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词解释 乡土文学
所谓“乡土文学”，往往让人联想到某种奇趣盎然、野气扑人的田园诗意，月下小景、水乡夜色或空灵雨景常常成为乡土文学恬静怡人的意境，黄泥的墙、乌黑的瓦、老人、女孩和黄狗更是时常作为一种乡土文学的典型背景，昭示着乡土文学所可能具备的某种超然的美学特征。
不过，乡土文学中也亦时常出现粗犷的民俗，剽悍的民风，甚至是野蛮的陋俗、愚昧的乡规和残酷的阶级压迫，所以，如果认为乡土文学只是叙述心灵的净土或只描写诗意的田园风光，显然不够全面。
乡土文学中，粗犷的阳刚之气与纤细的阴柔之美同在，化外之境的淳朴人性和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都可以为乡土文学所容纳，而愚昧与文明的冲突，在中国乡土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更是形成了一个越来越突出的主题。
至于乡土文学的作家，如沈从文，自命为“乡下人”，刘绍棠，自称为“土著”，他们的乡土作品的视野，表面上看，似乎只专注于乡土间的纯美故事；细究起来，现当代任何一位以乡土文学为题材的小说家，几乎都无法完全回避关于现代意识和外部世界对乡村的影响。
这种影响有时以直接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在另一些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作家的叙述可能间接地表达对于现代文明的某种否定态度。
但是，不管以乡土为题材的作家对现代文明取何种态度，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乡土文学”并非封闭的“乡土文学”，这一题材的文学类型，总是直接或间接应对着现代文明的挑战。
据考证，关于“乡土文学”的阐述，在现代中国，最早的是鲁迅。
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说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
”（1）尽管鲁迅对“乡土文学”未做出正面的定义，但他勾画了当时的乡土小说的创作面貌。
当时的乡土文学的作家群体多寄寓在都市，沐浴着现代都市的文明，领受着“五四”新潮的洗礼。
现代文明和进步思想的烛照，几乎成为当时作家书写“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创作准备。
1936年，茅盾更进一步指出“乡土文学”最主要特征并不在于对乡土风情的单纯描绘：“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
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
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
”（2）如果以茅盾的“乡土文学”观念为圭臬，那么，鲁迅笔下的乡土世界无疑最具代表性。
在末庄、土谷祠、乌蓬船、咸亨酒店构成的乡土环境中，鲁迅以一个启蒙者的眼光揭示着乡土人物的麻木、愚昧和残酷。
在鲁迅的乡土小说世界里，乡土环境，绝对不是寄予着某种人生理想的世外桃源，而是扼杀民族生命力的所在。
鲁镇和末庄几乎可以等同于鲁迅所说的“铁屋子”。
大概只有在回忆童年的叙述中，鲁迅才对故乡表现出些许的温情。
而鲁迅对乡土环境的严峻态度，实际上为现代的许多进步作家所接受，所追随。
在乡土生活和风习画面中寄予重大的社会命题，显示社会的变迁和变迁社会中的人物成为中国现代作家孜孜以求的一种乡土文学的叙事模式。
鲁彦、许钦文、蹇先艾、台静农、许杰、彭家煌、沙汀、艾芜等一批现代乡土作家，以朴实细密的写实风格书写老中国儿女在各自的乡土上发生的种种悲剧性故事：宗法制的农村中的世态炎凉和无产者的不幸，封建等级制度延伸出的生活逻辑和社会心理对贱者、弱者不动声色的毁灭，封闭的边远乡村中原始野蛮习俗对人民的播弄和控制，等等。
在这些乡土文学中，被台静农称为“地之子”的现代中国农村的老百姓们，承受着巨大的苦难，而小说叙述者所营造出的愚昧与冷漠、悲哀与阴郁交织着的乡村氛围，表现出这批乡土作家对当时中国最低层社会的强烈使命感。
当然，这批乡土作家同时还是农村痼疾的解剖家，如沙汀，以尖锐的讽刺的笔法，写出了“半人半兽”“土著”人物把持的乡镇中的黑暗和无常。
对乡土世界中政治、经济、阶级斗争问题的关注，乃是现当代中国的乡土文学的相当重要的一个叙事潮流。
从早期具有左翼色彩的乡土文学创作开始，延续到抗战期间的赵树理、孙犁，形成了“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的乡土小说流派。
在赵树理、孙犁的乡土小说中，政治斗争故事和战争故事已经成为主宰。
不过，在关于政治和战争的叙述中，这些作家通常以普通农民为视角，所以，他们的叙述和思维依然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特别是孙犁，他的乡土小说，塑造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乡村普通百姓的乐观、无私和勇敢，具有一种鼓舞大众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诗意向上的力量。
而这种以革命为脉络的乡土文学，发展到合作化题材阶段，事实上其叙述者都转变为的具有敏锐政治意识的全知者，他们以乡土小说为输出革命和继续革命理念的所在，并十分注意塑造乡土世界中具有高度革命觉悟的农村“革命新人”，这些作家，以柳青和浩然为主要代表。
与具有进步色彩或直接参加革命的乡土作家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另一批陶醉于田园风光的现代乡土作家，其中成名于20、30年代的废名和沈从文最有代表性。
废名的乡土文学作品中，少年和姑娘在夕阳下逗留嬉戏，行人挑夫在杨柳树下乘凉喝茶，农家乐的一派祥和而繁忙的快乐景象完全抹去了现代农村中血腥的一面，谱写出一曲远离尘嚣的田园牧歌。
至于沈从文的创作，也多注意刻画乡土中的“粗糙的灵魂”和“单纯的情欲”。
沈从文描绘的山寨、码头宁静而秀美，宛如一副副古朴奇幻的风俗画。
特别是在这些“化外之境”中发生的爱情故事，更有令人一唱三叹之妙。
《边城》中少女翠翠的爱情观和爱情经历，单纯而美丽，有着未受现代都市文明污染的清澈和微妙。
在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世界里，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禽兽在做梦，草木能谈吐，大自然的“神性”成为乡土世界沉默的主宰。
那么，沈从文意图在他的宁静超脱的乡土作品中寄寓什么样的主题呢
是“人性”。
沈从文在他《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言明：“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
我只想造希腊小庙。
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
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
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那么，我们有必要追问的是，沈从文是不是以“人性”的小庙的构造回避可能存在的残酷现实，从而“美化落后”“诗化麻木”呢
如果这样看待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确实是过于粗暴简单了。
在沈从文诗意神话的长廊中，即使是最精美的篇章，也在述说着某种无法抗拒的悲凉。
翠翠那一双清明如水晶的眸子，在亲人的死亡和情人的离去的现实面前，不也宣告了诗意的神话的破灭了吗
而沈从文的另一名篇《丈夫》，几乎完全可以将其视为关于乡村底层人物的一曲悲歌。
进入乡土文学纯美境界的沈从文，未必就不懂的社会的苦痛，只不过他是以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的边缘性异质性的乡土文化的叙述，显示处于弱势的边缘文化中沉静深远的生命力量，从而内在地对所谓文明社会的种种弊端构成了超越性的批判。
在新时期的乡土文学写作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沈从文式乡土文学写作类型的延续。
在汪曾祺等作家的乡土文学作品中，沈从文式的清澈空灵被赋予更为乐观明朗的特征。
另外，沈从文的乡土文学，还开创了以展现“异质文化”中人性轨迹来表明文化成规对人的影响的写作模式，这种模式在新时期为韩少功、李锐这样的作家所承继。
不过，韩少功式的视角要比沈从文更“客观”、更“中性”，他们更直接地也更热衷于叙述、分析他们所看到的“异质文化”之内发生的种种故事。
正如李庆西对韩少功的《爸爸爸》的叙述者态度的分析：“就审美主体而言，完全是局外人的态度，对一切都保持着老于世故的缄默。
这倒并非自以为是的冷眼观照，而是一种宽宏、旷达的心境。
所以不奇怪，这里没有鲁迅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慨，……，叙述者的意向，实际上是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的认同。
”（3）韩少功对于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是否认同有待商榷，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韩少功的确善于模拟“局外人”的视角，反复打量他眼中的乡土人物乡土习俗的种种文化规定性。
这种冷静的写作态度，在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中达到了极为自觉的阶段。
《马桥词典》中，乡土，特别是乡土语言，成了乡土文化中最有趣也有富有历史深度的缩影和索引。
表面上，马桥是一个静态的存在，惟有“局外人”的视角，才可能将现代文明对马桥的影响看得如此透彻，并获得丰富的诠释。
在“地球村”的意识越来越强烈的当代，以韩少功、李锐、张炜为代表的中国作家们，已经不再象刘绍棠那样以自我情感的过分投入作为呵护乡土文学的写作姿态，而是站在一个更自觉更冷峻的制高点，以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叙述着中华各地乡土文化的变迁。
新文学倡导者提出了哪些现代新文学观念
边城人物评析如下： (1)翠翠： 翠翠是一个天真善良、温柔清纯、聪明乖巧的少女。
自幼父母双亡的她和外公相依为命，对外公关心备至。
因为外公不理解她的心事，虽然有外公无微不至照顾自己，但是并不能真正理解她作为一个青春少女的情怀，内心无比孤独。
她情窦初开，爱上了傩送，感情纯洁真挚。
但少女的羞涩又使她难以明确表达。
面对爷爷的委婉引导，旁敲侧击的询问，虽心知肚明，却又闪烁其辞地表明态度。
最后天保闯滩而死，傩送离家出走，外公为她的婚事忧愁而亡，她只能凄凉地守着渡船，等待着心上人的归来，没能告诉她要孤独地等到什么时候。
但她仍矢志不渝地等待着心上的人的归来，表现了她爱的执著。
总之，翠翠是一个善良聪慧温婉多情的少女，外表的温婉羞涩与内心的炽热多情融为一体，是一个成功而又独特的人物形象。
(2) 爷爷： 爷爷是中国传统美德的典范。
他善良纯朴、热心好客、甘守清贫、尽职尽责。
对孙女无比疼爱。
为翠翠的亲事操心担忧，尽力促成翠翠爱情的实现。
在生活上，对翠翠也是无比关怀，不让翠翠坐热石头，惟恐翠翠生病;在感情上尽力体谅翠翠的心思，翠翠忧伤寂寞时为她讲故事、说笑活、唱歌。
外公因为女儿和女婿的悲剧，在他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
翠翠害怕地痛哭让他觉得莫名其妙，他给孙女讲母亲的故事，更让孙女感触不已。
对于天保兄弟的选择，他却没有直接告诉翠翠，反而让孙女“心中不免有点乱”。
他对翠翠“温和悲悯地笑”，表现了他内心的矛盾，既爱孙女，又害怕她再走母亲的老路，却不能直接说出来。
节选部分以后因天保的死造成孙女的悲剧，他又无能为力，不能向任何人求助诉说，只能撒手而去。
可以说他是在孤独中死去的。
(3) 天保兄弟： 天保个性豪爽、慷慨。
他是船总的大儿子，却爱上了贫苦摆渡人的孙女。
他喜欢翠翠，托媒被糊里糊涂地拒绝回来，他不知道翠翠喜欢傩送，傩送也喜欢翠翠，在不知情中踏入了爱情的矛盾中。
后来他知道弟弟也爱翠翠，两人唱歌“决斗”，他却因为自己先提了亲，“作哥哥走车路占了先”，一定要弟弟先唱“一开口”，他知道自己不是“敌手”，就很大度地成全了弟弟，充分表现了他的手足之情，后来他外出闯滩，一是为了弟弟的幸福，也是为了自己心中的失望和难过，“好忘却了上面的一切”，最后意外遇难，可以说是为了亲情和爱情而死。
也正是他孤独的归宿。
傩送也可以说孤独地追求爱情，和哥哥的“决斗”，夜半唱情歌，却并不为心上人所知。
最后也孤独地出走，不知道飘泊到什么地方。
汪曾祺 四十年代的小说有哪些
所谓“文学”，往往让人联想到某种奇趣盎野气扑人的田园诗意下小景、水乡夜色或空灵常常成为乡土文学恬静怡人的意境，黄泥的墙、乌黑的瓦、老人、女孩和黄狗更是时常作为一种乡土文学的典型背景，昭示着乡土文学所可能具备的某种超然的美学特征。
不过，乡土文学中也亦时常出现粗犷的民俗，剽悍的民风，甚至是野蛮的陋俗、愚昧的乡规和残酷的阶级，所以，如果认为乡土文学只是叙述心灵的净土或只描写诗意的田园风光，显然不够全面。
乡土文学中，粗犷的阳刚之气与纤细的阴柔之美同在，化外之境的淳朴人性和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都可以为乡土文学所容纳，而愚昧与文明的冲突，在中国乡土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更是形成了一个越来越突出的主题。
至于乡土文学的作家，如沈从文，自命为“乡下人”，刘绍棠，自称为“土著”，他们的乡土作品的视野，表面上看，似乎只专注于乡土间的纯美故事；细究起来，现当代任何一位以乡土文学为题材的小说家，几乎都无法完全回避关于现代意识和外部世界对乡村的影响。
这种影响有时以直接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在另一些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作家的叙述可能间接地表达对于现代文明的某种否定态度。
但是，不管以乡土为题材的作家对现代文明取何种态度，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乡土文学”并非封闭的“乡土文学”，这一题材的文学类型，总是直接或间接应对着现代文明的挑战。
据考证，关于“乡土文学”的阐述，在现代中国，最早的是鲁迅。
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说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
”（1）尽管鲁迅对“乡土文学”未做出正面的定义，但他勾画了当时的乡土小说的创作面貌。
当时的乡土文学的作家群体多寄寓在都市，沐浴着现代都市的文明，领受着“五四”新潮的洗礼。
现代文明和进步思想的烛照，几乎成为当时作家书写“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创作准备。
1936年，茅盾更进一步指出“乡土文学”最主要特征并不在于对乡土风情的单纯描绘：“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
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
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
”（2）如果以茅盾的“乡土文学”观念为圭臬，那么，鲁迅笔下的乡土世界无疑最具代表性。
在末庄、土谷祠、乌蓬船、咸亨酒店构成的乡土环境中，鲁迅以一个启蒙者的眼光揭示着乡土人物的麻木、愚昧和残酷。
在鲁迅的乡土小说世界里，乡土环境，绝对不是寄予着某种人生理想的世外桃源，而是扼杀民族生命力的所在。
鲁镇和末庄几乎可以等同于鲁迅所说的“铁屋子”。
大概只有在回忆童年的叙述中，鲁迅才对故乡表现出些许的温情。
而鲁迅对乡土环境的严峻态度，实际上为现代的许多进步作家所接受，所追随。
在乡土生活和风习画面中寄予重大的社会命题，显示社会的变迁和变迁社会中的人物成为中国现代作家孜孜以求的一种乡土文学的叙事模式。
鲁彦、许钦文、蹇先艾、台静农、许杰、彭家煌、沙汀、艾芜等一批现代乡土作家，以朴实细密的写实风格书写老中国儿女在各自的乡土上发生的种种悲剧性故事：宗法制的农村中的世态炎凉和无产者的不幸，封建等级制度延伸出的生活逻辑和社会心理对贱者、弱者不动声色的毁灭，封闭的边远乡村中原始野蛮习俗对的播弄和控制，等等。
在这些乡土文学中，被台静农称为“地之子”的现代中国农村的老百姓们，承受着巨大的苦难，而小说叙述者所营造出的愚昧与冷漠、悲哀与阴郁交织着的乡村氛围，表现出这批乡土作家对当时中国最低层社会的强烈使命感。
当然，这批乡土作家同时还是农村痼疾的解剖家，如沙汀，以尖锐的讽刺的笔法，写出了“半人半兽”“土著”人物把持的乡镇中的黑暗和无常。
对乡土世界中、经济、阶级斗争问题的关注，乃是现当代中国的乡土文学的相当重要的一个叙事潮流。
从早期具有左翼色彩的乡土文学创作开始，延续到抗战期间的赵树理、孙犁，形成了“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的乡土小说流派。
在赵树理、孙犁的乡土小说中，斗争故事和战争故事已经成为主宰。
不过，在关于和战争的叙述中，这些作家通常以普通农民为视角，所以，他们的叙述和思维依然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特别是孙犁，他的乡土小说，塑造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乡村普通百姓的乐观、无私和勇敢，具有一种鼓舞大众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诗意向上的力量。
而这种以革命为脉络的乡土文学，发展到合作化题材阶段，事实上其叙述者都转变为的具有敏锐意识的全知者，他们以乡土小说为输出革命和继续革命理念的所在，并十分注意塑造乡土世界中具有高度革命觉悟的农村“革命新人”，这些作家，以柳青和浩然为主要代表。
与具有进步色彩或直接参加革命的乡土作家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另一批陶醉于田园风光的现代乡土作家，其中成名于20、30年代的废名和沈从文最有代表性。
废名的乡土文学作品中，少年和姑娘在夕阳下逗留嬉戏，行人挑夫在杨柳树下乘凉喝茶，农家乐的一派祥和而繁忙的快乐景象完全抹去了现代农村中血腥的一面，谱写出一曲远离尘嚣的田园牧。
至于沈从文的创作，也多注意刻画乡土中的“粗糙的灵魂”和“单纯的情欲”。
沈从文描绘的山寨、码头宁静而秀美，宛如一副副古朴奇幻的风俗画。
特别是在这些“化外之境”中发生的爱情故事，更有令人一唱三叹之妙。
《边城》中少女翠翠的爱情观和爱情经历，单纯而美丽，有着未受现代都市文明污染的清澈和微妙。
在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世界里，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禽兽在做梦，草木能谈吐，大自然的“神性”成为乡土世界沉默的主宰。
那么，沈从文意图在他的宁静超脱的乡土作品中寄寓什么样的主题呢
是“人性”。
沈从文在他《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言明：“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
我只想造希腊小庙。
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
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
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那么，我们有必要追问的是，沈从文是不是以“人性”的小庙的构造回避可能存在的残酷现实，从而“美化落后”“诗化麻木”呢
如果这样看待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确实是过于粗暴简单了。
在沈从文诗意神话的长廊中，即使是最精美的篇章，也在述说着某种无法抗拒的悲凉。
翠翠那一双清明如水晶的眸子，在亲人的死亡和情人的离去的现实面前，不也宣告了诗意的神话的破灭了吗
而沈从文的另一名篇《丈夫》，几乎完全可以将其视为关于乡村底层人物的一曲悲。
进入乡土文学纯美境界的沈从文，未必就不懂的社会的苦痛，只不过他是以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的边缘性异质性的乡土文化的叙述，显示处于弱势的边缘文化中沉静深远的生命力量，从而内在地对所谓文明社会的种种弊端构成了超越性的批判。
在新时期的乡土文学写作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沈从文式乡土文学写作类型的延续。
在汪曾祺等作家的乡土文学作品中，沈从文式的清澈空灵被赋予更为乐观明朗的特征。
另外，沈从文的乡土文学，还开创了以展现“异质文化”中人性轨迹来表明文化成规对人的影响的写作模式，这种模式在新时期为韩少功、李锐这样的作家所承继。
不过，韩少功式的视角要比沈从文更“客观”、更“中性”，他们更直接地也更热衷于叙述、他们所看到的“异质文化”之内发生的种种故事。
正如李庆西对韩少功的《爸爸爸》的叙述者态度的：“就审美主体而言，完全是局外人的态度，对一切都保持着老于世故的缄默。
这倒并非自以为是的冷眼观照，而是一种宽宏、旷达的心境。
所以不奇怪，这里没有鲁迅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慨，……，叙述者的意向，实际上是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的认同。
”（3）韩少功对于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是否认同有待商榷，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韩少功的确善于模拟“局外人”的视角，反复打量他眼中的乡土人物乡土习俗的种种文化规定性。
这种冷静的写作态度，在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中达到了极为自觉的阶段。
《马桥词典》中，乡土，特别是乡土语言，成了乡土文化中最有趣也有富有历史深度的缩影和索引。
表面上，马桥是一个静态的存在，惟有“局外人”的视角，才可能将现代文明对马桥的影响看得如此透彻，并获得丰富的诠释。
在“地球村”的意识越来越强烈的当代，以韩少功、李锐、张炜为代表的中国作家们，已经不再象刘绍棠那样以自我情感的过分投入作为呵护乡土文学的写作姿态，而是站在一个更自觉更冷峻的制高点，以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叙述着中华各地乡土文化的变迁。
乡土写实小说：20年代中期，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具有较浓的乡土气息与地方色彩的小说兴盛起来，延续到30年代，即乡土写实小说。
代表：废名（冯文炳）、许杰《赌徒吉顺》、许钦文《一生》《疯妇》、鲁彦（原名王衡，因热爱鲁迅而改名，代表作《菊英的出嫁》——冥婚，《黄金》标志着乡土写实小说创作的成熟，史伯伯，串门——借钱，参加婚宴——坐末席，女儿遭骂，被盗不敢声张，写出了金钱观念驱动下人与人之间冷酷、可怕的关系。
）蹇先艾、黎锦明、彭家煌《陈四爹的牛》、台静农、徐玉诺、王思玷等。
乡土小说把艺术之根扎于故乡的土地与农民之中，带着满身乡土气息，又敢于正视农民的辛酸与凄楚，作平实自然的描写。
五四乡土小说与建国后的农村题材小说异同比较<答案详细一点>
所谓“乡土文学”，往往让人联想到某种奇趣盎然、野气扑人的田园诗意，月下小景、水乡夜色或空灵雨景常常成为乡土文学恬静怡人的意境，黄泥的墙、乌黑的瓦、老人、女孩和黄狗更是时常作为一种乡土文学的典型背景，昭示着乡土文学所可能具备的某种超然的美学特征。
不过，乡土文学中也亦时常出现粗犷的民俗，剽悍的民风，甚至是野蛮的陋俗、愚昧的乡规和残酷的阶级压迫，所以，如果认为乡土文学只是叙述心灵的净土或只描写诗意的田园风光，显然不够全面。
乡土文学中，粗犷的阳刚之气与纤细的阴柔之美同在，化外之境的淳朴人性和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都可以为乡土文学所容纳，而愚昧与文明的冲突，在中国乡土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更是形成了一个越来越突出的主题。
至于乡土文学的作家，如沈从文，自命为“乡下人”，刘绍棠，自称为“土著”，他们的乡土作品的视野，表面上看，似乎只专注于乡土间的纯美故事；细究起来，现当代任何一位以乡土文学为题材的小说家，几乎都无法完全回避关于现代意识和外部世界对乡村的影响。
这种影响有时以直接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在另一些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作家的叙述可能间接地表达对于现代文明的某种否定态度。
但是，不管以乡土为题材的作家对现代文明取何种态度，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乡土文学”并非封闭的“乡土文学”，这一题材的文学类型，总是直接或间接应对着现代文明的挑战。
据考证，关于“乡土文学”的阐述，在现代中国，最早的是鲁迅。
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说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
”（1）尽管鲁迅对“乡土文学”未做出正面的定义，但他勾画了当时的乡土小说的创作面貌。
当时的乡土文学的作家群体多寄寓在都市，沐浴着现代都市的文明，领受着“五四”新潮的洗礼。
现代文明和进步思想的烛照，几乎成为当时作家书写“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创作准备。
1936年，茅盾更进一步指出“乡土文学”最主要特征并不在于对乡土风情的单纯描绘：“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
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
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
”（2）如果以茅盾的“乡土文学”观念为圭臬，那么，鲁迅笔下的乡土世界无疑最具代表性。
在末庄、土谷祠、乌蓬船、咸亨酒店构成的乡土环境中，鲁迅以一个启蒙者的眼光揭示着乡土人物的麻木、愚昧和残酷。
在鲁迅的乡土小说世界里，乡土环境，绝对不是寄予着某种人生理想的世外桃源，而是扼杀民族生命力的所在。
鲁镇和末庄几乎可以等同于鲁迅所说的“铁屋子”。
大概只有在回忆童年的叙述中，鲁迅才对故乡表现出些许的温情。
而鲁迅对乡土环境的严峻态度，实际上为现代的许多进步作家所接受，所追随。
在乡土生活和风习画面中寄予重大的社会命题，显示社会的变迁和变迁社会中的人物成为中国现代作家孜孜以求的一种乡土文学的叙事模式。
鲁彦、许钦文、蹇先艾、台静农、许杰、彭家煌、沙汀、艾芜等一批现代乡土作家，以朴实细密的写实风格书写老中国儿女在各自的乡土上发生的种种悲剧性故事：宗法制的农村中的世态炎凉和无产者的不幸，封建等级制度延伸出的生活逻辑和社会心理对贱者、弱者不动声色的毁灭，封闭的边远乡村中原始野蛮习俗对人民的播弄和控制，等等。
在这些乡土文学中，被台静农称为“地之子”的现代中国农村的老百姓们，承受着巨大的苦难，而小说叙述者所营造出的愚昧与冷漠、悲哀与阴郁交织着的乡村氛围，表现出这批乡土作家对当时中国最低层社会的强烈使命感。
当然，这批乡土作家同时还是农村痼疾的解剖家，如沙汀，以尖锐的讽刺的笔法，写出了“半人半兽”“土著”人物把持的乡镇中的黑暗和无常。
对乡土世界中政治、经济、阶级斗争问题的关注，乃是现当代中国的乡土文学的相当重要的一个叙事潮流。
从早期具有左翼色彩的乡土文学创作开始，延续到抗战期间的赵树理、孙犁，形成了“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的乡土小说流派。
在赵树理、孙犁的乡土小说中，政治斗争故事和战争故事已经成为主宰。
不过，在关于政治和战争的叙述中，这些作家通常以普通农民为视角，所以，他们的叙述和思维依然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特别是孙犁，他的乡土小说，塑造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乡村普通百姓的乐观、无私和勇敢，具有一种鼓舞大众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诗意向上的力量。
而这种以革命为脉络的乡土文学，发展到合作化题材阶段，事实上其叙述者都转变为的具有敏锐政治意识的全知者，他们以乡土小说为输出革命和继续革命理念的所在，并十分注意塑造乡土世界中具有高度革命觉悟的农村“革命新人”，这些作家，以柳青和浩然为主要代表。
与具有进步色彩或直接参加革命的乡土作家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另一批陶醉于田园风光的现代乡土作家，其中成名于20、30年代的废名和沈从文最有代表性。
废名的乡土文学作品中，少年和姑娘在夕阳下逗留嬉戏，行人挑夫在杨柳树下乘凉喝茶，农家乐的一派祥和而繁忙的快乐景象完全抹去了现代农村中血腥的一面，谱写出一曲远离尘嚣的田园牧歌。
至于沈从文的创作，也多注意刻画乡土中的“粗糙的灵魂”和“单纯的情欲”。
沈从文描绘的山寨、码头宁静而秀美，宛如一副副古朴奇幻的风俗画。
特别是在这些“化外之境”中发生的爱情故事，更有令人一唱三叹之妙。
《边城》中少女翠翠的爱情观和爱情经历，单纯而美丽，有着未受现代都市文明污染的清澈和微妙。
在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世界里，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禽兽在做梦，草木能谈吐，大自然的“神性”成为乡土世界沉默的主宰。
那么，沈从文意图在他的宁静超脱的乡土作品中寄寓什么样的主题呢
是“人性”。
沈从文在他《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言明：“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
我只想造希腊小庙。
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
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
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那么，我们有必要追问的是，沈从文是不是以“人性”的小庙的构造回避可能存在的残酷现实，从而“美化落后”“诗化麻木”呢
如果这样看待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确实是过于粗暴简单了。
在沈从文诗意神话的长廊中，即使是最精美的篇章，也在述说着某种无法抗拒的悲凉。
翠翠那一双清明如水晶的眸子，在亲人的死亡和情人的离去的现实面前，不也宣告了诗意的神话的破灭了吗
而沈从文的另一名篇《丈夫》，几乎完全可以将其视为关于乡村底层人物的一曲悲歌。
进入乡土文学纯美境界的沈从文，未必就不懂的社会的苦痛，只不过他是以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的边缘性异质性的乡土文化的叙述，显示处于弱势的边缘文化中沉静深远的生命力量，从而内在地对所谓文明社会的种种弊端构成了超越性的批判。
在新时期的乡土文学写作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沈从文式乡土文学写作类型的延续。
在汪曾祺等作家的乡土文学作品中，沈从文式的清澈空灵被赋予更为乐观明朗的特征。
另外，沈从文的乡土文学，还开创了以展现“异质文化”中人性轨迹来表明文化成规对人的影响的写作模式，这种模式在新时期为韩少功、李锐这样的作家所承继。
不过，韩少功式的视角要比沈从文更“客观”、更“中性”，他们更直接地也更热衷于叙述、分析他们所看到的“异质文化”之内发生的种种故事。
正如李庆西对韩少功的《爸爸爸》的叙述者态度的分析：“就审美主体而言，完全是局外人的态度，对一切都保持着老于世故的缄默。
这倒并非自以为是的冷眼观照，而是一种宽宏、旷达的心境。
所以不奇怪，这里没有鲁迅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慨，……，叙述者的意向，实际上是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的认同。
”（3）韩少功对于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是否认同有待商榷，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韩少功的确善于模拟“局外人”的视角，反复打量他眼中的乡土人物乡土习俗的种种文化规定性。
这种冷静的写作态度，在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中达到了极为自觉的阶段。
《马桥词典》中，乡土，特别是乡土语言，成了乡土文化中最有趣也有富有历史深度的缩影和索引。
表面上，马桥是一个静态的存在，惟有“局外人”的视角，才可能将现代文明对马桥的影响看得如此透彻，并获得丰富的诠释。
在“地球村”的意识越来越强烈的当代，以韩少功、李锐、张炜为代表的中国作家们，已经不再象刘绍棠那样以自我情感的过分投入作为呵护乡土文学的写作姿态，而是站在一个更自觉更冷峻的制高点，以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叙述着中华各地乡土文化的变迁。
乡土写实小说：20年代中期，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具有较浓的乡土气息与地方色彩的小说兴盛起来，延续到30年代，即乡土写实小说。
代表：废名（冯文炳）、许杰《赌徒吉顺》、许钦文《一生》《疯妇》、鲁彦（原名王衡，因热爱鲁迅而改名，代表作《菊英的出嫁》——冥婚，《黄金》标志着乡土写实小说创作的成熟，史伯伯，串门——借钱，参加婚宴——坐末席，女儿遭骂，被盗不敢声张，写出了金钱观念驱动下人与人之间冷酷、可怕的关系。
）蹇先艾、黎锦明、彭家煌《陈四爹的牛》、台静农、徐玉诺、王思玷等。
乡土小说把艺术之根扎于故乡的土地与农民之中，带着满身乡土气息，又敢于正视农民的辛酸与凄楚，作平实自然的描写。
什么是乡土文学
急
乡土文学 20年代，中国现代文坛上出现了一批比较接近农村的年轻作家，他们的创作较多受鲁迅的影响，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以农民疾苦为主要内容，形成所谓“乡土文学”。
乡土文学是在“为人生”文学主张的影响和发展下出现的。
作家们在探求人生真谛，追求理想社会的过程中，关注受压迫最深重的农民问题。
对农民的破产，农村妇女悲惨的命运，封建农村的陋习和农民思想的麻木，以及中小地主和小有产者的败落都有深入的表现。
代表作家作品有：王任叔的《疲惫者》。
许钦文的《疯妇》、《鼻涕阿二》、台静农的《天二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