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结过几次婚姻
一、张：情书里的爱情我行过许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致张兆和的情书在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中，这是最动人心魄的一个美丽句子。
因为这句深婉有风致的情话，我曾相信了爱情的纯美，誓言的忠贞，水会流走云会散去，而所爱是唯一的。
1931年的夏天，在中国公学教书的沈从文，跌入了那场无药可救的暗恋。
张吉友家的三小姐张兆和，名门才女，聪慧美 一、张兆和：情书里的爱情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致张兆和的情书 在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中，这是最动人心魄的一个美丽句子。
因为这句深婉有风致的情话，我曾相信了爱情的纯美，誓言的忠贞，水会流走云会散去，而所爱是唯一的。
1931年的夏天，在中国公学教书的沈从文，跌入了那场无药可救的暗恋。
张吉友家的三小姐张兆和，名门才女，聪慧美丽，演话剧，跳芭蕾，有如一只姣好傲然的“黑凤”，飞入了沈从文多情的相思梦中。
沈从文疯狂地给自己的女学生张兆和写了一封又一封情书：“我不知怎么忽然爱上了你!”“你是我的月亮……”情思如月华痴惘，言辞如流水唯美。
张兆和对这个腼腆乡土的老师心生不耐烦，终于告到校长胡适那里去了。
胡适看了信笑笑说：“沈从文先生固执地爱你!”张兆和回答说：“我固执地不爱他!” 张兆和在日记里抒写了自己的爱情观：“胡先生只知道爱是可贵的，以为只要是诚意的，就应当接受，他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他没有知道如果被爱者不爱这献上爱的人，而光只因他爱的诚挚，就勉强接受了它，这人为的非由两心互应的有恒结合，不单不是幸福的设计，终会酿成更大的麻烦与苦恼。
” 在这场爱情追逐的最初，显然，张兆和是骄傲的，高高在上的，带着名门淑女的矜持与优越感;而沈从文是谦卑的，俯首并仰视的，是一个“乡下人”的自卑的多情。
两人的位置处于女神与奴仆的倾斜角度，沈从文的爱充满了一种求之不得梦寐思服的美与哀愁。
“每次见到你，我心里就发生一种哀愁，在感觉上总不免有全部生命奉献而无所取偿的奴性自觉，人格完全失去，自尊也消失无余，明明白白从中得到是一种痛若，却极珍视这痛苦来源。
” “我把你当作我的神。
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
” “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
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 沈从文痴迷的情书一封封不停地写去，一直写出自己的灵魂之美，真情之挚，赤子之心。
沈从文的忧伤感染了张兆和，他终于渐渐打动了少女那颗矜持的心，“我虽不能爱他，但他这不顾一切的爱，却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因拒绝他而难过。
” 对于一个女子来说，感动即是接受爱的开始。
不过，与其说是张兆和因被爱而产生了主动的爱，不如说，她一点点的不自觉地跌入了沈从文温柔的文字陷阱。
是情书之美与情书之幻带来的催情作用，让一个少女的情怀开始微醺，讶异爱情的滋味，可能是她从未碰及唇舌的一杯甜酒。
她蠢蠢欲饮。
在古典而纯真的年代，文人追求爱情的杀手锏便是情书。
如同佐罗用剑与迷人的吻征服了无数贵妇的芳心，文人用他天生擅长的利器——文字，编织美丽的谎言，催开了一座座玫瑰园。
文字制造的想象之美，最容易惹出一场爱情的祸。
看看我们的祖先，红叶题诗，必定会引出一场以身相许的相思;西厢的张生托红娘夜递几首情书，矜持而犹豫的莺莺小姐就与他“小楼一夜春风”。
《爱眉小札》亲啊爱啊浓得化不开;连最讽刺恋爱的鲁迅，写起《两地书》也有几分温柔。
难怪乎最骄傲的张兆和，在沈从文谦卑而深情的情书攻势下，终于投下了她感动的一瞥。
1933年的初夏，沈从文在青岛大学一隅的海边捡起一枚螺蚌，轻轻拭去金色的细砂，把它装入信封，寄给了千里之外的爱人(螺蚌有女性生殖器官的隐喻意义)：“我不仅爱你的灵魂，而且要你的肉体。
”这只拾来的螺蚌“无意中寄到南方时所得的结果”，是“一种幸福的婚姻”。
那年暑假，阳光炽烈而清白，苏州寿宁巷的骄阳下，千里迢迢赶来见三妹的乡下人沈从文，脑门上冒着晶莹的汗水，脸上写着赤诚，不安，又有幸福将至的兴奋。
一向拒人千里之外的三妹，终于回信给他，叫他暑假来她苏州的家。
这是一个柳暗花明的答复，幸福此刻就在扣响门扉的那一端。
但等门打开，站着的是二姐允和，三妹兆和还是回避了他。
这个赤诚的乡下人惴惴地回去了。
幸好，热心人二姐给他拍来了一语双关的电报：“允。
”而不放心的三妹又补拍了一封：“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这是*史上第一封白话文电报，也是沈从文的爱情福音。
1933年9月，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京结婚。
沈从文拒绝了岳父张吉友的钱财馈赠，新房里几乎家徒四壁，除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送的两床百子图床单。
院子里有一棵槐树、一棵枣树，沈从文把他的家称为“一槐一枣庐”。
从此，张兆和成了沈从文生命里亲爱的“三三”。
沈从文是个居住在纯美世界里的有情人，他以对妻子之爱，创作了《龙朱》、《月下小景》等如梦如幻的化境小说。
他们的两个儿子，分别如他的小说人物取名为龙朱与虎雏。
张兆和则是他小说里黑而俊的“黑凤”。
二、高青子：幻想里的“偶然” “我想，那是一个庇护在爱神与美神羽翼下的家。
沈从文为人忠实纯洁，又少与世结交，除了沉醉于小说世界，收集坛坛罐罐花花朵朵，他对妻子的爱，如月之皎皎，纵使渐渐归于平淡，却始终至深而唯一。
张兆和融为了沈氏温柔世界里静美生存的一员，直至沈去世。
” 后来发现，这是我的一种误读。
至少是对沈氏情感世界的认知狭隘而造成的片面化误读。
一个朋友指出一个事实：沈从文的生命中，隐约地划过好几次“偶然”的星子，并分明有过一段闪亮天际的婚外恋情! 忙翻阅沈从文记录“偶然”的那篇《水云：我怎么创造了故事，故事怎么创造了我》，惊讶地走进了沈氏纷繁复杂的情感世界：他在情感与理智之间的挣扎，他对婚姻的审美疲劳与他的“婚外情感发炎史”。
情书里的爱情与现实里的婚姻，毕竟有着天上与人间的落差。
在情书与恋爱的罗曼史里，“女子是一个诗人想象的上帝”。
张兆和在婚前，是在天上的，需要沈从文做梦向上飞才可以抵达;在婚后，张兆和却成了堕落到凡尘掌管柴米油盐的主妇。
早年顽劣高傲好扮男装的张兆和，自从跟随了沈从文，越发地朴素而家常起来，她曾写信给沈从文：“不许你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
”——张家小姐的妇德真是了得，当沈从文一味沉醉在创作中连生活都不能自理时，“家务全靠妈妈打理”(沈虎雏语)。
从当初的被爱的荣耀到进入妻子角色后的情感反哺，张兆和步入了每个女人那样的嫁夫随夫的宿命。
而在惯于做梦耽于幻想的沈从文这里，却是另一种落差。
在得到爱情之前，他把张兆和奉为女神，圣洁美丽，望之叹息;在得到爱情后，当这个女神实实在在地来到他的生活中，为他生子、操持家务，他反而发现女神的光环褪去了，先前因距离产生的“惊讶”和“美”也逐渐消失。
沈从文的人生，始终是需要审美的，他的一生，是用美来装饰理想的一生。
而婚姻的种种现实，往往是与审美相悖的。
1936年，在他们结婚3年后，沈从文创作了小说《主妇》，分别剖析了男人与女人在婚姻中的不同心理：“作主妇的始终保留着那幸福的幻影，并从其他方式上去证明它。
”而对于男人，“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与调整我的生命，我需要一点传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
” 因此每天大清早，在“一槐一枣”掩映下的院落，细碎阳光洒在红木方桌上的一叠白纸，沈从文一面觉着一种“闷热中的寂寞”，将他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一面用身边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式样，于是有了《边城》与翠翠。
刘洪涛说：“《边城》是沈从文在现实中受到婚外感情引诱而逃避的结果。
” 沈从文也自述：“这是一个胆小而知足且善逃避现实者最大的成就。
”除了一种湘西理想的构筑即社会意义上的逃避，沈从文还在逃避谁?——“在这时候，情感抬了头，一群‘偶然’听其自由侵入我生命中。
”“岁暮年末，偶然中之某一个，重新有机会给了我一点更离奇的印象。
” 在写《边城》之前与之后，已然有一个“偶然”的星子萦绕在沈从文的情感隐秘天空，让他陷入一种幻想。
甚至可以揣摩，《边城》里那个望着黄昏中的汩汩长河，怀着心事叹息的女孩，她之所以被取名为“翠翠”，是不是也与沈从文默想中的这个“偶然”名字相应——高青子。
青者，翠也。
沈从文与高青子的初遇，是在他大名鼎鼎的凤凰同乡熊希龄家的客厅。
“主人不曾出来，从客厅一角却出来个‘偶然’。
问问才知是这人家的家庭教师。
” 据张兆和晚年时回忆，高青子长得很美。
一张白白的小脸，一堆黑而光柔的头发，一点陌生羞怯的笑，给人一个幽雅而脆弱的印象。
高青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学女青年，更是沈从文忠实的读者，熟谙他的每部作品及作品里的人物。
初次见面，就有很默契的谈资，谈沈从文作品里的故事，谈青岛的海与樱花。
于是，当两人告别时，高青子躬身下去寻找她丢落在地上的发簪时，那个优美的身姿，完全符合了沈从文一贯以来对美的孜孜追求与细腻体验，刹那间，沈从文情感微妙，“仿佛看到一条素色的虹霓”，挂在了他的天空。
沈从文与高青子的再遇，是一个月以后。
见面后，高青子说自己一个钟头以前还正看着沈从文写的故事《八骏图》，并为这个故事难过，“譬如说，一个人刚好订婚，又凑巧……”说时眼中带点羞怯，与一点不便启齿的探询(在小说《八骏图》中，达士先生有了未婚妻瑷瑷，又在青岛海边被黄裙子姑娘吸引。
达士先生有沈从文自己的影子，而高青子未免把自己也想成了是那个“凑巧”)。
再次相遇的高青子，又以一种美的密语启开了沈从文的心扉。
那一天，高青子特意穿了一件绿底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
沈从文看着而心会，这衣着，显然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明投暗合，“‘偶然’穿的那件夹衫，颜色花朵如何与我故事上景物巧合!”在沈从文小说《第四》中，“我”与一个女子邂逅于车站并相爱，那女子，“优美的在浅紫色绸衣包裹下面画出的苗条柔软的曲线”。
高青子以沈从文笔中人的衣着形象走进了沈的内心。
当这点秘密被发现时，高青子有轻微的不安，而沈从文的心则跳得颇有些不正常了。
此时，沈从文审视了自己的婚姻。
“一种幸福的婚姻，或幸福婚姻的幻影……你以为你很幸福，为的是尊重过去，当前是照你过去理性或计划安排成功的。
但你何尝真正能够在自足中得到幸福?” 而环境中，到处是年青生命，到处是“偶然”，“偶然能破坏你幸福的幻影”。
“岁暮年末时”，沈从文与高青子有了一次电光火石的相对。
冬日阳光稀薄，寒风冷冽，房中的炉火照得人温暖而暧昧。
火光催生了一种叫爱情或情欲的菌，“一年余以来努力的退避，在十分钟内即证明等于白费”。
两人为刹那间的交会感到惊喜。
这个在火炉旁理智决堤、情感放任的情景，后来被沈从文写进他的“艳情小说”《看虹录》。
在小说中，沈从文释放出被压抑的热情，极写被冬日炉火煽动的男女情欲，细绘两人为彼此献出的身体。
这场肉体上的交往，是沈从文与高青子的真实写照还是沈从文的笔下幻想?不得而知。
浪漫派幻想家沈从文，惯于在艺术世界里完成他在现实世界里未敢做的。
“世界上不可能用任何人力材料建筑的宫殿和城堡，原可以用文字作成功的。
”而因这篇《看虹录》，沈从文被郭沫若贴上了“桃色作家”的标签，解放前夕，沈从文被贴大字报批判，曾一度精神惶惶，选择过自杀，这是后话。
沈从文的婚外恋终于引起了一场家庭风波。
彼时，张兆和正躺在医院产完子不久。
曾发誓过自己是易折的芦苇，被张兆和的风吹过就“永远不做再立起的希望”的沈从文，却在妻子怀孕生子身心虚弱的时候，给了她一记重创。
张兆和一时难以接受沈从文的别恋，气愤之下，回到了苏州老家。
而执迷天真的沈从文，偏偏日日写信给张兆和，抒发自己对高青子的爱慕，并坦白自己有“横溢的情感”，“天生血液里多铁质因而多幻想的成分”——唉，做一个视生活如小说、混淆了现实与虚构，并极需情感抒发的文学家的妻子，真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啊。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作家离开北京。
1938年4月，沈从文经贵阳到达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
11月，张兆和携二子来昆明与沈从文团聚。
1939年5月，为躲避昆明空袭，沈一家搬到呈贡乡下。
就在此时，高青子也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图书馆任职。
到职时间为1939年6月，离职时间为1941年2月。
这条“偶然”的“虹霓”，落花随着流水，于乱世迁徙中，又挂在了云南的同一片天空中。
两人在一处共事，来往自然频繁亲密了，沈从文此时“放弃了一切可由常识来应付的种种，一任自己沉陷到一种情感漩涡里去”。
沈从文后来把它称之为“情感发炎”，而联大校园内一时流言四起。
在本质上，沈从文是个温雅而优柔的人，幻想多于行动。
“有些年青温柔的心在等待着你，收容你的幻想。
为的是你怕事，你于是名字叫做好人。
” 那几年，张兆和在呈贡乡下的一所难童小学教书，并含辛茹苦操持家务。
而沈从文每周在西南联大上完课，急匆匆挤上一小时的火车，再跨上一匹秀气的云南小马颠簸十里，回到呈贡与家人团聚。
事实上，张兆和对沈从文的交游与创作一直有一种宽容的态度。
甚至，出于一种恋爱时即产生的惯性，她也一直在与沈从文之间制造一种距离与空间。
《沈从文家书》那么篇幅浩繁，尺素情长，便也是这个原因。
在家庭与理智面前，在一个好太太和两个生龙活虎的儿子面前，沈从文终于如一只“云雀，经常向碧空飞得很高很远，到一定程度，终于还是直向下坠，归还旧窠”。
而那个“偶然”，思索及一个人应得的种种名分与事实时，当然有了痛苦。
想来想去，又明白了自己终究是个人，并非沈幻想世界里的神，承担不起艺术家想象中的完美角色，于是在梅花飘落的季节，给沈从文一个苦笑，带着一点悲伤，终结了这场情恋，到别的地方去了。
沈从文曾写过一篇散文《云南看云》，当高青子如霓虹散去，他说：“自从‘偶然’离开了我后，云南就只有云可看了。
” 三、两种对立的人格：生命之静美，内心之野马 “沈从文是一个居住在纯美世界里的有情人，生命之静美，人世之温柔，在他汩汩流水般静谧的文字里得到极致的阐释。
他构筑的湘西理想国里，自然与生命，人情与人性，都达到了一种消解了力量的纯美境界。
沈从文以其静的内心世界，缔造了静的人生，静的文学。
后来发现，这也是我的一种误读。
至少是对沈氏内心世界与人性的认知狭隘而造成的片面化误读。
我们惯于从边城的月梦如水，从天保、傩送们谦让的爱，从少女翠翠的静默秀丽，来给沈从文的生命贴上“静美”的标签;却忽略了这个在土匪出没于山林的凤凰出生、自小闹学逃课好玩耍、在行伍中目睹过血腥与暴力的湘西人，他的内心里，其实还有一匹“无从驯服的斑马”。
沈从文自述：“谁也想象不到我的生命是在一种什么形式下燃烧的。
”他是水，也是火。
在《水云》中，沈便是设想了自己的两种对立人格在进行一场情感与理智的对话。
这个湘西人—— 心情骄傲;性格孤僻。
受得住人的冷漠糟蹋;也载得起忘我的狂欢。
他写信给张兆和：“我很安静，我似乎为爱你而活着。
”但他又觉得那场爱情的体验充满着痛苦的挣扎，灵魂下压着一个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
他摘星一样摘到他梦寐中的爱情，却在名誉与爱情都得到之后，说：“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做成的，内容虽近于传奇，由我个人看来，却产生于一种计划之中。
” 他说过“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但又任凭“偶然”闯入，说过“什么人能在我生命中如一条虹，一粒星子，在记忆中永远忘不了?……这些人的名字都叫‘偶然’”。
他终生怀着对妻子的深爱;但他又另外追求过几个女人。
他是纯情的;又是多情的。
(看小说《八骏图》) 他是清澈的;又是暧昧的。
(看小说《灯》) 他是节制的;又是放纵的。
(看小说《看虹录》) 他是安静的;又是狂想气质的。
(看《水云》) 他到老了还抿着嘴笑，一生腼腆羞涩，内心单纯如婴儿;他又是雄性气血、佻*的，说“打猎要打狮子，摘要摘天上的星子，追求要追漂亮的女人”(贝多芬也说过类似的话：恋爱就要跟漂亮的女人谈，女人不漂亮，还不如爱自己。
呜呼哈哈)。
他的情书写得真挚如赤子;但他又曾对作家孙陵说过：“女子都喜欢虚情假意，不能说真话。
” 当他执拗地认为自己“是一个乡下人，走到任何地方便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于是，他的整个人生便和普遍社会不合，进行着他固执的价值对抗。
都市充斥着声色犬马，他也曾为声色诱惑;而他用一支笔保留着最后一个浪漫派在20世纪吟唱最后一首牧歌的生命形式。
老C说：一个好的作家，都是分裂的!诚然如此。
人性是一瓶水里滴入一股血，水是澄澈的，而血溶入水后，就血水交融，复合难辨了。
一个作家或者一个艺术家，他的灵魂注定要迷踪在纷繁复杂的人*叉路口，并苦苦探索出路;他的血液里天生充满了野马式幻想;他的荷尔蒙由于过分旺盛，往往倾注在两种事物上：不停地创作，不停地爱上不同的女人。
如此，便不难理解沈从文在摘到张兆和这朵深爱的白玫瑰之后，又撷取高青子这朵红玫瑰。
作为一个永远需要偶然因素的小说家，沈从文顺从了人性的迷航，幻想的野马。
更何况，高青子处处细心思地模拟沈从文的小说人物，以一种有预谋有寓意的笔中人形象，巧妙地进入了沈的艺术世界，从而深深地赢得了他的心。
再看看张兆和，在情书里，居于被爱的高度;在婚姻里，居于具体生活的中心;在两人的情感生活中，她更多的是被动。
作为一个文学家的妻子，在一定程度上，她一直坐在了沈从文的内心世界之外。
张兆和在沈从文去世后整理《从文家书》时说：“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
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
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 这当然也是一个未亡人的忏情之话。
做一个艺术家难，而做一个艺术家的妻子，又何岂容易!张兆和、高青子之于沈从文的生命，让我想起王菲唱的那首歌：“等到风景都看过，我依然和你细水长流。
”那么，那点路上划过天际的风景，又何足道。
沈从文被“下放”前，一个人生活，孤苦伶仃，当张允和来看他，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从红卫兵手下劫后余生的信，攥得紧紧的，像哭又像笑地说：“二姐，你看!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
”他把信举起来，快70岁的老头，面色还羞涩而温柔。
接着又吸溜吸溜哭起来，伤心又快乐……
国学大师的主要代表
《祭妹文》抒发对妹妹的深切怀念。
情真意切，哀婉酸楚，十分感人。
《哭小弟》是对小弟事迹的回忆，把现实与回忆，家庭与社会，情与理交互组接，来赞美小弟的无私奉贤的精神，表达对小弟英年早逝的悲痛之情和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的由衷的关注。
《祭妹文》作者 袁枚 选自《小仓山房文集》。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又号随园老人。
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性灵派”的代表人物。
著有诗评《随园诗话》。
乾隆丁亥冬，葬三妹素文于上元之羊山，而奠以文曰： 呜呼!汝生于浙而葬于斯，离吾乡七百里矣，当时虽梦幻想，宁知此为归骨所耶
汝以一念之贞，遇人仳离，致孤危托落。
虽命之所存，天实为之；然而累汝至此者，未尝非予之过也。
予幼从先生授经，汝差肩而坐，爱听古人节义事；一旦长成，遽躬蹈之。
呜呼!使汝不识诗书，或未必艰贞若是。
余捉蟋蟀，汝奋臂出其间；岁寒虫僵，同临其穴。
今予殓汝葬汝，而当日之情形憬然赴目。
予九岁，憩书斋，汝梳双髻，披单缣来，温《缁衣》一章。
适先生户入，闻两童子音琅琅然，不觉莞尔，连呼则则。
此七月望日事也，汝在九原，当分明记之。
予弱冠粤行，汝掎裳悲恸。
逾三年，予披宫锦还家，汝从东厢扶案出，一家瞠视而笑，不记语从何起，大概说长安登科，函使报信迟早云尔。
凡此琐琐，虽为陈迹，然我一日未死，则一日不能忘。
旧事填膺，思之凄梗，如影历历，逼取便逝。
悔当时不将情状，罗缕纪存。
然而汝已不在人间，则虽年光倒流，儿时可再，而亦无与为证印者矣。
汝之义绝高氏而归也，堂上阿奶仗汝扶持，家中文墨汝办治。
尝谓女流中最少明经义谙雅故者，汝嫂非不婉，而于此微缺然。
故自汝归后，虽为汝悲，实为予喜。
予又长汝四岁，或人间长者先亡，可将身后托汝，而不谓汝之先予以去也! 前年予病，汝终宵刺探，减一分则喜，增一分则忧。
后虽小差，犹尚，无所娱遣。
汝来床前，为说稗官野史可喜可愕之事，聊资一欢。
呜呼!今而后吾将再病，教从何处呼汝耶! 汝之疾也，予信医言无害，远吊扬州。
汝又虑戚吾心，阻人走报。
及至绵已极，阿奶问望兄归否，强应曰“诺”。
已予先一日梦汝来诀，心知不祥，飞舟渡江。
果予以未时还家，而汝以辰时气绝。
四支犹温，一目未瞑，盖犹忍死待予也。
呜呼痛哉!早知诀汝，则予岂肯远游，即游亦尚有几许心中言要汝知闻，共汝筹画也。
而今已矣!除吾死外，当无见期。
吾又不知何日死，可以见汝，而死后之有知无知，与得见不得见，又卒难明也。
然则抱此无涯之憾，天乎，人乎，而竟已乎! 汝之诗，吾已付梓；汝之女，吾已代嫁；汝之生平，吾已作传；惟汝之窀穸尚未谋耳。
先茔在杭，江广河深，势难归葬，故请母命而宁汝于斯，便祭扫也。
其旁葬汝女阿印。
其下两冢，一为阿爷侍者朱氏，一为阿兄侍者陶氏。
羊山旷渺，南望原隰，西望栖霞，风雨晨昏，羁魂有伴，当不孤寂。
所怜者，吾自戊寅年读汝哭侄诗后，至今无男，两女牙牙，生汝死后，才周耳。
予虽亲在未敢言老，而齿危发秃，暗里自知，知在人间尚复几日!阿品远官河南，亦无子女，九族无可继者。
汝死我葬，我死谁埋
汝倘有灵，可能告我
呜呼!身前既不可想，身后又不可知，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
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
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这篇祭文从兄妹之间的亲密关系着眼，选取自己所见、所闻、所梦之事，对妹妹袁机的一生做了绘声绘色的描述，渗透着浓厚的哀悼、思念以及悔恨的真挚情感。
《哭小弟》作者 宗璞 我面前摆着一张名片，是小弟前年出国考察时用的。
名片依旧，小弟却再也不能用它了。
小弟去了。
小弟去的地方是千古哲人揣摩不透的地方，是各种宗教企图描绘的地方，也是每个人都会去，而且不能回来的地方。
但是现在怎么轮得到小弟!他刚五十岁，正是精力充沛、积累了丰富的学识经验、大有作为的时候。
有多少事等他去做呵!医院发现他的肿瘤已经相当大，需要立即做手术，他还想去参加一个技术讨论会，问能不能开完会再来。
他在手术后休养期间，仍在看研究所里的科研论文，还做些小翻译。
直到卧床不起，他手边还留着几份国际航空材料，总是“想再看看”。
他也并不全想的是工作。
已是滴水不进时，他忽然说想吃虾，要对虾。
他想活，他想活下去呵
可是他去了，过早地去了。
这一年多，从他生病 到逝世，真象是个梦，是个永远不能令人相信的梦。
我总觉得他还会回来，从我们那冬夏一律显得十分荒凉的后院走到我窗下，叫一声“小姊——”。
可是他去了，过早地永远地去了。
我长小弟三岁。
从我有比较完整的记忆起，生活里便有我的弟弟，一个胖胖的、可爱的小弟弟，跟在我身后。
他虽然小，可是在玩耍时，他常常当老师，照顾着小朋友，让大家坐好，他站着上课，那神色真是庄严。
他虽然小，在昆明的冬天里，孩子们都生冻疮，都怕用冷水洗脸，他却一点不怕。
他站在山泉边，着一个大盆的样子，至今还十分清晰地在我眼前。
“小姊，你看，我先洗1”他高兴地叫道。
在泉水缓缓地流淌中，我们从小学，中学而大学，大部时间都在一个学校。
毕业后就各奔前程了。
不知不觉间，听到人家称小弟为强度专家，不知不觉间，他担任了总工程师的职务。
在那动荡不安的年月里，很难想象一个人的将来。
这几年，父亲和我倒是常谈到，只要环境许可，：小弟是会为国家做出点实际的事的。
却不料，本是最年幼的他，竟先我们而离去了。
去年夏天，得知他患病后，因为无法得到更好的治疗，我于8月20日到西安。
记得有一辆坐满了人的车来接我。
我当时奇怪何以如此兴师动众，原来他们都是去看小弟的。
到医院后，有人进病房握手，有人只在房门口默默地站一站，他们怕打扰病人，但他们一定得来看一眼。
手术时，有航空科学研究院、623所、631所的代表，弟妹、侄女和我在手术室外，还有一辆轿车在医院门口。
车里有许多人等着，他们一定要等着，准备随时献血。
小弟如果需要把全身的血都换过，他的同志们也会给他。
但是一切都没有用。
肿瘤取出来了，有一个半成人的拳头大，一面已经坏死。
我忽然觉得一阵胸闷，几乎透不过气来——这是在穷乡僻壤为祖国贡献着才华、血汗和生命的人呵，怎么能让这致命的东西在他身体里长到这样大! 我知道这在黄土高原上生活的艰苦，也知道住在这黄土高原上的人工作之劳累，还可以想象每一点工作的进展都要经过十分恼人的迂回曲折。
但我没有想到，小弟不但生活在这里，战斗在这里，而且把性命交付在这里了。
他手术后回京在家休养，不到半年，就复发了。
那一段焦急的悲痛的日子，我不忍写，也不能写。
每一念及，便泪下如绠，纸上一片模糊。
记得每次看病，候诊室里都象公共汽车上一样拥挤，等呵等呵，盼呵盼呵，我们知道病情不可逆转，只希望能延长时间，也许会有新的办法。
航空界从莫文祥同志起，还有空军领导同志都极关心他，各个方面包括医务界的朋友们也曾热情相助，我还往海外求医。
然而错过了治疗时机，药石再难奏效。
曾有个别的医生不耐烦地当面对小弟说，治不好了，要他“回陕西去”。
小弟说起这话时仍然面带笑容，毫不介意。
他始终没有失去信心，他始终没有丧失生的愿望，他还没有累够。
小弟生于北京，1952年从清华大学航空系毕业。
他填志愿到西南，后来分配在东北，以后又调到成都、调到陕西。
虽然他的血没有流在祖国的土地上，但他的汗水洒遍全国，他的精力的一点一滴都献给祖国的航空事业了。
个人的功绩总是有限的，也许燃尽：了自己，也不能给人一点光亮，可总是为以后的绚烂的光辉做了一点积累吧。
我不大明白各种工业的复杂性，但我明白，任何事业也不是只坐在北京就能够建树的。
我曾经非常希望小弟调回北京，分我侍奉老父的重担。
他是儿子，三十年在外奔波，他不该尽些家庭的责任么?多年来，家里有什么事，大家都会这样说：“等小弟回来”，“问小弟”。
有时只要想到有他可问，也就安心了。
现在还怎能得到这样的心安
风烛残年的父亲想儿子，尤其这几年母亲去世后，他的思念是深的，苦的，我知道，虽然他不说，现在他永远失去他的最宝贝的小儿子了。
我还曾希望在我自己走到人生的尽头，跨过那一道痛苦的门槛时，身旁的亲人中能有我的弟弟，他素来的可倚可靠会给我安慰。
哪里知道，却是他先迈过了那道门槛呵! 1982年10月28日上午七时，他去了。
这一天本在意料之中，可是我怎能相信这是事实呢
他躺在那里，但他已经不是他了，已经不是我那正当盛年的弟弟，他再不会回答我们的呼唤，再不会劝阻我们的哭泣。
你到哪里去了，小弟
自1974年沅君姑母逝世起，我家屡遭丧事，而这一次小弟的远去最是违反常规，令人难以接受
我还不得不把这消息告诉当时也在住院的老父，因为我无法回答他每天的第一句问话：“今天小弟怎么样?”我必须告诉他，这是我的责任。
再没有弟弟可以依靠了，再不能指望他来分担我的责任了。
父亲为他写了挽联：“是好党员，是好干部，壮志未酬，洒泪岂只为家痛，能娴科技，能娴艺文，全才罕遇，招魂也难再归来!”我那唯一的弟弟，永远地离去了。
他是积劳成疾，也是积郁成疾。
他一天三段紧张地工作，参加各式各样的会议。
每有大型试验，他事先检查到每一个螺丝钉，每一块胶布。
他是三机部科技委员会委员，他曾有远见地提出多种型号研究。
有一项他任主任工程师的课题研制获国防工办和三机部科技一等奖。
同时他也是623所党委委员，需要在会议桌上坦率而又让人能接受地说出自己对各种事情的， 意见。
我常想，能够“双肩挑”，是我们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出来的知识分子的特点。
我们是在“又红又专”的要求下长大的。
当然，有的人永远也没有能达到要求，象我。
大多数人则挑起过重的担子，在崎岖的、荆棘丛生的，有时是此路不通的山路上行走。
那几年的批判斗争是有远期效果的。
他们不只是生活艰苦，过于劳累，还要担惊受怕，心里塞满想不通的事，谁又能经得起呢
小弟入医院前，正负责组织航空工业部系统的一个课题组，他任主任工程师。
他的一个同志写信给我说，1981年夏天，西安一带出奇的热，几乎所有的人晚上都到室外乘凉，只有“我们的老冯”坚持伏案看资料，“有一天晚上，我去他家汇报工作，得知他经常胃痛，有时从睡眠中痛醒，工作中有时会痛得大汗淋漓，挺—·会儿，又接着做了。
天啊
谁又知道这是癌症
我只淡淡地说该上医院看看；回想起来，我心里很内疚，我对不起老冯，也对不起您!” 这位不相识的好同志的话使我痛哭失声!我也恨自己，恨自己没有早想到癌症对我们家族的威胁，即使没有任何症状，也该定期检查。
云山阻隔，我一直以为小弟是健康的。
其实他早感不适，已去过他该去的医疗单位。
区一级的说他胃下垂，县一级的说是肾游走。
以小弟之为人，当然不会大惊小怪，惊动大家，后来在弟妹的催促下，乘工作之便到西安检查，才做手术。
如果早一年有正确的诊断和治疗，小弟还可以再为祖国工作二十年
往者已矣，小弟一生，从没有“埋怨”过谁，也没有“埋怨”过自己，这是他的美德之一。
他在病中写的诗中有两句：“回首悠悠无恨事，丹心一片向将来。
”他没有恨事。
他虽无可以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却有一个普通人的认真的、勤奋的一生。
历史正是由这些人写成的。
小弟白面长身，美丰仪，喜文艺，娴诗词，且工书法篆刻。
父亲在挽联中说他是“全才罕遇”，实非夸张。
如果他有三次生命，他的多方面的才能和精力也是用不完的，可就这一辈子，也没有得以充分地发挥和施展。
他病危弥留的时间很长，他那颗丹心，那颗让祖国飞起来的丹心，顽强地跳动，不肯停息。
他不甘心
这样壮志未酬的人，不只是他一个呵
我哭小弟，哭他在剧痛中还拿着那本航空资料“想再看看”，哭他的“胃下垂”、 “肾游走”，我也哭蒋筑英抱病奔波，客殇成都，我也哭罗健夫不肯一个人坐一辆汽车
我还哭那些没有见诸报章的过早离去的我的同辈人，他们几经雪欺霜冻，好不容易奋斗着张开几片花瓣，尚未盛开，就骤然凋谢。
我哭我们这迟开而早谢的一代人
已经是迟开了，让这些迟开的花朵尽可能延长他们的光彩吧。
这些天，读到许多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也读到了《痛惜之余的愿望》，稍得安慰。
我盼“愿望”能成为事实。
我想需要“痛惜”的事应该是越来越少了 小弟，我不哭
1982年11月 《哭小弟》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悼文：“小弟去了。
小弟去的地方是千古哲人揣摩不透的地方，是各种宗教企图描绘的地方。
也是每个人都会去，而且不能回来的地方。
”但现在却轮到了小弟，他刚刚五十岁。
小弟是作者最钟爱的弟弟，也是老父亲最器重的儿子。
冯友兰先生在挽联中称赞这位儿子“能娴科技，能娴艺文，全才罕遇。
”这位五十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系的飞机强度总工程师，毕业之后三十余年在外奔波，积劳成疾。
宗璞在间断叙述了小弟弟身前身后之后，写了如下的话：“那一段焦急的悲痛的日子，我不忍写，也不能写。
每一念及，便泪下如绠，纸上一片模糊。
这一天本在意料之中，可是我怎能相信这是事实呢
他躺在那里，但他已经不是他了，已经不是我那正当盛年的弟弟，他再不会回答我们的呼唤，再不会劝阻我们的哭泣。
” 至哀无文，宗璞这些话没有任何修饰，却非常感人。
宗璞，现代女作家。
原名冯钟璞。
原籍河南省唐河县。
1928年7月生于北京。
十岁时随家庭南迁到昆明，上过南菁小学和西南联大附中。
1946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后转人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年毕业。
曾任《文艺报》、《世界文学》等刊物编辑。
1981年调到外国文学研究所英美文学研究室。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写有《红豆》、《桃园女儿嫁窝谷》等小说。
196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为会员。
1982年加入国际笔会为会员。
1984年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经澳中理事会、英中文化协会邀请，于1981、1984年访问澳大利亚与英国。
现列入1986年国际名人录和国际著名作家名人录。
主要作品有：《弦上的梦》（1978年12月《人民文学》），《三生石》（198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宗璞小说散文选》（1981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丁香结》（1986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等。
其中《三生石》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弦上的梦》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童话《总鳍鱼的故事》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乐平有那些名人
乐平十大历史名人简介 （以出生先后为序） 饶娥（749—762年） 女，字琼贞，唐代长城乡（今接渡泪滩村）人。
饶娥自幼丧母，与父饶绩相依为命，十岁时就会做饭、洗衣、织布，勤俭孝顺。
其父以耕种为生，兼操捕鱼。
一天，饶绩在江上捕鱼，船覆落水，沉入江中，下落不明。
饶娥连续三天在江边痛哭寻找，水食不进，痛不欲生。
第四天饶绩尸首浮出江面，乡邻认为是饶娥的孝行感动了天神，才使绕绩尸首浮出。
父死后，饶娥决意随父而去，并绝食而终。
饶娥的孝行惊动了官府和京城，当时的乐平县令随即撰文申报朝廷。
当时的大文学家柳宗元闻后也颇受感动，撰文《饶娥记》彰扬饶娥孝行。
《新唐书》将饶娥列入孝女，地方为饶娥建庙、立祠奉祀，饶娥孝道流传至今而不泯。
洪皓（1088—1155年） 字光弼，乐平岩前（今洪岩镇）人。
宋政和五年（1115年）中进士，初任秀州司录。
时逢灾后大饥荒，洪皓冒杀身之罪，截留浙东钢米赈饥，解救了数万行将饿死的灾民，当地人民深感其思，尊其为“洪佛子”。
南宋初年，他奉命出使金国，因不屈服金国统治者的侮辱，被扣留软禁，遭受种种折磨仍坚贞不屈。
后被流放冷山（今属吉林省地）。
在冷山期间，他与金人友好相处，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用桦树皮忆写《四书》，教育金国儿童，传播汉族文化，促进了民族团结。
在金十五年后全节而归，被誉为苏武第二。
不久又因揭露秦桧私通敌国遭到报复，被流放英州（今属广东）。
九年后平反昭雪，在回京途中病逝。
著有《松漠纪闻》、《鄱阳集》、《帝王通要》等传世。
王刚中（1103—1165年） 字时亨，宋代乐平履恒里燕窝村（今礼林镇府前村）。
南宋绍兴十五年赴京应考，提出革除时弊的对策，深得宋高宗器重，被点为进士第二名（榜眼）。
入仕后，正值金宋交兵之时，面对主战、主和两派严重对立的现实，他选择了“主战”，坚决抗金，时时不忘收复中原。
入仕后的前十年，王刚中受到秦桧排挤，一直在洪州（今南昌市）任儒学教授。
秦桧死后，他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著作佐郎、中书舍人，很得高宗重用。
后以龙图阁侍制衔出任成都府尹，兼四川制置使，成为当时最大的封疆大吏。
在四川他坚持以礼法制军，废除苛政，整治社会风气，兴建府学礼殿，加强民间教化，大施德政。
升任宰相以后，更是为朝廷殚精竭力，尽其所为。
王刚中一生著书100多卷，其中《易说》、《仙源圣记》、《汉唐史要览》、《春秋通义》在哲学、史学研究上颇有价值。
洪迈（1123—1202年） 洪皓第三子，字景卢，号野处。
洪迈自幼读书勤奋，精通四书五经，广猎稗官野史、道释经籍、医卜星算。
他读书也抄书，他研读司马光《资治通鉴》时，曾三次抄完了全书。
洪迈23岁时高中博学词科，当过地方官，当过京官，曾出使金国，最后官至端明殿大学士，是一位为政清廉的官吏。
洪皓一生著作有40多种，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容斋随笔》，被历代名人誉为“垂范后世”的佳作，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对当政者具有资政、资治作用，一代伟人对此书十分珍爱，每日必读，临终时此书还摆在他的案头。
马廷鸾（1222—1289年） 字翔仲，号碧梧，众埠楼前村人。
南宋淳佑七年进士，历任池州教授、太学录、秘书省正字等官职，咸淳五年出任右丞相。
马廷鸾为官清正，敢于奸臣作斗争，曾冒罢官之险，上书弹劾把持朝政的宰相丁大全之罪行，进谏罢免庸臣董宋臣、朱熠之流的官职。
他的义举受到群众的推崇，得到皇帝的重视，因此而被拜为宰相。
但当时外戚当权，朝政腐败，忠臣无法施展才华，无力挽救危亡，马廷鸾出任宰相三年之后不得不辞官去政。
马廷鸾自幼甘贫苦读，知识渊博，文辞工整，曾为皇廷词臣，理宗、度宗两代君王的诏书圣旨、馆阁文书大都是马氏起草。
晚年归隐故乡，潜心著书立说，有《碧梧玩芳集》等著作传世。
马端临（1254—1340年） 字贵与，号竹村，众埠楼前村人，马廷鸾次子，12岁中秀才，南宋咸淳九年中江南漕试（乡试）第一。
后随其父辞官归隐故乡。
马端临在故乡潜心研究历代典章制度，积数十年辛劳著成历史巨著《文献通考》，全书348卷，从上古一直写到南宋末年，是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十分完备、非常有价值的史书。
后人将马氏《文献通考》与唐杜佑《通典》、宋郑樵《通志》合称“三通”，并将《通考》誉为“三通”之首，《文献通考》奠定了马端临伟大的史学家的地位。
马端临晚年曾出任乐平慈湖书院和衢州柯山书院山长、台州路儒学教授。
汪道诚（1783—1865年） 字勉旃，号砺轩，乐港里汪人。
汪道诚自幼苦练骑射，有“射无不中”之功。
嘉庆十二年赴乡试武科，中榜首。
十四年应京考，又中榜首，得一甲一名，成武状元。
历任乾清门头等侍卫、福建诏安营游击、泉州城守营参将、福州城守副将、天津镇总兵、代理浙江提督、云南提督等官职。
在云南任职期间，边寨土司勾结境外少数民族头人叛变，击杀官兵，骚扰边境安宁。
汪道诚率精锐进剿，生擒大部叛变头首。
汪道诚在云南六年，组织士兵屯田，积余了大批粮食和物资，凡军中士卒遇婚丧事，从中可以领取丰厚的经费，士卒皆感其德。
汪道诚年七十退役，随子茹鉴寓居福州。
同治四年病逝于闽寓。
夏廷宜（1851——1907年） 字先知，临港睦乐村人，绰号“混天麻子”。
是位武功出色是饶河戏演员，颇有侠义。
光绪年间，乐平城乡开征“厘金”（一种苛税），加重了人民负担。
光绪三十年知县杜 磷光又借口兴办高等小学堂经费不足，加征靛捐，引起产靛最多的西乡绅民愤怒。
正在西乡演戏的夏廷宜，鼓动并带领西乡民众进城示威游行，捣毁了统捐局、厘金卡、缉私卡、盐卡和天主教堂，击沉了两艘护卡炮船。
其后夏廷宜又率众攻打县衙，火烧清白堂，开牢释囚，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风暴。
清廷派九江道台瑞征率兵驰乐镇压。
在大兵压境之时，夏廷宜主动转移，使瑞扑了空。
光绪三十三年，夏廷宜率众再度攻打乐平城，在途中遭清军洋枪队伏击，中弹牺牲。
戴良谟（1901—1981年） 又名远猷。
名口戴村人。
1925年毕业于南京国立东南大学，与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严济慈是同学。
1928年在创办乐平中学，任校长。
1929年赴日留学，兼任中国留日学生管理处总务课长，并在日本女子职业学校兼教习。
回国后，曾任河南省宁陵县长，在两年任期内，致力于加固黄河堤防，兴办学校，查禁鸦片，宣传发动妇女放脚，颇有政绩。
1932年，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云南大学、江西中正大学任教授。
1953年入武汉华中工学院，任教学教研室副主任多年。
戴良谟热爱祖国，热爱党的教育事业，在学术上治学严谨，精益求精，学术造诣精深，是位道德高尚的资深学者和有影响的数学家。
石凌鹤（1906—1995年） 原名石联学，字时敏。
后港大田村人，著名剧作家。
石凌鹤学生时代即投身新文化运动和革命活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在上海从事工运工作和戏剧艺术活动，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
抗战期间，从事救亡演剧、战地演剧工作。
建国后，任江西省文化局长、省文联主席。
“文革”初期受到很大冲击，粉碎“四人帮”以后，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是电影、戏剧创作、编辑、导演、表演于一身的剧作家。
他的话剧剧作有《黑地狱》、《保卫卢沟桥》、《火海中的孤军》、《铁蹄下的上海》、《法西斯丧钟响了》等，戏曲剧作（含改编）有《还魂记》、《西厢记》、《西域行》、《玉茗花笑》等。
他导演过《扬子江风暴》、《赛金花》、《棠棣之花》等著名话剧。
他编过《舞台和银幕》杂志、申报《电影专刊》等。
麻烦采纳，谢谢!
语文书都教些神马
要有历史的眼光，鉴往知来——读一点语文教育史的书 语文不只是工具，语文教师更不是操持工具的工匠，为此，对自己从事的语文教育，要有历史的眼光，才能鉴往知来。
张志公先生虽然限于历史的原因，主张过“工具说”，但他有一部相当精彩的著作《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初版)，后来又增补改写成《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
看了这本书至少可以明白：一百年前的教师是怎样教书的
使用的是什么教材
然后才可以思考：这些历史遗产对我们还有多大用途
怎样用它们来为我们的教学服务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教育，尤其是语文教育有了革命性的转变，主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白话文运动)起了极其巨大的作用。
要了解这一段历史的演变，可以读北京师范大学郑国民教授的专著《从文言文教学到白话文教学——我国近现代语文教育的变革历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而对于这一百年语文教育历史要作一个综览，则可以读一本大书：顾黄初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初版)。
了解了过去，还要展望世界，面向未来，华东师大倪文锦教授等主编的《语文教育展望》(华东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正是一部闳中而肆外、鉴往而知来的大部头著作。
语文教育大师的经典性专著 “五四”以来，思想、文化和学术的大师们，对于中小学的语文教育是十分关注的。
他们有的专门为此写过文章，发表过专著。
如梁启超就曾作过《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的演讲(见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下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胡适也先后作过《中学国文的教授》和《再论中学国文教学》的演讲(见《读书与治学》，三联书店1999年第一版)，他还主持过高中国文课程标准的制订。
把主要精力放在大中小学语文教育上的大师，当然是三十年代以后的叶圣陶、夏丏尊、朱自清、朱光潜、陈望道、黎锦熙、吕叔湘等人。
叶圣陶的名字在三四十年代，往往与夏丏尊连在一起。
他们志同道合，又是儿女亲家。
他们以开明书店为基地，编教材《开明国语课本》、《国文百八课》；编杂志《中学生》；共同编写小说体学习语文的专著《文心》，具有很大的影响。
可以说，他们开拓的这条语文教育之道路，是一条正路，一条大路，我们应该沿着这一条“开明之路”走下去。
叶先生关于语文教育的论著，收在《叶圣陶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版)的第13、14、15三卷之中，而第16卷则是他编选的教材。
这么多著作当然难以读遍，我以为《文心》一书是值得每位教师认真一读的。
至于在教学实践方面，叶先生又与朱自清先生在40年代初合作编写了《精读指导举隅》和《略读指导举隅》。
“精读”是对经典名文的品赏和分析，如课堂实录一般；“略读”则是对一本本名著所作的介绍，指导学生自己去阅读。
我认为他们开启了一种很好的教学方法，我们今天也应该参考、学习和继承。
朱自清先生更多的工夫是在大学教书，但也没有离开语文教育的大范围。
在《朱自清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中，有关语文教育的文字放在第二、三卷之中，其中以《国文教学》和《标准与尺度》这两辑与我们的关系最为切近。
朱光潜先生是一位美学大师，但他对语文教育的关注和影响甚大。
上个世纪20年代末，他先是在叶圣陶主持的开明书店出版了《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然后在30年代初又在《中学生》杂志上写了“第十三封信”即《谈美》，是最通俗易懂的美学论著。
然后又有了《诗论》、《我与文学及其他》；40年代则有《谈修养》和《谈文学》。
我建议中小学语文教师都可以通读朱先生这六本书(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新印的单行本)。
他的文字十分流畅明白，文理清晰，许多深奥晦涩的理论被他一说就清楚了。
尤其是《谈文学》中的几篇论写作的文字，对我们从事写作教学大有帮助。
陈望道先生是修辞学家。
他的《修辞学发凡》，应是我们语文教师案头必备的著作。
另外他也是第一个写“作文法”的人。
他的《作文法讲义》(1922年上海民智书局版)中的主要部分收在《陈望道论语文教育》(河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之中。
一般人只知道郭绍虞先生是文学批评史家，其实他在大学语文的教学方面也花了不少工夫。
他的《学文示例》是三四十年代著名的大学语文教材，尤其是对文章的比较阅读方面，别开生面。
他有关语文教育的论著收在河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郭绍虞论语文教育》一书中。
在上一个世纪的语文教育大师中，黎锦熙先生是十分重要的一位。
他早在1916年就倡建“国语研究会”，至1978年3月21日逝世那一天的上午，还在准备“语言学科规划会议”的讲稿。
他的论著有具体入微的特色，读了之后会发现，我们今天讨论的不少问题，这位老先生早就谈过了。
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女儿和门生编缉了一本《黎锦熙语文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吕叔湘先生当然是语文教育的大师。
别的方面姑且不说，就这一本薄薄的《语文常谈》，真是写得好极了。
我认为拿它作教本来教学生，不论大学生、中学生甚至小学生，都可以一学就通，久久不忘，是“大家”写“小书”的典范之作。
此书有三联书店的本子，小巧玲珑，读来饶有情味。
顺便说一句，语言学家陈原先生的小册子《语言与社会生活》，也有三联的小本子，更有情趣，语文教师也可一读。
健在的大师中我崇敬的是96岁的张中行先生。
他的本业是语文教学。
他的回忆录《流年碎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其中有好几篇，都与他从事语文教育工作有关。
张先生的专著中，《文言和白话》、《文言津逮》、《诗词读写丛话》、《作文杂谈》等都是关于语文教育的(见《张中行作品集》第一、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另外有一本《谈文论语集》(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比较少见，收集了他关于语文的零星文章。
我以为，张先生对文言文教学有极为精辟的见解。
他编的《文言读本续编》(与吕叔湘合编，上海教育出版社)，尤其是三本《文言文选读》(人民教育出版社)，最适合教师的教学。
说到张中行先生，不能不提到新近去世的启功先生，他们是一对好朋友。
启功先生治学涉及的面很广，他的那本《汉语现象论丛》是极有功力极有见解的好书，语文教师最好能通读一遍。
他与张中行先生以及前几年去世的金克木先生三人合著的《说八股》(中华书局1994年版)，有兴趣的语文老师也应该读一读。
有什么用呢
长学问长见识呀
当代语文教育专家的论著和教学实录 现在说，语文教育界“诸子百家”的著作。
有一本书要先说，名叫《我和语文教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它在“改革开放”之初，集中了当时还活跃在语文教坛的名师，让他们作一番自述。
名单为：于满川、于漪、叶圣陶、叶苍岑、江山野、吕叔湘、刘国盈、向锦江、何以聪、辛安亭、张毕来、张传宗、张志公、张寿康、卢元、张孝纯、张隆华、陈哲文、时雁行、沈蘅仲、罗大同、林炜彤、闻国新、徐中玉、黄光硕、钱梦龙、程力夫、蒋仲仁、曾仲珊、谭惟翰、黎思明、颜振遥。
共32位。
如今，21年过去了，不少老先生都已归道山，健在者中最年轻的大约是钱梦龙先生了。
这一个群体在近20年来为语文教育事业的确是起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作用的。
198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请华东师大瞿葆奎老先生主持编成的《优秀语文教师上课实录》，集中了上海地区的名师:于漪、高润华、陆继椿、钱蓉芬、陈钟梁、徐振维、朱兆麟、杨墨秋、过传忠等人的25篇课文的“上课实录”。
这在当时是首创的，更是许多中学老师竞相购买的最新鲜的资料。
以后这类书出多了，也就不稀奇了。
于漪老师，德高望重。
她有《于漪文集》传世，那套书相当厚重。
我觉得上海教育出版社的《于漪教育文丛》四种(《站大写的人字上》、《给语文教学加点钙》、《可以做得更好》、《和中学生交朋友》，2001年版)读起来更方便一些。
钱梦龙老师的课上得潇洒自如，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好像看马连良的京剧，入情入理，入筋入骨。
他的著作我手边只有《导读的艺术》(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学习他的教学艺术，光读著作不够，还应该看教学实录的盘片。
小学语文教学，老一辈的，我认为以李吉林老师最好。
她把儿童的语文学习放在一定的生活情境中进行，如鱼在水，如鸟在空，活泼生动，自然成长，这是小学语文教育之坦途。
她的著作不少，最近的这一本《情境教育的诗篇》(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9月版)是集其大成的，也值得小学以外的老师读一读。
新生代小学语文教师以窦桂梅最为杰出。
她的课上得好，有思想、有追求，还健于写作。
她最近的这本著作《梳理课堂——窦桂梅“课堂捉虫”手记》(广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写得短小精悍、生动活泼。
我觉得中学、大学的老师也不妨读一读。
我还要特别向中小学语文教师推荐一类书，那就是大学教授的“上课实录”。
仅就我所见到的，最远的当数上个世纪20年代胡小石教授在南京中央大学所讲的《中国文学史讲稿》，由学生苏拯提供的课堂笔记，见《胡小石论文集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三四十年代，则有闻一多、罗庸两位先生在昆明西南联大的课堂笔记《笳吹弦诵传薪录》(郑临川记录，徐希平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1942年至1947年，顾随先生在北京辅仁大学讲授古代文学，学生叶嘉莹记了6年的笔记，共十余册。
80年代从海外携带回国，整理成书，是为《顾随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三卷。
从这些笔记中，可以看到名师授课的精妙和严谨，虽然没有录音录像的设备，但也会使人从中得到精神上的感染。
当代大学名师的上课实录，最近整理出版得不少。
三联书店编了一套《三联讲坛》，已出版的有北京大学洪子诚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北京大学钱理群的《与鲁迅相遇——北大演讲录之二》(“之一”则是《话说周氏兄弟》，已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大学陈平原的《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北京大学吴晓东的《从卡夫卡到昆德拉——二十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清华大学葛兆光的《思想史研究课堂实录》、华中科技大学王乾坤的《文学的承诺》；广西师大出版社也紧紧跟上，编了一套《大学名师讲课实录》，已出版四种：张世英的《新哲学讲演录》，王一川的《文学理论讲课录》，吴炫的《新时期文学热点作品讲演录》、邓晓芒的《康德哲学讲演录》。
最近，北京师大出版社也出版了《启功讲学录》，读这本书等于当了一次启功先生的研究生。
语文教育理论方面的论著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书店偶然买到一本浙江师范大学的语文教学法教授王尚文先生的《语感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初版)，书不厚，花一夜工夫快读一遍，如闻空谷足音。
以后又读到他赠我的前于此书的《语文教改的三个浪潮》(此书印书极少，我的一本签名本也被学生取走，看来是不想归还了)。
他是较早不满“工具说”而提出“人文说”的，由此而进一步写了《语感论》，到了2000年，上海教育出版社的老编辑韩焕昌君一下子推出了《语文教育新论》丛书，先是三册：王尚文的《语感论》(修订本)、李海林《言语教学论》和李维鼎的《语文言意论》，以后在2001年又出了韩雪屏的《语文教育的心理原理》。
这样，语文教育的理论界形成了一股崭新的力量，打开了新的局面。
有关语文课程理论的著作，我看到的以下列两种最重要：一是2003年华东师大课程与教学论专业语文教育方面第一位博士王荣生的博士论文《语文科课程论基础》，可谓体大思精，对语文教育的整个大厦，作了认真的清理和评估。
还有一本是北京师大郑国民教授的《新世纪语文课程改革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第一版)，此书写得通俗易懂，而且多从实际教学取例，深入浅出，也颇见功力。
2004年，浙江教育出版社也推出了《语文课程改革理论探索书系》，先出三种：王尚文主编的《语文教学对话论》、李维鼎的《语文课程初论》和《语文教材别论》。
我认为：将对话理论引入语文教育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大事，请第一线的老师不要忽视。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以其真诚率直的性格和深沉厚实的学养积极投入语文教学的改革之中。
2003年，他把自己的有关论著编成《语文教育门外谈》(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其中确实有许多远见卓识，这是一本是感时伤世的忧患之作。
无独有偶，福建师范大学的孙绍振教授的《直谏中学语文教学》(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4月初版)，参与意识更浓，笔端的感情色彩与其理论的阐述相得益彰。
最后介绍的一本好书是南京师大附中王栋生(吴非)的教育随笔《不跪着教书》(华东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这本书是最近读书界争相阅读的热门书，不用我赘言了。
阅读学、写作学、训诂学等相关学科著作 最近这这一两年，我到处推荐美国学者艾德勒的专著《如何阅读一本书》(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更简洁一点的话，可以读复旦大学郜元宝博士辑录的海德格尔语录《人，诗意地安居》(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接下来是阐释学大师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读起来也太艰难，我用简便的办法，读洪汉鼎先生主编的《理论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有关各家的重要论著都在这里了。
近年来，有些学者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的解释学。
我读到的有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周光庆的《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中华书局2002年版)，而更切近我们语文教学的，是浙江大学蒋成瑀教授的《语文课读解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以此入门，可以；但还应该进一步探究，不能像我这样浅尝辄止。
在阅读教学方面，还有一方面最被忽视，就是教学生诵读。
当然不是照过去私塾老先生的办法摇头晃脑吟咏，也不必如今日的话剧演员拿腔拿调地朗诵。
我建议老师们不妨看一看南京师大陈少松教授的《古诗词文吟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三版)一书，肯定能为你打开吟诵之门。
下面讲写作。
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写作的，以福建师大潘新和教授用力最勤。
他的《中国写作教育思想论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和《中国现代写作教育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读了之后可以鉴往知来。
再打开眼界，则要了解国外的写作教育情况，我手边有一本刘锡庆教授组织编写的《外国写作教学理论辑评》(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写作学”是每个大学中文系都开的课。
讲义内容大同小异，搬到中小学来用，方凿圆枘，有生搬硬套之弊。
而坊间教中小学生做作文的书已泛滥成灾。
我看有两本书最好。
一是叶圣陶和夏丏尊在30年代写的《文章讲话》(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二是张中行的《作文杂谈》(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虽都是薄薄的小册子，但都说到根子上，说到点子上，远胜那些大部头的专门论著。
教学生写文章，明白这些基本的道理就行了。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文章是写出来的，多说没有用，至少不起关键的作用。
中西文化及其经典的介绍 西方名著浩如烟海，难以赘述，不如删繁就简，只介绍一套书《西方名著入门》。
这是美国哈佛大学校长罗伯特·哈钦斯和阅读学专家莫蒂默·艾德勃合编的一套丛书，共九册。
第一、二、三册是文学，第四册评论，第五、六册是人与社会，第七册自然科学，第八册数学，第九册哲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一版)，此书精选了自古希腊以来的的名著片断，并加以解说。
原是供西方中学生阅读的。
特别值得介绍的是第一册书前有主编撰写的《致读者》(16页)和《导言》(114页)，务请各位读者认真一读，真可谓“金针度人”、“指点迷津”之作。
如果要对西方学术思想有一简略的了解，也不妨读一本《西方人文主义传统》(阿伦·布洛克著，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
再说中国传统文化，最近倡导“国学”的风头很健，目前除了被按下头去读经的儿童之外，真正潜心研读者不多。
我们语文教师不能随波逐流，还是应该如鲁迅先生所说的：“运用脑髓，放开眼光，自己去拿”。
对中国文化作系统讲述的著作不少，但我却愿意介绍两本简而明的读物：一是1947年曹伯韩先生的《国学常识》(三联书店2002年版)。
此书原是供中学生读的，文字浅易而清晰。
但你一读会发现，该介绍的他全介绍了，而且功力相当深。
比读《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录》收效大，而曹聚仁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三联书店1986年版)又枝蔓太多、琐碎。
还有一本则是台湾学者韦政通的《中国的智慧》(岳麓书社2003年版)，它是与美国艾德勃《西方的智慧》相配套的普及读物。
他不以时间为线索，而列出一个个问题(哲学、科学、政治、道德、教育、宗教、社会、经济、美与艺术、爱情友谊、人的问题)分门别类地讲述，最后对中西智慧的异同作一对照表，读起来饶有趣味。
韦先生另有《中国文化概论》(同上出版社)也值得细读。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很重要，有朱熹的权威注本《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不管怎么说，它在中国教育史上的作用是没有一本书可以与之抗衡的，所以我们语文教师还是应该读一读的。
另外，杨伯峻先生有《论语译注》、《孟子译注》、《左传译注》，都是中华书局出版的，读起来更简便。
最近还看到哲学家李泽厚先生也出了《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读下来也不错。
至于台湾南怀瑾的《论语别裁》，差错不少，不敢恭维，比他差的还有，那就不说了。
《说文解字》是中国文字学的开山之作，我们语文教师是需要备一部在手边查查的，中华书局有影印本(1963年版)。
最近上海教育出版社还出了一种排印大字本，读起来更清楚。
《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是可以备一部的，如嫌它10本太多，可以精读王伯祥先生注释的《史记选》共20篇(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之一)他的注释极精，来历都说清楚的。
《汉书》以下，非研究古代历史的，不必多花工夫。
还有一套编年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明纪》。
也卷帙浩大，难以全读，可以读选本。
《老子》只有五千字，却十分费解。
如果拣看得懂的说，方便；通盘了解极难。
中华书局有朱谦之先生注本，我看台湾陈鼓应先生的《老子今译今注》和《庄子今译今注》都不错，有中华书局的印本。
《墨子》的权威注本是清末大儒孙诒让的《墨子间诂》，其中《非攻》篇选入中学教材。
《荀子》中有《劝学》篇选入中学教材，《韩非子》则有一些寓言选入中小学教材，还有《晏子春秋》中也有一些故事选入教材。
教师都应该窥其全貌，心中有底。
《世说新语》，虽说是一部笔记，可它的确是中国古代语言艺术的精品。
往往一两句话就勾勒出一个人物的形象，甚至达到它的内心深处。
阅读和写作，都应该以它为典范。
此书有两种注本，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详细些；徐震堮的《世说新语》(中华书局1984年版)简约点。
都值得一读。
《昭明文选》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是最好的一部文学总集。
所选诗文上至汉代(诗则从屈原宋玉开始)下至南朝，最优秀的作品都搜罗殆尽了。
譬如《古诗十九首》就首次出现在《文选》之中。
此书有通行的排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是唐代李善所注，共六册。
唐代以后，诗人文士辈出，各种别集众多，尤其是宋代以后能够刻印成书，更便于流传。
我们由此可以转入文学作品的选注本中去了。
古代文学作品的选本和注本 要说正宗地系统地，如同大学中文系那么沿着先秦两汉的顺序研读中国古代文学，(这当然要在很大的工夫和精力)那就要把文学史和文学作品甚至文学批评史与历代文论选串在一起读。
但这些年来，大学生立志者不少，真学有所成者不多，“心有旁骜”也。
如今亡羊补牢，再潜力来读，也未尝不可，但不必急于求成，日有所获，数年之后也大有可观。
我读到的文学史都是老一代人写的，新的所知不多，而得益最多的则是刘大杰先生1957年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三册，我曾将它抄过一遍，至今抄本还珍藏在柜子里。
这样做的好处是有一根线贯串在心中，有“历史感”。
作品呢
我看以50年代北京大学编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比较完备。
好处是选得多而精，注得详细又有来历，不同的解释放在一起供你选择，还有不少背景材料。
可惜唐宋以下就断掉了。
唐以前的诗，《诗经选》(余冠英选注)、《楚辞选》(马茂元选注)、《汉魏六朝诗选》(余冠英选注)，都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读本丛书”本子，到处都能买到。
唐诗选本极多，有名的是《唐诗三百首》，其实远远不如马茂元先生的《唐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马先生此书的好处是注释要言不烦，评析短小精要，都能点到要害上。
沈祖棻先生的《唐人七绝诗浅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也有同样的优点。
同样的，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读本丛书”本)也是注得好，评析得更好，而且钱先生的解说语言出神入化，自有一种独特的趣味。
宋词的正宗选本是朱祖谋老先生的《宋词三百首》，唐圭璋先生加以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龙榆生先生是朱祖谋(彊村老人)的嫡传弟子，他编选的《唐宋名家词选》和《近三百年(即清代至现代)名家词选》，都十分精到，可以买来读读。
《古文观止》流行数百年，先秦两汉收得太多，唐宋八家以后又收得太少，清代以后一篇没有。
为了教师进修备课的需要，人民教育出版社曾编过一套《古代散文选》三册(1962——1980年出版)这书选得精，编得严，便于教师备课参考，也可以用来进修。
明清两代的诗文，有好作品，但缺乏好的选注本。
如明末的小品文，实在是好。
张岱的《陶庵梦忆》，篇篇精彩，好在也不古奥，直接读下去，也能懂。
笔记小说是明清两代文人最喜欢的东西，老师们没事随手翻翻，如《聊斋志异》、《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等，谈狐说鬼，庄谐并出。
还有谈掌故的，讲见闻的，以及读书札记，都能增长知识，读着读着，古文就过关了，甚至还能下笔写上一小段。
何乐而不为呢
对我们教师来说，鉴赏比批评重要。
这里要向老师们郑重推荐我的老师刘衍文先生和他的儿子刘永翔教授合著的《古典文学鉴赏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他们好像在组织一场场讨论会，对古典文学中的一连串问题，召集古代的名家，各抒己见，然后再总结出自己的见解。
看起来生动灵活，有趣又有道理。
他们的话锋，穿透二三千年历史的迷雾，往往能显现古代诗文的真面目，功力是深透的。
黄山谷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便面目可憎，语言无味”。
初一语文下册三单元
沈从文（1902—1988），京派小说代表人物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人。
荒僻神秘的湘西凤凰县，有苗汉土家族的血统。
14岁高小毕业后入伍，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厌恶心理。
接触新文学后，1918年自家乡小学毕业后，随当地土著部队流徙于湘、川、黔边境与沅水流域一带，后正式参军，当过上土司书.至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 1922年在五四思潮吸引下只身来到北京，升学未成，在郁达夫、徐志摩等人鼓励下，于艰苦条件下自学写作。
1924年，他的作品最早载于《晨报副刊》，接着又在《现代评论》、《小说月报》上发表。
1928年，与胡也频、丁玲相继来到上海，曾共同创办《红黑》杂志。
1929年在上海中国公学教书。
这时期的作品结集为《鸭子》《旅店及其他》《蜜柑》等，所描写的湘西乡俗民风，引起人们的注目。
《萧萧》《牛》《柏子》《阿丽思中国漫游奇遇记》显示了他早期小说较成功的乡土抒写和历史文化思考。
1930年后赴青岛大学执教，创作日丰。
到抗战前，出版了20多个作品集，有《石子船》《虎雏》《月下小景》《八骏图》等。
中篇小说《边城》于1934年问世，标志着他的小说的成熟。
抗战爆发后，经武汉、长沙，取道湘西去云南。
途经沅陵时，写散文《湘西》、长篇小说《长河》（第1卷）。
后至昆明西南联大任教。
1945年后回京，在北京大学教书。
同时编《大公报》《益世报》文艺副刊。
1949年以后，长期从事文物研究工作。
先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和物质文化史。
1960年发表《龙凤艺术》等文。
1978年调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他以作家身份被邀参加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增补为全国文联委员。
1981年出版了历时15年写成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
汪曾祺笔下的沈从文 汪先生在他的《自报家门——汪曾祺自传》中，写到了沈从文，读来既觉真实生动，又令人油然心生可亲可敬之情。
兹录如下： 不能说我在报考志愿书上填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是冲着沈从文去的，我当时有点恍恍惚惚，缺乏任何强烈的意志。
但是“沈从文”是对我很有吸引力的，我在填表前是想到过的。
沈先生一共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我都选了。
沈先生很欣赏我。
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沈先生实在不大会讲课。
讲话声音小，湘西口音很重，很不好懂。
他讲课没有讲义，不成系统，只是即兴的漫谈。
他教创作，反反复复，经常讲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
很多学生都不大理解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理解的。
照我的理解，他的意思是：在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的都是次要的，派生的。
作者的心要和人物贴近，富同情，共哀乐。
什么时候作者的笔贴不住人物，就会虚假。
写景，是制造人物生活的环境。
写景处即是写人，景和人不能游离。
常见有的小说写景极美，但只是作者眼中之景，与人物无关。
这样有时会使人物疏远。
即作者的叙述语言也须和人物相协调，不能用知识分子的语言去写农民。
我相信我的理解是对的。
这也许不是写小说惟一的原则（有的小说不着重写人，也可以有的小说只是作者在那里发议论），但是是重要的原则。
至少在现实主义的小说里，这是重要原则。
沈从文与张兆和的似水姻缘 苏州一个名叫张吉友的富商，除了拥有万顷良田，热心于结交蔡元培这样的教育界名流、投资教育事业，还因四个才貌双全的女儿而尽人皆知。
后来，这个大户人家的二女儿张允和嫁给了颇有建树的语言学家周有光，三女儿张兆和则嫁给了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沈从文。
就在张允和与周有光喜结良缘后不久，她的妹妹张兆和也在名作家沈从文的长时间进攻下举手投降，成为这个情书圣手的俘虏。
沈从文来自风景秀美的湘西。
玲珑剔透的山水孕育了他的才情，人性甜美的凤凰小城赋予他柔顺多情的个性。
这位杰出的小说家和历史文物研究家一生共出版过三十多部短篇小说集和六部中长篇小说，是少数几个拥有世界性声誉的现代中国作家之一。
青年时代的沈从文就因写过一些新潮的白话小说而在文坛崭露头角，由于诗人徐志摩的介绍，他被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为教师。
然而木讷的沈从文第一堂课就洋相百出，他万万没有想到在那些目睹他出洋相的女学生中，就有以后成为他夫人的张兆和。
18岁的张兆和在中国公学曾夺得女子全能第一名，她聪明可爱，单纯任性。
兆和身后有许多追求者，她把他们编成了“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
二姐张允和取笑说沈从文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第十三号”。
自卑木讷的沈从文不敢当面向张兆和表白爱情，他悄悄地给兆和写了第一封情书。
老师的情书一封封寄了出去，点点滴滴滋润着对方的心。
女学生张兆和把它们一一作了编号，却始终保持着沉默。
后来学校里起了风言风语，说沈从文因追求不到张兆和要自杀。
张兆和情急之下，拿着沈从文的全部情书去找校长理论，那个校长就是胡适。
兆和把信拿给胡适看，说：老师老对我这样子。
胡校长答：他非常顽固地爱你。
兆和马上回他一句：我很顽固地不爱他。
胡适说：我也是安徽人，我跟你爸爸说说，做个媒。
兆和连忙说：不要去讲，这个老师好像不应该这样。
没有得到校长胡适的支持，张兆和只好听任沈老师继续对她进行的感情文字的狂轰滥炸。
沈从文开始了他马拉松式的情书写作。
沈从文带着巴金建议他买的礼物——一大包西方文学名著敲响了张家的大门 1932年夏天，张兆和大学毕业回到了苏州的老家。
沈从文带着巴金建议他买的礼物——一大包西方文学名著敲响了张家的大门，二姐允和出来招呼了这位不速之客。
弄堂很窄，允和对站在太阳底下的沈从文说：你进来吧，有太阳。
沈从文不进来，允和就告诉他三妹上图书馆去了，不在家，让他进来等。
沈从文听完说了声“我走吧”回头就走了。
沈从文回到了旅馆，一个人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满脑子尽是张兆和的音容笑貌。
三妹回来后，允和把她骂了一顿：你假装用功，明明晓得他今天要来。
兆和说：我就是用功，哪晓得他这个时候来啊。
允和让妹妹大大方方地把老师请到家里来，兆和终于鼓起勇气回请了沈从文。
心潮澎湃的沈从文回到青岛后，立即给二姐允和写信，托她询问张父对婚事的态度。
他在信里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请兆和吃甜饼吧。
张兆和的父亲开明地答：儿女婚事，他们自理。
兆和的电报则是：沈从文乡下人请我吃甜饼吧。
这也许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白话文电报了 带着这份喜悦，两姐妹便一同去了邮局，给沈从文发电报。
允和拟好的电报是：允。
很简单，一语双关。
兆和的则是：沈从文乡下人请我吃甜饼吧。
这也许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白话文电报了，但邮局没有收，而收下了允和的。
与沈从文订婚之后，张兆和为了和心爱的人靠得更紧，只身来到青岛，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
专心于写作的沈从文在生活上一塌糊涂，一次洗衣服时，兆和发现了一张揉碎了的当票。
原来沈从文把兆和的一只戒指当了，却忘了取回。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当时的北平中央公园宣布结婚，但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
新居是北平西城达子营的一个小院子，这个媒人是允和做的，所以沈从文一看见二姐允和就叫她“媒婆”。
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用半个日子写文章，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别的事全不能做 新婚不久，因母亲病危，沈从文回故乡凤凰探望。
他在船舱里给远在北平的张兆和写信说：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每天用半个日子写信，用半个日子写文章，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别的事全不能做。
不幸的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没有放过沈从文。
一次又一次来势汹涌的打击，使忧郁过度的沈从文陷入了病态的迷狂状态，他不断念叨着“回湘西去，我要回湘西去”，张兆和无言地面对此情此景，眼泪禁不住滚滚而下。
后来，在妻子悉心的照料和药物治疗下，沈从文渐渐恢复了健康，这些难忘的经历使他的心灵产生了对苦难的免疫力，使他和妻子坚强地度过了艰辛清贫的岁月。
1988年5月10日，饱经沧桑的沈从文安详地离开了人世，把无限的眷恋留给了白发苍苍的妻子，就如同留给了人间无限柔美的湘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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