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通史五代十国读后感
黑格尔说:“历史往往会发生惊人的重复,但如果第一次是以喜剧面目出现,第二次则以闹剧出现。
”同样是两个绝色美女,一个成了千古帝王,一个却成了红颜祸水,害得君王都要弃城逃难,将士愤恨,非要缢死她才肯前行,遂命丧马嵬坡。
最初玄宗宠幸武惠妃,而她又很争气,为玄宗生了个儿子(寿王瑁),所以又犯了老武家的通病,起了夺嫡之心。
不停地对玄宗吹枕边风,说太子结党营私,想要谋害她们母子,玄宗震怒,想要废太子,幸亏宰相张九龄劝阻事才没有成功。
而此时一个小个的登场使得惠妃的阴谋得逞了,他就是李林甫。
中国历史上,小人也是左右政局的重要因素,每每朝代更迭、社稷颠覆,常与小人作乱有关。
李本极善揣测皇帝的心思,并勾结宦官妃嫔刺探有关玄宗的消息,因而说话总能处处迎合玄宗,遂深得玄宗宠信。
得势后排斥正士摧残人才倒还算其次,最可恶的是他出了一个馊主意。
他建议玄宗用外族蕃人任节度使(地方军政长官),因为他们“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所以易于摆布,反而不易生乱。
但谁掌权了不滋生歹念,所以这始终都是个引爆点,只要引信被点着了,随时都可能发生爆炸,这是后话。
当看出惠妃的心思后,李进谗废杀了太子瑛,并力主立寿王为太子,但玄宗并没有真的糊涂到那个地步,思来想去,考虑到太子今后要成为一代国君必须要有才能,不能因为自己喜爱的女人生了儿子就不管他是呆是傻让他做太子,所以玄宗没有听从李的建议。
不久惠妃逝去,玄宗非常想念她,其他的后宫佳丽远不能弥补惠妃死去给玄宗造成的伤害,爱屋及乌,百无聊赖之际他步入了惠妃儿子家,却得来一个意外收获。
他见寿王妃杨氏长得特别漂亮,顿时有了霸占之意,但这在道德上恐怕有些说不过去,因为他喜欢上的是自己儿子的女人。
这可怎么办呢,无意中他想到了武则天,那个都以削发为尼却依然被召回宫中立才人的例子,于是他授意杨氏出家为女道士,然后暗中将她接入宫中。
这是多么富有戏剧化的一幕呀
这个杨氏名叫杨玉环,就是开头说的那个死于马嵬坡的美女。
她天生丽质,“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56岁的玄宗为能寻觅到这个比自己小34岁,且如此美艳的女子欢喜的不得了,五年后终于公开了她的真实身份,并册封她为贵妃。
同时她的三个姐姐也都封国夫人,堂兄杨国忠也由此官运亨通,后官至宰相。
待续。
哪里可以找到五代十国的历史
五代十国,中国唐朝末年至宋朝初期的一段分裂割据时期。
有时简称五代。
唐王朝到唐玄宗时繁荣达顶峰,之后开始衰落,唐朝末年由于唐王朝的衰落加上黄巢农民起义的打击,唐朝的统治瓦解,地藩镇势力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壮大。
中国历史上唐王朝自907年建立梁朝后,中国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了后梁(907年—923年)、后唐(923年—936年)、后晋(936年—947年)、后汉(947年—950年)、后周(951年—960年)5个朝代。
南方与河东地区(今山西)则分别产生出10个割据政权,即为十国。
这十国为吴越国、闽国、荆南国、楚国、吴国、南唐、南汉、北汉、前蜀和后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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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读史书哦~
谁能告诉我晚唐之后的五代十国时期,诗风是平直简陋还是艳丽缠绵
我问的是诗风,不是词风,
平直简陋! 第一章 初宋之初:白体与平易诗风的奠定 第一节 五代十国的宗白诗风 以往的论者往往认为,初宋的白体诗是直接上承中唐的白居易, 这里显然是犯了粗疏的毛病,实际上,初宋的白体,是承五代十国而来,开端于徐铉,而徐铉等正是五代十国诗体流变的结束。
此一时期的开端恰恰是彼一时期的结束,结束的同时即是开端,正合于事物发展的规律。
因此,我们欲述宋代诗坛,必先从五代十国说起。
事实上,五代十国的诗体流变,不仅预演了宗白诗体,而且预演了初宋三大诗风的消长,而且预示了宋代诗风的走向。
五代十国的诗坛,与初宋诗坛相似的一点,就是都经历了三大诗体,即承晚唐温李而来的一派、承中唐贾、姚而来的一派和承元、白而来的一派。
所不同的是, 初宋发端于白体而终结于学习温、李的西昆,五代则是发端于温、李而大盛于白体。
五代十国之所以会白体大兴,不外乎有这样的几个原因: 首先是诗体矛盾运动的结果。
唐诗极盛,各种风格几乎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唯有俗的一派发展不够充分,在经历了元、白时期的短暂辉煌之后,就被更为夺人眼目的温、李一派的华美所超。
而温、李的的华美经历了晚唐之五代初期的发展,就阶段性而言,已经发展充分,它的再发展,有待于一个承平的时代氛围,那就是以后的西昆体的辉煌。
元、白体之俗与温、李体之艳,这一对矛盾对立体,恰恰是应该易位的时候,此其一。
其次,五代俗文化的全面兴盛,使诗歌的通俗化流向成为必然趋势。
从诗人的构成与审美取向来看,原本出身于武将的帝王,也几乎无不趋拜风雅,蜀国王建父子、南唐李家父子君臣莫不如是。
盖因天下大乱久矣,人心思于安定,渴望文化盛世。
而帝王大多行武出身(南唐除外),喜欢通俗易懂,因此也倡导通俗,遂为时尚。
其三,白居易其人其诗,作为唐王朝盛衰转变期新兴庶族的诗歌大家,集中体现着历史转折期的世俗思想和创作特征,充分呈现出封建士人思想性格的双重性和人生、 创作历程的阶段性:既尊奉儒学, 又‘栖心释梵, 浪迹老庄'(白居易:《病中诗十五首序》);既力行‘达则兼济天下',更主张‘穷则独善其身'(白居易《与元九书》);即有议论讽刺时政的讽喻诗,又有‘知足保和,吟玩性情'的闲适诗;即长于为尊古后学所倾重的古体诗,更长于时兴的近体。
‘立身白足行,为文六艺全。
'(皮日休《七爱诗. 白太傅》)其人格与诗品无不堪后世资法。
(贺中复:《论五代十国的宗白诗风》,载《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5 期。
) 有了这多方面的原因,五代十国也就形成了百川赴海的局面,如五代后周的陶谷在《龙门重修白乐天影堂记》中所说,世称白傅文行: 盖后之学者,若群鸟之宗凤凰,百川之朝沧海也。
考之五代之诗体流变的轨迹,也确实如此。
无论是由唐末原来效法温、李的罗隐等人的嬗变来看,还是从学习贾、姚一派由重贾到重姚再到宗白的发展轨迹来看,在五代十国时期,三派合一,归于学白,是大致不差的。
白体
还是元白体
其间也有个变化。
中唐时期,元、白并称,元稹名在白居易之上,不过,自唐末始,元、白两不相下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就是白体诗的俗,逐渐战胜了元体之艳,至唐末张为《诗人主客图》已经奉白为广大教化主,而元只得入室而已。
所以,元白体到了五代十国,并顺势发展的初宋诗体,就逐渐改称为白体,也只有称为白体方才准确。
五代十国时期对于白体诗的承继,首先表现在作诗的条达疏畅上。
其中导夫先路者当推香山之替人(清人郑方坤《五代诗话》)韦庄,其次有入闽后诗风顿趋浅率而逗宋格的韩渥等。
韦庄的《秦妇吟》即是其中的代表作。
其次,就是诗歌的议论化、散文化的倾向,如吴越名家罗隐、贯休等,开了宋诗特质的先河。
至五代后期,经南唐众多士人的相继探索,遂形成五代后期宗白诗风的基本特征,首先就是变白体之美刺而为吟咏性情: 呈现出范围的内敛和重心的转移,由表现广大士人怀才不遇之类的生活情感转为集中揭示上层官僚士大夫,特别是高官显宦的值宿、从幸、侍宴、应制、赏花、歌酒等种种生活感受。
(参见同上) 其次是次韵唱酬,所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白居易《与元九书》中的总结,成为五代后期及初宋的文人时尚。
再次则是对于率意而成作诗方式的追求。
此时期的三大派,无论学习贾、姚一派,还是学习温、李一派,都是需要苦吟雕琢而成,惟有白体,率意而成,直抒胸臆,更兼以学习李白的汪洋恣肆,摆脱拘束,从而在写作的领域里获得了更为自由的天地。
初宋的白体诗派,正是在这种局面的基础之上继续发展的。
第二节 初宋的白体诗 白体的浅易与晚唐体的艰涩、昆体的晦涩恰成对垒,它只是为今后的欧、苏平易思潮所做的一个伏笔,一个准备,一次预演,它只是远远地标识着一个走向。
诗史的舞台在宋初的时空里,远远没有为真正宋诗体制的演出做好准备,像是一个在潜意识里准备返朴归真的精神贵族,他还远远没有挣到足够的资本,在没有充分享受豪华奢侈之前,他是不会真正移家农舍小院去过山野生活的。
白体诗在初宋的形成,自然有它内在的要求。
白体诗的内涵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形式上的唱酬以及由此要求的简易,二是学白的积极用世,关怀民瘼,后者就要进一步上承杜诗精神。
宋朝的建立,是赵家兄弟以武将而登大宝,大概与越是自己欠缺的,就越是企慕的心理有关,有宋以来,重文轻武的风气达到了中国有史以来之最,而君臣唱酬,同僚寄送,应景应制,也就成为一时之风尚。
唱酬之作可以直接效法的正是白体。
白居易先与元稹,后与刘禹锡多所唱酬,开了唱酬诗的风气。
其中代表性的诗人有徐铉、徐锴兄弟。
徐铉归宋前,为南唐翰林学士,后官至散骑常侍,继续其文学官僚生涯。
故终其一生,唱酬诗作竟达四分之三。
唱酬生涯练就了这些文学官僚的敏捷的应对能力,他们也以此为诗家法门。
在《成氏诗集序》中,徐铉阐述了他对于诗歌本质的认识: 诗之旨远矣,诗之用大矣。
先王所以通政教,察风俗,故有采诗之官,陈诗之职,陈情上达,王泽下流。
及斯道之不行也,犹足以吟咏性情,黻藻其身,非苟而已矣。
(《徐骑省集》卷十八) 阐述了诗歌旨远用大、通政教,察风俗的政治功能和吟咏性情,黻藻其身的心理功能。
后者往往是乱世、末世的产物,而前者更多的为治世之所用。
当然,有时其消长也不与政治状况完全吻合,又有着内在的文化运动规律。
如唐代更重于政治功能,宋代在盛宋之后,更流行后者。
徐铉之说,不仅为宋代诗学重教化讽谏的诗学观揭开序幕,同时,也为以后自适诗学的观念埋下伏笔。
作为白居易为时而作观念的承继者,徐铉也继承了白居易作诗的方式。
徐铉称作诗速则意思壮敏,缓则体势疏慢。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引)下笔如风,应声而答,不假思索的文风正是此时白体诗的特质。
编纂《太平广记》的李文正公,诗务浅切,效白乐天体(北宋吴处厚《青箱杂记》)也是此意。
如徐铉的《贬官泰州出城作》: 浮名浮利信悠悠,四海干戈痛主忧。
三谏不从为逐客,一身无累似虚舟。
满朝权贵皆曾忤,绕郭林泉已遍游。
唯有恋恩终不改,半程犹自望城楼。
(《全唐诗广选新注集评》第10卷,第408页) 虽为仕南唐时作,已可见其诗歌风范。
其中有多处见得苏诗的影子。
初宋白体诗人的另一代表是李〖(日方)。
李〗(公元925 —996年),字明远,后人习惯称之为李文正。
历仕后汉、 后周两朝,入宋拜相。
主编《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宋诗纪事》辑存其诗六首。
试看《禁林春值》: 疏帘摇曳日辉辉,直阁深严半掩扉。
一院有花春昼永,八方无事诏书稀。
树头百啭莺莺语,梁上新来燕燕飞。
岂合此身居此地
妨贤尸禄自知非。
写出了初宋的太平盛世,是典型的太平宰相诗。
也有论者认为宋初白体诗,经过郑文宝对于徐铉的有意学习而承传。
也就是说,郑文宝是徐铉与王元之之间的链条,这就是更为细致的诗史流变的走向图画了。
郑文宝,字仲贤,先仕南唐为校书郎,入宋举进士,历官陕西转运使,兵部员外郎。
诗如《郢城新亭》: 每到新亭即厌归,野香经雨长松围。
四檐山色消繁暑,一局棋声下翠微。
冰片角巾簪涧月,锦文卷石砌台矶。
近来学得笼中鹤,回避流莺笑不飞。
果然,已经有些王元之的风味了。
第三节 宋诗平淡风格的先声:王禹偁 初宋白体诗,其中最有成就的当属王禹偁了。
王禹偁(公元954—1001年),字元之,钜野(今山东巨野)人。
世为农家, 宋太宗太平兴国末中进士。
他初任地方州县官吏,后掌制诰,入翰林。
因为他刚直敢谏,故一再受贬黜。
其家世与仕宦经历,使他对时政弊端有较清楚的认识,对民间疾苦有同情心。
因此,他的诗能继承杜甫特别是白居易的优良传统,对当时社会现实有所反映。
诗风简练朴素,不尚华靡,开宋诗平淡诗风的先声。
有《小畜集》。
王的生平遭际与徐家兄弟不同,他虽然进士出身,翰林学士,三知制诰,但由于他生性刚直,又上承白乐天早期的极言直谏,宣言要兼磨断佞剑,拟树直言旗(《谪居感事》),因此,他也就必然地经历了坎坷不平的人生遭际。
他三次贬谪:先贬商州,再贬滁州,三贬黄州。
丹笔方肆直,皇情已见疑(《吾志》),终致三黜以死。
他的遭际似乎就是以后苏东坡的预演,而且,王黄州三贬的终结之地恰恰是苏东坡三贬的始发点:黄州、惠州、儋州。
所以,如果人类真有托生转世的话,我相信王黄州是苏东坡的前身。
苏东坡也无数次地提及他的这个前身,特别是当他身贬黄州之后,王元之就成为了他的精神慰籍。
他在《王元之画像赞序》中说: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
然公犹不容于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于三黜以死。
王黄州死于1001年,死后36年而苏轼生,如果真有轮回的话,看来可以考证死后36年是一次轮回。
而苏轼逝于1101年,恰恰是王的100周年。
苏东坡于王黄州的巧合,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内在精神上的惊人的一致,可以说,苏东坡的那种平淡自然的美学追求就是王黄州的继续和发展,他们经历了一次否定之否定的整合。
所以,也可以说,王元之是开宋诗风气之先的第一人。
王元之的诗学观念,代表了以后宋诗学发展的基本走向。
对于晚唐五代的艳冶文风,他在《哀高锡》一诗中给予了批判: 文自咸通后,流散不复雅。
因仍历五代,秉笔多艳冶。
在《送孙何序》中,也说: 咸通以来,斯文不竞。
革弊复古,宜有所闻。
在《答张扶书》中,他张扬了韩愈的不得已而言之的观念,却扬弃了韩愈的难险的文风,主张文贵易晓。
由此出发,王元之的诗作也就很自然地突破了浅显的唱酬之意,而进一步地学习白的积极用世,由此再演进,他必然地走向学杜。
在商州他写作了《春居杂兴》诗: 两株桃杏映篱斜,装点商山副使家。
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
其子以为乃父抄袭了老杜的诗句:恰似春风相欺得,和莺吹折数枝花。
因请易之。
王元之怡然甚喜,说:吾诗精诣,遂能暗合子美耶
因此,不但不改,而且更为诗曰: 本为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
故事的本事诗固然在王元之诗作之中已属上乘,前两句显示了白体诗的那种随意而作,脱口而出的特点,后两句更有了杜诗风味。
但比之故事引发的感慨:本为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
则后者更具审美价值。
因为不仅它极具概括力地写出了他自身的诗史地位,而且,对于杜甫的认识,比之前人只是从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的集大成的地位着眼,王元之指出了杜甫的开启后人的,开宋人风气的地位。
在《日长简仲咸》诗中另有子美集开诗世界之语。
但这一名句也提示了话外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王元之碰巧用杜诗诗典而不自觉,一方面固然说明了他与杜诗风神气貌的某种肖似,但另一方面,他不知杜诗名句,让儿子指摘,也透露他读书不够、学问欠缺的消息。
这也正是此时之平易与彼时(欧、苏)之平易的不同之所在。
如果说,王元之时代的白体诗所追求的平易,仅仅是一个人年轻时代贫困的平易,历经昆体统治半个多世纪之后的欧、苏,才是经历了舞榭楼台富贵豪奢之后的返朴归真。
而后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易。
这是王元之的诗史地位之所以值得重视的原因,同时,也是其诗史地位不能过高评价的原因。
值得重视,在于他的审美倾向代表了以后的发展方向,他越过了昆体而指引了欧、苏后人;不能过高评价则在于,此时,毕竟不是他们的时代,而恰恰是与之相反的晚唐体和西昆体的时代。
所以,总观王元之的诗作,能够传播人口的,不过是十数首而已。
如《村行》: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
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
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
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太宗淳化二年(公元1991年),诗人因事获罪,贬为商州团练副使。
政治上的失意往往激活了诗人们平日为政治活动所压抑的艺术感受,从而创作出卓越的作品。
王元之没有此次的失意,也就没有这首表现西北景物和贬谪心境的《村行》佳作。
诗人们由唐渐宋,面对大自然这一审美客体,载入诗歌的韵律中,并非以描摹大自然为指归,而是借大自然的题目,以表现个人的内心世界。
贯穿此诗的情绪,是诗人面对异乡独特景物的莫名惆怅以及排遣这种惆怅的东坡式的旷达。
其中尤以颔联最为后来之学者称道。
如钱钟书评无语二字:按逻辑说来,‘反'包含先有‘正',否定命题总预先假设着肯定命题。
诗人常常运用这个道理。
山峰本来是不能语而‘无语'的,王禹?B071?说它们‘无语'或如龚自珍《己亥杂诗》说,‘送我摇鞭竟东去,此山不语看中原',并不违反事实;但是同时也仿佛表示它们原先能语、有语、欲语,而此刻忽然‘无语'。
(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版,第9页。
)日人吉川幸次郎则着重指出诗人所探索的诗风、不同的表现对象,以及同样表现对象的不同表现方式,并标示出这些变化在诗史上的坐标:这里的叙景虽然看似平凡,却含有前人所未言或未能言的成份。
如‘数峰无语立斜阳'的‘立'字,把自然拟人化,早已显出了以后宋诗的又一个特色。
又如对荞麦花的兴趣,在以前的诗里固然也出现过,但在感觉上显得新颖而有所不同。
最后一联的‘惆怅'意象,也与过去诗人的用法有别。
要是从前,诗人是感于异乡的风景与故乡不同而‘惆怅',但在这首诗里,尽管也为了怀念故乡而‘惆怅',却藉着异乡风景‘似吾乡',而流露了不妨把异乡当故乡的阔达心境。
(〖日〗吉川幸次郎著,郑清茂译:《宋诗概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版, 第74页。
) 又如学杜的《杏花》诗: 红芳紫萼怯春寒,蓓蕾粘枝密作团。
记得观灯凤楼上,白条银烛泪阑干。
清人吴之振在《宋诗钞.小蓄集钞》的序文中评价王说: 元之独开有宋风气,于是欧阳文忠得以承流接响。
文忠之诗,雄深过于元之,然元之固其滥觞矣。
穆修、尹洙为古文于人所不为之时,元之则为杜诗于人所不为之时者也。
所评确当,试与刘、叶之论相比,显然此论更为贴切。
谁能给几个五代十国、隋唐时期有趣的故事啊 本人最近对那个时期比较感兴趣
大唐帝国是中华民族引为骄傲的朝代。
唐朝开建于公元618年,皇位传衍十四世二十一君(包括武则天),历时二百八十九年。
但认真说来,大唐的太平盛世其时也短。
辉煌只不过“贞观”、“开元”几个年代,至天宝十四年,出了个安禄山,搅得天翻地覆。
这场民族大灾难通过关于唐玄宗与杨贵妃凄婉美丽的爱情故事,得以世代流传,至今老孺皆知。
但“安史之乱”的余殃却不是尽人皆知的。
严格说来。
安史之乱之后,大唐王朝再也未曾完全康复。
完备的封建制度对王朝肌体的创伤有极强的愈合力,唐王朝屡屡惊而元险。
这样又过了百余年,直到公元873年,一个十二岁的顽童登上了皇帝宝座,政局才发生无可逆转的恶化。
要说清这个儿童是如何登上皇位的,还得从他的父皇李凗之死说起。
001章 球科状元作天子 马坊太监掌朝纲 土德行唐运,二百九十春, 莫言气数尽,兴衰在于人 李凗在位十六年,年号咸通。
咸通年间,先后发生浙江裘甫起义和徐州庞勋兵变,扰得东南数二州大乱,好不容易才镇压下去。
虽然河北三藩依旧是割据状态,但奉行朝廷正朔,维持着大一统的假象。
于是皇帝志得意满,开始求长生,吃丹养气。
这修养功夫首先得思无杂虑,屏除尘务,才能心平气和,延年益寿。
但他大事糊涂,小事精明,日亲细故,毫不放权,而且世情味极浓,与一位郭淑妃恩恩爱爱。
不料他俩的唯一结晶同昌公主得了急症,忙传太医诊治。
太医们商量用药,非常小心,不敢下猛药,哪里见效
眼睁睁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妇归了西天。
皇上大怒,杀了医官二十余名,还不解恨,传旨将医官亲属三百余口关进天牢,要追出毒害公主的凶手。
首相刘瞻看不过眼,指使谏官上书,陈情救解。
谏官们尝够了暴躁皇帝的苦头,谁也不敢批龙鳞。
刘瞻只得自己亲自上阵,进宫求对,直言此事影响极大,至使“道路嗟叹,物议沸腾,”要求释放家属,抚慰冤滥。
皇上顿时火冒三丈,将刘瞻叱出宫门,旋即发出诏令,将刘瞻贬至远州恶县,与刘瞻亲密的数位朝官也相继遭贬,甚至被杀。
皇上出够了气,就为小亡灵大办丧事,花了无数钱财,热闹非凡。
朝中官员鉴于刘瞻下场,不仅无人劝阻,反而争相哭棂,而且一个更比一个表现得悲戚,如丧考妣。
更可笑的是一些无官职的富户也跟着凑趣,联名上表朝廷,表示哀悼,表上列名者竞达数万,足见导演者的本领。
皇帝见天下官民同悲,觉得他那位龙女确实讨人怀念。
臣民们都如此悲痛,父皇我不是更应有所表示么
到出殡之日,皇上碍于礼法不能亲至陵园,于是与郭淑妃同登城楼,放声悲号,很流了一阵真眼泪。
阔天地,“五胡十六国”摆开战场,城头变幻大王旗,政权走马灯式更迭。
皇上在此期间正服用金丹。
这金石之药本来猛如虎狼,而大慽大悲使肝木大伤。
木伤易枯,枯木生火,火盛心瘁,加之药石之毒,皇帝便追随他的女儿去了极乐世界,{注1}死时四十周岁,正当盛年。
他死后神位进了宗庙,庙号为懿宗,至此,我们可以称他为懿宗皇帝了。
懿宗死了,假哭同昌公主的大臣们真哭了,不过也不是哭死去的皇上,而是哭自己。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皇帝登位,难免有升有降,甚至流放杀头。
这贬降者固然悲哀,而升迁者也不可高兴过早,谁知新皇帝是什么秉性,说不定今日升官晋爵,明天便大难临头,况且在懿宗皇帝驾崩时,新皇帝是谁还不确定呢
一般来说,在正常情况下,皇位的继承人是明确的。
皇帝通常在适当时机册立一位皇太子,这位皇太子如果是皇后亲生的长子,就名正言顺。
但若正宫皇后无子,或者皇上不满意这位嫡亲长子,或者皇上不满意皇后而连带不满意皇后之子,事情就要费周折了。
如果皇帝有威望,硬性指定一个嫔妃之子为太子,臣下也只得表示拥护。
皇上若因某种顾虑而没有在生前册立太子,那么,皇帝弥留之际的遗言便是决定新皇帝的唯一依据。
但弥留之际,大臣常常不在皇帝跟前,而后妃又不能直接面对大臣,唯一能向大臣宣传“遗旨”的就只有贴身宦官了。
宦官以个人好恶为准,与某个利益相关的后妃或大臣相勾结,宣布某王子被先帝选定为接班人,这种故事早在秦始皇死时就被发明了。
当下,一个名叫李儇的孩子被推上皇帝宝座。
懿宗有八个儿子,李儇排行第五,时龄十二周岁。
我们提前宣布他的庙号——僖宗。
某刊物称,世界足球联合会宣布,确认足球发源地在中国。
对于足球运动的推进,僖宗功不可没。
在当时,长安等都市盛行“蹴鞠”游戏,鞠是一种用皮革包裹软物作成的球,这种球就是当今三大球类的前身。
一般的玩法是几人站成一定队形,用脚将球踢给对方,踢时有各种花样,以分高低。
现在云南省边境傣、缅族还很盛行此类游戏,不过球的质地不尽相同。
又有骑在马上用曲棍击打的玩法,见于古画。
这僖宗从小在百孙院,专好玩耍,斗鸡斗鹅,角力摔跤,无不出众,而尤好击球。
他即位后,大半时间还是在玩耍,又有左藏库作后盾,随意赏赐技艺高超者,自己的球艺也与时俱进,当然也更容易夺得头筹。
他高兴地与玩伴们说:要是开击球科,举行全国大考,朕一定中击球状元。
优伶石野猪打诨道:若遇上尧舜作礼部侍郎,陛下难免被驳放。
唐朝是科举初起阶段,考试科目五花八门,重大科考常由礼部侍郎充任主考。
若尧舜主考,当然是以德行为取舍了,石野猪敢于直刺皇上德行有亏,是料定皇上不会降罪。
果然,小皇帝在一阵尴尬之后,哈哈大笑。
说明他还是一颗童心。
这样一位顽童被宦官挑选出来作皇帝,自然是图他是位不认真的脚色,好糊弄侍候。
他即位的头几年,从未认真地过问国家大事。
初期代他决定大政的是拥立他的四位宦官,通称四贵。
“四贵”指担任神策军左,右中尉和枢密院的两名枢密使。
四职一般由宦官担任 。
枢密院不是职权机构,只负责传达皇上对军事问题的重要措置,其职能后来变化很大,以后章节将有较多叙述。
左、右中尉则代表皇帝施行直接控制与指挥左、右神策军。
中是宫中,禁中之意,不是大中小之中,神策军是唐后期禁卫军体系中最精锐的部队,一枝独秀,左右中尉也就需要由皇上最信任的宦官担任,遂渐养成了干预朝政的权势。
当时的“四贵”是刘行深,韩文约等人,在唐朝著名权宦中,没有他们的名字,原因是他们在职时间都很短。
封建制度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专制,就是独裁,皇上没有能力裁决,必然出一位权臣,朝政才得以运行。
这位权臣有可能是皇亲国戚,或三省大员,或太监内侍。
僖宗初立,同昌公主的夫婿,原首相韦保衡及其同伙被贬逐出京,权力形成真空,那位前任宰相刘瞻被舆论看好,朝旨下诏招回,京城官民准备举行集会欢迎,预搭彩门。
刘瞻惧风头过盛,改变日期绕道进京。
刘瞻被恢复相位不久,暴病而死,时人以为是政敌下毒所致,但事无确证,存疑而已。
朝廷没有核心人物,之后各派系顷轧,政要频频易位。
这些官员的升降敕令都经由小皇帝押敕字,下达执行。
特别是小皇帝姐夫,首相韦保衡被贬逐后又被处死,此举决非是一个小孩的意志能完成的,是谁在小皇帝背后提线操纵
一开始有人以为是刘行深和韩文约,不久二人也被解职致仕,由小马坊使田令孜接任左军中尉,成为“四贵”之首 人们这才恍然大悟,是田令孜在后台。
马坊当然是管理宫中马匹的机构,但小马坊使却不管高头骏马,给皇上驾车的骏马由天骥院等部门管理,小马坊使管理的是一种短腿小马,性格驯善,专供内苑宫壸使役,驾轻便小车,或光背骑乘皆可,是嫔娥和小王小公主的爱物。
田令孜与特爱活动的小皇帝早就关系很好,小皇帝进了大内,便把田令孜也带去了。
这田令孜虽少年便净身进宫,无缘读书,但进宫后却有书便读,读得书多。
又心性聪明,旁通贯会,对事情颇有见地,很得僖宗信服。
又善于迎合人意,也无人忌讳他。
现在他从后台到前台来亮了相。
便开始延见宾客,尊礼大臣,决心保住地位。
他明白即使权威如仇士良、鱼朝恩,也得与宰相保持好关系,而好关系来自于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
在陆续撤换了几名老资格的宰相之后,芦携与郑畋二位被推上了执政宰相的位置。
这二人一位是翰林学士承旨,一位是中书舍人,分掌内外廷文翰,都有处理中枢政务的学识和能力,更重要的是二位都因忠直而在前朝受过排挤贬逐,有很好的声誉。
还有一条也极妙:二人既是儿女亲家,不容易成为仇敌,相互顷轧;而又政见略有不同,时而相互争吵,避免了成为朋党的嫌疑。
真妙。
田令孜与二人相磨合,宰相份内的事田令孜并不多加干涉,所以三人相处得较好,芦郑二人一直在宰相位置,数年不变,朝中无大风大浪,小皇帝在画敕之余,大部份时间继续游戏,技艺越学越多,水平逾来逾高。
深宫中的少年天子并不知道此时发生的一桩惊天大事。
唐末政治昏暗,势族大地主趁机兼并土地,贫富差距逾来逾大,隐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
咸通末及乾符初,黄河中下游连续数年天灾,水旱交替,连年饥馑,朝廷减税赈灾的敕令到下面成了一纸空文,灾荒面积迅速扩大,饿殍遍野。
灾荒使百业萧条,山东私盐贩子们的经营也大受影响,于是便带头起事。
他们有自己的私人武装,有对付官兵的经验,灾民们把他们看作救星,纷纷 灾荒使百业萧条,山东私盐贩子们的经营也大受影响,于是便带头起事。
他们有自己的私人武装,有对付官兵的经验,灾民们把他们看作救星,纷纷加入他们的队伍,一起去抢官仓,吃大户,继而千百成群,攻城掠镇。
州县兵丁单弱,往往弃城而逃,农民军很容易取得胜利,起义参加者越来越多。
零星的队伍为了攻取更大的城寨,往往相互串联,配合行动。
这样便产生了有声望的首领。
山东农民军的首领分别是王仙芝和黄巢。
当然还有较小的队伍,在各自行动,他们各有自己的小首领,分合无常。
我们无须编故事完善情节。
无法明确知道他们起事的日期和具体的地点,甚至没有准确的年份,更没有起义活动的详细记载,只是偶尔有零星报告送到政府部门,而这些零星报告中又有一部份被弃置一旁而未能入档。
地方官向来是报喜不报忧的,所以存档的报告大多是“收复”某地的捷报,已是事过境迁,农民军早已将财物席卷而去了。
宰相们也未将此等报告当作重大问题奏明皇上,因而也就没有处理有关事件的诏令留下来。
把黄巢起义作为重大事件是后人的结论。
长安城中,依旧是一幅歌舞升平的太平景象。
小皇帝照常斗鸡、斗鹅、角力、蹴鞠,地方奏章和大臣表疏,皆由田令孜代皇上批阅,交翰林院拟旨,付政府部门施行。
宰臣们领导的六部,对待这些“圣旨”一点也不敢怠慢,照“规”办理,各机构运转不辍,足见我们帝国制度的优越。
一年后,群臣给小皇帝上尊号:“圣神聪睿仁哲孝皇帝”,一个十二、三岁的儿童竟然是圣明之君。
不知这位儿童是否理解徽号的真正含义。
小皇帝接受了“尊号”,在宫城正门承天楼接受礼拜,宣布改元乾符。
乾符年间的小皇帝是太平天子,宰相是太平宰相,时人有评: 皇帝功课,击球走马斗鹅。
宰相机事,会议请旨判可。
百家讲坛有没有讲五代十国或者南北朝的啊
百家讲坛没有讲五代十国的,那个时代太混乱,是大崩溃、大分裂、大融合、大统一的时代。
有讲南北朝的。
2015年4月8日,北京语言大学周思源教授做客《百家讲坛》,讲述《风云南北朝之符坚》,共12集。
《百家讲坛》是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CCTV-10)2001年7月9日开播的讲座式栏目,每周一至周日11:42播出。
栏目宗旨为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
选择观众最感兴趣、最前沿、最吸引人的选题。
追求学术创新,鼓励思想个性,强调雅俗共赏,重视传播互动。
栏目选材广泛,曾涉及文化、生物、医学、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现多以文化题材为主,并较多涉及中国历史、中国文化。
《百家讲坛》是个开放的节目。
节目内容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哲学等。
形式多样,学理性与实用性并存,权威性与前卫性并重,追求学术创新,鼓励思想个性。
适合具有中学以上文化程度,具有求知欲的观众。
十篇五十字以上的读后感
如果要著名人物,我这个比较全了,详细事件你可以查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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