。
冯道另一个污点是对契丹的态度。
范文澜写道：“他(晋高祖石敬瑭)要冯道出使辽国行礼，表示对父皇帝的尊敬。
冯道毫不犹豫，说：‘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
’好个奴才的奴才
”(《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重印本，第400页)此事明见史籍，自然不能为冯氏讳，但全面分析冯道与契丹的关系就不难看出，他采取的是实用态度，与卖国贼石敬瑭还是有根本区别的。
冯道并没有参预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的卖国勾当，他说这样的话，只是他“滑稽多智，浮沉取容”(《资治通鉴》卷二九一)的一贯本色。
因为石敬瑭为了取悦于契丹，认为只有冯道才能充当使者，已经说了“此行非卿不可”的话，再说“卿官崇德重，不可深入沙漠”，只是假惺惺表示关怀。
老于世故的冯道自然明白自己的处境，索性表示得心甘情愿。
据《旧五代史》所引《谈苑》，契丹主曾派人劝冯道留下，他回答：“南朝为子，北朝为父，两朝皆为臣，岂有分别哉
”话说得很漂亮，实际还是不愿留在契丹。
他把契丹的赏赐全部卖掉，得来的钱都用来买柴炭，对人说：“北方严寒，老年人受不了，只能备着。
”似乎作了在北方长住的打算。
契丹主同意他返回时，他又三次上表要求留下，被拒绝后还拖了一个多月才上路，路上边行边歇，两个月才出契丹境。
左右不理解，问他：“别人能够活着回去，恨不得长上翅膀，你为什么要慢慢走。
”冯道说：“你走得再快，对方的快马一个晚上就追上了，逃得了吗
慢慢走倒可以让他们不了解我的真意。
”可见他表面上的恭顺只是一种韬晦的手段。
契丹灭晋，辽太宗耶律德光进入开封，冯道应召到达，辽主问他为何入朝，答复倒也直率：“无城无兵，怎么敢不来
”辽主又责问他：“你是什么老子(老东西)
”冯道答：“无才无德，痴顽老子。
”辽主听后欢喜，任他为太傅。
有一次又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
”冯道说：“现在就是佛出世也救不了，只有你皇帝救得。
”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契丹的残暴举措，使他能在暗中保护汉族士人。
契丹北撤时，他与晋室大臣被随迁至常山，见有被掠的中原士女，就出钱赎出，寄居在尼姑庵中，以后为她们寻找家人领回。
耶律德光死后，汉兵起来反抗契丹军队，驱逐了辽将麻答，冯道等到战地慰劳士卒，军心大振。
失地收复后，冯道又选择将帅，使军民安定。
冯道出使契丹的目的或许能推测为贪恋后晋的爵禄，那么他应辽主之召以及以后的行动就不能说是仅仅为了自己的利益。
当时契丹军只占领了开封一带，他所在的南阳并无危险，要投奔其他割据政权也不难，以他的声望和政治手腕，博取荣华富贵易如反掌。
但他却甘冒风险去开封，在复杂的形势下减少了契丹入侵造成的破坏。
当时的文武大臣中，一心卖国求荣，争当儿皇帝、孙皇帝的；趁机烧杀抢掠，大发战乱财的；对辽主唯命是从，不敢稍有作为的；比比皆是。
冯道的行为自然算不上大智大勇，但似乎也不应苛求了。
前些年有人要为石敬瑭卖国辩护，说什么契丹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民族，所以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不是卖国行为，而是促进了民族团结。
这种谬论不值一驳，因为当时契丹与后唐、后晋还不是一个国家，无论石敬瑭的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都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可言。
但如果认为卖给契丹罪孽深重，而卖给其他汉人政权就无所谓，那也是不公正的。
尤其是到了今天，我们绝不能再用“华夷之辨”作为评判历史是非的标准，对冯道与契丹的交往也应如此。
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生在乱世的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在这一点上，司马光与欧阳修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竭节致死”才算得上忠(《资治通鉴》卷二九一臣光曰，以下同)。
但他也知道在“自唐室之亡，群雄力争，帝王兴废，远者十余年，近者四三年”的情况下，不能要求大家都在国亡时殉葬，所以又提出了一个“智士”的标准：“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或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你冯道纵然不能作忠臣死节，当一个智士，不做官或只做小官总可以吧
这话其实也是欺人之谈。
且不说在乱世中有几个人能自由自在地“灭迹山林”，就是在治世，要是皇帝看上了你能逃得了吗
自从朱元璋创造了“不为君用”就有灭族罪的法律以后，士人连不服从、不合作的自由也没有了，天地虽大，哪里还有山林可隐
再说，大官、下僚本无严格区别，更无本质不同；当大官是失节，当小官就可保住“智士”身份，岂不是笑话
如果司马光生在近代，看到曾国藩对“粤匪”斩草除根，蒋介石剿共时实行格杀勿论，或者在文革中连一般国民党员、保甲长都要被揪出打倒，那就会懂得当“下僚”是再愚不过的事了。
话说回来，冯道并不是绝对没有选择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的自由，不过冯道大概不愿意如此了其一生；他真这样做了，欧阳修、司马光和我们今天就没有冯道其人可评论了。
但还会有张道、李道，因为知识分子总是要扮演自己的角色，实现自己的价值的。
现在可以讨论文章开头的问题了，要是冯道生在前南斯拉夫，在国家分裂、民族仇杀、宗教冲突时，他能做些什么
最容易的自然是“灭迹山林”，国内找不到，可以到国外去找，有钱就做寓公，没有钱也可以当难民，先在外国爱国，等天下太平了再回去爱国。
在国内“灭迹山林”就没有那么方便，且不说在纷飞的战火中难保不中流弹，激烈的国家、民族、宗教情绪大概也容不得你置身度外，不过却能避免后人说长道短。
另一条路就是当忠臣，选择一方后就竭尽全力，这样无论生前生后都能博得一部分人的赞扬。
但旁观者已经可以看出，冲突中似乎没有一方握有全部真理，忠于一方的代价必定是是非参半，或者是更多的生命财产损失。
这样的忠臣越多，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人民蒙受的损失也越大。
如果有第三条道路，那就是以人类的最高利益和当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不顾个人的毁誉，打破狭隘的国家、民族、宗教观念，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来调和矛盾、弥合创伤，寻求实现和平和恢复的途径。
这样做的人或许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但他对人类的贡献无疑会得到整个文明社会的承认。
冯道走的就是第三条道路，尽管他没有走得很好，也没有最终成功，就像他在《长乐老自叙》中所说“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何以答乾坤之施”；但与“灭迹山林”或效愚忠于一姓一国的人相比，他无疑应该得到更多的肯定。
这位冯道有个有名的故事，他曾使人读《老子》，自己卧而听之。
其人开卷，以第一句中“道”字犯相公讳，乃读曰：“不可说可不可说，非常不可说。
” 从中国的传统儒家道德来看，冯道这个人是应该为人所不齿的，但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他们个人的命运怎样能够超越那个环境加之于身的束缚呢
诚然，他们个人的性格在其中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是，后人和史书对他们的评价又将道德凌驾于历史现实之上。
如何来看待历史，看待这些历史中确实曾经活生的人物，真的是一个问题。
葛剑雄还计算了一个很有趣的“数目字”：从后梁肇造到黄袍加身，“五十余年间换了六个朝代，皇帝有十个姓，如果大臣、士人都要为本朝守节尽忠，那就会出现六次集体大自杀；如果要忠于一姓，就得自杀十次；欧阳修效忠的这个宋朝在开国时就会面对一个没有文人为之效劳的局面。
”
跪求：司马迁发愤写《史记》阅读答案
司马宇子长，汉景帝中年(前145年)出生于龙门山下(在的陕西省韩城县)。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当上了太史令，开始从皇家藏书馆中整理选录历史典籍。
司马迁的祖先并不十分显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
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
他们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司马谈一直准备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
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司马迁十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
后来，他又跟着董仲舒学习《春秋》，跟孔安国学习《尚书》。
司马迁学习刻苦，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
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
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自己的身上。
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悲痛而坚定地应允道:儿子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愿。
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
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
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
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
司马迁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
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 二、 直言受宫刑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
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
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
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
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
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
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
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
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
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
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
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
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贬低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汉武帝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
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
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
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
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
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
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
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
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
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
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
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
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
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
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
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三、发愤著《史记》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
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 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宇。
1、力求真实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
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
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
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
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
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
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
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
在《封禅书》中，他把汉 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
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
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
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
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
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
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
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
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
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2、爱憎分明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
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
陈涉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
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陈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明确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
陈涉领导的这支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无道统治。
对陈涉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乌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
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
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
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
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作了实地考查。
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
司马迁也非常推崇完璧归赵和将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强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
比如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终血溅秦廷。
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
司马迁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
这些人在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
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
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
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而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
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
所谓乾没，即空手得到的意思。
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情况。
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治罪。
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
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
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便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诉的。
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
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
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一结论。
3、史家绝唱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
例如，对《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
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大胜燕国，使齐国得以恢复。
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
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
于是，一千多头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
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
摸不着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燕兵的尸体遍布于战场上，齐国大获全胜。
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出现于读者的脑海中。
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
他对西楚霸王项羽的描写非常精彩。
巨鹿战役中，项羽率领大军渡河，然后沉掉所有的船只，并下令只允许带三天的粮食，这便形象而又具体地刻画了项羽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概。
项羽的军队一个抵十个，消灭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秦军，在推翻强秦统治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项羽在战斗结束之后，召见各路将领，当他们进入项羽的辕门时，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走路。
这是对项羽威风的描写。
对项羽被围的场景，司马迁描绘得更是感人。
项羽慷慨而歌:力拨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司马迁通过这歌声，完全刻画出了这位英雄在失败以后时慷慨悲壮，而又无力挽回失败命运的复杂心情。
接下来，司马迁又对项羽突围后，在东城决战时的勇猛作了描绘。
当时项羽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当几千名追兵迫近时，项羽圆睁双目，怒喝一声，把汉军吓得后退了好几里。
看到这样的描写，不禁使人觉得这位失败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马迁描写汉高祖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
而汉高祖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
有一回，韩信给汉高祖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
汉高祖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
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汉高祖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
司马迁在书中的叙述语言非常生动，人物形象鲜明。
他广泛采用口头流传的谚语、成语、歌谣，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语。
他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方言，通常叙述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虽明快但含蓄，话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复而简洁，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为人物特征的描写服务。
他刻画人物说话口吻的描写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态度。
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还常常适当地强调、夸张。
比如，《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
......汉王三让，不得已，曰:。
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
，这一段汉高祖让帝位的话，是直接模拟当时的口语，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汉高祖惺惺作态的样子，读完不禁觉得汉高祖说话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
再者，司马迁使用古史资料时，一般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
如《五帝本纪》写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书中的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等语，翻译为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信伤百官，众功皆兴等，译文与原文相比较，就会发现更容易读懂。
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这么出色，是与司马迁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分不开的。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 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
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
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
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
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他那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崇高的人格将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古史杂识之 不可鄙薄司马迁葛剑雄先生《货殖何罪》（《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九期）纵横恣肆，古今事例信手点化，可谓文理俱佳，令人获益匪浅。
但说“深感太史公的远见卓识，不仅在一般学者之上，也比当代某些史家高明”，很有模拟不当的意味。
司马迁何止比现在某些史家高明。
关于为史一道，司马迁无人可及大概已是古今共识。
再往宽泛处看，司马迁身后还没有任何学人能在对历史、社会、人事诸多方面的综合把握上可与之比肩，这恐怕也不算妄言。
司马迁说过：“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
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诏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让焉。
”(《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向来将其著述之举视为同《春秋》等量齐观的事业，这一点应该说也做到了。
恕笔者孤陋，似乎还没看到什么人对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自许说三道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应该算是完成了圣人般的事业。
既然司马迁功同《春秋》，他是否享有过哪怕片刻，如同孔圣人般的社会崇敬呢
答案是，从来没有。
于是，司马迁又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命题：为何写出过“圣人级”专着的作者，得不到圣人级的待遇
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葛先生的上述句式，绝不会转换成“才深感孔夫子的远见卓识……也比当代的某些……高明”。
而且从古至今，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转换句式。
其实，司马迁留下的这个命题，他自己已先行破解过，他说：“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
”（《报任安书》）原来大质已亏的刑余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资格。
所以，司马迁又说：“虽累百世，垢弥甚耳。
”看来司马迁椎心疾首还不仅仅是因为尘世间的屈辱以腐刑为最，更重要的是经此一创，其人其书再也不会被后人视为圣人圣物。
果不其然，不仅后世学人每每发出“史迁不察”之类的词句，即使高明如葛先生者，也不自觉地将他所不值之人以司马迁这杆大秤掂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的伟大不仅在于能打理前史，也在于其能预见其身后之事。
当人们为司马迁惊天地泣鬼神般的文思欷嘘不已的同时，又免不了堕入其生前已存在、身后仍延绵不去的世俗观念中去，从而不会以虔诚的崇敬面对司马迁。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司马迁已先行预见了两千年之后的世态，但也无法料定自己的命运。
或许会有人说，司马迁受宫刑是咎由自取。
这种认识无疑是指责司马迁烧糊过洗脚水，完全是厚颜无耻地替统治者的残暴张目。
且不说司马迁受刑时李陵降否不明，即使坐实，两国交兵，叛来降去，在汉代也是寻常之事，至少在司马迁时代还不是当局用以定罪的名目。
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就记有一个赵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未闻失侯夺爵。
所以对司马迁的受刑原由还应当遵从他本人的说法，即“上以为仆沮贰师”，也就是蒙受了莫须有的腹诽罪。
因此，可以断言，两千年前司马迁蒙受的冤屈，是.的罪过。
当然，葛先生丝毫没有认为司马迁是罪有应得。
这可以从文章处处表现出来的对.统治的厌恶及对司马迁的崇敬之情上得出结论。
但葛先生的无意识还是受了世俗观念的影响，以至于他把自己不以为然的人和现象与司马迁扯到了一起。
须知，不论对什么人来说，只要能与司马迁放在一处较高下，都是一种抬举，而不是相反。
另外，有关货殖问题，胡适先生曾有过与葛先生类似的结论，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 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
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
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
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
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什么样的阅读才是“大阅读”
曹保 无论在什么样的国家，一国政府之部导干部，都是社阶层。
作为现代政治制度的产物，这个高阶层群体人文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广大民众的命运，因为他们的决策与行为后果，是由广大民众直接承受的。
所以，提升这个群体的人文素养，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事，它既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又具有深远的历史价值。
显然，这就需要使他们对历史文化，有深度与广度兼具的认知。
要达到这个目的，一个便捷的路径就是阅读。
著名教育家朱永新说，阅读是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发育史。
不过，所谓“阅读”，并不一定就是开卷，还可以是开课——听讲座。
听一场高质量、高水平、高纯度的专题讲座，其收获不但绝对不会少于阅读一本专业图书，而且更为形象，更为生动，更为活泼。
要知道，与书面语的表达相比，口语化表达永远是最通俗易懂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听讲座”实际上可以定义为“大阅读”。
这也正是“大阅读”的一个重要方面——形式之大，收获之大，雅俗共赏之大。
值得肯定的是，在将“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的诸多讲座内容，整理成同名丛书时，整理者有意保留了讲座时的口语表达，使阅读变得像现场听讲座一样轻松愉悦。
更重要的是，这种“大阅读”是活的阅读，不是死的阅读。
因为听讲座可以和讲者、其他听者互动，碰撞出更多灵性的火花，从而引燃起思想之炉。
我们常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听到的“一席话”，为什么会比读来的“十年书”，还要更有收获
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一席话”是高质量、高水平、高纯度的，并且出自“君”之口——“君”者，“君子”也，德才兼备之士。
不必怀疑，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就是高质量、高水平、高纯度的讲座，不但讲者全部是国内顶级的专家学者，听者顾名思义也都是顶级的政府领导干部，他们之间的倾听、交流与互动，必然会碰撞出很多极具价值的灵性火花。
这也正是许多部级领导干部愿意放弃休息日，甚至风雨无阻，长年坚持认真听讲座的根本原因。
以葛剑雄为例。
在2010年全国两会上，身为全国政协常委的他，如是直言：教育部的学术反腐不是“零容忍”，而是“零作为”。
可以想见，在讲座中，即便面对众多部级领导干部，葛剑雄也一样会率真而言，讲出真学问，讲出真性情，讲出真问题。
在《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丛书的“资政卷”里，谈到明朝的倭寇问题时，葛剑雄同样如是直言：“明朝有倭寇，以前都称倭寇为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
其实，‘倭寇’主要是福建以及沿海的走私商人或海盗，他们雇佣一些日本人打仗，地方官打不过他们，就报告朝廷，我们不是打不过，因为都是日本人，很厉害，所以就称为倭寇。
倭寇主体是中国人，首领是王直（一作汪直），是徽商……郑成功的母亲——郑芝龙太太就是日本人，郑成功是中日混血儿。
现在日本还有她的碑和墓。
”（葛剑雄：《中国疆域的变迁》） 这种在部级领导干部面前，不避民族情绪，不避意识形态，敢为历史翻案的胆识与见识，在《中国疆域的变迁》一文，也就是同题讲座中，处处可见，令人眼界大开，思路大开。
显然，这种胆识与见识，非大学者不能有，非大气度不能有，非大气场不能有。
这也正是“大阅读”的另一面——大学者、大气度、大气场。
显然，要想达到这样的大气场，仅讲者一人之胆识与见识并不够，还要有众听者海纳百川的大胸怀、大眼光。
这是成就“大阅读”之大的重要基础。
既然是“资政卷”，而且讲座的本来目的，也就是为了资政，所以，对外积极开放的精神、“拿来主义”的态度，在讲座（丛书）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从这个意义上讲，“大阅读”之大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大视野、大国家——发达国家、大思维——以小见大的思维。
以大见大易，以小见大难，因其难而成就其大。
这实际上将雅俗共赏的“大阅读”提升了一个高度，不仅仅是语言上的雅俗共赏，更是表达形式上的雅俗共赏。
显然，无论听者还是读者，都会非常受益。
比如，周志忍教授在讲发达国家政府绩效管理时，举了这样一个生动形象的例子：“美国交通部的目标之一是‘降低市内交通事故率’，每年都要统计、核实、分析。
有一年发现交通事故里小学生事故上升，调查分析后认定，儿童夹克服系带是一个重要因素：系带对大人没有问题，小孩系不好一短一长拖着，上下校车或公交车时勾了、夹了，结果把小孩摔倒弄伤。
原因搞清楚了就要变，但交通部没有管理夹克设计的权力。
于是美国交通部写了一份报告，找到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两家协商探讨，由后者出台一个夹克服设计标准，解决了这个问题。
” 接下来，他尖锐地指出：“跨部门合作有效，是不是美国人觉悟高、责任心强
不是这样。
关键是有一套机制来保证。
在这个案例里有两个最基本的机制：结果导向和民主监督。
”“这个例子中不是主管官员觉悟高，而是目标责任使然，是结果导向的责任机制在起作用。
对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来讲，交通部已经给你写报告，认定系带是造成事故的一个原因，要求你采取措施，如果你拖拉，那你就得给老百姓个交代，给国会个交代。
所以谁也不敢不动。
”（周志忍：《发达国家政府绩效管理》）随后，他又对比中国的制度设计，指出问题所在。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这套丛书在“大阅读”这个概念上，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好，从而实现更大突破，那就是除了讲者的讲稿，还应收录讲者与听者、听者与听者沟通、交流时的问与答，哪怕问只是一个字，答也只是一个字。
理由如下： 一、问与答本身，是讲座这种“大阅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问与答所传递的丰富信息，在某种意义上比讲座内容本身更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