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财政法新论》有感 1000字左右
诸葛亮财政思想探析（一） 蜀汉时期，魏、吴、蜀三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因此，诸葛亮财政思想的主旨就是集中财力、物力满足战争所需。
这也可以认为是当时蜀国最大的政治。
适应这一要求，作为主宰蜀国政治经济大权的丞相，诸葛亮制定实施了一系列集中财力－的政策措施，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
一是增加货币总量，平抑市场物价，化解财政危机。
据史料记载，刘备进入益州，定都成都后，新生的蜀汉政权一度出现财政危机。
造成府库空虚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刘备与刘璋之间争权益州之战时间近一年，使经济受到重创，加之军费开支巨大，消耗大量库银。
二是刘备夺取益州后，纵容兵士将库府财物掳掠一空，结果导致新生的蜀汉政权陷入财政困境。
为了及时扭转国库空虚、入不敷出的被动局面，诸葛亮采纳了刘巴的建议：“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
蜀汉当时所铸货币，据清人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卷24引洪遵《泉志》记载，主要有三种大面值的货币：一种是直百钱；第二种是直百五铢钱；第三种是传形五铢。
这三种货币有两个与原货币不同的特点：一是面值高，相对传统五铢钱，都是以一当百。
这样，在同样多的铸铜中，币值却增加了一百倍。
二是货币的质量很规范，《旧谱》云：“蜀直百钱，建安十九年刘备铸，径七分，重四铢。
又直百五铢钱，径一寸一分，重八铢。
”且大小称量如一。
这说明当时蜀汉冶铸专营的技术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规模化水平，且管理严格。
按照现代经济学观点，诸葛亮当时铸造发行大面值货币，属于超经济发行，实行的是一种通货膨胀政策，很容易导致物价飞涨。
但是，从史籍中我们并没有发现蜀汉地区由于大量增发货币而导致物价上涨的记载，这说明，蜀汉政权在增发货币的同时，采用了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平抑物价。
由于实施了正确的宏观调控政策，极大地促进了蜀汉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快速恢复与发展，也使得国家财力短缺的被动局面在短期内得以扭转。
二是集资借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缓解财力不济。
由于蜀汉政权在三国中统治的地盘最小，所辖区域人口也最少，加之连年战争，国家财力入不敷出的局面经常出现。
为了解决军需和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对财力的需求，除了大力发展生产、壮大财源外，诸葛亮还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从社会各方面、多渠道筹集资财和粮谷以为国用。
如诸葛亮平定南中后，筹集大量的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
诸葛亮进驻汉中后，也进行过筹粮，“祁山万户，出租五百石供军” 。
在筹资的同时，诸葛亮对那些富商巨贾还定向发行国家债券。
明代何宇度《益部谈资》记载：刘备“从南阻大姓晁氏货钱千万，以为军需。
诸葛孔明作保，券至宋犹存。
”。
还在荆州时，诸葛亮和刘备也多次向富民借金筹款。
张献忠破荆州时，发现刘备“借富民金充军饷券”，债券上有“武候押字，纸墨如新”。
当然，作为一代人杰，诸葛亮对这种超前消费国家财力的举措所带来的潜在危险应当是十分清楚的，可以认为这是他在国家财力难以为继的困难条件下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
从史料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在蜀汉定都益州，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得到恢复发展以后，就再没有发行债券的记录。
三是强化监管，实行盐铁专营，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
蜀地素产盐铁，煮盐、铸铁业在当时三国中相对比较发达。
蜀汉建国前，虽然官府禁止私人煮铸盐铁，但在战乱年月，禁令名存实亡。
蜀汉建国以后，诸葛亮为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首先恢复了盐铁官营的政策，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先主定益州”，任命王连为“司盐校尉”，又以张裔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
司盐校尉就是掌管盐府的最高长官。
史载王连任司盐校尉后，“较盐铁之利，利人甚多，有裨国用”。
所以，当王连迁蜀郡太守，兴业将军后，仍“领盐府如故”。
在王连之后，诸葛亮又任命岑述担任此职。
作为一国丞相，诸葛亮日理万机，在战争间隙，十分关心蜀国盐铁生产，曾亲自深入到临邛、长宁等地视察盐业生产。
晋张华《博物志》就记载有诸葛亮视察临邛火井，改进工艺提高食盐品质的故事：“临邛火井一所，纵广五尺，深二三丈，井在县南百里。
昔时人以竹木投以取火。
诸葛丞相往视之，后火转盛热，以盆盖井上，煮盐得盐”。
所谓火井，就是天然气井。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原来火井口较大，火势不集中，诸葛亮视察后，命人将井口缩小到用盆盖在井口上，这样火势骤增，煮出的盐品质也提高了。
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诸葛亮对煮盐业的关注，也显示了他的聪明智慧。
为了增加国家财力来源，诸葛亮对盐业生产加工还实行了较为灵活的政策，允许民间开掘盐井煮盐，但不论官营还是民办，盐井产品统一归司盐校尉运销、调拨，即实行盐业专卖制度，所得盐利亦归国有。
封建时代的手工业，往往是盐铁并称。
盐是人们生活必须品，铁则是人们从事生产所必须的器具，更是战争武器所需要原材料。
因此，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满足战争和人民从事生产所需，诸葛亮对铁器生产也特别关注，他曾经勘探朱提山矿藏，亲书“朱提银、汉嘉金，采之不足以自食”。
另外，成都铁溪河、沪水西岸的打箭炉，陵州始建县、崇宁铁钻山等地都有诸葛亮当年冶铁的遗迹。
由于实行盐铁专卖，加之诸葛丞相亲自过问督察，所以蜀汉盐铁业当时非常发达，不仅满足了军需民用，而且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
（二） 布衣出身的诸葛亮一生非常俭朴，因此，在他的理财思想中，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注重财源基础建设，强化财政收人监管的同时，严格财政支出管理。
一是强调收支平衡，略有节余。
在《诸葛亮??文集??治人第六》中有这样的记载：庶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苦，谨身节用。
以养父母。
制之以财，用之以礼，丰年不奢，凶年不俭。
素有蓄积，以储其后。
此治人之道，不亦合于四时之气乎”。
在这里，诸葛亮把“素有蓄积”也就是力求每年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普遍性原则当作预防“凶年不俭”的一项措施，而且提高到“有国有家者”的“治人之道”，即维护国家政权长治久安的高度来认识，可见，诸葛亮理财眼光的深邃。
与此同时，诸葛亮还主张“劝分务穑，以阜民财”，“利人相逢，用天之时，分地之利，以豫凶年，秋有余粮，以给不足，天下通财，路不拾遗，民无去就”。
就是说要让老百姓家有余粮，有所积蓄。
袁准说：“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不醉人”。
这充分说明，诸葛亮在治理蜀国期间，不光国家财政形势较好，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秩序也相当稳定。
二是注重开源与节流并举。
有两个方面的措施最能说明这一问题。
其一是颁布禁酒令，以节约粮食。
蜀汉建国初期，有一年遇上百年不遇的大旱，粮食出现了严重短缺，为了保证军需民用，诸葛亮宣布“酿酒者有刑”，并要求销毁酿酒工具，明确规定，凡发现谁家有酿酒工具，“与作酒者同罚”。
由于采取了灾年禁酒的严厉政策，对节省粮食，克服自然灾害所造成困难起到了积极作用。
其二是压缩军队和官府编制，节约财政支出。
比如诸葛亮率军进驻汉中后，为了压减军队开支，实行“减兵省将”的政策和“十二更下，在者八万”的军土轮换制，尽量压缩服役人数，以节约军费。
同时，他还派赵云带领部属在赤岸屯田。
在渭南实行“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令军队“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进行耕种，使“百姓安堵，军无私焉”。
由于诸葛亮实行了正确的分兵屯田政策，使许多荒地被开垦，并连年获得丰收，不仅保证了军队粮食自给，而且减轻了国家财政开支压力，真可谓“一举两得”。
三是崇尚节俭，杜绝浪费。
在开源节流的同时，诸葛亮还十分推崇过俭朴的生活，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杜绝铺张浪费。
他提出：无论是国家公职人员还是军队将士都应当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为标准，凡超过庶人生活所需之物，都属于奢侈禁止之列。
他说： 夫作无用之器，聚无益之货，金银壁玉，珠玑翡翠，奇珍异宝，远方所出，此非庶人之所用也；锦乡纂组，绮罗绫彀，玄黄衣帛，此非庶人之所服也；雕丈刻缕，伎作之巧，难成之功，妨碍农事，辎 出入，袍裘索 ，此非庶人之所饰也；重门画兽， 墙数仞，冢墓过度，竭财高尚，此非庶人之所居也。
”
庄子齐物论的中心思想
李清照出生于一个爱好文学艺术的士大夫家庭。
父亲李格非进士出身，苏轼的学生，官至礼部员外郎，藏书甚富，善属文，工于词章。
母亲是状元王拱宸的孙女，很有文学修养。
由于家庭的影响，特别是父亲李格非的影响，她少年时代便工诗善词。
十八岁时，李清照与赵明诚结婚。
婚后，清照与丈夫情投意合，如胶似漆，“夫如擅朋友之胜”。
李清照与太学生赵明诚结婚后一同研究金石书画，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
赵父是当时有名的政治家，官右丞相。
婚后，她把整个身心都放在文学艺术的深造和金石文字的收集研究上。
她同赵明诚互相砥砺，进行词的创作，技法日臻成熟。
一年重阳节，李清照作了那首著名的《醉花阴》，寄给在外作官的丈夫：“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
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
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秋闺的寂寞与闺人的惆怅跃然纸上。
据《嫏环记》载，赵明诚接到后，叹赏不已，又不甘下风，就闭门谢客，废寝忘食，三日三夜，写出五十阙词。
他把李清照的这首词也杂入其间，请友人陆德夫品评。
陆德夫把玩再三，说：“只三句绝佳。
”赵问是哪三句，陆答：“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 然而好景不长，朝中新旧党争愈演愈烈，一对鸳鸯被活活拆散，赵李隔河相望，饱尝相思之苦。
公元1127年，北方金族攻破了汴京，徽宗、钦宗父子被俘，高宗南逃。
李清照夫妇也随难民流落江南。
飘流异地，多年搜集来的金石字画丧失殆尽，给她带来沉痛的打击和极大的痛苦。
第二年赵明诚病死于建康（今南京），更给她增添了难以忍受的悲痛。
后来金人铁蹄南下，南宋王朝腐败无能，自毁长城。
赵明诚胸怀满腔热血，可却出师未捷身先死。
目睹了国破家亡的清照“虽处忧患穷困而志不屈”，在“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的晚年，她殚精竭虑，编撰《金石 录》，完成丈夫未竟之功。
金兵的横行肆虐激起她强烈的爱国情感，她积极主张北伐收复中原，可是南宋王朝的腐朽无能和偏安一隅，使李清照的希望成为幻影。
李清照在南渡初期，还写过一首雄浑奔放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借项羽的宁死不屈反讽徽宗父子的丧权辱国，意思表达得痛快淋漓，表达对宋王朝的愤恨。
多年的背井离乡，她那颗已经残碎的心，又因她的改嫁问题遭到士大夫阶层的污诟渲染，受到了更严重的戕害。
她无依无靠，呼告无门，贫困忧苦，流徙飘泊，最后寂寞地死在江南。
关于历史书籍的观后感
这是我看《全球通史》的感悟，字数是早超800了，你喜欢哪段就选哪段吧，反正我也不打算讲知识产权。
《全球通史》的几个启示书海 2009-07-29 06:15 阅读1 评论0 字号： 大大 中中 小小 2008年经济危机无论从哪里都可以听到这个词，但是要明白详尽地说出个所以然来又总是可望不可即。
似乎经济危机只应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现象，然而我认为并不是这样的，因为经济危机什么时候都可能发生，而它的触发关键只在于财富集中的程度。
无可否认资本主义时代是经济危机的高发时代，因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正好适应了经济危机发生的条件。
以最著名的1929年“大萧条”为例：一开始，由于战争期间大量压抑的消费需求的爆发，一时间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得到近似飞跃的发展，经济繁荣得使人忘记了战争的创痛而对前景充满信心。
所有工厂所有农场都在开足马力生产。
这是供求相对平衡的时代。
那时候的股票跟现在的股票差不多，都靠长短两条线赚钱，由于经济持续繁荣，使得股票长线收益直线上升，随之而来的是股价也持续上扬，从而使得短线收益也在涨。
由于股票市场的强大诱惑，不少人不惜借贷来炒股，并且由于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付款，他们甚至于花大笔未来的钱来买现在的货。
可惜不幸的是有不少的“优质股”只是劣质企业的精美包装，里面其实已经蛀空。
（注1：马克思的那句什么百分之多少的利润就能什么什么的名言，翻出来一看就明白了。
这是必然要发生的。
）由于他们不能盈利，令一部分投资者的钱被股票市场卷走，继而他们无力偿还贷款，被逼上绝路，一些小的银行由于不能收回接待，被逼破产，由于这个不好的势头，投资者们纷纷产生惶恐心理，一齐到各银行提款，一时间通货剧增，货物与货币不等价，造成通货膨胀短时间内成倍增长。
市民阶层因为通货膨胀严重不得不倾家荡产，而小生产者因为缺乏销路自身也遭到了破产，市民失业率开始剧增，大生产者（大资本家）则因为控制了销路，而影响不大，但由于他们不愿意放弃利润，一路促使货物价格虚高以收渔利。
此刻市民阶层已经穷困到连食物消费都成为问题，同时由于销路进一步萎缩，各生产者都减少原料买进，因此城市里农产品价格暴跌，使得农产品销售利润已不够支付运输费用，因此各农场主都放弃本业，个农产因此抛荒，牲畜也被大量屠杀之后弃尸荒野。
由于农产品供应减少，城市里面市民阶层更难获得食物，继而一切继发性的社会灾难也就随着经济危机最终影响到农业而爆发性的出现。
在这一连串的事件中最关键的一是粗质企业冒充优质股，而是大生产者坚持高价。
其中第一个很明显是有一些金融中介经手的，而由于他们有能力这样做，足以证明他们在政策上，在规模上都有明显优势，事实上他们就是有大金融资产阶级操控的，加上上面的大工业资产阶级，他们共同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财富，同时在政府甚至军队中都有极大的影响力（有钱能使鬼推磨），再加上他们简直就是经济生活中的飞蛾，拼命攫取利润，因而顺理成章地，由于过分繁荣的泡沫经济导致的经济危机也在资本主义时代中屡见不鲜。
至于封建时代的经济危机，中国汉朝时候曾经有过一次较大风波，但是由于资料不全，影响不够大，因此不作为典型例子。
不过可以肯定是因为盐铁官营而造成的。
由此可以认定，导致经济危机的不在制度而在人，而这又反映在制度上。
所以只要具备条件，即使封建时代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会有经济危机。
不过，由于在原始时代、奴隶时代和封建时代里，要么是资本总量不大，要么是资本不够集中，要么是政府干预太强，这几种条件一本不能同时满足，即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政府能够随时以行政命令控制物价，取缔构成严重危机的劣质企业，因此能够视情况中断经济危机的蔓延，最后经济危机就成了只在资本主义时代里能肆无忌惮的纸老虎。
伟大帝国消亡的根源众所周知亚欧大陆上曾经有过一个横跨东西，纵贯南北的蒙古大帝国。
蒙古帝国疆域之大，就连曾经叱咤一时的苏联也望尘莫及；蒙古帝国影响之大，恐怕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足以媲美的国家。
然而，蒙古大帝国只经历了短短几十年的辉煌就迅速分裂衰落，最后被各地的本地政权推翻。
与其说这是因为蒙古人不会统治不如说他们在错误的时间里做了个错误的梦。
蒙古帝国是一个封建性质的领主制大帝国。
从一开始它就做错了。
蒙古大汗把国家分为四块，分封给儿子和功臣，并且他们的后代可以世袭汗位，这就为分裂打下了基础。
然而导致衰败的根本原因却不在这里，而在于他们的通知工具太落后——马。
蒙古马在当时确实是最快的交通工具，就像现在的飞机，蒙古骑兵也凭这些马才得以施展战术，成为当时最有实力的部队，然而蒙古大帝国不是蒙古草原，再快的马要在整块大陆间驰骋终也显得力不从心，于是构建在这一统治基础上的蒙古大帝国的中央朝廷便显现出了鞭长莫及的尴尬。
正因这样，成吉思汗才迫不得已把难得统一起来的蒙古又割开；正因这样，在后来的分裂、起义、夺权等各种各样军事行动中蒙古中央军都挽回不了败局。
（假设当时的蒙古全帝国装上了无线电，所有蒙古马换成洲际导弹，在蒙古草原基地发射，就算当时蒙古人坏到像恶魔，个汗国混乱得像人间地狱，也绝对没有一个属地能够成功造反。
）另外，由于他们是马上的民族，他们必须长期在草原上生活，而这种艰苦的生活又造成了蒙古人不可能比各农耕民族占有数量上的优势，这又导致了蒙古人在挽救帝国的过程中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同样由于草原上的艰苦生活，他们难得有时间去思考，也难得有材料去记录，因此显得蒙古人除却无力外就什么都没有了。
两个原因综合起来就使得蒙古人在其武力政权被推翻后就迅速从历史舞台上消失。
（不过也有例外，比如在俄国。
当蒙古人入侵俄国的时候，蒙古人比俄国当地人数量上其实少得不是很多，并且，当时的俄国比蒙古还要落后，俄国人刚从原始时代过渡到奴隶时代，而蒙古起码是奴隶时代过渡到封建时代。
因此俄国内的蒙古政权垮台之后，俄国新政权继承了蒙古帝国的某些特质，从而导致后来的俄罗斯帝国不被正统西方国家视为同一族类。
直至今天，西方人仍然认为俄国人跟他们不是同一种人，当然东方人也不认为俄国人跟自己是同一种人。
这不完全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关系，血统纯正与否也是个因素。
）最后蒙古人被推翻的直接原因在于其是一个武力政权。
武力政权讲究的逻辑是强权就是真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于是在他们统治的地方，蒙古人普遍有一种自豪感，他们蔑视被征服的民族（我认为是有理的，正因为自己弱才会被征服，征服者自然有权有本钱蔑视你，更兼蒙古是相对落后的民族，反而一举征服了世界上几乎所有古老文明，这不得不说是一个讽刺。
）甚至乎他们奴役，欺压屠杀被征服民族，这就埋下了仇恨的祸根。
“自己再糟的政府也比侵略者要好。
”（引用自己的“名言”）民族矛盾最终在蒙古治下几十到百多年时间取得的发展中被激化，一时间蒙古政权土崩瓦解，不可再兴。
蒙古凭它的封建性和相对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实在不应该贪图伟大帝国的荣耀的，历史上中国从来只能幽居东方，罗马帝国也只足以在地中海游曳，沙俄治下的东方人烟稀少，不能算真正的国土，即便苏联也终归尘土，一个生产力水平不够又要以武力治天下的世界性大国是难以立足的，更何况以武力立国的政权本来就是短命种，又怎能祈求治万世而安呢
所以面对蒙古，面对多数帝国的覆亡，实在是不必感到惋惜的。
半殖半封社会没有前途历史书上对这个命题强调好多次了，却每一次都不得清晰，如今解释一次。
以中国为例：1840年中国开始沦为半殖半封社会，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时的1949年。
一开始中国政府适时地提出“自强”口号。
要自强就必须有军工，要军工就就必须有重工，然而军工重工都很耗钱，而且重工还需要有足够广大的市场才能继续生产，这就必须有实力强大的轻工业来获取财富同时消费掉重工的产品，然而在封建时代的中国，连手工业都难见，更不用说机器生产的轻工工厂了，到了半殖半封时代，列强急迫希望从中国土地上获取财富，自然不会把赚钱的轻工交给当地人做，于是他们一方面利用雄厚的资本进行正当竞争，另一方面又动用国家权力进行不正当的竞争，甘心处于半殖半封之下的当地政府自然不能与列强政府对抗，最终他们获得垄断经营的地位。
为了保护本国兼本企业的利益，中国的民族企业迫切需要国家力量的保护，也就回到了军工跟重工，但此时形势变得更不利，列强既已垄断轻工，为了保护其利益不受侵害，同时扩大其利益，自然还要垄断重工，这个时候既没钱又没兵的中国根本阻挡不了列强的脚步，他们轻而易举地就主导了中国的命脉。
此时此刻中国完全失去了保护本国企业的条件，仅存的一些民族工业也被外国投资的代理商排挤掉，而这些代理商由于产生于列强的扶植，自然割断不了与外国的联系，又因为中国本土封建军阀形势而割舍不了二者间的深厚“友谊”，于是他们既不能为本国赚钱，又不能保护本国安全，却控制着本国的钱路，因此，中国的前途便光明远大不起来了。
当然，我们还是有办法改变这种状况的。
其一，让中国彻底沦为殖民地，用外国人的钱来发展经济，只是根据整个美洲的经验，这条路最终只能走向民族革命，因为不存在了封建政权，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革命变为可能；其二，先革命，然后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扶植本国的重工业，继而建立军工，轻工，在短时间内建立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既保障安全又保障钱路。
不过这是一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险路，走错了可能就要全民族灭亡。
而历史上确有些国家因走了这条路而迅速崛起，比如日本，比如苏俄，又比如中国。
至于在当时中国的国情之下，走日本的路是不成功的，因为中国的封建性叫日本深厚不知多少倍，中国的资产阶级又没日本的那么财大气粗，故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远达不到日本那么成功，所以中国要革命的话也只可实行民族独立革命，至于民族独立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能否取得政权，这就是后话，不可概而论之。
所以根据这一分析，印证了半殖半封下的中国是没前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