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勾勒中国现代象征派诗的发展轨迹
象征派 20、30年代新诗创作中的一个流派。
源出于19世纪末叶法国兴起的象征主义。
1857年发表诗集《恶之花》的诗人波特莱尔被认为是象征派文学的先驱。
1886年让·莫雷亚斯在巴黎《费加罗报》上发表《象征主义宣言》，第一次提出“象征主义”的名称。
它的代表人物还有兰波、魏尔兰、马拉梅等人。
象征派艺术的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
在题材上,它表现了世纪末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颓废的思想感情和对于病态的“心灵与官能的狂热”的追求；在艺术方法上，它发展了神秘主义哲学家提出的“对应论”的观点，把自然万物视为可以向人们发出各种信息的“象征的森林”，强调通过暗示、烘托、对比、联想等手段来传达诗人内心的微妙世界。
象征派在20世纪初传入欧洲其他国家，成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一个重要源头。
“五四”文学革命初期，在《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小说月报》等杂志，对象征主义的文学思潮及创作有所介绍和评述。
田汉发表有《恶魔诗人波陀雷尔（波特莱尔）的百年祭》（《少年中国》3卷4～5期）,周无发表有《法兰西近世文学的趋势》(《少年中国》2卷4期)，并译了魏尔兰的《秋歌》、《他哭泣在我心里》等诗。
沈雁冰在《时事新报·学灯》撰文介绍象征主义，还发表《我们现在可以提倡表象主义的文学么
》，认为象征主义“是承接写实之后，到新浪漫主义一个过程”，“我们应并时走几条路”，所以应该提倡（《小说月报》11卷 2号）。
象征派对于新诗创作有明显的影响。
有人认为新文学初期有些白话诗是“用西洋 Symbolism的方法”写的（记者《书报介绍〈新青年〉杂志》，《新潮》1卷2号）。
曾留学法国的李金发的《微雨》(1925)等诗集，是中国最早出现的象征主义新诗。
他用欧化的句法和晦涩的语言表现颓废朦胧的思想和情调，被朱自清称为是把法国象征派诗人的手法第一个介绍到中国诗里的诗人。
此后取法于法国象征派诗而进行新诗创作的，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戴望舒、姚蓬子等人。
30年代《现代》杂志发表的许多作品，也明显受西方象征派诗的影响。
抗战爆发后，这个流派的诗风逐渐衰落下去，一些诗人或走向现实主义，或吸收象征主义方法写出更有创造性的诗篇。
李金发1942年即说：“象征派诗出风头的时代已过去，自己亦没有以前写诗的兴趣了。
”(《异国情调·卷头语》)
介绍一下穆旦的作品风格和特色
穆旦诗歌的语言自成一格，善于锤炼现代汉语口语的辞句，极力摆脱中国古典诗词影响的特色是明显可见的。
认同新诗的散文化，却同时以必要的节奏和韵律。
穆旦是四十年代九叶派诗人的一个代表，也是现代诗人中非常成功的一个，他的创作被誉为最能表现现代知识分子那种近乎冷酷的自觉性（袁可嘉语）。
他对英美现代诗人特别是叶芝、艾略特、奥登的熟悉，对他们的诗歌理论与批评理论的吸收，以及他年轻的活力，都使他的诗歌具有突出的现代特质。
在《春》这首小诗中，这一切也表现得非常明显。
现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诗歌内在的张力和戏剧性，往往将一系列充满对抗、冲突的词语和意象组织在一起，以形成错综、复杂而又强烈的抒情形式。
在穆旦这首诗中，我们可以发现三组不同色调的词语。
其一是强烈而动感的：火焰、摇曳、渴求、拥抱、反抗、伸、推、点燃；其二是静态的：绿色、土地、看、归依；这是草与花朵的对立， 春天内在的对立；也是醒与蛊惑的对立，是人生青春期燥动的欲望与诗人沉思形象的对立。
窗子是一种媒介，它分隔又联系了欲望与看，从而带来第三组体现着张力共存的词语：紧闭、卷曲、组合。
这三组词汇相互交织，组构了诗歌的基本框架，也奠定了诗歌沉挚、坚实、富有现代感的抒情基调；紧凑而充满张力的语言；以及饱满的节奏和集中的意象。
那么，春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它是醒来，是第一次的诞生和再生，但也是欲望与沉迷的诱惑；是飞扬的歌声与敞开的欢乐，也是沉滞的泥土与紧闭的肉体；是燃烧、分散、反抗，也是散乱之后新的组合与新生。
它是自然的春天也是人生的青春，是诗人春心的萌动和诗心的勃发。
黎明、早春、二十岁的青春三位一体，恰如光、影、声、色的赤裸与感官的和思想的敞荡，它们共同等待新的组合的出现。
穆旦的诗可谓具有真正现代意义的诗篇。
隐喻、意象的设置，使他的诗不可能像徐志摩的诗读起来那样流畅，而理解起来比古典语言形式的唐诗宋词还难懂。
穆旦的诗读起来吃力的时候让人联想起唐朝的李贺。
求800字以上《教父》读后感
作者马里奥·普佐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而且是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心脏——纽约的美国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美军中服役。
复员后，先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文艺创作，后来又在社会调查学院专门研究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
他的第一部小说《明争暗斗》被认为是描写战后被占领的德国的最佳小说；他的第二部小说《幸运的香客》被《纽约时报》称之为“小经典作品”。
《教父》是作者的第三部小说。
这部小说一出版就轰动了整个美国，引起了广泛的评论和赞扬。
美国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霍尔·伯登在《星期六评论报》上对这部小说作了深刻的分析和精辟的评价。
他是这样写的： “马里奥·普佐的新小说是一种对准顽固堡垒猛烈攻击的攻城锤，其主旨在于振聋发聩。
这是一部内容充实的家史，记录的是一个家庭不惜用枪、用斧、用绞刑具、用攻心战来实现自己对整个美国地下势力集团体系的独霸控制的详细过程…… “这部作品的故事情节波澜起伏。
普佐的表现技巧颇见功力：在他的笔下，一个本来令人感到义愤的情节都十分入情入理。
一切感情冲动，一切杀戮，一切粗鄙的两性关系，都同他所刻画的人物所处的情境协调一致。
但同时他又能把他所塑造的人物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气质烘托得具有人情味，真实可信。
“《教父》是一部令人拍案叫绝的成功之作……是揭露阴险的犯罪集团的权威性的小说。
” 普佐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成功之作，主要是因为他熟悉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阶层的秘密，也熟悉各种各样人物的生活隐秘。
对美国社会的本质，他洞见症结，因而最有发言权。
无论在美国国内或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都有不少人在考虑这样的问题：美国社会究竟怎么样
它是不是理想社会
这部小说继承批判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对这类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其生动、形象、具有说服力的回答。
作者忠于艺术规律，既不抽象地肯定，也不概括地否定，而只是客观地把美国社会最隐蔽的本质赤裸裸地揭示了出来。
作品是通过引人入胜的场面和扣人心弦的情节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
剥开富丽堂皇、令人眼花缭乱的遮羞布，人们不难看出：这里绝不是无忧无虑的人间天堂，而是地地道道的尔虞我诈的冒险家的乐园；这里处处布满了陷阱、明枪、暗箭；这里人人自危；这里，除了表面文章以外，骨子里根本没有什么“自由、平等与博爱”。
作者以艺术家的手法让我们看到的，不是美国社会生活中漂浮于表面的璀璨夺目的现象，而是隐匿于深层的阴森恐怖的本质或本质的某些方面：以维持社会治安为己任的警官、警察；以维护法律尊严为己任的法官、律师，以及身为合法民意代表的议员；以“公正、客观”自诩的报刊编辑、记者，尽管有时在同自己或自己的集团无关的问题上也能信誓旦旦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但因为他们大都暗中隶属于各个地下势力集团，所以背地里却干着同自己的公开职责大相径庭的见不得人的勾当。
从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就社会组织关系来说，美国人大都有双重身份：一种是公开的社会成员身份，例如警官、警察、法官、律师、议员、报刊编辑、记者，以及演员、店主、工会头目等等，办起事来“公事公办、铁面无私”，各人按照自己对社会的贡献领取合法报酬，这一面实在无可指责；另一种是秘密的集团成员身份，他们暗中分属于各个地下势力集团，各人又必须以公开的身份、合法的形式，为自己所属的地下势力集团效忠，从而定期获得额外报酬，这一面是绝对“保密” 的，甚至对自己的妻子儿女也是要守口如瓶的。
对美国社会的本质进行如此入木三分的剖析，是美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
人们在公开社会受到了委屈，往往得不到正义的保护。
原因是：人们在公开社会受到了委屈，根据不合理的法律条文，总是显得“活该”；而徇私舞弊者总是可以利用法律的灵活性来歪曲本来就不合理的法律，而形式上仍然是在维护法律的严肃性，是在秉公办事，结果也总是显得“应该”。
因此，人们为了在竞争中生存下去，为了预防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的悲楚，也都纷纷投靠地下势力集团，要求必要时为他们伸张正义，为此他们甘愿定期预交“保护费”。
地下势力集团买通有关当局，有恃无恐地进行各种非法活动——走私、贩毒、摆赌场、开妓院等。
通过这些活动，积聚了大量财富之后又可暗中串通公开的政治上的权贵势力，或者把他们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国家要害部门。
这样，上面有了强大的保护伞，再加上他们所掌握的舆论工具的附和，他们不但可以为所欲为，而且能够无往而不胜。
他们都有严密的组织：有核心领导班子、有单线联系的内部系统，也有层层外围组织；有自己的法律顾问，也有自己的“军队”，还有自己的情报网。
一旦自己人受到了侵害、欺压、委屈，能谈判的就谈判解决，无法谈判的就采取破坏以至暗杀手段解决。
甚至议员选举，最佳演员的选举，尽管表面上冠冕堂皇，无懈可击，但大都操纵在地下势力集团的手中。
他们一插手，就可以出冷门，出乎意料地使某些人堂堂正正地当选。
这部小说通过对美国地下势力集团之间真刀真枪的“战争”的叙写，淋漓尽致地揭示了美国社会的表层下面的最隐蔽的本质。
作者讲故事的方法也别开生面。
故事发展，当然有一条主线。
但常见的是，主线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暂停下来，分岔伸延开去，形成支线，支线发展到尽头，然后再回到主线上来，继续发展主线。
根据需要，支线可多可少。
整个故事的主线与支线的发展脉络，很像一棵大树的树干与树枝的关系。
而《教父》中许许多多的支线都不是从主线上分岔出去的，而是各有自己的源头，自己的流程，到末了才自然而然地汇拢到主线上来。
整个故事的主线与支线的发展脉络，很像一条大河的主流与支流的关系：各有源，最后聚成洪流，一泻千里。
因为可以另外重新起头，所以故事继续发展可以不受前一个阶段发展的制约。
作者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海阔天空，纵横捭阖。
这个方法值得借鉴。
“教父”维托·考利昂是纽约五大地下势力集团之一的头头。
以他为首的考利昂地下势力集团主要经营的是从欧洲走私进口橄榄油、开设赌场等等。
他的势力遍及美国东西南北各地，在政府各个要害部门也都有他的人。
他神通广大，渴求保护和支持的人们虔诚地尊称他为“教父”。
他对下面也有求必应，说话算数，从而赢得了人们的敬畏。
随便什么事，只要他暗地或公开一插手就会按照他的意志发展变化。
他是美国社会真正叱咤风云的人物。
“教父”他们坚信：在公开的社会要求正义是痴心妄想，只有在黑帮内部才有正义可言。
这是熟谙美国社会和一切资本主义社会的底蕴的人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所发出的肺腑之言。
这既是小说中人物的看法，也是作者本人的观点。
在弱肉强食的社会里，必然有人不相信社会能给他们提供什么保护。
他们不甘心把自己的命运拱手交给那些达官贵人，任其摆布，任其捉弄。
那些人有什么能耐
只不过他们能够纠集一撮人为他们捧场，使他们当选之后当官而已。
“教父”他们之所以不愿意进入公开的大社会，就是因为他们不甘心任人宰割。
他们决心在地下世界利用一切手段发展自己，壮大自己，使自己成为强者，然后再“改邪归正”。
这样，他们一进入弱肉强食的公开的大社会，就可以以强者的姿态出现，这也是一切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的上层实权人物带规律性的相同发展道路。
哪一个大财团或亿万富翁不是从营私舞弊、投机倒把起家的
中国有句古话说：“一将成名万骨枯。
”看了这部小说，我们也有理由说：“一人发财万骨哭。
”因此，作者在小说第一章正文的前面摘引了法国最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的一句名言：“在巨大财富的背后，都隐藏着罪恶。
”这句名言引用到这部小说的前面，实在贴切极了，真是画龙点睛之妙笔，点破主题之警句。
“教父”是美国社会的灵魂，是美国社会的精神之父，他和他的精神影响是这部小说的主角，也是美国社会的主角。
整个小说出现的人物将近一百个，着重刻画的有二十多个，大都是美国那个社会里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他们既是美国社会的产儿，又是美国社会的缔造者，也就是说，没有美国社会，也就没有他们；没有他们，美国社会也就不成其为美国社会了。
在这里对所有的人物一一加以评价是没有必要的，还是让读者一面读一面想吧。
但除了主角以外，特别应该提一下的是“教父”的小儿子迈克尔的妻子恺·亚当姆斯。
她心地善良，大学毕业后就去当教师，想当个奉公守法的公民，但是她同迈克尔结合了。
她只知道迈克尔作为普通人是可爱的，却不知道他作为考利昂集团的成员是可怕的。
等她知道迈克尔杀人不眨眼并对她撒谎的时候，她忿然离开了他。
但是，当她认识到迈克尔杀人都是“情有可原”、“不得已而为之”之后，她又毅然决然地回到了迈克尔的身边。
她天天祷告，祈求上帝保佑迈克尔的灵魂。
恺·亚当姆斯的性格同她的遭遇是耐人寻味的，发人深省的。
在美国那样的社会，即使有决心当好人，也难于出污泥而不染，也难于独善其身，除非是真正的彻底革命者。
作者最后让恺·亚当姆斯忿然离开迈克尔，不久又让她欣然回到迈克尔身边，这绝不是一般爱情纠纷的喜剧结局，这个突兀奇特的结局有其非常丰富的思想内容。
它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极其复杂而深刻的文艺理论问题：作家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应该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个别人物抑或整个社会
具体一点说，处于黑暗的旧社会，作家应该引导读者痛恨个别坏人抑或整个社会结构
处于光明的新社会，作家应该引导读者膜拜个别英雄人物抑或整个社会
《教父》这部小说的不同凡响的艺术魅力就在于：尽管描写的全是坏蛋，但作者曲尽妙笔，竟然能让读者不痛恨个别坏蛋，而痛恨整个龌龊的社会结构。
教父及其继承人——他的小儿子迈克尔本来都是坏透了的坏蛋，但是却并不显得令人痛恨，因为他们杀人是整个不合理的社会逼出来的，因为他们杀的也都是更坏的人。
他们同那些在幕后“坐地分赃”的政客比较起来，在“坏”的程度上，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想一想吧：明明写的是坏蛋，而且还把坏蛋的“坏”写得淋漓尽致、绘声绘色，但又要设法不让读者去痛恨坏蛋，而是痛恨那个产生坏蛋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整个社会结构。
这谈何容易
这需要多么高超的艺术技巧啊
恺·亚当姆斯能够原谅迈克尔，读者也会原谅迈克尔。
要把迈克尔的灵魂从罪恶的渊薮中拯救出来，天真的恺·亚当姆斯同无知的老太婆一样，也只能乞灵于上帝。
古今中外，杰出的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里绝不以“教师爷”自居，绝不滔滔不绝地大讲正面道理；他们绝不蔑视读者，绝不侮辱读者；他们都非常尊重读者的判断力；他们往往只“举一隅”，而让读者自己去“三隅反”；有时，他们甚至故意指出一条走不通的路，让读者自己返回到正路上来。
要挽救教父的灵魂，要挽救迈克尔的灵魂，祷告，此路不通。
那么，出路在哪里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有理由认为，过去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尽管有些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得很深刻，但揭露的大都是表面现象，而《教父》才真正挖掘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灵魂。
我们在小说中所看到的男女关系，不是哈代笔下的那种以虔诚的爱慕和缠绵的柔情为基础的、受命运捉弄的爱情悲剧，而是彻底撕去了温情脉脉的面纱之后剩下来的赤裸裸的兽欲。
人与人之间的高尚的爱情关系，已沦为禽兽与禽兽之间毫无感情的低级下流的兽欲关系。
美国社会的出路在哪里
这就是小说里全体人物的所作所为必然要引起读者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小说中所描写的人和事，尽管在我们看来有点阴阳怪气、荒诞不经，但在美国却比比皆是，屡见不鲜，也就是说，这是一部有坚实的现实基础的现实主义作品。
也可以说，这是一部认识美国社会本质的理想的读物。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作者在小说正文的前面特别声明说： “这本书里面的一切人物都是虚构的，若书里的描写同现在还活着的或已经死了的真人有相似之处的话，那也纯属巧合。
” 作者的这一声明，酷似“此地无银三百两”，从反面点明了这部小说的现实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
它是一部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又是一部生动形象的社会风俗史。
普佐是一位严肃、庄重的现实主义作家。
他的小说，不是在现代派作品里所常见的那种以扑朔迷离的荒唐的渲染作为噱头来诱使读者陶醉于虚无缥缈之中，而是以引人入胜的真实可信的素描作为楔子来启发读者认识美国社会的本质。
至于现代派，这里不打算作进一步的评述，只想援引英国文学史家艾奈特·鲁宾斯坦的一段话，从中可以看出严肃的西方学者对现代派的看法： “世纪末的美学观，在他们（按指十九世纪末以王尔德为代表的唯美派作家、艺术家，他们大都不到四十岁就死了——引者）短暂的一生中得到了昙花一现的表现。
后来又在从超现实主义到存在主义之间的许许多多陷于邪门歪道的文学流派中借尸还魂了，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流派，二十世纪资产阶级文化加速衰退堕落的过程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见《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从莎士比亚到肖伯纳》英文版，1969年，美国，下册第850页） 在现代派各种光怪陆离的变种的文艺思潮泛滥成灾的美国文坛，普佐显然是一位巍然屹立的现实主义作家。
因为他在社会调查学院受过熏陶，所以他的小说具有特别明显而突出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
马克思在谈到以狄更斯为代表的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的辉煌成就时说： “以他们那晓畅和令人感动的描写，向世界揭示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真理，比起政治家、政论家和道德家合起来所作的还多。
”（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中文版，第二卷第402页） 恩格斯在谈到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时也说：“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四卷463页） 我们也可以说，《教父》通过生动的故事所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的真理，比起所有的政治家、政论家和一切新闻报导合起来所揭示的还要多，我们从这里所能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所有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以及报刊杂志那里所能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这本书，对译者来说，之所以值得一译，对读者来说，之所以值得一读，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美国作家马里奥•普佐的作品，内容提要：美国纽约五大黑势力集团之一的维托•考利昂一家采用多种极端手段，实现了在整个美国黑势力团体中的独尊地位。
在这场斗争中有黑团伙之间的火拼；有走私贩毒的嚣浪；有赌场的烟云；有红灯区的人欲横流。
本书被认为是描写资本主义社会中黑社会现象的最具权威的作品。
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原文以及赏析
抗战胜利后，政府发动内战，镇压民主运动的倒行逆施，特别是1946年7月、的先后遇害，都使他震动和悲愤。
他不顾个人安危，出席成都各界举行的李、闻惨案追悼大会，并报告生平事迹。
1946年10月，他从四川回到北平，11月担任“整理先生遗著委员会”召集人。
经过漫长曲折的道路，在黑暗现实的教育和爱国民主运动的推动下，他终于成为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
在反饥饿、反内战的实际斗争中，他身患重病，仍签名于《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并嘱告家人不买配售面粉，始终保持着一个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的高尚气节和可贵情操。
1948年8月24日，死于贫病交迫之中。
称赞他和闻一多“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评论一下闻一多嘀诗歌有什麽特点??
<<红烛>> 还有.... 烧罢
烧罢
烧破世人的梦， 烧沸世人的血—— 也救出他们的灵魂， 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这首诗写于1923年。
诗人准备出版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在回顾自己数年来的理想探索历程和诗作成就时，就写下了这首名诗《红烛》，将它作为同名诗集《红烛》的序诗。
诗的开始就突出红烛的意象，红红的，如同赤子的心。
闻一多要问诗人们，你们的心可有这样的赤诚和热情，你们可有勇气吐出你的真心和这红烛相比。
一个“吐”字，生动形象，将诗人的奉献精神和赤诚表现得一览无余。
诗人接着问红烛，问它的身躯从何处来，问它的灵魂从何处来。
这样的身躯、这样的灵魂为何要燃烧，要在火光中毁灭自己的身躯
诗人迷茫了，如同在生活中的迷茫，找不到方向和思考不透很多问题。
矛盾
冲突
在曾有的矛盾冲突中诗人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因为，诗人坚定地说：“不误
不误”。
诗人已经找到了生活的方向，准备朝着理想中的光明之路迈进，即使自己被烧成灰也在所不惜。
诗歌从第四节开始，一直歌颂红烛，写出了红烛的责任和生活中的困顿、失望。
红烛要烧，烧破世人的空想，烧掉残酷的监狱，靠自己的燃烧救出一个个活着但不自由的灵魂。
红烛的燃烧受到风的阻挠，它流着泪也要燃烧。
那泪，是红烛的心在着急，为不能最快实现自己的理想而着急，流泪。
诗人要歌颂这红烛，歌颂这奉献的精神，歌颂这来之不易的光明。
在这样的歌颂中，诗人和红烛在交流。
诗人在红烛身上找到了生活方向：实干，探索，坚毅地为自己的理想努力，不计较结果。
诗人说：“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 这首诗有浓重的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色彩。
诗歌在表现手法上重幻想和主观情绪的渲染，大量使用了抒情的感叹词，以优美的语言强烈地表达了心中的情感。
在诗歌形式上，诗人极力注意诗歌的形式美和诗歌的节奏，以和诗中要表达的情感相一致，如：重复句的使用、一定程度上采用中国传统诗歌的押韵形式、前后照应和每节中诗句相对的齐整等等。
诗人所倡导的中国新诗的格律化、音乐性的主张在这首诗中有一定的体现。
可以说，闻一多融汇古今、化和中外的诗歌形式，以强烈的情感表达和追求精神开辟了中国一代诗风，激励着一代代的中国诗人去耕耘和探索。
七子之歌——澳门 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 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
但是他们掠去的是我的肉体， 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 魂那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 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
何谓《七子之歌》 1925年3月，身在美国纽约的著名诗人闻一多有感于时事，将被帝国主义掠走的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大，喻为七个与母亲离散的孤儿，并写出了七块土地对祖国的眷念，澳门便是“七子”之首。
闻一多先生在《七子之歌》的开篇直抒胸臆：邶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
七子自怨自艾，冀以回其母心。
诗人作《凯风》以愍之。
吾国自《尼布楚条约》迄旅大之租让，先后丧失之土地，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臆其悲哀之情，盖有甚于《凯风》之七子，因择其中与中华关系最亲切者七地，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以励国人之奋斗云尔。
国疆崩丧，积日既久，国人视之漠然，不见夫法兰西之ALSACE-LORRAINE耶?“精诚所至，金石能开。
”诚如斯，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 如今，“七子”中只有台湾尚未回归祖国。
当年闻一多先生在《七子之歌——台湾》中写道：我们是东海捧出的珍珠一串，琉球是我的群弟我就是台湾。
我胸中还氤氲着郑氏的英魂，精忠的赤血点染了我的家传。
母亲，酷炎的夏日要晒死我了；赐我个号令，我还能背城一战，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死水》 《死水》是闻一多最著名的诗歌作品之一。
又属于诗人“死水”时期诗风转变的重要代表。
这首诗后面曾署有一个写作时间：1925年4月。
据今人考证，实际的写作时间应该是1926年4月，即诗人回国之后。
老诗人饶孟侃回忆说：“《死水》一诗，即君偶见西单二龙坑南端一臭水沟有感而作……”（《诗词二题》，原载《诗刊》1979年第8期）也就是说，“死水”就是这一沟的臭水，其中填满了“破铜烂铁”，残冷炙在水中沉浮……但是，仅仅是这么一沟臭水似乎还没有理由激起诗人如此强烈的情绪波澜，闻一多肯定因“死水”而引起了对其他事物的联想。
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死水”是具有文化意义、社会意义，按照惯常的说法，也就是“祖国”。
那么，在闻一多这位爱国诗人那里，“祖国”这一神圣美好的形象是如何与这沟臭不可闻的“死水”联系起来的呢
这还得从诗人爱国主义观念、民族主义意识的实际演化说起。
必须指出的是，所谓“爱国诗人”并不是可以运用于任何时代与任何诗人的名词，诗人的爱国特征（也包括他的民族主义意识）有它特定的背景条件，比方说国破家亡、民族危机爆发之际，比方说背井离乡、浪迹海外的时候。
闻一多作为引人瞩目的“爱国诗人”，还是在他留学美国的时候。
在现代工业文明的浓烟滚滚、人声鼎沸之中，在西方文化的强大压力之下，诗人无限眷恋那“宁静”、“和谐”的“家乡”，在他的心中，那里芦花纷飞、月色溶溶，“有高超的历史”，“有逸雅的风俗”，“金底黄玉底白，春酿底绿，秋山底紫”，落英缤纷。
（参见《孤雁》、《忆菊》、《太阳吟》等篇章）显然，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与心境之中，闻一多所热爱的“祖国”是理想化的祖国，纯净化的祖国。
也只有这样理想的光芒和纯净的品格才足以让他“出淤泥而不染”，保持着东方式的“高洁”。
但是，梦幻迟早是要破灭的，尤其是对于尊重现实、所对伪饰的闻一多，当他刚一踏上思念已久的祖国，就完全失望了。
在一个封建、落后、保守、顽愚的社会里，所有的宁静与和谐都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经济落后，政府腐败，军阀混战，民众愚弱，这才是活生生的现实。
于是，所有“大希望之余的大失望”都聚集了起来，终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与北京西单的这沟“死水”重叠在了一起，——或许，是“死水”之腐朽停滞让诗人联想到了不思进取的中国吧
或许，是“死水”的恶臭污浊再一次击碎了他落英缤纷的梦境，从而刺激着他痛苦的调整自己的“乡情”吧
诗歌题为“死水”，但诗却并没有怎么描写“死水”本身的客观形象，而是面对“死水”引出的一系列想象，一系列泄愤式的诅咒。
闻一多似乎还觉得 这沟死水还污秽得不够，丑恶得不够，他发着誓要丑上加丑，乱上加乱，把“死水”搅拌得油腻腻、红鲜鲜，让它发酵、生霉
闻一多说过：“只有少数跟我很久的朋友（如梦家）才知道我有火，并且就在《死水》里感出我的火来。
”这种泄愤就是他“火气”的表现了。
全诗共分五节，前四节都在具体描写诗人是如何“调弄”这沟死水的。
他的第一个行动便是“添乱”：扔进破铜烂铁，泼入剩菜残羹。
不久，这些行动就产生了效果，在“死水”的浸泡中，铜氧化成了绿绿的模样，铁也锈迹斑斑，剩菜残羹的油腻则浮动在水面上，又因霉变生菌而变得五颜六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氧化的金属、发霉的饭菜又都发了酵，于是，“死水”便成了一沟泛着绿光的“酒”。
它“漂满了珍珠似的白沫”，上面蚊蝇横飞，乌烟瘴气。
至此，“死水”算是鲜艳夺目、光彩照人了，于是，几声青蛙的鸣叫传来，又为寂静的世界添上了几分热闹。
传统的诗歌阐释一般都倾向认为，这些看似鲜艳、实则丑恶的物象就是“反动统治者”的象征，旧中国就是这样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而我认为，这显然还是对闻一多创作的“想象”特征考虑不够，这些物象并不是诗人对现实社会的“写实”，而是诗人自己想象中要完成的“行动”，不是反动军阀将“死水”变成了这沟“绿酒”，而是闻一多立下志愿要把它变成“绿酒”
那么，诗人不是太有点“残酷”了吗
其实不然，正如俗话所说：“爱之愈深，恨之愈切”。
诗人如此看重、如此计较，又如此地忍受不了这沟“死水”的刺激，实在是因为他太希望“死水”不“死”呀
他多么愿意自己曾经魂牵梦萦的祖国一如想象中的光华美丽，而当现实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是这样的出人意料，这样的让他悲观绝望时，他能不因猝然的失落而心理失衡吗
又能不情绪性的咒骂几句、呻吟几声吗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对祖国的期望是如此的强烈，又能够理解这一期望与现实人生的深刻矛盾，那么也就不难接受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普遍存在的这一“诅咒心态”。
诅咒者并不是汉奸，不是中国的敌人，他们实实在在都是一群热血男儿
相反，冷漠与无原则的赞颂才是最可怕的，也是最可警惕的
鲁迅说过，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如若有对中国大加诅咒的，他真心地欢迎。
（大意如此）又有的同志出于维护闻一多的“爱国”形象，将“丑恶”喻为革命力量，说闻一多是隐晦地呼唤革命，我认为这既是生硬的，也完全没有必要。
闻一多作为“爱国”诗人，根本勿需后人替他作什么辩护
至于作为情绪性诗歌的特殊含意，我想也并不难为人们所接受。
此外，《死水》一诗也是闻一多追求诗歌“三美”的典范之作，绘画的色彩感不要我来多说了。
这首诗节奏感极强（音乐美），每个诗行的音组数目都相等，它们都由四个音组构成，其中一个有三个音节，其余三个是两个音节，我们不妨看第一段：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长短不齐，变化没有规律的自由诗就没有这种特殊的音调和谐的效果了。
《死水》五节，每一节均是四句，每一句又都是九个字，这样也形成了诗歌的“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即所谓的“建筑美”。
博尔赫斯有什么比较好看的作品推荐?
阿根廷人，很厉害的，恋母喜欢中国文化。
他写小说就好像历史故事一样，常常一本正经的说《XX》书XX页写了一句经典内容，但是其实都是他自己写的。
他也爱改写，改写名著，历史小说。
是后现代派。
我很喜欢他~~~~~~我喜欢《永生》《小径分叉的花园》《沙之书》《环形废墟》《通天塔图书馆》
闻一多的成就
爱情是荒芜的人性中的一点稀微的灵光，却又被情欲与私欲糟蹋得面目全非。
同鲍小姐的荒唐劣迹，同苏小姐的虚以逶迤，同苏小姐堂妹的一厢情愿，同孙小姐的仓促婚礼。
全程都体现着一个主题，爱欲与私欲的交织与纠缠。
围城中的爱情观，说得明白一点儿，其实就是一种回归现实的思考，是突破浪漫与野蛮的混杂氛围的理性觉察。
它打破了恋爱神圣的精神幻想，展现给读者一个清晰的真实地恋爱到婚姻现实历程。
套用它的名句来说，婚姻就像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
这本书就是给外面的人以窥探城里人真实生活的机会，同时让城里人倾诉进城后的感知。
文化苦旅每一章节的读后感,800字以上
1．《道士塔》 余秋雨在这篇充满了个人臆想、近似小说化了的散文中所写和表达的内容只消三个字即可说明，便是那带着琼瑶阿姨的粉泪声腔而仿佛在几卷线装古书前，对着死朽者的尸骨却竟把无缚鸡之力的臃肿全身绷紧，举轻若重、绘声绘色的泣涕道：“我好恨
” 他的“恨”一如他结尾处的虽说“默默地”但实际仍“好激动”一样，都对我够不成任何透彻肺腑的情感冲击力和感染力。
他的“恨”实在恨得肤浅，竟能把几乎所有毁损敦煌文物的罪过和仇恨的矛头都加诸于这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道士身上
余秋雨在百年之后裹着一身“文化学者”的知识优越感，坐在茶香四溢的书案前遥遥对视着世纪之初的暗夜里那焚尽生灵的硝尘，像一个深宅大院里的公子哥儿申斥着他从未真正了解、认识过的看门老仆——你为何如此败家
那时侯余先生从这老奴身上是颇找回了些道德优越感的自我满足的。
《道士塔》的实质作用也仅限于此。
聪明的作者没有忘记在最后借某个日本学者的话“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
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来挽回中国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来，而以往那些他刚刚咬牙切齿描写的中国的愚昧、荒蛮、落后、病态都集中处理算在了王道士一个“个人”的身上，并且这本应该切入审思、深思中国各种根深蒂固之病态与愚劣以及展开对影响产生了像王道士这样“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深层文化传统的批判之可能，都在“过去时”与“现在时”的泾渭分明的割裂式划分中被完完全全的消解掉了；于是，中国只要一有了坏事，便据说总是因为某几个“小人”作乱的缘故，而中国一旦有了好事，便肯定是证明了整个中华民族“向来优秀”的集体荣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上之“自尊”与“自信”便是这样得以实现和得到满足的。
正是这种阿Q式的毫无自我批判、解剖与忏悔的“胜利法”，让余秋雨笔下的中国文人与文化在矫柔造作的“痛楚”和自我麻醉式的超脱中无往而不胜，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会是一副貌似自信的“胜利在握”的模样。
但我知道，他心虚得紧。
但是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都愿意退回进所谓“灿烂文明五千年”的故纸堆里重拣起传统士人情怀的人格面具戴上，何况“到处可以遇见的中国平民”则更需要从尚未捂无热乎的“我们的文化”中找回鲁迅先生所讽刺的那种“合群的自大”式的“自尊”与“自信”来。
余秋雨很好的为庸众们做成了此事，所以我认为他的散文本质上是一种“媚俗”，并不冤枉他，只不过他这回所卖的，乃是“文化”这剂高雅体面的春药。
2．《莫高窟》 《莫高窟》所运的文字是唯美而稍显绮靡多姿的，辞藻富繁而无雕琢的赘感，将静态的敦煌壁画用活的线条和气势舞动起来，既合人与背景的内容，又能赋予横亘时空的强烈的生命与美学意义，人随画动，画从心转，幻境与当下交织，历史与色彩共升，细腻入微又磅礴挥洒，悄然无语而乐章交响。
作者的立意很清楚：想要追求一种超越了宗教、道德的敦煌艺术之“美”来。
你可以取别的视角，但“美”这个视角是合适的，同时又兼顾到了莫高窟的多层意蕴，也就是“层次丰富的景深（depth of field）”，像敦煌的意义与价值显然是“说不能尽”的经典，余秋雨是在“美”的艺术心理观照下截取他想要和欣享的敦煌片段，从这一层面来讲，应该说作者的眼界不乏大气、开阔、高远，这是其独到的地方。
但问题是，伴随着“多方面生命”的呈现、聚会、狂欢、释放，余秋雨渐渐走入了他实则认知较浅薄的“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的叙述之中，“人性”“生命”“人格”都成了反复歌咏却苍白空泛的符号，我们看到了浓墨重彩的一幅幅曼妙醉神的画，却见不着更深厚的对生命或人性本身的诠释与穿越，最终，又是顶礼膜拜式的表达了对盛唐这一个时代的无限憧憬与自豪，于是说“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个体的生命艺术之美被宏大的历史主题与廉价的民族自尊遮蔽了，于是“我们曾经拥有”“我们一千多年层层累聚”，这中间只有机械的堆叠，大失立体多维度的穿越审思，所以余秋雨的审美只能浮在表面的装修上，却无法扣问灵魂，力透出生命的本色来。
莫高窟的“美”，也因此减色不少，单薄不少。
3．《阳关雪》 阳关“终成废墟，终成荒原”。
那么这原因何在呢
作者极其隐晦的表达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当权的统治者似乎没有给艺术家们以足够的地位和尊重，所以限制了艺术家们的创作，然而艺术家们可是足够优秀足够天才足够好的。
“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这句话很有意味，很能够透视出余秋雨在拿着古代知识分子暗中自比的同时，他的双眼始终没离开过“长安的宫殿”为其所开的“门”，余秋雨性格中深刻烙印着对“权力”的心理依附，在此文中已有较深隐的体现。
他通过对古代文化名人的悲叹、哀痛、伤悼乃至鸣不平，甚至常常要挤出几滴酸度超强的枯泪来，其实正是欲寄托他自己希望当权者能施舍给像他这样的文化人以生存的空间甚或重用之的企望，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人的情结，是没有或缺乏独立人格，始终活在权力话语的阴影下谋求自我的定位，余秋雨借此将他作为这种知识分子的虚荣表现得淋漓尽致，荒原
千万别侮辱艾略特的经典大作，那不过是无奈的看着自身终入尘土的垒起的坟而已。
余秋雨仍没忘了拿唐代的造像去向文艺复兴时的西方艺术大师那里寻回一点可怜的“骄傲与自豪”，但他却不愿也不肯再继续追问：为什么如此辉煌的唐朝艺术却无法避免走向退步衰落的宿命
而西方的文艺复兴为什么却偏偏能开出一个史无前例的近现代人类文明呢
那些至今依然坐在“四大发明”之类国故上高唱凯歌颂谣的孝子贤孙们，自然是想不明白的。
4．《沙原隐泉》 此文的文笔流畅，余秋雨的文字工夫确是很强很吸引人的，其叙事往往带有鲜明的戏剧性，这是他行文的优点。
有论者因此批评他在散文里“编故事”，走金庸小说的套路，已经偏离了散文“真我”“写实”的文体要求等等，我以为这种局限性很大的批评并没有多高的价值，文学艺术上的打破文体自身或先前的定义要求与局限而进行创新、开拓、尝试是一件更应该注目和鼓励的事情，在形式上我对余文没有多少批评，尽管他自己后来把自己的拓展写作给模式化了，为人所诟病。
但是艺术上你可以做不到或者不去做“事实上”的真实（其实我们传统所谓“真实”也并不真的真实，也只是心理认识的结果），但我一直认为写作的主观“态度”必须是真诚的，失却了真诚则一切休论。
努力攀爬着才刚刚自比“高加索山头上的普罗米修斯”，旋即“哑然失笑”，竟以所谓“康德所说的滑稽”作评价，康德讲了那么多精深的哲学，他偏要选用这个“滑稽”。
我的感觉是，余秋雨不具备真正的悲剧精神和意识，虽然他最会煽情掉泪。
述老尼处简直是文人式的矫情造作，一个老人几十年的生存经过和精神情感历程竟被“眼光又转向这脉静池。
答案应该都在这里。
”一句轻轻作结带过，那这是怎样“神奇”的一脉泉啊，竟然超过涵盖了一个衰老生命的丰富与厚度
“老尼的孤守不无道理”，但不知余秋雨本人愿不愿意也这样“很有道理”的活着，尊重不应只是一种浅薄的认同，更需要一种穿透人生苦难的愿力与慧力。
5．《柳侯祠》 倘若读懂了作者“借古人的尸，还自己的魂”的深隐之意，便会觉得这是一篇作呕指数很高的“文化散文”，与其说通篇都在兜售着“文化”这个已被其弄得俗得不能再俗的空泛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化人急于想做官的心灵告白，整篇文字都流露出作者浓厚的“官本位”的思想意识，甚至十分露骨的用“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
”这样肉麻的话来直接会通今古，就差从棺椁中拉出柳宗元来现场讲几句了，并且说“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的乃是因了“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柳州当代的开放和崛起是否真是“从根子上”靠了千年之前的南下贬官们的文化遗产，我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余秋雨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没忘记格外强调了这位副市长“也是个文人”，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余秋雨也是个“文人”，而且是级别更高的大文人，那么中国若想“从根子上”好起来，实在只有起用这群大文人、小文人们来做大官、小官这一条不二法门了
可以说透过此文，我们完全看得出余秋雨骨子里几乎全然未消化现代法治社会、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他或许知道一些理论，但他接受的却是比当代新儒家还要保守的政治文化意识，这样的结果，是做官的附庸风雅操控着文化，文化人附势权力卖弄着文化，可笑的是余在文中竟还哀叹柳宗元失去了“个人的意义”，在官本位的专制体制下，个体当然无法独立或倍受压制，余既然看到了这点，却不向制度问责，而把希望寄托在“文人作官”的“人治”上，殊不知他岂是真在替古人鸣冤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罢了
6．《白莲洞》 “桃花源”千百年来竟成中国人时时梦寐以求的人间乐土之所在，“桃源”所乐者何
无战乱与征赋，平等而富足，如是而已矣，并无精神之超越，无对人性本具之罪恶与生命本有之苦难的复杂性之认识，“桃源”人也是人，就算避世再远，也逃不开罪的钳制。
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么向王权低头，要么就隐遁超脱，并无为爱为公义为超越性之真理而独立奋争的精神。
不是遮与盖，就是逃与避，在苦与乐之间徘徊不止，走向“桃源”的同时，也走向了精神价值的虚无，难道这竟是陶渊明和千百士人所向往的乐土
7．《都江堰》 这依然是一篇借着都江堰写李冰，借着李冰写“官本位”的文章，我在《柳侯祠》的评述中已有所论，只不过此番他给“官本位”注入的不是碑文诗赋而是专业的科学技术，都江堰的伟大被浓缩在了“李冰的精魂”里，作者所盼望的乃是这样的人可以子子孙孙无穷尽，于是对李冰的充满民间宗教色彩的膜拜和人而神的民间戏剧中很作了一番文章，颇为赞赏，并且说“轰鸣的江水”便因此成了“至圣至善的遗言”。
余文惯于在对山水的膜拜式夸大定位和抒写中行矫情与煽情，但他肯定不是真的要跪倒在山水文物前，他不过是做这么一个虚假的姿态而已，他的重点仍是利用这种情感的煽动去消弭理性的冷峻思考，从而使读者认同他、跟着他的观点走。
此文对“能臣干吏”的崇拜与对“清官”的崇拜一样，都是“人治”思路的认识，要知道仅凭“清官”“能臣”是无法帮助中国摆脱“人治”带来的历史循环的，但这种理性认知在作者故意营造的宏大主题与取媚民众的民粹主义气氛下，被抽空殆尽了。
余秋雨在文中说：“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我虽不知道这是否为其真心话，但通览整部《文化苦旅》，你都能感受得到这种甜腻腻的肤浅的“乐”观，而书名竟贯之以一“苦”字，什么叫做惺惺作态
什么又是矫情
看罢。
8．《三峡》 李白的诗飘逸灵动、超拔纵横、吞吐山河有余，而沉郁练达、忧患深情、悲心苦难不足，读其作品如阅其人，羽化超脱而心向隐遁的仙道气始终伴随着这位才华横溢的天之骄子，在世事的艰辛、恶劣和仕途的坎坷不顺中他选择了以桀骜不逊的风骨出入自我精神的狂欢，这与杜甫的始终不弃不舍，执著当下，痛入心髓而犹深怀抱负与忧悲进入民众、国家的苦难大有不同。
中国的多数人可能大抵都更爱读李白，因为从李白那儿能读出一种速度和快感来，但我却偏爱老杜，老杜的字句不止是用灵气泼洒的音符，更是一种血泪沉淀的生命的精魂。
他不超脱，所以他超越了那时代的每一个神往超脱的诗人。
9．《洞庭一角》 “贬官文化”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很重的一笔，贬官们仕途兴隆、官运亨通时不见有特别优异的文章出世，只是被贬外放了，才“只好与山水亲热”，有了悲戚哀愤的常情，文采竟也飞扬起来，“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
”可见贬官们的写作与抒情岂能不暗怀着盼主上查阅而重起用之的功利心思
既被“贬”了，就无奈的写写东西，这写出的东西便恰好印证了贬官的“文品”，既是别有深意和目的而写，则这制造出的“文品”确也和其“人品”相映成趣——都虚伪得紧。
那么，倘若中国文化“极其夺目”的一笔竟是如此被文化官员们弄出来的，就不晓得到底是中国的贬官们太有才了，还是中国文学创作的自我评价“太有才”了。
不过文学在此文只是装裱，重要的是“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的“声名”效应，贬官们都化了灰，山水亭阁也仍是这样的山水亭阁，还理会他什么“文学”作甚
重要的是靠文章赚得的“声名”才是眼睁睁的取之不竭的实利，文学既“帮衬”了贬官的官运又“帮衬”了旅游景点的声名，大约可以名垂青史，不朽于后人了。
读懂了余秋雨的“帮衬”，也就读懂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半。
10．《庐山》 文人因其对山水景致的吟咏而招引来世俗的拥挤，从而失去了此山此水，于是“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
但中国文人真的有叙述的这么高尚超拔吗
“苦旅”之“苦”会因为“世俗的拥挤”而消失飘散
其实，恰恰是世俗的打破山水原貌才能使精神贵族们感到苦涩，而文人在面对山水世俗化后反觉其“不苦了”，欲别寻苦境，这说明无论“苦”或是“乐”实际都未进入文人的精神深处，皆非精神加工品味后沉积转变成的苦与乐，而停留在感官层面；倘若不是这样，进入了精神层面而犹言世俗化的“不苦”与原貌之“苦”，则说明中国文人的精神较之我等俗辈凡夫实也无特异超绝之处，可以不必扬起文化优越感的架子，要独占这山那景观的，而且非得和“大官人”“大商贾”站成一线凑这很抬身价也很势利很虚荣的热闹。
11．《贵池傩》 “迷信”这个词本身充浸着一种粗暴的判断情绪，也交织着从中古甚至原始文化向祛魅的现代理性文化过度的激烈挣扎和矛盾心理。
尊重一种哪怕是荒蛮的文化是否就真的可取呢
谈尊重的大抵都是置身于其外的人，而为此荒蛮文化所深深影响的族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也许才是更大更需要思索的问题。
价值真的可以是多元的
诚如文中所言，今日乡民的重演傩戏究竟还保留几分诚意
或许内里都怀着现代商业功利的心思罢。
而这种“诚意”的保留真的需要吗
传统文化在现代性中的融解是一个大智慧的疑难问题，我个人相信真理一元，“多元”只能是形而下的多元，无论如何，“迷信”的文化不该是用强制暴力去推倒砸烂的，因为只有在“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谈尊重人的权利与尊严。
何况人类尚有太多的未知，尚需更广阔的胸襟，透过一个傩戏，可以窥视当下整个中华民族转捩期的文化困境。
12．《青云谱随想》 徐渭诸人的“狂”和后来“扬州八怪”的“怪”都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中所特有的。
鲁迅先生曾谈到魏晋时的“竹林七贤”大抵并非出于对儒家礼教的不满，乃恰恰是出于对儒家礼教被当权者虚伪利用而导致的名存实毁的现状的愤懑。
像“狂”与“怪”的文人究竟是欲反叛主流统治的文化还是变相的守护文化“真义”而仅针对当权者呢
倘若“狂”与“怪”之士果真超越了传统儒、道、释文化，则他们所藉靠的精神资源是什么
还是走向了更为肤浅颓废的虚无主义
在我看来，这些“狂”“怪”之士就像拔着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大地飞天一样，仅仅是做出了一种姿态而已，他们的无力被掩饰起来了，其实“狂”“怪”们并未真正超越甚至割断他们表示憎恶、鄙夷、轻蔑的东西，他们的血液里何尝不流淌着文化传统的因子
而且恰恰可能因为他们的资质而更深的植入。
“狂”“怪”们走入了一个他们跳不出的文化怪圈，就像如来手掌心的孙大圣，到头来反而因其独异、新奇的个性和渊博的学养而被传统文化掩埋得更深，最终却可能熔炼成了文化传统“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被数百年后的“文化学者”们反复玩味、擦拭，然后借以大作文化保守主义的文章。
“狂”“怪”们是在轮回里寻找精神突围，事实证明他们失败了，又走了回来。
对于一个没有神也没有救赎的古老民族来说，精神突围只能是又一次的“以自我为义”的自以为是。
27．《老屋窗口》 老屋只属于作者个人，何必要自命不凡的加诸自负的渲染呢
作者太爱慕虚荣了，此文可与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集做对比，鲁迅的怀旧散文从来没有这些自命不凡的虚饰之笔，先生所写的乃是切切实实的人和人生，却不是名和声名。
余文实在相形见拙，品低一等。
28．《废墟》 并非所有的废墟都能体现“悲剧精神”，也并非所有的悲剧都讲化为废墟。
废墟是一种常态，废墟中走出的人才值得关注。
29．《夜雨诗意》 夜雨未必与安逸水火不容，安逸在夜雨中顾影自怜，自哀自叹，于诗意中逍遥自适，甘愿被夜雨包围、吞噬，再无冲出的生命力和欲望，夜雨也便完成了摧毁行旅者前进的目的。
30．《笔墨祭》 一个“祭”字，保守的心态流露笔间，笔墨书法是文化艺术的载体，也有情感融入，但笔墨何尝不在千年里时时更新着内容
拒绝更新就等于自毁生命的延续。
31．《藏书忧》 藏书之“忧”实则出于读书人对“物化”了的知识的吝啬与自负上，文人相轻也相妒，慢条斯理、徐徐道来自己的藏书之富之精之珍贵，那种文人式的自得与虚荣表露无遗，这本也是人之常情，文人并非格外的鄙弃钱财，出手大方，当他像孔已己似的穷得排出几文铜钱买酒吃时便也一样要灰头土脸，最多不过吟几句“君子固穷”的圣言以备精神上对自我“文化优越”的文人身份制造几分超乎众群的幻觉，聊作麻醉而已。
所以文人的爱藏书，我认为无须上升到很“崇高”的境界位置，藏书的确一定程度的体现出藏书人特异的精神世界、治学面貌甚至是性情格调，但也仅此而已。
文人仍需将自身回归到平常心态中去，这是我的观点。
32．《腊梅》 腊梅大约真的可以给人启迪、激励的情感萌发罢，也只有人才可存有这认识，或者耳耳相传，便给了某自然界之植物以特定的性格或象征，所以后人一定要从腊梅中看出生命力的坚韧、顽强的这面来，却见不到万物的复杂性和生命中许多悖论。
腊梅固然可以御寒，但未知是否也能御热呢
33．《家住龙华》 禅味在历史的叙述和古老庙堂式建筑的烟尘中愈发显得泛黄脆软，凝固成衰朽的气色浸透在文人怀旧和超然自适的情感颓废中，家住龙华的人有很多，到头来，云在天空水在瓶，纵使老僧裁得布匹几十，喝破了柏树子的佛性有无，亦不过是家住龙华而已矣。
34．《三十年的重量》 曾经仰慕以为高大而伟岸的长辈老师若干年后却被自己带着施舍般可疑的悲悯目光俯视，并且变现成了貌似感慨命运无常却实则是在某种自得的深隐心理驱动下揣摩掂量着别人的暗疮，虚弱的喟叹声掩饰不住欲在对比中满足虚荣的潜意识。
曾经的“仰慕”是否真的仅仅是仰慕而非“出乎意料”的获奖后产生的虚荣心与感激提拔心理的结合品
一个孩子他对那位他之前从不知晓但现在却号称“仰慕”“崇拜”的老师能了解多少
倘若没有光灿灿的奖，会有这一系列的情感与心理的化学反应、物理变动吗
曾经的影子其实是假的，那些溢美之辞同样建筑在自我膨胀的幻象里，然而几十年后的身影就“真实”了吗
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因为对于一个把无论是人是物，是山水亦或事件，都拿来为我所用、为我服务、为我注脚的作者来说，这世界何劳庄禅般若的消解
本来就从未存在过深究真实的诚意。
35．《漂泊者们》 漂泊者是否都如垂死者拼命抓牢救命稻草一般顾念着早已离去远逝的精神故乡
漂泊者又如何确信自己的旅程不再是新生的行脚而重返故乡会不让自己陷入更深刻的失望乃至绝望
漂泊，是出于无奈的选择还是意志坚强凭着信心开始的
希望不是因为有可料定和可见得着的目标才出现的，希望是在前程一片虚无中才迸射出的心地之光，于无所希望的希望中行路，才真得救。
中国的老人大都沉浸在用旧袋装新酒的双重麻醉和快慰中不愿睁眼，结果酒与袋都得不着，他们老了，死了，就是一堆供人凭吊、抒情的朽骨，他们永远也无法体验《老人与海》中那个生命如基督般始终竖起、坚忍、炽烈、无法击败的老人的魂灵，他的信念带着他伸开双臂拥抱一切困境，慢慢走向新的精神彼岸，他死时，是一种救赎式的涅盘。
36．《华语情结》 语言是文化强有力的载体，人类文明正属于语言性的存在，但人言异于神言（Word），人言存在的有限性、欠缺性、虚假性被一次次证明，或者不证自明。
人言不应该被过分迷恋、执著和沉陷，运用它并超越它，而不是戴着所谓“母语”的镣铐跳舞，应不为其所累所操控，才是现在文化人的使命和人言发展的方向。
华语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古老民族接受西方文明的脚步，过去是表现为白话文同文言文的空间争夺，现下却呈现出更趋复杂、深刻的民族性文化心理的彷徨、挣扎与整合之中。
37．《这里真安静》 文章写到最后，也仅剩“安静”而已。
“军人、妓女、文人”这个模式被拔高起来赋予莫名其妙的涵义，人全都成了符号，包括那个被作者浓墨强调渲染的日本文人。
文人格外重要，仅仅因为是“文人”
历史的悲惨历程最终走向的是碑文的安静，草木的安静，一切重返自然的安静，当懦弱者不肯直面个体生命的深重罪苦和百病缠身的灵魂时，他就会一厢情愿的闭上自己的双眼然后说：安静罢，一切都回归清净了。
无声而黑暗的东方就是这样在麻木的自醉中失掉了旷野里为拯救的光呐喊的嘴巴。
苦旅，便如是安静的化为恒久的无味和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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